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寫的很好,但如果要"邁向公義的社會",
首先應該解散中國時報......
1. 中國時報 論壇 920309
四大趨勢下的台灣出路
⊙吳玉山
今天看台灣所面臨的國際局勢和兩岸關係，並思考我們的出路，
必須看到從九○ 年代開始出現、而現在又加速進行的四個趨勢：
台灣在自由化中的不適應、中國大陸在開明專制下的快速發展、
美國在國際體系中的獨霸，
和美國作為既有霸權與中國大陸作為新興強國之間愈益艱辛的磨合。
上述四個在九○年代展現的趨勢，到了二○○○年後以更劇烈的形式展現出來。
首先我們看到台灣的民主鞏固在九○年代雖然經歷了許多制度變遷，
但是執政黨始終是由中國國民黨擔任，因此實質的變動有限。
但是二○○○年民進黨的陳水扁當選了第十任中華民國總統之後，
台灣的年輕民主體制碰到了最大的考驗。
六次修憲後所建構出的「半總統制」在民進黨看來是總統制，
因此也就用總統制的規則來運作，包括以總統黨來組成政府。
另一方面由反對黨佔多數的國會卻在「半總統制」中看到了政府向國會負責的部分，
因此要求政府的組成應該反映國會的權力平衡。
這兩種不同的憲政觀點相互衝突，於是朝野對立升高、政黨鬥爭不斷，
台灣的政治穩定因而大幅降低，政府的決策品質與施政效能也日益低落，
並且對經濟發展產生了重大的負面影響。
相對於台灣的情況，中國大陸繼續其威權政治和市場改革的發展策略，
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特別是二○○一年的「入世」並沒有如章家敦所預言地造成體系崩潰的結果。
二○○二年十六大的權力交班，江澤民一如鄧小平，
在把日常任務交給接班人的同時，保留了本身對於中共黨國體制的最終控制，
也維持了政治穩定。
這種「政治追求穩定、經濟追求成長」的策略在長期必然難以維持，
但是在短期卻有其顯著的功效。
兩岸的均勢由是進一步向中共的方面傾斜，對於台灣也構成了強大的壓力。
至於二○○二年後的美國則是由於小布希的就職，過去在柯林頓時期所聚積的國力，
由於受到九一一事件的重大刺激，而透過小布希的擴張政策大舉併發出來，
形成美國當前相當霸權主義的行徑。
中共國力的持續增長和美國勢力的伸張無可避免地造成衝突，
而這也就反映在二○○一年美國和中共的軍機互撞和接下來的緊張對峙當中。
從那一次的衝突之後，美國已經清楚地將中共視為未來的假想敵，
並且在各種軍事動作上表露無遺。
對於台灣的加強軍售和戰區飛彈防禦系統的推銷都是這個戰略構思下的動作。
雖然由於在九一一之後的反恐戰爭中華盛頓需要北京的支持，
表面上化解了若干美中間的矛盾，
但是這一對既有霸權和新興強國間的衝突是結構性的，
因此雖然會受到國內政治（例如選舉週期）的影響，但是總的趨勢是越來越難以磨合。
將來的情況會如何發展？
放眼未來，台灣的藍綠兩大陣營有可能形成輪流執政的局面，
不容易操作的半總統制也有可能透過憲政慣例的累積而逐漸穩定下來，
但是以省籍、族群和認同為基礎的「前現代型」社會分歧,
卻始終是台灣民主鞏固的一個障礙。
我們不可能再回到過去的威權統治，認同分歧又是這個社會中難解的結，
那麼我們就必須試著在民主開放的體系當中培養包容的習慣，
尊重不同的想法，並且在公共政策上給予專業空間，讓這個領域離開統獨的糾葛。
在未來能否揉合民主與效能將會是台灣政治發展中最重大的挑戰，
並且是我們能否抗拒中國大陸壓力的關鍵。
當然中國大陸有許多本身的困難。
它的經濟改革創造了成長的奇蹟，但是也帶來了分配的惡化、地區的差距、
勞工的失業、環境的污染、資源的枯竭、社會的失範、政權的削弱，
和其他難以計數的問題。
就經濟改革的主要成就 --經濟成長--而言，從九○年代下半期開始就已經下降。
展望未來，兩位數的年成長率將不復見，平均成長率將降到七％左右，
而這已經接近台灣和南韓在九○年代的平均成長速度。
但是無論如何，大陸將持續一段相當長的中度經濟成長時期，
其綜合國力仍將快速擴張，並且在總量上逐漸和美國逼近
（目前大陸的生產總值已經超過美國的一半）。
這樣的中度成長已經足夠讓台灣難以喘息，並且讓美國寢食難安。
如果兩岸的均勢是確定向對彼岸有利的方向移動，則台灣將如何自處？
由於美國和中共的磨合注定是艱難的，甚至非常有可能是走向更大程度衝突的，
對於台灣而言，自然就產生了一面倒向美國以換取安全保障的想法。
然而一面倒有它的代價，因為我們將完全成為美國的棋子，
同時必須承擔華盛頓以美國利益為考量的戰略決策的後果。
以此次美國要對伊拉克用兵為例，台灣的態度就有如倫斯斐所稱的「新歐洲」，
也就是極力想要獲得北約和美國保護的中東歐國家。
它們快速地表態支持美國，深恐觸怒了華盛頓而減損了融入「西方」的機會
（雖然它們還是觸怒了法國）。
在「一面倒」的情況下，當美國真的要建立戰區飛彈防禦系統時，
台灣也沒有置可否的權力，而這就代表兩岸關係將隨著美國和中共的關係而轉移。
當華盛頓和北京關係改善時，台北的利益有可能被犧牲（這在過去已經發生），
而當美中對峙型態升高時，台灣又可能被捲入一場自己並不想參加的衝突當中。
在國際關係當中每一個國家都是為了自己的利益打算，
而「一面倒」的政策預先剝奪了主體運作的自由，對於台灣而言並不合適。
台灣有沒有可能在兩強之間保持運作的空間和彈性以追求本身的最大利益呢？
事實上，從八○年代末開始的大陸投資熱潮，帶來了由投資驅動的旺盛出口，
使得台灣的出口從對美國的單一市場依賴變成對美國和大陸的雙重市場依賴。
這種依賴型態等於是為台灣的出口成長配置了雙引擎，
一旦其中一個引擎轉速變慢、或是熄火的時候，台灣還可以依賴另外一個引擎。
從單引擎變成雙引擎，從依賴單一市場到依賴兩個主要的出口市場，
不能不說是對台灣的經濟發展有利的。
在政治上，在中國大陸體制尚未徹底改變，兩岸關係仍然無法完全正常化的情況之下，
朝野都應該體察到國家所處的現實環境，
為追求國家的利益而共同綢繆，而不是把兩岸關係和外交政策當成選舉的籌碼，
各自凸顯本身的意識型態立場，以博取支持者的認同。
事實上不論是綠色或藍色執政，中華民國所處的國際環境
（甚至國內的基本政治環境）都不會因之改變，這表示執政者的運作空間是有限的。
在這個有限的空間內，如何為國家爭取最大的利益，不是意識型態的堅持所能解答，
而必須依靠現實理性的計算。這個計算應該儘可能和國內政治脫鉤，
否則我們的大陸政策和外交政策會成為選舉競爭的人質，為黨派所用，
而無法服膺追求國家利益的最高原則。
在這一方面，我們要依靠成熟的選民對政治人物施展壓力，
也更需要各黨派的領導人物展現智慧，在關鍵的時刻把國家的實際利益放在腦中。
在此期待藍綠相爭時能夠留給大陸政策和兩岸關係一個專業的空間，
而這個專業空間應該從客觀地瞭解兩岸和國際的發展態勢搭建起。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籌備處主任，
本文為將於三月十五、十六日由時報文教基金會主辦
「再造公與義的社會與理性空間」研討會論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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