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辛亥革命與民國初期的各民族
辛亥革命是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革命派領導的中國民族民主革命。在這場偉大的鬥爭中﹐孫中山先生站在國家和民族的高度﹐闡釋了與傳統民族觀有本質區別的民族主義﹐使之成為中國近代民族運動的一面旗幟。中國各民族人民受其影響﹐積極地投入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反對分裂、維護祖國統一、實現民族獨立和解放的鬥爭﹐取得了空前的勝利。但是﹐由於袁世凱為代表的封建北洋軍閥集團竊取革命成果﹐以及蔣介石國民黨政府背叛民族主義﹐中國各民族的艱苦奮鬥﹐最終既未能推翻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而實現中華民族的獨立與解放﹐又未能消滅封建軍閥而實現國內各民族的自由與平等。
第一節 孫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及國民黨政府的背離
一、同盟會的民族主義及孫中山先生的解釋
1901年（光緒二十七年）辛醜條約簽訂以後﹐由於帝國主義加深對華侵略﹐清政府徹底投降帝國主義﹐中國社會諸矛盾空前尖銳。已淪為“洋人的朝廷”的清政府﹐成為中國各種進步勢力的眾矢之的。因此﹐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反對封建制度和民族壓迫﹐在推翻清王朝腐朽統治的基礎上是一致的﹐孫中山先生所倡導和領導的資產階級民族民主革命由是勃然興起。
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在革命形勢的推動下﹐中國同盟會在日本東京成立﹐開始把分散的革命力量統一起來。同盟會一經成立﹐就成為中國資產階級民族民主革命的政治核心﹐對辛亥革命產生領導作用。它通過諸方面將資產階級領導的辛亥革命推向高潮﹐“自革命同盟會成立之後﹐予之希望則為之開一新紀元……從此革命風潮一日千丈”１。
同盟會不同於拜上帝會和義和團﹐在其綱領中鮮明標明了資產階級民族民主革命的性質。它的綱領最初規定為“驅逐撻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２。後來在《民報》發刊詞中﹐將十六字綱領概括為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即傳統稱呼的舊三民主義﹐關於民族主義﹐是指“驅逐靴虜﹐恢復中華”。它從字面上是對朱元璋的反元朝口號的沿襲﹐但內容上卻有本質區別﹐蘊涵著積極的近代資產階級民族革命思想。
孫中山先生是三民主義的創始人和辛亥革命公認的領袖。
1894年（光緒二十年）﹐他在興中會誓詞中第一次提出“驅逐靴虜﹐恢復中國﹐創立合眾政府”。
1903年（光緒二十九年）﹐他在東京軍事訓練班誓詞中又豐富了自己的思想﹐完整地提出“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十六字綱領１﹐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這一綱領被規定為同盟會的宗旨和綱領。因此﹐關於民族主義﹐孫中山先生的闡釋才具有最高的權威性。
按照孫中山先生的闡釋﹐“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包含雙重含義﹕第一層含義是指反滿﹐就是推翻清朝政府﹐改變它一貫推行的民族歧視和民族壓迫的政策。孫中山在大量文章中宣傳和闡釋反滿﹐尖銳批判和揭露清政府的罪惡﹐“滿洲政府﹐窮兇極惡﹐今已盈貫﹐義師所指﹐覆沒政府﹐還我主權”２。在宣傳反滿革命的同時﹐孫中山比較明確地區分了“種族革命”與“民族革命”。他指出﹕“民族主義﹐並非是遇著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我們並不是恨滿洲人﹐是恨害漢人的滿洲人。假如我們實行革命的時候﹐那滿洲人不來阻害我們﹐決無尋仇之理”３。他還駁斥民族革命是要盡滅滿洲民族的錯誤認識﹐明確表示﹕“這話大錯。”在有些場合﹐孫中山甚至表示聯合滿族人民的意願。同盟會成立時﹐有人極力倡導種族革命﹐孫中山當即反對﹐他認為“滿洲腐敗﹐我輩所以革命﹐即令滿人同情於我﹐亦可許其入黨”４。尤其重要的是﹐孫中山並沒有把民族主義局限於反滿﹐而把它與“創立共和”的民權主義緊密聯系起來﹐“革命宗旨﹐不專在對滿﹔其最終目的﹐尤在廢除專制﹐創造共和”５。正是基於這些認識﹐孫中山將民族主義與傳統華夷之辯的民族觀區別開來﹐“惟前如有明及太平天國﹐隻以驅逐光復自任﹐此外無所轉移。我等今日與前代殊﹐於驅逐韃虜、恢復中華之外﹐國體民生尚當與民變革﹐雖緯經萬端﹐要其一貫之精神則為自由、平等、博愛”６。這裡已經蘊涵民族平等的思想萌芽。
民族主義的第二層含義是指獨立。所謂獨立﹐既明指從滿族統治者的統治下實現獨立。又隱寓反對外來侵略﹐實現中華民族的獨立﹐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力獨立自主的中國。孫中山從總體上認識到﹕“中國現今正處在一次偉大的民族運動的前夕﹐”７。號召“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中國之政治﹐中國人任之”。這裡涵蓋了獨立的雙重含義。盡管孫中山沒有直接了當地提出反帝白號﹐但從一個側面闡釋了民族主義所隱含的反對外來侵略、爭取中華民族獨立的思想。他尖銳揭露帝國主義的侵略罪行﹐“方今強鄰環列﹐虎視鷹瞵﹐久垂涎於中華五金之富、物產之繁。蠶食鯨吞﹐已效人尤﹐至於踵接﹔瓜分豆剖﹐實堪慮於目前”８。繼而號召中華民族奮起抗爭﹐“庶我子子孫孫﹐或免奴隸（於）它族”。他反復告誡人們﹐“我們如不急起驅除之﹐外國列強則將在不久替我們趕走滿族。那麼﹐我們將成為另一統治民族的奴隸”９。反對滿族貴族的民族壓迫和帝國主義的侵略的思想﹐已經躍然於紙上。
孫中山對民族主義的認識﹐已經超越傳統的民族觀﹐但他沒有於此止步。辛亥革命總爆發後﹐他從各民族參加反滿革命的實踐中逐漸認識到中國多民族一體性﹐在其民族平等思想萌芽的基礎上提出了各民族一律平等的主張﹐從而更加豐富了民族主義的內涵。他首先闡釋了“中華”多民族統一的思想﹐在《臨時大總統宣言》中﹐孫中山指出﹕“國家之本﹐在於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即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是曰民族統一。”１。還在各種場合進一步闡述這一思想﹐“中華民國之建設﹐專為擁護億兆國民之自由權利﹐合漢。滿、蒙、回、藏為一家﹐相與和衷共濟”２﹐“政治改革﹐五族一家﹐不分種族”３。“五族一家”的思想﹐不僅涵蓋了漢族﹐而且包含了滿族在內的中國各民族﹐明確無誤地揭示了中華諸民族統一於“中華”的思想。這是孫中山民族主義的重大進步。基於這種認識﹐孫中山先生提出了主權屬於各民族和各族人民一律平等的主張。他宣布中華民國為中國各民族所共有﹐“今我共和成立﹐凡屬蒙、藏、青海、回疆同胞﹐在昔之受制於一部者﹐今皆得力國家主體﹐皆得為共和國之主人翁﹐即皆取得國家參政權”４。同時明確表示﹕“今日共和政體﹐人人自由﹐五族平等。”５。並將各民族平等以法律形式規定下來。《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規定﹐“中華民國人民一律平等﹐無種族、階級、宗教之區別。”６孫中山關於民族平等的思想﹐在中國歷史上尚屬首次闡釋﹐意義極為重大。
孫中山的舊民族主義﹐既區別於“華尊夷卑”觀念﹐亦截然不同於單純以反滿為目標、標榜“種族革命”的大漢族主義﹐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國各民族的利益﹐因而得到各民族人民較為廣泛的擁護﹐成為反對清朝封建統治和捍衛中華民國鬥爭的一面旗幟。但是﹐亦應指出﹐舊民族主義存在許多缺陷﹐它沒有明確提出中華民族反對帝國主義的主張﹐對國內各民族的涵蓋還偏於狹窄﹐至於如何保証各民族一律平等﹐缺乏具體的規定。然而這些缺陷與舊民族主義的進步性相比﹐則屬於次要的。
二、1924年孫中山先生對民族主義的重新解釋
辛亥革命最終以袁世凱竊權而告失敗。中華民國名存實亡﹐軍閥專政代替了清王朝的統治。中國社會諸種矛盾繼續存在﹐中國的民族問題沒有得到任何方面的解決。殘酷的現實教訓了孫中山﹐使他重新考慮中國問題﹐重新認識中國的民族矛盾﹐重新尋求救國救民的新途徑和新方法。
他尖銳地批判由於軍閥專制﹐五族共和純屬空談﹐“五族共和者﹐直欺人之語。”對中國多民族狀況也有更深入的認識﹐他指出﹕“這五族的名詞很不切當﹐我們國內何止五族呢。”這些思想無疑是對三民主義的發展﹐反映孫中山先生永無歇止的探索精神。但是﹐促使孫中山民族主義飛躍發展的是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俄國十月革命後﹐孫中山從俄國革命中看到了中國革命的希望﹐認識到“中國革命的唯一實際的真誠的朋友是蘇聯”１﹐確立了爭取蘇聯援助、學習蘇聯革命經驗的方針﹐共產國際、蘇俄政府和中國共產黨及時地向孫中山伸出援助之手。經過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的不懈努力﹐孫中山所領導的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聯合建立革命的統一戰線。由於蘇俄和中國共產黨的影響﹐孫中山重新闡釋了三民主義﹐確立起新三民主義。關於民族主義﹐孫中山既發揚了舊民族主義的精華﹐又以嶄新的內容發展了它﹐使民族主義進入一個新階段。
在重新闡釋民族主義時﹐孫中山明確指出民族主義“有兩方面之意義﹐一則中國民族自求解放﹐二則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２。所謂中國民族自求解放﹐是就中華民族與世界其它民族之關系而言﹐主要是針對帝國主義侵略統治中華民族而言。孫中山先生解釋說﹐民族主義“其目的在使中國民族獲得自由獨立於世界”３。即在國際上得到獨立、自由、平等的地位。孫中山認識到﹕由於帝國主義武力、政治和經濟的侵略﹐以及與軍閥的相互勾結﹐“其結果是使中國失其獨立與自由”４。“中國民族﹐遂久淪於次殖民地地位”５。因此﹐要實現民族的自求解放﹐“則非排除帝國主義者政治經濟等等之侵略不可”６。基於這一認識﹐孫中山堅定而明確地提出聯合民眾反抗帝國主義的主張﹐隻有實現與民眾的聯合﹐“中國民族之真正的自由與獨立始有可望矣”７。這一主張的提出﹐極大地豐富了孫中山新民族主義的內涵﹐增強了民族主義的革命性。它開始切中中國民族問題的要害。
所謂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是就國內各民族之關系而言的。對此﹐孫中山在原來民族平等主張的基礎上作了更為切實和深刻的闡釋。他首先指出辛亥革命後﹐由於軍閥專制﹐國內民族平等未能實現﹐“國內諸民族因以有杌隉不安之象”８。出現民族分裂的嚴重問題。針對這種形勢﹐孫中山更加明確和完整地申述國內民族平等的主張﹐宣布“承認中國以內各民族之自決權﹐於反對帝國主義及軍閥之革命獲得勝利以後﹐當組織自由統一的（各民族自由聯合的）中華民國”９。民族自決權的提出﹐是孫中山對民族主義的重要發展﹐也是解決國內民族平等問題的理論依據﹐其進步性不言自明。但是﹐孫中山對民族自決權的闡釋不是孤立片面的﹐相反他從中國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歷史實際出發﹐指出民族自決權的行使要與反對帝國主義及軍閥、維護國家民族統一緊密結合﹐“中國以內各民族之自決﹐非許其分割﹐尤非許其一方脫離中國﹐一方歸附他國”10。而且民族自決要服從於反對帝國主義及軍閥這一根本目標及建立自由統一的國家﹐在這裡孫中山否定了以民族自決權為借口實行國家和民族分裂的言行。正是基於這種認識﹐孫中山發展了“中華民族”概念﹐明確主張“合漢、滿、蒙、回、藏五族﹐為中華民族”１。在闡釋民族主義時﹐孫中山還根據中國各民族實際狀況﹐提出了相對於漢民族的“少數民族”概念﹐這或許是中國歷史上對少數民族最實際、最不帶民族偏見的界定。
孫中山對新三民主義中民族主義闡釋﹐彌補了舊民族主義的缺陷和不足﹐使之更加符合中國民族的實際。他把反對帝國主義及軍閥與爭取中華民族獨立和解放的全民族運動結合起來﹐把實現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與國民革命運動結合起來﹐標志孫中山終於找到了徹底解決中國民族問題的新道路。
三、蔣介石國民黨政府對孫中山先生民族主義的背離
1925年（民國十四年）孫中山先生逝世後﹐國民黨內右派勢力抬頭﹐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新軍閥不顧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公然於1927年（民國十六年）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從而徹底斷送了國民革命。蔣介石成立南京國民黨政府後﹐標榜自己繼承孫中山的遺志﹐實行三民主義﹐實際上卻完全背離其思想內核﹐以三民主義的招牌推行軍閥專制之實際。
國民黨政府對民族主義的背離﹐反映在對待國內民族問題和中華民族與世界其它民族的關系兩個方面。反對帝國主義以實現中華民族的獨立和解放﹐是孫中山新民族主義的主要內容之一。但是﹐國民黨政府卻投靠帝國主義﹐完全拋棄反對帝國主義的主張﹐犧牲中華民族獨立與解放這一根本利益而保護蔣介石集團的一已私利。
在對待國內民族問題上﹐國民黨政府自稱﹕“我國民政府仍一本我國父的遺教……務使國內各宗族一律平等﹔並積極扶助邊疆各族的自治能力和地位。”２實際上是推行大漢族主義。蔣介石在民族觀上表現出強烈的大漢族主義﹐他不承認除漢族外中國其它民族共同體的存在﹐認為這些民族隻是“宗族”﹐而“中華民族是多數宗族融和而成的”３。甚至視少數民族為“邊民”。這與孫中山先生的民族觀大相徑庭。至於孫中山所倡導的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更是為國民黨政府所踐踏。在中國少數民族地區﹐國民黨政權除加強其獨裁的經濟統治外﹐還大力推行強制同化政策﹐正如周恩來同志所指出的﹐“蔣介石的民族觀﹐是徹頭徹尾的大漢族主義。在名義上﹐他簡直將蒙、回、藏、苗等稱為邊民﹐而不承認其為民族。在行動上﹐也實行民族的歧視和壓迫”４。
國民黨政府對民族主義的背離﹐既是對孫中山先生新民族主義的背叛﹐也是對中國各民族根本利益的踐踏﹐必將遭到全國各民族人民的反對。
第二節 辛亥革命時期各民族的革命活動
一、辛亥革命前防城、鎮南關等地起義
同盟會成立後﹐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革命派在批判改良思想的同時﹐對清王朝展開了武裝反抗。孫中山認為武裝起義的戰略重點在西南﹐“欲先取中國南部數省為根據地﹐然後進窺北部﹐故猛著先於粵桂滇三省”１。在孫中山的直接領導下﹐革命黨人在粵、桂、滇三省發動一系列反清武裝起義。該地區聚居著壯、漢、苗、瑤、彝、哈尼等族人民﹐他們積極參予防城﹐鎮南關和河口起義﹐有的少數民族志士還成為起義的組織者和領導人。
1907年（光緒三十三年）﹐清政府強行在欽州苛派糖捐﹐激起欽州壯、漢各族人民的反抗。尤其三那（那黎、那彭、那思三墟）人民反抗最烈﹐他們在團紳劉思裕等人領導下組織“萬人會”﹐掀起聲勢浩大的抗捐鬥爭。孫中山受其鼓舞﹐決定聯合抗捐群眾﹐大舉起義。為此﹐孫中山派人潛赴欽州良屋﹐對劉思裕等人曉以革命大義﹐希望他們“能與吾黨一致進行﹐不特可免清軍之剿除﹐且可以光復數百年淪於異族之大好山河”２。劉思裕等同意接受同盟會的領導﹐共同起義。清軍統領郭人漳陽奉陰為﹐欺騙孫中山﹐陽允響應起義﹐背地裡卻對三那抗捐群眾突然襲擊﹐將三那抗捐鬥爭鎮壓下去。三那人民派人赴河內向孫中山求援。於是﹐孫中山任命同盟會會員王和順（壯族）為“中華國民軍南軍都督”﹐赴三那聯絡民團、會黨﹐領導欽廉起義。王和順到達三那時﹐三那人民已“在各鄉組織革命軍﹐預備發動﹐有槍數百支﹐劉思裕三侄顯明﹐率黨數百人來會﹐聲勢頗盛”３。欽廉各地人民對於革命黨也異常歡迎﹐九月三日﹐王和順率義軍200余人﹐在王光山起義。五日攻佔防城。王和順以都督名義發布《告粵省同胞文》、《告海外同胞書》等文告﹐申明三民主義。不久移師攻欽州府城。此時黃興奉命潛入欽州﹐策動郭人漳倒戈起義﹐郭人漳故伎重演﹐陽允黃興﹐背地裡卻扼險抵抗起義軍。王和順被迫改攻靈山﹐復遭清軍攻防城。義軍腹背受敵。九月中旬﹐以槍械不濟﹐王和順率軍退回三那﹐並將義軍解散。歷時半月的防城起義失敗。
是年十二月﹐防城起義失敗後﹐孫中山復派黃明堂（壯族）為鎮南關都督﹐領導鎮南關起義﹐同時委王和順為中華國民軍前軍第一司令﹐相機奪取水口關以為聲援。二日黎明﹐黃明堂率那模村壯、漢族鄉勇組成的起義軍﹐偷襲鎮南關﹐一舉佔領三座炮台。在起義軍的影響下﹐“附近遊勇來投軍者不絕於道”４。孫中山聞捷訊﹐立刻率黃興等人親赴鎮南關指揮作戰。清軍將領陸榮廷屢戰屢敗﹐於是“密函約降”以為緩兵之計﹐等待援軍。孫中山信以為真﹐決定親赴河內籌款﹐擬作“花紅”收買陸榮廷ㄐ撕m艋潑魈寐使戮□□卣蚰瞎亍Ｋ鎦猩嚼□□螅□鬮魈岫攪□霉庠鱸□□嵬□餃僂10□似鷚寰□﹔潑魈們錐揭寰□朗卣□兀□氳辛□辜□劍□詈笠虻□×婦闢□誥湃掌□ㄍ晃□□鷚迨□堋Ｊ且芻鞅星寰?200余人。
雲南河口是滇南門戶﹐戰略地位重要。鎮南關起義之前﹐孫中山即著手策劃河口起義﹐目的是奪河口以圖全滇。鎮南關起義失敗後﹐孫中山立即實施河口起義計劃﹐派黃明堂、王和順率領從鎮南關撤出的義軍開赴滇越邊境﹐設前敵指揮部於孟壩寨。
1908年（光緒三十四年）四月三十日﹐黃明堂率軍進攻河口﹐發動起義。清軍防營一部聞訊響應起義﹐與起義軍會合﹐攻克河口﹐殺死清朝邊防督辦王鎮邦。黃明堂即以“中華國民軍南軍都督”名義﹐布告安民﹐嚴申軍紀﹐征募義捐。當地各族人民熱烈響應﹐踴躍入伍﹐起義軍“數日內增加至千余人。聲勢大振”１。五月三日﹐連克南溪、新街等地﹐直逼蠻耗、蒙自﹐義軍擴至3000余人。當時﹐力加強對前線的領導﹐孫中山任命黃興為總司令﹐節制各支起義軍。但是﹐由於義軍內部存在矛盾和分歧﹐黃興無法實施領導﹐返回越南﹐至老街﹐被越南法國當局扣押驅逐出境。同時﹐法國加強對滇越邊境的封鎖。在這種形勢下﹐河口義軍陷入孤立無援的困境﹐最後以彈盡糧絕退出河口﹐入越南時被法軍繳械﹐河口起義遂告失敗。
孫中山在西南民族地區發動的反清起義﹐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該地區各民族人民的支持﹐這表明各民族人民在反清革命的重大問題上是一致的。這些起義雖然都失敗了﹐但是它加速了孫中山先生倡導的民族民主思想的傳播﹐對喚起各民族群眾投身於反清革命運動﹐起到重要作用。
二、辛亥革命中各民族的革命活動
由於清政府長期推行民族歧視和民族壓迫政策﹐民族地區的民族矛盾與其它社會矛盾都異常尖銳。孫中山先生所倡導的民族民主主義﹐客觀上代表了該地區各民族人民的利益和要求﹐贏得各民族人民的擁護。因此﹐武昌首舉義旗﹐一場偉大的資產階級民族民主革命風暴立刻刮遍全國﹐國內各民族與漢族聯合一體﹐積極投入這場革命﹐為推翻封建專制王朝﹐建立民族平等的民國做出了重大貢獻。
在首義之區的兩湖地區﹐土家族和苗族人民率先響應起義。武昌起義時﹐鄧玉麟等許多土家族、苗族革命青年都參予了起義的準備工作﹐有的還成為重要的領導成員。武昌起義爆發﹐湘鄂西各民族人民率先響應。
1911年（宣統三年）九月二十八日﹐鄂西土家革命黨人聯絡會黨﹐策動軍隊倒戈﹐促使施南府宣布獨立﹐聽命於湖北軍政府。在湘西﹐革命黨人與土家族苗族首領聯合發動各族人民起義﹐組成“光復軍”。十一月二十七日﹐提前宣布起義﹐進攻鳳凰廳城﹐遭到清軍鎮壓而失敗。但是湘西各族人民不為清軍的白色恐怖所嚇倒﹐積極策劃更大規模的起義。迫於革命形勢﹐道台朱益濬交出湘西地方政權﹐1912年（民國元年）元旦﹐湘西軍分政府宣告成立。
雲、貴、川三省各民族人民積極響應武昌起義。武昌起義後﹐四川革命形勢進一步發展﹐保路同志軍圍攻成都﹐川督趙爾豐窮於防堵﹐無暇顧及其它。西昌彝、回、藏、漢等族人民﹐在同盟會員張耀堂的領導下﹐趁機宣布起義。起義之初﹐參加義軍者即達5000余人。周邊各民族人民受其影響也相率起義響應。在貴州﹐自治會領導了貴州起義。大定府苗、彝、漢等民族人民響應自治會的號召﹐在彝族知識分子黃濟舟的領導下﹐發動起義﹐推翻清大定府政權。雲南受武昌和鄰省革命的影響﹐革命形勢急劇高漲。九月二十七日﹐幹崖第23代土司傣族知識分子同盟會員刀安仁與張文光﹐以“自治同志會”為核心﹐在騰越宣布起義﹐成立滇西軍都督府﹐刀安仁出任第二都督。騰越起義對雲南全省產生巨大沖擊﹐九月三十日﹐李根源等人在昆明起義﹐組成雲南軍政府。滇西軍政府是雲南建立的第一個資產階級革命政權﹐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刀安仁即代表滇西軍政府所屬土司呈文孫中山﹐表示擁戴共和﹐維護統一﹐為鞏固邊陲出力。２
東北滿族與其它各民族人民的聯合反清鬥爭﹐直接促進了辛亥革命在東北的發展。武昌起義不久﹐同盟會會員張榕（漢軍旗）、寶崑（滿族）與其它革命黨人在奉天省城（今沈陽市舊城）“分頭秘密集會﹐共謀起義﹐促動關外三省獨立”１。十月十七日﹐針對東三省總督趙爾巽策動成立“奉天國民保安會”﹐張榕等人聯合各股革命力量﹐在奉天成立“聯合急進會”﹐張榕出任會長。由於東北是滿族聚居區﹐聯合急進會十分重視處理革命與民族問題的關系﹐根據孫中山先生的民族民主思想﹐提出“尊重人道主義﹐且以建設滿、漢聯合共和政體為目的”２的宗旨。為了消除民族融閡﹐增強民族團結﹐革命黨人對民族民主主義進行了廣泛的宣傳﹐在《同胞請看》的傳單中﹐宣告“民主立憲﹐是其宗旨﹐種族排擠﹐豈其主義﹖謂為排滿﹐尤屬無稽﹐滿蒙回藏﹐咸與漢一。排滿謠傳﹐官忌所致﹐有心肝人﹐誰能信此”３。由於正確對待民族問題﹐滿族人民消除了疑慮﹐積極投入東北革命運動。聯合急進會最初主張以和平的方式達到革命目的﹐在遭到清軍鎮壓後﹐開始轉向武裝鬥爭﹐在各地發動起義﹐但均為清軍鎮壓而失敗。盡管如此﹐東北各民族人民在鬥爭中提出各民族共建共和制的主張﹐對實現民族團結仍有一定的價值﹐而起義的實踐客觀上牽制了清軍﹐使趙爾巽的勤王計劃破產﹐宣統皇帝東歸偏安一隅的企圖落空。
武昌起義還加速了內蒙古各民族人民的革命進程。武昌起義前﹐許多蒙、漢、滿族知識分子已經接受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有的人加入同盟會﹐蒙古族青年雲亨、經權是其代表。經過他們的艱苦工作﹐歸化域和包頭革命勢力逐漸發展﹐“同志入（同盟）會者日眾”４﹐同盟會成為內蒙古革命的核心。內蒙古革命黨人的工作為起義創造了有利條件。武昌起義後﹐雲亨等人相率從外地“馳赴綏遠、包頭﹐運動軍隊﹐響應起義”５。並與晉北大同等地革命黨人“時通聲氣﹐互相響應”﹐共謀光復西北各省。十月九日﹐由滿、漢、蒙等族士兵組成的清巡防隊率先在歸化城（今呼和浩特市）起義﹐揭開內蒙古各民族人民反清起義的序幕。十二月初﹐受大同革命黨起義的影響﹐豐鎮農民軍發動起義﹐攻克豐鎮。雲亨等人在包頭起義﹐攻佔包頭﹐成立軍政府。革命軍得到各民族人民的擁護﹐當其入包頭城時﹐“一日之間﹐旌旗變色﹐全市慶祝﹐歡聲雷動”６。清政府在歸化、包頭的統治土崩瓦解。但是﹐由於清帝宣布退位﹐袁世凱竊取政權﹐封建軍閥卷土重來﹐恢復封建統治﹐內蒙古革命鬥爭失敗。
新疆各民族人民對清王朝怨恨已久﹐武昌起義的消息傳來﹐立刻掀起反清革命的高潮。十一月二十八日﹐革命黨人發動迪化（今烏魯木齊市）起義﹐旋即失敗。革命中心轉向伊犁（今伊寧市）﹐當時伊犁將軍志銳、陝甘總督長庚和新疆巡撫袁大化密談﹕“萬一清廷危急﹐則聯絡新、甘、蒙古為一氣﹐擁宣統西遷﹐暫謀偏安﹐徐圖恢復。”７革命黨人針鋒相對﹐結合新疆多民族的特點﹐積極“運動回教、會黨﹐密為布置”８。他們在聯絡爭取新軍和會黨的同時﹐通過回、維等民族上層人物在新疆各民族中做了大量工作﹐“釋漢回宿仇﹐同起義”。由於廣泛宣傳各民族共同反清的民族民主思想﹐革命黨人贏得維、回、漢等族人民的擁戴。
1912年（民國元年）元月七日﹐由各族人民組成的革命軍在伊犁起義﹐先後成立“五族共進會”和伊犁軍政府。此時孫中山已經提出“五族共和”主張﹐伊犁軍政府積極實踐這一主張﹐創辦維、漢文的《新報》﹐宣傳五族共和思想﹐“保國何分種族﹐舉動最重文明﹐漢、滿、蒙、回、維、哈﹐切應一視同仁﹐平日私仇私利﹐此時概無寸心﹐同造共和幸福﹐眾志可以成城﹐將來大局底定﹐大家何等光榮”１。軍政府還發布告禁止使用侮辱少數民族的稱謂﹐派少數民族代表人物赴民族地區﹐宣傳民族政策﹐各民族人民也積極支持革命軍﹐軍政府在伊犁地區招兵﹐數日內﹐“即達三協﹐（各民族）兼收並蓄﹐畛域全消”。五族共和的思想和實踐﹐促進了新疆各民族人民的團結。伊犁軍政府成立後﹐與來自迪化的清軍展開戰爭﹐重創清軍。由於清帝退位改變了全國革命的形勢﹐袁大化在中央政府的申令和戰場上屢遭挫折的雙重壓力下﹐被迫與伊犁軍政府和平談判﹐雙方簽訂《新伊和議條件》﹐宣布新疆地方政府承認共和﹐但是﹐繼任者楊增新利用權力﹐對伊犁軍政府實行鎮壓﹐建立軍閥統治。辛亥革命在伊犁失敗。
三、民國初年各民族擁護民國反對復辟的鬥爭
民國初年﹐袁世凱在竊取辛亥革命勝利果實之後﹐立刻撕下其“共和”的假面具﹐推行獨裁﹐中國各民族人民又陷入軍閥專制的統治。但是﹐大總統的獨裁統治無法滿足袁世凱的政治貪欲﹐在實現獨裁統治之後﹐他公然策劃推翻民國﹐復辟帝制。
1915年（民國四年）﹐袁世凱在帝國主義支持下﹐導演復辟帝制的醜劇。
12月11日﹐參政院強姦民意﹐以“國民代表”的名義上書﹐擁戴袁世凱為中華帝國皇帝。12日﹐袁世凱發布命令﹐承認帝制。次日﹐無恥地接受百官朝賀﹐大加封賞﹐並下令查禁反對帝制的活動。
31日﹐袁世凱下令改元﹐定明年為“中華帝國洪憲元年”﹐準備於元旦正式登基。
袁世凱復辟帝制的倒行逆施﹐引起全國各民族各階層的強烈憤慨和反對。一場全國性的討袁護國戰爭首先在昆明發生。
1915年12月25日。蔡鍔宣布雲南獨立﹐組織護國軍。２次年元旦﹐成立雲南軍政府﹐發表討袁檄文﹐開始對袁世凱實行軍事討伐。雲南的護國行動迅速獲得全國各民族的支持和響應﹐貴州等十余省先後宣布脫離北洋政府而獨立。
從護國戰爭興起之日起﹐中國各民族人民就積極投身參加﹐采取各種方式支援護國戰爭。在護國戰爭的發源地雲南﹐各民族人民給予這場運動極大的支持。昆明人民自發地張帖“擁護共和萬歲”的標語﹐遍懸五色國旗。“人民繳納捐款的爭先恐後﹐早晨一開門﹐就擁擠的來交﹐至晚不止”３。雲南各地掀起參加護國軍的高潮﹐至有“泣求數次而不得者”。許多白族﹐回族和彝族青年報名入伍。在貴州﹐紳學商農工各界集會要求反袁﹐並上書劉顯世護軍﹐稱“袁氏以運動帝制之故﹐至不借將國家領土主權舉界他人﹐外患日茲﹐民窮財盡﹐亡國之慘﹐即在目前”﹐要求劉顯世“與各省聯合一氣﹐乘方新之民氣﹐振必勝之軍威﹐撻彼兇殘暴之境外”１。苗族人民也紛紛作歌聲討﹐“袁世凱﹐良心歹﹐無功作總統﹐反將共和改﹐護國軍﹐好氣概﹐殺盡鷹犬實可愛。我苗民﹐頂戴頂戴﹐默祝民國萬年不壞”２。貴州各地皆成立軍人撫恤會﹐支持青年投軍討袁。在四川﹐人民通電促袁退位。川商晏宇□等發表敬告全國商界書﹐稱“袁一日不退位﹐商務一日無起色……故吾輩今日宜認明時勢﹐群起逼迫袁氏退位﹐還我共和”。西陽漢、苗、土家等族人民在李善波等人領導下發動反袁起義﹐建立“復興中華革命軍”﹐戰鬥在川東地區﹐給北洋軍以重大打擊。湖南湘西土家、苗和漢族則展開轟轟烈烈的反袁護國的武裝鬥爭。1916年（民國五年）3月﹐朱樹藩成立湘西護國軍﹐土家、苗、漢族青年踴躍入伍。羅劍仇以湘西獨立軍為旗祤牷慼樟c髏褡迦褐?1500余人起兵討袁﹐攻陷永順縣城。會黨首領張玉堂於龍山起義﹐自稱湘西護國軍總司令。保靖縣各民族農民暴動﹐組成以羅振東為團長的護國軍獨立團。湘西各民族人民的反袁鬥爭﹐迫使親袁的湘西鎮守使田應詔宣布湘西獨立。在內蒙古﹐袁氏稱帝的復辟也遭到蒙古族各界的反對﹐“因夫已氏帝制自為﹐擬將東蒙之土地、人民、主權概贈與日﹐以為承認二字之代價。內蒙各王公聞此消息﹐不由大憤”３。他們在哲裡木盟召開會議﹐決定反對袁氏稱帝﹐“與夫已氏背城一戰”４。廣東瓊崖黎族和漢族人民﹐在陳繼虞領導下﹐建立以討袁護國為旗號的民軍﹐於袁世凱稱帝時﹐發動起義﹐加入護國戰爭。與國內討袁護國運動相呼應﹐海外華僑和留學生也展開反袁鬥爭﹐他們電告全國要求袁氏退位﹐“公帝制自為﹐身犯國法﹐雖自取消﹐已失總統資格﹐人民已不公認……請速退位﹐以免辱國殃民”５。
在全國各民族人民同聲討伐的打擊下﹐特別是袁世凱最親信的四川督軍陳宦在成都亦宣布獨立﹐擁護護國運動６﹐全國形勢急轉直下。袁世凱被迫於3月22日撤銷帝制﹐次日廢除“洪憲”年號。6月6日﹐袁世凱在全國人民的唾罵聲中病死。其復辟帝制的希望徹底破滅。這是全國各民族人民反抗鬥爭的結果。
第三節 全國各民族反對分裂維護祖國統一的鬥爭
一、蒙古族反對分裂的鬥爭
宰亥革命前後﹐蒙古族人民受資產階級革命的影響﹐以各種各樣的形式參加反對清王朝的鬥爭﹐反映出蒙古族人民與其它民族根本利益的一致性。但是﹐少數蒙古族王公貴族和上層僧侶﹐不顧民族和國家的根本利益﹐在俄、日帝國主義的操縱下﹐利用國內動盪的局勢﹐公然發動旨在分裂中國的“獨立”運動。
1911年（宣統三年）7月﹐活佛哲布尊丹巴和杭達多爾濟親王糾集四盟王公在庫倫密議芼鞈囥勻iⅠ薄﹔岷螅□即鋃嘍□靡浴懊曬啪□鰲閉懿甲鸕□汀扒彰□飩淮蟪肌鄙矸藎□拭曬糯□磽鷗岸恚□扒蠖砉□謀﹔□□14□蠖砉□暈淞χ□滯餉曬諾摹岸懶Ⅰ薄Ｔ詰玫蕉砉□木□略□□螅□曬歐至遜腫佑謔□輝灤□紀牙脛泄□□敵小岸懶Ⅰ保□□鵯逋15飴裝焓麓蟪肌Ｊ□□露□□巳眨□懿甲鸕□途儺小按竺曬諾酃□展食實邸鋇羌□鞘劍□槌紗竺曬毆□飴漬□□Ｍ餉曬諾姆至鴉□□諛諉曬乓□鵒□獃從Α?1912年（民國元年）1月﹐在沙俄的策動下﹐呼倫貝爾額魯特總管勝福組建軍隊﹐佔領呼倫貝爾﹐宣布“獨立”﹐成立隸屬於庫倫政府的“自治政府”。卓索圖盟的少數王公﹐則在日本的策劃下掀起所謂“滿蒙獨立”的分裂活動。
蒙古族王公貴族和上層僧侶的分裂活動﹐根本上是違背中華民族統一體利益的﹐也是背離蒙古族廣大人民利益的﹐其最終目的是維護少數蒙古封建統治集團的利益以及帝國主義在蒙古的一切特殊權益。因此﹐必然遭到蒙古族各階層的堅決反對。
事實上﹐蒙古“獨立”運動一開始﹐就遭到蒙古族人民的堅決反對。在庫倫密謀分裂的會議上﹐宗教上層額爾德尼商卓特巴喇嘛巴德瑪多爾濟拒絕在給沙皇的乞援信上簽名﹐並將哲布尊丹巴集團陰謀叛國行為的消息透給庫倫辦事大臣三多﹐要求速籌善策﹐挽回危局。當所謂“俄蒙協約”簽訂後﹐內外蒙古土反對“獨立”的呼聲更加高漲。外蒙古土謝圖汗部王公致電民國政府﹐聲明該部不承認“俄蒙協約”。內蒙古哲裡木盟十旗王公在長春召開東蒙古王公會議﹐讚成五族共和﹐反對外蒙古“獨立”。歸綏則召開西蒙古王公會議﹐22部34旗王公一致決議聯合東蒙﹐擁護民國﹐反對哲布尊丹巴的分裂行徑。會後﹐烏蘭察布和伊克昭兩盟王公聯合通電﹐宣布“數百年來﹐漢、蒙久成一家”﹐“我蒙同系中華民族﹐自宜一體出力﹐維持民國”１﹐強烈要求哲布尊丹巴取消“獨立”。在北京的蒙古王公組織蒙古王公聯合會﹐宣布“蒙古擁護各族一體的中華共和國﹐斷無獨立之理”２。並以“蒙古王公聯合會”的名義﹐通告世界各國﹐決不承認沙俄炮制的“俄蒙協約”﹐庫倫政府“與外國協商訂約等事﹐無論何項事件﹐何項條約﹐自應一律無效”３。
在蒙古族上層反對庫倫叛國集團的同時﹐蒙古族人民也自發地展開了反對分裂、維護統一的鬥爭。叛國集團多次派人到科爾沁煽動叛亂﹐當地牧民將煽動者綁送辦事長官處﹐以叛國罪處斬。錫尼喇嘛領導的伊克昭盟烏審旗“獨貴龍”運動﹐發動之初以反封建統治為宗旨﹐當哲布尊丹巴集團煽動內外蒙古“獨立”﹐錫尼喇嘛旗幟鮮明地給予反擊。在“獨貴龍”運動的壓力下﹐烏審旗的叛國者被定罪懲處﹐另一叛國者那仁格日勒則被“獨貴龍”群眾處決。
蒙古族人民和愛國王公的愛國行動﹐得到全國各族人民的支持。他們強烈反對“俄蒙協約”和哲布尊丹巴之流的叛國活動。孫中山致電參議院﹐要求否認“俄蒙協約”。北京市民舉行“反對俄國姦計大會”﹐譴責叛國者的罪行。全國輿論更是連篇累牘﹐揭露沙俄分裂中國的侵略罪行。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和華僑3000多人在東京集會﹐憤怒聲討沙俄及蒙古王公的叛國行徑。
在全國反對分裂、維護統一浪潮的巨大壓力之下﹐袁世凱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促使哲布尊丹巴集團取消“獨立”﹐廢除“俄蒙協約”。經過艱難的鬥爭﹐1915年北洋政府與俄國簽訂《中俄蒙協約》﹐沙俄承認中國對外蒙古的“宗主權”﹐哲布尊丹巴取消“大皇帝”稱號﹐對外蒙實行“自治”﹐十月革命後﹐外蒙“自治”政權失去沙俄靠山﹐於是﹐其王公喇嘛於1919年（民國八年）上書北洋政府﹐呈請撤銷“自治”﹐宣布廢除一切所訂有關協約。呼倫貝爾的“自治政府”先於1915年改為“特別區域”﹐至1920年（民國九年）也致電呈請撤銷“特別區域”。至此﹐少數蒙古族上層發動的旨在分裂中國的所謂“獨立”運動以失敗告終。
二、藏族反對分裂的鬥爭
英國發動第二次侵藏戰爭後﹐即開始實施在藏族統治集團中尋找代理人的策略。在策反班禪九世失敗後﹐英國侵略者轉而拉攏西藏地方當局﹐竭力籠絡達賴集團﹐挑撥西藏地方與清朝中央政府的關系。由於英國的影響以及西藏農奴主維護自己利益的需要﹐西藏統治集團內部逐漸形成以達賴為首的親英勢力。這股勢力在英帝國主義的庇護和支持下﹐趁國內政局動盪、政體更替之機﹐陰謀西藏“獨立”﹐從中國領土中分離出去。
1909年（宣統元年）六月﹐清朝中央政府加強對西藏的管理﹐令川軍2000人調駐西藏。英印當局公然幹涉中國內政﹐反對川軍入藏﹐並唆使西藏三大領主發動叛亂。川軍粉碎了叛軍的抵抗﹐於1910年（宣統二年）二月進入拉薩。達賴帶領親信逃亡印度﹐要求得到英國的保護。英國和俄國駐華公使遂聯合向清政府提出抗議﹐迫使清政府取消對達賴的處分。正是在帝國主義的支持和慫恿下﹐達賴集團在分裂主義的道路上癒走癒遠。
1912年（民國元年）初﹐西藏分裂集團無視民國政府“五族共和”的主張﹐乘政體更替之機﹐以達賴的名義發布了實際上是脫離祖國的“驅漢”命令﹐組織以達桑佔東為總司令的“民軍”﹐圍攻駐藏川軍。1913年（民國二年）1月﹐達賴進入拉薩﹐宣稱“獨立”。英軍則借口“護商”﹐侵入拉薩﹐實際上是對達賴的分裂活動給予軍事上的支持。西藏局勢危急。
英國一手策劃達賴集團分裂中國的叛亂﹐遭到藏族愛國僧俗上層和廣大人民的抵制和反對。在叛亂初期﹐藏族人民和愛國人士明確表達了維護祖國統一、支持中央政府平叛的願望。西藏辦事長官陸興棋在報蛻阮鳥彯e拔韃爻閒南蛭藝呶┌囔□氳諛虜莢鴇林□縟□氳人攏□囔□爬疵芐牛□瓿虜厝飼槭隆保□跋質鋼靜揮澹□抵寫17福□□掖缶□氬亟蛹謾Ｓ執□鏤揖□冉闢□薟□□□肜□□瘧盡雹佟Ｇ致苑腫穎炊□腥希□誆刈迮├裰校□笆筆蔽牌澠甕□泄□蠢礎雹淞９蝕吮炊□壞貌懷腥希□韃厝嗣癲揮□湓謖□紊嫌胱婀□擲搿６源錮鄧□攬康撓５酃□饕澹□□歉□淺鶚遊薇取５貝錮低犢坑９□愣懶６保□韃夭糠止僭北硎痙炊裕□銜□韃亍岸懶Ⅰ保□帷壩型飭η秩脛□蕁薄２刈迦嗣裰性蛟讜湍鴟從１╖□□吧□陸準犢滯夤□跋□□＜捌渥誚逃肫潯舊恚□鷙睹看錛□恪保□沼讜詒炊□□肜□□慷□錮道┐蠓至嚥保□□17宋□□炊□謀╖□Ｓ捎詿錮蹬刪□穎﹔□□炊□嚴鍘Ｊ潞螅□炊□韻脛土衾□闢□拔┐錮擋恍恚□10講厝順鶚右焉睿□舨凰儺校□荒芨慈偽﹔□□穡□炊□□□□斐霾胤滌 雹邸?
達賴的分裂行為亦引起全國各民族人民的譴責。輿論紛紛譴責﹐直斥英帝國主義和西藏分裂分子。川東紳商學界電告四川軍政府﹕“西藏為四川藩籬﹐藏固而後川固﹐川固而後沿江各省固。近日藏警頻聞﹐若不及早挽救﹐勢釀巨患﹐轉違五大民族共同一家之宗旨”１。川、滇、黔、陝四省協會通電﹐要求政府鼓動民氣﹐誓死力爭﹐務期博得最後勝利。中國留日學生通電﹕“民國創立之初﹐宣布五族共和……當時各友邦之承認民國﹐對於漢、滿、蒙、回、藏五族組織之民國宣言﹐以及漢、滿、蒙、回、藏五族人所據有之地域﹐純為吾領土之布告﹐未聞有何等異議”﹐因此政府“欲保全西藏﹐擁護國權﹐則對英交涉﹐不宜稍讓”﹐否則“反蹈外蒙以往之復轍”２。川、鄂、雲、貴四省人士自發成立“藏事研究所”﹐電請蒙藏事務局﹐“急與英人嚴重交涉﹐勿稍退讓”３。反對分裂﹐維護統一成為包括藏族在內的中國各民族的共同呼聲和要ヅ陝碭２g中問葡攏□毖笳□□詿□砦韃匚侍饃喜扇×私銜□坑駁耐飩徽□擼□６哉□〈錮搗牌□至炎雋誦磯喙□鰲Ｔ□攬□源笞芡趁□鈽□跡骸跋衷諼遄騫埠頭裁傘２亍11亟□韉胤劍□□□抑謝□窆□焱粒□蠣剎□亟□髏褡澹□賜□□抑謝□窆□□瘛雹堋Ｔ謨９□僮軫召開的所謂中英藏西姆拉會議上﹐中方代表拒絕接受英方提出的任何旨在分裂西藏的協約﹐並正式聲明﹐凡英國與西藏地方當局簽訂的條約﹐中國政府概不承認﹐從而挫敗了英國的陰謀。同時﹐北洋政府在派軍入藏平叛的同時﹐對達賴采取了和平措施﹐恢復達賴封號﹐動員拉薩三大寺首領喇嘛親屬“函勸各喇嘛共勸達賴歸順”５﹐並多次派人恢復同西藏的直接聯系。因此﹐達賴的態度有了重大的變化。1920年（民國九年）﹐達賴致函甘督張廣建稱﹕“嗣後關於藏內一切事件﹐仍望始終維持﹐以饗傾向之念。”６表達了與中央和好的願望。同年在送中央政府代表朱繡等人時﹐達賴說﹕“余親英非出本心﹐因欽差逼迫過甚﹐不得已而為之。此次貴代表等來藏﹐余甚感激﹐惟望大總統從速派全權代表﹐解決懸案﹐余誓傾心向內﹐同謀五族幸福。”７這樣﹐在藏族人民和其它各族人民的強烈反對以及中國中央政府的抵制下﹐英國分裂中國西藏的陰謀被暫時挫敗。
三、其它各民族反對分裂的鬥爭
在蒙古族和藏族進行反分裂鬥爭的同時﹐其它各民族除聲援蒙、藏人民的鬥爭外﹐還直接參加了維護新疆﹐東北和雲南的統一、反對分裂的鬥爭。
新疆響應辛亥革命後﹐沙俄借口發生臟官事件﹐出兵侵入北疆伊犁和南疆喀什﹐企圖趁中國政體變更、政局不穩之時進一步擴大對新疆的侵略。
1912年（民國元年）﹐在軍事擴張的背景下﹐沙俄一手制造了“策勒村事件”。長期以來﹐沙俄侵略者以經商為掩護﹐深入新疆各地﹐收集情報﹐挑撥民族關系﹐煽動民族分裂情緒。沙俄領事館還非法發展僑民﹐發行“通商票”引誘中國居民改入俄籍﹐致使部分新疆少數居民受騙入俄籍﹐“若長此不止﹐恐人民去而土地隨之﹐天山南路不難立淪異域”８。顯然﹐沙俄非法發展僑民﹐旨在分裂中國新疆。
策勒村是新疆於田縣的一個大鎮﹐是俄商往來貿易的地點之一。沙俄駐喀什領事指派“商約”時﹐大量發行“通商票”﹐引誘中國官員。伊犁起義後﹐色依提公開煽動叛亂﹐慫恿當地居民接受沙俄“保護”。
1912年六月﹐他公然貼出《通告》﹐宣稱﹕“中國現無力量﹐回人可以速投俄﹐利益甚多﹐中國官吏再不能管束﹐糧稅亦不須繳納﹐渠水可任意引用”１。並“擅將殷實戶民拘去﹐逼令買票投俄﹐不從者關鎖數日”２。當地維吾爾族和漢族人民非常氣憤﹐遂向地方政府控告色依提。地方政府受理此案﹐派熊高陞去於田查辦。色依提竟聚眾頑抗﹐開槍打死傳訊他的士兵2人和群眾1人。群眾激憤異常﹐“各戶屯呼聲若雷﹐奮勇爭先”﹐放火焚燒了色依提一伙盤踞的大院﹐擊斃、燒死侵略分子和分裂分子29人。色依提狼狽逃往沙俄領事館。這是對沙俄分裂新疆陰謀的沉重打擊。
事件發生後﹐沙俄以軍事入侵恐嚇中國政府﹐迫使中國政府答應其無理要求﹐並得寸進尺﹐唆使分裂分子馬福興組織所謂“獨立回教國”。策勒村事件及沙俄的侵略﹐激起新疆人民的反抗。廣大各民族群眾掀起抗俄風暴﹐頓時形成“殺一會黨或人民即有激起暴動”之勢。在喀什﹐為抵抗俄國侵略軍﹐哥老會發起組建新軍﹐南疆各民族青年踴躍應征﹐誓與沙俄血戰到底。策勒村人民一舉搗毀沙俄設在村內的機構和學校。在強大的抗俄風暴壓力下﹐沙俄不得不放棄處死中國官民180人的無理要求﹐同意將侵略軍撤出喀什。但是﹐北洋政府卻向沙俄妥協退讓﹐仍將40名群眾分別判刑﹐並向沙俄賠款。事後﹐沙俄侵略軍先後撤出伊犁、喀什﹐“獨立回教國”隨著馬福興逃亡而破滅。
在中國西南的滇緬邊界﹐中國各民族人民展開了反對英國分裂中國領土片馬地區的鬥爭。
1910年（宣統二年）﹐保山縣屬登埂土司赴片馬各寨收稅﹐與頭人伍嘉源、徐麟祥發生沖突。英國緬甸當局迅速介入﹐策動分裂。伍、徐等人遂在英人唆使下﹐借機叛國﹐誣稱片馬各寨在高黎貢山分水嶺西﹐應歸緬甸管轄。英國據此照會外務部﹐強以高黎貢山分水嶺為界﹐同時悍然出兵佔領茶山9寨﹐脅迫各寨人民降附﹐宣稱“高黎貢山以西為該國固有領土”３﹐欲將片馬據為己有。英國策動的分裂行徑﹐立刻引發中國各族人民的反抗鬥爭。全國輿論一致譴責英國的侵略行為﹐而以雲南各族人民“仇外最烈”４﹐他們自發組織起來﹐對侵略者展開武裝鬥爭﹐以圖收回片馬。由於中國正處於新舊政體嬗變的多事之秋﹐北洋政府對英妥協﹐致使各民族人民收復國土的正義鬥爭得不到政府的支持﹐英國得以長期霸佔片馬地區。但是﹐片馬地區的人民在英國殖民統治下仍然迫切盼望回歸祖國﹐“未定界區域一帶土民﹐惟雖野夷﹐心頗忠直﹐詢以與漢朝（即中國）關系﹐皆雲阿公阿祖同漢人一個﹐因漢人不管我們﹐我們又無力攻擊洋人﹐所以受洋人壓迫管理﹐我們仍然不忘漢朝﹐我們穿的吃的﹐多自漢朝來的﹐我們很望漢朝來救我們”５。在英國侵佔片馬十余年後﹐當地居民仍“惟望中國強大救之”６。所以1926年（民國十五年）英國不得不承認片馬屬於中國領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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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革命原起》﹐載《孫中山選集》（上）。
２《中國同盟會總章》﹐載《孫中山全集》卷1。
１《東京軍事訓練班誓詞》﹐載《孫中山全集》卷1。
２《軍政府宣言》﹐載《孫中山全集》卷1。
３《在東京〈民報〉創刊周年慶祝大會的演說》﹐載《孫中山全集》卷1。
４田桐﹕《同盟會成立記》﹐載《太平雜志》卷1﹐第1期。
５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略》﹐第24頁。
６《軍政府宣言》﹐載《孫中山全集》卷1。
７《中國問題的真解決》﹐載《孫中山全集》卷1。
８《香港興中會章程》﹐載《孫中山全集》卷1。
９《致蘇漢忠函》﹐載《孫中山全集》卷1。
１《臨時大總統宣言》﹐載《孫中山全集》卷2。
２《布告國民消融意見蠲除畛域文》﹐載《孫中山全集》卷2。
３《在北京八旗生計會等歡迎會的演說》﹐載《孫中山全集》卷2。
４《在北京蒙藏統一政治改良會歡迎會的演說》﹐載《孫中山全集》卷2。
５《在張家口各界歡迎會的演說》﹐載《孫中山全集》卷2。
６《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載《孫中山全集》卷2。
１[蘇]達林﹕《中國回憶錄》﹐第126頁。
２《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載《孫中山全集》卷9。
３同上。
４同上。
５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第1153頁。
６同上書﹐第1154頁。
７《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載《孫中山全集》卷9。
８《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載《孫中山全集》卷9。
９《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載《孫中山全集》卷9。
10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第1154頁。
１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第1154頁。
２《中華民族》﹐《中國之命運》。
３《中華民族》﹐《中國之命運》。
４《論中國的法西斯主義─新專制主義》﹐載《周恩來選集》上卷。
１陳春生﹕《丁未防城起義記》。
２同上。
３馮自由﹕《丁未欽州防城革命軍實錄》﹐載《革命逸史》第5集。
４馮自由﹕《中華證騿慼慼戮郴腄撰L罰ㄏ戮恚□□?102頁。
１馮自由﹕《中國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下卷）﹐第116頁。
２《批刀安仁呈二件》等﹐載《孫中山全集》卷2。
１郭孝成﹕《東三省革命紀事》﹐《辛亥革命》第7冊。
２《盛京時報》宣統三年十月四日。
３李培基﹕《辛亥關外革命始未記》﹐《近代史資料》1975年第4期。
４《郭鴻霖傳》﹐載《綏遠通志稿本‧忠烈》。
５楊雲階﹕《辛亥綏包革命史實紀述》﹐載《近代史資料》1955年第2期。
６方仲純﹕《辛亥塞北革命紀略》。
７楊筱農﹕《伊犁革命回憶錄》﹐載《近代史資料》1980年第4期。
８楊讚緒等﹕《致陳其美、黎元洪、伍廷芳電》﹐載《近代史資料》1980年第4期。
１《敬告各軍士文言諭》﹐載《新報》1912年2月29日。
２鄧之誠﹕《護國軍紀實》﹐載《掌故零拾》第1種。
３由雲龍﹐《護國史稿》﹐載《近代史資料》1957年第7期。
１《貴州紳學商農工各界上劉顯世書》﹐載《護國文獻》（下）。
２《苗民討袁歌》﹐載《護國文獻》（下）。
３《內蒙古討袁之概況》﹐載《護國文獻》（下）。
４同上。
５《華僑聯合會促袁逆退位電》﹐載《護國文獻》（下）。
６鄧之誠﹕《護國軍紀實》﹐載《掌故零拾》第1種。
１西盟王公會議招待處編﹕《西盟會議始末記》。
２《中國大事記》﹐載《東方雜志》第3卷﹐第11期。
３《民立報》﹐1912年11月19日。
１《西藏辦事長官陸興祺報告》（1913年9月6日）。
２貝爾﹕《西藏之過去與現在》。
３《西藏交涉紀要》（下篇）﹐載《西藏地方歷史資料選輯》。
１《尹昌衡電政府請任熊克武為西藏經略使》﹐載《民元藏事電稿》。
２上海《民國日報》1919年12月5日。
３《蒙藏事務局咨稱川鄂雲貴四省人士設藏事研究所已由本局電準》﹐載《民元藏事電稿》。
４《中華民國大總統命令》﹐載《東方雜志》第8卷第12號。
５《國務院電尹昌衡派員查明三大寺喇嘛家屬優為賞責》﹐載《民元藏事電稿》。
６《張廣建致北洋政府電》﹐載《西藏地方歷史資料選輯》。
７《西藏六十年大事記》﹐載《西藏地方歷史資料選輯》。
８《西北雜志》1913年第3期﹐附錄。
１曾問吾﹕《中國經營西域史》﹐第502頁。
２《喀什噶爾和田州屬俄人被戕案》﹐載《外交部交涉節要》。
３《滇督李經羲致樞垣英兵抵片馬並脅各夷降附請飭高英使退兵妥議電》﹐載《清宣統朝外交史料》第18卷
４《滇督李經羲致樞垣英佔片馬擬督軍備戰誓以身殉乞示電》﹐載《清宣統朝外交史料》第19卷。
５《附調查報告》﹐載《雲南北界勘察記》第5卷。
６《附調查報告》﹐載《雲南北界勘察記》第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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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何風乍起﹐輒憶蓴羹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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