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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信人: Emprieo (DOMi說﹐我是可愛的), 信區: Reader
標 題: 讀錢穆《孔子與春秋〉摘要和感想
發信站: BBS 水木清華站 (Sat Mar 6 23:02:15 2004), 轉信
讀錢穆《孔子與春秋》——總結與部分摘要
潘忠偉
一、 隋唐以前﹐尊孔子看重的是《春秋》這本書。《論語》被看重﹐那是後來的事情。兩
漢的時候﹐春秋可以說是五經之首﹐而論語則是當時的中小學教科書。到了宋代﹐論語才
取得經的地位﹐與春秋平行了。但北宋初﹐講春秋似乎還重過論語﹐到了二程子和朱熹﹐
論語才被更看重。這個風氣﹐到了清代乾、嘉之後﹐又變了﹐特別是公羊家﹐又認為孔子
的真精神還是在春秋﹐而不是在論語。
二、 對春秋的推崇﹐孟子就這樣看了﹐他引用孔子的原話﹐說知我罪我"惟春秋乎"﹐孟子
沒有說孔子刪詩書﹐訂禮樂﹐讚周易﹐而隻說他作春秋。其次要對春秋說大義微言的﹐是
董仲舒﹐司馬遷大概也接受了董的意見。這說明在那個時候﹐兩漢的儒生﹐也大致重春秋
。司馬遷的太史公自序有段話﹐可以作為代表﹕
"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螢O又□災□揮茫□樂?
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
已矣。……。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
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
春秋。'"
西漢尊春秋﹐把春秋當成經而不是史﹐這大致是沒有問題的。但晚清學者講春秋﹐卻要力
辯春秋是經而非史﹐這個問題很復雜。而春秋是史非經的觀點﹐可以舉杜預為例﹐他在《
春秋經傳集解》的序上說﹕
"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
而已。……。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
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
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余則皆即用舊史。"
杜預看重春秋的是它遵著周公的遺制。清代章學誠有"六經皆史"的觀念﹐他說的史﹐並不
是指歷史﹐而是指當時六經都是政府的"官書"﹐好比現在說的政府檔案文件。我們把章學
誠和杜預的觀點結合起來﹐說孔子的春秋﹐"乃遵周公遺制﹐用舊史之原文﹐遵周禮之成規
﹐豈不正可說明了孔子春秋所以亦得儕於一經的理由﹖"但這種說法﹐實在不是西漢人的意
見。
我們現在當然可以說春秋是歷史﹐正如現代人說六經皆史的史也可以指歷史的意思。而且
孔子也的確說過春秋是歷史﹐他說﹐"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而深切著明也。"但實
際上西漢人不是這麼看的。如果依照西漢的圖書分類﹐隻有兩類﹐一類是"六藝"（王官學
）和"諸子"（百家言）﹐孔子的春秋﹐就是屬於六藝的。
三、杜預這樣說﹐但西漢的公羊春秋一派﹐卻絕對不是那樣看的。這就要從公羊家最緊要
的微言大義"三科九旨"說起﹕
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此一科三旨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二科六
旨也。內其國而外諸侯﹐內諸夏而外夷狄﹐此三科九旨也。
這"三科"﹐又可以說成﹐"存三統"、"張三世"和"異內外"。什麼叫"存三統"﹐這還得從當
時的歷史觀念說起﹐那時侯人們說最遠古的時候有六十四民（相當於史前史）﹐接下來是
九皇（上古史）、五帝（中世史）、三王（近代史）﹐而且五帝三王都是不固定的。存三
統的意思﹐就是一個新朝代﹐要保留前兩代王朝的制度和文物。比如周的興起﹐就保留了
夏（杞國）和商（宋國）的文物制度。到孔子的時候﹐周代不行了。所以孔子要作春秋﹐
雖然孔子沒有建立實際的王朝﹐但春秋的義法足以成為新王朝的制度文物﹐這就是素王的
意思。春秋既然可以成為一代制度文物﹐那麼﹐周代就退到後面去﹐所以春秋成新王之後
﹐要保留的是周代和宋代的文物制度﹐因為周代是剛剛被換下來的﹐叫新周﹐宋代是以前
就有的﹐叫故宋。原來的夏杞﹐就要被廢﹐這就是所說的"春秋廢杞"。夏代被廢了﹐所以
夏禹就要佔了五帝中最後一個位置﹐不再是三王了。五帝的第一位黃帝﹐也要退到九皇的
最末一位﹐九皇最前面的那位﹐就成為六十四民之一了。這種講法﹐不管對不對﹐那時侯
的公羊家是這樣講的。
至於張三世﹐是指所見世（又叫太平世）﹐所聞世（升平世）﹐所傳聞世（又叫撥亂世）
。孔子作春秋﹐把春秋兩百四十多年的歷史﹐分成三個世代。本來﹐春秋時期的歷史是越
來越亂的﹐但孔子的進退取舍中﹐《春秋》卻越來越從撥亂世到太平世。這就體現了孔子
的政治理想﹐所以在春秋中﹐越到後來﹐社會就越謹嚴﹐也越恢宏﹐也越來越像樣了。
"異內外"的意思﹐用何休的話來說﹐是這樣的﹕
於所傳聞之世﹐見治起於衰亂之中﹐用心尚（上"分"下"鹿"）（左"牛"右"角"）﹐故內其
國而外諸夏﹐先詳內而後治外。於所聞之世﹐見治升平﹐內諸夏而外夷狄。至所見之世﹐
著治太平﹐夷狄進至於爵﹐天下遠近大小若一。"
董仲舒也說﹐"王化自近及遠﹐由其國而諸夏﹐而夷狄﹐以漸進於大同。"
有這樣的三科九旨﹐雖然公羊家也說春秋分兩類來看﹐一個是春秋時代的史實﹐另一類是
孔子在春秋這本書裡面寄托的理想和抱負。至於輕重取舍﹐當然是後者為主前者為客了。
四、照公羊家的說法﹐春秋則顯然為新王朝立法﹐但孔子的春秋﹐畢竟還是私人著述﹐是
屬於百家言。但為什麼能上升到王官學的地位呢﹖在漢代人眼裡﹐春秋雖然是私家言﹐但
卻是"天子之事也"（孟子的話）﹐賈逵也說"孔子覽史記﹐就是非之說﹐立素王之法。"這
就是說孔子雖然沒有位﹐但卻立了新王朝的制度文物﹐所以他就可以列在"堯、舜、禹、湯
、文、武、周公"這個序列之後。因為可以排上這樣的隊伍﹐他就不再是百家言了﹐就不能
和墨子老聃甚至孟子混在一塊了。所以漢書藝文志裡面他就不屬於儒家﹐而附在六藝之後
。
這裡還有一個問題﹐漢代的緯書中有孔子"為漢制法"一說﹐秦代對於漢人來說﹐就好比一
年雖然是12個月﹐但說不定有哪一年就有閏月﹐插在這十二個月當中﹐秦代也就是這個不
常見的閏月。它不能列入12個月的主流裡面﹐也就是說﹐秦代是不正常的一個月份。但是
﹐漢初的立法和制度﹐又是沿襲秦代的﹐雖然漢代算是很正統的王朝﹐但新朝得有新法呀
﹐這個時候﹐春秋出來﹐董仲舒出來講春秋是一代之大法﹐也就很迎合這個需要了。這是
對漢代好的一面﹐因為有了春秋這部大法﹐漢代也算是正統了﹐漢代也有自己的經了。從
這個意義上說﹐春秋這部經﹐在漢代五經裡面是第一位的。
余按﹕我們說周公制作禮樂﹐而禮樂的精神要旨﹐則又體現在詩經裡面﹐詩經可以當作周
代的遺規﹐而春秋則是漢代的新法新典章﹐重要性當然比詩經要靠前﹐所以漢代五經中﹐
春秋（特別是公羊春秋）居於領導地位﹐也是毫無疑問的了。所以谷樑和公羊之爭﹐類似
於現在不同馬克思主義流派對於政治原則領導權的爭奪。但有了這個公羊這個傳統之後﹐
對漢代也有不利的一面。公羊講通三統﹐又講五德相始終。如果漢代的衰運出來了﹐就預
示著又要改朝換代了。所以西漢快沒落的時候﹐很多學者就說要禪讓﹐要制定新的制度。
那個時候的人﹐絕對沒有王世一姓的觀念﹐所以錢穆先生很反對說中國兩千多年都是專制
社會的說法﹐更反對說漢武帝尊五經﹐標志著儒家的權威地位的確立﹐更不同意這樣是有
利於漢代搞專制統治的。錢穆先聖很喜歡引用漢代谷永的這段話﹕
臣聞天生蒸民﹐不能相治﹐為立王者以統理之。方制海內﹐非為天子﹔列土封疆﹐非為諸
侯﹕皆以為民也。垂三統﹐列三正﹐去無道﹐開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乃天下之天下﹐
非一人之天下也。
這段話是谷永給皇帝上的奏章中說的﹐可見那個時候皇帝並不霸道﹐沒有把他殺了﹐因為
那個時候的觀念就是如此。就連忠心漢室的劉向﹐也說"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
非獨一姓"。所以王莽篡漢﹐搞禪讓﹐得到當時絕大部分知識分字的讚同﹐也就很正常了。
康有為說﹐王莽是拿古文經那套來篡漢代﹐其時﹐王莽的篡漢觀念﹐卻實在是根據公羊家
說法來的。及時他尊《周禮》﹐也是根據公羊家的路徑來的。公羊家說要改朝換代﹐就要
有新的經典。西漢末﹐《周禮》（這是一部戰國晚出說）被遵從﹐跟漢初遵從春秋是一樣
的道理啊。
到了東漢﹐光武帝就絕對不講這些東西﹐把周禮扔到垃圾箱﹐就不奇怪了。到這個時候﹐
社會的大觀念才有一個變化呀。順便說一下﹐葛兆光先生的思想史﹐對我這樣的後學者﹐
雖然是一部難得的好書﹐但不講漢代的經學﹐的確有些東西是說不清楚的。
五、春秋既然是西漢的大法﹐那麼拿春秋來治理國家也就很正常了﹐所以那個時候說通經
致用﹐是一句很平常的話頭。根據春秋來判國事的是非﹐也就很順理成章。後代人不懂得
這個東西﹐反而不好理解通經致用的意思。到了東漢﹐這個通經致用的東西﹐就不好理解
﹐甚至連春秋通三統、作新王也覺得是"非常異議可怪之論"了（何休的話）。光武帝的東
漢﹐就像漢宣帝說的那樣﹐"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雜用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這
倒是回到了漢初的老傳統。
余按﹕《史記》說張湯緣飾儒術﹐用春秋斷獄。其實也就是說像現在硬是要拿馬克思主義
﹐拿我們的憲法來判案﹐這當然是行不通的﹐所以有緣飾儒術的嫌疑。不過﹐從另一方面
來說﹐那個時候﹐春秋的實用性確實被推的很高﹐簡直有些過分了。但春秋在漢代﹐無論
如何﹐都比現在的馬克思主義、憲法要好﹐春秋漸漸變成無用﹐漸漸成空頭話﹐那是西漢
晚年的事情﹐但現在﹐共和國開國才五十多年﹐馬克思主義、憲法就是如此狀況﹐從學術
領導政治這個意義上來說﹐跟漢代相差太遠﹐簡直就是掉了一個頭﹐跟美國更就不是一個
檔次了。錢穆逃離大陸的時候﹐勸朋友也跟著走﹐反問朋友"不知共軍先後文告﹐亦有絲毫
開國氣象否。"（《師友雜憶》﹐274頁）朋友沒有辦法回答﹐這也說明一定的道理﹐過多
的話﹐我就不說了﹐請大家自己去體會。
六、"魏晉以下的中央政府更不成樣子﹐他們不再有創制立法﹐與民更始﹐以及創建王
官學這一套想法。"那些東西﹐都很遙遠了﹐就私家著述來說﹐也不能像孔子那樣"上撼政
府﹐來取得創制立法的氣魄與能力。"那個時候﹐學術上也就沒有什麼王官學和百家言的分
別﹐漸漸的﹐就變成經史子集的分別了。但當時北方中國﹐雖然是異族統治﹐不過還有一
些公羊學的精神﹐"何休公羊學大行於河北"（《北史》中《儒林傳》的話）﹐這也說明經
學的一些精神還沒有消散。比如當時河汾之學的王通﹐他要續經、續書。原來不是有六經
嗎﹐現在時代變了﹐又有很多東西可以補充進來﹐要續經、續書﹐這也是一種致用﹐不同
時代應該有不同大經大法的觀點。雖然狂了一些﹐但"還不失是西漢公羊家精神。"在當時
中國的南方﹐卻沒有這樣的人﹐這也可以從北周和南朝的政治氣度看出來（見按語）。到
了唐代﹐學術倒是南方統一北方﹐所以北方這個傳統﹐就這樣斷了。比如唐代編的《五經
正義》﹐春秋就用左氏傳。從這個意義來說﹐到唐代之後﹐"經學"就真的成為"史學"﹐孔
子春秋的價值﹐隻是五經之一﹐而且還不如左傳﹐到這裡﹐經學就成為三代或者春秋時代
典章制度集合或者歷史了﹐不再有什麼微言大義。這段魏晉以下到唐代的經學歷史﹐可以
用兩個人來作一個象征﹐一個是劉勰的《文心雕龍》﹐裡面有篇文章﹐叫"宗經"﹐而到了
唐代劉知幾的《史通》﹐裡面有篇文章﹐叫"惑經"﹐這兩種態度﹐也很有象征意義（這段
話﹐不是本篇論文所講﹐在錢穆《經學大要》中﹐但很有代表性）。
另外﹐唐代的學校裡﹐尊周公為先聖﹐孔子為先師﹐這也是跟漢代不同的地方。漢代遵孔
子﹐是孔子憑借一家之言而為新王朝創立大法﹐從一家言成為王官學。但唐代不這樣看﹐
周公為先聖﹐因為他有德也有位﹐孔子卻是有德無位﹐所以跟周公比﹐還是差一個檔次﹐
隻能是先師。原來漢代把孔子排在周公後面﹐是因為孔子也如周公那樣偉大﹐是同一個層
面的﹐所以可以跟的上周公這個創立制度大法的傳統。到唐代﹐因為失去了公羊家這種精
神﹐所以不再有什麼立一家之言而指導將來政治的理想。唐代人的著述﹐能夠入子集的很
好﹐大部分都是"止及潤身"的文集。而唐代把孔子﹐就更多有了"教"的味道了﹐這又跟佛
教的興盛有關。
余按﹕錢穆在《國史大綱》中說﹐"一種合理的政治制度的產生﹐必有一種合理的政治理想
為之淵泉。北朝政治見上軌道﹐不能不說是北方士大夫對政治觀念較為正確之故。"（346
頁﹐商務印書館版）那個時候留在北方的儒生﹐大都有一種教化夷狄的責任感﹐借此﹐也
就保留了一個指導政治的精神。這是不能否認的。王夫之在《讀通鑒論》中﹐對這批人很
不一為然﹐有點過分注重夷夏大防而忘記了儒者的責任。當時北方的政治文告﹐的確有一
種統一國家的思想基礎和氣度﹐比如《國史大綱》引用的一些例子﹐比如周武帝保定二年
的詔書﹐就這樣說﹕
"樹之元首﹐君臨海內﹐本乎宣明教化﹐亭毒黔黎﹔豈惟尊貴其身﹐侈富其位﹖是以堯舜疏
葛之衣﹐麋（應為三個'鹿'）（左'米'又'歷'）之食﹐商臨汾陽而永嘆﹐登姑射而興想。
況無聖人之德﹐而嗜欲過之﹐何以克厭眾心﹐處於尊位﹖朕深恥焉。"
這種話頭﹐雖然你可以說這是表面文章﹐但五胡亂華幾百年﹐隻講掠奪和殺人的時代尾聲
﹐又有這種為民的思想﹐從南朝的皇帝那裡﹐是聽不到的呀。北方統一南方﹐是很正常的
﹐這裡面﹐如果沒有留在北方儒生幾百年的努力﹐皇帝怎麼可能有這樣的觀念﹐說出這樣
的話頭﹖我不是說中國文化就是如何厲害﹐時代不同了﹐比如我們現在一定要吸收西學﹐
但南北分裂幾百年﹐還能統一﹐也不能說沒有這幫儒生的功勞。今天﹐我們也遇到了同樣
的問題﹐台灣還沒有統一﹐但我們如果還能保持一種文化上的延續性﹐即使很不幸的﹐讓
台灣獨立了﹐我們也要有信心﹐隻要中國的文化沒有倒﹐隻要我們仍然跟著時代不同來吸
納不同的文化精髓﹐統一還是能做到的呀。而統一中國﹐南北朝對立的時候﹐北方的政治
精神的確超過了南方﹐統一也是有好收獲的。但是﹐如果政治精神上沒有超過或者跟被統
一的地區不能持平﹐那樣﹐統一就不見得就是好事情。今天我能聽到共產黨講三個代表﹐
我也很高興﹐因為這樣至少能跟古代的好王朝持平了。不過﹐今天的時代﹐又不同﹐時代
總要向前邁進的。如果我們的政府能夠真正保証每一個人的權利（而不是最大多數人民群
眾了）﹐我覺得我們就能跟世界持平了。一個政黨﹐一個元首﹐你可以說不好﹐但我要的
是一種實質﹐一種精神。學術﹐何嘗不是如此﹖講中學也好﹐講西學也罷﹐隻要能夠指導
政治﹐影響社會﹐為社會所普遍信箱﹐猶如美國人信仰民主和自由精神那樣﹐我們何嘗不
能如此﹐中國人的精神和文化﹐何嘗比外國人差了﹖
七、"孔子在漢（代）人觀念中﹐是內聖而外王的﹐"而重點在於因其具備了外王之道而更
加能夠說明內聖之德的。但到了唐代之後﹐因為有魏晉南北朝以來佛、道的興起﹐所以"在
人心目中﹐時時把來和佛陀與老聃並列了。"這就是說﹐不看重孔子的"治"﹐而是看重他的
"教"了。韓癒在原道篇裡面說孔子的精神到了孟軻死後就"不得其傳"了﹐所以從原來"堯、
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後﹐加了一個孟軻。孟軻沒有做素王立法的事情﹐他能
夠擠入這個"道統"﹐在於他傳遞了孔子的"教"。而且﹐漢儒的道統觀﹐是在五德三統的說
法下的"多統觀"﹐各個王朝的道統是不一樣的﹐所以要用孔子的春秋做新道統﹐跟三代的
文、武、周公並列的大經。但在韓癒這裡﹐就成了一線單傳的道統觀﹐堯舜禹和孔子孟子
是同一個道統的﹐這跟漢代講這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是不一樣的。
跟這個轉變相關的﹐是唐代人解春秋﹐是廢棄經傳不講的。那些公羊、谷樑都不講﹐春秋
的真的就是一部歷史書了﹐而孔子作春秋的目的和抱負﹐就反而容易忘記。
余按﹕我記得韓癒有一篇讀《禮記》的讀書札記﹐幾百個字﹐說《禮記》在當時就沒有多
少人讀了﹐而且也讀不懂﹐韓癒他自己讀了之後﹐覺得很好﹐他說諸子百家、三教九流的
書都有可取之處﹐更何況是《禮記》這樣聖人的著述呢。那篇文章很短﹐說的情況﹐也可
以映証錢穆先生的意見。因為在他那裡﹐《禮記》不再是漢代人那樣可以致用的大經大法
﹐而是比諸子百家好得多的著述﹐這個變化﹐也很微妙。
八、宋代的人﹐剛開始因為不滿意政治現狀﹐所以又開始讀古經籍。這跟西漢有些像﹐比
如胡瑗、孫復、王安石這些也講經﹐孫復還有《春秋尊王發微》﹐但這本書也有流弊﹐過
於尊王了（針對唐末的弊病而有所矯正）﹐所以王安石的《三經新義》沒有采春秋﹐而是
用了《周官》。據說王安石譏刺春秋是"斷朝爛報"﹐這也是唐代人廢棄經傳的流弊﹐不講
春秋的微言大義﹐春秋難免就成為乏味的"相斫書"。但無論怎麼樣﹐從孫復到王安石﹐就
如從漢武帝到王莽﹐還是同樣的思路﹐隻不過時間有長短。
到了王安石變法失敗後﹐出來伊洛之學。這個時候﹐那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
、孔子"的講法又變了。現在說這個傳承﹐正如他們把《大學》一篇從《小戴禮記》中提出
來那樣﹐先要講正心、誠意這些條目﹐所以這個道統就變成了傳"心訣"的"聖學"﹐完全跟
漢代人講這個道統不同了。當然﹐他們也跟者韓癒來﹐也說孔子之後還有一個孟子。
到了宋以後﹐朱子四書成為大家都要讀的書﹐但這種地位﹐絕對不是和漢代王官學一樣的
。漢代王官學﹐重的是禮樂制度、政府層面上的﹐而朱子講四書﹐則先要講個人的"格、致
、誠、正"﹐宋以後的儒生跟皇帝說話﹐往往先把制度和政治問題擱在後面﹐要先講如何從
道德上當好一個皇帝﹐就是內聖而外王的路子﹐跟漢代因外王而益成其內聖﹐不一樣呀。
公羊家也講"以'教'統'治'"﹐朱熹也是這樣說﹐但內容的差異﹐就在這裡。
余按﹕讀一讀朱熹的《中庸章句序》﹐我感覺﹐如果把"心訣"變成什麼武林秘訣﹐那些"堯
、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倒很像是師傅徒弟的關系。所以有些人提出
儒教這個說法﹐也不見得就錯。
九、到了清代﹐政治當然不能談﹐所以沒有漢學的真精神﹔教化呢﹐政府包辦了﹐私人講
學、設書院是不允許的﹐教化也被政治統治了﹐所以沒有宋學的大理想。清代隻有非漢非
宋的考據、訓詁學了。就在這種氛圍下﹐有一個章實齋﹐說六經皆史﹐明白了王官學和百
家言之分別﹐但又把這兩個固定死﹐以為王官學和私家言是不能移位的﹐這是唐以來的見
解﹐漢代儒生的那一套﹐忘記再加上不懂﹐就沒有辦法理解。而且在章實齋那裡﹐"君、師
分﹐而治、教不能合於一﹐氣數之出於天者也。"教化和政治分﹐體現在周公能制作禮樂﹐
因為那個時候政教合一﹐所以周公即是先師﹐也是明王。但到了孔子﹐所以沒有政治施展
的空間﹐所以隻能是一個先師﹐而不是明王了。因為如此﹐所以孔子隻能﹕
"表彰六藝﹐存周公之舊典﹐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非夫子推尊先生﹐意
存謙牧而不自作也﹐夫子本無可作也。有德無位﹐即無制作之權﹐空言不可以教人﹐所謂
'信無不征'也"。
這裡有大問題﹐如果真是如此﹐那孔子說知我罪我惟"《春秋》乎"就不可理喻了。章實齋
講政、教分離﹐對漢代以後言﹐是沒有錯的﹐因為政治和教化的確分開了﹐但對漢代講﹐
就講不通﹐講經學也更是不通。他的《文史通義》﹐有《易》教、《書》教、《詩》教、
《禮》教﹐唯獨沒有《春秋》教。章實齋是看重史學過於經學的﹐遇到《春秋》﹐反而不
寫﹐這實在是因為他寫不下去﹐沒法下筆啊。
章實齋的王官學﹐隻懂了一半﹐他知道有王官學﹐但卻"誤認王官學必出於在位之王。他不
明白在古代人觀念中﹐聖人著作是論'德'不論'位'的。"西漢公羊家法的思想史上意義﹐就
在以私家學擠入了王官學的地位。兩者雖分而不分﹐這是漢儒論王道的驚覺處。章實齋說
﹐
"當代典章﹐官司掌故﹐未有不可通於詩書六藝之所垂。"
這番話何嘗是對的﹖"在西漢董仲舒之前﹐一切因襲秦舊﹐那時一樣有典章﹐一樣有掌故﹐
這些也都是當時的王官學﹐難道也一切'可通於詩書六藝之所垂'嗎﹖"所以章氏的意見繼續
發揮﹐就會走上秦代"以吏為師"的老路。
余按﹕說到治（歷史、政治）與教（學理、教化）的分離﹐我覺得《國史大綱》中引用的
一個有關北宋朔學（司馬光）與伊洛之學的小故事﹐很可說明這種分離的一些原因。
"哲宗常因春日折一枝柳﹐程頤為說書﹐遽起諫曰﹕'方今萬物生榮﹐不可無故摧折。'哲宗
色不平﹐因擲棄之。溫公聞之不樂﹐謂門人曰﹕'使人主不樂親近儒生者﹐正為此等人也。
'"（598頁﹐下冊）
又按﹕因對朱熹理解的不深入﹐我不清楚朱熹說過防止章學誠這路以吏為師的流弊﹐以後
要補上﹐才能全部理解。
十、其次要說到龔定庵（應為"艸"字頭）﹐差不多也跟著章實齋的思路而來﹐所以一些弊
病﹐與章實齋相差不多。（這裡略去）
余按﹕參看錢穆先生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裡有關龔自珍與曾國藩的差異之處﹐可以
略曉兩人的高下。
十一、最後說到康有為﹐康氏與前兩位決然不同﹐康氏說經﹐不說史﹐所以春秋就是一部
經書﹐絕對不是史書。他講孔子改制﹐這點像西漢公羊家﹐但孔子要改的是什麼"制"﹐卻
絕對不理會。在康氏看來﹐六經都是孔子一個人呆在房間裡想出來的﹐六經全沒有歷史價
值。從學術分野來說﹐康氏隻認百家言﹐不認王官學。因為他看重的是經學的大意﹐不注
重經學的史跡﹐所以孔子也就被抽空了。成了一個頂禮膜拜的對象﹐但這個對象為什麼值
得崇拜﹐失去了一個歷史背景。這反而是背離了聖人制作的歷史意義。
而且﹐康氏雖然講改革﹐卻不敢講革命﹐所以一個有知遇之恩的廢帝﹐他也要死死抱住﹐
漢儒中的同人﹐豈會如此﹖
余按﹕對於這一章﹐有個問題不理解﹐錢穆說近代學術﹐與其說像漢唐﹐不如說近宋明﹐
但他們又看不起宋明﹐所以造成乖戾。前面那句話﹐我不太理解﹐大概還是因為欠缺宋學
基本知識所造成的吧。
十二、上面所講﹐是有關經學史與儒學史的一個高度概括總結的說明﹐後面要講﹐是西漢
公羊家講的那套是不是孔子的真看法呢﹖這裡要涉及到春秋本身的問題﹐但這裡隻以論語
為依據﹐講一講大致的情況。
孔子的確極端注重歷史﹐"好古﹐敏以求之"﹐而且孔子也會常說三代﹐比如"夏禮吾能言之
"一章﹐這大概就是公羊家通三統說法的依據。如果把禮、仁分開說﹐可以孔子言禮﹐沿襲
自周公﹐（但孔子言仁﹐則是他自己所創）。孔子曾說﹐"周監於二代﹐鬱鬱乎文哉﹗吾從
周。"孔子講夏禮、殷禮、周禮之損益可知﹐又說﹐"其或續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孔子說
因為衰老﹐很久沒有夢到周公了﹐又說"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為東周﹐不是後代
講的那個東周﹐而是繼周代而起的新王﹐所以孔子有行周公之所行的志向﹐但又不是跟著
周公的老路走。所以會經常夢到周公﹐又要損益周禮。所以他心中也有一套新王的禮樂制
度﹐而不僅僅是想法了。論語裡面又說﹕
"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笸隓醞﴿"
孔子心中﹐實在認為當時是一個無道的世界。孟子說"《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對於這個世道﹐孔子對自己的理想很有信心﹐說如有用他的人﹐則"三年有成"。但終究
因為不能得到世用﹐所以孔子說﹐
"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乎"
這一個感慨﹐卻與西漢公羊家傳述孔子作春秋的微旨﹐的確很符合。可見公羊家那一套說
法﹐並不是沒有依據、憑空捏造的。耶穌說﹐凱撒的事凱撒管﹐上帝的事上帝管。但孔子
不管上帝的事﹐所以罕言性與天道﹐但孔子的確要管凱撒的事情﹐所以漢唐一代從事實際
政治活動的﹐也是儒學的一支﹐不能完全說宋儒就代表了儒學的正統。而春秋這本書﹐即
是史學也是經學﹐即是百家言也是王官學。
"天下永遠是無道﹐若我們真要議天下﹐似乎孔子《春秋》精神﹐所謂其深切而著明處﹐我
們還得繼續講。我們必須上承周公﹐下接孟子﹐會通漢、宋﹐才始能了解得孔子論學的真
精神呀﹗"
余按﹕錢穆先生的這番意見﹐值得好好思考。但講不是單純講孔子之所學﹐更要講孔子的
理想與志向﹐這種志向和學問﹐都是跟孔子生活的時代分不開的。新文化運動以來﹐大家
都說講孝道害了中國﹐而漢代人也說﹐孔子"學在春秋﹐行在孝經"。可北宋的程頤談性﹐
卻說"性中隻有仁義理智四者﹐幾曾有孝弟來﹖"（116頁﹐錢穆《中國思想史》）。人性中
沒有孝弟﹐從儒家傳統來說﹐可以說是一個大膽的怪論。但程頤如何不是大儒呢﹖難道我
們還不如宋代人開明和思想解放﹐還要強迫我們的孩子讀《孝經》﹖
今天我引用這些話頭﹐並不是說我完全認同程頤的話﹐隻是每個時代的儒者﹐都有他自己
的時代背景和各自的困惑﹐真要學孔子﹐學春秋的精神﹐就要明白孔子為什麼作春秋﹐孔
子如果在當代﹐他又會怎麼做。孔子留下一部春秋﹐難道是想成為聖經或者可蘭經﹐難道
非得要人人都讀經﹖難道要後代搞個人崇拜﹐把它抬高到孤零零的聖人地位﹖
說到宋儒﹐我雖然了解不多﹐但是我總覺得他們的修養﹐至少是讓我感到慚愧的。我品德
不比一般人好﹐也會說假話。可看宋儒的德行﹐再看他們的話﹐的確很協調。我也真希望
自己以後不要讓人覺得我所說的﹐和我所行的﹐是兩路子﹐因為這個時代﹐真的再容不得
有知行分開了。否則﹐真是沒有救了。不過﹐我也不是說大家都要學聖人。佩服宋儒的品
行﹐同時要量自己的力氣和修養﹐能夠有所進步﹐是不是就可以了呢﹖聖人總是很少的﹐
但一個品行還過得去的人﹐我不知道以後能不能做到呀。之所以沒有信心﹐是因為我以前
說過假話﹐也做過一些不大的壞事﹐我難保以後不犯﹐隻能多多注意﹐不要因為我的行﹐
害了我崇敬的道﹐這樣﹐還不如不看先賢的書。
當代有些長輩﹐尊崇孔子﹐很多人也講得很好﹐對我這樣的後學者﹐他們都給我很多教益
。不過﹐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看看孔子說什麼﹐然後再來滿口性、理﹐我也能接受。
朱子語錄裡面﹐很少是空對空的。這番道理﹐我肯定是有感而發的﹐我不是說滿口性、理
不好﹐隻是說﹐真要學孔子﹐還真要平實一些呀。
注﹕《孔子與春秋》﹐選自《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263-31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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