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講 宋元明清的歷法沿革
一、宋代的《應天歷》、《紀元歷》和《統天歷》
五代時的歷法﹐據記載﹐有後晉馬重績《調元歷》﹐蜀《永昌歷》和《正象歷》﹐南唐《齊政歷》﹐後周王處訥《明玄歷》和王樸《欽天歷》等。其中也有一些創新﹐如《調元歷》不用上元積年﹐《欽天歷》在實際觀測基礎上對五星動態表的改正等。有些歷法還在一定時期內為後世所沿用。
宋初沿用後周的《欽天歷》﹐此歷原為王樸造於顯德二年（955）。宋太祖建隆二年（961）因《欽天歷》推驗較疏﹐詔司天監王處訥等別造新歷。王處訥曾任後周司天少監。他曾指出過《欽天歷》的不足﹐並在952年左右編過一部《明玄歷》。王處訥等受命後經三年而制成新歷﹐太祖為之作序﹐賜名《應天歷》﹐建隆四年頒用。參與編修《應天歷》的有來自伊斯蘭國家的天文學家馬依澤。1968年台灣羅香林教授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中發現了一套完整的《懷寧馬氏宗譜》﹐其中《志尚公弁言》提到﹕“吾族系出西域魯穆。始祖諱系魯穆文字﹐漢譯馬依澤公﹐遂以馬授姓。宋太祖建極﹐初召修歷﹐公精歷學﹐建隆二年﹐應召入中國﹐修天文。越二年﹐成書﹐由王處訥上之。詔曰可。授公欽天監監正﹐襲侯爵。”“魯穆”﹐有些文獻（如《明史‧西域傳》）亦作“魯米”﹐關於其具體為何處﹐迄今尚無定論﹐可能原屬東羅馬帝國﹐現屬敘利亞。由上述記載可見馬依澤在撰修《應天歷》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因而得授監正之職並襲侯爵。經研究﹐《應天歷》的歷元﹐適逢甲子、金曜日和朔旦冬至﹐選在建隆三年前4825558年。《宋史‧律歷志》說它可“推定朔、弦、望日辰七直﹕……﹐日滿七、六十去之﹐不滿者﹐命從金星、甲子﹐算外﹐即得定朔、弦、望日辰星直也。”七直即七值或星值﹐是日月五星七曜值日之義﹐亦即推算星期序數。日滿七去之﹐就是從總日數中去掉七的若幹倍﹐可得到從金曜日起算的星期序數。由此可見應天歷是引入七曜紀日法的﹐這種以金曜日為歷元﹐采用星期制的方法與伊斯蘭歷相同﹐因此這部分內容很可能是馬依澤參與制歷所作的貢獻﹐這項改革滿足了日益增多的中國穆斯林的需要。
宋代民間研究歷法十分活躍﹐如熙寧七年（1074）發現所用歷法與天象不合﹐沈括就推薦了民間歷法家衛樸編造新歷。當時從宋仁宗天聖二年（1024）起行用的《崇天歷》歷氣後天﹐而剛頒用了九年的《明天歷》又歷朔先天﹐於是﹐衛樸在《明天歷》的基礎上制成新歷《奉元歷》﹐於熙寧八年（1075）頒用。又如宋徽宗崇寧二年（1103）發現所使用的《觀天歷》氣朔有錯﹐遂改用姚舜輔的《佔天歷》。但歷官們認為《佔天歷》為民間私家所造﹐未經考驗﹐不可施行﹐於是姚舜輔在大量觀測的基礎上﹐於崇寧五年（1106）又制成《紀元歷》並得以頒行。清代梅文鼎對《紀元歷》有很高的評價﹐說“宋歷莫善於紀元”。這部歷法的回歸年、朔望月及其他一些數據都相當準確。此外﹐姚舜輔還創造了確定太陽位置的新方法﹐即在天亮前或黃昏後用恆星作參照定出金星的位置﹐然後在既能看見金星又能看見太陽的時候定出金星與太陽的角距﹐從而求得太陽在恆星間的位置。他還創立了新的計算公式﹐以解決太陽的赤道經度與黃道經度的換算問題。
南宋初繼續行用《紀元歷》﹐後又曾用《統元歷》、《乾道歷》、《淳熙歷》和《會元歷》。南宋寧宗慶元五年（1199）行用楊忠輔編制的《統天歷》﹐這是得到梅文鼎更高評價的一部歷法﹐有宋歷“尤莫善於統天”之說。《統天歷》有很好的實測基礎﹐節氣、合朔、月亮過近地點與黃白交點的時刻等都定得比較準﹐並在實測的基礎上確定出計算改正值的辦法。《統天歷》的歲實（回歸年長度）為365.2425日﹐比現行公歷采用同一數值早了384年。此外﹐楊忠輔還發現回歸年長度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每年都有微小的變化﹐並提出鬥分差的數值改正方法。這也是天文學史上的一個重要發現。《統天歷》繼唐曹士蒍《符天歷》之後也不用上元積年。《統天歷》的上元是虛設的﹐實際上廢除了繁瑣的上元積年計算﹐這也是中國歷法史上的一個進步。
北宋存在168年﹐共頒行10部歷法﹐南宋存在152年﹐共頒行10部歷法﹐換歷比較頻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天文歷法研究的活躍。其中《應天歷》、《紀元歷》、《統天歷》各有所長﹐反映了兩宋行用歷法的特點和主要成就。
二、元代的《授時歷》
據《元史》記載﹐大都天文台上有郭守敬制作的儀器十三件。據說﹐為了對它們加以說明﹐郭守敬奏進儀表式樣時﹐從上早朝講起﹐直講到下午﹐忽必烈一直仔細傾聽而沒有絲毫倦意。這個記載反映出郭守敬講解生動﹐也反映出元世祖的重視和關心。接著郭守敬又舉唐一行為編大衍歷作全國天文測量為例﹐提出今為編授時歷也應作此工作﹐他說“唐一行開元間令天下測量﹐書中見者凡十三處。今疆域比唐尤大”﹐應更多設觀測點於“遠方測驗”（《元史‧天文志‧四海測驗》）。
元代四海測驗不少於二十七個觀測點﹐至今猶存的觀測站之一在古人認為是“地中”的陽城﹐此即今河南登封測景台（“景”字古代同“影”）﹐又稱元代觀星台。登封測景台不隻是一個觀測站﹐同時也是一個固定的高表。表頂端就是高台上的橫樑﹐距地面垂直距離四十尺。高台北面正南北橫臥著石砌的圭﹐石圭俗稱“量天尺”﹐長達一百二十尺。與通常使用的八尺高表比較﹐新的表高為原來表高的五倍﹐減小了測量的相對誤差。郭守敬敢於在各觀測站都使用四丈高表而不怕表高導致的端影模糊﹐是因為他配合使用了景符﹐通過景符上的小孔﹐將表頂端的像清晰地呈現在圭面上。明嘉靖七年（1528）陳宣所撰《周公祠堂記》有“觀星台﹐甚高且寬﹐舊有挈壺漏刻以符日景﹐而求中之法盡矣。”以一台遺跡而想郭守敬當年四海測驗之全貌﹐可知這次測量對授時歷的編算貢獻很大。據今人研究﹐仿郭守敬測量太陽高度的誤差僅有1/3角分﹐這比其後三百年歐洲最精密的天文觀測還要精確﹐它們為授時歷提供了高精度的原始測量數據。
至元十三年（1276）元世祖詔命改治新歷﹐經過許衡、王恂、郭守敬等人四年的努力﹐於至元十七年完成﹐元世祖賜名《授時歷》。王恂是以算術聞名於當時的﹐元世祖命他負責治歷。他謙稱自己隻知歷數﹐可負責推算﹐但負責人要找一個深通歷理的人﹐於是他推薦了許衡。許衡是當時大儒﹐於易學尤精﹐接受任命以後十分同意郭守敬“歷之本在於測驗”的看法﹐支持制造儀器進行實測。至元十八年（1281）﹐《授時歷》頒行天下﹐許衡於同年病卒﹐王恂已於前一年去世﹐這時有關授時歷的計算方法、計算用表等尚未定稿﹐郭守敬又挑起整理著述最後定稿的重擔﹐成為參與編歷全過程的功臣。
《授時歷》是中國古代創制的最精密的歷法。據《元史‧歷志》載﹐郭守敬在授時歷中考証了七項天文數據﹕（1）至元十三年到至元十七年的冬至時刻。
（2）回歸年長度及歲差常數。如關於回歸年長度的確定﹐他收集了從大明六年（462）到至元十五年（1278）間八百一十九年的冬至時刻﹐又從中選出六個較準確的數據﹐求得一回歸年長為365.2425日。此值與現行公歷（格雷戈裡歷）值相同﹐但在時間上要早三百多年。
（3）冬至日太陽的位置。
（4）月亮過近地點的時刻。
（5）冬至前月亮過升交點的時刻。
（6）二十八宿的赤道坐標。
（7）元大都日出日沒時刻及晝夜時間長短。
此外他又計算出五項新的數據﹕（1）太陽在黃道上不均勻的運行速度。
（2）月亮在白道上不均勻的運行速度。
（3）由太陽的黃道積度計算太陽的赤道積度。
（4）由太陽的黃道積度計算太陽的去極度。
（5）白道與赤道交點的位置。
《授時歷》采用的天文數據是相當精確的。如郭守敬等重新測定的黃赤大距（黃赤交角）為古度23.9030度﹐約折合今度 23°33′34〃﹐與理論推算值的誤差僅為1′36〃。法國著名數學家和天文學家拉普拉斯在論述黃赤交角逐漸變小的理論時﹐曾引用郭守敬的測定值﹐並給予其高度評價。
在數學方面﹐《授時歷》的推算中使用了郭守敬創立的新數學方法。如“招差法”是利用累次積差求太陽、月亮運行速度的﹐這種計算方法原則上與1670年牛頓創立的內插法是一樣的。又如“弧矢割圓法”是用來計算積度的（所謂積度可看成黃經或赤經的余弧）﹐類似球面三角方法求弧長的算法。不僅如此﹐他廢棄了用分數表示非整數的作法﹐而采用百進位制來表示小數部分﹐從而提高了數值計算的精度。他不再花費很大的力氣去計算上元積年﹐直接采用至元十八年冬至為歷法的歷元﹐表現了開創新路的革新精神。
在恆星觀測方面﹐郭守敬等不僅將二十八宿距星的觀測精度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而且對二十八宿中的雜坐諸星﹐以及前人未命名的無名星進行了一系列觀測﹐並且編制了星表。如在《元史‧歷志‧授時歷議》中載有周天列宿度﹐是至元十七年到至元二十三年間二十八宿距星的距度測量值。據潘鼐在《中國恆星觀測史》中的研究﹐元代二十八宿的測量誤差很小﹐其中房、虛、室、婁、張五宿的測量誤差小於1′﹐大於10′的僅胃宿一宿﹐實在是高水平的測量﹐也是元代天文儀器精密的客觀記錄。除《元史》中的二十八宿數據外﹐郭守敬還著有《新測二十八舍雜坐諸星入宿去極》一卷和《新測無名諸星》一卷﹐惜已失佚。清代梅文鼎說曾見過民間遺本﹐現在許多學者認為北京圖書館藏明鈔本《天文匯鈔》中的《三垣列舍入宿去極集》一卷﹐就是抄自郭守敬恆星圖表的鈔本﹐甚為珍貴。
三、明代的歷法與《崇禎歷書》
明皇朝建立以後﹐不僅仿效前代禁止民間學習和傳授天文﹐更將其禁令擴展到整個天文學領域﹐尤其是禁止私習歷法。研制新歷﹐改革舊歷﹐歷來是推動中國古代天文學向前發展的一個動力﹐而全面禁學天文的做法﹐則斷絕了天文人才的廣大來源﹐毀棄了天文學發展的群眾基礎﹐從而導致中國天文學發展出現低谷。禁令發布以後﹐天文工作集中到司天監﹐但無研制歷法任務﹐其日常工作就是按章編算每年的民用歷書﹐監視天空有無入佔的天象。這是一種維持性的常規工作﹐人們不敢冒著生命危險圖求進取﹐所以官方天文工作也墨守陳規﹐毫無生氣。
明代末期出現了天文學研究復興之勢﹐可惜積弊時久﹐難以振興。就在這個時候﹐西方耶穌會傳教士進入中國﹐給渴望天文新知識的中國天文工作者帶來了歐洲天文學知識﹐開始了中國天文學發展的一個特殊階段──漢化西方天文學時期﹐即在傳統天文學框架內﹐搭入歐洲天文知識構件。
按照中國歷代傳統﹐改朝換代要改換新歷。一部新的歷法往往與一個新的政權有關﹐皇帝要通過天文家溝通天人相通之途﹐天文家則靠解釋天象向皇帝傳達“天意”。明初﹐朱元璋不希望民間還有人懂天文﹐因為他們可能成為敵對政治勢力所需的人才。於是﹐對朱氏政權千秋萬代不會改換的願望﹐變成了對學習天文的厲禁。據明人沈德符《野獲編》記載﹕“國初學天文有厲禁﹐習歷者遣戍﹐造歷者殊死。”甚至規定﹐欽天監人員終生不得再從事它職﹐其子孫也不得學與欽天監無關的知識﹐以接替世襲﹐否則也要遣戍。厲禁造成了嚴重的後果﹐特別是天文人才的匱乏。十五世紀末﹐歷法常常與天象不合﹐禁令不得不稍有鬆動。當時官方希望征用通歷法的人以備改歷之用﹐然而竟無人應征。《野獲編》說﹕“至孝宗﹐弛其禁﹐且命征山林隱逸能通歷者以備其選﹐而卒無應者。”
朱元璋的做法壓制了數學與天文學﹐但畢竟還有抗禁的呼聲和行動﹐這一方面表現為呼吁改歷﹐另一方面表現為努力保存天文資料﹐以免其湮滅。現存常熟的一幅石刻天文圖就是明代的作品﹐原刻於弘治九年至十二年（1496─1499）。現存的常熟石刻星圖碑刻於正德元年（1506）﹐是前後兩任縣令楊子器和計宗道刻制的。這幅星圖翻刻的是蘇州石刻星圖﹐楊子器有如下跋文﹕“此圖宋人刻於蘇州府學﹐年久磨滅﹐其中星位亦多缺亂﹐乃考甘石巫氏經而訂正之﹐翻刻於此﹐以示後來庶幾欲求其故者得觀夫大概。”這段話表現出他擔心天文失傳的急迫心情﹐並希望為改變這種狀況做些實事。
比常熟石刻星圖更為精巧的是隆福寺藻井星圖。隆福寺初建於明景泰四年（1453）﹐其中萬善正黨殿為明代當時的建築﹐此殿上方藻井的裝飾﹐是一幅繪制有據的科學星圖。從此殿建成到1977年拆除﹐隆福寺星圖一直鮮為人知。這幅星圖直徑一米九八﹐繪有二百七十三個星官共一千四百三十二顆星。為什麼在禁學天文如此嚴厲的情況下﹐竟有人敢在離皇宮不遠的地方保存如此好的一幅星圖﹖就保存資料而言﹐也許這樣做更安全﹐另一方面星圖也確實掩飾得很好。如深藍色背景上的貼金星點在光亮處很顯眼﹐但放在光線不強又正懸頭頂較遠的地方就很不容易看到了。由此可見﹐當時人們為了給後人留下天文測量的成果真是費盡心機﹐而其重見天日竟然經過了五百多年。
此外﹐萬歷二十三年（1595）﹐鄭王世子朱載堉自己編撰了一部新的歷法﹐以《聖壽萬年歷》為名進獻給皇帝。他因此而受到獎諭﹐得到“留心歷學﹐博通今古”的讚語。這實際上等於宣布解除了禁習歷法的禁令。但二百年的時間過去了﹐而明初開始實行的禁令對中國天文學的發展已經造成了不可彌補的損失。
1364年朱元璋稱吳王﹐吳元年（1367）十一月冬至﹐太史院使劉基等向吳王進獻《大統歷》。洪武元年（1368）﹐改太史院為司天監﹐洪武三年又改司天監為欽天監﹐由欽天監編算每年使用的《大統歷》。洪武十七年（1384）﹐漏刻博士元統上書﹐說明《大統歷》其實就是元代《授時歷》﹐且“年遠數盈﹐漸差天度﹐合修改”﹐“以成一代之制”（《明史》卷三一《歷志一》）。但明太祖無意編制新歷﹐隻是擢元統為欽天監監令。元統仍以《授時歷》為基礎﹐略加修訂﹐整理成《大統歷法通軌》四卷﹐並將歷元由元至元十八年（1281）改到洪武十七年。
此後﹐盡管多人多次上書請求改歷都未獲準﹐終明一代使用的都是《大統歷》。
明初以來﹐據《大統歷》推算所作的天象預報﹐就已多次不準。崇禎二年五月乙酉朔（1629年6月21日）日食﹐欽天監的預報又發生顯著錯誤﹐而禮部侍郎徐光啟依據歐洲天文學方法芊數i腦□ㄈ捶□咸煜螅□蚨沖珈醯鄱鄖仗旒嘟□辛搜俠韉吶□饋４撕螅□芟角仗旒嗟睦癲孔嗲□□指睦□□５玫街□杉斕吶□跡□用□蹙鴕恢蔽炊系母睦□粲踝芩慍晌□質怠Ｍ□昶□攏□癲烤齠ㄔ詒本┬□涿拍謔咨剖樵嚎□櫪□鄭□□旃餛舳叫蘩□ａ?
徐光啟深知﹐西方天文學的許多內容是中國“古所未聞”的﹐“惟西歷有之。而舍此數法﹐則交食凌犯﹐終無密合之理”（《明史》卷三一《歷志一》）﹐所以改歷“宜取其法﹐參互考訂﹐使與大統法會同歸一”（《明史》卷三一《歷志一》）。於是﹐他制定了一個以西法為基礎的改歷方案。在他領導下﹐歷局從翻譯西方天文學資料起步﹐力圖系統地和全面地引進西方天文學的成就﹐當時還聘用了意大利龍華民、羅雅各﹐瑞士鄧玉函﹐德國湯若望等人﹐與歷局的中國天文學家一道譯書﹐編譯或節譯哥白尼、第谷、伽利略、開普勒等歐洲著名天文學家的著作。這是歷局的中心工作。其結果是從崇禎二年到崇禎七年（1629─1634）歷經六年﹐完成了卷帙浩繁的《崇禎歷書》。徐光啟於崇禎六年去世﹐經他定稿的有105卷﹐其余32卷最後審定人為李天經。此外﹐歷局人員在制造觀測儀器﹐天象推算和實際觀測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
《崇禎歷書》是較全面介紹歐洲古典天文學的重要著作。全書共46種﹐137卷﹐分節次六目和基本五目。節次六目分別為日躔、恆星、月離、日月交合、五緯星和五星凌犯﹔基本五目分別為法原、法數、法算、法器和會通。其中以講述天文學基礎理論法原所佔篇幅最大﹐有40卷之多﹐法數為天文用表﹐法算為天文學計算必備的數學知識﹐如三角學、幾何學等﹐法器為天文儀器及其使用方法﹐會通為中西度量單位換算表。
《崇禎歷書》采用的是丹麥天文學家第谷所創立的宇宙體系和幾何學的計算方法。其中引入了明確的地球概念滌膝銡╮憫鞈隆蝥矷慼憎w飼蠣嫣□難□□約笆硬睢19善澂畹戎匾□□母拍詈拖嚶Φ募撲惴椒ａＫ□共捎昧宋鞣澆暇□返奶□氖□鶯屯ㄐ械囊恍╖攘康□唬□繅恢芴旆治?360°﹐度以下用60進位制等。這部書也有不少錯誤和缺點﹐如第谷體系是對托勒密地心說和哥白尼日心說的折衷體系﹐在當時歐洲並不先進﹐其維護地靜觀﹐否認天體自轉﹐以及對歲差現象的解釋等﹐也都是錯誤的。
《崇禎歷書》貫徹了徐光啟以西法為基礎的設想﹐基本上納入了“熔彼方之材質﹐入大統之型模”（《徐光啟集》卷八《歷書總目表》﹐中華書局1963年版）的規范。盡管此書大量內容為西方體系﹐但最後仍落實到編歷問題上﹐並未突破《大統歷》的框架。實際上﹐所謂“入大統之型模”﹐就是以歷法服務於皇家﹐將天文學研究僅僅局限於編修歷法這項具體應用上﹐而難以使之真正成為探索天體運動、變化及其規律的科學。總的來說﹐《崇禎歷書》是漢化西方天文學的產物。其中雖然有很多新天文學知識﹐但由於傳授者的保留和扭曲﹐以及接受者的被動和因循﹐這些新知識在中國並沒有產生像在西方那樣的革命力量。但無論如何﹐《崇禎歷書》的編成仍然是明代天文學發展所取得的偉大成就。
此外﹐《崇禎歷書》內容的重大變化﹐也引起了保守派的攻擊。他們以其“未入大統之型模”為借口﹐以不符合祖制為大棒﹐力阻《崇禎歷書》的頒行﹐使得優柔寡斷的崇禎皇帝始終拿不定主意。崇禎十六年（1643）八月﹐他終於下定頒發新歷的決心﹐但這時明朝政權已面臨崩潰邊緣﹐再也無力顧及歷法的事情了。入清後﹐湯若望將《崇禎歷書》改訂為100余卷﹐改稱《西洋新法歷書》﹐得以刊行。
四、清代《西洋新法歷書》與《時憲歷》的頒行
順治元年（1644）七月﹐禮部左侍郎李明睿上書﹐提出“查得明朝舊制﹐歷名棉蛘`□褚肆碭□旅□﹗畢勻灰勒綻□□某□淮□□12呂□墓呃□□逭□□惹行枰□徊啃呂□４飼安瘓茫□□諉骼□植斡氡嘧搿凍珈趵□欏返牡鹿□□淌刻廊敉□□邢竿撲懍說蹦臧嗽碌娜帳常□５鮮樗擔骸俺加諉□珈醵□昀淳□□□牢餮笮路ｇ宥ｎ衫□＝窠□路ㄋ□票灸臧嗽魯躋蝗杖帳常□┤□案魘::□□誠薹置氬２鷥捶轎煌枷蠼沖剩□蚪炱誶補儼庋欏﹗碧廊敉□淖齜ㄕ□糜□狹吮嘀菩呂□男枰□０嗽魯躋唬□逭□□紗笱□糠腩□吞廊敉□哺傲樘ㄑ椴猓□潞蠓腩□醋啵骸壩麼笸呈酢11□厥跛□疲□皇呈晨嘆□睿□臘次餮笮路ㄋ□埔灰晃嗆稀保□隙□頌廊敉□腦□飩□□□□幣部隙□宋餮罄□ａ４撕螅□逋２褪荊骸熬煞ㄋ昃米圓睿□槍偕□撲闃□蟆Ｐ路塩讓芎咸煨校□嗑忠搜□拔鸕⊥妗保□14齠ㄓ商廊敉□□鄭□次鞣ㄍ撲惚嘀菩呂□Ｐ呂□瓿珊螅□閼□醵嘍□蚍鈧寂□冀□呂□□□妒畢芾□罰□湫刑煜隆Ｍ□曄□輝攏□廊敉□蝗蚊□□仗旒嗉嗾□□諞淮斡賞夤□酥湊屏飼仗旒唷Ｐ路ｕ晌□逭□□墓俜嚼□ａ?
在隨後的一兩年裡﹐湯若望將原有137卷的《崇禎歷書》刪改壓縮成103卷﹐更名為《西洋新法歷書》﹐進呈給清政府。他在上呈新法的奏文中說﹕“臣創立新法﹐規制儀象﹐以測諸曜視行”﹐“臣閱歷寒暑﹐晝夜審視﹐著為新歷百余卷”﹐而沒有提及明末徐光啟和歷局中眾人的工作。《西洋新法歷書》是當時欽天監官生學習新法的基本著作和推算民用歷書的理論依據。以《西洋新法歷書》為基礎﹐取天聰戊辰（清皇太極天聰二年﹐1628年）為歷元編制的《時憲歷》﹐在清初除中間五年外﹐前後行用了八十余年。
羅馬教廷和耶穌會派遣傳教士來華的根本目的是要不斷擴大天主教在中國的影響﹐以便獲得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利益。明末清初﹐天主教在華勢力確實獲得了迅速的發展﹐如據畢嘉統計﹐在1651～1664的14年間﹐新受洗入教者已超過十萬人。但是﹐傳教士和教徒們的一些言行觸犯了封建統治者的尊嚴﹐天主教義也與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不合﹐同時圍繞歷法改革的“新舊之爭”也一直在繼續進行﹐終於在清政府欽天監引發了一場激烈的鬥爭。順治十七年（1660）﹐安徽歙縣人官生楊光先向禮部上《正國體呈》﹐說《時憲歷》上有“依西洋新法”五字﹐是“竊正朔之權以予西洋”。隻是當時湯若望受寵正深﹐禮部未予上報。康熙三年（1664）七月﹐楊光先在鰲拜、蘇克薩哈支持下再向禮部呈遞《請誅邪教狀》﹐控告湯若望等傳造妖書﹐窺視朝廷機密﹐內外勾結﹐教會二十年來收徒百萬﹐布黨京省要害之地﹐圖謀不軌等。又附上《摘謬論》和《選擇議》﹐指責號稱萬年歷的歷法隻編了二百年和“選榮親王葬期用洪范五行﹐山向、日月俱犯忌殺”。經清政府會審﹐結果湯若望與另外七名欽天監官員被判凌遲﹐五人被判斬首。後因北京接連五日發生地震﹐按例減刑﹐隻有李祖白等五名欽天監官員處斬。清政府同時任命楊光先為欽天監監正。此後﹐湯若望於康熙五年（1666）去世﹐各省傳教士被押往廣州驅逐出境。
守舊勢力的這一次勝利依靠的是政治﹐而不是天文學本身﹐並且也不能証明傳統天文學優越於西洋新法。楊光先雖被任命為欽天監監正﹐但他實際上不懂天文學﹐“但知推步之理﹐不知推步之法”﹐在五次辭職未準﹐不得已就任後﹐隻好廢《時憲歷》復用《大統歷》。由於《大統歷》已經過時﹐欽天監大統科的人員又未能積極配合﹐所以采用《大統歷》的做法並不行得通﹐楊光先又不得不起用原回回科歷官吳明烜﹐改用回歷方法制歷。回回科官員本來就“虛糜廩祿﹐毫無職司”﹐對中國民用歷法所知甚少﹐回歷本身也已過時﹐難以擔此重任﹐因而隨後幾年間出了不少差錯。康熙七年（1668）十一月﹐比利時傳教士南懷仁上書指責楊光先、吳明烜的歷法不合天象﹐後經驗証屬實﹐於是又徹底廢除了《大統歷》、回回歷法﹐重新起用《時憲歷》。康熙八年﹐鰲拜伏誅﹐南懷仁再次上告﹐結果一翻前案﹐湯若望及被斬五人皆平反賜恤﹐楊光先則擬斬而因年老赦歸。新法與守舊勢力的這次較量以守舊勢力的失敗告終﹐此後南懷仁漸受寵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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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何風乍起﹐輒憶蓴羹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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