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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aswing (麵包超人) 看板: NTUND90
標題: 台北中產階級價值的革命輸出
時間: Fri Mar 28 02:08:54 2003
台北中產階級價值的「革命輸出」？
李拓梓
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研究生
r90341010@ms90.ntu.edu.tw
2002/11/30
歷來對階級的看法很少超脫馬克思（Karl Marx）與韋伯（Max Weber）兩大門派的範疇，馬克思眼中的階級是歷史的演進結果，也是造成衝突的必然，什麼國家民族，全都是掩飾階級衝突的假面具。韋伯的看法則是，階級雖成為一種社會的分類必然，但其可能的流動性卻能夠避免階級間的衝突，當其流動越大時，社會的穩定性反而越高。簡單的說，韋伯眼裡的階級，是包含在更大且可流動的「階層」（stratum）範疇裡的。
十九世紀邁向工業社會的理論到了當下，必然得面臨新的調整和發現。很多人談階級的終結（the end of class），但事實上，一個有階級的社會，總歸還是比較正常的社會，只要階級繼續處於流動狀態（Edgell, 1993）。問題在於，階級的發展在前現代邁入現代的過程也許處於韋伯所認為的流動中，但在一個當代工業社會或者新興的網絡社會裡，階級究竟會僵固還是流動，就成了熱門話題。
司馬光在「訓儉示康」一文裡有句常受引用的話，「由奢入儉難，由儉入奢易」，本意是為了對他兒子教育一種應然（should be）的「規範知識」（normative knowledge）；但若要以實然的（is）「存在知識」（existential knowledge）以觀之，則司馬光陳述的事實，正是階級僵固的來源之一（Weber, 1991）。人都會想辦法保有自己較佳的生活水準，中產與資產階級作為既得利益者，其捍衛本身資產為最力。不僅如此，中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還會藉著類似「革命輸出」（revolution export）的方式輸出自己的生活情調與價值，做為社會流動上升需求的「理念型」（idea
type）。
階級政治在台北
以階級的角度來看，台灣並不是一個清楚的、分工完整的階級社會，且源於對「階級」「鬥爭」的污名化黨國教育社會鑲嵌，對於階級始終有一種莫名的恐懼感。比如多元入學制度的存疑這個議題上，民眾所憂心的其實是中產以上階級在制度上有優勢，而發展出僵固的階級結構；有趣的是，憂心之餘，大家還是努力維持這個僵固，紛紛把小孩送進才藝班去。另一方面，選舉時民眾一直對「認同投票」（identity vote）感到恐懼與厭倦，開始期待「經濟投票」（economic
vote）的出現；問題是台灣不但沒有階級政黨、更有嚴重的階級恐懼，以致於階級面向的「正常國家」仍在空想中踟躕不前。
後進發展中國家的優勢在於，先進發展國家的經驗可以提供後進者少幾個顛簸，網絡社會的崛起則在於協助這些經驗性知識的更廣泛與快速流動，以促進後進發展國家「知溝」（digital
gap）不嚴重者迅速發展並盡量避免重蹈覆轍。當然，網絡社會也會造成後進國家內部的知溝擴大，比如中國可能在同時出現自以為布波（BOBOs）的中產階級與不知道日本人到底走了沒的山中隱士。這種內部知溝的擴大造成了整個上層建築內部的新衝突與新分歧，中產階級不但要走向正常國家，還要將自己的價值「革命輸出」，而無產階級或受至於之溝障礙者則還在「前現代」的議題如前現代的國家認同裡掙扎不已。這樣的糾葛，大可能撕裂社會，小則引起各種規模的衝突。而這種一國內部的新歧異，則遠非韋伯或馬克思當年所能想像。
台北正漸漸發生這樣的狀況，僵固的階級社會隱然建立，中產階級與資產階級正聯手打造一個國際都會，捷運的驕傲、誠品現象、俱樂部文化與地下街活動正以紐約、東京、香港、上海的不同時尚熱度席捲城市的中產階級。產業的轉型正迫使無產階級遷離這個城市或成為服務業飲食攤的小雇員，台北「意欲」呈現在國際的不是龍山寺或行天宮，而是東區新興市鎮與修復中的各種布爾喬亞古蹟，比如最近重新開幕的紅樓戲院與台北之家。兩位先後任的民選市長分別代表台北的兩股勢力，小資產階級的中小企業主文化與中產階級文化，馬英九與龍應台聯手打造出的「國際都市品
味」正充滿迎合中產階級的氛圍（台北市政府文化局，2002）。
中產階級做為社會流動上升的理念型模式，也正透過各種由資產階級媒體主與中產階級主持人或記者的複合體宣傳或再製自己的理念，以提供理念型更硬的後台。國際都會很難避免這樣的現象，於是如同東京意味日本、上海代表中國、紐約好像美國，台北也涵括了台灣。但是，經濟社會的中心對國家的政治雖有重要影響，卻不能代表全部。相對於北京才是中國的政治之都、華盛頓的發言才代表美國的立場；台北觀點卻因為政治與社會經濟重心的重疊，而引發了台北誤認為自己涵括台灣的危機。「出不了淡水河」或者「過不了濁水溪」曾經是一句攻擊政治對手的競選口號，現
在卻成為台北執政當局自己的迷障。
對反的力量
二零零一年的立委選舉與二零零二年的農漁會大遊行兩個政治的結果的出現，不僅僅是對民進黨執政當局的支持或挑戰，背後隱藏的是台灣其他地域對台北價值的存疑力量之對反彰顯（徐永明，2001）。文茜小妹大和我的野蠻姊妹加上新聞駭客在電視上發表各種高見，決策者雖然不滿媒體的批評，卻不得不每天關注每天來自媒體的輿論力量。一個一個決策在「多方考量」後的會議室的圓桌上作出，一張一張的剪報擺滿在主管部長混亂的書桌上。
經濟的不景氣使所有的焦點都放在執政黨期中選舉必敗的預言上，因為這是世界上所有「正常國家」經濟投票行為的理性模型，屢試不爽（Harper, 2000）。就在在野黨已經開始擔心贏了以後誰來組閣的權力分配問題之際，選出來的結果卻是在野黨慘敗。預言失敗的媒體認為這只是「人民願意再給你一次機會」，卻忽略了南北價值的差異已然成形，代表現代性中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結盟的大台北一方其實是「大聲的少數」。
沉默的多數並沒有很讓執政黨好看，農漁會大遊行又是另一個例子，中產階級根本不在乎的農漁會信合社，正是農漁民生活的重心，看起來不嚴重的改革對農漁民來說顯得難懂，似是而非的煽動與政策永遠中產階級取向的怒氣結盟，一舉爆發的力量迫使執政黨讓步，從迎合中產口味的改革上退讓也很容易被街談巷議成「不改革」（夏珍，2002）。
「台北觀點」的「革命輸出」面臨了台灣其他地域來自四面八方的挑戰，像是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的發生來自全球化揚威的質變（貝克，1999）。今年（2002）高雄的市長選舉，執政黨喊出「高雄不作No.1，高雄要作Only1」的口號，不斷強調高雄的特色與創意，與台北在「不同的面向」上一別苗頭的意義突顯（劉建清等，2002）。也就是說，在台北所推動的中產階級價值革命輸出，到了高雄其實是被當地中產階級文化融合給在地化了，「胖達與小沈」系列行動電話廣告作為開端，高雄的捷運必然會有高雄自己的特色，高雄的誠品也必須適應高雄人的生活習慣。
高雄如此，更要注意的是非中產階級價值的區域，比如城郊與農村，他們是真正「沉默的多數」，他們沒有媒體力量，當然也不會是受宣揚的主流價值。如此，他們的聲音遭到忽略，只有選擇以遊行示威的方式或在投票時彰顯自己的實力，迫使本來就誤判的學者專家記者「跌破眼鏡」。
邁向正常國家之不可能
城市邊緣的游離者並沒有進入成熟的晚期現代性，知溝的存在裡中他們屬於弱勢一群。處於前現代的他們，關注的議題絕不會是星巴克與喝咖啡、誠品之於書或人的看與被看，台北之家從美國領事管到今天的變化都是他們眼中遠在天邊的事；反而是紅樓戲院的「中產化」剷除了他們看小電影的場域比較危害他們的生活圈子、還是中產階級味道濃重的「廢娼」政策打攪了他們孤寂的單身生活。
這些城市邊緣之外，廣大而無聲的民眾無法理解股票、投信、投資型保險市場的運作模式，沒有也對誠品星巴克興致缺缺。他們生活中最大的「政策影響」是被中產階級看的一文不值的農業補貼，因為這筆補貼住少可以讓種田這件事還留有最後的剩餘價值。但是面對荒無的田地因為不得變更用途的過時法條而無只能讓住加以荒唐的「農舍」方式矗立在不再種作的田裡，面對產地價與市價天差地別的市場機制，如果不是政府透過農漁會而來的補貼與貸款，他們又如何繼續種田？因此，不管農漁會如何黑天灰地的無法無天，只要這是被轉嫁的「搭便車」成本，這些切身於農漁會
的沉默人民並不會像事不關己的中產階級那樣無端的憤怒。這時只要幾句激進的口號，就足以讓他們把新仇舊恨堆積上來，一起坐遊覽車來台北觀光兼示威。
對於這一群人來說，他們生活裡比較重要的價值恐怕還是早期工業化時代的的國家、語言、傳統等等，講台語的外省人只要願意走進民眾的生活而不要扮演中產階級價值的奶油小生，恐怕還是會比較得到這些善良而單純人們的青睞。後現代或者後工業或者後傳統還是網絡都是他們心中太遠的事情，「愛不愛台灣」才是他們心中首要的關注；民主的意義或自由的價值於他們來說，不是他們中產階級同胞那樣關心卻又不知所云的事情，而是他們生活裡很簡單而正在實踐理解的事。雖然這樣跌撞的過程必然經過許多誤會，比如黑金、地方士紳的傳統力量，比如農漁會的缺口，但是
這些搭便車的代價，一時畢竟不容易感受。
愛不愛台灣這樣的激進口號簡單而又是非分明，講台語的外省人以前很愛台灣，現在不講台語了，都跟外省人在一起，就疏離「我們」了，就成為「慇」（他們）「不愛台灣」的一群了。在全都是台語的環境裡，「他者」極易區分，比這個人的哲學觀或市場觀容易區辨，因此「我群」的凝聚也變的簡單，在投票行為上也比較容易表現。
如此，投票大多數停留在認同與經濟兩種行為之間，在一國內部的知溝間擺盪；這是晚期現代性與早期工業社會情境處於共時性的結果。中產階級投射的革命輸出在淡水河或者大漢溪還是大肚濁水的某一條溪河間遭到阻礙，在這個阻礙之下，內部共識的凝聚即出現嚴重的問題，造成邁向正常國家的不可能。麻煩的是，又由於階級的僵固性也正慢慢的出現，這樣知溝落差的持續性也會跟著一代一代的傳承下去，造成短時間內無法解決的僵局（deadlock），時時困擾著台灣邁向晚期現代性的正常國家進程。
參考書目：
Edgell, Stephen, 1993, Class, NY: Routledge.
Harper, Marcus A.G., 2000, "Economic Voting in Postcommuist Eastern Europe",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33, No. 9（November 2000）, pp.1191-27.
台北市政府文化局，2002，《東倒西歪，三年有成》，台北：台北市政府。
貝克（Ulrich Beck），1999，孫治本譯，《全球化危機》，台北︰商務印書館。
徐永明，「檢視台灣選舉的變與不變」，2001/12/3，中國時報，版13。
夏珍，「改革，別鬧了」，2002/11/22，中時晚報論壇，版二。
韋伯（Max Weber），黃振華譯，1991，《社會科學方法論》，台北：時報出版社。
劉建清、蔡幼華、洪美華編著，2002，《相遇新高雄》，台北：新自然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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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尊重別人價值的人決不說什麼解放某人,
尊重自己價值的人必不甘受人解放.
唯有自己解放自己,才是真正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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