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得見臺灣學術風景的窗口
鄭勇
新近較受關注的的"三城記小說系列"（王德威、許子東、王安憶編，上海文藝出版社
2001年版），在此前已被李歐梵並置研究的"雙城"（上海、香港）之外加上臺北，借文
學想象構築城市記憶，自然也凸顯出研究視野的拓寬；此前的三聯書店版"三地葵文學系
列"，則把大陸、香港和臺灣三地並置，大約可算首開此例。"三地"和"三城"猶如三足支
撐起華語文學之鼎，兩套叢書的?示意義大約可以從相反的兩個方面去追尋：一是合三為
一的等視齊觀，一是"一氣化三清"的參差對照。
當然，對臺灣文學的關注，早在八十年代已經開始，《港臺文學選刊》的一度熱銷就
是例證，那幾乎是和鄧麗君的"靡靡之音"、臺灣校園歌曲以及瓊瑤的言情小說的流行結伴
而行。但文學和歌曲之外，臺灣的學術似乎少有人關注：在陳平原先生主編的這套臺灣學
術叢書出版以前，二十多年來，好像大家對此現狀都視而不見，也無動於衷。
記得劉紹銘曾經對作為海外漢學重鎮的北美學界學人譜系有過這樣的有趣描述：第一代是
"東邪西毒"，東岸夏志清，西岸劉若愚；第二代是"狼狽為奸"，劉紹銘與李歐梵互為狼
狽，只是不知誰是狼誰是狽；第三代學人的代表是王德威。這些聲名卓著，而且學術著作
影響也很大的學人，都有著臺灣出身的背景。即此一點，便大致可以看出臺灣作為學術重
鎮的意義。想想這也自在情理之中，1949年的社會巨變，使中國學術一分為二，胡適、錢
穆、李濟、傅斯年等大批學人離開大陸，其中不少人在臺灣落腳傳薪播火。自此以後，殊
途發展，漸成異流。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後，國門開放，境外學術逐漸進入大陸學界的視野，其研究方法
和理論，也對新時期大陸學界產生深遠影響，甚至有人把這次學術和思想的移植，和晚清
著名的西學東漸相提並論。但是奇怪的是，在引進和出版的學術著作中，臺灣似乎一直被
有意或無意地排斥或冷落。按說就關注問題的相近和學術傳統的相通而言，臺灣學界應該
是最不應被忽視的。
幸好"學術乃天下之公器"的共識總算突破了意識形態的藩籬，我們終於看到這樣一套
旨在推出活躍在臺灣的中生代人文研究學者專著的"臺灣學術叢書"。地域與文學的內在作
用，似乎一直為研究者重視，如魯迅之于紹興、沈從文之於湘西、老舍之於北京，但學術
與地域的關聯，卻似乎被大家忽略。其實，想想浙東學派、湘學、嶺南學派、皖學、吳學
之類的命名，就不難看出學術源流與地域的關聯。單從"臺灣學術叢書"的六本著作來推斷
臺灣學界風貌，當然太過冒險，不過其中透露出的一些端倪還是給我留下較深的印象，比
如選題的專深而不是大而無當，又如普遍重視傳統考據的研究路數和對史料的窮搜博采
--與此同樣突出的則是對域外主流學術理論與方法的關注和呼應，顯示出舊中有新。
在這套叢書之中，王汎森的《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和李孝悌的《清末的下層
社會?蒙運動：1901-1911》最見功力。王著雖然是論文集，裏面雜收以方東樹、王國維、
章太炎、劉師培、傅斯年等個案研究的十余篇文章，但核心則是晚清與民國時期中國思想
與學術從傳統向現代的轉軌。其中《傅斯年對胡適文史觀念的影響》一文更為引人關注。
在以往的研究和人們的一般印象中，大多只注意到傅斯年和胡適的親密關係、彼此相同或
相近的學術理念；說到影響，也多是強調作為老師的胡適對作為學生的傅斯年的單向啟
發，卻很少涉及傅、胡之異，更少論及傅對胡的影響。
在這篇文章中，作者以傅斯年和胡適的檔案資料為基礎，大量引證書信、日記、草稿等普
通學人無緣觸及的第一手文獻，令人信服地討論了傅斯年對胡適的古史觀、文學觀、哲學
觀的影響。這使人們對胡適的新文學、新史學、新哲學的形成和來源多了一個大打量角度
，如同照亮了我們的常識和想象的盲點和誤區。
李孝悌的專著以繁複的文獻史料見長，那十年間的白話報就不下百種，埋首其間所投
入的時間、精力和耐心，不難見出作者的扎實和工夫。人們一向把"五四"稱作中國的"文藝
復興"，李澤厚即用"救亡與啟蒙的雙重變奏"來概括"五四"及其以後中國思想史的發展脈絡
。而李孝悌則以豐贍的史料為我們描述出這樣的歷史情景：1901至1911年，亦即義和團運
動到辛亥革命之間的十年，中國下層社會已經存在一種由知識份子自覺發起並投身介入的
啟蒙運動--在義和團運動失敗的刺激下，"開民智"三個字一下子成為清末十年間最流行的
口頭禪，其普遍程度不下於五四時代的"德先生"和
"賽先生"。這裏的"開民智"自然帶出兩個關鍵字，那就是書名所昭示的"下層社會"和"啟
蒙運動"。知識份子為了把啟蒙的理念向下傳遞到下層社會，作為傳播媒介的白話報刊於
是大量出現，同樣作為啟蒙策略和手段的改良戲曲、閱報社、宣講、講報、演說和識字學
堂等，也在1901年後大量出現。這裏特別值得關注的是自號"白話道人"的林白水1901年創
辦的《杭州白話報》、陳獨秀主持的《安徽俗話報》和胡適參與的《競業旬報》，陳、胡
後來在文學改良／革命中的活動，其實都應該追溯到這一時期。這樣的研究，無疑有力校
正了學界的兩種誤區：一是截斷為流，只從"五四"講起；二是過分強調胡適的文學改良運
動，甚至"以適之為大帝，績溪為上京"。這種對常識的修正或補充，同時也大為拓展了我
們的歷史視界，通過對胡適與白話文運動的重新評估，作者為我們重新勾勒出這樣的一幅
歷史情景--也就是史華茲（Schwartz）教授曾經描述過的--"五四"不是平原上的高峰，
而是高山帶上比較高的山脈。
（臺灣學術叢書，陳平原主編，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11月版。首輯六種：《中國近
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王汎森著，19.30元；《中國文學的美感》，柯慶明著，20.00元
；《遊的精神文化史論》，龔鵬程著，17.00元；《清末的下層社會啟蒙運動：
1901-1911》，李孝悌著18.20元；《施善與教化--明清的慈善組織》，梁其姿著，26.40
元；《以禮代理--淩廷堪與清中葉儒學思想之轉變》，張壽安著，14.60元）
http://www.gmdaily.com.cn/blqs/blqshomepage.nsf/documentview/2002-05-07-04-
27015B85A4B370DE48256BC700331D6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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