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耕第五
大夫曰﹕“家人有寶器﹐尚函匣而藏之﹐況人主之山海乎﹖夫權利之處﹐必在深山窮澤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異時﹐鹽鐵未籠﹐布衣有朐邴﹐人君有吳王﹐皆鹽鐵初議也。吳王專山澤之饒﹐薄賦其民﹐賑贍窮乏﹐以成私威。私威積而逆節之心作。夫不蚤絕其源而憂其末﹐若決呂樑﹐沛然﹐其所傷必多矣。太公曰﹕‘一家害百家﹐百家害諸侯﹐諸侯害天下﹐王法禁之。’今放民於權利﹐罷鹽鐵以資暴強﹐遂其貪心﹐眾邪群聚﹐私門成黨﹐則強御日以不制﹐而□兼之徒姦形成也。”
文學曰﹕“民人藏於家﹐諸侯藏於國﹐天子藏於海內。故民人以垣牆為藏閉﹐天子以四海為匣匱。天子適諸侯﹐升自阼階﹐諸侯納管鍵﹐執策而聽命﹐示莫為主也。是以王者不畜聚﹐下藏於民﹐遠浮利﹐務民之義﹔義禮立﹐則民化上。若是﹐雖湯、武生存於世﹐無所容其慮。工商之事﹐歐冶之任﹐何姦之能成﹖三桓專魯﹐六卿分晉﹐不以鹽鐵。故權利深者﹐不在山海﹐在朝廷﹔一家害百家﹐在蕭牆﹐而不在朐邴也。”
雲塵子曰﹕大夫之言﹐寶器藏於君王﹔文學之言﹐寶器藏於臣民。藏於君王﹐則為聚斂財富﹔藏於臣民﹐則為散財富民。聚斂之風起﹐漸漸難息﹐終成盪擊天下之勢﹔散財之雨降﹐甘霖潤禾﹐終有豐碩之收成。以此而論﹐大夫之言﹐誠不若文學之言有遠見矣。大夫之言﹐欲借豪民以通其利﹐因而豪民日益驕盛富有﹐貧富則日益懸殊﹐故鄧通之富與餓殍並存﹐朱門酒肉與路邊死骨相兼。文學之言﹐欲臣民各守其分﹐因義而作﹐設禮成序﹐以仁義為大利﹐免患得患失之心﹐有見利思義之意﹐故天下能安﹐鰥寡孤獨皆能養﹐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以此而論﹐文學之言﹐亦勝於大夫之言。夫大夫之言﹐非不知尚利之害﹐故曰貴在朝廷之制約﹐早防豪民私心之萌﹔文學之言﹐非不欲求國民之富﹐惟欲富亦必以朝廷之正道而為之﹐君王之欲一興﹐則邪惡之年亦隨之而起﹐其後雖欲自制而不能矣。民心之聚散不在富有與否﹐一國之盛衰不在尚利與否﹐而在於民安而知禮﹐在於君臣之行正。
大夫曰﹕“山海有禁﹐而民不傾﹔貴賤有平﹐而民不疑。縣官設衡立準﹐人從所欲﹐雖使五尺童子適市﹐莫之能欺。今罷去之﹐則豪民擅其用而專其利。決市閭巷﹐高下在口吻﹐貴賤無常﹐端坐而民豪﹐是以養強抑弱而藏於跖也。強養弱抑﹐則齊民消﹔若眾穢之盛而害五谷。一家害百家﹐不在朐邴﹐如何也﹖”
文學曰﹕“山海者﹐財用之寶路也。鐵器者﹐農夫之死生也。死生用﹐則仇讎滅﹐仇讎滅﹐則田野辟﹐田野辟而五谷熟。寶路開﹐則百姓贍而民用給﹐民用給則國富。國富而教之以禮﹐則行道有讓﹐而工商不相豫﹐人懷敦樸以相接﹐而莫相利。夫秦、楚、燕、齊﹐士力不同﹐剛柔異勢﹐巨小之用﹐居局之宜﹐黨殊俗易﹐各有所便。縣官籠而一之﹐則鐵器失其宜﹐而農民失其便。器用不便﹐則農夫罷於野﹐而草萊不辟。草萊不辟﹐則民困乏。故鹽冶之處﹐大傲皆依山川﹐近鐵炭﹐其勢咸遠而作劇。郡中卒踐更者﹐多不勘責取庸代。縣邑或以戶口賦鐵﹐而賤平其準。良家以道次發僦運﹐鹽、鐵煩費﹐百姓病苦之。愚竊見一官之傷千裡﹐未睹其在朐邴也。”
雲塵子曰﹕山海之禁﹐使山財海寶為國家所獨有﹐民不得其用﹐雖曰初可用於民﹐而難保其終不成國家斂財之法﹔罷之而為民有﹐難虞豪民擅用而專利。然教民以仁也易﹐限君之非也難﹔先之以仁義而後懲之以刑法﹐民之不仁可治﹔君之貪欲心起﹐國之享樂風行﹐如車之下山、水之流谷﹐欲矯之則焉可速成﹖此則大夫之言多非﹐而文學之言多是也。
市場之設﹐如開渠泄水﹐但能節之制之以衡準﹐民獲其利﹐罷之不可。大夫所言不錯。然文學之言﹐以市場而通民用﹐不尚珍寶奇異之物﹐比之大夫之言更佳。以金玉買人心﹐行賄賂﹐收暴利﹐民心於是放盪於奢侈﹐國家雖可收一時之利﹐而大害已藏伏其中﹐秦之興亡﹐乃是前鑒﹔以農耕富民用﹐充國庫﹐利民生﹐工商皆可因農而興﹐教化皆可因民而行﹐此為綱舉目張之策﹐知本知末之方。
強弱者﹐成之之路非一﹐即鹽鐵歸國有﹐不免強弱之殊﹐或重農耕﹐亦可由兼並土地而成其強﹐故不必在鹽鐵之禁否。唯強者不失其仁德之心、禮義之道﹐再以國之課賦均之﹐以濟其弱者﹔弱者不失其自強不息之意﹐不滅其貧賤不移之禮﹐再有國之體恤救助﹐以解其貧。如此﹐扶弱抑強之舉在其中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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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而言﹐此例並非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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