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向香港民意投降？
李拓梓
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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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7/8
從五十萬人大遊行之後，北京的香港政策出現峰迴路轉之勢，一向支持港府不遺餘力的自
由黨黨魁田北俊在北訪之後辭去行政局職務，迫使港府對國家安全立法推遲；北京也首度
對外表示其尊重港府對於何時立法、法條內容的自主性，唯仍應依照基本法規定制定相關
細則；最耐人尋味的是北京在香港喉舌《大公報》一改力挺港府立場，發表社論批評董建
華政府嚴重與民意脫節。大多數的人感覺到北京受迫於香港的民意壓力而決定讓步，或者
認為北京的香港政策將作出調整；但更根本的問題是香港政治走到今日之局，究竟是董建
華政府自身的問題，還是基本法下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本身出了問題？
國安法的問題源自香港基本法二十三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
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急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
或團體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進行政治活動，禁止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
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由於牽涉層面過廣，且一直受到國際關注，港府始終很
聰明的將立法的進程向後推遲。但今年起，主管中共對港事務的錢其琛示意港府應盡速立
法，港府遂開始一系列的立法諮詢與遊說，準備在夏天的立法會期內通過相關法條。
問題是，民意始終對這個法律有很多疑懼。港府必須做的，是說服民眾接受這樣的法條，
但其做法除了不斷重複無意義也沒有影響力的的宣示與保證外，卻是採舉不當的諮詢程序
，技術上取得大多數諮詢委員的支持，並利用特殊的選舉制度創造的立法多數準備強行通
過法條，塑造民意一片支持的形象。港府的盤算並非沒有道理，首先香港特首是北京親點
的選舉人團選出，對北京負責的需求遠大於對香港民意負責的需求；第二是過去從「居港
權」到「公安法」的示威，敢於衝撞體制的港人始終寥寥無幾，使港府估計處於經濟低潮
期的港人不太可能以政治動員的方式衝撞二十三條立法。
港府的盤算顯然是個錯誤，五十萬人的政治動員顯然驚動了京港兩地，一系列的政治動作
與輿情收集行動急速的啟動。北京真正關心的是，香港的諮詢政治與行政吸納出了什麼問
題？為什麼諮詢時一片叫好的立法會引起被指稱為「少數異議份子」的民主派激增為五十
萬？
事實上，眼見著可能不久後就得下台的董建華根本是一國兩制下的代罪羔羊。從回歸前設
立港事顧問、成立基本法起草委員會、預委會、臨立會乃至票選特首的選舉人團開始，中
國報喜不報憂的政治文化就已經徹底破壞了港英諮詢政治的本質。諸多顧問委員都是香港
有名的親中派，民主派人物完全被排除在回歸前的諮詢制度之外，回歸後大肆修法的臨立
會甚至沒有任何一位民主派點綴其中。甚且，中國不斷修改立法會有限的民選席次選舉辦
法，意圖讓民主派當選名額銳減；更誇張的是，就算民主派艱辛的贏得所有民選席次，仍
然無法在立法會取得多數。
這樣不健康的民意與諮詢機制，無疑不可能呈現香港市民的真正意見；不喜歡卻無出路的
香港市民反應，只好表現在冷漠以對上。港府很可能將這種無奈無力所造成的冷漠認為是
事不關己的冷漠，而認為政治動員不會受到市民歡迎。也或者是北京與港府早已習於一向
普天同慶的諮詢結果而早與民意脫節，因此真正相信民主派如同選舉或者諮詢的結果「只
是少數異議份子」而過於輕心。
現在北京要港府負責，並且啟動收集輿情的機器，許多人都認為北京此舉是向民意投降，
因而推崇香港是「中國最後一個民主的角落」。問題是，如果北京和香港繼續因為特殊的
馬屁政治文化而持續他們排他性的的諮詢制度、如果立法會有限的席次選了半天民主派就
算全勝也不會變成多數、如果北京親點的候選人就必定得到幾乎所有間接選舉委員的支持
、如果特首的負責對象還是北京，那麼，國安法的推遲立法就會只是一個單一事件，如同
香港現時的自由，只是北京的施捨，而非北京的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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