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白蠻與僮苗瑤各民族
第一節 白蠻與大理國
一、大理建立前雲南地區的政治局面
9世紀末至10世紀初﹐在雲南地區盛極一時的南詔奴隸制度﹐由興盛逐漸趨向衰落。在階級矛盾日趨尖銳、社會經濟危機日益加深的情況下﹐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也表現得更加突出。
897年﹐在廣大奴隸和農奴不斷的反抗鬥爭中﹐南詔國的權臣鄭買嗣﹐指使南詔國王的近臣楊登殺死了隆舜王。
902年又於殺死了南詔皇室的最後一個國王舜化真﹐並殺戮蒙氏親族800余人﹐奪取了政權﹐建立“大長和國”（902─927）。
“大長和國”的建立者鄭買嗣是南詔清平官鄭回的第七代孫。鄭氏原為漢姓﹐在唐朝天寶年間南詔進攻雋州時被虜入洱海地區﹐充任南詔國王室官員。後鄭氏家庭逐漸衍變成為滇西白族中的顯貴。由於“大長和國”是通過統治階級內部的政變建立起來的﹐奴隸主舊勢力在社會上仍然具有較深的影響。909年鄭買嗣死﹐子鄭仁旻繼之。旻在位17年﹐政治上毫無建樹﹐還於914年發動了進攻四川的掠奪戰爭﹐後遭到挫敗﹐損兵折將﹐數萬無辜死於非命﹐進一步激起了各民族人民的憤怒和反抗。926年鄭仁旻死﹐由鄭隆亶繼位。但這個鄭氏第三代王在位僅兩年﹐劍川節度使楊幹貞便利用人民的不滿將其殺死﹐滅了“大長和國”。
楊幹貞殺鄭隆亶後﹐扶持清平官趙善政為王﹐建立了“大天興國”（928─929）。
趙善政才當了10個月的國王﹐楊幹貞又迫不及待地廢棄了這個傀儡﹐自立為王﹐號稱“大義寧國”（927─937）。
楊幹貞稱王後﹐不但沒有把南詔末年的分裂局面重新統一起來﹐而且他為人“貪暴特甚”１﹐激起朝野怨恨﹐不僅階級矛盾、民族矛盾很尖銳﹐統治階級內部的紛爭也癒演癒烈。廣大奴隸和農奴﹐為反抗壓迫掠奪﹐紛紛起來鬥爭﹐提出“減稅糧”、“寬徭役”。通海節度使段思平利用這一有利時機﹐潛往滇東地區組織力量﹐聯絡滇東的“烏蠻”37個部落和各派地方勢力﹐以“減爾稅糧半﹐寬爾徭役三載”２的許諾﹐答應在當國王後減輕各種賦稅徭役﹐釋放奴隸﹐從而爭取到人民的支持。在石城（今雲南省曲靖市）會盟誓師﹐以白族封建貴族董迦羅為軍師﹐於937年二月﹐舉行大規模的聯合起義﹐揮師大理﹐所向披靡﹐推翻楊幹貞的“大義寧”政權﹐建立了封建農奴制的大理國。
從902年鄭買嗣建立“大長和國”到937年楊幹貞建立的“大義寧國”滅亡﹐僅僅36年間﹐即發生了三個小王朝的更迭。這是因為三個政權的社會經濟性質基本上同屬於奴隸制的余孽﹐從根本上講﹐它們都不適應白族封建主積極發展封建經濟的迫切要求﹐阻礙了新興的封建生產關系的發展。還由於在某種程度上﹐尚未被消滅的部分“烏蠻”奴隸主的勢力﹐仍然影響著各個小王朝的政治和經濟生活﹐致使南詔末期普遍存在的奴隸主與奴隸之間的矛盾、各村社農民與奴隸主之間的矛盾、被統治民族與統治民族之間的矛盾等等﹐在王朝更迭初期﹐經過一段短時間的緩和之後﹐又重新尖銳起來。加之﹐三個小王朝的統治者本身“暴虐無道”、“中外喊怨”１﹐從而加速了本身的滅亡。
二、大理國的建立及其封建農奴制
段思平為雲南大理白族人﹐少年時代“甘貧度日”﹐生活很清苦。２在反對“大義寧”政權的鬥爭中﹐“凡牧牛、牧馬、雞鳴、犬吠等處﹐皆雲段思平將為王”。３說明民間是擁護段思平的。與此同時﹐洱海地區的白族封建主和“東爨烏蠻”三十七部的首領們亦均表示支持他。
段思平取得政權後﹐改國號為“大理”。他吸取了前三代小朝廷鄭、趙、楊氏統治時期的經驗教訓﹐采取各種積極措施治理國家。首先為廢除奴隸制的苛政﹐“更易制度﹐損除苛令”﹐４清除了原“大義寧”政權中的維護奴隸制勢力的頑固派﹐停止了旨在擄掠人口的掠奪性戰爭。對罪大惡極者嚴加懲處﹐表彰貞良﹐撫慰百姓。
為了鞏固新興的封建制﹐段思平還大行分封親屬和臣屬。如938年﹐封董迦羅為相國﹐封高方為岳侯﹐分治成紀（今記勝）、巨橋（今晉寧）、鄯闡（今昆明）﹔封爨氏於巴甸（今建水）等。對三十七部首領也加以特別封賞。《滇史》載﹕“思平之得國﹐其成功實賴東方諸蠻。故即加恩三十七部蠻﹐頒賜寶印﹐大行封賞。”如封“烏蠻”（今彝族）首領阿而為羅婺部長（今武定、祿勸）﹔封“些麼徒”（屬彝族）首領於河陽（今澂江）等。
除上述分封外﹐對段氏族人則分封於“關津要隘”和“富沃之區”﹐替大理國王直接進行搜括和對各領主進行監視。被封的大、小農奴主﹐在其封地內﹐享有“世官世祿、管土管民”的特權。為了擴大地盤﹐還經常兼並其它民族或部落的土地。在佔有土地之後﹐有的把農奴們趕到別的地方去﹐有的則把農奴變為自己的耕農﹐再以田賦、地租、勞役、貢納等各種手段﹐剝削和壓榨他們。這些自耕農被固定在土地上﹐跟領主之間存在著人身依附關系。各個大大小小的領主﹐設有許多私莊﹐大理國王的私莊名為“皇城”。私莊可繼承﹐如武定、鶴慶、瀘水、祿勸等地方的領主私莊﹐一直保留到解放前夕。在領主私莊內勞動的農奴﹐要抽出自己大部分勞動時間﹐用自己的耕牛農具﹐為領主耕種。各方領主和部落酋長每年必須向大理國王進貢金、銀、犀、象、羅綺等珍貴寶物。領主之間常常相互攻伐﹐征派農奴和農民的勞役來廣修城堡。在大理國王和層層封建領主的殘酷壓迫剝削下﹐各族人民過著十分凄慘的生活。一百多年前﹐部分地區還保有“死手權”（“吃絕業”）、“初夜權”﹐甚至還有屠殺廣大農奴和農民的“殺人坪”。上述歷史遺跡﹐是大理政權統治下農奴們凄慘生活的剪影。
段氏建立的大理國﹐疆域大體與南詔時期的版圖相同。東至普安路橫山（今貴州省普安縣）﹐西抵緬甸之江頭域（今緬甸傑砂）﹐南達臨安路之鹿淪江（今越南菜州北部的黑水河）、北臨羅羅斯之大渡河。段氏將南詔末期陷於分裂狀態的各民族地區又統一起來﹐形成為西南地區事實上的一個多民族集合體國家。所不同的是﹐南詔國的統治集團系以彝族為主﹐而大理國的統治集團是以白族為主。
大理國下設有首府、都督、節度。首府是大理﹔所設都督是通海（今通海）、會川（今會理）﹔設節度的是永昌（今保山）、劍川（今劍川）、弄棟（今姚安）、銀生（今景東）、拓東（今昆明市）和麗水（今緬甸達羅基）。後來又取消都督、節度建制﹐除保留首府外﹐下設八府、四郡、四鎮。八府即會川（今會理）、建昌（今西昌）、謀統（今鶴慶）、統矢（今姚慶）、騰越（今騰沖）、鄯闡、威楚和永昌﹔四郡即石城（今曲靖）、秀山（今通海）、東川（今會譯）、河陽（今澂江）﹔四鎮即蒙舍鎮（今巍山）、鎮西鎮（今盈江）、成紀鎮（今永勝）和最寧鎮（今開遠）。此外﹐在被統治范圍內的其它各民族的部族和部落﹐則直接受各府、郡的管轄﹐並任命土長為首領﹐實行羈縻肏鬮
三、大理國的經濟情況
大理國的社會經濟比南詔國時期有了更大的發展。農業上突出地表現在重視水利建設和擴大土地開墾。當時在洱海地區修築了不少水利工程﹐比較著名的有品甸、雲南（今祥雲）的段家壩蓄水和青湖蓄水﹐“灌溉之利﹐達於雲南之野”﹔１趙州（今鳳儀）的神莊江﹐“灌田千頃﹐以至百姓富庶﹐少旱虐之災”﹔２白巖（今彌渡）的赤水江蓄水庫﹐使農業生產出現禾麻蔽野、歲歲豐收的景象。水利的興修﹐改善了耕作條件﹐為擴大耕地面積提供了前提。從而使居民輳集﹐人口增加。
1074年﹐四川峨嵋進士楊佐受政府委派前往雲南買馬﹐抵統矢府（今姚安）一帶﹐目睹有不少人正在開荒種地。從統矢府又到洱海﹐沿途所見當地的農業生產﹐無論耕作技術或糧食產量﹐已同四川農業發達的資中、榮縣等地水平接近。
在畜牧業生產方面﹐大理飼養的馬匹“為西南蕃之最”。３從北宋起﹐每年都有成千上萬匹馬通過“羅殿”、“自杞”（均在貴州）售於宋朝。岳飛同金人交戰﹐所需戰馬的相當大一部分都來源於大理。馬匹多為白族、彝族勞動人民畜養。除馬以外﹐牛的飼養也很發達﹐當時到過大理國的內地人﹐都驚嘆這裡“牛馬遍點蒼（山）”。４
大理國手工業最突出表現在冶金方面﹐聞名全國的“大理刀”﹐它是輸入內地的主要商品之一。其鋒利程度﹐被譽為“吹毛透風”。冶銅技術比南詔國時也有提高﹐大理國貴族大量制造銅佛像﹐其造型精致美觀。
其它精美的手工業品也獲得內地的好評。用象皮制造的甲胄﹐式樣精巧﹐質堅如鐵﹐刀箭不易穿透。《嶺外代答》說﹐“苟試之以弓矢﹐將不可徹﹐鐵甲殆不及也。”所制披氈、馬鞭、鞍轡等馳名中原﹐銷路頗廣。大理人也長於漆雕﹐雕刻的漆器﹐圖案精細﹐玲瓏剔透﹐直至明代還視為珍寶﹐被荂慼慾K翁蕖薄Ｔ□19髁醬□墓□２嶠常□芏嗍譴釉頗洗罄砉□髡偃□模□小暗□□悸□詬□雹俚拿萊啤Ｕ廡└嘸鍍嶠車募家眨□際譴喲罄砉□逼詡壇瀉頭17瓜呂吹摹?
隨著農業、畜牧業和手工業的發展﹐商業也隨之興盛起來。以大理城為中心﹐西至身毒國（印度）﹐東南抵交恥（今越南）﹐南臨大海﹐分別同印度、越南、緬甸、馬來西亞、波斯（伊朗）等國家進行貿易交往。與中原的貿易有西川、邕州兩條道路﹐其中又以邕州（今廣西南寧市）橫山寨的互市榷場最為繁榮。當時輸往內地的有大理刀、甲胄、披氈、鞍轡、馬鞭、漆器等手工業品﹐以及麝香、牛黃等貴重藥材﹐還有馬、羊、雞等畜禽﹐而尤以馬為大宗。大理從內地輸入的則有汊文書籍、繒帛、磁器、沉香木、甘草和各類奇巧的手工藝品。內地漢族先進的科學文化、生產技術的傳入﹐促進了雲南各民族經濟的繁榮。由於商業發展﹐作為與內地經濟聯系的中心鄯闡城（今雲南省昆明市）已發展成一個新興的工商業城市﹐被馬可波羅譽為“城大而名貴﹐商工頗眾”。２此外﹐還有大理、威楚、永昌等商業城鎮﹐以及圍繞這些城鎮而形成的一些定期的農村集市貿易。
四、大理國的文化和宗教
大理國統治下的各民族﹐經濟發展不平衡﹐文化的發展也不盡相同。大理國文化可以洱海地區主體民族的白族作為代表來加以介紹。
《蠻書》雲﹕“言語言、白蠻最正﹐蒙舍蠻次之﹐諸部落不如也”。即是說﹐從語言上看﹐白族語言跟漢語最為接近﹐蒙舍詔彝族的語言差別大一些﹐其它民族的語言差別就更大了。
白文是否存在﹐至今仍看法不一。３巍山一帶發現的南詔字瓦﹐上面刻的文字有﹕■、■、■、虧﹐究竟屬哪一種文字﹐尚無定論。納西族學者方國瑜認為﹕“■文（指白文）之書﹐今不得見﹐然從前人記述﹐知為漢字寫■音﹐……即用漢字記焚音﹐稱之為■文﹐非別有一種文字。而■語中漢語成分較多﹐故所謂■文﹐其同漢語者﹐寫漢字﹐解■義。”。如《蠻書》中記載永昌（今保山）、洱海地區白族商人的詩歌﹕冬時欲歸來﹐高黎貢上雪﹔秋時欲歸來﹐無那穹賧熱﹔春時欲歸來﹐囊中絡賂絕。其中的“穹賧”、“絡賂”是白語﹐“穹賧”即怒江壩子﹐“絡賂”即資金。
大理國受漢族文化的影響很深﹐今存大理國時期的許多碑刻﹐如大理《趙氏墓碑》、姚府《興寶寺德化碑》、《大理段氏與三十七部盟誓碑》等﹐全是用漢文撰寫的。碑文措詞生動﹐鐫刻細膩﹐堪稱碑刻之上乘。許多清平官、詩畫兼通﹐極有文彩。如白族楊奇鯤寫的詩可與漢族名家詩句媲美。詩句有﹕“風裡浪花吹又白﹐雨中嵐色洗還清。江鷗聚處窗前見﹐林猿啼時枕上聽﹐此際自然無限趣﹐王程不敢再留停。”雋永可誦。
大理國統治者為了發展封建文化﹐還專門派人到內地購買經、史、百家和醫藥、歷算等書籍﹐而且數量很多。後來﹐內地一些重要書籍﹐由於五代時動亂喪失了﹐元朝征書﹐便是從西南地區找到了不少。如唐太宗親撰的《帝范》一書﹐計12篇﹐在五代動亂中﹐有的丟失﹐有的殘缺不全﹐是自族人響應元政府的征書號召把它獻出來﹐得以完整地流傳於後世。
大理國的雕刻繪畫﹐在南詔國的基礎上又有進一步發展。劍川著名的石寶山石窟浮雕﹐有一部分就是大理國時期最後完成的。昆明古幢公園的石幢浮雕﹐是大理時期的代表作。石幢高7米多﹐七層八面﹐下寬上窄﹐呈八角椎形。上面雕有許多寺字樓閣和眾多佛像﹐最大的天王像高約1米﹐最小的佛像不足3厘米﹐佛像大小姿態各異﹐表情生動逼真﹐造型優美﹐刀痕遒勁﹐巧奪天工﹐可謂西南地區古代藝術之珍品﹐日本人把它稱之為中國古代“絕無而僅有之傑作”。
在繪畫方面﹐大理時期已出現了世代相傳的專業畫工。他們在洱海的佛寺中﹐繪制了瑰麗的壁畫﹐迄今留世最著名的代表作是專業畫工張勝溫作的《大理梵畫長卷》﹐又稱為《張勝溫畫卷》﹐高0.33米﹐長16余米﹐134開﹐計628個佛面﹐線條工細﹐色彩鮮明﹐形象栩栩如生﹐明人譽為“繪事精致﹐金壁輝煌﹐耀人耳目﹐瞻對如生﹐足與顧虎頭、李伯時相頡頏”。１清高宗弘歷也稱讚它“傅色塗金﹐並極精彩”。２
1944年北平故宮博物院將此畫在重慶展出﹐哄動一時﹐為稀世瑰寶。
佛教在南詔國時傳入雲南﹐至大理國時普遍流行。它取代了原始的巫鬼教而成為正宗。大理佛教主要是瑜珈密宗。僧侶被稱為“師僧”。在佛堂中教兒童念佛經。一些大理國王在失意時﹐甚至禪去王位而皈依佛門為僧﹐如段氏22傳﹐竟有8人走入佛門﹐在中國歷史上均屬罕見。白族封建主的子弟出家當和尚的也很多。文學作品中﹐多引用佛經成語和典故。一切雕刻、繪畫、音樂藝術、民間傳說等﹐無不滲進佛經的內容。白族知識分子則多自稱為“釋僧”﹐攻讀佛經和儒書之後﹐由大理國設科選士通過而被任命為官吏。大理國的統治者好佛、崇佛﹐段思平天天拜佛﹐歲歲建寺﹐鑄佛萬尊﹐對佛教在雲南地區的傳播有著深遠的影響。
佛教的普遍流行﹐使佛儒結成一體﹐當時儒生無不崇奉佛法﹐僧侶也必誦讀儒書。所以如此﹐是由於儒家宣揚的“德治”和“仁政”﹐實質就是講“貧而無怨”、“富而不驕”、“生死由命﹐富貴在天”。這同佛教粉飾太平﹐用忍受苦難和侮辱的不抵抗主義來宣楊“成佛”的說教是一致的。在封建社會裡﹐人與人之間存在著嚴重的不平等﹐佛教從維護門閥士族地主階級的立場﹐來解釋這種不平等﹐正好跟儒家為統治階級利益服務的倫理道德殊途同歸。
大理國時的佛儒結合﹐是其地主經濟發展的需要。由此可痋慼撳O宓厙澂壞□鸞趟枷肱ｅ瘢□□藝庖彩淺綈菘追蜃擁納緇嵩□蛄恕?
五、大理國的分裂割據與“後理國”的建立
大理國建立後﹐隨著白族聚居區生產進一步發展﹐各地區、各領主之間的經濟聯系得到加強。與此同時﹐白族各封建主和其它民族的一些貴族領主﹐經濟和政治地位也相應地得到鞏固。例如﹐滇池地區的高氏家族﹐洱海地區的楊氏家族﹐就發展成了東、西部的兩大霸主﹐他們同“大理王”之間的矛盾日益加劇﹐以至發展到同段氏王族分庭抗禮、爭奪權力的地步。
1063年﹐洱海的封建主楊允賢發動叛亂﹐妄圖取代段氏王位。大理國王段思廉在諸侯據地自雄、王室力量極大削弱的情況下﹐無力對付楊允賢的發難﹐隻好借助東方岳侯高智升（高方的後裔）的兵力﹐才平息了楊允賢的叛亂。為此﹐段思廉封高智升為鄯闡（今昆明市）侯﹐承認高氏在本地區擁有世襲領地權﹐還忍痛將王室直轄領地的一部分（白崖、茹甸﹐均在今彌渡縣）也封給高氏家族﹐這進一步促成了段氏統治的危機。
1080年﹐已經被平息下去的洱海楊氏家族勢力﹐又東山再起。楊義貞發動政變﹐殺死段思廉﹐自立為“廣安皇帝”。
楊氏家族的復出﹐危及到其它被封諸侯的地位﹐於是﹐高智升聯合“烏蠻”三十七部的兵力﹐再度發起對楊氏家族的討伐﹐滅了楊義貞﹐復立段氏。但高智升卻趁機把勢力從滇東伸入到滇西的洱海地區。高智升表面上擁立段氏為王﹐實際上“挾天子以令諸侯”﹐自任“布燮”（宰相）﹐坐鎮洱海﹐把東部的滇池地區﹐交給兒子高升泰經管。高氏遂成為雲南東、西部地區勢力最強大的一支諸侯﹐並遍封其子孫於“八府、四郡”﹐除邊遠地區和三十七部外﹐幾乎全部控制了大理國政權的轄區。大理國的重要官員﹐也幾為高氏豪門壟斷﹐故號稱“一門之盛﹐半於大理”。
1094年﹐高升泰權柄自擅﹐以“群臣請立”為口實﹐廢段正明﹐自立為王﹐改國號為“大中國”。
高升泰篡位後﹐遭到除高氏以外的白族封建主和其它民族部落領主的反對﹐尤其是靠近高氏領地都闡的“烏蠻”三十七部的強烈反對。他們根本不接受高氏“大中國”的支配。在強大壓力下﹐高升泰在位兩年即鬱鬱病死。1096年﹐其子高泰明不得不遵照遺囑﹐擁立段正明之弟段正淳為國君﹐重建大理國﹐史稱“後理國”。
段氏雖然復位﹐但依舊大權旁落﹐實權仍操縱在高氏手中。高家世襲“布燮”﹐被封為“中國公”﹐賞罰政令皆出其門。段氏王位形同虛設。
當自族中的封建主頻頻進行割據稱霸時﹐其它民族的部落貴族﹐也紛紛效尤。“烏蠻”三十七部中的“於矢部”統一了貴州南部地區﹐建立“羅殿國”﹔“些麼徒”部統一了滇池東南地區﹐建立“自杞國”﹔邛部（今四川省西昌市）的貴族擴充武裝﹐攻劫鄰部﹐“閉其境以專利”﹐自稱“山前山後百蠻都鬼主”﹔“金齒百夷”的貴族叭真﹐兼並了周圍各部﹐建立“景隴金殿國”。從而﹐形成了所謂“酋領星碎﹐相為雄長。幹戈日尋﹐民墜塗炭”１的四分五裂的局面。各領地之間的閉關自守﹐使一些部落首領在所屬領地內得以長期保持落後、野蠻的剝削形式﹐延緩了社會經濟發展﹐這種局面﹐一直延續到大理國滅亡。
六、大理國與宋朝的關系
南詔國亡後的第五年（907）﹐唐王朝覆亡﹐中國陷入五代十國分裂割據局面﹐無力顧及西南。
937年大理國建立時﹐內地仍處於紛爭的狀態。
960年宋朝建立﹐並很快成為全國統一的政權﹐從而為內地同西南地區的聯系創造了條件。
客觀上﹐大理國屬下的各民族人民要發展經濟文化﹐必須同內地的漢族人民保持密切聯系。
965年﹐宋太祖趙匡胤派大將王金斌率軍進入四川﹐打敗了五代十國以降割據西南一隅的後蜀政權﹐解除了雲南與內地之間往來交通的障礙。大理國立即派建昌（今四川西昌市）府主將演習持書牒向宋朝表示祝賀。968年﹐又向宋朝呈送公文﹐要求通好。
976年﹐“大理”首領百萬（白王）多次遣使入宋﹐宋太宗趙靈因而冊封其為“雲南八國郡王”。
982年﹐宋太宗命黎州（今四川省漢源縣）官吏在大渡河上造大船﹐以便大理國入貢於宋。隨著官方正常關系的建立﹐民間的交往也日趨頻繁。黎州邊境和峨嵋縣西10裡的銅山寨﹐遂成為彝、白族與內地漢族進行商業交往活動的市場。鄧部州（今四川省越西縣）的彝族以販馬入西川而“仰此為衣食”。１
1074年﹐峨嵋進士楊佐應募出使大理國招買戰馬﹐進一步加強了宋朝同大理國的聯系。
1115年﹐大理國王段和譽派遣李紫琮、李伯祥為正副使﹐攜帶馬380匹﹐以及麝香、牛黃、細氈、甲胄、弓箭等多種物品﹐到達開封﹐詣宋進獻﹐請求冊封。翌年﹐宋朝即封段和譽為“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雲南節度使、上柱國、大理國王”﹐２並舉行隆重的冊封禮儀﹐宋朝與大理國之間的藩屬關系正式建立。大理奉宋朝正朔﹐使用宋朝歷法﹐設立了專管天文歷法的機構和官員。
但是﹐宋朝是一個政治、經濟上比較衰弱的王朝。北方和西北被遼和西夏佔據﹐後來女真族建立的金朝取代遼朝﹐給宋朝造成更大威脅。在這種情況下﹐宋朝政府中的一些大官僚認為﹐對西南方的大理也必須戒備。他們總結唐朝覆亡的歷史經驗說﹕“‘喪牛於易’有國者知戒西北之虞﹐而不知禍生於無備。漢亡於董卓﹐而兵兆於冀州﹔唐亡於黃巢﹐而禍基於桂林。”３這一歷史教訓﹐使後來的王朝對北方和西北的“狄”保持了警惕﹐但卻不知道禍患生於沒有防備之處﹔唐亡於黃巢﹐而禍根卻在於調徐州的駐軍去桂林戍守南琚慰僗蒟鄸伒蛝袌靨呏插撰衧{□乓□□├衿鷚澹□賈綠瞥□鶩觥Ｊ率瞪希□鵒直剷涫翹僕醭□□胃□艿牟□錚□□餡□閱詰氐那秩琶揮惺裁幢厝渙□怠?
由於有這種戒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大理國與宋朝之間關系的進一步發展﹐隻因急於抵抗來自西北和北方遊牧民族的軍事進攻﹐宋朝迫於需要戰馬（南渡後﹐宋朝所需戰馬﹐更直接仰賴於大理國）﹐才於1133年在廣西邕州橫山寨（今廣西壯族自治區田東縣）設置“買馬提舉司”﹐專門負責向大理國購買戰馬。橫山寨的馬市交易﹐比之北宋時在黎州邊境的交易更加頻繁﹐規模更大。如1136年5月﹐大理國派人到邕州賣馬1000余匹﹐隨行的有6000余人。還攜帶去大批大理國的土特產品、麝香、胡羊、長鳴雞、被氈、雲南刀和各種藥材出賣﹐購回錦增及諸多的漢文書籍。
1173年﹐大理商人李觀音得、董六斤黑、張磐若師等人到廣西橫山寨售馬﹐購回《文選》五臣注、《五經》廣注、《春秋後語》、《三史加注》、《本草》、《五藏論》、《大般若十六會序》、《初學記》等一大批漢文書籍。大理與宋朝的經濟文化交流﹐互通了有無﹐繁榮了兩地的經濟文化﹐特別是大批漢文書籍流入西南地區﹐促進了西南地區諸民族文化的發展。
第二節 僮、苗、瑤等民族的出現及其發展
一、僮、仲家名稱的出現及僮族社會
隨著北方契丹﹐女真、黨項各民族的崛起和吐蕃封建政權的形成與大理國的興衰﹐中東南地區現代各民族也逐漸形成。最明顯的是﹐我國人口最多的少數民族僮（今作壯）族及其與有緊密關系的仲家名稱的出現﹐表明這兩個民族在當時作為民族共同體已客觀存在。
宋人朱輔《溪蠻叢笑》的葉錢序中存五溪之蠻“沅其故壤、環四封而居者﹐今有五﹕曰苗、曰瑤、曰僚、曰僮、曰仡佬”的記載﹐表明在五溪地區一帶已有著僮人的存在。《元史‧地理志》新添葛蠻安撫司條後載有﹐“棲求等處仲家蠻”１之語﹐新添葛蠻安撫司為元至元年間置﹐治所在今貴州貴定縣﹐管轄范圍甚廣﹐但“棲求等處”的地望﹐疑當在今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境內。壯（僮）族、２布依（仲家）族３是同出於古代百越的人口較多的兩個民族﹐僮、仲家名稱的出現﹐是現代壯侗語族各民族開始形成的標志。
僮族來源於唐代的“西原蠻”（亦稱“僚”）是古越人的後裔。宋代廣西地區的僮族有依、黃、莫、韋、周等大姓。自唐代建立羈縻州峒﹐“分析其種落﹐大者為州﹐小者為縣﹐又小者為洞”４以降﹐宋代一依其舊﹐所設羈縻州、縣、峒以在廣南西路邕州左、右江一帶為最多。據《宋史‧地理志》載﹐左江道領27州﹐4縣﹐11峒﹔右江道領17州﹐1縣。依氏主要居住在安平、武勒、思浪、七源等州。黃氏主要居住在安德、歸樂、歸城、田州等州。莫氏主要居住南丹等州。上述地區至今也還是壯族的聚居地。
當時的僮族地區﹐主要從事農業生產﹐使用富有地方特色的踏犁翻土。犁柄左側裝有短木﹐以便腳踩使犁入土。踏犁翻土費時費力﹐翻土5天才有牛犁一天的效率。５善於織布﹐有佳麗厚重的緂﹐著名的柳布、象布以及輕涼去汗的練子等等。土產生金、銀、銅、鉛綠、丹砂、翠羽、峒緂、綀布和茴香﹐果諸藥。首領已經世襲﹐分管各寨﹐其上總屬於“提舉”。土官有知州、權州、監州、知縣、知峒等﹐此外還有“同發遣”﹐“權發遣”等官﹐為宋朝在羈縻州縣襲用的正規官制建置。宋時提舉以漢官充任﹐左江二提舉﹐右江一提舉﹐職責是管轄、約束諸峒酋長與峒丁。據《嶺外代答》載﹐到12世紀後半期時﹐“官名提舉﹐實不得管一丁﹐而生殺予奪盡出其酋”﹐６反映出當地地方統治勢力還十分強大。
在僮族地區的村寨中﹐耕地計口分給﹐除了自己縑憎d囊醞猓□荒芩嬉獾瀆簦□譜鰲白嬉悼詵痔鎩薄Ｖ□□磧小把□√鎩薄Ｖ□菀韻攣抻□碌模□虻謾耙衩□鎩薄Ｍ涼俚鬧胺痔鋃加舍濟裎蕹□□鄭□□□藎□ㄖ蕕熱嗽蜃□砥涑桑□諉扛齟逋胖杏滯埔蝗宋□□□譜鰲爸骰□保□漵喟儺斬冀兇鰲疤嵬印薄０儺佔抑械淖扯。□絞備□鰲17絞背穌鰨□譜鰲搬級 保□紙小疤鎰蛹住被頡奧砬芭啤保□峭涼僂持蔚奈渥傲α亢退餃宋藍印９鬮髯蟆15醫?45溪峒在1065年（宋治平二年）時﹐每峒以30人為1甲﹐置節級統率﹐10甲置指揮使﹐50甲置都指揮使﹐總共以峒丁44500人為定額。其後每州多者500人﹐少者二三百人﹐土官能指揮的峒丁﹐總數在10幾萬人以上。峒丁能吃苦耐勞﹐善於攀登﹐武器有桶子甲、長槍、手標、偏刀、山弩、竹箭等等。是一批過著半軍事化生活的農民。峒丁中除了提陀民戶以外﹐還有一部分是戰鬥中的俘虜和通過買賣所得的人口﹐使之自相婚配﹐給田耕種﹐並教以武藝﹐世代有隸屬關系的家奴﹐又叫家丁﹐是地位最為低下的一個階層。“峒丁有爭、各訟諸酋”﹐１若不能決﹐可上訟至寨官、提舉、或邕州都督府。實際上往往“生殺予奪﹐盡出其酋”。２
在封建領主的重重剝削壓迫下﹐廣西僮族生活簡陋貧困。住的麻闌﹐又稱“幹闌”﹐是一種編竹片為樓板、頂苫以茅草的二層樓房﹐上層住人﹐樓下飼養牛、豬、雞。室內無桌椅床榻﹐隻有一張牛皮為褥席﹐冬蓋鵝毛被﹐著棉花衣﹐夏時穿用芭蕉、竹子、苧麻纖維紡織制作的衣服。以手搏飯而食﹐掬水而飲。
宋代僮族因受到漢文化的影響﹐依照漢族方塊字的構成方式而創制的“土俗字”﹐日趨完備。土俗字可以表達僮語的語音和語義﹐夾在漢字中應用﹐在僮族上層中有了一定的傳播。據當時史書記載﹐其土俗字的形制可舉例如下﹕■﹐音矮﹐不長之意﹔□﹐音穩﹐坐於門中穩的意思﹔奀﹐音動﹐人瘦弱的意思﹔■﹐音終﹐人死亡之意﹔■﹐音大﹐姐姐之意等３。其中除了少數象形字外﹐絕大部分都是會意字、形聲字和借用漢字。從中可以看出﹐舊僮文土俗字與漢字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經過長期發展﹐土俗字也在民間流行﹐用於書寫帳本、契約、情書及記錄民歌、寫作壯劇等等。據近年來對舊僮文土俗字（古壯字）搜集整理後的統計﹐包括正體字、異體字在內﹐共有土俗字1萬多個。其中正體字約5000個﹐說明在漢字基礎上創制的舊僮文土俗字已有了相當完備的發展。
二、苗、瑤、畬名稱的出現、分布與社會狀況
與壯侗語族各民族形成的同時﹐苗瑤語族的苗、瑤、畬各民族也逐漸形成﹐明顯的標志是苗、瑤、畬的名稱都在這一時期相繼出現。
繼古代三苗的“苗民”名稱之後﹐與現代苗族有著直接關系的“苗”族之稱最早出現於唐宋時期。目前對唐人樊綽《蠻書》卷十中的“黔、涇、巴、夏四邑苗眾”中的“苗”字是否為族稱﹐還有不同解釋。但可以確定的是﹐到了宋代﹐苗、瑤、畬等名稱已先後出現。朱熹（1130─1200）在《記三苗》短文中有“頃在湖南﹐見說溪峒蠻瑤﹐略有四種﹐曰僚、曰仡、曰伶、而最輕捷者曰苗”的記述。朱輔《溪蠻叢笑》的葉錢序言中﹐亦載當時五溪蠻中有苗、瑤、僚、僮、仡佬5種不同稱呼﹐並在“左右押衙”和“漚榔”條目中提到苗、瑤族的情況。南宋人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與周去非《嶺外代答》中﹐有“瑤”、“瑤樂器”、“木契”、“瑤斑布”、“款塞”、“踏瑤”等專條﹐記載了12世紀以前廣西瑤族的種種情況。曾在漳州作官的劉克莊（1187─1269）在《漳州諭舍》一文中﹐雲“凡溪洞種類不一﹕曰蠻、曰瑤、曰黎、曰娏蜑﹐在漳者曰畬”。“（西、南）二番皆刀耕火耘﹐崖棲谷汲……畬民不悅（役）﹐畬田不稅﹐其來久矣”。“余讀諸畬款狀﹐有自稱槃護孫者”１。文天祥（1236─1283）也有“潮與漳汀接壤﹐鹽寇、輋民群聚……”２的記載。“輋”為廣東地方俗字﹐指山區搭棚居住的人。３“輋”與“畬”通﹐“輋民”也就是“畬民”。表明與苗、瑤族出現的同時﹐畬族的名稱也開始出現。一般認為﹐苗、瑤、畬三族﹐皆出自“長沙武陵蠻”。
這一時期苗、瑤、畬三個民族的分布格局已基本形成﹐大致是畬族偏東﹐居於福建和廣東東部等地﹔瑤族位中﹐居於湖南、廣西東部和廣東的北部等地﹔苗族偏西﹐居於湘西與貴州等地。總的來說﹐大多住在山區﹐從事刀耕火種的農業﹐信奉自己的祖先槃瓠。
早在7─8世紀﹐唐王朝已於福建畬族地區設置漳州（686）、汀州（736）等﹐說明這一地區社會經濟已經有了一定發展。隨著內地居民的遷入﹐４和王朝官吏的“勸農桑、定租稅”﹐５生產逐漸有所提高。到12世紀末﹐漳州畬族中已出現擁有戶口30多家的酋長﹐成為當地的統治者﹐“南畬三十余所酋長﹐各籍戶口三十余家﹐願為版籍民”。６即歸服宋朝﹐願意入當地版籍﹐成為封建統治下的百姓。
宋代瑤族有幾個較大的聚居區﹕一是現湖南省中部的梅山地區﹐“其地東接潭（長沙一帶）﹐南接邵（邵陽一帶）﹐其西則辰（沅陵一帶）﹐其北則鼎（常德）、澧（澧縣）”。７1072年（熙寧5年）﹐宋朝派章惇開梅山﹐登記主、客民凡14809戶﹐田共260436畝﹔在上、下梅山分建新化、安化二縣﹐“均定其稅﹐使歲一輸”。８在開伐梅山的過程中﹐瑤族有的向湘南及廣西等地遷徒﹐有的就留在當地逐漸被同化於漢族之中。
另一個瑤族的大聚居區﹐在今湖南南部以及與之緊鄰的廣西、廣東一帶廣大山區﹐史稱“其山自衡州常寧縣屬桂陽﹐郴、連、賀、韶四州﹐環紆千余裡”。９瑤族有鄧、黃、唐、房、盤諸姓。
1043年（慶歷三年）﹐瑤民起事反抗官府﹐受到官兵的捕擊招撫。其後﹐唐和等人又復起事﹐從1045─1047年（慶歷五至七年）經多次戰鬥﹐終於以接受朝廷封給的峒主、銀青光祿大夫等官職告終。瑤族人民蕃衍在此生息﹐南嶺山脈一帶至今仍是瑤族的主要居住地區之一。
此外﹐在湖南的辰州（今沅陵縣）、沅州（今芷江縣）、靖州（今靖縣）等地溪峒﹐亦多為“熟戶、山瑤、峒丁”的居住地﹐其中不僅有瑤族﹐也有現代的土家族、苗族等民族成分在內。瑤族在1163年（宋隆興初）左右﹐就與當地漢族大戶交往﹐大戶為了“規免稅役﹐多以產寄瑤人戶下”﹐１利用瑤族不納稅服役的條件﹐逃避應擔負的賦稅勞役。1214年（嘉定七年）臣僚向宋寧宗趙昀反映﹐熟戶、山瑤、峒丁原來“皆計口給田﹐多寡闊狹﹐疆畔井井﹐擅鬻者有禁﹐私易者有罰。一夫歲輸祖三鬥﹐無他繇役”﹐２但後來山瑤、峒丁將份田出售給附近的漢民﹐官府因常賦之外﹐又得另行收稅﹐所以不加處置。而失去份田的山瑤、峒丁之常租卻仍舊掛於戶籍﹐要依然輸稅﹐在追繳嚴厲的情況下﹐往往與居住於深山的瑤民結合起來﹐進行反抗﹐成為當地的不安定因素﹐因此建議要注意維護舊制﹐以求得邊境的安寧。這一地區現在仍有瑤族居住﹐但聚居程度不及前者為高。
盡管苗族名稱至遲在12世紀已出現﹐但大多數史書中仍將苗人混雜於五溪蠻﹐或以地為名的諸如辰、沅、靖州蠻、北江蠻、南江諸蠻等名稱之內。其中既有苗瑤系統的族體﹐也有廩君蠻、板楯蠻或其它蠻人成分在內。從而可以看出﹐當時苗族已廣泛散布在今湘西、貴州等地。五溪蠻因其地有雄、樠、潕、酉、辰等五溪而得名﹐約相當於今湖南省沅江上遊一帶。原來主要是信仰槃瓠傳說的民族﹐後有巴人後裔遷入﹐形成多民族雜居局面。前述宋時記載當地已包括有苗、瑤、僚、僮、仡佬五種人在內。辰、沅、靖州蠻情況亦大略相似。據記載﹐靖州蠻有首領蠻酋統帥其民﹐“男丁受田於酋長﹐不輸租而服其役。有罪則聽其所裁﹐謂之草斷”。“田丁之居﹐峭巖重阜﹐大率無十家之聚”﹐３基本已確立了封建領主制度。作為酋長的領主﹐擁有土地所有權﹔而向酋長領取份田耕種﹐並擔負一定勞役的田丁﹐還要按酋長的意志受其“草斷”﹐是有著一定人身依附關系的農奴。農奴“病不謁醫﹐但殺牛祭鬼”﹔實行姑舅表婚﹐以及兄終弟及的弟娶寡嫂婚。各屬一定的社會組織“門款”﹐門款之間互相戰鬥﹐“志在於掠而不在於殺”﹐以獲得對方財物而進行拼搏廝殺。記載還指出﹐“荊湖南、北路﹐如武岡、桂陽之屬瑤民大略如此”。４由此可見﹐12世紀時湖南一帶苗、瑤等民族有的已進入了封建社會的前期。
據《宋史》載﹐北江蠻首領為彭氏﹐世有上﹐中、下溪州﹐其下又有龍賜、天賜、忠順、保靖、感化、永順、懿、安、遠、新、給、富、來、寧、南、順、高等17州﹐共20州。以下溪州刺史兼“都誓主”﹐其余19州皆隸屬之﹐統稱“誓下州”。彭氏為土家族大姓﹐但其統治下還有不少苗及仡佬等族居民。南江諸蠻“自辰州達於長沙、邵陽、各有溪峒”﹐５共16州之地﹐其中敘、峽、中勝、元4州首領為舒氏﹔獎、錦、懿、晃4州的首領為田氏﹔富、鶴、保順、天賜、古5州首領為向氏。大州擁有千戶人家﹐如富、敘、峽3州﹐其余諸州居民都不滿百。三姓首領互相攻擊仇殺﹐朝廷利用其連年戰爭﹐治下百姓都思歸化的心理﹐於1072年（宋熙寧五年）派章惇進行察訪。1074年在逐漸招降各州的基礎上﹐先後設置沅州﹐誠州。後又廢誠州為渠陽軍。但至1086年左右（宋元祐初）﹐因當地各民族紛起反抗﹐宋朝執行柔遠政策﹐將這裡的州縣棄而不問﹐恢復了各民族首領各自統治其地的狀況﹐“自乾興（1022）以來﹐或叛或服﹐其類不一”。６
三、黎族名稱的出現及社會發展
唐德宗（780─805）時﹐杜佑任嶺南節度使﹐“朱□黎民三世保險不賓﹐佑討平之”。１這是史書中最早出現的黎族名稱。朱□即朱崖洲﹐指海南島。劉恂（887─903）《嶺表錄異》紫貝條中﹐亦有“儋振夷黎海畔﹐采以為貨”２的記載。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一○四廣東人稱﹕“按俚訛為黎﹐聲之轉也久矣。”清人李調元《南越筆記》﹐檀萃《說蠻》﹐道光朝修《廣東通志》等均持黎即古代俚人之說。
黎族名稱雖早見於唐代﹐但較為普遍使用則始於宋。樂史《太平寰宇記》載﹕“（儋州）……俗呼山嶺為黎﹐人居其間﹐號曰生黎。”３系對黎族名稱來源的又一種解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周去非《嶺外代答》﹐趙適《諸蕃志》以及蘇軾在海南島（今改省）所作的詩文中﹐也都提到黎族的名稱及其情況。表明到9世紀時﹐海南島黎族已作為一個民族共同體存在﹐並為當時的人們所記述。
到12世紀時﹐海南島黎族的發展已不平衡。封建統治者按對其統治和控制的程度不同﹐“蠻去省地遠﹐不供賦役者名生黎﹔耕作省地﹐供賦役者名熟黎”。４“生黎”、“熟黎”的劃分顯然是一種帶侮辱性的稱呼。《嶺外代答》亦稱﹕“海南有黎母山﹐內為生黎﹐去州縣遠﹐不供賦役﹔外為熟黎﹐耕省地﹐供賦役。”５當時在海南島建有瓊、儋、萬安、崖四州﹐其後州改稱軍或縣﹐故又有海南四郡島土蠻之稱。熟黎所居“半險半易”﹐６有湖廣、福建的移民溶於其中﹐能通漢語。生黎則居住山嶺深邃之處﹐外人很少到達。黎族從事粗放的刀耕火種農業和山區狩獵﹐然紡織業比較發達﹐以木棉（棉花）織成青紅色紋道相間的“黎單”﹐和以彩色絲線與木棉挑織而成的“黎幕”﹐在當時已是著名的土特產。中原地區鬆江烏泥涇（今上海市華涇鎮）童養媳出身的棉紡織改革家黃道婆﹐曾於宋未在海南島崖州（今縣）居住40年﹐學會了當地少數民族人民的紡織技術﹐返回家鄉後改革軋棉、紡線工藝﹐推動了江南棉紡織業的發展。崖州當時居住著講臨高話的土著﹐是屬於講壯侗語族語言的古代越族的後裔。附近也住有黎族。在民族的紡織工藝文化交流中﹐海南島的各民族人民有著一份光榮的貢獻。黎族婦女梳高髻﹐以彩色吉貝（棉布）作上衣﹐筒裙、佩銅制項圈、耳墜﹐成年時要舉行“繡面”儀式﹐即在臉上刺以花紋。男子亦椎髻赤足﹐執刀荷槍矛﹐腰纏花布。住二層的幹闌式“闌屋”﹐上層住人﹐下層養畜。婚姻締結以折箭為定。有喪親屬不哭亦不吃飯﹐吃生牛肉以象征哀痛的習俗。葬以雞蛋擲地﹐不破之處為吉﹐於其地作土葬。借貸必須歸還﹐且已實行一年還息一倍﹐次年又轉為復利的高利貸制度。當時黎族多王姓﹐“熟黎”首領王二娘﹐但夫名不顯。“家饒財﹐善用眾﹐能制服群黎”﹐７為黎族地區36峒的都統領。瓊州官府有令﹐必須通過王二娘才能下達執行。
王氏祖輩在宋皇祐年間（1049─1054）即已“歸順王化”﹐受朝廷委任。1171年（乾道七年）王母黃氏被封為“宜人”﹐1181年（淳熙八年）王二娘襲封“宜人”。二娘死﹐宋於1216年（嘉定九年）五月﹐又“詔宜人王氏女吳氏襲封﹐統領三十六峒”。１36峒由女性首領三代襲封﹐似當時黎族實行女系繼承﹐但從《宋史‧蠻夷傳》有“黃氏年老無子﹐請以其女襲封﹐朝廷從之”之語﹐很可能當時黎族地區主要還是父系繼承﹐不過男女比較平等﹐如果沒有兒子﹐則女兒也可繼承而已。“生黎”地區“田土各峒通同佔據﹐共耕分收”﹐２還保留著生產資料共有﹐共同勞動﹐共同分配的關系。各峒有峒首領導。
1174年（淳熙元年）“五指山主黎洞首王仲期率其傍八十洞﹐丁口千八百二十歸化﹐仲期率與諸洞首王仲文等八十一人詣瓊管公參﹐就顯應廟研石歃血約誓改過”。３王仲期的祖父在宣和年間（1119─7125）已“納土補官”。此則又一次向官府“歸化”。嗣後﹐黎族社會有了緩慢的發展。
四、澎湖的設治與毗舍耶人社會
自隋唐以降﹐史稱台灣為“流求”。趙汝適﹕《諸蕃志》卷上稱﹕“流求國﹐當泉州之東﹐舟行約五、六日程……旁有毗舍耶﹐談馬顏等國。”據考証﹐毗舍耶為台灣的一個別稱﹐談馬顏即紅頭嶼﹐現稱蘭嶼﹐亦為台灣地方的一部分。台灣附近的澎湖島﹐亦作平湖或彭湖。10世紀期間﹐由於遼宋連年戰爭﹐社會動盪不安﹐沿海人民渡海赴台灣﹐澎湖求生者日眾。特別是到了南宋﹐漢人大量南遷﹐促使福建沿海居民向外發展。“（相傳）自南宋時﹐元人滅金﹐金人有浮海避元者﹐為颶風飄至（台灣）﹐各擇所居﹐耕鑿自贍”。４澎湖、台灣一帶在宋朝由宋官府進行“編戶”﹐施行訴訟判決等行政管理。“台灣之北（應為“之西”）曰澎湖﹐二島相連﹐互為唇齒﹐在宋時編戶甚蕃”﹔５“澎湖嶼……有爭訟者﹐取決於晉江縣”。６1171年（宋乾道七年）﹐南宋泉州知府汪大猷為了加強海防﹐對澎湖地區改變過去“春夏遣戊﹐秋暮始歸”７的辦法﹐在該地“建屋二百間﹐遣將分屯”﹐８曾任福建提舉泉州市舶司的趙汝適在1225年（宋寶慶元年）著的《諸蕃志》載﹐“泉（州）有海島、曰澎湖﹐隸晉江縣”﹐９明確記述了澎湖地區與晉江縣的隸屬事實。清乾隆時人朱景英曾親自在台灣發現“台地多用宋錢﹐如太平、元祐、天禧、至道等年號”﹐10說明當時台灣與大陸內地存在著緊密的政治、經濟聯系。
早在3世紀上半葉﹐三國的吳國孫權曾遣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及直洲﹐“但得夷洲數千人還”。（11）亶洲指日本﹐夷洲即今台灣。吳人沈瑩的《臨海水土志》不僅記載了夷洲的地理位置、氣候﹐而且詳細記述了那裡的土著“山夷”的生產、生活情況﹐諸如“土地肥沃﹐既生五谷﹐又多魚肉”﹐用鹿角矛戰鬥﹐磨青石作箭頭、刀斧和裝飾品等等﹔已能釀酒、織布﹔行母系外婚﹐有獵頭﹐嫁女鑿齒等習俗。7世紀初﹐海師何蠻與隋羽騎尉朱寬﹐後又有武責郎將陳棱率軍至流求。當時土著中已有可老羊、鳥了帥等名號的首領﹐前者為王﹐統管各洞村﹔後者為村寨領袖﹐以善戰者充任﹔但“無君臣上下之節﹐拜伏之禮”。１農業種植稻、樑、麻、豆等﹐喂有豬、雞﹐而無牛、羊、馬、驢等大牲畜。由於少鐵﹐隻能在骨角上鑲以薄鐵刃使用。有男子去毛髭﹐女子紋手﹐殺人祭神等習俗。在南部﹐還有鄰裡共食死者之習慣。
11和12世紀時流求、澎湖的毗舍耶人﹐為台灣土著之一﹐當時仍處於原始社會的發展階段。雖已開始使用鐵器﹐但因鐵來源困難﹐所以“臨敵用標槍﹐系繩十餘丈為操縱﹐蓋惜其鐵不忍棄也”。２在淳熙年間（1174─1189）﹐毗舍耶之“酋豪”曾率數百人突來泉州的水澳、圍頭等村﹐尋求“鐵器及匙筋”﹐“見鐵騎則爭■其甲”﹐３可見對鐵質工具的重視。毗舍那人還不會制造船舶﹐隻縛竹為筏﹐在海上航行。與外界不通貿易﹐過著采集、狩獵﹐赤身裸體﹐文身黥面的艱苦生活﹐甚至尚有殘存的食人遺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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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南詔野史》。
２《南詔源流紀要》。
１《南詔野史》。
２關於段思平的出身﹐說法不一﹕一說出身於貴族之家﹐如《滇載記》、《雲南志略》、《玄峰年運志》皆持此說﹔二說出身於牧奴或平民﹐如《南詔源流記要》、《白古通記》持此說﹔三說出身於沒落貴族﹐如《南詔野史》、《白史》持此說。三說均有待進一步研究﹐本文認為第二說法較合理﹐故從之。
３《雲南各族古代史略》﹐第74頁。
４《滇史》卷七。
１郭鬆年﹕《大理行記》。
２同上。
３《桂海虞衡志‧志獸》﹐第91頁。
４《南詔野史》。
１沈德符﹕《野獲編》卷二六。
２馮承鈞譯﹕《馬可波羅遊記》第2卷。
３尤中認為﹐唐朝初年已有白文﹐它是在借用漢字的基礎上結合白族語言創造出來的。見《中國西南民族史》﹐第246頁。
１方國瑜﹕《雲南史料目錄概說》第3冊﹐第975頁。
２同上書﹐第369頁。
１（元）《創建中慶路大成廟碑記》。
１《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五三。
２《宋史‧大理國傳》卷四八八﹐第14073頁。
３《新唐書》卷二二二中﹐第6295頁。
１《元史》卷六三﹐第1556頁。
２僮族﹐在1965年10月改為“壯族”。
３仲家﹐在1953年冬正式確定用“布依”族名稱。
４（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蠻篇。引自《桂海虞衡志輯佚校注》﹐第179頁。
５（宋）周去非﹕《嶺外代答》卷四﹐風土門踏犁﹐《叢書集成》初編3118﹐第42頁。
６（宋）周去非﹕《嶺外代答》卷三﹐峒丁條﹐第34頁。
１《桂海虞衡志輯佚校注》﹐第234頁。
２《嶺外代答》卷三、峒丁條﹔《叢書集成》初編﹐第3118冊﹐第34頁。
３范大成﹕《桂海虞衡志》﹔周去非﹕《嶺外代答》等書土俗字條。
１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九三﹐《漳州諭畬》。
２文天祥﹕《文山先生全集》卷一一﹐《知潮州寺丞東巖先生洪公行狀》。
３胡曦﹕《興寧圖志考》輋人條﹕“輋本粵中俗字﹐或又書作畬字。”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一○○﹐（廣東）上﹐“粵人以山林中結竹木障復居息為輋”。
４（清）楊瀾﹕《臨汀匯考》卷三﹐畬民條﹕“唐時初置汀州﹐徙內地民居之﹐而本土之苗仍雜處其間﹐今汀人呼曰畬客。”
５《資治通鑒》卷二九五﹐唐紀七五。
６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九三﹐《漳州諭畬》。
７《宋史》卷四九四﹐第14196頁。
８同上書﹐第14197頁。
９《宋史》卷四九三﹐第14183頁。
１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三二八。
２《宋史》卷四九四﹐第14196頁。
３（宋）洪邁﹕《容齋四筆》卷十六﹐《渠陽蠻俗》條。
４同上。
５《宋史》卷四九三﹐第14180頁。
６《宋史》卷四九三﹐第14182頁。
１《新唐書》卷一六六﹐《杜佑傳》﹐第5087頁。
２《嶺表錄異》卷下﹐第20頁。
３《太平寰宇記》卷一六九﹐儋州﹐風俗。
４《桂海虞衡志輯佚校注》﹐第220頁。
５周去非﹕《嶺外代答》卷二﹐海外黎蠻條﹐第19頁。
６《嶺外代簽卷一﹐黎母山條﹐第6頁。
７《桂海虞衡志輯佚校注》﹐第221頁。
１《宋史》卷四九五﹐蠻夷三﹐第14220頁。
２《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三一○﹐朱初平奏言。
３趙汝適﹕《諸蕃志》卷下﹐海南條。
４鬱永河﹕《裨海紀遊》。
５《古今圖書集成》卷一一一○﹐台灣府部﹐雜錄。
６何喬遠﹕《閩書》卷七﹔方域志引范於長﹕《皇朝郡縣志》。
７周必大﹕《周文忠公全集》卷六七﹐《汪大猷神道碑》。
８樓鑰﹕《攻瑰集》卷八八﹐《江大猷行狀》。
９趙汝適﹕《諸蕃志》卷四﹐《毗舍耶條》。
10朱景英﹕《海東杞記》卷四。（11）《三國志》卷四七﹐第1136頁。
１《隋書》卷八一﹐第1824頁。
２《宋史》卷四九一﹐第14127頁。
３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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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何風乍起﹐輒憶蓴羹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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