緣起～～～
. 中國時報 論壇 920521
中國對台新思維夭折
⊙童振源 台灣要求以「觀察員」身份加入 WHO再次受阻，當然原因還是中國的蠻橫阻撓。中國副總理吳儀強調：「台灣作為中國一省，無權參與WHO」、「台灣若希望外來協助，中國『中央政府』願意考慮」。這樣僵硬的立場徹底說明，中共在十六大所宣示的對台新思維已經夭折，兩岸關係將再走回過去國際零和遊戲的對抗循環中。中國將為此付出一定的代價，使台灣在加入WHO的問題上獲得更多的國際同情，同時造成台灣民眾對中國的打壓更加反感。
在去年十一月召開的中共十六大會議中，江澤民在他的政治報告中明確指出，「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大陸與台灣同屬一個中國，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容分割。」事實上，在十六大之前，中國當時總理朱鎔基、副總理錢其琛、及外交部長唐家璇等人都已經公開對外說明「一個中國」的新定義，包括唐家璇在聯合國大會上的發言。根據此新定義，中國不再片面強調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更不是一個省，而是台灣與大陸是平等的關係，都屬於中國。在十六大會議上，中共正式將此新定義納入黨的文件，即要表達中國最大的誠意。
此外，江澤民在報告中提出，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兩岸「可以談台灣地區的國際上與其身份相適應的經濟文化活動空間問題。」根據筆者當時在中國的訪談心得，關於台灣加入以主權身份參加的國際組織之問題，中國並不反對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兩岸就此議題進行討論、交換意見，找出一個雙方都可以接受的方式。
然而，上述中國對台政策的新思維在此次WH O事件上已經夭折。在「一個中國」定義上，吳儀的表述甚至退回到一九九五年「江八點」以前的說法；在「台灣參與國際空間」的問題上，吳儀的說法完全否定江澤民在十六大提出的彈性作法。根據報導，中國對台系統曾經建議以較彈性的作法處理，在「一個中國」原則下同意台灣加入WHO。但是，此建議最後並沒有獲得中國高層採納。
中國對台新思維的夭折，所呈現的意涵值得我們進一步觀察。以胡錦濤為中心的第四代領導班子是不是已經提出與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領導班子完全不同的對台政策戰略？還是在面對權力繼承的保衛戰與SARS危機時，第四代領導人對台政策的強硬立場是為了鞏固自己權力、避免政敵批評的權宜之計，日後仍會回到務實的作法？還是第四代領導人還沒有足夠的經驗與智慧處理棘手的台灣議題？還是十六大報告根本便是一種統戰的說法，作為兩岸關係較量的權宜之計，以壓迫民進黨政府在「一個中國」問題上讓步？
在十六大報告出來之後，台灣內部對於中國對台新思維便一直存有很大的疑慮，認為這只不過是中國的統戰伎倆，做為國際宣傳與聯合台灣在野黨壓迫執政黨接受「一個中國」的方式，中國並沒有誠心解決台灣在國際社會的代表權問題。如今，吳儀的說法正好印證台灣的疑慮、自毀中國的誠信。日後，即使中國重新改變說詞，要取得台灣的信任會更加困難，兩岸在國際上的對抗恐怕會更加激烈。（作者為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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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 aswing 來自: 218.160.50.72 (05/22 1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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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aswing (阿呆) 看板: CSCommunity
標題: Re: 童振源一文
時間: Thu May 22 12:50:25 2003
如果真的有「新思維」
李拓梓
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研究生
r90341010@ms90.ntu.edu.tw
中國副總理兼衛生部長吳儀即期代表團在世衛議場上的發言引起軒然大波，台灣民意的反應在激烈中透露無奈，原先即主張與中國抗衡者大部分怒責中共行為野蠻、謊話連篇又泛政治化云云；本來比較傾向在兩岸關係中主張扈從的一派則淡淡的表現出對中共強硬態度的失望，認為在SARS肆虐的同時，此舉激起的輿論抨擊不利兩岸未來的合作。
這裡出現了一個認識的問題，就是自十六大將「
一個中國新三段論」寫入政治報告後，中共對台灣的政策是否就是「有了新思維」？許多學者與從政人士認為中共將一中新三段論國際化與建制化，意味著對台政策的再軟化，兩岸關係的談判困境又回到台灣政府手中。更有人認為新三段論使台灣與大陸被排列在平等的地位上，是前所未有的表現，江澤民的「三個可談」則顯示空前的善意。而另一方面，也有學者對中共的轉變充滿疑慮，認為中國沒有誠意解決這些問題，只是施以統戰小惠聯合台灣在野黨壓迫執政黨的策略，「三個可談」反而限制了可以談判的領域，「一國兩制」的框架也沒有調整。
兩種認知顯現了台灣對於大陸政策的兩種分歧態度，簡單的區分就是抗衡或者扈從。主張抗衡者會想辦法在所有中國的退讓裡挑出毛病，再以後來中國的某些相反動作證明其論述中國敵意不減的確認。而主張扈從者則對中共文件的任何用語咬文嚼字的尋求「善意」，進而把所有的讓步都解釋為更多讓步的開端，再取個名字叫做「新思維」。
吳儀的發言證明了「新思維」夭折嗎？或者是，根本沒有什麼「新思維」？其實這個事件，突顯了台灣政學界對大陸認識的貧乏，或者是突顯了抗衡與扈從兩派都誤以自身的感情看待北京的出招，然後待招勢一出又趕快各取所需，各自表述。
其實有沒有新思維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共在十六大為對台政策定了基調，重申他在戰略上不變的一個中國政策和一國兩制框架，然後在戰術上對一個中國的「定義」上做了修正，畫出但也限制了新的談判範圍。但是中共這樣做，其實也代表了他對國際上「一個中國」的解釋權有了更大的信心，台北已經沒有能力也不可能在「一個中國」上以各自表述的方式挑戰北京的定義。而事實上，中共在九三年對「一中三段論的表述」和後來在外交戰上對台北的再三壓迫，使得台北早在九三年就失去了對「一個中國」的詮釋能力，因此現在中共重新「退讓」只是把事實擺在台北眼
前，告訴台灣在一個中國的問題裡，「定義由我，框架由我」，台北的處境其實相當類似一九八二年「香港談判」中的英國那樣無能為力。
球在北京的手上，可能因為內政不穩，北京沒有在世衛大會上丟出「新思維」，這也是理性判斷的結果。畢竟台北的激烈反映在這個狀況下是可預期的，而如果丟出「新思維」，台北的反應變得不易確定，而SARS肆虐的太快，北京暫時也沒有時間與能力諮詢其台北友人的意見，萬一畫虎不成反類犬豈不自討沒趣，甚者還可能導致領導洗牌。如此，北京自然會選擇較可預期的重壓策略。
其實，台北的問題不在北京的「打壓」，畢竟從過去的經驗看來，北京的打壓反而會促使台灣民眾有更強的向心力。台北的最大困境，是如果北京真的丟出「新思維」，台北的政學界必定直接依照原先抗衡或扈從的傷痕沿線斷裂，引起無法停止的內耗自殘，進而使問題變的複雜無解而成為政府的燙手山芋。
現階段台灣對國家認同與未來發展的無共識，必然導致民主政府無法在兩岸終局議題上運作。北京可能已經在這段時間內看穿台北嚴重的內在分歧，待新體制政局穩定後的出招，很可能就針對台北的疤痕不斷著力，因此，我國政府不應在此次危機中偷偷喘氣慶幸，要積極防備北京可能丟出的「新思維」不可收拾的觸痛我們的敏感神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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