《史記》中的黃帝後裔
西漢時司馬遷所著的《史記》，其中有關黃帝之論述，綜合了戰國末以來華夏知識精英整
合上古諸帝王的種種嘗試。此文獻之〈五帝本紀〉中稱黃帝為少典之子，姓公孫，名軒轅
。他生於神農氏之末世，曾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打敗炎帝。又率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
擒殺蚩尤，因而得代神農氏為天子。文中又稱黃帝在得天下之後，「披山通道，未嘗寧居
」；他的征途，東至于海，西至空桐，南至于江，北逐葷粥。文中又提及，黃帝時之官名
皆以雲命，因稱黃帝為雲師，並記載黃帝封禪、獲寶鼎、迎日推筴（制曆）等事。該文又
稱黃帝有「土德之瑞，故號黃帝」。最後，「五帝本紀」記錄黃帝之子孫--玄囂、昌意為
黃帝之子，顓頊為黃帝之孫，帝嚳為黃帝曾孫，堯為帝嚳之子，舜則是顓頊的七世孫[28]
我們可以從上述許多戰國至漢初時期有關黃帝之論述中，找到《史記》這個有關
黃帝之文獻取材根源。然而更重要的是，作為一個文本，它經過司馬遷蒐集裁剪資料、編
排書寫，成為一篇有社會功能與有目的之社會記憶，最後在某種社會與政治情境中被保存
下來。而此種由選材、製造到使用、保存的過程中，都蘊含與表現作者在其時代與社會背
景中的認同、區分與相關情感。 [29]
以「選材」與「製造」來說，司馬遷顯然承繼並發揚一個以英雄聖王為起始的線性歷史，
以結束一個亂世的征服者黃帝為此歷史（時間）的起始，以英雄征程來描述英雄祖先所居
的疆域（空間），以英雄之血胤後裔來凝聚一個認同群體（華夏）。在「使用」的層面上
，此「黃帝」社會記憶之流傳﹐強化一體的華夏認同（以及華夏與戎狄蠻夷之區分，統治
者與被統治者之區分﹐以及兩性之區分）。最後，司馬遷所建構的「黃帝」記憶被後世華
夏不斷的回憶﹑重述與再製（再組合與再詮釋），因此得到保存（以及相對的造成其它祖
源記憶的廢棄與失憶）。
由《史記》的其他篇章中，更能看出「黃帝」記憶在界定或凝聚「華夏」上的功
能。如在三代帝王「本紀」中記載，夏禹是黃帝的玄孫，殷契之母是帝嚳次妃，周始祖棄
之母則是帝嚳元妃。而黃帝及其子孫，包括夏、商、周三代王室及其支裔，又是東周華夏
諸國王室的祖源。值得注意的是，東周時期在華夏政治地理邊緣其民多為「蠻夷戎狄」的
諸國，據《史記》記載，其國君也自稱是黃帝之裔。如，對春秋時偏居東南的吳國，《史
記》有如下記載：
吳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
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荊蠻，文身斷髮，示不用，以避季歷。季歷果立，
是為王季，而昌為文王。太伯之奔荊蠻，自號句吳‧荊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為吳
太伯……。
自太伯作吳，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後為二：其一虞，在中國，其一吳，在蠻夷。[30]
因此春秋末期的吳王自認為，也被當時的華夏認為，是姬姓之國。與吳相敵的越
國，在《史記》中其國君則為「禹之苗裔，而夏后少康之庶子也」；因此也是黃帝之裔。
[31] 對於西方被視為戎狄的秦人，《史記》對其王室之祖源也有如下記載：
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脩。女脩織，玄鳥隕卵，女脩吞之，生子大業。大業取少
典之子，曰女華。女華生大費，與禹平水土……。舜賜姓嬴氏。大費生子二人：一曰大廉
，實鳥俗氏；二曰若木，實費氏。其玄孫曰費昌，子孫或在中國，或在夷狄。 [32]
如此說來，秦人算是黃帝後裔的姻親，也曾輔佐黃帝的後裔。然而，如果這是秦
人自我宣稱的祖源，那麼這樣的祖源也可謂是一種選擇性記憶--知有母不知有父，藉以與
黃帝繫上血緣關係。
關於南方曾被視為蠻夷之楚國，《史記》也將之繫於黃帝後裔。其說如下：
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高陽者，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
生重黎……帝嚳命曰祝融。……以其弟吳回為重黎後，復居火正，為祝融。吳回生陸終‧
陸終生子六人，坼剖而產焉。其長，一曰昆吾，二曰參胡，三曰彭祖，四曰會人，五曰曹
姓，六曰季連，羋姓，楚其後也……。季連生附沮，附沮生穴熊。其後中微，或在中國，
或在蠻夷，弗能紀其世。 [33]
北方之魏，《史記》中亦稱其公室為畢公高之後。「畢公高與周同姓。武王之伐
紂，而高封於畢，於是為畢姓。其後絕封，為庶人；或在中國，或在夷狄。」 [34]
在《史記》中這許多的「族源」記錄中，有幾點值得我們注意。第一，這些古部
族起源述事的書寫模式，似乎是在原來各部族的「族源」之前添加一個與黃帝相關的起源
。《史記》有關吳、楚兩國王族源流記載中，都有一些相當長的父子相承譜系記錄；這些
看來都較像是本土族源記憶，並與同一記載中之「起源」--與黃帝有關的族源書寫--之間
有斷裂、不銜接的跡象。 [35]
又如，不同於夏帝系之「父系祖源」書寫，殷、周祖源在此是以「母為帝嚳之妃」與黃帝
產生聯繫；此應是在殷、周兩族「母系祖源」的族源述事上，添加上了黃帝血緣記憶而成
。商周與夏之王室族源述事模式差異，也顯示三代「共祖」之說的虛構性。
第二，幾乎是毫無例外的，各族群「起源」都始於一位「英雄祖先」。顯然有些曾流傳的
「兄弟故事」，如炎、黃為兄弟之說，被司馬氏放棄。有些則被納於英雄祖先「歷史」之
中；如〈楚世家〉中所稱的昆吾、參胡、彭祖等部族之祖為兄弟（陸終之子）之說，如〈秦世家〉中的鳥俗氏與費氏兩部族祖先為兄弟之說。第三，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以上《史記》有關吳、秦、楚、魏之族源述事中，司馬遷都解釋說，其子孫或在中國，或在蠻夷、夷狄。如此便將這些原被華夏視為蠻夷戎狄的華夏邊緣族群，藉由「黃帝子孫」而納入華夏之內了。不僅如此，《史記》中如是之記載，
更成為華夏與非華夏間一個開放的、模糊的邊界，使得後世許多邊緣之非華夏得以假借此
記憶成為華夏。總而言之，司馬遷不只是參考戰國至漢初作者們的作品，來完成《史記》
中有關「黃帝」的述事。更重要的是，承繼自戰國至漢初的「華夏」概念，引導及影響他
有關黃帝「歷史」的取材與書寫；相應的，他有關黃帝的「歷史」書寫（再建構），更進
一步定義與詮釋了「華夏」概念。
最後，我們必須釐清這樣的「華夏」認同之本質；黃帝論述仍是一個很好的線索與指標。
簡單的說，我們可以將戰國至西漢之作者們（包括司馬遷）當作人類學田野中的「土著」
，看看「土著」們如何追溯其祖先，或他們認為誰是此共祖的後裔。以此而言，首先，顯
然此時黃帝的血液只流入三代、春秋戰國以來許多的大小封國之邦君家族及其支裔之中，
並以「姓」作為此血緣聯繫的符記。所以，戰國至漢代雖然有「華夏」認同，然而此與今
日「每一中國人皆為炎黃子孫」之認同概念仍有一大段距離。其次，在《史記》有關黃帝
之歷史述事，及以黃帝為祖源的各國歷史述事中，「歷史」不只詮釋「血緣」，也詮釋其
政權與領土的合理性。因此可以說，在漢初時期，以黃帝記憶來界定與理解的「華夏」與
「中國」其含義是相近的；都蘊含著血緣、政權與領域三者一體之隱喻
(metaphor)。第三，如果我們以「黃帝記憶」的擴張來思考「華夏化」問題，那麼由戰國
末到司馬遷的時代，知識菁英們所關心的除了各封君家族外，似乎只是「華夏之域」或「
華夏之國」而非「華夏之人」。也就是說，在吳、越、楚、秦等華夏邊緣之地，黃帝血脈
只及於各地統治家族；此祖源記憶中的政治權力與領域隱喻，強化或改變各國統治家族原
有的對「地」與「人」的政治威權，如此其「地」自然被涵括在華夏之域中。在此域中之
民最初並非透過「血脈」，而是受「教化」，逐漸由「蠻夷戎狄」而成為華夏。至於在華
夏的核心地區，似乎在春秋戰國時也非所有的民眾皆有姓；至少在作為社會記憶的文獻書
寫中，此時他們絕大多數是沒有聲音的人群，因此也無由與黃帝牽上血緣關係。
如此黃帝記憶所界定的「華夏」或「中國」之人，與今日以「炎黃子孫」所界定的「中國
人」或「中華民族」，其間自然有相當距離；其距離主要是後者在兩種「邊緣」上的擴大
。一是，在政治地理邊緣上，今之「炎黃子孫」比漢代「黃帝之裔」之範圍更向外推移。
二是，在華夏域內的社會邊緣上，今之「炎黃子孫」比漢代「黃帝之裔」之範圍更往社會
下層擴大。以下我將說明，這兩種邊緣的變化都不只是近代國族主義下的創造，而有一個
歷史的發展過程。推動此兩種邊緣人群認同變化的主要途徑，便是華夏邊緣人群對黃帝的
「攀附」。
華夏政治地理邊緣的黃帝攀附
華夏邊緣人群對黃帝的攀附，更清楚的表現在漢晉時期「蜀人」的例子上。近年來喧騰的
廣漢三星堆文化，證明在相當於中原的商周時期或更早，蜀地已有相當昌盛的文明，與具
相當規模的政治體。我在過去的著作中曾提及，廣漢三星堆文化有一重要歷史意義被許多
學者們忽略了；由漢晉蜀人對本地的文獻記憶看來，當時他們已遺忘了這文化所代表的本
地古文明。 [39][39] 接下來的問題便是：如何遺忘？為何遺忘？
西漢末，在蜀人揚雄所著的《蜀王本紀》中，便表達了當地人對古蜀君王的「失憶」。該
文稱︰「蜀之先，稱王者有蠶叢、柏濩、魚鳧、開明，是時人萌椎髻左衽，不曉文字，未
有禮樂。從開明已上至蠶叢，積三萬四千歲。蜀王之先名蠶叢，後代名曰柏濩，後者名魚
鳧，此三代各數百歲，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頗隨王化去。」 [40]
在這段文字中，「椎髻左衽，不曉文字，未有禮樂」是將本地的「過去」蠻荒化。作者稱
，「從開明已上至蠶叢，積三萬四千歲」及「此三代各數百歲，皆神化不死」，是將本地
的「過去」神話化。最後，「其民亦頗隨王化去」之語，是直接切斷當今（漢代）蜀人與
這些古人間的聯繫。將本地之過去（歷史）「蠻荒化」、「神話化」，並切斷與本地過去
人群之關係，這便是漢代蜀人遺忘「過去」的途徑之一。
遺忘過去更積極的途徑便是建立新的歷史記憶。《史記》中稱：「蜀之先，肇於人皇之際
。黃帝與子昌意娶蜀山氏女，生帝嚳，立，封其支庶于蜀。歷虞、夏、商。周衰，先稱王
者蠶叢。」 [41][41] 這是將「蠶叢」納入一個「可信的」線性歷史之中。這歷史的起點
，便是黃帝。約成書於戰國至西漢的《世本》中也記載：「蜀之先，肇於人皇之際。無姓
。相承云，黃帝後。」 [42][42] 以此來說，蜀人在此時也自稱為黃帝後裔了。
蜀人對黃帝的攀附，更間接透過黃帝後裔--「禹」。《蜀王本記》中稱，「禹本
汶山郡廣柔縣人，生於石紐。」晉人常璩在《華陽國志》中也稱，在蜀之廣柔縣，「郡西
百里有石紐鄉，禹所生也。」 [43][43] 揚雄、常璩、譙周等，都是巴蜀之人。蜀人的本
土感情及相關歷史記憶，更表露在《三國志》秦宓之傳記中。該文記載，秦宓為蜀郡廣漢
人；時廣漢太守夏侯纂曾輕蔑的問宓及本地功曹古朴，當地士人比其它地域之士人如何。
秦宓傲然答稱︰「禹生石紐，今之汶山郡是也。」 [44]《三國志》中有多處記載中原人
士對蜀人之輕蔑，以及蜀人的本土自傲。這都顯示，漢代魏晉時蜀地之人，在整個華夏
中仍居於華夏之邊緣此種認同邊緣危機，使得他們有意攀附黃帝、大禹來強調自己的華夏
認同。
晉常璩所著的《華陽國志》，是目前所見最早且較全面的蜀人本土地方志著作。
書名「華陽」即有居於華夏南方邊緣之意。 [45][45] 在這本書中，他述說蜀（與巴）的
起源稱︰「黃帝?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陽，是?帝嚳，封其支庶於蜀，世?侯
伯C」 [46]
這是蜀地本土之人攀附黃帝祖先的明例。在本書「蜀志」之末，常璩對蜀地之讚詞中稱「
故上聖則大禹生其鄉，媾姻則黃帝婚其女」--更反映了在此時代的蜀人認同中，黃帝、大
禹都是值得驕傲的歷史記憶。然而，有趣的是，在《華陽國志》有關古「巴蜀人」起源的
問題上，常璩又引述了另一個說法︰
洛書曰：人皇始出，繼地皇之後，兄弟九人分理九州為九囿，人皇居中州制八輔。華陽之
壤，梁岷之域，是其一囿。囿中之國則巴蜀矣。 [47]
我曾以「歷史心性」來解讀以上資料。簡單的說，蜀人常璩以兩種歷史心性來說
明本地人的「起源」。一是在「弟兄故事」歷史心性下，作者述說巴蜀、中州及其它地區
的華夏都起源于幾個「弟兄」；但承認「人皇居中州」，自己的祖先居於邊緣（輔）之巴
蜀。二是，在「英雄歷史」之歷史心性下，他將本地古帝王的起源溯自黃帝，但承認黃帝
為正宗，蜀的帝王為黃帝「支庶」。兩種文本述事所顯示的情境 (context) 都是--當時在
如常璩這樣的蜀人之自我意識中，他們是居於「華夏邊緣」或「中國邊緣」的。 [48]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無論是黃帝的後裔或是人皇的弟兄，巴蜀之人與中原華夏的血緣聯
繫仍只限於巴蜀的統治家族--統治君王的血液來自黃帝（或人皇兄弟），其臣民仍透過
「國」（空間）的華夏化而成為華夏。
--
※ 發信站: 批踢踢實業坊(ptt.csie.ntu.edu.tw)
◆ From: 211.23.19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