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概念與其經濟介面
‧歷史月刊 2005/05/20
中國考古學上呈現的許多大型複雜社會，例如紅山、良渚、
陶寺、朱封、石家河……等遺址，常被界定為「古國」，亦即古代的「國家」。
【文／許倬雲】
三月中，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舉辦了一場有關古代文明的討論會，會中討論的主題之
一，即是古代文明的群體性質，大多數學者，遂以「國家」的觀念，討論考古學上那些複
雜的大型社會。我則以為「國家」的觀念，代表政治權力，包括「國家」對於其人民以公
權力的名義，強制約束個人的行為（法律），收取人民的財富（賦稅），及人身的服役（
徭役，兵役）。一個政治權力主體的大型社會組織（國家），不論其君主，民主或階級統
治，往往有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區分，與一定的統治疆域（領土的主權）。然而，凡此觀
念，都在近代的國家形態，始呈現具體的內涵。
在古代，大型社會群體，還會有其他的形態，一方面，自古迄今，不同的社會複雜體系內
也還有許多不同的變化過程，出現過各種形態的社會群體。近代國家的定義，多是歐洲文
明崛起時，以其演變結果，推廣於世界各處，以致舉世以為這一近代國家形態，乃是人類
社會群體的終極模式！
中國考古學上呈現的許多大型複雜社會，例如紅山、良渚、陶寺、朱封、石家河……等遺
址，常被界定為「古國」，亦即古代的「國家」。
同時，一般意見又往往從這些文化遺址分布，推論出「古國」的勢力範圍。這一推論的過
程，真實似有檢查的餘地。
人類行為，當有發生經濟活動的介面，其在人類生活意義的重要性，當不下於人類基於支
配欲而引申的政治行為。物質生活中，取得生活資源，在自家生產，與暴力掠取外，貿易
交換是最為常見的行為。新石器時代開始，人類逐漸發展了生產生活資源的能力，例如農
業與畜牧，人類遂有定居的社區。此時，由於各地自然生態不盡相同，各地有其特產，也
因此有本地難以取得的資源，以其所有易其所無，遂有區間貿易的行為。在兩河流域古代
文明，受沖積平原自然條件的限制，缺少木材石材，於是，兩河流域的「城市」，常以神
廟為中心，派遣商隊遠道取得這些自己欠缺的生活資源，神廟是集合人力與財力的指標，
也是分配物質及支配人力的機構。兩河城市的政治化，以至成為有力者執掌主權的城邦國
家，即由此發軔，然後才演變為大型的王國。以中國地區及其周邊可見的情形言，由中國
西去的「絲道」，自古是重要的區間貿易通道。「絲道」的路線頗多，從北計算，至少有
三、四條平行而又交叉的路線。茲以其通過天山南路的一條路線來談，那些分散在綠洲上
的城市，亦即《史記》、《漢書》所記載西域的「居國」，實際上是自東往西長程貿易線
上的商站。這些「居國」與其鄰近的「行國」，亦即牧民的社與群，彼此之間又有互依的
共生關係。
這一西域所見大型複雜社會中，其經濟介面決定了社會性質，也因為商路上，東方西方文
物都有遺留；於是，其考古遺址呈現的特色，遂既有諸方文化雜存的現象，各個綠洲與「
居國」之間，又有相當的同質性。若缺少文獻資料參證，單憑這一同質的現象，即可能因
此而定位為同一文化系統的大型政治體，統一了天山南路的綠洲地帶。
我們往往低估了古代人類相互通聯求取生活資源的能力。以台海考古學為例，澎湖即有採
取石材的遺址，而台灣則有澎湖石材加工的石器！橫渡台灣海峽不是易事，以新石器時代
的航海能力，居然可以搬運澎湖石材來台，其經濟介面的行為動能頗為驚人！
以此推論，我大膽的假設，3000年前曾在陝北興盛一時的朱開溝文化，其分布範圍，跨越
黃河大弧形地區，以河套及水流域為中軸，東邊沿黃河有一半朱開溝文化遺址，南達山西
省；西邊也有一半遺址，沿黃河南達隴西。
至少這一東側沿河的遺址，分布在狹窄峻險的河道西側，其實並非很好的定居之地；我以
為這些遺址可能是今日河套一帶居民求取西南食鹽的商站！
同樣的猜測，還可試之於良渚文化的發展。
五千年前，良渚文化一度十分興盛，其發達時期可能正是當地海退之時。當地居民在海水
退出的地區，發展了稻耕農業，也發展了極度驚人的玉石雕琢工藝。然而，良渚文化社群
，何以如此富有？若單純從當時農耕水平，未必能有餘力，興建數十處人工山陵及大型建
築，以及耗費人力、物力於精美的玉石雕刻。我大膽假設，良渚文化的興盛，也未嘗不可
能與其食鹽貿易有關。海退之時寧紹丘陵地帶，當有不少鹹水的沼澤，經過自然風乾，當
地即可能有大量鹽產。良渚文化遺物中，有一種石製的戽斗，初以為是稻作農業的戽水工
具。但是，石製工具，用來戽水，是否太重？若是用來刮取沼澤邊上積聚的鹽層，豈非更
為有效。
若年從這一大膽的假設推衍，良渚文化的遺址，過了長江，還可見其分布，北向達到今日
山東、江蘇的接界之處，這些北向分布的遺址中，頗有良渚文化與山東大汶口文化共存的
現象。有人以為良渚文化社群，征服了大汶口文化的一些地區，遂有些不同文化混雜的遺
址。這種解釋，可能全由大型複雜社會是一個政治體著想。若是也從經濟介面的交換推測
，則北向發展的良渚文化遺址，是否也可能是良渚文化人群北向貿易的商站？
凡此都只是大膽推測，如何求證還須更多的考古資料。此處暫且一說，作為歷史上諸多可
能性的一些懸想項目。
由此同一思考方向我們還可考察中國皇朝政權的性質，是否在大一統的政治意義外，還有
其他頗可尋思之處。我以為，中國這龐大的複雜社會，獲取生活資源與確保經濟利益，即
是我人可以尋找其功能的方法。
西周封建親戚以藩屬國，建立了一個巨大的天下國家。所謂天下國家者，意指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民，乃是一個沒有邊界的秩序。因為沒有邊界，這一秩序有
無限的進退空間。西周封建實是殖民帝國，姬姜人民，隨處武裝移民，就地封殖，奪取當
地資源，維持其人民的生活。周代封國，其實是一系列駐屯在交通路線及戰略要地的城堡
，「國」是城國，國護的駐防基地，周王室的號令，只能達到城邑的「國」，城外即是鄉
野。國人（君子）與「野人」之間，是華夏與夷狄的區分，其中並不意味「君子」的文化
優於野人，姬姜與其外的異姓，以婚姻繼承，也以城鄉國野的資源共享，逐漸的融合為一
個一個在地的共同體，緩慢將國人的殖民帝國，轉化為春秋戰國的列國。於是國人的封建
網絡，本是線形交織，在列國在地自我充實後，逐轉化為戰國的領土國家。
秦漢統一天下，中國本土建置郡縣。這一龐大的政治體，因其內部的安定，區間貿易，互
通有無，基本上，由於各地自然條件不同，各處特色足以互補，中國頗可自給自足。拙作
《漢代農業》一書，即是探討中國全國市場經濟網絡與精耕農業及農會工業的關聯性。不
過，這一天下國家，依然因其沒有邊界，其汲取資源的吸管，漸向中國以外伸展。中國與
四夷諸群體之間，或和或戰，其實都有經濟介面的活動。戰爭是不得已的手段，貿易還是
交往的常態，是以漢人文獻資料（例如，〈鹽鐵論〉，史漢中各外國傳……）都陳述外地
牲口、產品大量輸入中國的現象。中國開通西域是為了「斷匈奴右臂」，西域遠在邊外，
人口不多，匈奴中國之間的軍力平衡，未必有顯著影響，中國西進，還是為了將西方貿易
從匈奴轉移到中國。是以西域道上，中國商販絡繹不絕。開通的西南夷，也是經濟介面的
利益見功，而完全未在經西南夷聯絡西域的戰略目的上，有任何後果。
秦漢在邊地郡縣往往有「道」的制度，這些「縣」下的「道」（例如僰道、犛牛道）深入
戎狄，可能先是為了貿易而開闢的商路，繼而成為移民拓殖的交通道路，最後則是官方經
此管道設立行政系統。從漢代以下，迄於清代這一充實邊地的發展過程，一次又一次重現
於史書。古代希臘城邦的殖民，也由經濟介面開始，母國的貿易在外面建立商站，然後有
相當數量的人民移殖新地，即在地建立新的城邦，與母國互通貿易，但不隸屬於母國。中
國與希臘方式的不同，在於希臘是適合殖民，新城懸置海外，中國是先有網絡上的郡縣，
分布的據點之間，有無數空隙，隨時以「道」的延伸，補充填實。經濟介面的接合，有其
重要作用。
唐代帝國的聲勢盛大，但是帝國結構其實包括兩套不同的管理。一套是內地本部，分道設
立州縣，編戶齊民，以文官系統管理。另一套是羈縻州府，治所多達將近全國州縣之半數
，涵蓋地區十分廣袤，尤以今日中亞為多。這些羈縻州府的首長，都是在地族群的君長，
掛了大唐的官銜（例如都督某處軍事，某州總管之類），其實獨立行使其治權。這些羈縻
州府，願意與唐廷有此關係，不單是獲得大唐承認其地位，也為了合法與中國貿易的利益
。有些貿易（如日本）是以朝貢為名，大多數的中亞部族，則逕以國內貿易的方式進行。
中國在中亞設立四鎮，派兵駐守。從高仙芝在吐邏河之敗的規模而言，軍隊人數不多，卻
配備了不少工匠。例如杜環《經行記》所載，高仙芝軍中的中國造紙工匠被阿拉伯人俘虜
，遂將造紙工藝傳入中東。高仙芝當時帶去大批工匠，生產諸種產品，我猜想，也有可能
是就地生產中國工藝品，供應附近的市場，換取屯戍軍隊的給養。如果這一假設成立，則
羈縻州府與中國的依存，仍是由經濟介面功能所牽成。
唐代羈縻州府的建制，在中國後世歷史上，沿用不絕。在邊地的「屬國」，其君主取得中
國冊封，在國內是不折不扣的統治者，而對於與中國的貿易是以定時或不定時的朝貢，在
邊關或港口，由中國官商承接商貨，中國則以「賜貢」的名義，償還貢品價值。舉例言之
，明清兩代的琉球，不斷派遣貢使來福建貿易，實是琉球與明清經濟互動的重要項目。
在西南諸省，自從蒙古設立宣撫使等土官司，明清沿用此制。這些在地族群，大致言之，
都保持相當程度的自治。對明代中國是受中央監督的地方官，對其臣民是十足的統治者。
清代有過改土歸流，但到民國時，雲貴還是有土司土官。明清土官，也是以接受冊封，保
持合法的自治者地位，而又以中國體制內的貿易與白人交換資源。雲南馬幫，以食鹽為工
具交易土產，即是在地族群與中國市場的互動。
羈縻州府，土司土官的制度，以至日本朝鮮與安南等處的朝貢關係，無非是在中國「天下
國家」的體制內，另闢既非外國，又非本部的特殊空間。這些單位名義上隸屬中國皇帝的
地位；實際上則是在體制內的治權獨立；而又以此特殊地位，在互利經濟介面，參加中國
龐大市場的資源交換。
以上所述，若以現代區域性的經濟組織為參考，中國的華夏體制，自周代以來，即在文化
介面之外，實也有相當重要的經濟介面，維繫其不在中國本部的族群中與其國的關係，使
其能參加中國的龐大經濟體。「中國」的概念，實是一個文化、經濟與政治三個介面的體
系，其內涵的複雜程度與系統性，不是單一介面的體系可比，竟延續兩千多年！今日歐盟
，是由歐洲經濟共存互動發展為經濟共同體，然後演變為一個區域性的國家聯盟。歐盟的
發展，是由經濟介面為主要接合的層面。中國傳統上號稱為皇帝制度的帝國體，揆其實際
，又何嘗沒有經濟介面，維繫中國文經體系的功能！今日台海兩岸關係，正在重要的轉捩
點上。歷史上經濟介面的作用，當可有古為今用的參考意義。（作者為中研院院士）
【本文摘自歷史月刊20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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