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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府發了，主流經濟學家們high了。這幾年的漂亮數據亮出來，經濟學家們矜持地評點著，大部分言論談的還是困難，雖然是智珠在握，也沒有得意忘形。洋人也還有些白痴在弄中國崩潰論，真正懂行的，都服了。薩繆爾森寫了個文章，意思是說美國與中國自由貿易“可能”不利于美國，開始敲警鐘了。西方經濟學大佬們都變得客氣了，夸起中國來比較大方，有些還經常上中國轉幾圈，和政府官員、主流經濟學家們互相吹捧。“主流”們正目視遠方暢想未來，忽然就迎來了一陣板磚，一時被轟了個昏頭轉向。這時才發現，官辦經濟整了十多年，經濟有了極大增長，人民
卻出乎預料地很憤怒。
這讓主流經濟學家們覺得挺委曲的。經濟學家們的委曲是很可以理解的。用經濟數據來攻擊他們，是錯誤的。中國這些年的經濟增長不可辯駁，這是中國政府的特強項。就是人民生活的硬指標，從物質角度來說，也是極大增長的。我自己的評價，這十多年中國人的物質生活形態已經上了一個檔次或者更多，拿各種大眾商品一列就一清二楚了。從統計意義上來說，這個結論是靠得住的。經濟學家們覺得，經濟成績這麼大，再怎麼也有些功勞吧？怎麼反而被罵成這樣？委曲，想不通。後來被罵得兇了，不少人還上媒體寫文章反擊，中央也安撫了他們一下。
但我認為，民眾的憤怒也是相當可以理解的，經濟學家沒有去理解民眾，才會覺得委曲。除去一些非理性的經濟數據上的錯誤攻擊，民眾確實有理由感到憤怒。關鍵是，我們應該用精神，而不是物質去分析。憤怒是一個精神現象，經濟學家們拿物質指標來說事是找錯方向了。如果只去考察物質指標，冷靜地分析自己的生活比從前有多少提高，民眾應該是覺得歡欣鼓舞才對。但民眾不會這樣，他們就是直接憤怒了。
“官辦經濟”在經濟上的成功無可質疑，但是在精神上，就是個徹底的失敗，這也是無可質疑的。失敗之處在于，以前的“社會主義大事業”本來是個經濟與精神一體的事業，後來的“官辦經濟”就只有經濟了，精神方面已經主動放棄了。新中國從建國開始，就採用了一體化的方法搞事業，理論與實踐上全國人民都是為了一個目標而努力，確實是相當厲害的一點。我們在前面說了以前有很多經濟政策的失誤，但是成就也是巨大的，這些成就的取得，主要靠的是精神方面的動力，可以說是即使有這樣那樣的政策失誤，還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對以前的經濟政策很不滿意，是
因為如果沒有這些明顯的失誤，以我們特有的精神力量，可以取得大得多的成就。因為有這樣的精神力量，我們的目標就得比一般發展中國家要高得多。
具體來說，新中國政府採取的辦法是以獨樹一幟的精神激勵機制代替一般國家的物質激勵模式，來發展包括經濟在內的各項事業。這方面，社會主義國家有一些傳統辦法。首先，把所有人都放入“單位”管起來。你加入單位了，各方面生活就由單位給你解決了。解決的好不好另說（往往解決得不好），人會覺得有一種歸屬感及安全感。如果不是發生文革那樣的動亂，在正常運行模式下，人病了，單位會安排去治病，單位會派人來照顧。小孩上學都安排進子弟學校之類的附屬機構。除了很少一些的特權人物，大家的待遇都差不多。工資就全國統一安排，分級拿工資。這樣，大
多數人都是能力一般的人，會覺得比較平等。能力好的人，可以給各種榮譽，也有激勵的辦法。在這樣一種管理模式下，人們會覺得是在一起為一個大事業努力，精神上可以得到某種滿足。社會精神狀況比較單純的情況下，這確實是相當好的一種狀態，可以大大彌補物質享受不足的缺陷。說實話，我個人是相當喜歡這種工作環境的，就一門心思想怎麼為國家作貢獻，不用考慮那麼多亂七八糟的利益方面的事情。日本的社會組織其實有些類似之處，所以民眾工作態度不錯。
我心目中理想的模式是以這樣的社會組織，去從事我前面總結的以比較優勢為核心的經濟建設道路。但可惜的是，後來社會思想亂了，大躍進等重大經濟失誤還不是關鍵，文革等政治運動實在是很痛心，搞得人心都混亂了。社會主義大事業的理想出現了大裂縫。周恩來是這種經濟路線的代表，他以身作則有相當大的激勵作用，多少人想到總理就不問報酬甘願奉獻，現在還能感動很多人。但我實在不理解老毛為什麼要發動文革，把周恩來以下那麼多老實搞建設的人弄得那麼慘。老毛的經濟失誤其實可以理解，可以說是好心辦壞事，就算是付出了很大代價，也可以放過。如果一
些人不把老毛吹成無所不能的經濟天才，我也並不會說太多。但老毛晚年搞的那些政治運動，我實在是沒法原諒他。周恩來鄧小平陳雲這些人我相信他們都是有社會主義理想的能力不錯的仁人志士，怎麼就不能讓他們安安穩穩搞社會主義大事業？就算是老毛想支援窮國反霸鬥爭多花些錢，也可以接受。但為什麼要搞政治運動，搞得社會上一些爛人領著沖動的年青人鬥並無多大過錯的老實人？把個好好的社會主義事業鬥得亂七八糟。
從文革開始，中國就失去了以理想模式搞建設的可能。十年動亂下來，人心亂了，真正心思純樸一心幹社會主義的雖然還有不少，但也有很多人心思不對了。新中國要靠以周恩來為首的非常感人常人難以做到的許多好榜樣，才可以從正面影響民眾心理。學壞容易學好難，這要把人心思搞壞，就容易多了。各單位出那麼幾個混的幹部，一個單位的風氣就可能從此完蛋。所以後來發展到官辦經濟幹脆放棄精神了，很正常。在80年代那種混亂的情勢下，又要發展經濟，又要收拾人心，靠的是那樣的幹部隊伍，我是沒有幻想的。知識分子在文革中吃了虧，後來能沒有想法？失了人心
，誰替你認真宣傳社會主義？老鄧如果能把人心又重新收攏回來，那真成神人了。我覺得也不能怪知識分子，其實搞理工的有傳統還是相當愛國的，只是實在沒法對社會主義有信心。全球的社會主義都差不多垮了，還想要求中國知識分子純潔得很，這過分了。現在很多人罵知識分子，說老毛整得好，這本末倒置了。退一萬步說，老毛整完了，知識分子精神狀態反而垮掉了，也沒什麼好吹的。
老毛是精神激勵專家，確實牛。但他搞精神原子彈，最後還是失敗了。不管是他自己操作失誤，還是臭知識分子死不悔改，反正人心亂了。老鄧要搞精神肯定牛不過老毛，他不會走這條路。他搞改革的結果，是充滿著銅臭味利益為先的“官辦經濟”。其實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是這樣金錢至上，一方面可以說中國是精神失敗了，另一方面也可以說不過是回歸大流。
但中國人民是知道“社會主義大事業”怎麼回事的，不是沒見識過的發展中國家人民。你官府搞經濟，拿我當工具，那我也不會對你有感情，我也不會有什麼事業感，最多我發揚傳統愛愛國。這官辦經濟從本質上就不討人喜歡。我是比過去有錢了，多了十倍都不止。但是事情也要我自己管了，病要自己上醫院，小孩要自己交錢讀書，房子也要我自己買。雖然學校與醫院比過去設備好，我不管租房還是買房住得比過去寬暢了，吃喝也好了，也用上了不少新鮮玩藝，但就是覺得沒勁。人生真沒有意義，就是上個班掙個錢，圖個啥？為公司掙錢大頭讓老板撈去了，真黑，不喜歡這
種工作，也就是看在錢的份上才不得不幹。
這樣一搞，整個社會都壓力重重。競爭很厲害，沒工作了不好辦。人家過上好日子了，買房買車了，不是過去那樣大家排隊等分房，自己生活就算沒變差，感覺也不好。混得好的錢雖然不少，但也沒理想，覺得混社會真累。混得不好的心一橫就殺向社會為非作歹。搞來搞去大家比黑比壞，越弄感覺越差。也就是經濟還在增長，可以靠物質弄些醉生夢死，不然早鬧開了。
何況你還那麼不公平。本來對搞市場經濟很多人就不適應，你再來些人圍著政府吃，還讓人怎麼過？一個個暴發的看著都不是什麼正派人物，連媒體上都是一連串黑暗事件，就別提口耳相傳的那些惡心事了，對社會的怨恨就更深了。
不公平也就算了，還看不到希望。一方面期望被些富人提得太高了，剛畢業的大學生就想買大房子，不象從前加一級工資就覺得闊多了。一方面人也太多了，不知什麼時候能輪到自己處境改善。個個覺得自己沒法混出頭，精神灰暗。
就這樣，能不憤怒麼？人是物質的，但更特別的地方在于，人也是精神的。憤的不是自己吃喝比過去差了，而是從整體上就不喜歡這種讓人提不起勁的社會。有些即使處境不錯也還是替別人憤怒。不憤的，那是特殊分子。撈大了的會感謝社會給他機會，一些覺得大有機會的人精神亢奮忙著撈。還有象我這樣的，沒有善惡事非觀念，沒啥情緒的把社會當物質評論，也不憤。但總體上，中國人很憤怒，湊一塊就罵社會。誰要是說這社會的好話都不好意思開口。
其實就憤怒這個事本身來說，是個好事。你既然以利益為根基搞經濟，政府天生就該挨罵。只有在中國這種奇怪的轉型國家，才會發生民眾在媒體上稱頌政府的怪事。以前也不好，罵政府就是反革命有人身危險，這個再怎麼也解釋不過去，就是政治落後。我很不喜歡無聊的推卸責任的民主，不讚成以民主為決策根基治國，但更不喜歡連低限度的言論思想自由都沒有的社會。政府應該允許民眾把憤怒表現出來。
而且這種憤怒，我覺得不危險。經濟畢竟在增長，國勢在上升，不是沉淪。問起中國人對中國未來的預期，在全球都是最樂觀的。這和個人的灰暗感覺似乎矛盾，但其實很合理。中國人也並不是完全精神地仇恨社會，雖然湊在一起罵社會，潛意識裡也知道比過去還是有很多地方進步了，只是不好意思說。對綜合國力的上升，中國人還是有信心的，政府天天拿數字轟炸宣傳，外國人也在幫腔，還是起了些作用的。但怕自己成為失敗者，所以灰暗。真正覺得中國沒有希望，以至于相信崩潰論的，是一些見微知著想得更遠更深的聰明人（他們能講出一些崩潰的道理來），或者講不
出什麼道理就是相信會崩潰的情緒化非理性憤怒人士。但這是少數，多數對中國還是覺得樂觀的（下層人士可能不會去考慮這種問題，問也沒用）。人民的憤怒，不是那種幹柴烈火一觸即發的革命式憤怒，而是牢騷。
因此，人民一定要憤怒。有什麼不滿一定要鬧出來，鬧得越大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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