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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明珂】
近代羌文化探索──有關服飾與語言的書寫
關於所謂「五胡」之一羌族的研究，學者將「羌族」視為一在歷史中綿延的民族實體。因
此某些「文化特徵」，特別是能聯貫古今的文化特徵，如火葬、白石崇拜、邛籠（石碉樓
）、牧羊以及與羊相關的宗教信仰等等，都被視為典型的羌族文化。學者們認為，這些文
化特徵在歷史中的綿延，顯示一個民族在歷史上的綿延。其空間分布及變遷，也代表一個
民族的空間分布及其遷徙、變遷。
由文字的構成來說，無疑，「羌」這個字由「羊」與「人」兩部分構成。東漢許慎《說文
解字》中稱：「羌，西戎羊種。」同時代應劭所著《風俗通義》中也稱：「羌本西戎卑賤
者也，主牧羊，故羌字從羊、人，因以為號。」我們知道，在商代「羌」這個字就被用來
稱一些晉（山西）、陝（陝西）、豫（河南）之交的人群。戰國思想家也以「氐羌」來稱
隴西或更其西方的人群。因此，漢代學者以西方「牧羊人」來理解「羌」，只是延續一個
自商代以來西方異族概念。在經濟生態、宗教信仰或族源傳說上可能與羊有關的西方人群
，在東方商（中國）人眼中是異類，因而造出這個「羌」字來稱呼他們。然而這並不表示
所有西方牧羊的，或其信仰、族源傳說與羊有關的人群，便都是同一民族。無論如何，「
羌」是商（中國）人與後來的華夏對異人群的稱號。
相較於過去華夏對於羌人文化的簡單描述，二十世紀上半葉之學者們對於「羌民」文化的
紀錄與研究則豐富得多。主要原因為：這是一個國族主義與「民族」概念，以及相關新學
術逐漸普遍的時代。由於「民族」被視為一群有共同血統、語言與文化的人群，因此中西
學者對「民族」的研究，經常由這些「特徵」著手。在各種文化特徵中，最受他們矚目的
便是土著的服飾、飲食和語言。
族群的自我認同
如此思考民族文化特徵，恐怕不只是近代國族主義下的產物，而來自於更基本、普遍的人
類社會分群法則──人們常藉由「身體」及「語言」來體察並強調個人的社會存在與特性
，以及我群與他群間的認同與區分。與人們的認同與區分有關的「身體」，不只是指我們
生物性體質外觀（皮膚、頭髮等）；由於族群認同區分常存在於體質外觀沒有差別的人群
之間，因此人類常以「文化」來修飾、想像我族或異族的「身體」。此文化認知、實踐與
想像中的「身體」，包括「外在身體」，如修飾的身體外觀（刺青、鑿齒等習俗）與延伸
的身體特質（服飾與肢體動作語言等等），以及「內在的身體」，也就是由食物與其他因
素造成的身體特質。「外在身體」是一種文化認知與實踐之產物。「內在的身體」，特別
是由「食物」造成之身體，除了認知與實踐之外，常常只是一種想像。中國古文獻《禮記
》中，敘述四方之民與中國人之間的區分：
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東方曰夷，被髮紋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
，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
穴居，有不粒食者矣。
這個記載顯示，《禮記》作者認為中國人與「夷戎蠻狄」之區分，表現在由髮式、服飾、
紋身等所造成的「外在身體」，以及由食物所造成的「內在身體」之上。又如《周書》記
載，一位派駐邊疆的中國官員劉璠與其妻，順應當地羌人習俗；作者也是以「食麥、衣皮
」，來描述他們所跟從的異族習俗。
語言，在人類的社會認同與區分體系中扮演重要角色。這可以由語言的兩項功能──溝通
與掩蔽來說明。一方面，語言是人與人之間溝通的工具。同一族群的人經常往來溝通，使
得可溝通彼此意念的共同語言能持續存在此一人群之中，也因此強化彼此之我群認同。在
另一方面，語言也是一種區分與掩蔽的工具。不經常往來溝通，或雙方有意避免往來的族
群，刻意發展對彼此而言可遮隱意念、隔阻溝通的語言，因而造成並維持彼此在認同上的
區分。或者，在語言的溝通與掩蔽雙重意義下，對話者以最狹範圍的共同語，來強調、凝
聚彼此親近的一體感。兩種語言究竟是「可溝通的」或是「相互閉塞、難以溝通的」，並
非只受語言客觀的結構同異影響，也經常受人們主觀認同影響。因此，人類普遍以此客觀
與主觀之「語言」同異，來認知並區分「我群」與「他群」。
一九二O至一九四○年代，少數學者進入岷江上游嘗試探索「羌民」文化。在他們的調查
與描述中，本土服飾、飲食習慣和語言是重要的文化項目。然而，他們留下的資料顯示，
當時這種羌民文化的探尋工作似乎充滿了挫折、模糊、爭論與想像。
一九二O年代初，英籍傳教士陶倫士（T. Torrance）在岷江中、上游「羌民」地區宣教。
他深愛他的教民們，也對他們的文化習俗及其來源深感興趣。由於將「羌民」宗教視為一
種「一神教」，因此他認為這民族是古以色列人的後裔。「羌民」的各種文化特徵，被他
引來證明這個觀點──今之「羌民文化」，對他而言，是一種古代傳統的延續，藉此他證
實羌民為「古以色列人後裔」。
羌人的服飾
在對羌民服飾的描述中，他特別強調當地人所穿的白色長衫。他說，大部分的羌民「仍」
穿白色麻製衣服，而且他推測過去「曾經全都如此」。他認為尚白、潔淨，以及以白為善
，這都是以色列人的習俗。因此衣尚白的羌民也應是以色列人的後代。還有，關於當時羌
民普遍穿著的羊毛織物，■織褂褂，他稱：「一種古代的編織工藝，仍用於製作床毯、氈
帽、腰帶與粗絨帶，此種絨帶被用於綁腿與做成衣服。」顯然他將之視為古代西亞服飾傳
統的殘餘。又如，陶倫士指出有些地區羌民婦女配戴銀環為頭飾、耳飾，而在巴勒斯坦地
區Ramallah婦女頭上也有配戴銀幣飾的習俗。在
食物方面，他稱羌民吃燕麥、大麥與玉米製的烤餅，以及飲「咂酒」。他引《聖經》中的
記載，說明古猶太人也吃這種餅，以及飲類似的「酸酒」。在語言方面，他無法證明當時
羌民的語言與猶太語有何關聯，但他說，羌民「已遺忘了他們的語言，失去了原始卷稿，
他們目前說的是雙語：漢語，和一種與藏語、嘉絨語同源的語言。」顯然，陶倫士所說的
「羌民文化和其原有語言」，實為根據他自己選擇性的觀察加上一些歷史想像而成。他遙
想，過去有一典範的羌民文化、語言，一種出於以色列原鄉的典型語言和文化；目前所見
是此典型文化變遷後的殘餘。這樣的想像與建構，在其著作中透過敘事之用字遣詞（narr
atives），強烈表露與展現出來。
一位美國學者葛維漢（D. C. Graham），約在一九二五至一九四八年間，也來到岷江上游
地區蒐集民族學、考古學與生物標本。他對當時羌民的服飾有更詳細的描述：
羌民一般穿著未染色的麻布衣服，白色的或接近白色的，因為那是自然的顏色……。男女
都纏綁腿……。男女都包頭巾……。暗羊毛較暖的衣物在冷天穿著。第三種，通常是無袖
的，用動物皮製成，毛留在皮衣上。有些羌民穿由漢人那買來的棉衣……。在有些地區，
最好的男女麻衫由頸到腰有藍布邊，在這些簡單的藍布邊上，繡上白色簡單的星星、花朵
及幾何圖案。男人與女人都繫衣帶。一般都是白色麻布，但在汶川與理番則有彩色精緻圖
案的腰帶。證據顯示，汶川的羌民自瓦寺採借此種腰帶，而理番的羌民採借自鄰近的嘉絨
。因為其他地區的羌民都沒有做或佩這樣的帶子
，但在瓦寺或嘉絨中卻被普遍佩帶……。羌民婦女有時學漢人的繡花圖案，繡在她們的衣
袖或圍裙上。由葛維漢對羌民服飾的描述看來，他相信有一個羌民服飾文化──原料與色
澤均質樸是其特色；在這一點上他與陶倫士所見略同。不同的是，他認為這個文化是本土
的，而非移自中東。他們所見更大的不同是，陶倫士有意忽略各地羌民之間的文化差異，
以建構一個純粹的以色列文化之東方遺存。葛維漢則注意到此文化有相當區域性差異，如
原來質樸的羌民服飾在特定地區或有各種「加工」(刺繡與花腰帶)。他將此種文化差異歸
因於漢與嘉絨兩方面的文化影響。在飲食方面，他以羌民日常食物來自種植、採集、狩獵
，來強調其「原始性」。另一方面，他又以使用筷子，及部分羌民不吃牛肉的習俗，來強
調羌民的漢化。
漢藏文化的影響
在羌民的語言方面，同樣的，他指出不同地區的羌語有很大區別。他說，羌民是他曾接觸
過的族群(ethnic groups)中語言分歧最大的一個。雖然體驗到羌民語言有很大的分歧，
但他仍認為這是「一種語言」；他接受當時中國語言學家聞宥的意見，認為「羌語」是一
種古老的藏緬語，因此羌民是黃種人的藏緬語支民族之一。他也提及，由於「漢化」影響
，許多地方的羌語正在消失之中。
早在一九二八年，任職於剛成立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黎光明，與其友人王元輝
結伴到岷江上游地區作民俗考察。他們對羌民的風俗習慣，有如下的綜合描述：
羌民和土民也有很多互為同化的痕跡，有好些風俗習慣是羌、土通有的，究竟不知是誰同
化於誰。就衣、食、住三方面的大體言之，羌、土都是差不多的。
也就是說，我們找不到「客觀文化特徵」，來區分羌民與土民(由藏族地區移來之瓦寺土
司屬民)。甚至，對於目前被認為是「羌族」文化標誌的纏頭帕習俗，黎光明等人在報告
中特別指出：「以布纏頭代帽，是川西漢人的習慣，並不是羌民或土民的特俗。」在他們
看來，羌民、土民與漢人至少在服飾文化上差別不大。一九三O年代，曾到川康邊疆遊歷
的莊學本也有類似的看法…。
詳文請見《歷史月刊》第188期---
【2003/10/08 歷史月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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