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標題很吸引我,讓我思考,回憶到自己在思想上的移動過程.
中國時報,人間---
擺盪在文學與政治之間
2003/3/9
⊙平路．陳芳明／對談 有許多人以簡化的定義看待台灣社會。當你閱讀葉慈，這位具高度本土精神的愛爾蘭詩人，竟然是以英文寫詩。你說，葉慈是能夠以簡化的定義來概括的嗎？在最寂寞的時光裏，我閱讀過葉慈，也閱讀過聶魯達。在詩行之間，我漸漸體會到，文學的力量並非那樣脆弱。
平路：
今年你遠赴香港任職時，正是我回到台灣的第十年。
在這樣長的時間裏，我見證到許多事情發生，也感受到許多記憶消逝。
其中衝擊較為深刻的，便是政權和平轉移時，我並未在歷史現場缺席。
這是十年前返台時的最初心願：我希望能親眼看到台灣的政治從封閉走向開放。
為了完成照樣的心願，我涉入政治，義無反顧地投入。
這是我的敵人，無論是統派或獨派，都沒有勇氣去做的。
這份勇氣，使我能夠雄辯地去面對台灣歷史。
記得我回台不久之後，你也回到島上。我們曾經在海外一起討論過共同的鄉愁。
一旦與自己的土地結合時，這種懷鄉病就自然療癒了。
在你身上，我看到生命的爆發力，出版了四冊小說，
包括最近的《何日君再來》，與四冊散文。
在延續文學生涯之餘，你也不忘情於政治。
在同輩作家中，能夠同時維持文學與政治的思維，大概只有你吧。
即使像我這樣參加政治是如此理直氣壯的人，終於也全心從事文學的研究了。
你返台的心情究竟是如何？在文學與政治之間，你又是如何取得平衡？
芳明：
自從來到香港，一個多月，我都住在旅館裡。
壁紙、電視機、浴室掛成一排的白毛巾、洗手臺上的鍍金龍頭、大理石的灰蒼紋路，
成為最眼熟的環境。房間裡窗幔總是深垂。窗
外，應該有豎在眼前的摩天樓吧，經常在辦公室裡坐到半夜，回旅館倒頭就睡了。
第二天一早，醒來就離開房間，辦公室有許多待處理的事情。
芳明，這是我近來的生活。
這陣子所以那麼忙累，你一定可想而知，剛到這裡，之前的簽證又曾經遲延，
香港的媒體對我這個人一時充滿好奇。
大學與文化機構、基金會等等，不斷有採訪或講話的邀約。
香港是敏感的環境，國際媒體群聚，關鍵的時刻，我多一次講話，
說不定，就是多給台灣一個表達自己的機會。
不怕你笑，我自己能夠做的，就是念玆在玆的準備。
在這裡發表對公共事務的看法，好像走一條細細的鋼索。
我的挑戰在於——怎麼樣婉轉而從容地，用文化的角度，
表達我們台灣對外面世界的善意，同時拒絕各種霸氣的簡化，
同時消解各種政治性的敵意。
你在信上說起文學與政治的話題，多麼巧，恰恰像是我在準備的功課。
在民主基金會，題目是英文的「Transcending Politics through Culture」，
翻譯過來，正好是「文化如何超越政治」。
相較於香港，九七之後變得政治化甚至急速泛政治化的地方，
媒體總習慣以極度簡化的定義，形容台灣的現狀與未來，
香港人看待我們台灣人，用著最粗糙的二分法：不是「統派」，就是「獨派」。
可惜的是，其中忽略掉台灣民主奇蹟細膩的面向：我們有何其繁複而多元的市民社會。
當然，愈在這個政治神經極度緊繃的香港，我的挑戰愈是：
怎麼樣豐富他們的詞藻，怎麼樣激發他們的想像力，
讓他們有機會理解我們的民主經驗，以及更重要地，
理解我們民主化的體現——在各種公共事務與文化風景之間。
在這裡，政治敏感的地方，象徵意義的說，
我必須藉一對想像力的翅膀飛出侷限、拓展空間。
只擔心像希臘神話的伊克拉斯（Icuras），那是用羽毛與蠟匆匆黏合成的一對翅膀。
飛得太高，接近太陽的熱度，翅膀被曬化了。
飛得太低，翅膀被海水濺溼了，身形也就不再輕盈……。
平路：
我們曾經活在一個不寬容的時代，不允許有任何的價值可供選擇。
而今，我們竟然活在一個很開放的社會，有太多的價值，卻不知如何選擇。
這是相當惱人的事，好像是上帝對我們這個世代開一個很大的玩笑。
我非常同意你的說法，這個時代仍然有許多人以簡化的定義看待台灣社會。
當你閱讀葉慈，這位具高度本土精神的愛爾蘭詩人，竟然是以英文寫詩。
你說，葉慈是能夠以簡化的定義來概括的嗎？
在最寂寞的時光裏，我閱讀過葉慈，也閱讀過聶魯達。
在詩行之間，我漸漸體會到，文學的力量並非那樣脆弱。
做為一個台灣文學研究者，我的信念是：
在威權時代，必須勇於抗爭；在多元時代，必須勇於寬容。
抗爭，是屬於政治的行動；寬容，則是屬於文化的態度。
我在現階段注意到一個現象，有太多知識分子在抗爭時代不敢抗爭，
在寬容時代不願意寬容。這種時空倒錯的演出，正是台灣社會亂象的根源。
現在你到達香港，回首觀察台灣，自然可以清楚地辨識台灣內部的種種問題。
我是在抗爭時代抗爭過的人，能夠理解文化的寬容也是需要力量與勇氣的。
我現在即將完稿的《台灣新文學史》，從後戒嚴後殖民的態度來寫，用心正是如此。
芳明：
上封信還在寫旅館的歲月。昨天，我已經搬到一個小公寓裡，
兩間屋子對著海，晚上只有暗黑的細浪，卻不是香港人引以為傲那種
—— 閃著萬戶燈火的無敵夜景。
這裡，沒有什麼台灣人來住過，偏僻而安靜。
既不是半山豪宅，也沒有半夜吃宵夜的便利。小公寓在港島之南，倒是離赤柱很近。
為什麼寧可通勤的時間長些，你也許早已經聯想到，
啊，對我這樣一個容易癡迷的作者，未嘗不是「何日君再來」隱隱然的牽引。
此外，搬到偏僻地方，當然是我這陣子都會旅館的心情反撲。
寂寥的生活、沈靜的海景，對我自己而言，多留這份空白，
是對目前從事的角色，保持一些反省的距離。
上封信提到「挑戰」，挑戰是藉著一對翅膀，
在此時此刻的香港伸展出一片想像力的空間。
自私的理由，其實也是藉此保持新鮮的心境，不至於煩悶，不至於陳腐，
更重要地，讓自己的創造力不會枯竭。雙子座的你與我，深切感覺到這種內心的渴盼。
當然，難以專情的你與我（只因酷愛新鮮事物吧），
唯一不斷勾動我們無窮盡好奇心的，仍然只有文學，文學的領域，
多少的可能性仍未被發掘。
做功課的此刻，再引一段葉慈的詩（好喜歡楊牧的譯本）：
那女孩站立那裡，我如何能夠
把注意力貫注
在羅馬或俄羅斯
或西班牙政治……
那女孩站在那裡，她永遠深情款款。
島的意象，浸浴在文學的光澤中，終於化身為永恆的繆思。
平路：
在文學的研究中，我仍然還是偏愛詩的。
偏愛它，不僅是因為那些精緻的語言，
而是因為在那樣濃縮的格局裏竟能容納豐饒的想像。
你的文字充滿了詩意，就像你小說與散文中的一些片段，
閱讀時往往帶我進入一個開闊的世界。
寂寞與孤獨總是輕易傷害一個人，也能使人的心靈被傷害成一首詩。
你現在的心最接近詩，我知道。
這些年來，台灣文學的性格中，政治學（po litics）遠遠勝過詩學（poetics）。
解嚴十餘年來，我們台灣人的心情似乎還未鬆綁。
政治正確的要求，使太多作家過份執著於族群立場、性別立場、階級立場。
我很明白文學很難不被意識形態滲透，但何妨像昆德拉或奈波爾那樣，
讓緊張的政治能夠舒解一下。
離開自己的土地，感覺會變得特別敏銳。
陌生的香港，當可刺激你新的思考與新的生活。
就好像當初我回到台灣時，故鄉的泥土又重新塑造了我新的人格。
流亡與回歸，是生命中的一種辯證。但是，台灣的價值是不會改變的。
至少，於我是如此，我的思維，我的書寫，我的閱讀，都與台灣牢牢結合在一起。
台灣，是我的詩的無窮泉源。你的小說，你的散文，不也因為台灣而熠熠發光嗎？
芳明：
你說得對啊，為什麼你那麼清楚知道？我現在的心情，好想要讀詩。
白天面對煩瑣的事物，擾擾攘攘，總有許多勉為其難的地方。
到了夜深，四顧寂然，心情以一層思鄉的色澤作為基調，
或許是一種文學的心境渲染開來，但坦白說，芳明，我是想家的。
離開台灣，沒多久，也沒多遠，何況我們都在國外這麼多年，仍然必須承認，
住在台灣的日子潤澤而溫暖：你在信上提到的寬容與多元，
社會逐漸的開放、逐漸輕鬆下來的緊張對立等等，
以及怎麼在文化的層次顯現這個領域的尊嚴與自主性，總覺得我們大家一起打拼過來。
另一方面，唯有夜深時這樣的想念，好像才紮實地活著
——保證我自己又真的活過了一天。
島的意象，始終環繞著我們的夢寐，像你說的，
你的思惟、你的書寫、你的閱讀，還有你的涉入、你的論戰、你的付出，
更毋庸說你孜孜治文學史，而我也總努力地寫，
以致現在來到香港我盡其所能做這個工作，象徵的意義上，
我們都是在向自己的繆斯輸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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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尊重別人價值的人決不說什麼解放某人,
尊重自己價值的人必不甘受人解放.
唯有自己解放自己,才是真正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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