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與全集
作者：陳平原
●對於那些特別珍惜自己羽毛的文人學者來說，後人的拼命輯佚，把他遺棄或有意掩埋的
東西翻出來，重見天日，簡直是跟他過不去。 ꄊ
●《胡適全集》將是個蘊藏豐富的寶庫，很多此前不被關注的史料逐漸浮出海面，很可能
加深或改變我們對胡適的認識。
●我之所以看好《胡適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不在於其皇皇四十四卷
兩千萬言，而在於其包含大量可珍惜的"竹頭木屑"。
"大家"與"名家"
不是每個舞文弄墨的人，都值得出版全集。這本是明擺著的事，可仔細琢磨，卻也沒那麼
簡單。都是名人，誰該出"選集"，誰能出"文集"，誰又可以出"全集"，其實沒有一定之規
。可讀書人心裏大都有桿秤，不說你也清楚，必須是"大家"，方才配得上"全集"。你一定
要打破禁忌，稍有點名氣，便一心要弄出個全集來，也沒人硬攔著，就怕不被讀者接受，
白白浪費了大好紙墨。
那麼，什麼是該出全集的大家？與"大家"相對的，不是無名鼠輩，而是同樣聲名顯赫的"
名家"。關於大家與名家的分辨，古已有之。清代詩人袁枚《隨園詩話》卷一有雲："詩有
大家，有名家。大家不嫌龐雜，名家必選字酌句。"清代史學家全祖望也有類似的說法："
作家"只要"瘦肥濃淡，得其一體"即可；而"大家"呢，"必有牢籠一切之觀"（《文說》）
。這裏的"作家"，約略等於袁枚所說的"名家"。名家有所得，大家有所失，得失之間，最
該關注的，是其學問及文章的氣象、境界和範圍。
這樣說還是有點虛。世人之談論"大家"，是有時空限定的，可能是一時一地，也可能是今
生後世。換句話說，同被稱為"大家"，有在某一專業領域裏出類拔萃的，也有影響及於整
個學界乃至思想文化界的；有各領風騷三五年的，也有百年長青乃至千年不老的。專業領
域裏的領袖人物，固然可以出全集；更值得為其經營全集的，其實是那些思想及文章"牢
籠一切"，影響及於整個文化界者。這裏不是分別"專家"、"通人"誰高誰低，而是牽涉到
全集的特點，其"不嫌龐雜"，巨細兼收，明顯更適合於後者。
就拿胡適來說，其政治、宗教、哲學、史學、文學等方面的成就，在當時的中國，都
不能說是"天下第一"；可其"牢籠一切"，卻又是很多專門家所無法比擬的。這裏有個反證
，1954年，中國科學院和全國作協聯席會議上，決定開展綜合性的"胡適思想批判"運動，
並開列了主要內容：胡適哲學思想批判；胡適政治思想批判；胡適歷史觀點批判；胡適文
學思想批判；胡適哲學史觀點批判；胡適文學史觀點批判；胡適的考據在歷史和古典文學
研究工作中，地位和作用的批判；《紅樓夢》的人民性和藝術成就，和對歷來《紅樓夢》
研究的批判（參見《學習》1955年2月號）。據說，對於這陣勢，胡適不但不畏懼，還頗
為得意。在《胡適口述自傳》第十章裏，有這麼一段："這張單子給我一個印象，那就是
縱然遲至今日，中國共產黨還認為我做了一些工作，而在上述七項工作中，每一項裏，我
都還留有'餘毒'未清呢！"之所以說七項而不是九項，那是因為，古典文學本就涵蓋了《
紅樓夢》，後三項可以合一。只是因此次運動以批胡適的《紅樓夢》研究打頭，方才將其
單獨列出。對20世紀中國文化稍有瞭解者，都能掂得出這"九項（或七項）全能"的分量。
這樣的人物，無疑是經營全集的最佳人選。
"全集"之不同於"選集"，不在篇幅，而在體例：後者可以揚長避短，前者則必須巨細
無遺。人生幾十年，每篇文章都可讀，每則日記都無愧於天地，這樣的人太少了。錢鍾書
生前跟人家打官司，反對校勘他的書，不准重印某些舊作，這都是基於中國文人傳統：愛
惜自己的羽毛。所謂"悔其少作"，不是不承認，也不是刻意掩飾，而是對於那些不太精彩
的"少作"，如果確需重印，我要修改。對於很有自尊的學者來說，如此"改定稿"，方才是
我希望傳給後世的東西。古人刊行文集，往往是在去世以後；因此，在世時儘量琢磨，少
留遺憾。今人不一樣，隨寫隨刊，晚年清點，很可能後悔莫及。因此，對於那些特別珍惜
自己羽毛的文人學者來說，後人的拼命輯佚，把他／她遺棄或有意掩埋的東西翻出來，重
見天日，簡直是跟他／她過不去。
正是從愛惜羽毛這一角度，全祖望認?，黃宗羲前面的文集好，是他自己編的；後面的文
集不好，因生前來不及校訂，弟子又不敢刪改，難免玉石雜陳，可惜了。
在《奉九沙先生論刻〈南雷全集〉書》中，全祖望提及黃宗羲晚年文章之"玉石並出，真
?雜糅"：一來年紀大了，精力有所不濟，不像中年文章那麼精彩；二來晚年名氣越來越大
，"多應親朋門舊之請，以諛墓掩真色"。至於同是聲名遠揚的大文人，為什麼有人的文集
非常精當，幾乎篇篇可傳；有的則很蕪亂，夾雜很多諛墓之作？在全祖望看來，關鍵在於
，是否有"有力高弟為之讎定"。大家都曾撰有不少應酬文章，至於入不入集、傳不傳世，
取決於弟子的膽識與眼光。過於拘泥的弟子，一味謹守師文，反而可能糟蹋了尊師形象。
既然編全集，希望完整地呈現某一文人學者的形象，正反兩方面的資料便都應該保留下來
。可說實話，古往今來，經得起這麼折騰的人物，不是很多。你很認真地?其輯佚、整理
，不放過任何隻言片語，好不容易弄出全集來，不只沒加分，還減分。出全集，並非對所
有的文人學者都有利，如果本身並不怎麼"完美"，出了全集，其光輝形象反而可能大受損
傷。在這個意義上，出版全集，主要不是為了作者，而是為了讀者--不是一般讀者，而是
那些拿著放大鏡"吹毛求疵"的研究者。因此，對於"名家"來說，避免出全集，乃明智之舉
。既揚其所長，又留下無限想象的空間，何樂而不為？
出版"全集"的艱辛
一句"巨細無遺"，說來簡單，對於全集的編纂者來說，卻是很要命的。像胡適這樣著作等
身的"大家"，主幹容易獲得，反而是那些不太起眼的細枝末節，搜尋起來，很難有功德圓
滿的時候。為了那百分之十的竹頭木屑，很可能花去你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時間和精力。因
此，評判全集編纂水平的高低，不看部頭有多大，就看邊角料處理得怎樣。我之所以看好
《胡適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不在於其皇皇四十四卷兩千萬言，而在
於其包含大量可珍惜的"竹頭木屑"。
胡適成名早、撰述多、影響大，這些都是編全集的有利條件；更何況適之先生是有"歷史
癖"的人，知道身後必將成為研究物件，預留了許多有用的資料。這點，看他每文必注寫
作時間，書信從不苟簡，日記裏粘貼許多參考資料，悉心保存自家草稿及朋友往來書劄，
就能明白。也正因為胡適的豐富與複雜，編纂全集並非易事。
最近20年，胡適著作的出版勢頭很健，從《嘗試集》、《中國哲學史大綱》、《白話文學
史》、《中國章回小說考證》等舊著重刊，到胡適日記、書信的整理出版，再到頗成規模
的《胡適作品集》（37卷，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86）、《胡適學術文集》（8卷，姜
義華編，北京：中華書局，1998）、《胡適精品集》（16卷，胡明編，北京：光明日報出
版社，1998）、《胡適文集》（12卷，歐陽哲生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等，
胡適的主要撰述，其實已經基本呈現。
這回推出的全集，除了集其大成，更重要的是拾遺補缺。具體說來，有以下幾方面：第一
，關於哲學、宗教、史學、文學、教育等卷，不少文章直接為稽自胡適的手稿，作者生前
並未發表；第二，對於瞭解胡適這樣"雙語寫作"的作家，這回的五卷英文著述、兩卷英文
信函，是一大收穫；第三，熟悉胡適生平者，都知道其晚年投入大量精力考辨《水經注》
案，正式發表的論著雖不多，留下的未定稿或文章片斷卻數量驚人，如今整理出兩百萬字
，可想而知其難度之大；第四，所有編全集的，最頭疼、也最見功力的，往往是書信與日
記。四卷《水經注》疑案考證、四卷書信，加上八卷日記，全集三分之一以上的篇幅，依
賴的是作者的手稿，或輯錄，或校勘，或補正。此前的相關出版物，比如臺北胡適紀念館
1970年刊行的《胡適手稿》（10集），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90年影印的《胡適的日記》手
稿本（18冊），黃山書社1994年推出的《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42冊），都給學界提供
了很大方便。可將其分門別類，整理成文，還是需要花費很大工夫。可以說，大量使用存
世的作者手稿，是《胡適全集》的一大特色，也是整理者的一大功績。
對於研究者來說，《胡適全集》將是個蘊藏豐富的寶庫，很多此前不被關注的史料逐漸浮
出海面，很可能加深或改變我們對胡適的認識。這一點，我深信不疑。只是全集有全集的
優勢，全集也有全集的盲點，無法完全取代以前的各種專書。隨便舉兩個例子。囿于只收
胡適本人著述的體例，《胡適全集》第21卷只從《人權論集》裏選收六文，而遺棄了屬於
羅隆基的三文、梁實秋的一文。1930年1月上海新月書店刊行的《人權論集》，乃胡適、
羅隆基、梁實秋三人合撰，此書出版後曾掀起軒然大波，旋遭國民黨當局查禁，甚至有"
肉體解決"之類的威脅。只取胡文，且與其他文章混排，一般讀者很難瞭解此書的整體性
以及思想文獻價值（北大版《胡適文集》將全書收入，有其道理）。
書信本是一種對話，可一入全集，都變成了獨白。而喪失了對話者以及特定語境的書
信，閱讀起來總有遺憾，這是所有編纂全集者都面臨的難題。書信進入全集，只能按時間
順序排列，除此之外，似乎沒有更好的辦法。這樣一來，此前出版的若干書信集，或因其
專題性，或因其保留對話者，仍然有其存在價值。比如，《胡適給趙元任的信》（臺北：
萌芽出版社，1970）、《論學談詩二十年--胡適楊聯阚往來書劄》（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1998）、《不思量自難忘--胡適給韋蓮司的信》（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9）和《萬
山不許一溪奔--胡適雷震來往書信選集》（臺北：中央研究院，2001），以及研究者廣泛
使用的《胡適來往書信選》（北京：中華書局，1980），便都有全集不可及處。
《胡適全集》的編纂，得到許多學人的指點與參與，本身自成格局，值得大加贊許。至於
說到編纂體例，因牽涉各自的學術立場，很可能見仁見智。就拿《中國古代哲學史》和《
胡適留學日記》來說，也許就可以有另外一種編法。
《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1919年2月商務印書館初版，到1930年共印行了15版
。1931年收入"萬有文庫"時，經胡適提議，改題《中國古代哲學史》。1958年臺北商務印
書館重印此書，胡適為其撰寫《〈中國古代哲學史〉臺北版自記》。此後，一書二名，同
時並存，以何種面目進入各種"文集"、"全集"，取決於編纂者的視野及趣味。比如，中華
書局版《胡適學術文集》收的是《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北大版《胡適文集》以及
這回推出的《胡適全集》，用的則是《中國古代哲學史》，三者都有版本演變的說明，對
於專業研究者來說，不會產生誤會。但我更傾向於前者，因其尊重這部名著的歷史面貌及
地位。對於此類建立新的學術範式的名著，我主張以初版本為准，在校勘時注明作者日後
的修訂和刪改。這裏需要略加說明的是，胡適之所以改書名，一是其時正撰寫"中國中古
思想史"，其體例及思路均與原先的"哲學史"不同，不想弄成"卷中"或"卷下"；二是希望
就此打住，讓《中國古代哲學史》單獨刊行，以擺脫"半部書"的心病。其實，對於"開風
氣"的作品來說，有沒有"卷下"，關係不大，胡適完全不必介意。
《胡適留學日記》乃專題性日記，起自1910年8月，終於1917年7月。1939年，上海亞東圖
書館刊行此書時，定名《藏暉室劄記》；1947年上海商務印書館重刊，胡適作了校對並改
為今題。在我看來，這種作者生前出版的"日記"，屬於"著述"，應該與後人據手稿整理者
分開。這一點，可以參照《魯迅全集》中的《兩地書》。魯迅、許廣平的通信集《兩地書
》，與其他書信不能混排，不只因其相對完整，更因那是一種特殊形式的"著述"。學者王
得後將其與現存手稿相對照，發現魯迅在整理時做了很多意味深長的修改（參見《〈兩地
書〉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上面提及的遠流版《胡適的日記》手稿本和黃山
書社版《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保存了很多胡適日記手稿，惟獨未見留學部分。因此，
整理時只能以亞東本與商務本相對勘，而無法判斷其是否忠實于"原本"。私心以為，即便
胡適沒做大的刪改，既然當初將其單獨刊行，便應以"著述"看待。
後來者的責任
十年辛苦不尋常，《胡適全集》的出版，從一個特定角度折射了社會的進步。從1954
年全國範圍的"批胡"，到今天為其出版全集，既說明胡適本人的永久魅力，也顯示了社會
的日漸寬容--不見得大家都認同胡適的主張，但承認作為歷史人物，胡適值得我們認真面
對。這是一個契機，倘若希望與"現代中國"展開深入的對話，借助若干"大家"的思考，無
疑是一條有效的途徑。在這個意義上，為現代思想文化史上的諸多"大家"編纂名副其實的
"全集"，對於今人來說，責無旁貸。
所謂"全集"，大都是在學者／文人身後，由其弟子或後人代為編輯的。但也有例外，
比如，1926年，風華正茂的郁達夫就曾自編全集，理由是："在未死之前，出什麼全集，
說來原有點可笑，但是自家卻覺得是應該把過去的生活結一個總帳的時候了"；"自家今年
滿了三十歲，當今年的誕生之日，把過去的污點回視回視，也未始不是潔身修行的一種妙
法，這又是此際出全集的一個原因"（《〈達夫全集〉自序》）。這畢竟是特定時期的出
版風氣，也符合郁達夫風流倜儻的性格；一般情況下，不會出此奇招。眾多文學史、學術
史、思想史上的"大家"，還是有賴於我輩後人代勞。 ꄊ
必須是"大家"，方才值得出版"全集"；這話翻轉過來便是：倘若"大家"的"全集"沒能及時
整理、出版，責任在於後來者。這裏可能有政治上的忌諱、學術上的困難，還包括經濟上
的窘迫等，但無論如何辯解，都是沒有"盡責"。從《胡適全集》的出版，我隱約看到一種
希望，隨著社會的日漸開放，以及出版人文化承擔意識的凸顯，會有越來越多"大家"的"
全集"面世。
我曾經設想，假如我們能為晚清一代的黃遵憲（1848－1905）、嚴複（1854－1921）
、康有為（1858－1927）、蔡元培（1868－1940）、章炳麟（1869－1936）、梁啟超（18
73－1929）、王國維（1877－1927）、劉師培（1884－1919）；以及五四一代的陳獨秀（
1879－1942）、魯迅（1881－1936）、周作人（1884－1967）、陳寅恪（1890－1969）、
胡適（1891－1962）、郭沫若（1892－1978）、顧頡剛（1893－1980）、茅盾（1896－19
81）、鄭振鐸（1898－1958）等，全都出版名副其實的"全集"，那麼，我們討論20世紀中
國的思想、文化、學術，將有很好的根基。這裏面的某些人，可能氣節有虧（比如劉師培
的?清廷當密探，以及周作人抗戰中的落水），但其在思想文化上的創造，依舊值得尊敬
。至於1930年代以後登上歷史舞臺的學者及文人，也有很出色的；可我認定，理解20世紀
中國的思想文化，晚清及五四那兩代人最為關鍵。
這兩代人中的"大家"，有出版不只一種"全集"的（如蔡元培、魯迅），也有起了個大早，
趕了個晚集，"全集"至今沒能完工的（如康有為、章太炎），更有名為"全集"，實則大有
欠缺，需要重新打造的（如梁啟超），還有至今顧慮重重，沒能提上議事日程的（如周作
人）。能像《蔡元培全集》、《魯迅全集》那樣沒有任何忌諱，有文必錄，兼及書信、日
記乃至部分個人簽署的公文的，或者像《胡適全集》這樣大量採用未刊手稿的，當然最為
理想；實在不行，也希望能?上述諸君出版基本涵蓋其撰述的"准全集"。
作為一個關注20世紀中國思想文化進程的學者，在慶賀《胡適全集》出版之餘，難免
浮想聯翩。如此"得寸進尺"，但願不算太奢侈。 ꄊ
@2003年9月9日於京北西三旗 作者：陳平原(北京大學教授) 來源:中華讀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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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211.23.19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