陰陽五行學說探源求本
魏睦森,陳蓉蓉(浙江省中醫院,浙江杭州 310006)
【摘 要】
陰陽五行學說源于先秦天道自然觀。陰陽概念与日照及時空相關,陰陽學說的本源是
日照強度隨時空變化而變化的客觀實際。五方觀是五行說之濫觴;五行代表了五种基
本程序。陰陽五行學說与古天文學相關,它以時空為核心;五行分別隸屬于陰陽,亦可
謂是五方、四時的代名詞。陰陽五行學說曾對中國古代科學的發展,特別是中醫基礎
理論系統的形成產生過積极的影響,對近代、現代科學的發展亦頗有借鑒意義,是值
得批判繼承的。
【正文】
關于陰陽五行學說,至今仍有不少值得質疑和商榷之處,對其客觀本源更有必要作出
進一步的探討。
１．陰陽學說与日照及時空的關系陰陽學說通常被視為源于筮卜之書《周易》,
“但是,在《易經》的經文中說到‘陰陽’的,只有‘鳴鶴,在陰’(《中孚‧
九二》)這一條,而這也只不過限于陰的古義———‘背日’的意義,完全未見有
言及陰陽思想的內容[1]。”“關于‘陰陽’的字義,《說文解字》中頗可得其
古義”。“山的向日一面為陽,背日一面為陰,山的向日一面‘高明’,背日一面
則‘暗’。《詩經》和《書經》等著作中所見的陰和陽的用例,有遵從上述古
義的內容”。“也有意味東、西的,‘夕陽’(《大雅‧公劉》)是山西(《毛傳》),
‘朝陽’(《大雅‧卷阿》)是山東。這些也都是基于南、北來理解的”[1],亦与
日照相關。再從日出月落晝明,日入月升夜暗,和古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
節律分析,陰陽概念亦与原始初民最基本的時間觀念相關。
先秦道家從宇宙生成論出發,把陰陽的互根互待視為万物內部固有發展變化
的動力。如《老子》所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負陰而抱
陽,沖气以為和。”(《四十二章》)已并“將其提升到了一般事物所具有的共
同的矛盾,從而具有哲學范疇的意義。[2]”“在《庄子》里,陰陽二字用得相
當普遍,至少可以發現20處是將它們當作術語使用的。[3]”以鄒衍為代表的
“陰陽家”,“深允陰陽消息”,“序四時之大順”,倡“五德轉移,治各有宜
(《史記》)”。“這种學說認為:陰陽二气的消息,隨四時的轉移而節度流行,
此乃天道之大經”[1]。《管子》中亦載述了“春秋冬夏,陰陽之推移也;時之
短長,陰陽之利用也;日夜之易,陰陽之化也”(《乘馬》)。成書于戰國晚期的
《易傳》進一步發展了先秦哲人的朴素辯証法思想,并提出了“一陰一陽之
謂道”的至理名言。
万物生長靠太陽。漢字由象形文字發展而來。“無論甲骨文,還是金文,‘陽’
字都与‘日’字相聯系,都是表示日的一种屬性”[4]。春秋時代齊國宰相管
子曰:“道之在天者,日也。(《管子‧樞言》)”《內經》曰:“人生于地,懸命
于天。(《素問‧寶命全形論》)”明代醫家張介賓力主“天之大寶,只此一丸
紅日”,“天之運,人之命,元元根本總在太陽無兩也”(《類經附翼‧大寶
論》)。我國是世界上古代文化發源地之一。早在周代已經應用土圭來測量
太陽對晷針所投日影長短來确定“二分”、“二至”。“中華古代有一本
書叫《周髀算經》,其中談到標杆測影,……以冬至日影最長,約為一丈三尺五
分。夏至陽光直射,所以日影最短,約為一尺六寸。春分、秋分時平均為七尺
五寸五分許。[4]”從三角函數分析日影長度是日晷標杆長度与日射角度的
正弦值。由于地球繞日軌道近似于圓周,因此全年各天的日影長度值點連線
是一條近似的正弦曲線。若再在此曲線外作圓包裹,即呈現為狀如太极陰陽
圖的圖形。它反映了日照強度隨時空的變化而變化的客觀實際,并無任何先
驗、神秘的色彩。
２．五的分類系統模式与陰陽學說的結合
五的分類系統模式早在陰陽學說形成之前已被古人所習用。《內經》中有
“天地之間,六合之內,不离于五,人亦應之”(《靈樞‧陰陽二十五人》)之言。
胡厚宣先生通過對殷墟甲骨文的考証研究后,指出:“五方觀念的起源應該是
殷代對五方或五示的崇拜。”“‘中商’即商,中商与東、西、南、北并貞,
則殷代已有中、東、西、南、北五方觀念明矣。……然則此即后世五行說
之濫觴。[5]
”金、木、水、火、土的名稱早在甲骨文、金文中已經出現。西周末年的史
伯曾曰:“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國語‧鄭語》)”
但五材只是先秦五的分類系統模式中的一個項目,而且上述這种构成論不僅
是多元的,而且還帶有“神”的色彩。實際上五的分類系統模式屬于上古思
辯哲學的范疇,五行學說只不過是借用五材的名稱而已。英國科技史專家李
約瑟指出:“五行的觀念,并不是五种基本物質,而是五种基本的程序。[3]
”气候變化對于生產水平、科學水平十分低下的上古社會影響是非常顯著的,
因此掌握時令對于古人尤為重要。《管子》曾曰:“作立五行,以正天時”,
“人与天調,然后天地之美生”(《五行》)。“陰陽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時
者,陰陽之大經也。(《版法解》)”觀象授時是古老而簡捷的測時方法。
“中國古代曾藉黃昏時候北斗七星的斗柄方向來決定四季”,又將“天道”
分為五官,參照月亮在天空中的位置,簡接推定太陽在二十八宿中的位置測定
一年中的季節。[7]”基于天象觀察方法和陰陽概念与日照方位的關系,古人
就順理成章地把四時、五方与陰陽學說有机地聯系起來。
“從現有的資料來看,把陰陽与五行結合起來較早的文獻為《管子》的
‘四時’。”他說:“東方曰星,其時曰春,其气曰風,風生木与骨,……南方曰
日,其時曰夏,其气曰陽,陽生火与气,……中央曰土,實輔四時入出,……西方曰
辰,其時曰秋,其气曰陰,陰生金与甲,……北方曰月,其時曰冬,其气曰寒,寒生水
与血。”這里就把陰陽与五行及五方、四時結合起來。“《禮記‧月令》
中,對《管子‧四時》的思想又有所發展,以五行的盛衰來解釋四時的變化。”
“到戰國時期,陰陽家才開始把陰陽与五行結合起來。[2]
”董仲舒總結漢以前的有關論述并加以系統化。他指出:“天地之气,合而為
一,分為陰陽,判為四時,列為五行。”“行者,行也。其气不同,故謂之五行。”
“五行者,五官也”。(《春秋繁露‧五行相生》)“五行之序,各從其序。五行之
官,各致其能。是故木居冬方而主春气,火居南方而主夏气,金居西方而主秋气,
水居北方而主冬气。是故木主生而金主殺,火主暑而水之寒。使人必以其序,
官人必以其能,天之數也。土居中央為之天潤……,其德茂美,不可名以一時之
事。故五行而四時者,土兼之也。(《春秋繁露‧五行之義》)”從上可見,陰陽
五行學說与古天文學密切相關,它以時空為核心。從某种意義上來說,五行亦可
謂是五方、四時的代名詞。古人早就發現各年气候有常,有變。气候异常可
以導致農業歉收,災情迭出,疾病流行。基于這种對异常气候的認識,古人又提
出了相乘、反侮、母病及子、子病犯母等五行規則,從而使五行之間的每一行
均与其他四行發生了雙相聯系,成為信息、能量、物質、功能互通的系統結构
模式。
五行与陰陽結合成為陰陽五行學說之后,五行各行就具備了陰陽屬性,其中木為
稚陽,火為盛陽,金為稚陰,水為盛陰。土,五行之中也,生万物而法天地,是五行中
陰陽交合之行[8]。近代醫家惲鐵樵曾指出:“《內經》所以言五行甲子者,即根
据四時以論病之故”;“其所言藏府皆以四時為法則”;“五行為四時之代名
詞”。“《內經》言五行配以五藏,其來源本于天之四時[8]。”李約瑟曾“批
評某些外國學者和中國科學家,他們把作為中國原始科學基本原理的陰陽學說
和‘五行’理論作為迷信而不屑一顧。[9]”耗散結构理論的創始者———普
里戈金曾指出:“西方科學向來是強調實体(如原子、分子、基本粒子、生物分
子等),而中國的自然觀則以‘關系’為基礎,因而是以關于物理世界的更為‘有
組織的’觀點為基礎。[10]”
陰陽五行學說屬于先秦天道自然觀的范疇,它并不能包羅和替代社會科學与醫
學科學,那种僅按取象比類的思維方法,將它全盤套用到其他學科領域中去的机
械方式,必然會夾雜大量似是而非、主觀臆測的成分。但是它曾對中國古代科
學的發展,特別是中醫基礎理論的形成產生過積极的影響,對近、現代科學也頗
有借鑒的意義,是值得批判繼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