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的源流及其發展
方志的源流
我國方志歷史悠久﹐源遠流長。但悠久的歷史到底何為之源﹐可謂人人殊異﹐各執一端。據劉緯毅先生初步統計就有十七種說法﹕
“商代甲骨文”說。邸富生和方致在《試論方志的起源、性質和作用》(《安徽史志通訊》1982年第四期)一文中說﹕“商代官吏對當時現狀進行記錄﹐這些現狀的記錄﹐便是方志的源”。“殷人卜辭已包含有時、地、人三要素……是方志中大事記的直接淵源”。
《九丘》說。元代集賢殿大學士許有壬說﹕“九州之志﹐謂之《九丘》。……志之由來尚矣”（《元一統志‧序》、《中國古方志考》第115頁）。明代陳霖對此作了進一步的闡述。稱﹕“古者﹐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聚此書。《九丘》亡﹐而後歲時記於荊楚﹐風土述於周處﹐方輿載於祝氏﹐虞衡筆於石湖。與夫名賢有錄﹐花石有譜﹐斯各具丘之一也。而外史之遺意﹐今志之大凡也”（正德《新市鎮志‧序》）。
《山海經》說。近人王以忠認為﹕“《山海經》一書﹐不僅為 中國原始之地志﹐亦可謂中國最古地圖之殘跡矣”。（轉引自黃葦《方志淵源考辨》）史繼忠亦認為“方志的淵源……源於《山海經》”（史繼忠《方志淺談》）。
《禹貢》說。元代至正《金陵新志》的修纂者張鉉﹐在其《修 志本末》中指出﹕“古有九州有志尚矣!書存《禹貢》﹐周紀《職方》﹐春秋諸候有國史﹐漢以來郡國有圖志。”清人鄒漢員在《黃陽山水圖記‧敘》中也說﹕“《禹貢》一書﹐為千古地志之祖”。
《周官》說。宋代史學家司馬光最早提出這種說法。他在《河南志》序中說﹕“《周官》有職方、土訓、誦訓之職﹐掌道四方﹐九州之事物﹐以詔王知其歷害。後世學者為書以述地理﹐亦其遺法也”（《司馬溫公集》卷六十六）﹐讚同此說者很多﹐清人任兆麟曾在《同裡志‧序》中指出﹕“地方曷昉乎?《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小史掌邦國之志﹐誦訓掌道方志﹐此即後世郡縣志之權輿”。
“百國春秋”說。清代方志學家章學誠曾在《湖北方志敘例》中斷定﹕“百國春秋﹐實稱方志。”樑啟超就此作了進一步的闡述﹐他說﹕“最古之史﹐實為方志。如《孟子》所稱國之春秋、宋之春秋、燕之春秋﹐《莊子》所稱百二十國寶書。比附今著﹐則一府州縣志而已”（樑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土地之圖”說。靳生禾認為﹕“我國始有方志之作﹐可溯之於先秦以圖為主﹐以文為輔的土地之圖”（勒生禾《中國歷史地理文獻概論》）。
《國語》、《戰國策》說。金毓蔽認為﹕“中國地方志”啟於《國語》、《國策》以國別為史﹐繼於《華陽國志》﹐大成於各省州縣方志”（金毓蔽《＜文心雕龍＞史傳篇疏証》,《中華文史論叢》1979年第1期)。
《漢書》說。清人李世祐《襄陵縣志‧序》稱﹕“班固《漢書》有地理、溝洫等志﹐為史中之體﹐與表、傳分刻﹐此則郡縣志之濫觴”。
《南陽風俗傳》說。《隋書‧經籍志》載﹕“後漢光武始詔南陽撰作風俗傳﹐故沛、三輔有耆舊節士之序﹐魯、廬江有先賢之傳。郡國之書﹐由是而作﹛T鼻迦蘇叛□莢淞短□較□盡□頡分興擔骸岸□閡曰梗□心涎舴縊住11逖縶染芍□停□□究□卣呤急浮薄?
《越絕書》、《吳越春秋》說。清儒洪亮吉《重修澄城縣志‧序》稱﹕“一方之志﹐始於《越絕》﹐後有常璩《華陽國志》。”范文瀾在《中國通史簡編》中亦說﹕“東漢會稽郡人趙曄著《吳越春秋》﹐又有無名氏著《越絕書》﹐兩書專記本地典故﹐開方志之先例”。
“漢代圖經”說。譚其驤先生在《地方史志不可偏廢﹐舊志資料不可輕信》一文中指出﹕“地方志的淵源﹐確乎也可以追溯到漢朝。從《華陽國志‧巴志》裡可以看到﹐東漢桓帝時﹐巴郡太守但望的疏文裡提到《巴郡圖經》﹐可見在此以前已有圖經。圖經就是一方的地圖加上說明﹐這就是方志的濫觴”（譚其驤《中國地方史志論叢》）。
《畿服經》說。清人謝啟昆《廣西通志‧敘例》謂﹕“晉摯虞依《禹貢》、《周官》作《畿服經》……實後世方志之祖”。
《華陽國志》說。清代方志學家劉光謨稱﹕“方志之書﹐始於吾蜀。《華陽國志》其鼻祖也。”（劉光謨《章石齋文鈔‧縣志分篇議》）樑啟超亦讚同此說﹐稱“晉常璩《華陽國志》﹐為方志之祖”。
六朝說。清儒顧千裡《廣陵通典‧序》稱﹕“郡邑志乘﹐濫觴晉宋。”現代方志學家王葆心也說﹕“蓋宋元明以來之方志﹐源於六朝唐人之圖經”（王葆心《方志學發展》）。
唐宋說。現代山西學者郭象升﹐在其《山西各縣志書凡例》中指出﹕“方志之書﹐肇於唐宋。”甚至還有入主張宋說。如蔣彤《武進陽湖新志‧序》謂﹕“方志之作尚矣﹐肇之宋﹐侈於明而極盛於本朝”。
多源說。黃葦先生在《方志淵源考辨》一文中寫道﹕“方志源頭較多﹐不僅有《周官》、《禹貢》和《山海經》﹐還有《九丘》之書和古輿圖等等。……方志並非起自一源﹐而是多源”。
除此以外﹐還有其它一些說法。上述種種說法﹐大都限於從有文字記載以後的某一歷史時期的文字記載或某一本書講起﹐殊不知某一本書﹐作為一種文字載體﹐它同樣也經歷了一個發展過程。至於《周官》(又稱《周官經》、《周禮》)記載的“外交掌四方之志﹐小史掌邦國之志﹐誦訓掌道方志。”於近現代意義上的方志是大不相同的。周代誦訓所掌的方志是指關於王畿及王畿內外侯國的文字記載。外史所掌的“四方之志”是指關於王畿以外侯國的文字記載。而小史所掌的“邦國之志”﹐乃指關於周王國本身及王畿內侯國的文字記載（參見呂思勉《先秦史》謂﹕周官小史掌邦國之志﹐蓋指內諸侯言。外史掌四方之志﹐指外諸侯）。這種文字記載隻能是方志的流﹐而不能認為是源。這裡的“志”還沒有作為近現代意義上的指方志這種記述性的文字載體使用﹐隻作代詞“記錄”。在此之前﹐作為方志初級形態或作為方志主流的隻稱為圖或圖經等其它一些名稱。所以《周官》所載和某一文字記載作為方志之源是不會令人信服的。
社會發展的歷史告訴我們﹐任何一種文化現象的誕生﹐往往不會突然出現﹐而是在漫長的過程中逐漸形成的。同時也經過漫長的發展演變過程趨於定型和完善。如果從方志是記事、狀物、傳人、述程這些方面去認識不錯的話﹐那麼探尋方志的淵源﹐則應從遠古文化說起。人類社會出現之際﹐人們為著生存和生產鬥爭的需要﹐首先必須認識周圍的自然與社會環境。上自天文氣象﹐下至山川河流、動植、飛禽等等。都是人們所必須認識和了解的。特別是在傳承經驗、指導實踐中﹐從簡單的打繩結、刻劃、圖繪、口頭傳說人手﹐以幫助記憶和認識客觀世界。這種原始的記事方式和表示社會各種形態的符號﹐應該說才是方志真正的源。
說方志源於遠古社會原始的記事方式和表示社會各種形態的符號﹐而不是說那時的打繩結、刻劃、圖繪的任何標記就是方志。正象我們探求長江的源一樣﹐必須尋找最長最遠的注入長江的陸地水流。這條水流隻能認為是長江的源﹐而它本身切不能認為是完整意義上的長江。方志也是如此。
如果按照完整意義上的方志認識﹐《周官》說也好﹐“百國春秋”說也好﹐還是先秦的“土地之圖”說、《漢書》說、“漢代圖經”說等等﹐隻能是方志在不同歷史時期內不同的流。
方志的流有綜合性和單項性之分。中國方志初期的表現形式是圖和圖經﹐居於主導地位的是圖經。最早的圖經是以圖為主﹐以經為輔的。圖表示地方的疆域、山川、關隘﹐經是對圖的說明。隨著頻發的戰爭﹐土地的兼並與拓展﹐統治階級需要掌握更多、更具體的人文地理情況﹐漸漸擴大了文字部分。相形之下﹐圖的篇幅也就日漸縮小了。
現存的唐代《沙州圖經》殘卷﹐記載了沙州的水渠、濠澤、堰堤、咸鹵、鹽池、驛站、州學、縣學、社稷壇、雜神祠、異情、殿廟、古城、祥瑞、歌謠、名臣名將之所至等。它已經具有了很大的綜合性。這一類圖經是我國方志的主流。
主流之外還有一重要的支流﹐那就是以專記一地之人物、風俗、異物、軼聞的單項性的文字記述。如現存最早的《南陽風俗傳》等。它雖為支流﹐但對我國方志的專志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方志的初級形態
如前所述﹐中國方志源於遠古時期的人們的打繩結、刻劃、圖繪。其間經歷了一個漫長的發展過程﹐與其它著述同源異流﹐互為影響﹐而又各自獨立發展。方志的萌芽時期﹐可能是記述單一或單項事物的。由於文字導源於刻劃圖繪﹐因此方志的表達形式是由圖到圖經﹐再向以文字記述為主﹐以圖為輔過渡的﹔方志的體式則是由單一或單項記述向綜合性記述發展的。這是由中國社會的發展、土地的吞並與拓展以及統治階級的需要所決定的。
中國方志在秦以前﹐自由地、緩慢地生長著﹐隻是到公元前221年﹐由秦國完成了攻滅六國的事業﹐建立起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帝國後﹐秦王朝推行郡縣制度﹐在全國設置了三十六郡。為了了解各地情況﹐頒令全國﹐要求地方將輿地詳情上報﹐便於朝廷掌握全國各地的情況﹐作為統治的參考。這樣﹐促使中國方志有了長足的進展。
據《史記》卷五三《蕭相國世家》記載﹐公元前206年劉邦率軍初入咸陽的時候﹐諸將爭搶金帛美女﹐唯蕭何獨有遠見卓識﹐他不貪金愛財﹐不被美女所動﹐卻“收秦丞相御史令圖書藏之”﹐因而“具知天下厄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民所疾苦”。由此可以看出﹐各地上報給秦中央政府的輿地詳情﹐既有圖﹐又有文字記載﹐較之《周官》、《禹貢》、《山海經》記述地理﹐已有了較大發展。
西漢王朝建立後﹐鑒於秦置郡縣太大﹐於是便分開析置﹐並且建立了諸侯王國。到西漢末年﹐總計全國有郡國一百零二個﹐縣邑一千三百一十四個﹐道三十二個﹐侯國二百四十一個﹔另一方面﹐漢帝為了掌握全國經濟、地理和地方向朝廷輸運貢賦情況﹐命令各地方政府把記載當地物產、貢賦和交通等資料隨同“計書”上送太史保存。這一時期﹐撰述的人很多﹐書名也很多﹐如《巴郡圖經》、《三輔黃經》、《三秦記》、《上黨國記》、《上黨記》、《代都略記》、《三晉記》等。據《隋書‧經籍志》記載﹕“(漢)武帝時﹐計書上於太史﹐郡國地志固亦在焉﹐史遷所記﹐但述河渠而已。其後劉向略言地域﹐丞相張禹﹐使屬朱贛條記風俗﹐班固因之作地理志。其州國郡縣山川夷險時俗之異﹐經星之分﹐風氣所生﹐區域之廣﹐戶口之數﹐各有攸敘﹐與古《禹貢》、《周官》所記相埒”。從這段記載中可以看到《史記‧河渠書》和《漢書‧地理志》資料的來源﹐多是利用郡國地志的。
班固的“地理志”記載的內容﹐翔實明晰。范嘩在《後漢書‧郡國志序》裡曾讚曰“記天下郡縣本末﹐及山川奇異﹐風俗所由﹐至矣。”自“地理志”問世之後﹐不但正史以其為規范﹐地方志也都仿此作為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可以說﹐對地方志的發展作出了較大的貢獻。
到了東漢時期﹐劉秀為了光耀鄉裡﹐下令撰修了《南陽風俗傳》。因而仿效之風而起﹐各種“耆舊傳”、“先賢傳”、“風土記”、“風俗記”以及“異物志”、“水道記”、“山水記”等紛紛而出。可以說這一時期對於促進方志的發展是有所裨益的。這些著述之作﹐內容豐富﹐形式多樣﹐方面甚廣。到了魏晉六朝尤為繁多。這些“地記”的內容﹐一般都各有其側重的方面而顯出彼此的相異之外﹐因此又有郡書、地理書、都邑簿的稱謂之別。郡書就是郡國之書﹐所記多為鄉邦先賢、耆舊節士的事跡﹐用來表彰功德﹐以利風教並傳之久遠的﹐實際上就是一方的人物志。地理書所記﹐多為一方風土。諸如疆界區域、山川土地、道裡戶口、民情風俗﹐一一載錄。都邑簿便是後來的城市志﹐多載城郭、宮闕、苑囿、觀閣、倉廄、陵廟、坊市之類。這些著述的內容和形式﹐為後世地方志所取法﹐影響很深。可以認定﹐此之前的各種注重地理也好﹐人物也好﹐還是都邑簿及其它為史所取的記述之作﹐是方志的初級形態。
方志的基本定型
在中國方志發展的歷史上﹐有一部書特別引人注目﹐這就是晉常璩的《華陽國志》。這是我國現存的一部最早的、比較完整的以志命名的地方志。它記載了公元四世紀中葉以前今四川、雲南、貴州三省以及甘肅、陝西、湖北部分地區的歷史、地理、人物。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是一部重要的史籍。
常璩﹐字道將﹐出生於蜀郡江原縣(今四川崇慶縣)的一個世家大族。曾在成漢李勢時任散騎常侍﹐掌著作。這個職務給了他接觸大量文獻資料、進行調查研究的方便﹐為完成《華陽國志》等著作創造了條件。
《華陽國志》最初也叫《華陽國記》﹐成書於永和四年秋(公元348年)至永和十年(公元354年)之間。《禹貢》﹕“華陽黑水惟樑州”。意即樑州東至華山之陽﹐西極黑水之濱。該志所記地區屬(禹貢)九州之樑州﹐故取“華陽”以為名。《華陽國志》全書十二卷﹐附錄一卷﹐包括巴、漢中、蜀、南中等十二志。記述遠古到東晉穆永和三年(公元347年)期間巴蜀之事﹐約十一萬字。其內容大體上是由三部分組成﹐一至四卷主要記載樑、益、寧三州的歷史、地理﹐而以地理為主﹐類似“正史”中的地理志﹔五至九卷以編年體的形式敘述公孫、劉焉劉璋父子、蜀漢、成漢四個割據政權以及西晉統一時期的歷史﹐略似“正史”中的本紀﹐但記述稍詳﹔十至十二卷記載三州自漢至東晉初年的“賢士列女”﹐相當於“正史”中的列傳。
從內容來說﹐是歷史、地理、人物三結合。從體裁來說﹐是地理志、編年史、人物傳三結合﹔這兩個三結合構成了《華陽國志》的一個顯著特點﹐是中國方志編纂史上的一個首創。
特別值得注意和稱道的﹐是作者常璩對方志的價值和作用的論述﹐在《序志》中講得很清楚﹐勝過了其它志書的作者。他說﹕“夫書契有五善﹕達道義﹐章法戒﹐通古今﹐表功勛﹐而後旌賢能。”在他看來﹐地方志可以在封建的思想道德教育、法禁的宣傳影響和對古今事勢的了解認識以及表彰功勛賢能等方面﹐發揮積極的作用。這是現有材料中所能見到的對方志的價值和作用最早的闡述。這“五善”﹐雖然宣揚的是封建時代地方志傳述忠孝節義﹐維護綱常禮儀﹐鞏固封建統治﹐為封建統治階級服務的說教﹐但同時也說明了方志的部分價值和作用﹐對於後世方志的뜱7購托聳15兇挪豢珊鍪擁鬧卮笥跋歟□謚泄□街狙□緯珊頭17估□飛嫌φ加邢嚶Φ鬧匾□匚弧?
《華陽國志》之後﹐中歷南北朝、隋、唐﹐這種綜合性的體裁沒有得到很好的發展﹐絕大多數的方志著作仍沿襲東漢魏晉的余結──史、地、人分家﹐極少綜合之作。明清以來的方志﹐雖浩如煙海﹐但象《華陽國志》那樣規模宏大、內容廣博、體例簡括、取材精審的並不為多。據張國淦《中國古方志考》一書所錄﹐宋元以前的古方志多達二千一百七十五部﹐現存者已不到七十部。其中有的真偽雜糅﹐有的殘缺不全﹐有的內容狹窄﹐其價值遠遜於《華陽國志》。因此﹐《華陽國志》可說是我國隋以前古方志中碩果僅存者﹐是我國方志基本定型的一個顯著歷程碑。
方志的鼎盛時期及方志學的產生
《華陽國志》後﹐在南北朝、隋、唐時期﹐這種綜合性的方志體裁沒有得到很好的發展﹐極少綜合之作。這裡有傳統的影響﹐材料的限制(自九品中正制廢﹐對鄉裡的人物、歷史不再象過去那樣重視)﹐也與作者的學識有關。隻是到了宋代﹐方志的編纂才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此時﹐不少著述取材更為廣泛﹐分類更為詳密﹐從而奠定明清以來一般方志的體例。但究其內容﹐基本上還是歷史、地理、人物三個方面﹐終未跳出《華陽國志》體例之窠臼。
兩宋時期﹐地方志盛興。不僅官修方志﹐私家著述也相當發達﹐成就十分顯著。這與當時統治者的倡導和外族的頻繁進擊是分不開的。趙匡胤建立北宋王朝後﹐曾三令五申﹐要各個州郡編造圖經﹐纂修志書。據宋史記載﹐宋太祖趙匡胤建國後不久﹐就下令規定﹕“凡土地所分﹐風俗所尚﹐具古今興廢之圖﹐州縣之籍﹐遇閏歲造圖以進。”後來﹐又命令大臣盧多遜等人重修天下圖經。真宗在位時﹐也下詔由李宗諤等負責﹐纂修了《詳符州縣圖經》一千五百六十六卷。徽宗時﹐朝廷還設置了“九域圖志局”﹐開了後世官方修志的先河。南宋時期﹐雖然偏安於一方﹐政治上沒有什麼建樹﹐軍事上已為金兵所迫﹐但在纂修地方志方面﹐卻做出了成績。由於外族進擊﹐許多有識之士借纂修方志來表達對邦國之愛﹐紛紛私家修志﹐產生了大量的私人著述。
兩宋時期的上乘志書很多。如李宗諤《詳符州縣圖經》、樂史《太平寰宇記》、王存《元豐九域志》和歐陽志的《輿地廣記》、祝穆的《方輿勝覽》、王象之的《輿地紀勝》以及宋敏求的《長安志》、朱長文的《吳郡圖經續記》、潛說友的《臨安志》、范成大的《吳郡志》等等﹐都是著稱於世、很有影響的志書。正如張國淦在《中國古方志考─‧敘例》中指出的“方志之書﹐至趙宋而體例始備。舉凡輿圖、疆域、山川、名勝、建置、職官、賦稅、物產、鄉裡、風俗、人物、方伎、金石、藝文、災異﹐無不匯於一編。”不象隋唐以前那樣“多分別單行﹐各自為書”﹐門類隻限於“地圖、山川、風土、人物、物產數種”了。
地方志在宋代能有這樣的發展﹐不但同統治者重視修志﹐和社會經濟的發展密切相關﹐也與活字印刷術的發明所提供的條件相聯系。同時漢唐以來地方志發展所取得的成就﹐也為宋代方志的發展準備了經驗和奠定了基礎。
宋代由於方志盛行﹐便積累了豐富的修志經驗。這些經驗﹐經過總結便成了方志理論。宋代方志理論的研究風氣是比較濃厚的﹐許多纂修方志的人﹐都在志書的“序”和“跋”裡闡述了各自的修志主張和見解。他們談論的內容一是關於修志的目的和意義﹐二是如何編寫方志問題。許多人都認為﹐方志在“資政”方面﹐“有補於世”﹐可以“告後之為政”﹐能起到“前有所稽﹐後有所鑒”的作用﹐為統治階級服務﹔在“教化”方面﹐則可以借先哲往事使後人砥礪名節﹐正風定俗﹐有楷模和警策的作用﹐便於向人們灌輸封建道德思想。
王象之對方志的。功用﹐認識上超越了“資政”和“教化”的局限﹐提出了自己的創辟新見﹕“收拾山川之精華﹐以借助於筆端﹐取之無盡﹐用之不竭﹐使騷人才士﹐於一寓目之頃﹐而山川俱若效奇於左右。”（王象之《輿地紀勝‧序》）就是說方志對於文學創作﹐有著提供素材﹐啟發靈感的作用。關於如何編寫方志問題﹐周應合在撰成《景定建康志》後寫的《修志本末》裡﹐提出在纂修方志過程中﹐必須做好四件事﹐就是“定凡例”、“分事任”、“廣搜訪”、“詳參訂”。關於怎樣編排志書的內容﹐也有不少人作了探索。南宋羅願在《新安志》序裡講的比較明確﹐也極具代表性﹐他說﹕“若直抄取計簿以為書﹐則凡吏之善書者﹐足以次之矣。其施於事亦然。若直據令甲以為治﹐則凡吏之毋害者足以聽之。蓋世常以為此無事平儒﹐而儒亦卒不可廢於世也﹐豈特此哉。”這段話的意思表明他反對把志書簡單地變成資料大匯抄﹐而主張經過編修者加工﹔這種加工﹐又必須是有觀點有取舍﹐“必使涉於學者纂之”﹐沒有學術水平的人是難以執筆編纂的。宋代志家們的這些方志理論﹐對後來方志學的形成﹐起到了先驅的作用。即使在今天看來﹐其中不少見解仍閃耀著光彩﹐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
宋代在修志的組織、規模、體例、內容和理論等方面都超過了之前任何一個朝代﹐是我國方志發展的一個重要時期。為後世的方志編纂和方志學的形成打下了良好的基礎﹐發揮了繼往開來的作用。
元代是中國歷史上國力強盛的時期。《元史‧地理志》記載﹐元封建王朝統治的疆域﹐“北逾陰山﹐西及流沙﹐東盡遼左﹐南越海表”﹐廣袤遼闊。但是這個強大王朝的顯著成就隻限於軍事征戰。從歷史上看﹐元朝殘暴、落後的統治﹐不但使社會生產的發展遲滯﹐甚至出現部分逆轉﹐而且思想文化領域也受到嚴厲的統治。因而﹐給地方志也帶來了嚴重的消極影響。在元統治的九十年中﹐纂修的州縣志數量很少﹐見於著錄的不超過一百六十部﹔方志理論的研究之風也極不景氣。
明代由於最高統治者大力倡導修志﹐所以編纂志書成風﹐出現了“今天下自國史外﹐郡邑莫不有志”（張邦政《<萬歷滿城縣志>序》）的盛況。全國性一統志就有﹕《大明志書》、《寰宇記通衢書》、《大明一統志》等。全國十三個布政司都有志書﹐隻不過名目不一罷了。除通志之外﹐有稱總志的﹐如萬歷《湖廣總志》、《四川總志》﹔有單稱為志的﹐如成化《陝西志》﹔有稱為書的﹐如何喬遠《閩書》。在眾多的方志中﹐縣志為多。“郡邑莫不有志”﹐此不贅列。
明代眾多的地方志中﹐有一部分是邊關志書。如嘉靖年間職方主事鄭曉編纂的《九邊圖志》、詹榮的《山海關志》。此外﹐還編寫了許多專志。象衙署、書院、古跡、水道、山岳、戰功、外藩等﹐都各有專門志書。總而言之﹐明代方志數量眾多﹐品種繁雜﹐傳世之作並不太多。
明代對於方志理論的研究甚少﹐因此也就無法形成完整的方志學。但也曾有人慎獨地思考過這個問題﹐並向社會闡述了自己的見解和主張。嘉靖《曲沃縣志》主修者劉魯生﹐在這部縣志的序文裡明確指出﹕一部好的地方志﹐應該“其載欲悉﹐其事欲核﹐其書欲直”。他還認為﹐要編好一部志書﹐“必廣詢博采﹐而後無遺跡﹔循名責實﹐而後無訛傳﹔義正詞確﹐而後無贅語﹔類序倫分﹐而後無亂章。”這些關於廣泛調查采訪﹐認真考訂資料﹐正確行文表述﹐合理安排內容的修志主張﹐是很有價值的。
清代方志不僅在數量、品種上﹐而且質量上是之前歷代所不及的﹐是我國方志發展的全盛時期﹐同時也是中國方志學形成時期。
早在順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清廷就開始命令河南巡撫賈漢復督修方志了﹐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年)﹐保和殿大學士衛周祚進奏﹐建議各省纂修通志﹐以備編纂《大清一統志》需用。康熙帝采納了這個建議﹐於是詔令各地設局修志﹐並責成由學正負責檢查志書的質量優劣﹐後來又限期成書。雍正元年(公元1728年)﹐又嚴諭各省縣修志。不久﹐更授例明令各地六十年一修志書。清初對於纂修地方志的要求﹐是既嚴厲又明確的。康熙帝在下令修志的同時﹐還把賈漢復主修的《河南通志》頒行全國﹐作為統一的范式。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690年)﹐河南巡撫曾通令所屬府、州縣編修志書。同時還頒發了牌照﹐提出凡例二十三條﹐對時代斷限、材料取舍、文字詳略、史實考訂、敘事先後﹐以及地圖繪制等等﹐都作了詳細的規定。雍正帝也根據編纂一統志總裁官大學士蔣廷錫等所奏﹐針對修志當中出現的問題﹐對各省志書采錄人物事跡這樁事在上諭中作了詳明的論說﹐指出﹕“志書與史傳相表裡﹐其登載一錄﹐至公至當”﹐“今若以一年為期﹐恐時日太促﹐或不免草率從事”。因此他明確了要求﹐“名省督撫﹐將本省通志重加修輯﹐務期考據詳明﹐采摭精當﹐既無缺略﹐亦無冒濫﹐以成完善之書。”為了切實把志書修好﹐他還采取比較實際的態度﹐準許寬限成書時間﹐表示﹕“如年未能竣事﹐或寬至二三年內纂成。”乾隆帝對於修志事宜尤為關切﹐凡進呈的稿本﹐他都要親自過目﹐認真審核。發現有認為不夠妥當的地方﹐就提出修改的意見。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上諭中﹐就對進呈的一統志內鬆江府人物不載張照一事提出了具有普遍指導意義的修改意見。他認為﹐張照這個人﹐雖然從前曾經有過失獲罪﹐但是“文采風流”﹐“資學明敏﹐書法精工”﹐是一個“海內所共推重”的人物。如果“不登志乘”﹐而使“一代文人學士﹐不數十年竟歸泯沒”﹐那將是一種損失。在他看來﹐“瑕瑜不掩﹐公論自在”對這樣的歷史人物略而不載﹐是不恰當的﹐因此﹐他不但在上諭飭令“即將張照官秩出處事跡﹐一並載人”一統志﹐而且要求﹕“各省志或有似此者﹐纂修諸臣皆宜查明奏聞補入。”乾隆帝以天下之尊﹐而竟如此具體切實地對待修志﹐這是歷代帝王中所少有的。
由於最高統治者極力倡導修志﹐地方疆吏各各遵命而行﹐並且在各地成立了修志局﹐各級政府都普遍地纂修地方志。省有通志﹐府有府志﹐市、縣、鎮也無不有志。還有山水、古跡、寺觀、鹽井、土司等專志﹐方志的編纂達到前代的最高峰。據1961年《史學年報》第四期統計﹐從清初到清末﹐官修和私修志書即達4302部﹐75216卷。其中﹐著名的有顧炎武等修的《鄒平縣志》、章學誠修的《永清縣志》、《和州志》、《詹州志》、《天門縣志》、《大名縣志》、《麻城縣志》、《石首縣志》、《廣濟縣志》和《湖北通志》﹐康基田修的《晉乘搜略》﹐謝蘊山的《廣西通志》、鄭子尹等的《遵義府志》、董立方的《長安縣志》、洪亮吉的《涇縣志》﹐戴震的《汾州府志》、安徽池州《杏花村志》﹐浙江吳興《雙林鎮志》﹐廣東《佛山忠義鄉志》等都是馳譽全國的佳作。
清代不僅是方志發展的鼎盛時期﹐而且也是方志學形成的重要時期。
清代修志工作的盛興和長期持續﹐積累了豐富的修志經驗﹐而文人學者參與修志﹐為總結修志經驗﹐進行方志理論研究創設了良好的人才條件。中國方志學是在乾嘉時期通過繼承歷代方志理論研究成果的寶貴遺產﹐積累現實經驗和具備修志人才這些有利條件的基礎上﹐最終形成的。
在方志學形成的過程中﹐清初學者起了承上啟下的積極作用。清初著名學者顧炎武﹐在研究整理地方志的基礎上﹐撰寫《天下郡國利病書》和《肇城志》﹐開創了一條綜合研究和利用地方志的廣闊道路。他還在《營平二州史事序》裡﹐總結了前人的修志經驗﹐指出對修志的五個方面的要求。即﹕修志的人要有一定的學識﹔要網羅天下志書作參考﹔要實地調查研究﹐反復勘對﹔要有充裕的時間﹔文字要通俗易懂。這些很實際的卓越見解﹐為乾嘉時期方志學的形成打下了基礎。康熙時期的衛周祚﹐根據作史有才、學、識“三長”的說法﹐在《曲沃縣志》序言中提出﹕“修志亦有三長﹐曰﹕“正、虛、公”。所謂“正”﹐就是說修志者必須剛正不阿﹐不屈從權貴﹔所謂“虛”﹐就是說修志者要虛己受人﹐廣泛集納眾人的意見﹐不要主觀和武斷﹔所謂“公”﹐就是說修志者要主持公道﹐不為門戶之見所左右。這“三長”實際上就是對修志者提出的“志德”要求。衛周祚的見解集中反映了史學理論和“史德”觀念對方志理論的影響。雍正時的方苞不僅是清代的大散文家﹐而且還是一位有實踐經驗的方志理論家。他在《與一統志公館諸翰林書》中﹐闡明了自己的修志主張﹐力主修志務必體例統一﹐反復校勘﹐由博返約﹐以簡明為貴﹐以冗雜為戒。他的主張切合實際﹐值得今人借鑒。
乾嘉時期﹐志家輩出﹐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地方封建士紳派編修的志書﹐數量最多﹐但沒有一定的共同章法﹐在方志理論方面未曾有引人注目的成就。以錢大昕、戴震、畢源、孫星衍、洪亮吉等人為主要代表人物的考據學派﹐把地方志看作是地理沿革的考証﹐“信載籍而不信傳聞﹐博考旁稽”﹐是他們堅持的信條﹐考証方法以水系辨山脈﹐以山水形勢考察郡縣建置和地理沿革﹐是一個突出的特征。然而章學誠對後世的影響最大。
章學誠(1738─1801)﹐字實齋﹐號少巖﹐原名文□﹐會稽(今浙江紹興)人﹐乾隆間進士﹐是清代著名的文學家、思想家、方志學家。一生著述頗豐﹐著有《文史通義》、《校讎通義》等理論著作。《文史通義》是他最主要的著作。全書分內篇外篇﹐內篇五卷﹐泛論文史﹔外篇三卷﹐都是方志理論文章。《校讎通義》三卷﹐也是一部重要的考究史志學術淵源的理論著作。他在把自己的史學理論創見用於編修方志﹐並在總結前人修志經驗的基礎上﹐融合自己的經驗體會﹐寫出《方志立三書議》、《修志十議》、《州縣請立志科議》等方志理論著作﹐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方志理論﹐創立了方志學。為我國方志的纂修事業奠定了理論基礎﹐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章學誠建立的方志理論體系﹐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內容﹕第一﹐明確“志為史體”﹐“方志乃一方之全史”﹐論定了地方志的性質﹐改變了歷來把方志歸於地理書類的舊觀念﹐辨明了方志在史學上應有的地位和作用。第二﹐系統地闡明義例和方法等方志編纂學的主要問題。提出方志乘“二便”﹐立“三書”﹐定“四體”﹐修志“當規史法”的主張。他認為﹐志應當包有史的體例﹐修志有“二便”﹕“地近則易核﹐時近則跡真”。修志的人必須有“三長”﹐“識足以斷凡例﹐明足以決去取﹐公足以絕請托”。地方志也要如《史記》、《漢書》那樣﹐嚴名分﹐別尊卑﹐謹守《春秋》家法﹐講究義理﹐應當“仿紀傳正史之體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體而作掌故﹐仿《文選》、《文苑》之體而作文征”﹐並以“志”為主體﹕“皇恩慶典宜作記﹐官師科甲宜作譜﹐典籍法制宜作考﹐名宦人物宜作傳”。撰寫則要克服“五難”﹕“清浙天度難﹐考衷古界難﹐調濟眾議難﹐廣征藏書難﹐預杜是非難”。排除“八忌”﹕“忌條例混雜﹐忌略詳失體﹐忌偏尚文辭﹐忌妝點名勝﹐忌擅翻舊案﹐忌浮記功績﹐忌泥古不化﹐忌貪載傳奇”。達到“四要”、“要簡、要嚴、要核、要雅”。還要重調查訪問﹐注意序次編排﹐詳近略遠﹐立論謹嚴﹐“據事直書”﹐認真辨體等等。第三﹐建議州縣設立志科﹐“登載有一定之法﹐典守有一定之人”﹐搜集貯備資料﹐以為“異日開局纂修”之需。這些內容﹐既全面又很有系統﹐具有相當的科學性﹐不但充實了我國歷史文化的寶庫﹐而且一百多年來一直被奉為修志的圭臬和準繩。正如樑啟超所說﹕“能認識方志價值﹐說明其真義者﹐莫如章實齋”﹐“方志學之成立﹐實自實齋始也”。這個看法是確切和客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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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多的島嶼﹐相隔又千萬裡﹐不被淹死就不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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