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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女真的再度興起   10世紀出現於歷史的女真族﹐經過約兩個世紀的發展﹐於12世紀初建大金國後﹐先後滅遼朝﹐亡北宋﹐稱雄中原100年有余。   1234年蒙古汗國推翻金王朝後﹐女真族進入了第五編第二章中講到的它發展進程中的後兩個時期﹐即衰弱(元朝至明初)和再度興起(明中葉以後)時期。在蒙古貴族的民族壓迫政策下﹐強大的女真共同體瓦解了﹐有的與漢族融合﹐有的加入了蒙古族﹐隻有留居東北地區的各支女真人﹐特別是居住鬆花江、黑龍江流域的女真人﹐在困境中仍保持本民族固有的特色。經過了約100年之後﹐他們抓住歷史發展賦予的時機﹐再度向南轉移﹐尋找有利的發展環境﹐進入16世紀以後﹐又崛起於“白山黑水”地區。本章介紹的﹐為建州女真首領努爾哈齊統一女真諸部前的女真族發展變化情況。    第一節 元遼陽行省管轄下的女真人      一、女真分布狀況      元代文獻中的女真族﹐有女直、水達達、吾者野人、乞列迷、骨嵬等別稱。由於古籍對金亡後至明初這一時期的女真族語焉不詳﹐故今學術界對水達達、吾者野人、乞列迷、骨嵬是否是女真族﹐看法不一﹔有的認為水達達是屬“蒙古語族的蒙古人”﹐兀者野人和乞列迷也都不是女真﹔1有的說元明兩代的骨嵬是指新遷入今庫頁島的愛奴人。2這些看法對深入研究元代女真無疑是有益的﹐但與我國隋唐至明的主要史書記載不合。   女直﹐即女真﹐它本是全體女真人的族稱。《元史》最初使用這一名稱仍屬這一情況﹐但後來不僅不包括水達達、吾者野人、乞列迷、骨嵬﹐而且變為主要是指散居在長城以外北至今吉林、黑龍江兩省交界處附近﹐南到遼東半島﹐東達鴨綠江以東﹐西至遼河附近這一地區內女真人的專稱。這與元朝統治者實行分而治之的民族壓迫政策有關。具體說來﹐一是由於金代遷到長城以內及其它地區的女真人﹐在與其它民族長期雜處中民族特色已趨消失﹐在元朝施行“若女直、契丹生西北不通漢語者﹐同蒙古人﹔女直生長漢地﹐同漢人”的政策下3把這些約佔金代女真總人口五分之三的女真人4不作女真看待。再是居住在今鬆花江和黑龍江下遊以及臨近日本海地區的女真人﹐或因原習以自己的別稱或部名自稱﹐或是元人以其生產特點和居地稱之﹐於是就出現了乞列迷、吾者野人、水達達、骨嵬與“女直”並稱的情況。   在後來的歷史發展過程中﹐有不少“女直”人被遷出前述地域。據載﹐當據有今大興安嶺及遼東大部地區的蒙古貴族乃顏發動的叛亂被元王朝擊潰後﹐1293年(元至元三十)﹐元朝將舊隸乃顏、勝納合兒400戶女直遷到揚州(治所在今江蘇省江都縣)屯田。1後來又有一批女直人﹐被分別遷往濱州(治所在今山東省濱縣)、趙州(治所在今河北省隆堯縣東)、安豐縣芍陂(在今安徽省壽縣境)等地屯田。2女直戶之所以被遷到長城以內屯田﹐是由於他們參加了乃顏的叛亂。3   水達達﹐又稱“水達達女真”或“女真水達達”、“水韃靼”﹐意為住在水邊的達達人。《元史‧兵志》稱之為“打魚水達達”。這是元人對居住江河湖泊地區主要以捕漁為生的女真人的稱呼。但實際包括的並不限於專事捕漁為業的。元初﹐在其地設立桃溫、胡裡改、斡朵憐、脫斡憐、孛苦江5個軍民萬戶府對其進行管理。從5個軍民萬戶府所在﹐可大體看出水達達女真的分布區域﹕桃溫即桃溫河﹐亦作陶溫、托溫、濤溫﹐又作吞、屯﹐為今鬆花江下遊西岸支流的湯旺河﹐府以水命名﹐治所在湯旺河口令湯原縣香蘭鄉固木訥古城﹔胡裡改即胡裡改江﹐又稱忽汗河、呼羅海河、忽兒海河、瑚爾喀江、呼爾哈河﹐即今牡丹江﹐也是府以水名﹐治所在今黑龍江省依蘭縣治附近。斡朵憐﹐亦作斡朵裡、鄂多裡、鄂托哩﹐府治在今鬆花江東、牡丹江西岸的馬大屯一帶﹔脫斡憐所在﹐《黑龍江志稿》認為即今洮兒河﹐或說府治在今黑龍江省樺川縣東北宛裡古城﹐亦有疑在黑龍江下遊清代地圖中的多林河口附近的﹔4孛苦江府治位置﹐舊說孛苦即卜魁﹐府治在今黑龍江齊齊哈爾附近﹐今人或說黑龍江下遊的博郎湖地區﹐或說在黑龍江省富錦縣一帶。5上述表明﹐以今黑龍江省依蘭縣為中心的一帶地區﹐是水達達女真人的集中居住區。活動范圍所及﹐約西起齊齊哈爾市﹐東至日本海﹐北過黑龍江﹐南有牡丹江中遊地區。6除此之外﹐府治設在今朝鮮咸興附近的合蘭府﹐所轄今朝鮮咸鏡南、北道地區也有水達達女真人。71312年(元皇慶元年)元設水達達路後﹐黑龍江下遊地區劃歸水達達路管轄﹐所以廣義的水達達區域﹐又包括吾者野人、乞列迷等居住的地區。   吾者野人﹐亦簡稱吾者﹐又寫作兀者、斡者、斡拙。為“窩集”的同音異譯﹐“深山老林”之意﹕用作部名﹐意為住在密林深處的人。名稱含義表明﹐他們是元代主要以狩獵為生的一支女真人。活動地區主要在今黑龍江下遊地區﹐因為元王朝“立吾者野人乞列迷等處諸軍萬戶於哈兒分之地”。8哈兒分地在今黑龍江下遊支流阿紐依河注入黑龍江處。   乞列迷﹐亦作吉裡迷、乞烈賓﹐吉烈迷、乞裡迷、濟勒彌等。1為黑水靺鞨郡利部後裔。分布在黑龍江下遊﹐與吾者野人雜居同一地區。均屬設在阿紐依河口的同一個軍民萬戶府管轄。元末明初有不少人南遷到三江地區﹐如《寰宇通志》卷一一六引《開元新志》中有“乞列迷去奴兒幹三千余裡”。但這支女真人沒有全部南遷﹐仍有不少人留居故地﹐直到清末還有四五千稱濟勒彌的住在黑龍江口上溯300余公裡的沿江地區。2   骨嵬﹐是元人對居住骨嵬島(今庫頁島)居民的稱呼﹐在唐代為黑水靺鞨16部之一的窟說部﹐五代時黑水靺鞨改稱女真﹐骨嵬當也應屬元代女真的一支。   從上述可以看出﹐元遼陽行省管轄下的女真人﹐以大分散、小聚居分布在東抵日本海﹐西至遼河及嫩江一線﹐南達遼東半島、朝鮮半島北部﹐北暨黑龍江下遊流域及包括庫頁島在內的廣大地區。總人數約200萬左右。3      二、女真社會生產      元遼陽行省地區內的女真社會生產﹐農業已有一定發展﹐但狩獵、捕漁業仍佔重要地位。由於諸支女真人所居地區自然條件差異很大﹐故上述幾種生產在各支女真社會中比重不一。有的已以農業為主﹐兼事漁獵﹔有的農業已出現﹐但主要以漁獵為生﹔有的還完全靠獲取天然產品生存。   居住今遼寧、吉林兩省一帶的“女直”﹐是諸支女真人中最先進的部分﹐已以農業生產為主﹕一是他們向元朝政府繳納的賦稅是“地稅”、“田租”﹔二是在咸平府(治所在今遼寧省開原縣老城鎮)屯種的190戶女直人﹐1298年(元大德二年)種田已達400頃﹐50000016_679_44平均每戶耕種2頃多。不過應當看到﹐遼東一帶地區在金元易鼎之際生產力因戰亂受到極大破壞﹐所以不能以遼金時期這一地區的農業生產水平去比擬。正因為如此﹐所以“女直”人還兼營狩獵。由於狩獵生產與“強兵”有內在聯系﹐蒙古貴族初曾下令禁止﹐但迫於他們的反抗﹐後不得不宣布“弛女直、水達達地弓矢之禁”﹐在遇到災害時又重申“仍弛捕獵之禁”。5史載開元等路饑﹐減戶賦布2匹﹔1283年(元至元二十年)因自然災害﹐元朝宣布“罷女直造日本出征船”和“罷女直出產金銀禁”﹐6說明他們的紡織、造船、金屬冶煉和制造等手工業生產也很發達。上述社會生產的存在﹐表明這支女真人社會內部必已出現階級分化。事實也正是如此﹐他們中已出現了能“自請造船運糧赴鬼國贍軍”的富戶﹐也有窮得無法維持生活的“鬻妻子者。7   水達達人的社會生產﹐與“女直”相比﹐除無金銀生產而有采珠業外﹐“女直”具有的生產門類他們皆有。不過因自然條件和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的限制﹐各種生產在社會經濟生活中佔的地位與“女直”有別。由於其極大部分居民分布在盛產魚類的江河湖泊地區﹐這一得天獨厚的自然賦予﹐使捕撈業在社會生產中佔主導地位。   1330(元至順元年)水達達地區因“去夏霖雨﹐黑龍、鬆瓦二江水溢﹐民無魚為食”﹐元政府為此發糧賑饑﹐1除捕魚外﹐有一部分人還兼事采取珍珠。水達達地區是元朝境內5個產珠地之一﹐2所產珍珠數量必相當可觀。由於水達達“土地廣闊﹐人民散居”﹐境內江河流經地區和湖泊所在又都有深山密林﹐向元政府繳納的賦稅主要是青鼠等皮革﹐《元史‧地理志》還明記“以射獵為業”﹐3則水達達人也兼事狩獵生產﹐尤其是居於山林地區被統稱為水達達的那些女真人﹐主要靠狩獵為生。也有相當數量的水達達人已經營農業﹐主要是居於今鬆花江大曲折處北岸地區和牡丹江流域的水達達人。因為這兩個地區早已出現農業生產(牡丹江流域可追溯至漢魏時期)﹐又是和主要從事農業的“女直”人居地相連﹐還有﹕一是1269年(至元六年)﹐蒙古汗國曾對受災的水達達戶在宣布每戶減交“青鼠二”外﹐也提及免征租稅﹔二是在肇州蒙古屯田萬戶府內﹐有80戶水達達人在肇州(治所在今黑龍江肇東縣西南八裡城)旁“近地”耕種﹔三是元在水達達地區設立了水達達屯田總管府﹐征東招討使來阿八赤子寄僧曾在乃顏反叛前﹐任該總管府的達魯花赤。4他們也飼養家畜﹐有羊、馬等。5手工業發展已有一定水平﹐既能制造江河中行駛的普通船﹐也能造征日本的“迎風船”。6上面所述表明﹐“女直”所具有的主要生產門類﹐水達達社會內都有﹐有的發展水平也不亞於“女直”。不過由於地域廣闊﹐水達達社會內各地的發展是不平衡的﹐大體說來﹐居於南部地區的已接近“女直”的水平﹐居於北部地區還處在靠獲取天然產物為生的階段。   吾者野人、乞列迷和骨嵬等﹐是元代各支女真人中的後進部分﹐還處在“習尚射獵”﹐“捕魚為食”和“地無禾黍”的階段。7飼養的家畜﹐“惟狗至多”。社會內還父子“不親”﹐不知“揖拜”﹐夫婦無別﹐男娶妻後﹐其妻“妹以下皆隨為妾”。8不過﹐由於元王朝的統治﹐有一些南遷的吾者野人已開始從事農業生產。如史載﹐1290年(至元二十七年)太傅玉呂魯向元世祖奏﹐“招集斡者所屬亦乞烈﹐今已得六百二十一人﹐令與高麗民屯田”9。   綜括上述﹐處在衰弱時期的諸支女真人﹐“女直”主要經營農業﹐兼事狩獵等生產﹔水達達以捕漁、狩獵為生﹐兼有農業等生產﹔吾者野人、乞列迷、骨鬼還處在完全依靠獲取天然產物為生的階段。      三、與豪古、高麗人的關系      金亡後﹐女真成了蒙古汗國的被統治民族。忽必烈建立元朝後﹐女真人為元王朝管轄下的居民。蒙古汗國和元王朝對女真的管理﹐集中反映了女真與蒙古兩族在政治、經濟方面的關系。   (一)政治方面   首先是蒙古貴族在女真地區設置了路、府、所一套行政機構﹐“設官牧民﹐隨俗而治”。早在1233年(癸已年)﹐當蒙古鐵騎兵至開元﹐生擒叛據遼東而為東夏國主的金將蒲鮮萬奴後﹐即於渤海建州(故治在今黑龍江省東寧縣附近)北石墩寨設官行路事﹐管轄女真戶。   1235年(即乙未歲﹐金亡後的第二年)﹐在圖門江北一帶設開元(治所在今東寧縣東)、南京(治所在今吉林省延吉市東)兩萬戶府後﹐1接著在其它女真人居住區設立許多路、府、所﹐管理諸支女真人。經過多次變更後﹐1286年(至元二十三年)﹐元改遼東路總管府為開元路﹐女真人皆被納入開元路。在遼陽、沈陽等路相繼成立後﹐開元路隻管轄沈陽路以北(今遼寧省鐵嶺市北)的女真人﹐南部的女真人由沈陽、遼陽等路分別統領。為了對分散的、處於後進階段上的水達達等“隨俗而治”﹐1312年(皇慶元年)前將開元路東北部地區劃設水達達路﹐2與開元路同屬遼陽行省管轄。此後﹐開元路(治所在今吉林省農安市境)管理的女真人﹐隻是居住在咸平府(治所在今遼寧省開原縣老城鎮)、合蘭府(府治在今朝鮮咸鏡南道咸興城南)3、恤品路(在今綏芬河地區﹐後廢)及奚關總管府(治所在今吉林省琿春縣東南)4等地區的﹐今鬆花江大曲折處至興凱湖一線以北直到黑龍江入海口這一廣闊地域內女真人﹐統由水達達路管理。水達達路是元代女真的主要分布地區﹐元王朝在其境內先後設立了許多府所。見於史籍的除前述桃溫等5個軍民萬戶府和水達達、肇州2個屯田萬戶府外﹐在黑龍江口奴兒幹地方設有征東元帥府﹐府治在阿姆貢河對岸的特林地方﹔在黑龍江下遊立吾者野人乞列迷等處諸軍萬戶府﹐治所在阿紐依河與黑龍江匯合處的哈兒分地方﹔在今烏蘇裡江流域設阿速古兒(烏蘇裡江古名)千戶所﹔在今俄羅斯境內濱海地區置有鯨海(今日本海)、木答哈、牙蘭千戶所。5   元朝統治者通過上述機構和職官﹐在女真地區征收賦稅、簽軍應役、發布禁令等﹐實施全面政治統治。元朝向女真征收的賦稅是實物﹐有糧食、布匹、各種野獸皮張和海東青等。不過由於諸支女真人所從事的主要生產不一﹐故繳納的實物也各有側重。“女直”主要是糧食、布匹﹐水達達為青鼠皮等皮張、糧食﹐吾者野人、乞列迷等是名鷹海東青、各種“皮貨”。6從《元史》中每見有“歲辦課白布”、“歲輸皮革”、“除今年租賦”﹐說明各支女真人每年都要向元朝納賦稅。蒙古貴族在女真人中簽軍應役﹐主要在元朝建立前後。首見於1263年(中統四年)。是年﹐元王朝命亦裡不花在“女直、水達達及乞列賓地合簽鎮守軍”3000人﹐調歸塔匣來領之。1267年(至元四年)﹐又“簽女直、水達達軍三千人”﹔1271年﹐再在女直、水達達人中“簽軍”。7蒙古貴族這幾次簽女真人為兵﹐很明顯是因對南宋戰爭節節勝利﹐新佔領區不斷擴大而出現的兵員不足。由於女真人長於“騎射”﹐1266年元世祖忽必烈“選女直軍二千為侍衛軍”﹐因設有女直侍衛親軍萬戶府。1對宋戰爭結束後﹐元征日本﹐幾次調女真軍出征﹔對不參加出征的女真、水達達兵﹐“令隸民籍輸賦”2。元朝在女真地區發布過的禁令﹐有屠殺之禁、酒禁、弓矢(捕獵)之禁、出產金銀禁。這些禁令極大多數是為防止女真反抗而發布的。這不僅反映在這些禁令都發布在元初﹐隨著元王朝統治在全國的鞏固先後解除﹐3尤能說明這一實質的是後兩項禁令。因為狩獵和生產金銀本是正常的社會生產﹐狩獵還是女真人解決衣食之需的傳統社會生產部門﹐所以詔令禁止﹐顯然是因這兩種生產與“強兵”和制造兵器有密切聯系。   (二)經濟方面   女真與蒙古族間的經濟關系﹐主要反映在蒙古貴族對女真統屬關系的來往中。首先﹐元統治者為了加強對女真人的管理﹐在其居住區內恢復了遼金時期的舊驛道﹐4使處於黑龍江口的女真人西通蒙古地區﹐南達元大都(今北京市)。據考証﹐今吉林省農安縣萬金塔古城(即西祥州)有北行道經今肇東縣、齊齊哈爾市西行可至呼倫爾地區﹐北行可達於愛輝縣境﹔東南行道經唆吉(即今敦化縣)﹐東行可到綏芬河流域﹐東南行可達合蘭府(即今朝鮮咸興)﹔東北行道沿鬆花江、黑龍江﹐可遠至末末吉站(在今黑龍江下遊阿姆貢河口)三條驛道和許多支線。5驛道主要為軍事目的恢復而開設﹐但客觀上有利了女真人與元王朝及蒙古地區的經濟交流。其次﹐蒙古貴族在女真地區提倡屯田耕種﹐扶助農耕﹐促進了女真社會的農業發展。屯田處所﹐除前已述及的肇州及水達達屯田萬戶府外﹐還有不少女真人被遷到濱州、遼河、慶雲等處專事耕耘﹐6元朝發給農具、耕牛。如1291年(至元二十八年)﹐元世祖“詔給蒙古人內附者及開元、南京、水達達等三萬人牛畜、田器”。再如1293年﹐元世祖又針對以捕魚為生的捏怯烈女真200人的情況說﹐“與其漁於水﹐曷若力田”﹐“詔給牛畜、田器”“使之耕”。7第三﹐凡遇有水旱、風雪、冰雹等自然災害﹐元朝每發放糧食、布匹和錢鈔﹐使之度過荒年。1283年(至元二十年)﹐元政府先給水達達地區的鰥、寡、孤、獨絹千匹﹐鈔300錠﹐接著發粟賑水達達49站災民﹐給千戶“女直”饑民布萬匹﹔1291年﹐遼陽洪寬“女直”部民饑﹐“借高麗粟賑給之”﹔次年﹐元世祖命忽都不花由海路運糧給水達達和遼陽“女直”饑民﹔1297年(大德元年)﹐水達達等地出現饑荒﹐又發糧50D0石賑之。8總之﹐上述種種﹐從蒙古貴族方面說﹐雖是為了鞏固對女真人的統治﹐但也客觀上促進了女真與蒙古等族的交往和女真社會農業的發展﹐保証了女真人的生活安定。   女真輸出的物品﹐是每年向元朝繳納的糧食、布匹、青鼠皮等皮貨、海東青、珍珠。上述物品數量是很多的。例如布匹﹐1243年(癸卯年)﹐僅合懶(蘭)、恤品兩路就交布3000匹。50000016_683_11又如青鼠皮﹐1269年(至元六年)因災荒詔減水達達戶“青鼠二”﹐按這次減秋賦一半計算﹐每戶年至少交4張青鼠皮。至順年間(1330─1333)水達達路錢糧戶共20906戶﹐則一年所交青鼠皮就達數萬張。2至於為供蒙古貴族玩樂的名鷹海東青每年輸出的數量也一定不少﹐因為吾者野人及水達達人因不堪“捕海東青煩擾”﹐於1346年(至正六年)起兵反抗3。女真所繳納的上述物品﹐根據1276年(至元十三年)規定﹕“以水達達分地歲輸皮革﹐自今並入上都”4。上都在今內蒙古正藍旗東北閃電河北岸蒙古人集中居住區。可見女真人輸出的土特產品﹐不僅滿足了蒙古貴族的奢侈享樂﹐也豐富了蒙古軍士及一般牧民的生活需要。   女真與蒙古的關系還有另一面﹐即對女真人的民族壓迫和經濟掠奪﹐迫使多次起兵反抗。元世祖時﹐“女直”與水達達趁乃顏叛亂之機﹐與乃顏“連結”﹐5反抗蒙古貴族的統治。元末﹐有居於遼東的女真人鎖火奴興兵起義﹐宣稱為“大金子孫”﹐6雖都被蒙古貴族鎮壓下去﹐但沖擊了元王朝的統治﹐加速了元朝的滅亡。   女真與高麗人的關系﹕不少女真人和高麗人長期交錯居住﹐一直存在著密切的交往關系。女真人從高麗人方面學得先進生產技術和易得耕牛、鐵等生產、生活資料﹐高麗人則從女真方面換得生活所需的皮貨等物品。雜居的地區主要有兩處﹕一是合蘭府境內(今朝鮮咸鏡南、北道地區)﹐直到明初﹐這裡還是“女直、韃靼(即水達達)、高麗人”共同生息的主要場所。7二是今遼河以東地區﹐像沈州(今沈陽市)、遼河、慶雲等地﹐或共居一地﹐或同於一處屯田。8女真人與高麗國境內的居民亦有交往﹐主要是居於合蘭府境內的女真人。在蒙古與高麗爭戰之時﹐常入高麗國北境“剽掠”﹐有時多達3000人(朝鮮史籍稱為東真兵)。9當蒙古貴族征服高麗國後﹐高麗國成了蒙古汗國的臣屬國﹐蒙古貴族下令禁止女真人“侵軼高麗國民”﹐不準“入高麗界剽掠”﹐10使女真與高麗國民的交往﹐恢復正常。後來﹐女真地區發生自然災害﹐元王朝或向高麗國借糧﹐或令高麗國王運粟賑之。    第二節 再度興起的女真人   一、建州、海西、東海女真的形成與分布      元朝亡後﹐女真人仍用女真(常作女直)為族稱。不過在明代文獻中﹐女真的別稱和各支女真人的稱號﹐不僅與前不一致﹐而且前後有變化。這就是﹐“女直”又復為包括所有女真的族稱﹐並常和“野人”聯系一起﹐稱“女直野人”﹐或簡稱“野人”。對各支女真人的稱呼﹐早期常在族稱前冠以地名﹐稱忽刺溫(或海西)等處女直野人、黑龍江等處女直野人、托溫江女直野人、苦烈河女直野人等等。自永樂元年起﹐明朝在女真地區逐漸建置眾多衛所﹐於是又出現先是在“女真野人”或“野人”前冠以衛名﹐後來隻以衛名代指某部稱之﹐如建州衛、毛憐衛、兀者衛、塔山衛、塔魯木衛等等。   15世紀中葉以後﹐由於建州三衛和海西南遷諸衛分別形成兩大聯盟集團﹐遂有了建州女真、海西女真(亦稱海西四部或扈倫四部)和東海(野人)女真之稱。   此外﹐在朝鮮古史中﹐如稱分布在今以圖們江為中心﹐南至朝鮮咸鏡南、北道﹐北至綏芬河口日本海附近的女真人為“骨看兀狄哈”(或稱闊兒看兀狄哈、水兀狄哈﹐兀狄哈意為“野人”﹐故又稱水野人)﹔稱居於圖們江西北地區的一些女真人為“嫌真兀狄哈”﹔稱住在速平江(今綏芬河)中遊一帶的為“南突兀狄哈”﹔稱分布在綏芬河上遊地區的為“尼麻車兀狄哈”﹔稱居住今牡丹江下遊流域的為“兀良哈”(亦作火兒阿﹐皆為胡裡改的同音異譯﹐後稱建州兀狄哈)。   14世紀中葉(明初)﹐女真人的分布地區基本與元代相同﹐即大體在東至日本海﹐1西到遼河、嫩江以東一線﹐南達遼東半島﹐北抵黑龍江口包括庫頁島在內的廣大地區。從元末明初開始﹐女真諸部乘中原動亂之機﹐逐漸向南遷徙﹐直到15世紀中葉才穩定下來。這一持續100年左右的遷徙活動﹐使女真人的聚居區﹐或說中心地區﹐又移向南部了。原來﹐在金末戰亂中使遼東地的區的猛安謀克戶﹐被東真國主蒲鮮萬奴遷到金上京會寧府(治今黑龍江省阿城縣南白城)東至今綏芬河一帶地區﹐2遼東地區的女真人大為減少﹐又與漢和高麗人錯居雜處﹐故元代女真人的主要聚居地﹐是在鬆花江和牡丹江中下遊一帶。南遷後﹐女真人在南部形成了兩個大聚居區﹐即以今遼寧省新賓滿族自治縣為中心東北至圖們江為一聚居區﹐今遼寧省開原縣以北至鬆花江大曲折處為另一聚居區。這兩個聚居區以北的廣大地區﹐為女真人散居區。當然﹐在散居區內也存在小聚居的情況﹐像鬆花江下遊及黑龍江、烏蘇裡江附近地區﹐就比其它地區居住的女真人多一些。由於明朝的招撫政策及在南遷過程中的內外諸多因素﹐3個地區也就分別成了後來的建州女真、海西女真、東海(野人)女真的區域。   (一)建州女真   名稱來源於其初遷到渤海率賓府建州故地(詳後)﹐成員主要為元代胡裡改、斡朵憐、托溫三萬戶府管轄下的女真人。但建州女真的形成﹐不是這三個萬戶府的女真人的簡單地聯合到一塊﹐經歷了一個由分散遷徙﹐幾經變遷﹐由於社會發展的需要和外部壓力的驅使﹐最後南遷到同一新地區後才形成的。這一分散遷徙和重新集聚的過程﹐既反映了這支女真人從14世紀上半葉至15世紀上半葉(即明前期)住地的變遷﹐也說明了建州女真大聯盟集團形成的歷史過程。   元末明初﹐居住在今黑龍江依蘭縣一帶的胡裡改(火兒阿)、斡朵憐(憐一作裡﹐又作吾都裡)兩個萬戶府的女真人﹐1由於受到黑龍江中下遊“野人”南下侵襲和元朝殘余勢力的騷擾﹐分別在首領阿哈出﹐(明賜姓名李思誠﹐朝鮮文獻作於虛出)、猛哥帖木兒(清文獻作孟侍穆)等率領下﹐沿今牡丹江向南遷移。2胡裡改萬戶府的女真人﹐先移至今黑龍江省寧安縣﹐再東行﹐越過今老爺嶺和穆棱河﹐進入綏芬河流域﹐遂定居這一地區。綏芬河下遊之雙城子(今烏蘇裡斯克)一帶為渤海率賓府建州故地﹐1403年(永樂元年)胡裡改部酋長阿哈出朝明﹐明廷以其所部置衛﹐襲建州故名﹐故命為建州衛﹐3建州女真之名始於此。斡朵裡部南徙﹐初與胡裡改部走著同一路線﹐在1372年(洪武五年)以前﹐已進入圖們江流域﹐4幾經變徙﹐約在14世紀末至15世紀初﹐大多集結到以阿木河(又作斡木河、吾音會﹐今朝鮮會寧)為中心的圖們江東西一帶。1406年初(永樂三年十二月)﹐因阿哈出推薦﹐明朝任命猛哥帖木兒為建州衛指揮使。這樣﹐胡裡改和斡朵裡兩部同居在建州衛管轄下。   1408年(永樂六年)三月﹐居於忽的河、法胡河、卓兒河、海刺河等處的“女直野人頭目哈刺等”朝明﹐明“遂並其地入建州衛”。5忽的河疑為今輝發河支流富大河﹐海刺河疑即今鬆花江支流海浪河。6至此﹐建州衛管轄的女真人分布區﹐西擴至今吉林市東南﹐東近日本海﹐北達穆棱河﹐南過圖們江。明廷在任命猛哥帖木兒為建州衛指揮使的同一年﹐又在居今圖們江北、琿春河流域把爾遜所領的胡裡改部另一支女真中置毛憐衛﹐7作為建州衛的子衛。胡裡改部雖分設兩衛﹐但明廷常委任建州衛或毛憐衛的女真頭人到對方衛分任職﹐因而後來史書稱居建州、毛憐等地的均為建州女真。8   建州衛設立後﹐朝鮮認為是明朝扼制其向北發展﹐為了抵制女真人歸明﹐關閉慶源集市貿易﹐引起女真人憤怨。1406年(永樂四年)女真人“入慶源界抄掠”。9結果被朝鮮軍擊退。數月後﹐阿哈出率部眾西南徒至回波江(今輝發河)流域的鳳州(亦作奉州、方州、坊州、房州﹐疑在今吉林海龍縣境)。同時遷來的﹐還有部分毛憐衛的居民。10猛哥帖木兒所統斡朵裡部人世與胡裡改部為婚﹐兩部關系密切。所以猛哥帖木兒當因在“庚寅事變”中參與“寇慶源府”﹐畏朝鮮卷土來攻﹐亦於1411年(永樂九年)率部眾遷到鳳州地面﹐1住在從鳳州通往開原的地方。   1412年(永樂十年)﹐明朝將猛哥帖木兒所部從建州衛中析出﹐另置建州左衛﹐以猛哥帖木兒為建州左衛指揮使。2時建州衛首領阿哈出孫李滿住﹐於1423年(永樂二十一年)率“一千余戶到婆豬江居住”。3婆獵江即今鴨綠江支流渾江。李滿住等領400余戶住在渾江中遊之兀刺山城(今遼寧省桓仁縣東北之五女山城)南麓甕村﹐距鴨綠江隻一日程。同時遷到婆豬江流域的﹐還有猛哥不花所統西毛憐衛部眾。猛哥帖木兒未一同南遷﹐先派管下童家吾等27人率男女200余名還阿木河舊居地﹐“隨率正軍一千名﹐奴人、小兒共六千二百五十名”﹐又返回到阿木河地區。4猛哥帖木兒所以能再回阿木河地區﹐是得到明太宗同意回“原久居去處住坐”的。   李滿住等遷居婆豬江流域後﹐屢受朝鮮軍襲擊。李滿住等被迫於1433年(宣德八年)率部又遷到婆豬江支流富爾江上遊的“吾彌府”居住。由於朝鮮方面誤以為李滿住於1432年襲擊朝鮮江界、閻延等地﹐1437年(正統二年)又欲發兵攻吾彌府。李滿住聞訊﹐舉部再西遷﹐於翌年到達今渾河支流蘇子河畔﹐史稱“移住灶突山東南渾河上”。5(滿語稱灶突山為“虎攔哈達”﹐意為煙筒山)。其遺址迄今尚存﹐即今遼寧省新賓滿族自治縣境靠近煙筒山的蘇子河上遊之舊老城。   跟隨猛哥帖木兒遷回阿木河居住的建州左衛人﹐在1433年前已有零星遷往婆豬江地區﹐1432年(宣德七年)猛哥帖木兒向明欽差談及﹐他的“族親在婆豬江等處”。次年﹐猛哥帖木兒因積極協助明欽差裴俊刷還被楊木答兀從開原引誘叛逃到牡丹江、綏芬河一帶的“漫散軍官”及兵丁﹐沖突中﹐殺死“野人”頭目阿答兀。同年閏八月﹐原為安樂州(治今遼寧省開原)千戶的楊木答兀﹐“糾合各處野人(即所謂“七姓野人”)約八百余名人馬”﹐襲擊建州左衛﹐猛哥帖木兒及長子阿古(亦作阿谷﹐又名權豆)等人均被害﹐次子童倉(董山)被俘﹐房屋被燒毀﹐6弟凡察等“俱各失所”。事件發生後﹐朝鮮借機派兵進駐阿木河地區。凡察向明廷求救﹐明廷隻下詔令“野人”放還童倉﹐卻不發兵問罪。凡察在歸途中往會李滿住﹐滿住力勸凡察遷來同注。童倉被放回後﹐與叔凡察討論今後大計﹐都有南遷之意﹐遂於1440年(正統五年)﹐不顧朝鮮兵的阻截﹐率百余戶遷到婆豬江流域﹐7與建州衛都指揮使李滿往會合﹐住在三土河(今三統河)、婆豬江以西至冬古河(即董鄂河﹐今大雅兒滸河)地區。8同時遷來的﹐還有部分東毛憐的部民。凡察、童倉遷到婆豬江流域後﹐1442年(正統七年)叔侄發生建州左衛“衛印之爭”﹐即爭奪領導權。明廷為了平息紛爭﹐析建州左衛為左、右二衛﹐以童倉為猛哥帖木兒正嫡﹐掌左衛﹐凡察掌右衛。9自此﹐便有了歷史上著名的“建州三衛”。建州三衛中﹐據朝鮮史籍1451年的記載﹐時建州衛有1700余戶﹐左、右二衛合計才600余戶﹐1共計2300余戶﹐以建州衛人戶數最多。如按每戶5人計算﹐時建州三衛共有人口還不到12000人。不過應當看到﹐無論是阿哈出遷出綏芬河流域﹐或是童倉和凡察南遷婆豬江時﹐史有明文﹐建州衛和建州左衛都有部分部民未遷走﹐1440年童倉等南遷時﹐左衛部民“留居者過半”。2遷居婆豬江流域的建州女真時雖隻有1萬多人﹐但由於他們在長期遷徒中患難與共﹐而聚居在一地後﹐因來歸者日益增多﹐遂形成一個強大的聯盟集團。原來人數較少的建州左衛﹐當猛哥帖木兒後裔清太祖努爾哈齊登上政治舞台後﹐建州女真8部、海西女真4部及東海女真的一部分﹐均先後被他統一起來。建州女真8部及其分布為﹕蘇克素護(亦作蘇護或蘇滸)河部﹐因居地臨水得名﹐今稱蘇子河﹔哲陳部﹐哲陳為滿語﹐疆、城郭之意﹐因居建州女真區域西北角得名﹐地在今蘇子河與渾河合流處一帶﹔完顏(一作王甲)部﹐分布在今新賓滿族自治縣東北的渾江上遊地區﹔渾河部﹐以水得名﹐約分布在今撫順市東南的渾河流域地區﹔棟(一作董)鄂部﹐以水得名﹐居今稱大雅兒滸河流域﹔鴨綠江部﹐居今鴨綠江上遊地區﹐有人認為該部居民是明成化年間(1465─1487)從圖們江流域來投的毛憐衛人﹔3訥殷部﹐以水得名﹐地在今鬆花江上遊地區﹔珠舍裡部﹐分布在朱色冷河(今二道江)流域﹐地在今吉林省安圖縣境。前人常稱前5部為滿洲5部﹐後3部為長白山3部。表明建州女真區域﹐東至鴨綠江﹐西抵撫順市﹐南有遼寧縣桓仁縣境﹐北達圖們江的廣大地區。   (二)海西女真   海西一名始見於元代﹕即今鬆花江。4元朝曾設置過“遼東海西道提刑按察司”、“海西、遼東鷹坊萬戶府”等。5明人因居地故名。海西女真的族源﹐有“挹婁夷種”、“黑水裔”、“金遼遺種”等不同說法﹐表明了一個一脈相承的源淵關系﹐即漢魏號挹婁﹐唐稱黑水靺鞨﹐遼金曰女真。今鬆花江(時亦稱混同江)中下遊流域為元代水達達女真的主要分布區﹐《元史》載﹐“立海西遼東提刑按察司﹐按治女直、水達達部”。6﹐海西女真應是元朝時的水達達女真﹐且似與元初所設桃溫、脫斡憐、孛苦江三個萬戶府的女真人源淵關系比較密切。然從明代文獻和後人的考証看﹐明初﹐主要是指居住在今鬆花江大曲折處﹐下至鬆花江口一帶的女真人。從15世紀初開始﹐明朝對東北北部地區女真人的招撫﹐在西邊﹐於海西地區設立兀者等衛﹐以其為中介﹐招撫鬆花江和黑龍江流域的女真人。因此﹐明代中期所說的海西女真﹐也包括了黑龍江以北廣大的居民﹐這就是《明實錄》中將置於黑龍江上遊和下至黑龍江口的衛所﹐前皆冠之以“海西”的由來。如稱設在今俄羅斯結雅河流域的脫木河衛為“海西脫木河衛”﹐稱置於黑龍江下遊阿紐依河流域的紮真衛為“海西紮真等五衛”。由於在建州女真南遷的同時﹐原分布鬆花江中遊﹐作為海西女真主體的女真人也先後南遷﹐至16世紀初形成了哈達、烏拉、葉赫、輝發海西四部﹐並成為與建州女真並列的一個強大的聯盟集團﹐因而後人講海西女真﹐常指分布在今遼寧開原以北至鬆花江大曲折處的海西四部而言。1   海西四部在明人著述中﹐又按其居住地區分為山寨夷和江夷兩部分﹐哈達、葉赫為山寨夷﹐烏拉、輝發屬江夷。史載﹐“開原北近鬆花江﹐曰山(寨)夷﹔又北抵黑龍江﹐曰江夷”。2這一分布區域﹐是海西四部未完全形成前的住地。 ﹛@」□鋝濬閡躍庸□錆擁妹□J裟衫□稀F湎熱吮揪嶼杪祝ㄒ蛔骱□□10袈住10隼□攏╙櫻n窈衾己櫻┬淮齣厙闢?1406年(永樂四年)﹐明王朝在這一地區置塔山衛﹐以塔刺赤為指揮同知。1446年(正統十一年)﹐塔山衛都指揮金事弗刺出﹐以所管人民頗多﹐“聲息馳報未便﹐請設衛給印”﹔在嘔罕河衛都督同知你哈答保奏下﹐明廷同意析塔山衛另置塔山左衛。3。塔山左衛地在今呼蘭河以東至依蘭縣以西之地。哈達部的成員﹐來源於塔山左衛﹐故史載哈達部與出自塔山衛的烏拉部為同祖──納齊卜祿(疑為塔刺出音轉)。4自納齊卜祿六傳至速黑忒(即縉滿戮屣t□□階笪朗琢焓保□虺浦□□八□角拔雷蠖級健薄〞萁竇□質′□舷鼐吵□亮恕八□階笪樂□ 保□得髦臉僭謁俸讖□保□□階笪酪延傷□轎藍□ㄖ了□轎樂□希□擠植莢誚竇□質》□唷1┌擦較睾頹骯□□匏姑曬拋遄災蝸匾淮闆K俸讖□□骷尉福?1522─1566)初海西女真中的大酋﹐“諸部畏之”。約在1533年﹐速黑忒為族人巴岱達爾汗所殺﹐子孫逃散。次子旺住外蘭(即王忠)率部分部眾逃至廣順關外的哈達河(今遼寧省西豐縣小清河)地區﹐稱部長﹐成為哈達部的創建者。廣順關又有“南關”之稱。長子之子萬(即王台)﹐逃至“錫伯部綏哈城”﹐在今吉林市西。   1552年(嘉靖三十一年)﹐王忠又被叛亂的部人所殺﹐其子博爾坤為報父仇﹐至綏哈城迎堂兄王台來主哈達部事。王台為部長後﹐采取“遠者招徠﹐近者攻取”策略﹐使哈達部比速黑忒時更強盛﹐遂自稱哈達汗。時葉赫、烏拉、輝發及建州女真所屬之渾河部﹐“盡皆服之”。6說明哈達部奠基於速黑忒﹐形成於王忠﹐至王台時達鼎盛。但王台在晚年﹐貪財受賄﹐不察民情﹐反曲為直﹐“下效尤甚”﹐民不堪其苦﹐往往叛投葉赫部﹐“國勢漸弱”。71582年(萬歷十年)王台死﹐諸子爭權﹐至子孟格布祿(蒙骨孛羅)主部事時﹐眾子不服﹐骨肉相殘。時葉赫部與建州酋努爾哈齊崛起﹐哈達部不僅失去昔日霸主地位﹐而且終於1599年(萬歷二十七年)被努爾哈齊兼並。   烏拉部﹕烏拉亦作兀喇、兀拉﹐以居烏拉河得名。原居鬆花江下遊﹐其始祖納齊卜祿時遷於今呼蘭河流域。在速黑忒率塔山左衛南遷後﹐速黑忒弟古對珠延率領塔山衛部民亦向南移動﹐至其孫布顏時﹐因不堪西部蒙古族侵擾﹐再南遷﹐避居烏拉河濱﹐“盡收烏拉諸部﹐率眾於烏拉河洪尼處築城稱王”8(遺址即今吉林省永吉縣烏拉街滿族自治鄉北之烏拉古城)。布顏稱王坅O□□鋝空□渴Ⅲ□□□諭跆aV斂佳賬□□□2頰繼╣群笪□跏保□誒□渴記看螅□段□□埃□滌薪竇□質≒脅濬□敝煉□魎苫n□希□系腳淌□匾淮闢□鞔□祿蕁7□糲匾幌擼□□滯濟牆□嫌危□唇裱穎吆土□匾淮闆〞儼頰繼╔僕鹺篤淞氨├啊保□舨糠追著壓榕□□□耄□誒□恐沼讜?1613年(萬歷四十一年)為努爾哈齊所破。   輝發部﹕輝發一作灰扒﹐以居輝發河得名。始祖星古禮﹐姓益克得哩﹐尼瑪察部人﹐原居薩哈連烏拉(指今第一鬆花江下遊)地區。   1409年(永樂七年)三月﹐明在忽兒海(今牡丹江)地區置忽兒海衛﹐轄地包括第一鬆花江下遊地區。同年五月﹐明改忽兒海衛為弗提衛﹐以塔失為指揮。2後惱納、塔失叔侄發生“爭印事件”﹐明廷為平息紛爭﹐將衛一分為二﹐以惱納領忽魯哈衛﹐以塔失掌弗提衛。3弗提衛以今牡丹江口以下以今富錦縣為中心。至星古禮為弗提衛首領時﹐率部分部眾南下至今呼蘭河流域紮魯(渣魯)地方﹐後投納喇氏噶揚噶圖墨土(居璋地)﹐2人殺牛祭天﹐遂改姓納喇。4七傳至旺吉努(王機砮)為首領時﹐南遷至輝發河地區﹐築城於呼(扈)爾奇山(今吉林省輝南縣輝發山)﹐始稱輝發部。時葉赫、建州女真正強盛﹐受強鄰挾制。旺吉努死﹐孫拜音達哩殺叔7人﹐自稱王。1593年參加葉赫部組織的9部聯軍﹐與建州女真結怨。   1607年(萬歷三十五年)拜音達哩為努爾哈齊所殺﹐輝發部亡。   葉赫部﹕因居葉赫河得名。源出1406年(永樂四年)二月明朝所置之塔魯木衛﹐包括蒙古土默特氏和女真納喇氏各一支。葉赫部也是在逐步南遷過程中形成的。據《清太祖實錄》卷六和《滿洲實錄》記載﹐葉赫部始祖星根達爾漢(又名打葉)是蒙古土默特氏人﹐5原居忽喇溫(今呼蘭河)以北地區﹐後率部眾南遷至女真納喇一支所居之璋(張)地(今鬆花江大曲折處)。6代之為主﹐因納喇氏一支人居多﹐為隨俗而治﹐遂改姓納喇氏。到16世紀初﹐7四傳至楚(一作竹、祝、主)孔格(又名捏哈)為塔魯木衛都督僉事時﹐南遷至葉赫河(今上遊稱冠河﹐下遊稱清河)流域﹐部始有葉赫之名。或說楚孔格為葉赫部始祖。葉赫部居地近明鎮北關﹐又稱北關。初依附哈達部﹐六傳至清佳努(逞加奴)、揚吉努(仰加奴)兄弟二人為首領時﹐葉赫部強大。各據一寨(均在今吉林省梨樹縣葉赫鎮境內)﹐皆稱王。   16世紀中葉後﹐哈達部衰落﹐葉赫部遂成為海西四部中的強部﹐是明末與建州女真爭奪女真族領導權的勁敵。清佳努子布齋(卜寨)、揚吉努子納林布祿(那林孛羅)各繼父職後﹐見建州女真勢力日趨強大﹐對已造成威脅﹐於1593年(萬歷二十一年)聯合蒙古3部(科爾沁、錫伯、卦勒察)、長白山2部(珠舍裡、訥殷)﹐結成九部聯軍﹐進攻建州女真﹐慘敗而歸。八傳至錦台石(金台失)、布揚古(布揚武、白羊骨)時﹐於1619年(萬歷四十七年)葉赫部為努爾哈齊所降服。   從海西四部的形成和居地變遷可以看出﹐作為海西女真主體的海西四部﹐原住地都在今呼蘭河至鬆花江口一帶﹐四部是在逐漸南遷中形成的﹐前後經歷了約七八十年之久﹔其成員﹐在四部形成、發展過程﹐有蒙古人和女真別部人加入﹐特別是後者為數很多﹔哈達部雖曾一時成為女真諸部的霸主﹐葉赫部在明末也曾成為與建州女真抗衡的勁敵﹐但四部後來均被努爾哈齊兼並﹐成了以後構成滿族的主要成員﹐葉赫納喇(那拉)氏成為清代滿族中的著姓。   (三)東海(野人)女真   “野人”一同明初用來代稱女真人。在明代中葉後﹐即在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形成時﹐用來代指這兩支女真人以外的女真人。其含義﹐是因這部分女真人的社會經濟和文化比較落後﹐故名。近人有以其居住在“遠甚”地方﹐對明朝“朝貢不常”而得名。1其實﹐野人女真或女真野人居近東海之濱一帶﹐應以改稱“東海”女真為是。   東海(野人)女真主要指分布在“極東”、“遠甚”地方﹐即今黑龍江以北和烏蘇裡江以東地區的女真人。《大明會典》載﹐在建州、海西女真“極東為野人女直﹐野人女直去中國(中原)遠甚﹐朝貢不常”。2到16世紀初﹐建州三衛已確立﹐海西四部也已形成﹐並各已形成了穩固的聯盟集團﹐有了各自的地域范圍﹐於是在他們區域之外的女真人﹐統被稱之為東海(野人)女真。在建州、海西女真南遷後﹐東海女真也趁機南移﹐進入他們過去的居地﹐故1621年(天啟元年)成書的《東夷考略》載﹐女真“略有三種﹐自湯站東﹐抵開原﹐居海西者為海西女直﹐居建州、毛憐者為津州女直﹐極東為野人女直”。3說明明末的東海(野人)女真﹐包括了原屬建州、海西女真的一部分。   東海(野人)女真是對散居女真人的一種泛稱﹐並未形成像建州、海西女真那樣的聯盟集團。明代諸文獻記載的生女直、乞列迷、女直野人、北山野人、苦兀、吉列迷等﹐4多屬東海女真的部落﹐但這還隻是記載分布在鬆花江下遊及黑龍江以北地區的一些部落。今綏芬河流域、烏蘇裡江附近及東至日本海地區﹐在明末清初屬東海三部中的穆棱路(居今穆棱河流域)、綏芬路(綏芬河上遊)、那木都魯路(綏芬河下遊近海之地)、尼馬察路(今俄羅斯烏蘇裡斯克附近)、瑚葉路(今俄羅斯濱海邊區達烏河流域)、烏爾固定路(今俄羅斯濱海邊區比金河流域)、雅蘭路(今俄羅斯濱海邊區塔烏黑河流域)、錫林路(今俄羅斯濱海邊區蘇祖河流域)等﹐5也為東海女真的氏族或部落集團。居住黑龍江以南地區的不少氏族和部落﹐被努爾哈齊和皇太極征服後﹐南遷到渾河流域﹐後來成了滿族的一部分﹔但分布在烏蘇裡江流域和黑龍江以北等地的諸部落﹐大多未納入滿族共同體﹐於清初形成了今天居住我國和俄羅斯境內的赫哲(俄羅斯境內的稱那乃)、鄂溫克(埃文基)、鄂倫春(鄂羅奇)、費雅克(尼夫赫)等族。   綜上所述﹐明代的建州、海西、東海三支女真人﹐是在逐漸南遷後形成的。在形成過程中﹐原以血緣為紐帶的部落相繼解體﹐向地域組織過渡﹐最後大多成了滿族的成員﹐處邊遠地區的部分﹐分別形成了赫哲、鄂溫克、鄂倫春和費雅克等族。      二、女真社會生產和文化生活      在努爾哈齊起兵統一女真諸部前約200年時間裡﹐女真社會既有漁獵、采集業﹐也有農業、畜牧業和手工業。然各項生產在社會中所佔比重﹐不僅前後不同﹐由於各部所處自然條件不一和社會發展不平衡規律的影響﹐在同一時期裡各支女真人中的情況也懸殊很大。初期﹐農業雖在一些部落裡已經存在﹐但尚未發展起來﹐狩獵和捕漁業是解決他們衣食之源的主要社會生產﹔後期﹐農業已成為社會主要生產﹐但由於對外交換的發展﹐狩獵和采集業變成了獲得先進生產資料和生活必需品的重要生產部門。即以後期為例﹐處於南部的建州、海西女真已以農業為主﹐兼事漁獵和采集﹔處於北部的東海女真﹐情形則相反。在東海女真分布區內﹐又由南而北形成半農半漁獵、開始有農業、完全靠漁獵為生。情況大致如下﹕   (一)社會生產   1.農業   元朝在鬆花江中下遊一帶曾建有水達達屯田萬戶府﹐也有一部分水達達女真人被安置在肇州屯田萬戶府從事農耕﹐所以原來往在胡裡改、斡朵裡、忽喇溫地面的建州、海西女真部落﹐早已有從事農業生產的。他們在元末明初南遷﹐雖是受到“野人”和蒙古人的侵擾﹐也是為了尋找有利發展農業和漁獵的場所。南遷居住過和後來定居的圖們江流域、鬆花江大曲折處和蘇子河流域等地﹐既茷玳岕C秩牡鈉皆□鬩埃□指□拷□漢統□嗜說木劬擁兀□戲獎愕毓旱脢□﹗1╜擼□□芭┬瞪□□際□□誓掀ㄍ平□私ㄖ蕁10N髖□嬪緇崮諗┬笛桿俜17埂=ㄖ菖□嬖諭濟牆□饔蚓幼E保□傘拔┬□淞裕□靜皇賂□淞保□涑傘捌囊蹬└□鋇牟柯洌皇蔽傭淅鋝渴琢於□揭菜擔□延氳鋇爻□嗜恕安8□□場薄〞僮釹惹u狡胖斫□饔虻睦盥□∫恢□□?1437年(明正統二年)朝鮮派人去偵察時﹐已“見水兩岸大野﹐率皆耕墾﹐農人與牛布散於野”。2一派農耕發達景象。漢文記載亦雲﹐建州女真“樂住種”﹐“飲食服用﹐皆如華人”。3到16世紀後期﹐建州女真收獲的谷物﹐已自給有余﹐明代遼東一份撫順“馬市抽分檔冊”中記載﹐建州女真在1578年(萬歷六年)3個月中到馬市交易24次﹐出售貨物中7次有糧食。4海西女真的農業發展情況大體與建州女真相同﹐也是“俗種耕稼”﹐“室居田食”﹐頗同中原人。5從16世紀末每次到馬市購買鐵鏵數量比16世紀中葉增加12倍多看。6農業發展也非常迅速。建州、海西女真以外的女真人的農業生產﹐也有不同程度發展。如居住牡丹江至綏芬河一帶被朝鮮人你為兀狄哈(野人之意)的女真人﹐1491年(弘治四年)時已“作大櫃盛米﹐家家有雙砧﹐田地沃饒﹐犬豕雞鴨﹐也多畜矣”。7分布在可木(今同江縣境)以下黑龍江附近的女真部落﹐雖還居無常處﹐惟逐水草﹐但也“事耕種”﹔伯力(今俄羅斯哈巴羅夫斯克)以下至散魯溫一段以西的女真人﹐“耕作、射獵、飲食、居處﹐類可木”。8   建州、海西女真中的大小頭目和富余戶﹐已把掠奪來的漢和朝鮮人降為奴隸﹐或用牛馬購買奴隸用於耕作﹐自己已不參加農業勞動。毛憐衛酋長柳尚冬哈到朝鮮境內尋找逃亡的奴隸﹐毫不隱諱地對當地官員說﹕“我以牛馬購奴婢﹐若不及還﹐親操耒耗必矣”。9建州衛首領李滿住家一次逃入朝鮮江界邊區的奴隸有10人﹐林哈刺家時也有“奴婢六口逃去”。10海西女真也普遍使用奴隸耕作﹐明臣吳良1443年(正統八年)在海西地區親見﹕被驅迫在女真人家田間耕作的多是漢人。漢人有的是被擄掠去的﹐有的是“避差操罪犯逃竄者”。1另外﹐在建州女真地區亦雇用朝鮮人種地。2   2.漁獵和采集業   農業發展起來以後﹐傳統的漁獵和采集業仍在女真社會經濟生活中佔有重要地位。不惟處於邊遠的乞列迷、北山野人、苦兀等還完全依靠狩獵為生或“捕漁為食”﹐就連已以農業生產為主的建州、海西女真人﹐也是如此。因為﹕一是女真人歸服明朝後﹐要貢納貂皮等土特產品﹔二是建州、海西女真南遷後﹐鐵器、耕牛、農具乃至一些生活必需品﹐要從漢族和朝鮮族地區輸入﹐而漢人和朝鮮人又特別喜愛女真地區出產的各種細毛皮張和人參、木耳、蘑菇、鬆子、榛子等山貨。於是﹐女真人的農業發展需要狩獵和采集業的支持﹐獵品和采集品獲得越多﹐農業的發展速度就越快。所以建州和海西女真仍“俗善射馳獵”﹐“專一采取人參、榛、鬆﹐圍獵野味﹐以為生計”。3每到采集季節﹐有的部落竟“傾落采參﹐逾大嶺布野”。4建州女真則有固定的狩獵季節﹐農歷3至5月為春獵﹐7至10月為秋獵。一般以20多人為群﹐遠離住地﹐到森林“密處結幕”﹐三四人共處一幕﹐晝出遊獵﹐夜來“困睡”。5狩獵和采集品的數量﹐從海西女真在開原馬市出售的數額統計﹐在明代遼東檔案1583年至1584年(萬歷十一年至十二年)抽分檔冊裡記錄的19次交易中﹐海西女真僅貂皮出售就4600張﹐人參3484斤。其中有一次出售的貂皮達1802張﹐人參161斤。6建州女真獵獲品數量與海西女真不相上下﹐而采集品數量可能更多﹐因為1608年(萬歷三十六年)明朝關閉與努爾哈齊互市後﹐兩年內竟使之人參“浥爛”達10余萬斤。ꈿ   3.畜牧業   各部女真人都從事畜牧業生產﹐但飼養的牲畜種類不完全相同。建州和海西女真﹐馬、牛、狗、豬、雞、鴨皆有﹐尤以馬牛為最。15世紀初﹐圖們江以南的朝鮮邊官向上報告建州女真有戰馬﹐“多者至於作屯牧放”﹐還有“牧馬南下”之說。8由於馬不僅是作戰、狩獵的坐騎﹐而且又是貢品和對外交換物﹐所以發展很快。至17世紀初﹐朝鮮李民□在建州女真地區所見﹐“將胡之家”的馬“千百成群”﹐一般每戶亦不下數十匹。9牛不及馬多﹐但早在1423年(永樂二十一年)猛哥帖木耳派200余名男女由回波江返回阿木河“舊居農耕”﹐帶去牛也達100余頭﹐10平均兩人有牛一頭。海西女真畜養的牛馬也很多﹐因為他們在萬歷十一年七月至次年三月的8個月中﹐僅在開原馬市上就購回牛546頭﹐賣出馬179匹。在東海女真人中﹐乞列迷所養家畜惟狗為多﹐平時以狗牽拽扒犁(雪撬)作交通工具﹐冬季以其皮制作防寒服﹔北山野人則主要養鹿﹐用來馱載物品和乘騎。1   4.手工業   女真社會的手工業生產沒有得到充分發展﹐這是由於前述的他們需要的生產工具和一些生活用品﹐可從漢人和朝鮮人那裡換得。所以長期以來﹐盡管女真社會有紡織、造船、建築、加工狩獵工具和馬具等手工業﹐但一直以家庭副業的形式存在。不過﹐由於戰爭和生產的需要﹐鐵制品加工業發展較其它手工業迅速。早期還“屈木為鏡﹐削鹿角為鏃”﹔到1475年時﹐所用鐙、鏃皆是鐵制的了。2但這時還不知用鐵礦石煉鐵﹐而是“貿大明鐵自造”鐵器﹐3即所謂“但得正鐵改造”。這時加工鐵器的技術已達到相當水平﹐既知用風箱向爐內鼓風來提高火溫﹐又懂得了將打制的鐵器趁高溫急入水中冷卻﹐使打造出的箭鏃等鐵器“強勁”。4明中葉以後﹐女真人才有冶鐵業﹐最先在“火(忽)刺溫地面”﹐建州女真則直到1599年(萬歷二十七年)“始炒鐵﹐開金、銀礦”。5   (二)文字   各部女真人經濟方面存在的差異﹐反映在文化生活上也不盡相同。東海女真保留古老的東西多一些﹐建州、海西女真則較多地繼承了金代女真的一些文化習俗。   金代創制的女真文﹐明前期仍在女真地區使用。   1413年(永樂十一年)記錄招撫女真史事的《永寧寺碑》﹐立於黑龍江下遊特林地方。為使使女真人了解碑文內容﹐碑陰與碑側刻有與漢文對譯的女真文。屬海西地區的玄城等40衛中﹐1444(正統九年)時已“無識女直字者”。6建州女真雖然在15世紀後期給明朝和朝鮮當局的文書中還使用女真文﹐但到16世紀初﹐也已“漢字、女直字皆不知”。7這是因金朝亡後﹐女真人在蒙古貴族長達百余年的統治下﹐蒙文成了明代女真社會通用的文字。玄城衛指揮撒升哈等在1444年便向明廷奏請﹐求以後下“敕文之類﹐第用達達字”。8達達字即蒙文。建州女真至努爾哈齊興起時﹐亦是“文移往來﹐必須習蒙古書﹐譯蒙古語通之”。9   (三)婚姻   一夫一妻制是明代女真的主要婚姻形式﹐但已出現一夫多妻制﹐也殘存群婚制。過多妻生活的﹐多為部落首領和富有戶。像建州衛酋長李滿住有三妻﹐原分別為斡朵裡、兀良哈、火刺溫人。10殘存群婚制的﹐主要是處於邊遠地區的一些東海女真部落。乞列迷人“若娶其姊﹐則姊以下皆隨為妾”﹔與苦兀相鄰的部落裡﹐流行朋友至家﹐“饋之艷妻﹐去則歸之”。當然﹐在建州、海西女真社會也有群婚制殘余﹐如建州女真人嫁娶“不擇族類”﹐有父死子妻其後母﹐兄死弟妻其嫂之俗﹔海西女真哈達部酋長王台死後﹐其子康古陸即以其後母溫姐為妻。1此外﹐女真社會普遍流行早婚﹐“年及十歲即娶”。後來﹐海西女真改為至十七八歲成婚﹐建州女真直到皇太極時代才規定﹐女子未及12歲而嫁者“罪之”。成婚前先有“約婚”(定婚)。約婚後﹐男家需向女家納甲胄、牛馬、奴婢等彩禮﹐已出現有的貧困戶至10年未納足彩禮而不能成婚者。   (四)喪葬   人死﹐建州女真是停喪於家﹐殺牛以祭﹐3日後擇向陽處葬之。葬時﹐有將死者生前所穿衣服及乘馬隨葬之風﹐隨葬馬是殺後去其肉而葬其皮。2海西女真流行樹葬(風葬)﹐擇大樹置屍於上﹐隨葬之馬皮、尾和腳及生前所用弓箭等物掛於樹。3東海女真諸部落葬俗比較原始﹐除有樹葬外﹐苦兀人父母死後﹐去其腸胃﹐將屍體曝曬幹﹐出入背之於身﹐飲食必祭﹐3年後才“棄之”。乞列迷男女老死﹐“刳其腹焚之﹐以灰骨夾於木植之”﹔溺水死者﹐以魚叉叉其屍﹐用海豹皮包而埋之。示意可變海豹﹔被熊虎咬死者﹐“裸躑其屍作熊虎勢”﹐令人用箭射屍﹐帶箭埋之﹐示意可變熊虎。4   (五)宗教   明代女真普遍信奉薩滿教﹐認為萬物有神靈。在諸種神靈中﹐尤尊崇天神﹐凡遇大事必祭天。祭天前後皆“齋戒”。還有於月望祭七星的習俗。5佛教在女真社會裡已有傳播﹐1417年(永樂十五年)明在建州衛置僧綱司﹐以女真僧人塔兒馬班為都綱。6永樂年間﹐明還在奴兒幹都司所在地建永寧寺﹐說明東海女真中也有信佛者。   (六)社會組織   與上述社會生產和文化習俗相適應的社會組織﹐東海女真還處在氏族制階段﹔建州和海西女真以血緣為紐帶的氏族制已經解體﹐個體家庭基本上已成為社會的生產單位﹐無論在村屯還是部落內﹐盡管有各種血緣關系的戶還佔多數﹐但已轉變為以地緣為紐帶的組織。不過﹐直到努爾哈齊起兵統一女真諸部前﹐社會內尚無賦稅、徭役和法制﹐但已進入奴隸制階段﹔各部首領雖又兼任明置衛所的行政官吏﹐但權力還有限﹐如建州女真酋長的更替還必須“眾所推服”﹐仍“無君臣上下之分”。7      三、女真與漢族的交往      14世紀末至16世紀末﹐女真與周鄰民族交往最密切的是漢族。而與漢族的密切往來﹐又主要反映在對明朝的臣附關系上。   1371年(洪武四年)﹐明太祖朱元璋派都指揮使馬雲、葉旺率兵由山東半島渡海經金州至遼陽﹐設立定遼都衛。三年後﹐改定遼都衛為遼東都指揮使司。為了招撫遼東一帶地區的女真人﹐先於1380年(洪武十三年)﹐在有女真人居住的地區﹐設立東寧、南京、海洋﹐草河、女真5個千戶所﹔後於1386年(洪武十九年)﹐將5個千戶所改置東寧衛﹐治今遼寧遼陽市﹐1使分散的女真人統一在一個衛分管轄下。   對分布於鬆花江、黑龍江、圖們江和烏蘇裡江流域的女真人﹐招撫分東、西兩路進行。始於明太祖時﹐完成於明太宗朱棣永樂年間。西路的招撫﹐由於有故元殘余勢力的影響﹐是伴隨著軍事征討進行的。   1383年﹐故元海西右丞阿魯灰﹐派人至遼東請內附﹐明太祖受其降﹐並遣使往諭﹐讚其歸誠之舉。21387年(洪武二十年)春﹐明派馮勝統大軍進攻納哈出﹐師逾金山(今遼寧省開原縣城北190公裡處)﹐“至女直苦屯”﹐納哈出敗降﹐忽喇溫地區(即第一鬆花江地區)的女真首領西陽哈等不久也率眾降明。3明於是年置三萬衛﹐以侯史家奴為指揮僉事。翌年﹐又遣他領兵2000抵斡朵裡(今依蘭縣馬大屯)立衛﹐計劃全面進行對黑龍江流域女真人的招撫。由於“糧餉難繼”﹐被迫退還﹐立三萬衛於開元(今遼寧省開原縣老城鎮)﹐遂使深入女真地區置衛招撫的計劃暫時告罷。不久﹐西陽哈與明對抗﹐為了防止故元殘余勢力聯合反明﹐1395年(洪武二十八年)六月﹐明太祖派周興等率師進討﹐因西陽哈已在大軍到前渡鬆花江東逃﹐適下雨追之未及﹐隻收獲女真鎮撫管三﹐並男女650余人而還。4   東路的招撫﹐受到了高麗(後改稱朝鮮)國的幹擾。今朝鮮咸興以北地區﹐遼金元三朝為女真與高麗等族人雜居地區﹔元末明初又有斡朵裡等部女真人遷到圖們江南北居住﹐明太祖平定東北故元勢力取得勝利後﹐於1388年初(洪武二十年十二月)詔諭高麗﹐提出鐵嶺(山嶺名﹐在今朝鮮咸鏡南道南端)以北東西之地的女真、韃靼、高麗人應歸明遼東都司統管。次年又派周鶚領兵至鐵嶺創立衛站﹐因遭到高麗國的抵制﹐周鶚被迫在黃城(今吉林省集安縣城)立鐵嶺衛﹐時有江界萬戶金完奇等率2700余口歸明。5鐵嶺衛旋撤到今遼陽市東北之奉集堡﹐再遷至古嚚州地(今遼寧省鐵嶺縣)﹐明對朝鮮北部女真人的招撫也暫未付諸實行。   明成祖朱棣繼位以後﹐對女真人的招撫也很重視。朱棣為燕王時﹐曾娶胡裡改部酋長阿哈出女為妻﹐史稱“三皇後”。即位後不久﹐即敕諭下屬加緊招撫女真諸部﹐“使獻貢”。6隨著明朝統治的鞏固﹐女真諸部紛紛向明朝貢。1403年(永樂元年)﹐東部居綏芬河流域的胡裡改部率先朝明﹐明置建州衛﹐以阿哈出為指揮使。一度與明對抗的西部忽刺溫女真頭目西陽哈等﹐也於1404年初(永樂元年十二月)復向明獻貢﹐明置兀者衛﹐任命西陽哈為指揮使﹐鎖失哈為指揮同知。7建州和兀者衛的設立﹐使明全面招撫女真的工作進入了一個新時期。在東邊﹐明先後派王可仁、王教化、金聲等至朝鮮北部及圖們江流域招撫﹐斡朵裡部酋長猛哥帖木兒(後為建州左衛首領)﹐胡裡改部另一頭目把爾遜(後為毛憐衛首領)等﹐相繼歸明。在西邊﹐鬆花江中下遊流域女真諸部首領時也紛紛朝明﹐明以脫脫哈所部置兀者左衛﹐以那海所領立兀者右衛﹐以義不紮尼所統為兀者後衛﹐等等。與此同時﹐1403年﹐明成祖又派行人邢樞﹐偕知縣張斌等前往黑龍江下遊奴兒幹地方招撫女真等部落。次年返回時﹐有“野人”頭目把刺答哈等同來朝明﹐明以其所領置奴兒幹衛﹐任命把刺答哈等4人為指揮同知﹐古臚寺為千戶所鎮撫﹐發給誥印、冠帶、襲衣等。1隨後﹐散居黑龍江下遊和烏蘇裡江一帶的女真諸部相率至京朝貢﹐明嘉其“向化至誠”﹐乃視其情況分置衛、所﹐仍由其統率﹐“聽其種牧﹐飛放敗獵﹐俾各安其生”。2   1409年(永樂七年)﹐奴兒幹地方的伏裡其等衛首領忽刺冬奴等65   人朝明﹐言其地重要﹐請立“元帥府”。明允其請﹐決定在黑龍江下遊亨滾河口對岸的特林地方﹐設立奴兒幹都司﹐任命東寧衛指揮康旺為都指揮同知﹐千戶王肇舟為都指揮僉事﹐統其眾﹐並令“歲貢海青等物”﹐復元置狗站遞送。31411年(永樂九年)﹐明廷特派內官亦失哈等﹐率“官軍”千余人﹐以巨船25艘滿載各種物資﹐至特林地方開設奴兒幹都司。4先是﹐開原以北地區歸附的女真人願遷遼東地區居住﹐明於1409年設立安樂、自在二州(原皆設在開原﹐後分別在開原、遼陽)以居之。5。奴兒幹都司建立後﹐明又在黑龍江流域等地設立了許多衛所﹐至正統年間(1436─1449)﹐都司統184衛(包括福余、朵顏、泰寧三衛)﹐20所﹔到萬歷年間(1573─1620)達384衛﹐24所﹐站和地面各7﹐寨1。6從而使所有女真部落﹐都納入了衛所管轄之下。這不僅標志著所有女真分布地區都已納入明朝版圖﹐而且促進了女真與漢族間的交往﹐主要表現在﹕   政治方面﹐女真人需按明朝規定﹐定期納貢﹐聽從調遣﹐負責守邊﹐重大行動請示﹐違犯明朝法律要治罪等﹔明廷有權任命各衛所首領﹐有責任幫助女真內部解決糾紛﹐扶植受到外來攻擊的部落﹐獎賞從征與平亂等有功人員等。以納貢為例﹐按規定﹐凡建立衛所的女真人﹐必須按期貢方物﹐無故不來貢者要治罪﹐欠貢者要補納﹐《明實錄》中就記有1609年(萬歷三十七年)﹐忽魯等衛女真人補進萬歷二十九、三十年貢馬410匹的記事。7明有關女真納貢的規定﹐後來雖作種種限制﹐但總趨勢是交往越往後越多。早在永樂初期﹐明成祖曾敕諭遼東邊官對女真各部來貢勿加限制﹐“悉聽其便”﹐並令對所貢方物﹐“悉厚直(值)酬之”。8及至15世紀中葉前﹐因明政治日趨腐敗﹐財政拮據﹐蒙古等族時有騷擾﹐於是﹐明廷對女真諸衛的貢品、年來次數、每次人數、來貢日期和時限等﹐都先後作出限制﹐令不得違反。而女真各衛以要求增設衛所增加入貢人數等方法進行抵制﹐反而人數日趨增加。如1470年(成化六年)以前﹐諸衛入貢者不過八九百人﹐1472年以後增至1200余人﹔至1513年(正德八年)﹐僅是年六月就有忽石門等6衛500余人“來貢馬”﹐海西女真祝孔革部等2000人“入關﹐各修職貢”。9   經濟方面﹕更是越來越頻繁﹐交流渠道有三﹕第一﹐納貢與回賞。女真人按期向明納貢﹐明廷給來貢者回賞﹐起著女真地區與內地間的經濟交流作用。女真諸部的貢物不盡相同﹐歸納說﹐有馬、貂鼠皮、海東青、大鷹、皂雕、白兔、黑兔、黑狐、呵膠、海螺皮、海獾皮、殳角(即海象牙)、好刺(即各色鹿)、豹皮等。明給女真來貢者的回賜與賞物﹐主要為彩緞、各種絹和布、各色紅絲衣、鞋、襪等。《大明會典》載﹐嘉靖年間﹐明按例賞給來貢者﹕都督每人彩緞4表裡﹐折紗絹2匹﹔都指揮每人彩緞2表裡﹐絹4匹﹐折紗絹1匹﹐各織金□絲衣1套﹔指揮每人彩緞1表裡﹐絹4匹﹐折紗絹1匹﹐素□絲衣1套﹔以上鞋襪各1雙﹕千百戶、鎮撫、舍頭目人﹐每人折衣彩緞1表裡﹐絹4匹﹐折紗絹1匹﹔奏事來者﹐每人紅絲衣2件﹐彩緞1表裡﹐折紗絹1匹﹐鞋襪各1雙。1僅依這個規定中賞給最少的“奏事來者”的物品﹐與萬歷年間限定﹐海西女真每年朝貢隻準1000人﹐建州女真500人計算2﹐則1年輸入海西、建州女真地區的□絲衣就有3000件﹐彩緞1500表裡﹐折絲絹1500匹﹐鞋襪各1500雙。再看回賜物﹐依嘉靖年間規定﹐例給貢馬每匹彩緞2表裡﹐折紗絹1匹﹔貂鼠皮每4張給生絹1匹﹐零者每個給布1匹。3僅依前面提到的忽魯等衛補欠兩年貢馬410匹﹐以貢馬數推測即知﹐明一年給女真諸部貢馬的回賜物﹐就比賞物的數量大。可知通過這一渠道﹐漢區生活用品輸入女真地區的﹐數量就十分驚人﹔而女真人的各種土特產品由這一渠道輸入漢區的數量﹐雖無具體記載﹐但數量很大也是可以肯定的。   第二﹐納貢過程中的交換。女真諸部首領赴京師朝貢﹐一般都隨帶很多土特產品﹐在京師交換。明廷先規定﹐來朝者在納貢受賞後﹐可在街市買賣5日﹐後來改為許與會同館開市3日或5日。4這一渠道的物資交流數量也不少﹐史載萬歷年間﹐帶到京師接待來貢者(主要是女真人)會同館的“行李”﹐多至千櫃﹐少亦數百。5女真人主要用土特產品交換“布絹瓷器”之類的生活用品﹐也千方百計購買“違禁”貨物。為了交換﹐他們常不按規定的日期返回﹐有的甚至拖延旬月。6海西和建州女真的朝貢者﹐還在返回途中常以所得“彩幣”或駑馬﹐沿途與漢人交換耕牛及銅鐵器皿。7   正是由於向明納貢女真人不僅能得到很多賞賜物﹐而且又能交易到各種生活用品和生產資料﹐所以自明中葉起﹐女真諸部常向明廷要求多設衛所﹐增加入貢人數﹐否則就興兵到漢區大肆殺掠8﹔而強部之間展開了對入貢憑証敕書或印信公文的爭奪和兼並。   第三﹐馬市貿易。馬市之設﹐始於1406年(永樂四年﹐一說在三年)。是年﹐明在開原、廣寧(今遼寧省北鎮縣)兩地設立馬市。廣寧為與蒙古朵顏三衛互市之地﹐開原是為與女真人互市而設。開原互市場所有兩處﹐一在城東﹐一在南關﹐後者又主要是接待海西女真的。1464年(天順八年)﹐增設專接待建州女真的撫順馬市﹐於是開原兩處簡瑪陷敦{撕N骱投□E□嫻慕灰壯::□?1588年(萬歷十六年)﹐又應建州女真的要求﹐開設清河、暖陽、寬甸3處馬市。最初﹐女真人至馬市﹐主要是與官方買賣﹐待官方買足所需馬匹後﹐方準與“諸人為市”。9然馬市的這種性質﹐到了明代後期﹐實際已成了女真諸部與以漢族為主的民間交易場所﹐明政府的買馬人員變為管理市場的官員﹐負責“撫賞”和“抽分”(征收入市貨物稅)。隨著馬市性質的變化﹐對原來的嚴格規定也被沖破。   1478年(成化十四年)曾規定﹐開原馬市每月初一至初五日開市一次﹔到1549年(嘉靖二十八年)已不是每月一次﹐而是大約每隔三四天一次﹔至20多年後的萬歷初年﹐則每隔一二天就開市一次﹐有時三四天連續互市﹔入市的女真人﹐少則數百﹐多至千余人﹐有一次竟達2237人。1女真人入市貨物﹐起初主要是馬﹐從遼東殘檔中可以看出﹐後來變為主要是貂皮和人參等采集品﹐並且越往後﹐人參、貂皮越佔顯著地位。女真人用這些狩獵和采集品﹐換取漢區的布匹和鐵鏵等生活用品和生產資料。遼東殘檔中記載有接待海西、野人女真互市的開原北關和廣順關﹐在1583年(萬歷十一年)七月至九月和次年一至三月這6個月內交換貨物的品種、次數和數量。能分清屬女真賣給漢人的有﹕人參、18次﹐3619斤﹔馬﹐18次﹐175匹﹔貂皮﹐18次﹐4734張﹔狐皮﹐18次﹐577張﹔□皮﹐16次﹐761張﹔珠子﹐8次﹐32顆﹔蜜﹐7次﹐1460斤﹔蘑菇﹐14次﹐3740斤﹔木耳﹐12次﹐762斤﹔還有鹿皮、豹皮、棒子等若幹。屬漢人賣給女真人的有﹕鐵鏵﹐19次﹐4848件﹔牛﹐18次﹐497頭﹕鍋﹐16次﹐354口﹔襖子﹐15次﹐234件﹔羊皮襖﹐9次﹐397件﹔水靴﹐14次﹐203雙﹔緞子﹐10次﹐58匹﹔絹﹐4次﹐6匹﹔還有木鍬等若幹。不能分清哪方買賣的有﹕羊﹐13次﹐213隻﹔羊皮﹐13次﹐1743張﹔驢﹐10次﹐23頭﹔豬﹐4次﹐11頭。此外﹐半年中來互市的女真人還得到明朝“撫賞”的布1055匹﹐鍋1669口﹔鹽3230斤。2如此廣泛和數量極大的交易及撫賞物﹐不但使雙方互通了有無﹐豐富了人民的生活﹐而且促進了社會發展。特別是對於女真人﹐這種經濟交流尤為重要﹐故明朝常對不聽約束的女真部落﹐用停止互市使其困乏﹐以示懲罰。   女真人與明朝及漢族的政治、經濟交往﹐已如上述。但在司一時期內﹐也存在著女真與明朝經常發生沖突的事實。據載﹐1429年(宣德四年)﹐海西女真“始入寇”。3﹔1449年(正統十四年)﹐蒙古瓦刺部首領也先攻北京﹐一部分海西、建州女真上層乘機“蜂起﹐遼東為之弗靖者數年”。4明廷為了保護漢區不受女真和蒙古諸部的侵擾﹐遂在東北地區有“邊牆”之設。邊牆的修築﹐加深了兄弟民族間的隔閡。事實上﹐無論是海西女真早先的“入寇”﹐還是後來建州女真的“叛服不常”﹐究其原因﹐一是女真貴族對財富的貪欲﹔再是明朝的腐敗及遼東地方官吏在馬市上及接納女真朝貢過程中﹐對女真人敲榨勒索﹐以致激起廣大女真人的不滿﹐並起而反抗﹐癒演癒烈。但這在封建制度下﹐是不可避免的﹐是多民族國家內部階級矛盾在民族問題上的反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孫進己等﹕《女真史》﹐第152─154頁。   2叢佩遠﹕《元代庫葉島的諸民族》﹐《民族研究》1989年第4期﹐第99頁。   3《元史》卷一三﹐第268頁。   4詳見本書第五編第二章第五節《二、金朝滅亡後的女真人》。   1《元史》《元史》卷一七﹐第370頁。   2《元史》卷二五﹐第574頁﹔卷二八﹐第629頁。   3參見《元史》卷一六﹐第345、346頁﹔《元史》卷一三三﹐第3224頁。   4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釋文匯編》東北卷﹐第206頁﹔張博泉等﹕《東北歷代疆域史》﹐第240頁。   5幹志耿、孫秀仁﹕《黑龍江古代民族史綱》﹐第425頁﹔賈敬顏﹕《東北古地理古民族叢考》﹐《黑龍江文物叢刊》1983年第2期。   6據《續文獻通考》卷二三○﹐第4663頁載﹐該5個軍民萬戶府地有“金扶余、海蘭、率賓、呼爾哈等路及肇、隆、信三州之地”。   7據《明實錄》洪武二十年十二月王申條﹐其中提到的韃靼﹐即達達﹐也就是水達達。   8《元史》卷四四﹐第926頁。   1叢佩遠、柴榮在《元代的吉裡迷》一文中說﹐乞列迷與吉裡迷“兩者無論在族屬或分布地域上﹐都是不同的”(《北方文物》1989第3期﹐第82頁)。   2曹廷傑﹕《西伯利東偏紀要》﹐第34頁。   3詳見本書第五編第二章第五節《二、金朝滅亡後的女真人》。   4《元史》卷一六﹐第337頁﹔《元史》卷一七﹐第363、364頁﹔《元史》卷一○○﹐第2565頁。   5《元史》卷一四﹐第295頁﹔《元史》卷一六﹐第346頁。   6《元史》卷六﹐第121頁﹔《元史》卷一二﹐第251、259頁。   7《元史》卷一二﹐第247頁﹔《元史》卷一一﹐第233頁。   1《元史》卷三四﹐第767頁。   2《元史》卷九四﹐第2378頁。   3《元史》卷六﹐第121頁﹔《元史》卷九﹐第181頁﹔《元史》卷五九﹐第1400頁。   4《元史》卷六﹐第121頁﹔《元史》卷一○○﹐第2566頁﹔《元史》卷一二九﹐第3143頁。   5《元史》卷四○﹐第858頁。   6《元史》卷一三﹐第277頁。   7《元一統志》開元路條﹐見金毓黻、安文溥﹕《大元大一統志輯本二》第34頁﹐《遼海叢書》本﹔陳循﹕《寰宇通志》卷一一六引《開元新志》﹔黃溍﹕《金華黃先生文集》卷二五﹐《魯國公紮刺爾公神道碑》。   8參見陳循﹕《寰宇通志》卷一一六引《開元新志》。   9《元史》卷一六﹐第336頁。   1《元史》卷五九﹐第1400頁。   2設路時間史無明文﹐此據《元史》本紀皇慶元年三月條已有“省水達達萬戶府冗員”﹐《五行志》是年六月條有“大寧、水達達路雨”而定(見卷二四﹐第550頁﹔卷五○﹐第1054頁)。   3《元史‧地理志》將合蘭府列水達達路下﹐合稱合蘭府水達達等路(卷五九﹐第1400頁)﹐今學術界多認為﹐合蘭府應屬開元路﹐今從之。   4此據《明實錄》洪武十八年九月甲申條﹕“女直高那日、捌禿、禿魯不花三人詣遼東都指揮使司來歸。自言﹕高那日乃故元奚關總管府水銀千戶所百戶﹐捌禿、禿魯不花乃失憐千戶之部人也。”奚關總管府治所﹐有說在今吉林省輝南縣境(見《女真史》﹐第146頁)。   5據《明實錄》洪武十五年二月壬戌條。   6《元史》卷一七﹐第363、364頁﹔《元史》卷九四﹐第2390頁《元史》﹔卷六﹐第121頁﹔《元史》卷九﹐第181─182頁﹔《元史》卷四一﹐第874頁﹔《元史》卷四三﹐第910頁﹔《元史》卷五九﹐第1400頁。   7《元史》卷九八﹐第2512頁﹔《元史》卷六﹐第117頁﹔《元史》卷七﹐第136頁。   1《元史》卷六﹐第109頁﹔《元史》卷九五﹐第2530頁。   2《元史》卷八﹐第154頁﹔《元史》卷一一﹐第226頁﹔《元史》卷一○﹐第215頁。此“女直軍”當為鄉兵(卷九八﹐第2509頁)。   3《元史》卷九﹐第181頁﹔《元史》卷一○﹐第198頁﹔《元史》卷一二﹐第259頁﹔《元史》卷一四﹐第295頁。   4《元史》卷一○一﹐第2592頁﹔《元史》卷三四﹐第767頁。   5王錦厚、李健才﹔《東北古代交通》﹐第252─269頁。   6《元史》卷二五﹐第574頁。   7《元史》卷一六﹐第352頁﹔《元史》卷一七﹐第369、370頁。   8《元史》卷一二﹐第258、259頁﹔《元史》卷一六﹐第353頁﹔《元史》卷一七﹐第362頁﹔《元史》卷九六﹐第2475頁。   1《元史》卷九四﹐第2390頁。   2《元史》卷六﹐第121頁﹔《元史》卷五九﹐第1400頁。   3《元史》卷四一﹐第874頁。   4《元史》卷九﹐第181、182頁。   5《元史》卷一三三﹐第3223─3224頁。   6《元史》卷四一﹐第881頁。   7《明實錄》洪武二十年十二月壬申條。   8《元史》卷一九﹐第409頁﹔《元史》卷二五﹐第574頁。   9鄭麟趾﹕《高麗史》卷二三﹐高宗三十六年九月己已條、三十七年二月甲辰條﹔《高麗史》卷二四﹐三十九年五月癸已條、四十年二月辛卯條﹐四十一年九月辛醜條、四十二年五月辛亥條、四十四年五月丁卯條。   10《元史》卷五﹐第85、100頁。《元史》卷一六﹐第353頁﹔《元史》卷一七﹐第366頁。   1包括今朝鮮咸鏡南、北道。這裡明初仍屬女真分布區﹐據《李朝實錄》卷七﹐太宗四年四月甲戌條載﹐永樂二年四月﹐明成祖詔令王可仁持敕至朝鮮招諭參散(今北青)等11處女真人﹐這11處南起哈蘭(今咸興)﹐北至溪關(在今圖們江北琿春河口)。內中提到的洪肯﹐即今洪原﹔阿沙﹐即今利原。   2《金史》卷一二二﹐第2666頁﹔《元史》卷一一九﹐第2938頁。   1權踶﹕《龍飛御天歌》第七卷﹐第53章注﹕“斡朵裡﹐地名﹐在海西江之東﹐火兒阿江之西。火兒阿亦地名﹐在二江合流之下。”按海西江即今鬆花江﹐火兒阿江即今牡丹江。   2一說斡朵裡部從依蘭一帶遷出時﹐首領為猛哥帖木兒祖父﹐即清史中的“范嗏”(見董萬侖﹕《東北史綱要》﹐第352頁)。   3建州衛初置於何地﹐至今史學界無一致看法﹐歸納言之﹐主要有在今吉林市、輝發河流域的海龍縣山城鎮山城、海蘭江和布爾哈通河合流處(元初置南京)、圖們江至琿春河間的古南京大石城、綏芬河流域等說(參閱李健才﹕《東北史地考略》﹐第215頁)。後說又分為在東寧縣大城子、俄境雙城子、雙城子南面的克拉斯諾雅爾山城三說。   4據《李朝實錄》卷一三﹐太宗七年四月壬子條載﹐斡朵裡部人崔咬納說﹐他們“原系玄城付籍人氏﹐洪武五年兀狄哈達乙麻赤到來玄城地面劫掠殺害……咬納將引原管人戶二十戶前來本國(朝鮮)吉州阿罕地面住坐”。按玄城在今琿春河西﹐圖們江北。   5《明實錄》卷五五﹐太宗永樂六年三月辛酉條。   6此據王鍾翰所考﹐見《清史新考》.第9頁。一說海刺河為今海蘭江﹐見李健才﹕《明代東北》﹐第24頁。   7《明實錄》卷三九﹐太宗永樂三年十二月甲戌條。一說毛憐衛置於今穆棱河流域(見《清史新考》﹐第10頁)。   8《大明會典》卷一○七﹐禮部65﹐朝貢3﹐東北夷﹐第1606頁。   9《李朝實錄》卷一一﹐太宗六年二月己卯條。   10根據是﹐當永樂八年毛憐衛首領把兒遜等在“庚寅事變”中被朝鮮軍殺後﹐明廷在回波江地區建毛憐衛(稱寄住毛憐衛﹐亦稱西毛憐衛)﹐以阿哈出次子猛(莽)哥不花兼任指揮使﹐又於圖們江地區重建毛憐衛﹐稱東毛憐衛﹐以前任把兒遜子阿裡為指揮使。   1《李朝實錄》卷二一﹐太宗十一年四月丙辰條。一說“徙於開元路”﹐即建州衛始設之地(見吳文銜等﹕《黑尼江古代簡史》﹐第251頁)。   2《李朝實錄》卷六一﹐世宗十五年閏八月壬戌條。   3《李朝實錄》卷二四﹐世宗六年四月辛未條。   4《李朝實錄》卷二○﹐世宗五年四月乙亥條。   5《明實錄》卷四三﹐英宗正統三年六月戊辰條。   6《李朝實錄》卷六二﹐世宗十五年十一月乙已條。   7《李朝實錄》卷八九﹐﹐世宗二十二年六月丙申條。   8《明實錄》卷七一﹐英宗正統五年九月乙未條。   9《明實錄》卷八九﹐英宗正統七年二月甲辰條。   1《李朝實錄》卷九﹐文字元年八月甲戌條。   2《李朝實錄》卷九○﹐世宗二十二年七月丁卯條。   3董萬侖﹕《東北史綱要》﹐第438、439頁。   4鬆花江何以得名海西江﹐或說因江在日本海之西﹐或說因其在唐代渤海國之西。   5《元史》卷一五﹐第309頁﹔《元史》卷二五﹐第569頁。   6《元史》卷一二﹐第254、255頁。   1學術界對海西女真所指﹐說法不一﹐皆持之有故。究其出現分歧的原因﹐即未對這一變化過程作具體分析。   2苕上愚公﹕《東夷考略》﹐第2頁。   3《明實錄》卷四○﹐太宗永樂四年二月己已條﹔《明實錄》卷一四七﹐英宗正統十一年十一月已卯條。   4《滿洲實錄》卷一﹐第6頁。   5張鼐﹕《遼夷略》第8頁。   6《滿洲實錄》卷一﹐第6頁。參《東夷考略》﹐第8頁。   7《滿洲實錄》卷一﹐第6頁。   8同上。   1參滕紹箴﹕《滿族發展史初稿》﹐第45頁。   2《明實錄》卷六二﹐太宗永樂七年三月丁卯條﹔《明實錄》卷六三﹐永樂七年五月乙酉條。   3《明實錄》卷八二﹐英宗正統六年八月丁醜條。   4《滿洲實錄》卷一﹐第7頁。   5孫進己等在《女真史》第225頁中認為﹐星根達爾漢與打葉為兩人﹐前者為土默特氏﹐後者為女真一支的首領。   6一說璋地在今吉林省伊通河流域。   7一說南遷葉赫河在1427年(宣德二年)。   1蔣秀鬆﹕《海西與海西女真》﹐《民族研究》1981年第5期﹐第34、35頁。   2《大明會典》卷一○七﹐禮部六五﹐朝貢三﹐東北夷﹐第1606頁。   3苕上愚公﹕《東夷考略》﹐第2頁。   4《大明一統志》卷八九﹐第8、9頁﹐天順五年修﹔畢恭﹕《遼東志》卷九﹐第5頁。   5所在位置﹐采膝紹箴之說﹐見《滿族發展史初稿》﹐第7頁。   1《李朝實錄》卷二六九﹐成宗二十二年九月乙末條﹔《李朝實錄》卷八四﹐世宗二十一年二月丙寅條。   2《李朝實錄》卷七七﹐世宗十九年六月己已條。   3盧瓊﹕《東戍見聞錄》﹐《遼東志》卷七﹐第4頁。   4參見楊余練﹕《明代後期的遼東馬市與女真族的興起》﹐《民族研究》1980年第5期﹐第29、30頁。   5盧瓊﹕《東戍見聞錄》﹐《遼東志》卷七﹐第4頁﹔《明實錄》卷二三三﹐世宗嘉靖十九年二月丁卯條。   6參見楊余練﹕《明代後期的遼東馬市與女真族的興起》﹐《民族研究》1980年第5期﹐第29頁。   7《李朝實錄》卷二五九﹐成宗二十二年十一月戊子條。   8畢恭﹕《遼東志》卷九﹐第5頁。   9《李朝實錄》卷四五﹐世祖十四年三月壬戌條。   10《李朝實錄》卷三九﹐世宗十年二月丁醜條﹔《李朝實錄》卷五九﹐世宗十五年三月癸亥條。   1《明實錄》卷一○三﹐英宗正統八年四月庚戌條。   2參見董萬侖﹕《東北史綱要》﹐第374、375頁。   3苕上愚公﹕《東夷考略》﹐第2頁﹔田汝成﹕《遼紀》﹐第10頁。   4《李朝實錄》卷一六﹐燕山君二年七月丙寅條。   5《李朝實錄》卷一一三﹐世宗二十八年八月辛酉條。   6參見林延清﹕《論明代遼東馬市從官市到民市的轉變》﹐《民族研究》1983年第4期﹐第53頁。   7《武備志》卷二二八《女直考》﹐第7頁。   8《李朝實錄》卷二一﹐中宗九年十月壬寅條﹔卷二一﹐太宗十一年正月辛巳條。   9李民□﹕《建州聞見錄》﹐第43頁。   10《李朝實錄》卷二○﹐世宗五年四月乙亥條。楊余練﹕《明代後期的遼東馬市與女真族的興起》﹐《民族研究》1980年第5期﹐第32頁。   1畢恭﹕《遼東志》卷九﹐第5頁。   2《李朝實錄》卷五二﹐成宗六年二月辛巳條。   3《李朝實錄》卷二﹐睿宗元年十一月癸亥條。   4《李朝實錄》卷二五五﹐成宗二十二年七月丁亥條。   5《李朝實錄》卷一五九﹐成宗十四年十月戊寅條﹔《滿洲實錄》卷三﹐第2頁。   6《明實錄》卷一一三﹐英宗正統九年二月甲午條。   7《李朝實錄》卷四三﹐燕山君八年三月癸未條。   8同5。   9《滿洲實錄》卷三﹐第2頁。   10《李朝實錄》卷五七﹐成宗六年七月癸醜條。畢恭﹕《遼東志》卷九﹐第5頁。   1李民□﹕《建州聞見錄》﹐第43頁﹔苕上愚公﹕《東夷考略》﹐第9頁。   2《李朝實錄》卷一五九﹐成宗十四年十月戊寅條。   3《李朝實錄》卷八四﹐世宗二十一年正月己醜條。   4畢恭﹕《遼東志》卷九﹐第5頁。   5《李朝實錄》卷一五九﹐成宗十四年十月戊寅條。   6《明實錄》卷一○四﹐太宗永樂十五年正月已亥條。   7《李朝買錄》卷一六二﹐成宗十五年正月丁未條﹕《李朝實錄》卷一七三﹐成宗十五年十二月丁卯條。   1《明史》卷四一﹐第952─953頁。   2《明實錄》卷一五三﹐太祖洪武十六年四月己亥條。   3《明實錄》卷一八二﹐太祖洪武二十年六月癸卯條﹔《明實錄》卷一八七﹐太祖洪武二十年十二月癸亥條。   4《明實錄》卷二三九﹐太祖洪武二十八年六月辛巳條。   5《明實錄》卷一八七﹐太祖洪武二十年十二月壬申條﹔畢恭﹕《遼東志》卷五﹐第40頁。   6《李朝實錄》卷五﹐太宗三年六月辛未條。   7《明實錄》卷二四﹐太宗永樂元年十一月辛醜條﹔卷二五﹐太宗水樂元年十二月辛巳條。   1《明實錄》卷二六﹐太宗永樂二年二月癸酉條。   2畢恭﹕《遼東志》序﹐第5頁。   3《明實錄》卷六二﹐太宗永樂七年閏四月己酉條。   4《永寧寺碑記》﹐鐘民巖﹕《歷史的見証》附錄﹐《歷史研究》1974年第1期。   5畢恭﹕《遼東志》卷一﹐第2、3頁。   6《大明統一志》卷八九女直﹐第5─8頁﹔《明史》卷九○﹐第2222─3227頁。   7《明實錄》卷二二○﹐世字嘉靖十八年正月己醜條﹔《明實錄》卷四五四﹐神宗萬歷三十七年正月庚子條。   8《明實錄》卷四八﹐太宗永樂五年二月己醜條﹔《明實錄》卷六五﹐太宗永樂七年七月癸巳條。   9《明實錄》卷一二六﹐憲宗成化十年三月甲辰條﹔《明實錄》卷一○一﹐武宗正德八年六月辛亥條。   1《大明會典》卷一一一﹐禮部六九﹐給賜二﹐外夷上﹐第1650頁。   2《大明會典》卷一○七﹐禮部六五﹐朝貢三﹐東北夷﹐第1606頁。   3同1。   4《明實錄》卷一七二﹐英宗正統十三年十一月庚戌條﹔《大明會典》卷一一一﹐禮部六九﹐給賜二﹐第1651頁。   5《明實錄》卷四九四﹐神宗萬四十年四(五)月壬寅條。   6同上。   7《明實錄》卷五四﹐英宗正統四年四月己醜條﹔卷三○○﹐英宗天順三年二月庚午條。。   8《明實錄》卷二五○﹐世宗嘉靖二十年六月己卯條。   9《明實錄》卷一一三﹐宣宗宣德九年十月丁巳條。   1楊余練﹕《明代後期的遼東馬市與女真族的興起》﹐《民族研究》1980年第5期﹐第28頁。   2以上見周遠廉、謝肇華﹕《明代女真與漢族的關系》﹐《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81年第2期﹐第114、115頁。   3苕上愚公﹕《東夷考略》﹐第8頁。   4馬文升﹕《撫安東夷記》﹐第1頁。    -- 奈何風乍起﹐輒憶蓴羹鮮。 ※ 來源:‧水木社區 http://newsmth.net‧[FROM: 59.66.82.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