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中國共產克領導下的各民族革命運動
第一節 “五四”運動時期的各民族共產主義先進分子
1918年（民國七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次年1月在法國召開巴黎和會﹐將戰勝國中國放到了戰敗國的地位﹐英、美、法、日、意5個帝國主義國家利用和會再一次企圖瓜分中國﹐賣國的北洋軍閥政府競準備在屈辱的條約上簽字認可“巴黎和會”對中國的凌辱﹐因此點燃了中國各民族人民愛國鬥爭的烈火﹐5月4日首先由北京各民族學生發起了反帝愛國鬥爭運動。北京“五四”反帝愛國鬥爭運動很快得到全國各民族地區人民和學生的響應﹐並在“五四”愛國運動中湧現出一批各民族的共產主義先進分子。
一、蒙古族中的共產主義先進分子
“五四”運動中﹐當時在北京蒙藏學校、天津學習的蒙古族青年積極投身到“五四”愛國運動中。他們將拯救中華而戰鬥的決心用各種形式公諸於眾﹐“吾蒙藏學生亦是愛國分子”﹐一定要肩負起國家興亡之職責﹐１並將“五四”愛國鬥爭的烈火引入蒙古地區。在歸綏（今內蒙古自治區呼和浩特市）進步青年學生李裕智、吉雅泰等人的發起下組織了“歸綏學生聯合會”﹐組織集會高呼“廢除二十一條”﹐“收復失地”等口號。２
1923年（民國十二年）李裕智等先進青年領導組織了反對利用日資在歸綏開辦發電廠的鬥爭。同年5月在李裕智、雲澤（即烏蘭夫）等先進青年的組織領導下﹐舉行了打“盛記洋行”的鬥爭﹐將蒙古青年的愛國鬥爭推向了高潮﹐他們集會遊行示威﹐宣傳抵制日貨﹐“關稅自主”、“廢除二十一條”。在鬥爭中湧現了李裕智、烏蘭夫、奎壁、吉雅泰、多鬆年等一批積極分子。是年冬﹐黨為了培養蒙古族幹部﹐便在蒙藏學校的一批先進蒙古族青年中進一步宣傳馬克思主義理論﹐介紹中國共產黨的民族政策﹐傳播革命刊物《新青年》、《響導》等﹐使在“五四”運動中的積極分子開始接觸了馬克思主義﹐踏上了共產主義的征途。次年初﹐李裕智、烏蘭夫、奎壁﹐吉雅泰、多鬆年、孟純等人先後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當時北京黨組織領導人李大釗等人經常組織這些蒙古族進步青年參加北京的革命活動﹐並在蒙藏學校組織馬克思主義學習小組﹐使這些蒙古族青年成為活躍在北京的一支革命力量﹐孟純被選為北京學聯的常委。奎壁、吉雅泰等人還以“綏遠國民會議促成會”代表的身份﹐參加了1925年（民國十四年）3月由孫中山、李大釗主持召開的“國民會議促進會全國代表大會”。這些蒙古族青年在黨的培養下迅速成長起來了。從1924年下半年開始﹐多鬆年、李裕智、孟純、奎壁、烏蘭夫、吉雅泰等人先後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了蒙古族中的第一批共產主義戰士。1925年初﹐中共北方區委在內蒙古地區建立了四個工作委員會﹐吉雅泰、李裕智分別任綏遠工委、包頭工委書記﹐多鬆年任察哈爾工委書記﹐蒙古族的中共黨員走上了內蒙古革命的領導崗位。１同年10月內蒙古人民革命黨成立﹐李裕智被選為中央後補執行委員。後來李裕智又先後擔任了烏蘭察布盟黨部副主席﹐內蒙古人民革命軍前敵副總指揮第一路軍司令﹐農工兵大同盟中央執行委員﹐直到1927年（民國十六年）被叛徒出賣犧牲。蒙古族的早期共產主義先進分子在蒙古族革命和中國革命中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二、回族共產主義先進分子
“五四”運動爆發後﹐北京、天津等地的回族先進分子積極投身到偉大的運動行列之中﹐最傑出的代表是馬駿、郭隆真、劉清揚等人。“五四”運動爆發時﹐他們正在天津各校讀書﹐運動一開始他們就成了積極分子和學生運動的領袖﹐站在鬥爭的最前列﹐活躍在天津、北京、上海、廣州等地﹐為“五四”運動的發展做出了貢獻﹐並在鬥爭中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思想﹐成為回族中早期的共產主義者。
馬駿是吉林省寧安人（今屬黑龍江省）﹐他於1915年考入天津南開中學。1919年“五四”運動時被選為“天津學生聯合會”副會長﹐“天津各界聯合會”負責人﹐參予領導組織天津各界的罷課、罷市、示威遊行等鬥爭﹐﹐並作為天津學生代表赴北京﹐聯合“北京學生聯合會”共同反對北洋軍閥政府在屈辱的巴黎條約上簽字等鬥爭﹐曾多次遭逮捕﹐堅貞不屈。馬駿在天津讀書時還和周恩來等人發起成立“覺悟社”﹐創辦《天津學生聯合會報》、《覺悟》等刊物﹐宣傳愛國思想。
1919年10月受天津各界人民的委托赴上海參加組織“全國各界聯合會”﹐被選為常務理事﹐親自指揮上海各界民眾大示威﹐任大示威的總指揮。1920年秋到東北﹐在哈爾濱“救國喚醒團工作”﹐並加入了社會主義青年團﹐不久即加入中國共產黨﹐成了一個共產主義戰士。此後﹐馬駿還赴前蘇聯莫斯科學習﹐回國後在北京做地下工作﹐直到1927年（民國十六年）12月被捕﹐次年2月犧牲﹐把年青的寶貴生命貢獻給了中國的共產主義事業。
劉清揚也是回族早期的共產主義先進分子﹐是中國婦女運動的領導人之一。早年加入同盟會。“五四”運動時組織“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ㄐ撥袘Z∥□岢□□笥直謊∥□疤旖蚋鶻緦□匣帷背Ｎ窶硎隆Ｔ□吐□□熱艘黃鷥氨本╓渭臃炊員毖缶□□□□畝氛□〞?1919年10月赴上海參予組織“全國各界聯合會”﹐被選為常務理事。1920年2月﹐劉清揚受命赴南洋向廣大華僑宣傳國內形勢。３
1921年2月在巴黎勤工儉學時參加共產主義小組。
1924年回國在廣州、上海、北平等地組織愛國婦女團體。“九‧一八”事件後積極投身抗日救亡運動。
郭隆真是回族婦女中的共產主義先進分子。“五四”運動爆發時﹐郭隆真還在天津讀書﹐當天津學生和各界群眾響應北京“五四”愛國學生運動時﹐郭隆真成為天津學生運動的積極參加者和領導者之一。郭隆真和鄧穎超等人組織了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郭隆真被推為同志會演講部長。他們還與周恩來等共同發起組織中國最早宣傳馬克思主義革命團體之一的“覺悟社”﹐出版《覺悟》雜志﹐推動了天津學生愛國運動的發展。１後來郭隆真又作為天津學生代表之一赴北京參加京、津學生聯合會請願、示威鬥爭。1919年（民國八年）8月山東回姦馬良在濟南鎮壓愛國學生運動﹐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憤怒。郭隆真又和山東各界代表一起再次赴京會同北京學生第五次向北洋軍閥政府請願﹐結果郭隆真等20位代表被捕﹐堅貞不屈。
1920年郭隆真赴法勤工儉學﹐192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一個真正的共產主義戰士。
1924年又赴前蘇聯東方大學學習。
1925年回國後﹐先後在京、津、滬、東北等地領導地下鬥爭。
1926年創辦《婦女鐘》、《婦女之友》等刊物﹐主持縵雲女校﹐從事革命活動。1927年又遭逮捕﹐出獄後到東北從事工人運動。1931年被黨派到山東任中共山東省委委員﹐從事工人運動﹐不久被捕﹐次年在濟南壯烈犧牲。２
三、水族共產主義先進分子
“五四”運動爆發後﹐水族在各地學習的青年學生也投身到運動的行列之中﹐並湧現出像鄧恩銘這樣先進的愛國青年和共產主義者。鄧恩銘﹐貴州荔波人﹐“五四”運動時﹐他正隨叔父到山東﹐在濟南一中學習﹐在那裡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開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積極參加學生運動﹐被選為濟南一中學生自治會負責人。３鄧恩銘聯合濟南的一批進步青年組織了進步團體“勵新學會”﹐1920年（民國九年）和王盡美共同出版《勵新》半月刊﹐宣傳新文化﹐新思想。成立“馬克思主義學說研究會”﹐宣傳馬克思主義。次年在“馬克思主義學說研究會”的基礎上建立起“共產主義小組”﹐鄧恩銘成為小組的負責人之一。是年鄧恩銘又作為山東共產主義小組代表赴上海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成為中共一大中唯一的少數民族成分（統一）的代表。回山東後鄧成為中共中央直屬山東區支部負責人之一﹐在濟南等地從事黨的組織、宣傳工作和工人運動的領導工作。
1922年（民國十一年）1月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共產國際在莫斯科召開的遠東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回國後在山東大力宣傳列寧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優越性。次年參加黨的“二大”﹐後仍被黨派到山東負責領導淄博張區的工人運動。又次年到青島負責黨的組織工作﹐在青島建立了第一個共產黨支部﹐1924年中共青島支部改為中共青島市地方執行委員會﹐鄧恩銘擔任了市委書記﹐負責領導全省職工運動。1925年10月山東執委遭敵破壞被捕入獄﹐出獄後又回到青島主持市委工作。
1927年4月出席黨的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同年擔任中共山東省委書記﹐後國省委機關被叛徒告密﹐鄧恩銘第二次遭敵逮捕。鄧恩銘在獄中堅持鬥爭﹐組織了兩次越獄行動﹐使一部分同志沖出監牢﹐自己卻未能脫險。
1931年4月1日鄧恩銘同志在濟南英勇就義﹐為中國革命事業獻出了年青的生命﹐他的光輝事跡永遠激勵水族和各族人民在中國革命道路上奮勇前進。
四、壯族共產主義先進分子
壯族是我國人口最多的少數民族。廣西東蘭壯族韋拔群早在1914年就赴長江下遊各地考察﹐尋求革命道路。
1916年1月﹐率志願兵到貴陽參加“護國軍”討伐袁世凱。
1920年在廣州加入“改造廣西同志會”。後返家鄉﹐1921年在東蘭組織“改造東蘭同志會”﹐成立農民自衛軍﹐一度解放東蘭縣城。
1923年6月成立東蘭縣革命委員會。1924年再赴廣州﹐次年1月入第三屆農民運動講習所學習﹐回東蘭後成立東蘭農民運動講習所﹐培養農民運動骨幹。
1928年冬加入中國共產黨﹐次年12月參加百色起義﹐任紅七軍第三縱隊司令、師長、右江工農民主政府委員及全國蘇維埃政府委員。1930年（民國十九年）10月紅七軍主力奉調北上﹐韋拔群服從組織決定留在右江堅持鬥爭﹐1932年被叛徒殺害。
五、侗族共產主義先進分子
“五四”運動時的侗族共產主義先進分子以龍大道為代表。龍大道﹐原名龍康莊﹐貴州錦屏人﹐1923年（民國十二年）正在讀書的龍大道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次年9月赴前蘇聯莫斯科東方大學接受馬列主義教育﹐從而增強了中國革命必勝的信心。
1926年回國後在上海領導工人運動﹐曾擔任過上海總工會秘書長和經濟鬥爭部部長等職務。參予過周恩來等領導的上海第三次武裝起義。
1927年4月出席黨的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後分派到武漢從事工會工作。同年8月在發動漢陽兵工廠大罷工鬥爭中被捕入獄。在獄中組織越獄成功脫險。次年到上海等地從事革命活動。
1930年被選為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代表。
1931年1月與林育南、何孟雄等在上海漢口路東方旅社集會﹐反對左傾機會主義﹐因被叛徒出賣被捕﹐1931年2月1日在龍華被反動派暗殺﹐是龍華24烈士之一。１
侗族中較早走上革命道路、後來成為共產主義先進分子的還有工農紅軍的優秀指揮員羅統一﹐參加農民運動、組織革命武裝的田嘉敏等。這些侗族共產主義先進分子均為中國革命做出過各自不同的貢獻。
六、白族共產主義先進分子
“五四”運動在雲南白族中引起了強烈的反應﹐白族學生紛紛投身到愛國運動中。大理學生成立了“學生救國會”﹐號召學生“養成愛國精神﹐協御外侮”２進行愛國鬥爭。劍川、祥雲、賓川等地開展了抵制日貨運動。白族中的一批先進愛國青年站到了鬥爭的前列。白族青年施滉﹐雲南洱源人﹐“五四”運動時在北京清華學校（今清華大學）學習﹐他參加了北京各校統一進行的罷課、示威、演講等活動。３6月3日在參加學生示威遊行時被捕。出獄後同幾個進步青年組織了“唯真學會”﹐施為負責人﹐該團體是“五四”運動時期清華校內政治性最強的一個群眾愛國團體。４1924年他赴美留學﹐1927年3月加入美國共產黨﹐任中國支部局書記﹐開展團結教育中國留學生和華僑的工作﹐後在美共中央的領導幫助下﹐先後在加拿大、墨西哥、古巴等國華僑中建立黨支部並成立華僑反帝大同盟。1929年到前蘇聯﹐在少年共產國際工作。1930年回國﹐先在中共中央翻譯科任職﹐後去香港海員工會任秘書。曾與蔡和森一起被捕﹐營救出獄後在上海從事工會工作﹐後到北平任中共河北省委委員、宣傳部長、書記﹐1933年因叛徒出賣犧牲。
白族青年張伯簡是雲南劍川人﹐他以高昂的熱情投入“五四”運動﹐在廣州如饑似渴地閱讀各種進步書刊﹐後參加勤工儉學行列到法國﹐走上革命道路。
1921年冬在巴黎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白族中最早的共產主義戰士。張伯簡還到德、奧等國考察工人運動﹐又去前蘇聯學習。回國後在上海從事工人運動﹐並來往於京漢鐵路沿線一些城市從事黨的工作。擔任《向導》、《中國青年》等刊物的送槁工作﹐譯寫《各時代社會經濟結構元素表解》、《社會進化簡史》等宣傳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通俗讀物。1924年赴廣州負責《工人之路》的編輯出版﹐曾在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任教。
1925年任中共中央罷工委員會書記﹐與鄧中夏、陳延年、蘇兆征等一起在香港、廣州領導省港大罷工。次年八月病逝於廣州。
“五四”運動中湧現出來的各少數民族先進分子﹐在中國革命的初期﹐在宣傳革命思想、組織群眾等方面都起到了先鋒領導的作用﹐為少數民族地區的革命和全中國革命奉獻了一切﹐他們的偉大業跡將永遠留在人民的記憶中。
第二節 中國共產黨早期民族綱領的制定和各民族地區革命根據地的建立
一、中國共產黨的早期民族綱領
“五四”運動促進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和用以指導中國工人運動﹐鬥爭的實踐証明需要有一個堅強的政黨來領導﹐中國共產黨終於在漢族和各少數民族先進分子的努力下創建了﹐1921年（民國十年）7月1日中國共產黨在上海誕生了﹐從此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有了希望﹐各族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開始了為中華民族的徹底解放而鬥爭的革命運動。
中國共產黨是代表全國各族人民利益的黨﹐她的最終奮鬥目標是建立一個沒有階級﹐沒有剝削的共產主義社會。因此在《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就提出了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即“組織無產階級﹐用階級鬥爭的手段﹐建立勞農專政的政治﹐鏟除私有財產制度﹐漸次達到一個共產主義的社會”為最高綱領﹐以“一、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二、推翻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三、統一中國……為真正民主共和國”１為其最低綱領。在這次大會上又對中國的邊疆地區和少數民族的問題﹐根據列寧主義關於處理民族問題的理論﹐第一次提出了處理中國民族問題的綱領﹐即“尊重邊疆人民的自主、促成蒙古、西藏、回疆三自治邦﹐再聯合成為中華聯邦共和國”﹐２具體措施是“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實行自治﹐為民主自治邦﹔在自由聯邦制的原則上﹐聯合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３。中國共產黨的這個早期民族綱領盡管是照搬列寧提出的“聯邦制”﹐與後來形成的中國共產黨處理民族問題的民族區域自治政策有很大的區別﹐但中國共產黨能在其早期就鮮明地提出解決中國民族問題的綱領政策﹐主張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在中國歷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它將處理中國民族問題提到重要的地位﹐並為今天中國實行的民族區域自治政策打下了基礎。
中國共產黨的這個早期民族綱領﹐在發展過程中不斷地得以充實﹐改進和完善。1926年（民國十五年）12月﹐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湖南省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通過《解放苗、瑤決議案》﹐指出苗、瑤民族“歷朝外受漢族封建君主的大屠殺﹐內受土司、酋長的嚴重剝削”﹐“人口有一天天減少的趨勢﹐生活已到了極痛苦而絕無希望的地位”。指出了我國少數民族貧困的根源與現實﹐以及提出了要幫助他們組織農民協會﹐實現政治、經濟上的一律平等﹐幫助發展文化教育事業等決議。1931年（民國二十年）11月﹐在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上將“二大”提出的民族綱領加以改進和具體化。《中華蘇維埃憲法大綱》第四條規定﹕“在蘇維埃政權領域內﹐工人、農民、紅軍士兵及一切勞苦民眾和他們的家屬﹐不分男女﹐種族（漢、滿、蒙、回、藏、苗、黎和在中國的台灣）﹐宗教﹐在蘇維埃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皆為蘇維埃共和國公民。”１這是中國各民族享有平等權利的第一個文件﹐是各民族平等的具體實踐。1934年（民國二十三年）毛澤東同志又在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上提出了推翻民族壓迫和民族剝削制度的口號。次年在長征途中﹐中國共產黨又一次宣布﹕“實行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２1938年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第一次提出了民族區域自治的主張。1941年5月實施的《陝甘寧邊區施政綱領》第17條明確規定﹕“依據民族平等原則﹐實行蒙、回民族與漢族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的平等權利﹐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區﹐尊重蒙、回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３1945年周恩來同志在《和平建國綱領》中﹐提出“在少數民族區域﹐應承認各民族的平等地位及自治權”。1946年（民國三十五年）4月通過的《陝甘寧邊區憲法原則》規定﹕“邊區人民不分民族﹐一律平等。”４這些處理中國民族問題的綱領和措施﹐體現了中國共產黨民族綱領最後形成的發展過程﹐是中國共產黨一貫重視民族問題的體現。
二、民族地區革命根據地的建立
中國共產黨在制定了民族綱領後﹐就遵循民族綱領的原則在少數民族中開展工作。中國共產黨一方面注意吸收少數民族先進分子參加組織﹐積極培養少數民族幹部﹐引導各民族人民參加革命鬥爭﹐另一方面又積極在少數民族地區開展革命活動、建立起黨的組織。在北京、廣東、海南、廣西、湖南、湖北、雲南、東北、內蒙古等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建立了黨的支部、特委和省委﹐發動各族人民參加工人運動和農民運動﹐還發動各族人民參加北伐戰爭等革命活動。
1927年（民國十六年）國民黨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中國共產黨開始了武裝鬥爭的新階段﹐把黨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轉入農村﹐在鄉村建立根據地﹐開展土地革命﹐采用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全國勝利的鬥爭方針。在這一革命決策思想的指導下﹐中國共產黨從1927年到1934年在少數民族地區先後建立了許多根據地﹐其中影響較大的有瓊崖革命根據地﹐左、右江革命根據地﹐鄂西及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
（一）瓊崖革命根據地的建立
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不久﹐海南各族人民就在中共瓊崖地委的領導下﹐黎、苗、漢等族人民武裝就與國民黨軍隊和反動民團展開武裝鬥爭。黨為了加強對海南各民族革命的領導工作﹐於1927年5月派楊善集以特派員的身份到海南。6月瓊崖地委召開緊急會議﹐會上根據中共廣東省委的指示﹐決定組織發動各民族群眾開展武裝鬥爭﹐將中共瓊崖地委改為中共瓊崖特委﹐成立軍事委員會以加強武裝領導。接著領導陵水縣黎、漢等族農民武裝攻克了縣城﹐成立了人民委員會﹐這一新生的人民政權雖然不久失敗了﹐但卻具有“重大意義”。１不久又將海南各地區人民武裝改為工農討逆軍﹐準備在10月發動全島總暴動。但由於敵強我弱﹐暴動失敗。
1927年11月中共瓊崖特委召開了第一次擴大會議﹐會議根據黨中央和廣東省委的指示精神﹐確定了武裝鬥爭﹐實行土地革命和建立工農民主政權的革命方針。２會後瓊崖特委派出一批共產黨員深入到各民族地區﹐宣傳革命思想﹐揭露國民黨反動派的罪行。並於1927年冬領導陵水黎、漢等族1000余人與討遂逆軍配合﹐再次攻佔陵水縣城。
1928年2月中共陵水縣委在縣城召開了全縣工農兵代表大會﹐成立了縣蘇維埃政府﹐這是少數民族建立的第一個工農民主政府。陵水縣蘇維埃政權的建立﹐極大的鼓舞了海南各族人民的革命鬥志。武裝鬥爭不斷發展﹐不久崖縣的黎、漢族農民武裝就配合討逆軍攻下了籐橋、榆林、三亞等地﹐將樂會、瓊東、萬寧、陵水等革命地區連成一片﹐成為海南島最大的紅色根據地。繼後文昌、定安、澄邁等地也先後建立了蘇維埃政權。在海南島建成了對少數民族地區革命具有重大影響的瓊崖革命根據地。３
瓊崖革命根據地在瓊崖特委的領導下得到了不斷的發展﹐根據地面積逐步擴大﹐討逆軍也迅速發展﹐1928年1月討逆軍改編為工農紅軍。瓊崖特委依靠這支革命武裝﹐領導海南的黎、苗、漢各族堅持鬥爭。盡管在鬥爭中曾遭受過嚴重挫折和失敗﹐但是瓊崖革命根據地在黎、苗、漢等各族人民的支持和參與下﹐堅持鬥爭﹐成為一個打不垮的紅色革命根據地。
（二）湘、鄂西及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的建立
湘西、鄂西是苗族土家族的聚居區﹐在第一次國內大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就領導苗、土家等族農民進行革命鬥爭。大革命失敗後﹐苗、土家等族農民仍繼續堅持武裝鬥爭。
1928年1月中國共產黨根據湘、鄂西農民革命的形勢和其地理環境以及敵人力量薄弱的具體情況﹐決定派賀龍、周逸群同志到湘鄂西苗、土家族地區領導武裝鬥爭﹐建立革命根據地。
賀龍等人回到湘、鄂西後﹐便以桑植、鶴峰為中心﹐在苗、土家、漢等族中開展革命活動﹐得到了各族人民支持﹐組建了一支有苗、土家、漢等族人民參加的武裝隊伍﹐攻克桑植縣城﹐成立了中共桑植縣委和人民政府﹐宣布建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由賀龍任軍長。1928年4月在與國民黨軍隊的作戰中失利﹐轉入遊擊鬥爭。後在賀英等人領導的遊擊隊的支持下﹐工農革命軍又得以恢復和發展﹐並組成湘、鄂西前敵委員會。前委根據中共“六大”決議的關於建立紅軍﹐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分配土地等精神１﹐在龍山、來鳳、鶴峰等地發動群眾參加革命﹐動員和收編了陳宗瑜率領的由土家族、苗族、彝族、漢族群眾組成的“神兵團”﹐加入工農革命軍﹐大大增強了工農革命軍的戰鬥力。不久攻佔了鶴峰和再次佔領桑植縣城﹐在兩個縣建立了蘇維埃政權。同時又在各族地方武裝的配合下﹐開辟了龍山、宣恩、五峰等根據地﹐建立起工農民主政權。不久工農革命軍根據黨中央的決定采用正式改編為紅軍第四軍。
1929年（民國十八年）7月國民黨軍隊和民團2000余人圍剿桑植紅軍﹐在賀龍等人的指揮下﹐全殲國民黨進犯軍。紅軍的勝利﹐鼓舞了各族人民的鬥志﹐苗、土家等族群眾紛紛參加紅軍﹐使紅四軍擴大到4000余人。紅軍乘勝向大庸、永順進兵﹐開辟新的根據地。是年秋﹐國民黨又派兵2萬余人企圖剿滅桑植等地紅軍。為了粉碎國民黨數萬軍隊的圍攻﹐決定采用留下少部分紅軍和地方武裝與敵周旋﹐紅軍主力北上繼續開辟革命根據地的戰略。紅軍很快攻下五峰﹐建立五峰縣蘇維埃政權和農民協會﹐接著又轉戰鬆滋、長陽、巴東、建始、恩施、宣恩等地。到次年初﹐以鶴峰、桑植為中心的包括長陽、五峰、石門、龍山、來鳳、咸豐等地的湘、鄂西革命根據地逐漸形成了。２
湘、鄂西革命根據地建立後﹐在黨的領導下﹐根據地的紅軍、遊擊隊、土地革命鬥爭不斷取得勝利。但是正當紅軍勝利發展﹐根據地不斷擴展時﹐黨內第二次“左”傾路線在湘、鄂西根據地推行﹐使湘、鄂西紅軍和根據地遭受到嚴重的挫折﹐處境極為困難。
1932年（民國二十一年）7月湘、鄂西根據地相繼喪失。紅軍被迫轉入湘、鄂邊境。次年底﹐在宣恩縣大村召開中央分局會議﹐決定放棄湘鄂邊蘇區﹐向川、黔邊界發展﹐紅軍進入四川省酉陽、秀山、黔江、彭水和貴州沿河、印江、婺川等地﹐在川東南、黔西北開辟新的根據地。３又次年10月﹐賀龍率領的紅三軍和任粥時率領的紅六軍團在貴州印江縣會合。不久紅軍消滅了貴州軍閥的兩個師和一個旅﹐扭轉了戰局。11月﹐兩路紅軍又兵進湘西﹐攻佔了大庸、桑植縣城﹐將永順、大庸、桑植和龍山、澧縣等部分地區連成一片ㄐ백6詿笥瓜爻閃17酥謝□瘴□９埠凸□娑醮ㄇ□□□□□□□透錈□□被帷﹕罄詞「□紗笥骨ｕ接浪常□緯砂□□□健15浪場５Ｖ病４笥埂10追濉16捶鎩12□鰲10餮簟12閔健３□□１硭□13睾印15】□二拇ｕ鵲氐南娑醮ㄇ□□蕕亍８□蕕馗髯迦嗣裨詰車牧斕枷攏□環矯娑□備髯迦褐誆渭雍煬□偷胤接位鞫櫻灰環矯嬗紙□薪□７瘴□Ｕ□ａ１├襉□岷頭峙渫戀氐母錈□□□２簧儐亟□17訟廝瘴□Ｕ□□□磯嗲闆11緗□17撕焐□□ｅ團├襉□帷８□蕕氐畝氛□恢鋇?1935年（民國三十四年）11月紅軍奉命長征﹐留守蘇區的各族人民仍在湘鄂川黔特委的領導下堅持鬥爭。
在建立湘鄂西、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的過程中﹐苗族、土家族、彝族人民始終是積極的支持者和參與者﹐工農紅軍中有許多苗、土家、彝族戰士﹐不少地方武裝遊擊隊也是由少數民族組成的。苗、土家等族人民還在蘇維埃政府的領導下進行轟轟烈烈的土地革命﹐許多縣、區進行了土地改革﹐成千上萬的苗、土家、彝族農民分得了土地﹐破天荒地第一次做了土地的主人。１當家做主的苗、土家、彝等族人民努力生產﹐為紅軍和遊擊隊提供糧食﹐有力地支持了紅軍的武裝鬥爭。苗、土家、彝等族人民為根據地的建立、發展、鞏固做出了應有的貢獻。
（三）廣西左、右江革命根據地的建立
廣西的左、右江地區是壯、苗、瑤等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在第一次大革命時期﹐左、右江各族人民就積極參加到革命鬥爭之中。大革命失敗後﹐左右江革命群眾遭到了國民黨反動派的鎮壓﹐但是左、右江地區的各民族革命群眾並未停止活動﹐積極準備進行更大規模的革命鬥爭。
1927年（民國十六年）8月在共產黨員余少傑等人的領導下﹐在恩隆縣七裡山區召開了右江各縣農民運動領導人會議﹐成立了田南道、鎮南道、南寧道革命委員會﹐領導“三南”地區的革命鬥爭﹐並建立起右江“三路”農民自衛軍﹐右江地區的革命鬥爭重新發展起來了。２次年5月中共廣西黨組織在貴縣召開了第一次代表大會。大會決定成立省委﹐恢復各縣黨的組織﹐開展農民運動﹐進一步為建立根據地作好了準備。
在右江地區革命活動恢復和發展的同時﹐左江地區的革命鬥爭也在發展。各族群眾利用“婚喪互助會”為掩護進行革命活動。後來黨又派人到龍州一帶活動﹐成立了有共產黨員參加的“農民慰問所”﹐黨領導下的左江農民協會也恢復了活動﹐為左右江革命根據地的建立打下了良好的群眾基礎。
1929年（民國十八年）﹐中共中央先後派鄧斌（即鄧小平）、張雲逸等大批黨員幹部到廣西﹐進行兵運和發動左右江地區的農民革命鬥爭﹐準備建立根據地。黨利用當時主持廣西政務的國民黨左派願與共產黨合作的有利條件﹐將大批黨員安插在軍隊和省府機關﹐掌握武裝力量。同時黨又派人到左右江地區組織農民武裝和恢復農民運動。是年9月召開了中共廣西省第二次代表大會﹐會上作出了土地革命﹐組織工農武裝﹐準備武裝暴動﹐建立蘇維埃政權的決議﹐３會後加緊準備武裝暴動的工作。同年11月黨中央批準了在左右江地區舉行武裝起義﹐創建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的計劃。鄧斌、張雲逸等召開了黨的會議﹐成立了前敵委員會﹐決定在11月11日起義。
是年11月11日﹐在鄧斌、張雲逸的領導下舉行百色起義﹐創建了中國工農紅軍第七軍﹐軍長張雲逸﹐政委鄧斌。當天就在平馬（今廣西壯族自治區田東縣）召開了右江第一屆工農兵代表大會﹐宣布成立了右江蘇維埃政府﹐東蘭瑤民代表韋玉梅任軍事委員。並將原各縣的農民協會和革命委員會改為工農民主政府﹐到十二月右江各縣相繼建立了工農民主政府。不久凌雲、南丹、都安、河他等地也建立起革命政權。至此形成了以恩隆、思林、東蘭、鳳山、奉議、恩陽、百色、果德、隆安、向都、鎮結等縣為中心區的右江革命根據地。４
同年11月鄧斌率同嚴敏等人到左江地區的龍州開展革命活動。在鄧斌等人的發動下﹐次年2月1日李明瑞、俞作豫等人率領廣西警備第五大隊官兵在龍州宣布起義﹐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八軍﹐成立了左江革命軍事委員會。不久左江地區的龍州、寧明、明江、崇善、左縣、雷平、萬承、養利等縣也先後成立了革命委員會或縣蘇維埃政府﹐將廣西畝、壯、瑤等族聚居的左右江革命根據地連成一片﹐形成一個有20Q萬人口﹐包括20多個縣的紅色區域﹐這是中國共產黨在少數民族地區建立的最大一塊紅色區域﹐也是全國矚目的四大革命根據地之一。１左右江革命根據地的建立﹐極大地鼓舞了壯、苗、瑤各族人民的革命鬥志﹐把左右江地區革命烈火更旺地燃燒起來了﹐使壯、瑤、苗各族人民的革命鬥爭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但龍州起義不久﹐在反動勢力進攻下﹐紅八軍軍長犧牲、第二縱隊失敗消亡﹐第一縱隊撤向右江﹔左江根據地遭到桂系軍閥摧殘﹐隻維持了很短的時間。
少數民族地區各個革命根據地的先後建立﹐是各少數民族地區群眾革命運動壯大發展的結果。根據地的建立給各民族地區的革命帶來了新的希望﹐根據地的各少數民族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將革命運動推向了新高潮。
第三節 長征紅軍在少數民族地區
一、紅軍長征經過的民族地區
1934年（民國二十三年）10月由於黨內“左”傾錯誤路線的指揮﹐中國工農紅軍未能打破國民黨蔣介石的第五次“圍剿”﹐使中共中央機關和中央工農紅軍不得不撤出江西蘇區根據地。黨為了徹底粉碎國民黨反動派的“圍剿”﹐同時也為了北上抗日拯救民族的危亡﹐紅軍實行了戰略大轉移一開始了舉世聞名的二萬五千裡長征。
紅軍在離開江西根據菊澣g□蕓旖□□偈□褡宓木劬憂□馱泳憂闢□群缶□□心稀10髂稀10鞅鋇刃磯嗟拿紜13□６薄19場７□２家饋20罾小20晌鰲14汀２亍３肌11亍６□紜９痢16９痰壬偈□褡寰幼〉牡厙闆Ｕ廡╕厙騲□ａ漢□系耐ｕ饋３遣降認兀還鬮韉淖試礎17□□４□亍４□□認兀還籩蕕睦杵健13跗痢五漚□11破健13﹕印６╒□17□鎩７商搖４駛場１轄淞３□鰲４蠓健10照隆９□□７□恰11菟□□擦□認兀凰拇ｕ男鷯饋９泡□９潘巍11嶗懟10韃□19崮□□吞痢８首巍□□擁鵲兀輝頗系男□□３□浮９悅鰲６ψ淞18奩健10潿ａ16黿□18械櫚鵲兀桓仕嗟奈骱汀17傯兜認兀荒□牡耐□摹10Ｔ□認亍﹕煬□□□□□牡厙□負醵際巧偈□褡宓厙闢□飧沖□骱煬□□戳誦磯嘈攣侍猓□泄□膊□澈橢泄□□╙煬□媼僮判碌目佳欏?
二、紅軍長征時中國共產黨的民族政策
中國工農紅軍長征所經過的地方大多是少數民族地區﹐由於歷史上民族壓迫造成的民族隔閡﹐以及國民黨反動派的反動宣傳﹐造謠、誣蔑和反革命行動﹐使本來就對中國共產黨和紅軍不大了解的各少數民族群眾不敢接近紅軍﹐造成紅軍與廣大少數民族群眾之間的隔閡。能不能順利通過情況復雜的各少數民族地區﹐就成了長征能否取得成功的關鍵﹐這關系到紅軍的命運﹐也是關系中國革命前途的大問題﹐因此中國共產黨在長征途中極為重視民族政策。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紅軍長征﹐必須首先解決黨、紅軍和少數民族之間的關系和隔閡問題﹐因此中國共產黨在長征途中制定了各項民族政策﹐根據不同地區不同民族的特點采取了一系列不同的民族措施﹐保証了長征的勝利。
中國共產黨在長征途中制定的民族政策是進一步強調“實行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提出了加強各民族的團結﹐紅軍和各族人民是一家﹐紅軍是為解放弱小民族的﹐紅軍尊重備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等明確政策口號。同時在每經過不同民族地區時又根據該地區民族的不同特點﹐發布文告和提出宣傳口號﹐並把搞好民族關系作為廣大指戰員的重要政治任務來執行。
1934年11月底﹐紅軍進入湘桂黔邊境苗、瑤等族地區時﹐紅軍總政治部頒布了《關於我軍沿途注意與苗民關系﹐加強紀律檢查的指示》﹐指出紅軍經過苗民地區“不打苗民土豪”﹐不殺苗民的牛﹐１這些措施得到苗族上層和群眾的支持﹐於是紅軍順利通過了苗、瑤等民族地區。
1935年初﹐長征紅軍進入黔西北、滇東北及四川涼山彝族聚居區。為消除彝族人民的恐懼心理﹐紅軍針對彝族的情況印發了布告﹐布告指出﹕中國工農紅軍﹐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彝漢貧民﹐都是骨肉兄弟。尊重夷人風俗﹐不動一絲一粟。設立夷人政府﹐夷族管理夷族﹐真正平等自由。２紅軍參謀長劉伯承主動和在彝族中有影響的果基家支頭人小葉丹聯系﹐並與小葉丹在彝海邊殺雞共飲血酒結盟為兄弟。劉伯承還反復說明漢族彝族是一家﹐要團結對敵等革命道理和黨的民族政策﹐解除了民族間的隔閡﹐打通了彝區的道路﹐使長征紅軍暢行無阻地通過了情況十分復雜的彝族地區。
同年5月至次年10月﹐長征紅軍進入四川、青海、甘肅、陝西、寧夏的藏族、羌族、回族地區﹐中國共產黨又根據藏、羌、回民地區特殊情況﹐提出了在藏、羌、回等族地區的民族政策措施。紅軍每到一處即發布文告宣傳黨的民族政策﹐發布了《共產黨、紅軍對番人主張》、《告回番民眾》、《回民鬥爭綱領》、《對回族人民的宣言》等文告。明確提出﹕“番、夷、羌、回民族自由解放萬歲”、“回、番、羌、夷民族團結起來打倒國民黨”、“實現各民族當家作主的權利”、“紅軍主張回、藏人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尊重回民的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等政策。３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這些民族政策措施的提出和實施﹐在藏、羌、回等民族中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消除了藏、羌、回等族人民由於國民黨的反動宣傳對紅軍產生的誤解﹐使長征紅軍在藏、羌、回等族人民的支持下﹐勝利通過草地雪山﹐到達了陝北﹐完成了二萬五千裡長征的使命。
三、各族人民參加的長征革命活動
由於中國共產黨在長征途中制定了各種切實可行的民族政策﹐紅軍的模范行為深深感動了各民族地區的廣大群眾﹐因此各族人民不僅支持紅軍長征﹐而且還直接參加到長征的革命隊伍之中。
當長征紅軍來到廣西、湖南、貴州等省的苗、瑤、侗、布依等民族聚居區時﹐各民族群眾在了解到紅軍是為各民族謀利益的軍隊後﹐立即主動為紅軍籌草備糧、偵察敵情、當向導、保護傷員。鎮寧布依族陸瑞光設宴招待紅軍﹐並親自送紅軍過境。黎平各族人民為紅軍設立了供應站。１紅一方面軍在鼓耳渡口強渡金沙江時﹐附近各少數民族人民幫助紅軍燒茶做飯﹐搬運物品﹐36名少數民族船工連續奮戰9晝夜送紅軍過江。
1935年（民國二十五年）1月紅軍來到黔西北、滇東北時﹐大方縣彝族青年楊淑堯等數十人參加紅軍﹐宜良、祿勸的張秀芝等數十名彝族青年也加入紅軍隊伍﹐在這些地區又掀起了參加紅軍的熱潮。是年5月紅軍來到涼山彝族聚居區﹐得到果基小葉丹及廣大彝族人民的支持和協助﹐紅軍得以順利通過彝區到達安順場。次年紅二、六軍團到達黔西北彝族地區﹐彝族人民以極大的熱情歡迎紅軍﹐許多青年踴躍報名參軍﹐有5000余人參加紅軍﹐踏上了北上抗日的征途。
紅軍在到達四川鄉城藏區時﹐該地的活佛、僧眾、藏民拿著哈達歡迎紅軍﹐把準備好的青棵等糧食400多石和鹽、茶葉、羊、酥油等送給紅軍﹐並派人給紅軍帶路當翻譯。丹巴縣白利寺也將青裸134石、豌豆22石送給紅軍２。藏族群眾還組織了運糧隊為紅軍運送糧食﹐參加運糧有100多人﹐有的為此而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茂縣藏、羌各族人民為紅軍籌集了糧食300余萬斤﹐巖鹽二三千斤﹐御寒羊皮褂1000余件。３有近萬人和2000多匹牲口為紅軍運輸。在藏、羌地區還興起了參軍支前的熱潮﹐鄉城各地群眾中出現了父母送兒子、妻子送丈夫參加紅軍的事跡﹐有的兄弟3人一起參軍﹐有的全村半數青壯年男子隨紅軍北上﹐僅茂縣就有藏、羌、回、漢各民族群眾2000多人參加紅軍。藏、羌等族人民在革命的緊要關頭﹐毅然走上革命的道路。
紅軍進入甘肅、寧夏等回族聚居區後﹐中國共產黨執行的民族政策和紅軍的模范行動﹐使回族人民深受感動﹐他們積極與紅軍配合﹐組織起自衛隊和遊擊隊﹐幫助紅軍送糧送柴﹐青年人組織了“解放會”﹐和紅軍一起活動。
1836年5月﹐紅一軍團和紅十五軍團為迎接長征途中的紅二、四方面軍﹐在彭德懷指揮下“西征”﹐解放甘、寧交界的豫旺、海原一帶回民聚居區。8月在同心清真寺召開有回、漢民族300多代表參加的大會﹐宣告成立“陝甘寧省豫海縣回民自治政府”﹐通過《減租減息條例》等。以“宣傳紅軍抗日救國主張、反對苛捐雜稅、反對抓壯丁和派征雜糧”為宗旨﹐這個自治政府存在約半年時間﹐是我國最早的民族區域自治政權。
紅軍長征時﹐由於得到各少數民族人民的支持、幫助和參加﹐使紅軍順利通過了各民族地區﹐保証了長征的最後順利。長征的勝利是各族人民的共同勝利﹐各少數民族人民在長征革命鬥爭中做出了應有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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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晨報》1919年5月7日。
２《中國少數民族革命運動史》﹐第8頁。
１《蒙古族簡史》﹐第359頁。
２《河北烈士史料》﹐第55頁。
３鄧曾驤﹕《廣州學生運動記》﹐載《“五四”運動回憶礎椇o虜帷?
１《回族簡史簡志合編》﹐第60頁。
２《回族簡史》﹐第68頁。
３李肇年﹕《民族的楷模》﹐載《光明日報》1979年7月2日。
１《中國少數民族革命運動史》﹐第67頁。
２楊青田﹕《憶五四》﹐載《雲南日報》﹐1979年5月2日。
３《近代史料》1959年第1號﹐第154頁。
４《革命文物》1979年第3期﹐第31頁
１《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大會宣言》﹐載《中共黨史參考資料》2﹐第492頁。
２同上﹐第490、492頁。
３同上。
１《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參考資料》﹐第77頁。
２《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和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載《民族問題文獻匯編》﹐第304頁。
３《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參考資料》﹐第80、82頁。
４同上。
１《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關於民族問題決議案》﹐載《民族問題文獻匯編》﹐第87頁。
２《中國少數民族革命運動史》﹐第77頁。
３同上。
１《周恩來選集》﹐第16頁。
２《中國少數民族革命運動史》﹐第85頁。
３《賀龍同志在湘鄂西和湘鄂川黔的革命鬥爭》﹐載《歷史研究》1978年第8期。
１《中國少數民族革命運動史》﹐第86頁。
２《中國少數民族革命運動史》﹐第86頁。
３同上書﹐第92─93頁。
４同上書﹐第94─95頁。
１《中國少數民族革命史》﹐第95頁。
１《關於紅軍沿途注意與苗民關系加強紀律檢查的指示》﹐載《民族問題文獻匯編》﹐第249頁。
２同上書﹐第277頁。
３《中華蘇維埃西北聯邦臨時政府回番夷少數民族委員會布告》﹐載《民族問題文獻匯編》﹐第263頁。
１《布依族簡史》﹐第107頁。
２《中國少數民族革命運動史》﹐第139頁。
３《羌族簡史》﹐第9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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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何風乍起﹐輒憶蓴羹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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