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中國SARS的想法

[aswing (阿呆)]

北京對非典型肺炎管控的結構性制約

李拓梓
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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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國際媒體連續抨擊，胡錦濤與溫家寶終於出聲檢討內部掩蓋疫情的壓力下，中共衛生部長張文康與北京市長孟學農因為沒有處理好非典型肺炎疫情的相關管理而遭到撤職，成為因為非典型肺炎而受害的第一位中共高層。事後，衛生部副部長高強回答記者關於實質疫情數字難以取信於人的問題時，給了一個耐人尋味的答案「我要怎麼做才讓你相信」？

非典型肺炎的疫情蔓延上，中共官方公佈的數字始終令人懷疑，不僅國際媒體寧可相信世界衛生組織或者記者自行觀察的不精確數據，連中國民眾自己也不相信政府所說的話，簡訊和電子郵件攜帶各式各樣不知真假的謠言四處流竄，市場販售的口罩厚度也已經累積到十六層。即使到昨天的記者會上，官方公開的染病人數九級跳，還是被外電媒體攻擊的體無完膚，因為這個數字和地方公佈數字的總和仍有差距。

已故的華裔史學家黃仁宇一在提及古典中國的問題是「無法數目字管理」，他的回憶錄有一大段談及他研究明代財政而與美國漢學界引發方法論上的恩怨，就是發生在他認為地方數據相加絕不等於中央數據，他的心得是，「快速建立數目字管理機制」才是中國邁向現代化的重心。近幾年來的「中國熱」裡，也不乏專家學者對中國經濟數據沒信心的論述，認為中國經濟數據做假或變魔術移動的「撥轉貸、債轉股」模式只是在延後金融風暴的時間。我們發現，其實一直到今天為止，「如此之大」的中國，還是沒能建立一個「數目字管理」的機制。

這一次「非典」的傳布，正點出了想要走向世界的中國無法「數目字管理」的困境，與改革開放至今始終拖延的政治改革進程已經面臨無可閃躲的挑戰。首先要說明的是，張文康和孟學農「掩蓋」疫情的原因有二，第一是，十一屆三中全以來喊出的改革，至今已被「穩定壓倒一切」的價值所取代，十六大與兩會的「大吉日」固然是不可觸楣的禁忌，但是憂心疫情以各種莫名其妙的方式引發社會恐慌，其實才是他們「掩蓋」疫情的初衷，怎奈網際網路和手機簡訊實在是太發達，為了穩定而掩蓋的疫情反而因為掩蓋而引發更大的不滿與恐慌。第二，其實，中國無法「數目字管理
」，從胡錦濤、溫家寶乃至因為手機簡訊而恐慌的升斗小民其實無一知道真實數字究竟是多少，要公佈也無從公佈起。如此兩個原因，使得「掩蓋」成為一種結構性的反應，要不是因為通訊的發達加速民心的不滿與「知」的需求，這次的疫情模擬數據應該至今還只能「燃燒中南海」。

中共面臨的另一個困境，就是政治改革的迫切性再度赤裸裸的呈現，孟與張的去職固然是替罪羊，卻不免對民間擺出「大有為政府」以圖信心挽回的姿態。但是，經濟改革以來的許多問題，都不免與政治有所牽扯，如果一時不嘗試解決，問題就會一再發生。比如大家等著看好戲的廣東省長黃華華雖出身廣東，但其生殺大權並非來自地方而來自中央，因為梯隊接班制的建立使得各級官員有退休年限，廣東屬大省，官員向中央晉升的機會相對大，如此，在中央/地方爭執裡，很難讓官員願意堅持地方利益而放棄高升機會，鮮少勇於對抗的例子如前廣東省長葉選平就是這樣下台的ꄊC諸如此類的結構性壓力，其實都迫使「掩蓋」和「緊跟」變成一種中國的官場文化，進而使問題越來越多，遮掩越來越必要的惡性循環一再發生。

在一七六八年，中國曾發生過一次類似的事件。一種叫做「叫魂」的妖術傳說自江南沿長江和大運河一路流傳，經過半年左右的時間而成為一個無中生有的全國性恐慌，影響十二個省份約兩億人口，經過清廷的清剿，這個傳說始得暫息。當時的中國並沒有網際網路和手機簡訊，資訊流動也遠不如今日暢達，一切都要靠民間的小道消息來流傳，傳言好不容易被朝廷高壓壓下，卻在一八一零年和一八七六年分別小規模復發。

當然，「非典」真有其事而「叫魂」無中生有，「非典」發生在當代中國而「叫魂」較為古典，兩者相提並論不免牽強，但就管制能力而言，新的流言傳播能力與更強的國家機器剛好抵銷，無法「數目字管理」的中國一樣遇上千百年來的困境，一方面要政治穩定、一方面實在統計不出確實數據，官場的制度結構又不允許與高層或中央公開對抗，結局當然也只有「掩蓋」。如此，許多人攻擊中國掩蓋疫情危及人民的生命，公開數據是「非不能也，實不為也」，在這裡就得翻案成「既不能也，自不為也」，高強妙的不得了的回答，微言大意也在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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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尊重別人價值的人決不說什麼解放某人,
尊重自己價值的人必不甘受人解放.
唯有自己解放自己,才是真正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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