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科舉制度的形成及利弊
華山劍
衡量一個社會文明是否屬於低級或者高級形態﹐主要的判別標準應該有這樣的幾條﹐1﹐該文明是否是建立了符合天地人和諧生存發展規律的經濟生產、開發、銷售、交流和貿易的系統管理體系﹔二﹐該文明是否是已經具備了國家政治組織裡的官員的選拔、監督、上下有序流動及其政治制度的自我變革和自我修復的規范系統﹔3﹐該文明是否是已經具備了完善的文字語言體系和平民普及教育系統及其教育與社會應用的互動系統。一個國家文明內部所持有的科學技術程度的高低﹐與一個國家文明的能量程度相關﹐但是和這個文明的高低級社會形態本身無關。
根據以上所說﹐我們來估價一下中國古代的社會文明應該屬於什麼樣的層級。中國在秦漢朝兩朝通過長時期的努力﹐已經在西漢後期基本建設出了以上所說的三個社會高級社會文明形態形式﹐所以﹐我們應該肯定地說﹐中國在漢朝已經先於世界上的其他文明而進入了人類文明的高級形態了。但是﹐我們也應該承認﹐由於中國的自然科學技術一直不發達﹐所以﹐中國文明的能量一直不強大﹐以致於中國在外族侵略的時候﹐往往處於守勢﹔而之所以導致中國的科學技術長期不能夠飛躍的原因很多﹐但是﹐卻也與中國社會文明形式中的一些固有的結構功能有相當的關系﹐其中﹐和中國的教育體系的性質和形式有相當的關系。中國傳統的教育結構和功能性質不僅僅遏制了自然科學技術的發展﹐而且﹐還扭曲了許多讀書人的身心﹐從而給中國造成了許多不必要的內耗。下面﹐我梳理論証中國的科舉制度的形成及其在社會中的利弊﹕
縱觀中國社會文明的發展歷程﹐可以發現﹐中國在漢朝自建立了“太初歷法”以後﹐中國的農牧業生產就完全進入了一個有序時代了﹐這點﹐是當時世界上其他任何一個文明所無法比擬的。相比之下﹐中國古代的政治組織結構建設是和中國的教育形式建設一直是緊密相關的﹐這點﹐中國與世界上許多國家文明中的教育和宗教的緊密相關的情況大不一樣。這就是說﹐了解中國和西方的國家文明的差異﹐審查兩者各自的教育形式和發展脈絡﹐是一條重要的法門﹔或者說﹐我們今天要改革中國的社會形態﹐也主要應該從中國教育系統的研究和改造上去著手。
中國商周時代﹐當時的教育就已經開始和社會文明中的經濟生產及科學技術存在發生了分離﹐而與此同時﹐中國的教育開始與國家政治組織的管理體系建設的關系開始緊密聯系了起來﹔之所以中國的教育這樣早的和政治組織建設聯系起來﹐很可能與當時的中國需要建設一個大一統國家文明的迫切歷史任務直接相關。
中國歷史上的教育﹐有兩個重要的標志性事件﹐一個﹐就是孔子在春秋末期創造了“有教無類”和重視禮樂的“齊魯之學”。另一個重大教育標志事件﹐就是中國在漢景帝時代形成了中央和地方有嫡系聯系的教育新形式──蜀學﹐蜀學在與中原文化溝通一致的前提下﹐一直保持了自己充分的文化特性。這就是說﹐中國歷史上的系統教育文化體系﹐實際上主要是由“齊魯之學”和“蜀學”去代表的。某種程度上講﹐齊魯之學代表了黃河文明的思想文化學統﹐蜀恁標芋慼撰間慼戮備i乃枷胛幕□□場?
中國乃至於世界上最早的民間教育形式﹐當然是由孔子所開創的﹗孔子在中國歷史上開創的那種漂流式的“有教無類”的私家教育模式和同時傳播自己學派的禮樂思想體系的教育方式﹐帶有亞宗教的性質﹐這﹐是我們今人所應該充分注意到的。但是﹐由於春秋戰國時代背景和其他多種復雜原因﹐孔儒學派最終沒有演變成一門宗教﹐而是成為了一門積極入世為現實政治服務的學術派別。中國的教育和政治的緊密關系﹐一直是中國教育的主要特征﹐即使是已經進入了 21世紀的中國﹐也不能夠說就已經擺脫了這樣的教育特點﹐而且﹐恐怕也沒有必要一定要去擺脫這樣的特點﹔因為﹐縱觀世界教育的發展情況﹐就可以發現﹐教育要麼和宗教有很深的淵源關系﹐要麼就和政治有很深的淵源關系﹐教育本身並不可能獨立的存在。當然﹐我這裡說的政治﹐和以前人們說的“政治”概念是不一樣的﹐它應該是這樣的一種關系式﹕A（政治）== C（文化）‧B（經濟）﹐或者是﹕CB/A==1 式中﹐A、B、C不能夠為零﹐1代表社會的系統和諧程度。從這個等式中可以看出﹐政治A和文化B及其經濟C有彼此相因的關系﹐政治對經濟和文化有反作用影響。
漢景帝時代﹐蜀郡太守文翁在成都市開辦了第一個地方官學“石室學校”﹐並依據這個“石室學校”而建設出了西蜀地區的教育系統﹐因為當時這個學校是由石頭砌成﹐所以﹐這個學校又叫做“石室”﹐“石室”這個名稱不僅僅是“蜀學”的一個代名詞﹐也是中國教育的一個代名詞。西蜀的“石室學校”的建設經歷﹐可以說是當時中國的教育和政治發生聯系的范例﹐因為﹐當時文翁之所以要在蜀地建設石室學校﹐就是為了要使用中央政府的官方思想文化路線去“大化”蜀地﹐也就是我們今天說的實行教育同化的政治措施。
齊魯之學和蜀學的合成﹐標志著中國漢學文化基礎體系的形成﹐後來的中華文化﹐就是在這個基礎文化體系的平台上不斷地融會百川文化而逐步壯大的。
文明如同生物形態﹐也有生長和消滅的對待關系﹐有內在活力的文明文化﹐都是要對外擴張的﹐缺乏活力的文明文化﹐就會消亡。但是﹐縱觀人類歷史可以發現﹐中國文明的擴張和西方文明的擴張的途徑和方法是大不一樣的﹐西方的古羅馬和16世紀以來西方各國的對外擴張﹐主要是使用的是軍事武力殺戮和賤買貴賣的商貿方法﹔而中國歷史上的擴張﹐則主要是使用的文化擴張政策﹐也就是主要通過去幫助發展當地地方的經濟和教育而實現這個擴張目的的。我們現在經常使用的這個“文化”詞匯﹐最早就是產生於這樣的歷史背景。西漢末期劉向就總結說﹕“聖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後武力。凡武之興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後加誅。夫下愚不移﹐純德之所不能化而後武力加焉。”（《說苑‧指武》）。劉向對中國文明的歷史任務和發展戰略還有許多很睿智的看法﹐他曾經這樣精辟的總結道﹕“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夫功成制禮﹐治定作樂﹐禮樂者﹐行化之大者也。孔子曰 ﹕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是故聖王修禮文﹐設庠序﹐陳鐘鼓﹐天子辟雍﹐諸侯泮宮﹐所以行德化。詩雲﹕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此之謂也。”（《說苑‧修文》）。劉向這裡說的“庠、序”就是指的學校教育﹐由此可知﹐漢朝時期的學校教育的主要目的﹐還不是發展經濟﹐而是為了移風易俗而行化天下﹐這樣的教育取向﹐當然和漢朝時期的一統歷史任務直接相關。
綜上所述可知﹐中國歷史上的“文化”內涵﹐並不單純指社會的知識形式﹐同時蘊涵著擴張自己文明的因素在其中。縱觀人類歷史﹐就可以發現﹐劉向實際上已經發現了人類文明進化中的一個規律﹐這就是﹐文化如運動中的水﹐文化也是要向外擴張滲入的。文武之道﹐一張一弛﹐特別是思想文化的價值體系上﹐幾乎沒有多元共同存在的可能性﹐否則﹐就要發生各自為陣的沖突情況。所以﹐我們應該承認﹐中國由於在春秋戰國時代已經走過了自己武力擴張的歷史時代﹐歷史經驗使得漢朝以後﹐中國就已經不再是一個軍事和經濟的侵略擴張性的國家了﹐但是﹐漢朝以後﹐中國保持和延續了自己在思想文化價值體系上的強大擴張性能量﹗也就是堅持了“先禮後兵”的國家擴張戰略方針﹐所以﹐中國後來反而是“柔弱勝剛強”﹐使得中國的文化價值觀不斷延伸同化各地各民族﹐甚至影響和同化了整個東南亞地區。
我們當然不能夠一說到“擴張”就覺得這是醜惡的﹐這正如劉向所說的那樣﹐即使是擴張﹐那也是有武力野蠻征服和文化和平同化的兩種形式﹐前者是強加和人為的﹐後者是選擇與自然的。由於種種原因﹐西方的擴張歷史就是野蠻和血淋淋的歷史﹐往往隻能夠造成別國對他們的反抗和背叛﹔相比之下﹐中國歷史上的文化一旦到了一定時候﹐也就是大家都生活在了統一的文化平台上的時候﹐各民族就成為一家人了﹐這個時候﹐反而各民族的社會生活文化的多元性可以長期並存不悖了﹐因為﹐這樣的社會生活中的多元性文化已經不對各民族整體的和平系統發生威脅﹐反而是和平系統的必需內涵了﹔根據中國漫長的歷史經驗看﹐中國文化的擴張性質﹐是非常有利於世界和平發展的﹐這樣的經驗是中國參與世界一體化建設的重要法寶﹔思想文化價值的一元性和社會生活文化的多元性﹐是一組並行不悖的辨証關系﹔由於時間關系﹐這個論証到此為止。
中國歷史上﹐一統和大家都能夠接受的思想文化價值體系一旦普及﹐標志著國家文明高級形態形式中的從各地選拔人才共同參與國家管理的制度也會因此而應運而生﹐這就是漢武帝時代的“察舉”和“薦舉”的人才選拔制度的出現。
漢朝產生所謂的“察舉”﹐就是由各級地方官員經過自己的考察和考核﹐而向上方舉薦的人才的一種制度﹐他們推選的人才﹐在當時是分了類別的﹐當中有尊長愛幼品德廉潔的“孝廉”﹔有善於天地和國家大事研究的“賢良方正”和“茂才”﹐有巧於技術發明的“異能”﹐也有敢於批評勸諫的“直言”等﹐當時的官員按照這樣的分類科目去考核人才﹐然後向上方推薦入檔備用。所謂的“薦舉”﹐則是當地官員和鄉紳及其老百姓按照一年一度的時間﹐定期向上方推薦各種他們認可人才的一種固定政治制度﹐這樣的“薦舉”制度往往是與“察舉”是配套的﹐隻不過“薦舉”的渠道和范圍比“察舉”更為寬廣﹐帶有相當的群眾自由公選性質。
漢朝開辟的“察舉”和“薦舉”﹐已經使漢朝具備了寒門布衣可以直接走上國家高級職位的社會良性運作功能﹐這在2000多年之前的時代﹐是世界上其他國家根本不能夠相比的。其中﹐比較典型的實例﹐一個是奴隸出身﹐後來成為了漢武帝時代的大將軍的衛青﹔一個就是後來被人稱之為“東道孔子”的揚雄走上國家高層思想文化領域的事跡。揚雄家道本十分貧寒﹐他生前曾經做《逐貧賦》講述了自己當年極其窮困和不得志的景況﹐“揚子遁世﹐離俗獨處。左鄰崇山﹐右接曠野。鄰垣乞兒﹐終貧且窶﹐禮薄義弊﹐相與群聚。惆悵失志﹐呼貧與語。……”（《揚子雲集‧逐貧賦》四庫全書本）。揚雄幾近乞丐的貧困情況﹐反映了社會中無權無勢的下層“知識分子”的普遍窘迫和失意心境﹐後來﹐揚雄的鄉人揚莊有意向漢成帝舉薦他﹐便故意在漢成帝面前朗誦揚雄的《綿竹賦》﹐漢成帝聽後以為是司馬相如的作品﹐揚莊便乘機說這是當世的自己家鄉人揚雄的作品﹐漢成帝讚嘆之余立即拜揚雄為朝中給事黃門郎﹐從此﹐一介寒門的下層書生便直接走上了國家上流社會階層。如果當時沒有這樣的“薦舉”制度﹐象揚雄這樣的人是根本不可能冒現出來的﹐中國也許就因此少了個偉大思想家、文學家和語言學家了。
新莽改革時期的文化革命主將劉歆編篡了“三禮”﹐推崇出了據說是孔子的《孝經》經典﹐又編輯了《左傳》﹐這就是說﹐劉歆在新莽時代﹐創造了一套以《左傳》史學和《孝經》及“三禮”（周禮、禮記、禮儀）而配套的的“新儒學”思想文化路線﹐後來﹐雖然新朝滅亡﹐但是﹐東漢“白虎觀會議”實際上是繼承了新莽劉歆等人的“新儒學”路線﹐這就是說﹐新莽王朝的許多文化革命舉措﹐就是後來人們常說的“儒學”﹐而這樣的儒學的創造者﹐並不是孔子﹐而是劉歆﹗劉歆的這條以“左傳、孝經、三禮”為中心的“新儒學”思想文化體系在中國實行了近2000年﹐即使是程朱理學崛起的時候﹐也沒有從改變上改變這樣的“新儒學”思想文化的基本理論架構。“新儒學”一直使用到了康有為時期﹐才由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及其樑啟超的“新史學”去動搖了這條“新儒學”理論架構。當然﹐康樑之所以能夠動搖這個統治中國近兩千年的“新儒學”理論體系﹐有著深刻的歷史緣由﹐還不能夠說他們的幾部著作就有如此大的能量﹐但是﹐他們的言論和行為﹐的確又是動搖這條“新儒學”理論架構的導火索。
劉歆的“新儒學”是中國宗法制度的催化劑﹗也是魏晉南北朝時代世族門閥制度猖獗的歷史原因。同時﹐新莽時代實行的軍政一體化改革﹐造就了後來中國的地方軍閥的出現和屢禁不絕﹐這些﹐都是新莽改革給中國帶來的歷史副作用。
魏晉南北朝時期﹐各國的吏部為國家選拔人才﹐按照品格、知識、才能、出身的綜合情況﹐將社會中的人們分成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這樣的九等﹐然後﹐考評的“中正官”再根據自己對這些人的考核情況向上方推薦他們去做官。這樣的“九品中正”制度﹐雖然也是撒大網網絡人才的有效作用﹐但是﹐由於魏晉南北朝時代的世族門閥和軍閥現象嚴重﹐一般平民百姓中的人才由於身份低賤而很難登上社會管理階層﹐所以﹐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中國教育曾經嚴重萎縮﹐許多佛教寺院和道教道觀承擔了平民教育的責任。如果不是後來的隋唐及時產生了科舉制度﹐中國完全有可能因此而蛻變成為政教合一的國家。
公元583年﹐隋文帝出於政治上的統一需要﹐他打破了以往根據門閥等級風俗而選拔仕員為世族軍閥所用的舉仕方法﹐按照國家統一需要的人才科目﹐諸如研究語言文字工作的“明字”﹔研究法律倫理的“明法”﹐研究財經和天文歷法數學的“明算”﹐研究經學大義的“進士”等﹐不分身份地位的直接從社會中考評人才。當時﹐這些科目的考試還非常的簡單﹐並無嚴格的考試程序。隋煬帝時代﹐一些官員向隋煬帝建議道﹕由於以前世族門閥制度遺留的社會原因﹐導致“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琴有更張之義﹐瑟無膠柱之理。今存要去閒﹐並小為大﹐國家則不虧粟帛﹐選舉則易得賢才﹐敢陳管見﹐伏聽裁處 .帝覽而嘉之﹐於是遂罷天下諸郡。尋拜瀛州刺史﹐未之官﹐奉詔巡省淮南。還除兵部尚書。俄轉禮部尚書﹐授上儀同。”《隋書‧趙煚傳》。就這樣﹐隋煬帝時代嚴格了通過平等考試從社會中選拔人才的科舉制度。當然﹐科舉制度的宗旨是一開始就確定了的﹐“其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務在審慎”（《隋書‧牛弘傳》）﹐也就是要求舉子們必須遵守“三綱三紀”的倫理。
從這裡可以看出﹐隋朝開辟的科舉﹐還不是一種單純的文化教育改革舉措﹐而主要是一種改革時弊的政治舉措﹐也就是隋朝皇權要通過這樣的科舉選拔人才的新形式﹐去消解掉世族門閥制度所造成的冗員冗吏過多和國家工作效率低的問題﹐歷史也証明﹐改造政治官員的選拔制度﹐的確消解掉了世族門閥和冗員冗吏過多的時弊﹐所以﹐某種程度上講﹐隋朝的科舉對於中國今天的政治變革有相當的啟迪意義。科舉﹐實際上也可以被稱得上是中國歷史上的一次和平方式的政治變革﹐所以﹐隋朝以後﹐中國歷史上的歷次政治改革﹐都要對科舉進行變革﹔這樣的變革﹐當然就是主要指官吏的選拔和教育的兩個改革﹔毛澤東在文革時期﹐同樣是從這兩個改革措施上去進行自己的社會革命的。
隋朝開辟科舉﹐使社會中的平民知識者開始有了發揮自己才華的機會和有了通過自己的努力去獲得社會榮耀的出路﹐這樣﹐不但刺激了社會各階層的人敬慕知識和人才﹐也使得國家的管理開始進入了有序和知識化時代﹐中國的教育也因此而得到了刺激大發展。
唐朝建立以後﹐“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舊﹐然其大要有三。由學館者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皆升於有司而進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經﹐有俊士﹐有進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開元禮﹐有道舉﹐有童子。而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學究一經﹐有三禮﹐有三傳﹐有史科。此歲舉之常選也。其天子自詔者曰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才焉。”（《新唐書‧選舉志》）﹐這就是說﹐唐朝開始將科舉舉士制度逐步完善起來。
秀才是唐朝最為人們所重視的功名﹐“秀才”是指經過科舉而被社會承認的人中俊秀之才的意思。而“道舉”這一功名﹐就是專門為研究天地人內在關系的“玄學”所設置的學科。由於唐朝實行了科舉舉士的考試科目﹐必然要帶動從中央到地方的學校和學生的增多﹐這樣﹐使得當時中國各地方上的教育事業也大為發展了﹐當時﹐中央設置有官辦的國子監、弘文館、崇文館、崇玄館﹐主要招收國家功臣和官僚的孩子入學學習。同時﹐地方的州縣也設置有各種官辦和半官辦的書院和學校﹐以招收社會中各階層的讀書人入學學習﹐這樣﹐又帶動了民間各種私塾的大發展﹐中國的教育﹐就是這樣被科舉促進發展了的。這裡需要說明的是﹐學校教育和科舉﹐是兩條渠道﹐他們並不是一回事情﹔雖然宋朝的王安石曾經打算將科舉和國家官辦的學校聯系起來﹐以節約國家教育投入和精簡煩瑣的考試科目﹐但是﹐由於王安石的這種改革舉措違反了政治和教育不是一回事情的內在規律﹐所以﹐他的這項改革措施後來被取消了。
中國隋唐以後的政治格局和科舉考試有一種互相作用的關系﹐政治變革會帶動教育變革﹐教育變革也可能帶動政治變革。比如﹐唐朝為了應付當時的科舉﹐便組織大量的人力對當時社會流行的各種經典進行了統一的選編﹐就象現在統一高考的參考教材一樣﹐“貞觀四年﹐太宗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訛謬﹐詔前中書郎顏師古於秘書省考定五經。……太宗又以文學多門﹐章句繁雜﹐詔師古與國子祭酒孔穎達等諸儒﹐撰定五經疏義﹐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經正義 》﹐付國學施行。”（《貞觀政要‧崇儒學》）。這些統一了的經典文本反過去又影響了國家的政治格局。
唐朝初期的學校教育往往帶有很強的社會政治需要目的﹐這從當時學校所開的課程上就可以看出來﹐“凡《 禮記》、《春秋左氏傳》為大經﹐《詩》、《周禮》、《儀禮》為中經﹐《 易》、《尚書》、《春秋公羊傳》、《谷樑傳》為小經。通二經者﹐大經、小經各一﹐若中經二。通三經者﹐大經、中經、小經各一。通五經者﹐大經皆通﹐余經各一﹐《孝經》、《論語》皆兼通之。凡治《孝經》、《論語》共限一歲﹐《尚書》、《公羊傳》、《谷樑傳》各一歲半﹐《 易》、《詩》、《周禮▲LⅠ兌搶瘛犯鞫□輳□獨竇恰貳Ⅰ蹲笫洗□犯魅□輟Ｑ□椋□罩揭環□□湎笆蔽癲擼□痢豆□鎩貳Ⅰ端滴摹貳Ⅰ蹲至幀貳Ⅰ度□浴貳Ⅰ抖□擰貳７彩檠□□□□□逑奕□輳□端滴摹范□輳□蹲至幀芬凰輟７菜閶□□端鎰印貳Ⅰ段□堋飯蠶摶凰輳□毒耪隆貳Ⅰ逗５骸飯踩□輳□墩徘鸞ａ貳Ⅰ斷暮鈦簟犯饕凰輳□噸荀隆貳Ⅰ段寰□恪飯慘凰輳□蹲菏酢匪乃輳□都╘擰啡□輳□都且擰貳Ⅰ度□仁□方約嫦爸□保ａ緞綠剖欏□【佟罰?
唐朝開元年間﹐李隆基親自對據說是孔子的《孝經》進行了審定﹐使得《孝經》的身價倍增﹐李隆基說﹕“朕聞上古﹐其風撲略。雖因心之孝已萌﹐而資敬之禮猶簡。及乎仁義既有﹐親譽益著。聖人知孝之可以教人也﹐故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於是以順移忠之道昭矣﹐立身揚名之義彰矣。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是知孝者﹐德之本歟﹗”（《孝經‧序》四庫全書本）。從這裡看出﹐唐朝時代﹐官方主要推崇的還是“孔子”的學說﹐也就是實際上繼承了新朝王莽劉歆等人所制造的“儒學”思想文化路線。所以﹐中國科舉制度動搖了世族門閥制度﹐但是﹐同時又給中國社會帶來了新的等級結構﹐這樣的社會不平等﹐一種是“君、父、夫”和“臣、子、妻”的不平等﹐一種就是“士、農”和“工、商”從業人員的社會地位的不平等。過去以往﹐士、農、工、商本是平等的社會階層﹐社會從不歧視工商行業的從業人員﹐但是﹐科舉制度形成以後﹐士、農的地位上升﹐特別是讀書人的地位上升﹐而工商從業人員的地位則下降了﹐工商業從業人員得不到應有的社會尊重﹐這使得科技賴以生存的商貿流通業就受到了相當的遏制﹐這也就是中國科學技術和人民生活水平長期停滯不前的重要原因之一。
從公元583年開始科舉到正式取消科舉的1905年的1300多年中﹐中國社會產生了一種根據科舉及第的情況而劃分新的社會貴賤階層的新的社會階層大分化﹐在大量人才被選拔出來充實官方政治組織機構的同時﹐也壓抑了許多並不擅長於科舉科目的其他知識人才﹐甚至導致了許多知識分子在科場連連失意以後而反過去仇恨和報復自己的祖國的異常情況﹗洪秀全因為屢屢考取不到功名而最後轉而造反﹐他並不是中國的第一人﹗在他之前﹐已經就有許多這樣的變異社會現象了。
唐宋時代﹐特別是宋朝時期﹐許多漢族知識分子因為科舉場上無門進士﹐而投身到少數民族政權中去掙出身﹐他們一旦在遼、金、西夏政權中謀求到了高位﹐他們攻擊起自己的祖國﹐是毫不手軟的。宋朝剛開國不久的嘉祐年間﹐一個叫張元的書生因為多次殿試失敗﹐他十分憤恨宋朝當局﹐便投奔到西夏去充當了參謀﹐屢屢獻策侵略宋朝國土。遼、金、西夏時代﹐各個少數民族政權和部族因為尊循漢制﹐他們都在爭奪漢地的知識分子為已所用﹐少數民族政權從宋朝科舉制度的弊端中得到了許多好處﹐漢地科舉中落第的舉子跑到少數民族政權中的謀求榮華富貴﹐在當時並不鮮見﹐漢地的教育學校好象是在專給少數民族政權培養人才一般。無可否認﹐大批漢族知識分子進入少數民族政權中供職﹐客觀上﹐他們為融會中國各民族及其在傳播漢族文化方面起到了積極作用﹐但是﹐他們的這種舉動﹐同時也是中國各族長期內戰的根源之一﹐是不值得提倡的。自洪秀全太平天國以來﹐中國有沒有這樣的一批因為個人名利場原因而轉而仇恨自己祖國的“知識分子”呢﹖想來﹐大家心中是有本帳的。
我們今人在譴責和蔑視那些因為沒有得到國家重用就去仇恨和報復自己祖國的變異“知識分子”現象的時候﹐也的確應該檢討科舉舉士制度中的一些弊端﹗同時﹐也應該檢討中國漢地知識分子中的過於在乎自己在社會中的名譽地位而反過去仇恨自己祖國的變異社會心理現象。綜上所述可知﹐中國知識分子如何擺正自己的社會智能者的位置和作用﹐中國如何通過合理社會機制去人盡其才的發揮所有知識分子的作用﹐可能是中國社會轉型於新時代的關鍵因素。一個社會文明現代化的標志﹐往往首先是由這個社會文明中的知識分子的現代化程度去體現的﹔而知識分子是否是現代化的標志﹐則主要是由該知識者是否是將個人名利場放在自己言行首位還是將探索真理放在自己言行的首位去體現的。
為什麼“科舉”會如此這般地吸引中國讀書人去奔這條道呢﹖下面﹐我們來看看科舉中的程序和社會對舉子的優待﹐就知道了。
實際上﹐中國隋唐以來國家選拔各級官員的途徑並非科舉一條單行道﹐而是在科舉產生的“進士”中﹐國家各級官吏中﹐及其地方經過察舉和薦舉上來的人員中的三條渠道中去選拔新的官員。但是﹐由於國家政治直接幹預科舉﹐所以﹐科舉已經不僅僅是一種教育和考試制度﹐而在客觀上成為了一種社會的政治榮耀﹐是一種社會身份的表達﹔這種情況﹐和前些年中國政府重視大學教育的時候﹐人們就把大學生稱之為“社會的寵兒”的情況一樣﹐同時﹐現在政府重視留學生﹐於是﹐留洋回國的身價往往就因此而倍增的那樣。這就是說﹐中國科舉帶來的許多社會副作用的主要原因﹐還不主要是在科舉制度本身﹐而是在於國家政治幹預太多所致﹐這反過去又造成了“千軍萬馬擠獨木橋”。明清兩朝﹐三年才一次會試﹐一次會試隻產生300名左右的進士﹐大家想想﹐全國又有多少舉子試圖及第登科呢﹐這怎麼不造成科舉中的一系列腐敗和專營投機取巧呢﹗中國歷史上的科舉弊端﹐實際上是由政治幹預太多而造成了社會價值趨向失衡的一種社會表達﹐這正如我前面所說的那樣﹐任何一種帶有現實功利性的人為政治措施﹐往往都有不良社會緊蝖撮}羲吒澩錚□□裕□□胃稍□□煤臀幕□□啵□□□親璋□緇嶙勻環17溝模□踔粱夠崠□蔥磯嗖渙忌緇岷笠胖Ⅰ?
唐朝完善了文武兩種科舉程序以後﹐為了鼓勵人們讀書習武參加科舉﹐國家規定﹐凡是科舉合格者﹐國家都要免去舉子家庭中的稅賦錢糧和各種征繳﹐這實際上就使得舉子家中大為得利了﹔同時﹐朝廷還規定﹐凡是通過科舉而獲得功名者﹐當地政府官吏必須禮待他們﹐還要給予一定的經濟補助﹐這個措施﹐本來是國家為了鼓勵社會尊重知識和人才的一種政治措施﹐這樣一來﹐就使得在科舉中取得功名者的社會身份大為升值了。雖說科舉中得到功名的人並不都能夠去做官﹐但是﹐由於自唐朝到清朝取消科舉的1300多年中朝廷一直高度關懷和幹預科舉﹐所以﹐許多得到了功名的人即使一輩子不做官﹐他在地方上也是非常榮耀的﹐自然有很多人給予他們的禮待和經濟補助﹐他們一生幾乎就成為一方百姓的知識和榮譽的象征﹐活象個變相的“活佛”一般。這樣的政治和文化氛圍﹐當然要刺激許多人會拼命去千軍萬馬擠獨木橋了。這樣的科舉氛圍直接造成了中國知識分子重視虛名而不注重讀書人實際能力的社會後遺癥﹐這樣後遺癥﹐恐怕在今天也還沒有從我們現實社會生活中真正消除掉﹐這﹐嚴重弱化了中國知識人才追求真理的素質﹗也是中國的國力之所以不強大的重要原因。
由於唐朝科舉名目繁多﹐致使許多教育資源白白浪費﹐所以﹐宋朝王安石改革時期﹐曾經對科舉進行了一系列改革﹐王安石改革有如下幾條措施﹐1﹐罷取各種科舉項目﹐而獨取進士科﹔2﹐以學校養士﹐也就是通過考試和舉薦﹐收取一些學子進入國家官辦學校﹐並由學校包養他們﹐然後再通過科舉考試選拔這些學子中的優秀人員去做官﹔3﹐統一科舉考試中的行文格式﹐創造了八股文的前身﹐即做經學大義文章的“破題、接題、小講、繳結”的“四股文”格式。北宋末期﹐宋微宗還曾經取消過科舉考試﹐實行過直接從學校中選拔官員的方法﹐但是﹐這是在戰爭時期的應急措施﹐所以﹐南宋以後﹐又恢復了科舉考試﹐甚至把王安石的許多科舉考試改革措施也取消了﹐但是﹐四股文卻延續下來並演變成為了後來的八股文。
嚴格說﹐八股文是一種論文的格式﹐其本身並無什麼問題﹐這就象我們今天無論是寫作社會科學論文還是自然科學論文﹐都必須遵照一定的格式的那樣。八股文之所以後來的名聲不好﹐主要是因為元朝和明朝的科舉嚴格要求學生按照朱熹注釋的“四書五經”而作文﹐這﹐才是中國科舉在元明清三朝很壓抑人的關鍵因素。八股文的主要格式是﹕破題（類似於現在論說文的論點）、承題（對論點的詳細說明）、起講（簡要的論証思路）、入手（進入論証）、起股、中股、後股、束股。後四個部分﹐是八股文的關鍵﹐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論証和結尾階段﹐是具體表現考試學生才華和獨特觀點的部分。
1306年﹐元朝為了體現中華民族一統化的決心﹐也為了向漢族人証明蒙元皇權尊敬孔子等聖人（注﹕中原文化長期對北方少數民族地區有很大影響﹐加之漢族的許多知識分子在少數民族政權中擔任職務﹐所以﹐儒道文化對少數民族的影響同樣是很大的﹐這是今人應該注意到的）﹐元成宗命在大都北京建設祭祀孔子的聖廟﹐詔封孔子先聖為大成至聖文宣王﹐董仲舒和朱熹等人也得以謚封。1313年﹐元朝承接宋朝科舉方法﹐並首次以朱熹注釋的四書五經為科舉版本﹐也就是要求參加科舉人員發人員必須以朱熹的注釋去理解聖人言論﹐這樣﹐就壓抑了許多學生自己對經典的理解﹐朱熹的思想文化開始佔據了科舉的重要位置﹐程朱理學就是這樣借助科舉而登上中國思想文化神壇的。四股文經過元朝和明朝的不斷發展﹐到了明朝弘治九年﹐也就是1496年﹐在該年的會試題目《責難於君謂之恭》的作文要求中﹐八股文正式完善於世。
中國科舉的科考科目和科考形式﹐在歷史上根據不同的朝代的具體情況曾經有過不同的形式﹐以明清兩朝為例﹐科舉和學校教育的情況如下﹕
因為宋朝王安石的改革取消了唐朝時期的煩瑣科目﹐隻留考取經學大義的進士科﹐這樣﹐明清兩朝的科舉也是這樣隻按照進士的科舉程序去選拔人才的﹐象以前的“算學、律學、字學”等事關民生的學科都不再是科舉項目了。當時﹐國家設置的學校情況如下﹕清朝學校分官學和地方學﹐官方學校又稱太學﹐設有國家全費包養的國子監﹐國子監主要招收國家功臣和高級官員的孩子入學學習﹐學習結束以後﹐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參加國家的科舉程序去考取功名﹐也有少數人直接去做官。地方設有半官方的書院﹐凡是能夠進入書院學習的人﹐官方都有許多物質和名譽的優待。除了這些官方和半官方的學校外﹐民間還有許多私塾學校。清朝的科舉程序是﹕不論身份和年齡﹐一律都得經過童試（含縣級的童試、州府的府試、省級的院試）──鄉試──會試──殿試的科考程序。
凡是經過考生所在縣的縣試的﹐就算童生﹐童生不算功名﹐但是是一種社會榮譽﹐往往會得到社會相應的尊重和資助。童生都具備了進入府試的資格﹔經過了府試的童生就取得參加省級院試的資格﹐省級院試過關﹐就取得了秀才的功名了﹐國家要給秀才免掉他家庭中的稅賦﹐還要給予資助。鄉試三年舉行一次﹐大多在秋天考試﹐所以又稱之為“秋闈科考”﹐秀才才有資格參加這樣的考試﹐經過了鄉試考試的合格者就叫做“舉人”。會考三年舉行一次﹐舉人才有資格參加科考﹐經過了會試考試的合格者﹐就叫做貢士。貢士的名額很少﹐一年隻有300名左右。取得了貢士功名的﹐其實已經獲得了進士的功名﹐但是﹐他們還要參加殿試才能夠最後得到這個功名﹐所謂的殿試﹐就是皇帝要在太和殿再進行一次御前考試。殿試在宋朝之前屬於科考程序之一﹐還有淘汰名額﹐但是﹐自宋朝出了張元因為殿試落選投靠西夏反攻擊自己祖國的事情以後﹐宋朝皇帝就取消了殿試篩選制度了﹐這就是說﹐凡是經過會試考試關的﹐都是進士了﹐不再會落選﹐但是﹐殿試要產生重新排名﹐第一名就是狀元、第二名叫做榜眼﹐第三名叫做探花﹐總稱“鼎甲”。取得進士功名的人﹐國家可以直接放官﹐也就是可以直接選他上任做官﹐但是﹐國家派官要根據國家職官的空缺情況來定﹐所以﹐也有一些進士一生並沒有做過朝廷官員。同時﹐也有許多8品以外的官員可以參加這樣的科舉考試﹐以獲取功名去求取仕途寬廣。
大周女皇武則天按照科舉程序開辟了武藝科舉制度﹐所以﹐自唐朝開始還有武藝科舉﹐程序和文科科舉程序基本一樣﹐隻不過內容是武藝類別和兵法等﹐這些武藝科舉士員直接充實軍隊管理階層。
由於政治幹預太多的緣故﹐中國的文化結構的確有很矛盾的一面﹐科舉的目的﹐本來是隋唐以來國家打破身份地位和情面實行平等選拔人才的一種政治改革措施﹐但是﹐由於宗法教育﹐也就是天地君親師的教育又造成了師門關系的盛行﹐所以﹐即使是科舉考試﹐凡是有功名的考試﹐也就是秀才以上的考試﹐都有拜師門的習慣﹐也就是考取了功名的人都要拜本次主考官為自己的老師為恩師﹐同學之間也要互相拜同年﹐這樣﹐就在中國造成了嚴重的師門裙帶關系現象﹐這些師門關系在官場中和學術中﹐就造成了互相拉幫結派的情況﹐這﹐對於國家建設一個公正、公平和公開的社會良好制度﹐當然是不利的。這就是說﹐中國歷史上的科舉存在著很嚴重的社會悖論情況﹐科舉的公平目的往往因為科舉的內容而互相矛盾﹐從而給社會帶來了許多副作用。現在﹐我們依然在現實中感受得到的師門習慣和學術中根據畢業學校和職稱身份而拉幫結派的情況﹐以及那些講出身而輕視人才實際學力的現象﹐這﹐都和這些歷史上的科舉中的悖論社會現象有直接關系﹐所以﹐現在的人們﹐特別是學界中的人們﹐要清除掉中國傳統中的一些腐朽現象的侵蝕﹐還任重道遠啊﹗
同時﹐過去的科舉還有有事先向科舉主考官“投卷”的習俗﹐也就是一些考生將自己平時寫作的文章獻給一些當朝的名人和主考官閱讀﹐以獲取他們對自己的好感﹐但是﹐由於中國的科舉考試有很嚴格的保密和封卷打分制度﹐所以﹐這樣的“投卷”往往並沒有什麼實際效果﹐但是﹐卻也因此發掘了一些人才。比如﹐蘇軾三父子同朝參加科考﹐蘇詢事先將自己的文章投卷給當朝大員歐陽修閱讀﹐後來﹐蘇詢落榜﹐卻因為歐陽修非常看重蘇詢﹐以至於他將蘇詢推薦去做了個小文官﹐發揮了蘇詢的才華。如果不是歐陽修這樣的舉薦﹐蘇詢也不會和他的兩個進士兒子一樣﹐成為後來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
我之所以花了這麼多筆墨去介紹中國歷史上的科舉﹐那是因為至今為止﹐中國的許多人﹐特別是中國的教育、學界和政治行業中的許多人至今還套在科舉的陳腐習俗中。即使是我所要評說的中國近現代中的十大思想文化人物中﹐他們也不能夠說就從中國舊科舉的陰影中走出來了﹗他們幾乎都和中國的科舉文化有著各種淵源關系。洪秀全連續四次沒有進入童試的第二階段﹐這對於他的自尊心的傷害是很大的﹐甚至導致了他的瘋疾﹐這﹐也是他之所以造反和憤恨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張之洞曾經在四川試圖進行教育改革﹐他最終促成了中國持續1300多年的科舉制度的滅亡。康樑利用科舉的場合而進行變法﹐這是眾所周知的。嚴復雖然將官做到了北洋海軍學堂的教育總長的位置﹐但是﹐他就為了自己不是科舉出身而後來屢屢去參加科舉考試﹐試圖得到一個“進士”功名﹐這﹐是何等的可悲。孫中山雖然一直沒有參加科舉﹐但是﹐他的哥哥卻多次逼迫他參加中國的科舉考試。陳獨秀本人是秀才﹐他一生的言行中有沒有舊時代的士員味道呢﹖胡適、魯迅、毛澤東到是沒有參加過科舉。但是﹐這十個人物中﹐除了胡適一直是在新式教育的模式下成長起來的外﹐其他九人都和中國的舊科舉有著各種羈絆。這些﹐都是我們研究評說現代中國思想文化人物不可忽視的背景資料。
如果中國的許多事情能夠象五四以來的激進者那樣僅僅依靠激烈的反叛就可以解決問題﹐那﹐這世界也就太簡單了﹗我們要剔除掉中國舊時代給今人帶來的腐朽因素﹐隻能夠小心翼翼的去研究問題和分析問題﹐這樣的研究分析過程﹐就象是診斷醫治一樣﹐必須對各種問題的系統內在關系進行仔細梳理。我﹐從來不相信那些隻會喊激進口號的人就是社會革命者﹐他們﹐不過就是些現代的洪秀全而已罷了﹐成事不足﹐敗事有余﹐他們身上﹐本身就帶有許多舊科舉的後遺癥因素。建設﹐往往是很難的﹐建設﹐要比爆破更艱難千倍﹐建設﹐就是先要仔細研究分析﹐然後批判和繼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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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即佚也﹐此活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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