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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陣風，留下了千古絕唱（二）──父親與馬連良
中國青年報 2004年09月29日 11:03:04
章詒和
1956年，上邊提出了「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文藝方針，戲曲界開始挖掘整理傳統
戲，像《四郎探母》等禁戲也開始恢復演出。小翠花先後演了《一匹布》等幾個小戲，大
受歡迎。他興奮得夜不能寐，算了算自己現在還能演的大戲有十來個，小戲近二十個。這
樣，他希望重新組班，再現江湖。小翠花向文化局提出請求。文化
局則要他先造個組班的冊子。沒想到的是，永和班的人大多有了去處。他也不能「挖角」
。這個情況被馬連良得知後，立即邀請他參加北京京劇團。當然，形勢很快急轉直下，事
情也就沒有了下文。但小翠花心裡明白「沒有下文」的責任不在馬團長，他已經很感激這
分情誼了。
1958年，北京京劇團在公安部禮堂演出。前面是楊盛春的《豔陽樓》，後面是馬連良
的《淮河營》，演出一切正常。當夜，長期與馬連良合作的楊盛春猝死於家中。楊盛春梨
園世家，四代武生，在劇團擔任演員隊隊長，工作鋪排得有條不紊，人緣又是極好。年僅
45歲，拋下了五個孩子，其妻（繼室）為譚小培之女。
噩耗傳來，馬連良淚流滿面，悲痛不已。那時楊之長子楊少春是中國戲曲學校即將畢業
的學生，家境困難。馬連良親赴學校，找到校長，要求楊少春轉到北京京劇團。調到劇團
，他對楊少春說：「從今兒以後，你父親什麼待遇，你就是什麼待遇。」馬連良說到做到
。以後年輕的楊少春，一直拿著楊盛春的工資。楊少春是個普普通通的學生，馬連良為了
他日後成材，特請武生高手王金璐傳授技藝。拜師那日從安排到花費，都是馬連良一手操
辦。此後，馬連良又去北京戲曲學校，和領導商議把楊盛春另兩個孩子轉入北京京劇團學
員隊，讓他倆打打武行，得以養活自己。對此，劇團無人提出異議。
王金璐是1936年的童伶生行冠軍。他迷馬（連良）又崇馬（連良），故而拜馬連良為師
。1959年，他在西安演出《銅網陣》摔成重傷，在家調養整整18個年頭，日子過到了山窮
水盡的地步。馬連良為在經濟上能有所助，便請王金璐的夫人給自己抄劇本，做些文字工
作，這樣可掙些錢，貼補家用（「文革」中馬連良去世，可憐王金璐夫婦就只能靠糊火柴
盒度日了）。總之，梨園行無人不佩服馬連良的俠義心腸。
另有一事，我也是記憶至深。一日下午，我在家做完功課，跑到院子裡踢毽子。忽然
，洪秘書領著一個年輕的女性，跨進二門。她衣淡雅之服，修短合度，端莊秀麗，婀娜而
剛健。
在把客人送進大客廳後，洪秘書回到自己的辦公室。我連忙跑過去，問：「那女的是
誰？」
「她叫羅蕙蘭。」洪秘書答。「這麼好聽的名字。是干嘛的？」「是唱京戲的。」
「太好啦！」我不禁歡呼起來，遂又問：「她為什麼來咱們家？」
「找你父親。」我說：「她找我爸有事嗎？」洪秘書說：「當然是有事才來。」「什
麼事？」「想在北京落腳唱戲。」「這事兒，我爸能行嗎？」
「你父親要請馬連良幫忙。」洪秘書這樣說。
談話的時間並不長。主客二人從大客廳出來。父親對那羅女士說：「有了消息，會通
知你的。」遂轉身對洪秘書說：「替我送送客人。」
那羅女士對父親深鞠一躬，並一再道謝。
沒過多久，馬連良託人送來四張戲票───是他和羅蕙蘭在中山公園音樂堂演出《審
頭刺湯》。
我舉著票，嚷著：「爸，咱一起去呀！」「去呀，去呀！」父親也跟著叫。我摟著父
親，大笑。
到了演出的那一天，父親恰好有外事活動，不能去了。我看戲歸來，父親問：「小愚
兒，那羅蕙蘭演得怎麼樣，漂亮嗎？」
我說：「漂亮，比馬連良還漂亮！」
聽了這句話，沒看戲的父親也和我一樣高興得直樂。
馬連良的東北演出，在官府眼中是個案子。但在梨園行和一般人看來，就是「誰當皇
上，都得聽戲」的事兒，與政治無涉。
馬連良有沒有短處呢？有短處。短處是抽大煙。這在梨園行不是什麼稀罕事兒，他抽
，其他幾個名角，也抽。
我聽說這類事後，很奇怪，問母親：「聽說抽大煙能上癮。什麼叫『癮』呀？」
母親說：「鴉片也好，杜冷丁也好，主要成分都是嗎啡。嗎啡是作用於神經系統的，
一旦佔據了人腦，就能產生輕鬆解放的感覺。而且，這個感覺一生都無法忘記。所以，有
了癮，就有了病，終身不愈。」
「戒得掉嗎？」「戒不掉。」「為什麼？」
母親猶豫片刻，說：「從醫學角度看，現在還沒有答案。」母親還認為，吸毒於社會是
罪惡現象；但於個人可能與道德品質無關。由於它是一種疾病，所以，靠說教和硬挺是戒
不掉的，特別是對那些特殊身份的人，就更難戒掉了。母親的話，令我非常吃驚。因為這
和政府宣傳的完全不同。1949年後，政府雖將抽大煙的名角兒集中起來，用了幾個月的時
間統一進行戒毒，果然收效不大。最後，政府暗中做了妥協，由彭真特批，他們可以「抽
」。不過，量小且嚴格控制。
毒品是情緒的潤滑劑。無論你有多大壓力，遇到什麼樣的麻煩，也不管體力如何地不支
，心情如何地不好，一針下去。剛才還無精打采，瞬間即可激情四射。舞台情緒本來就是
靠不斷的神經活動興奮點形成。一年365天、一天24小時，都必須去主動適應這樣一種非
常態生活，恐怕是從前的梨園行、眼下演藝界「抽」的主要原因。但是取其提神小利，卻
忘了成為痼疾之大害。
應該說，馬連良對大煙的人間至樂與至痛的同一性，是深有體會的。1942年，偽「滿洲
國」成立十週年，偽總理大臣特請偽華北政務委員會派遣演藝界前往祝賀。開出的條件，
除了包銀，還有煙土。當時北平的煙土不好買，馬連良為此而動心，也為此而前往。抗戰
勝利後，1946年有人檢舉這事，遂以漢奸罪坐了班房。後經回教協會理事長白崇禧的斡旋
，1947年才脫了干係。人出來了，家卻負了債。
馬連良的東北演出，在官府眼中是個案子。但在梨園行和一般人看來，就是「誰當皇上
，都得聽戲」的事兒，與政治無涉。比如：溥儀大婚三天堂會，京中名角齊集。抗戰勝利
，梅、程曾到南京給蔣介石演出，藝人們也都沒覺得這是什麼政治行為。同仁為了安慰出
獄的馬連良，在長安大戲院唱了一場合作戲《龍鳳呈祥》。馬連良的前喬玄、後魯肅，程
硯秋的孫尚香，金少山的張飛，李少春的後趙雲。演劉備的譚富英，從第一場的「過江」
一直唱到後面的「回荊州」，卯足了氣力，一句一個好。江湖規則，朋友義氣，給馬連良
以萬分的感動和一生的感激。
馬連良這一趟的「偽滿」演出，一直被上邊視為「污點」。但為了政治需要，所謂的「
污點」有時也是可以拿來利用的。比如，1961年的國慶，全國政協舉辦的歡迎華僑、港澳
同胞歸國觀光酒會上，官方特地安排溥儀和馬連良坐在一起。這一景觀，頓時吸引了一批
又一批的記者和一批又一批的華僑。後來，父親看到他們拍的一張照片，不禁搖頭嘆息，
道：「亦榮亦辱，非榮非辱。」馬連良為了這事，背了半輩子的政治包袱。有「短處」被
上邊捏著，他也明白自己的「短處」。而自知，知止，從來就是一種聰明。
「你給最可愛的人演出還要錢？！」
1953年10月，賀龍率第三屆赴朝慰問團到朝鮮慰問中國人民志願軍。共有40個團，
3000多個藝人和文藝工作者參加。京劇名演員梅蘭芳、程硯秋、周信芳盡在其內。很想投
入新政權的馬連良聞訊後，主動要求赴朝慰問演出。齊燕銘批准了他的請求。這是馬連良
第一次出國，也是他最後一次出國。
一天，他們在朝鮮戰地的露天劇場演出。秋末黃昏來得總是很快，太陽早就落進了西山
。裹著濃重涼意的山嵐，漸漸地和夜色混和在一起。晚飯後，老舍和周信芳在營房外面散
步，一陣胡琴聲音清晰可辨。他倆尋聲而去，操琴的竟是兩個炊事兵，一個姓牟，一個姓
王。短暫的寧靜、熟悉的旋律與士兵的悠然，激發了他們在大自然懷抱里清歌的熱情，也
許他們今後一輩子再也遇不到這樣的奇異場景和奇特感受了。
很快，臨時組織了一個清唱晚會，由這兩個部隊炊事員操琴。馬連良最積極，唱了兩段
，先唱《馬鞍山》，後唱《三娘教子》。周信芳唱《四進士》，老舍唱《釣金龜》，高元
鈞說山東快書《武松打虎》，最後是梅蘭芳的《玉堂春》。聽者，忘了自己是戰士；歌者
，忘了自己是演員。後來，他們又在平壤牡丹峰的露天廣場演出。所有的演員裡面穿著行
頭，外面披著棉大衣，坐在戲箱上。看著天上的星星，等候自己的出場。那一個晚上，連
演七出戲。他們依次是：袁金凱的《乾坤圈》，李玉茹的《小放牛》，黃元慶的《獅子樓
》，周信芳的《追韓信》，程硯秋的《刺湯》，馬連良的《借東風》，梅蘭芳的《貴妃醉
酒》。後來，梅蘭芳曾把這次演出的幾張劇照，送給父親。照片的質量不大好，但父親一
直保存到「文革」。
誰也沒有想到的是，要求參加「赴朝慰問」的馬連良，沒有能懂得這一任務光榮偉大
的意義，竟要求每場1070萬元（舊幣，折今1070元）的報酬。
在「討價還價」中，有人提醒地說：「這是慰問最可愛的志願軍。」於是，他和劇團
答應每場減70萬元（舊幣，折今70元）。
又有人再次提醒地說：「別的劇團只收演出費。」於是，他和劇團決定每場再減50萬
元（舊幣，折今50元）。
吃戲飯的就得靠戲吃飯───馬連良是按照梨園夙習、戲班規矩行事。是呀，即使給皇
上唱，那也得「賞」下來，而且「賞」得不少。這是天經地義的事。他哪裡曉得中國眼下
的唯一規則是革命───無條件地獻身革命。「你給最可愛的人演出還要錢？！」這一下
，引起了震怒和眾怒。上邊認為這是個嚴重的政治問題，是對正義的褻瀆，是對革命的反
動。《戲劇報》做了報導與批判，文化部做了類似反革命行為的結論，並寫入檔案。
一個外國人講：「藝人要比一般人懂得少。」而對於中國的政治，馬連良恐怕比與之同
行的梅蘭芳、周信芳懂得更少。當時的梅蘭芳是中國戲曲研究院院長，有工資，還另有演
出收入。周信芳是華東戲曲研究院院長。馬連良是一個民間職業劇團的團長。按說，有所
開支的民間劇團收取酬勞，都應視為合理。但是上邊與革命群眾不能容忍的是馬連良索要
與自己名聲相匹配的價格！價格的背後是態度。價格越高，態度就越差。什麼人敢把個人
和藝術擺放在革命政府、正義事業、神聖戰爭之上？錯的當然是馬連良。他先是在劇團做
檢查，後在《戲劇報》發表了自我檢討性質的文章(3)，公開向解放軍同志表示歉意，並
向批評者表示衷心的感謝。
1954年8月，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藝人周信芳、梅蘭芳、程硯秋、袁雪芬等
人都成為代表。馬連良為什麼沒有當選，他心裡清楚，父親心裡也明白。也就從這個時候
開始，馬連良通過與父親、吳?的往來，開始接觸民盟。那時的吳?是有職有權的北京市副
市長和民盟北京市委負責人，這在民主人士中也是少有的。一天晚上，吳?來我家談民盟
的事情，父親對吳?說：「馬連良是不是可以發展成為盟員？以盟員身份在北京市政協擔
任委員。你要不要找彭真談談？」吳?點了點頭，並一直把這事放在心上。
「您的劇團是國營的嗎？」張君秋紅著臉，含含糊糊地說：「我們是歸公家領導的。
」
五十年代，梨園行一個翻天覆地變化是體制變化。而這個變化，也徹底扭轉了二十世
紀後五十年中國戲曲藝術發展的道路和藝人的命運。
那時的劇團多為民間職業劇團，它是由從前的業主班轉換而成的共和班，其性質仍屬民
營。1956年，全國範圍掀起了農業合作化，手工業、私營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高潮。梨園
行也聞風而動。見大大小小的商店、藥鋪、飯館以及像樣和不怎麼像樣的作坊，都掛上了
「國營」或「公私合營」的牌匾。所有的店員、夥計、跑堂的都拿上了工資。瞅著這番既
光榮又實惠的景緻，成不了「角兒」的演職員眼饞了，說：「連資本家都穿上了幹部服，
怎麼我們仍舊是藝人？」於是，紛紛要求劇團改「國營」。很快，要求變成了呼聲。「國
營」二字簡直成了可羨慕的歸屬，可炫耀的身份。
浪漫的藝人台下又都很現實。別說是跑龍套的想「國營」，角兒們也跟著動心。張君
秋南下到武漢去演出，湖北文化部門接待他的人問：「您的劇團是國營的嗎？」
誰承想隨便一句問話，正好捅到心窩子。能背大段唱詞的張君秋，一時竟慌了，不知
該怎樣應答。還沒「國營」的他，不能說「國營」；尚處「私營」的他，又羞於說「私營
」。支吾一陣後，張君秋紅著臉，含含糊糊地說：「我們是歸公家領導的。」
人家到底是角兒，事情應付了過去。一回到北京，張君秋立即要求「國營」。
那時，官方也希望民間職業劇團改為國營。一份由北京市文化行政機關草擬的建議把民
間劇團改為國營的陳述報告里把原因歸納為兩條。一是出於政治因素，認為「戲曲和其他
文學事業一樣，不應成為私人營業性事業，它是一種思想武器。戲曲過去在人民中起過移
風易俗、影響人民思想意識的作用，今後還會發生這種作用，特別由於戲曲藝術具有受人
民喜愛的通俗易懂的形式，因而宣傳的力量很大。專業戲曲團體應該成為黨和國家領導的
國家劇團，使它更好地成為教育人民的工具。」另一個原因，則是來自經濟方面的考慮─
──「如果將一部分有保障的劇團改為國營，劇團本身即可以供給管理幹部的開支，即可
解決幹部編制問題。」別看只有一句話，它可是太重要了。用演員養幹部多方便呀！況且
，一個名演員能養這麼許多幹部，也真是太管用了。
在中國任何事情只要成了風，就變得可怕。在一片「國營」浪潮中，不知政治為何物的
大小角兒們，情願或不情願地都發出了「熱烈響應」與「強烈要求」的政治呼聲。尚小雲
劇團和燕鳴京劇團遞上要求「國營」的申請書；新興京劇團清點了物資，準備移交；鳴華
京劇團梁益鳴把自己的戲箱捐給劇團，靜待「國營」；幾個評劇團及天橋地攤兒聯合，急
切要求合併。藝人們既是興奮也是不安地等候上邊發出「國營」的指示。一個擅演「粉戲
」的女演員，激動地說：「我們要求國營不是向國家要錢，而是希望政府派人幫助我們辦
好劇團，加強政治學習，有機會參加一些運動，如三反、肅反，以更快地提高我們的思想
意識。」
在這樣一個革命形勢下，北京市文化部門的領導認為第一步「需要走合作道路」。這樣
，在「劇團自願原則下」，由政府有關部門出面「協助馬連良劇團和市京劇二團（譚富英
、裘盛戎）合併，成立了北京京劇團。」文化官員還告訴藝人，特別是告訴馬連良這樣的
角兒：將來即使「國營」，也並不等於全盤包下來，依然是自給自足，按勞取酬，對藝人
私有財產會採取定息的辦法，也暫不改變原有的各項制度和工資份額───顯然，採取這
些做法是力圖避免讓鬆散自由慣了的藝人感到「國營」以後處處不方便。當然，也是讓他
們感受到共產黨和政府對他們的幫助是很現實的。
「有些老戲很有教育意義，不要去改。」
1956年的春夏，官方宣佈實施毛澤東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它不僅被
民主黨派認為是最好的日子，同時也被藝人們視為最美的季節。前者叫好，是因為覺得當
局在廣開言路，因為說話是文人的本能。後者叫好，是認為官方要拓寬戲路，開放劇目。
唱戲是藝人的飯碗，也是他們唯一的賴以生存的資源。戲路的寬與窄，劇目的多與少，意
味著他們生存資源的厚與薄。從五十年代開始，中國戲曲劇目的管理，始終緊緊圍繞著戲
曲改革運動（簡稱戲改）而上起下伏，左搖右晃。
3月，劉少奇在文化部黨組匯報工作會上說：「戲改不要大改」，「有些老戲很有教育
意義，不要去改。」又說：「新文藝工作者到戲曲劇團改編……改得不要過分，不要過早
地改。」他還特別關照京劇改革，說：「京劇藝術水平很高，不要輕視，不能亂改。」應
該說，劉少奇的講話是有針對性的。
那時，戲劇界的形勢十分嚴重。戲曲劇目貧乏，上座率低，劇場經營困難，演員生活無
法保障。以北京市為例，原有的京（劇）評（劇）傳統劇目據粗略統計就有 1200多出。
但1955年經常上演的京劇只有74出；評劇58出。為什麼會造成這樣的情況？北京市文化部
門專門開會研究戲曲劇目少、上座率低的情況及原因。會後提交上級的報告這樣寫道：「
狹隘要求戲曲劇目的人民性和教育意義，致使劇團演員為了怕批評、而不得不演幾齣『保
險』戲。我們的戲改（指戲曲改革）幹部也受了這些錯誤觀點的影響，在具體工作中支持
了這些不正確看法，對上演劇目輕易予以否定，也是造成劇目貧乏的原因之一。例如，裘
盛戎曾排演過《鍘包勉》，當時文化處戲曲科的科長楊毓玟認為舞台上當場開鍘，形象惡
劣，於是這齣戲以後就沒再演過。新興劇團演過《蘇秦》，戲曲科的一個幹部認為這齣戲
歌頌蘇秦這一知識分子的向上爬思想，在《新民報》上寫了一篇標題為『《蘇秦》是一出
壞戲』的文章，劇團看後即刻停演。」
6月1日～15日文化部在北京召開戲曲劇目工作會議，全國各省市60多個代表參加。大
家一致認為應該有組織地進行各劇種的傳統劇目的發掘、整理和改編工作。大會選擇了《
四郎探母》、《連環套》、《一捧雪》、《大登殿》、《烏盆記》、《寧武關》六個劇目
進行熱烈討論。時任中宣部副部長的周揚到會講話。他特別強調文化部門的工作幹部對戲
曲事業必須按照它本身的特點去領導，要積極樹立自由創作的藝術空氣，堅決反對主觀主
義和官僚主義作風。
6月27日，文化部負責人就豐富戲曲上演劇目問題向新華社發表談話，以「清官」和「
鬼魂」為例，認為「包公、況鐘都是可以肯定的正面人物」；而「焦桂英、李慧娘完全可
以在今天的舞台上出現。」為配合會議，北京市文化局組織內部觀摩，演出了《祥梅寺》
、《打櫻桃》等許久不曾演出的劇目。搞這樣的演出，張伯駒是最積極的一個。演出即示
範，人們眼界大開，並意識到現在的演出劇目，真的很貧乏。一位業內人士撰文直呼「應
該反對那些清規戒律；反對各種明的、暗的『藝人自動』式的禁演辦法；反對因一肢而廢
全身的粗暴否定的態度，要大力發展劇目生產，發掘各劇種的固有劇目。」(4)
7月，北京市戲曲編導委員會為豐富上演劇目，又選擇了一批內容雖有缺點，但藝術性
較強的劇目，先後舉辦了六場試演晚會。其中的劇目有：《王寶釧》、《連環套》、《一
捧雪》、《四郎探母》、《惡虎村》、《落馬湖》、《戰宛城》、《青石山》、《一匹布
》、《走雪山》、《梅龍鎮》等共18個。參加演出的演員有：馬連良、張君秋、小翠花、
楊寶森、侯喜瑞、孫毓坤、馬富祿、李萬春、奚嘯伯等。
社會在發出擴大戲曲劇目呼聲的同時，也發出了關心藝人生活的呼籲。比如，史學家翦
伯贊隨全國人大視察小組到湖南視察。在省里召集的座談會上，他談到湖南地方戲藝人情
況，激動地說：「戲劇工作最糟糕。藝人們反映，沒有從人民政府那裡得到一點幫助（指
私營劇團），得到的只是輕視和侮辱。」（註：詳見拙作《心坎里別是一般疼痛》）翦伯
贊認為戲劇界存在三個矛盾：國營與私營的矛盾，幹部與群眾的矛盾，藝術與生活的矛盾
；三個矛盾都是領導上對藝術的政治教育作用瞭解不夠所致。翦伯讚的講話，引起了上邊
的重視。《戲劇報》刊登了《關心藝人的生活，尊重藝人的勞動》的專論以及《保護女藝
人和她們的孩子》、《認真搶救遺產》等文章。內中，透露了戲曲藝人生活和民間職業劇
團的處境。不僅各地方的文化機關可以隨便指揮他們，稅務機關、公安機關、糧食機關以
至民兵都可以看白戲或隨便來幹涉劇團和藝人。如果劇團稍微做得不周到，馬上就要橫禍
飛來。
田漢以全國人大代表的身份到地方視察後，發表了《關心藝人生活》一文，社會反響強
烈。周恩來特批500萬元救濟金，並免娛樂稅兩年。田漢在中國戲劇家協會主席團舉行的
第二次會議上，揭發了戲曲工作方面和有關戲曲藝人生活福利方面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在決定創辦中國戲劇出版社的同時，創辦「劇人之家」。
北京市為了更好地關心藝人，專門開了一個會。會上，確立了文化局系統的高級知識分
子名單。其中，京劇演員18名。他們是：馬連良、譚富英、張君秋、尚小雲、荀慧生、吳
素秋、趙燕俠、楊寶森、奚嘯伯、李萬春、孫毓坤、姜妙香、裘盛戎、侯喜瑞、馬富祿、
李多奎、孫甫亭、郝壽臣。
這一年，北京電影製片廠拍攝了京劇彩色電影《群英會》、《借東風》。演員有馬連
良、譚富英、蕭長華、葉盛蘭、裘盛戎、袁世海等。
這一年的年底（1956年12月25日）馬連良向民盟北京市委遞交了入盟的申請表。兩天
後，即被批準成為中國民主同盟的成員。
彭真說：「怕放、怕鳴的人都是怯懦的人，是沒本事的人。我們要歡迎齊放、歡迎爭
鳴。」
在毛澤東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春風吹拂之中，人們進入了1957年。像田漢
、翦伯讚這樣的大人物都在為戲曲打抱不平了，像《戲劇報》這樣的刊物都在為自己說話
了，業內人士怎的不興奮？那些肚子裡有玩意兒的名演員，就不只是興奮，他們從心底生
發出一股衝動───訴說的衝動，表達的衝動，登台的衝動。農曆春節前，這些角兒們為
籌備福利基金會，救濟貧苦同業，舉行聯合演出。一共演了三場，其中有馬連良、張君秋
、蕭長華、李多奎合演的全本《一捧雪》，小翠花、馬富祿合演的《一匹布》，李萬春等
合演的《八蠟廟》。
為了保存住戲曲寶貴遺產，馬連良、郝壽臣、劉硯芳、程玉菁、小翠花、李萬春、趙桐
珊、王連平、毛世來等京劇藝人還把所藏之秘本毫無保留地奉獻出來。從2月份開始，北
京戲曲編導委員會根據這些藏本，著手編輯《京劇彙編》，由北京出版社分集出版。直至
1962年4月，共出版了94集。
3月，馬連良率領北京京劇團到武漢演出。經父親給湖北民盟省委負責人馬哲民打招呼
，3月19日，中國民主同盟武漢市邀集了高百歲、陳鶴峰等一百餘人，舉行座談會，歡迎
來自北京的馬連良、馬富祿。民盟舉辦的座談會，場面大，規格高，發言的水平也高。不
僅有同行出席，還有知識界和政界人士，這給馬連良掙足了面子。回到北京，馬連良一打
聽才得知，是民盟中央的第一副主席章伯鈞的關照，他特地登門道謝。
3月25日至4月1日中共北京市委召開了宣傳工作會議，討論毛澤東的《關於正確處理人
民內部矛盾問題》的講話。與會者既有黨內幹部，也有黨外人士。會議用了三天半的時間
進行大會發言。共有61個人登台講話。其中，曲藝界的曹寶祿和京劇演員李萬春對文化工
作提出了意見。
李萬春反映在戲曲劇團工作上，存在「重公輕私、重大輕小」的現象。他說：「國家劇
團收羅大批人才，編演新戲是他們的專利品，但優秀演員一年到頭不演戲。對國營劇團補
助多、宣傳多。龐大的開支是靠國家養著。」李萬春還覺得政府對民間職業劇團重視不夠
，輿論界也不怎麼介紹。「小劇團不知費了多少心思和勞動，才湊出一筆廣告費。結果，
廣告往往被放在「尋人」或「啟事」欄內。演出上一有毛病，指責也受得多。所以，演員
每演一齣戲，都要捏著一把汗。」發言的最後，他特別強調：「我的意思決不是把大劇團
（國家劇團）和小劇團（民間職業劇團）對立起來。我主張在組織上可以分大小，在藝術
活動上不要分大小，大小劇團可以互相往來，互相支持。」
───李萬春的發言贏得掌聲一片。會議的主辦者和與會者，一致認為李萬春的發言
很好。《北京日報》在4月18日全文刊登了他的講話。題目就叫《重大輕小、重公輕私》
。會議的最後，彭真到會講話，他說：「怕放、怕鳴的人都是怯懦的人，是沒本事的人。
我們要歡迎齊放、歡迎爭鳴。」「當前的主要問題是對於『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放得不
夠，鳴得不夠，要放手放，放手鳴。」台下聽眾2800名，個個熱血沸騰。
4月10日至24日，北京舉行第二次全國戲曲劇目工作會議。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周揚
在閉幕式上講話，他指出：「對人民只能講民主，不能講專政。而且不同思想是客觀存在
的反映，只準有美，不準有丑是不合辯證法規律的，沒有丑，哪裡有美？」他著重分析了
教條主義、宗派主義與官僚主義的禍害，並反對禁戲。
5月11日，中國京劇院的主要演員葉盛蘭、葉盛章、杜近芳等，在《人民日報》舉行的
京劇界座談會上，揭露中國京劇院存在有嚴重的宗派主義和官僚主義，行政命令干預藝術
創造，機構龐大，演員「窩工」等現象。
5月17日，文化部開放全部禁演劇目，屬於京劇的，有17出(5)。隨即小翠花公演了他
的拿手戲《馬思遠》，吳素秋演出了《紡棉花》。同日，《戲劇報》邀集了中國京劇院一
部分演員舉行座談會。谷春章、江世玉、李洪春吐露了沒有戲演的苦悶。武旦演員李金鴻
說：「其實，我對完全廢除踩蹺是有意見的，就是不敢講。」黃玉華說：「京劇院三個團
有170個演員，可是行政幹部卻有幾百個，多出演員兩倍，這樣就是把演員累死了，也企
業化不了。」
也就在這個5月，父親、黃琪翔和李伯球三個人商量好，決定在北京市的醫藥衛生、工
程技術、文教、農業、文藝方面，後來又加了京劇界，共六個方面召開農工民主黨內外高
級知識分子座談會。京劇界座談會是以三葉、三李（即葉恭綽、葉盛蘭、葉盛長、李伯球
、李健生、李萬春）的名義邀請的，先後於6月5日、13日在政協文化俱樂部和北京飯店召
開。會上，積極的母親一再動員大家要敢於提意見。說：「不要怕打擊報復，民主黨派可
以給你們撐腰。」熱情的父親則主動叫司機用自己的小轎車去接送名演員。座談會開完，
又掏腰包在北京飯店請客。那日父親牙痛，便先去北京醫院看牙，緊接著趕到飯店。他不
敢喝酒，只喝了些湯，可那也高興。原本父親對中央統戰部規定農工民主黨只能在醫藥衛
生界發展成員的限制，就有所不滿。這次趁著大鳴大放大發展的機會，能有一點突破，他
頗為得意。
「不是我要批判你，是他們要我批判你。我是沒轍。」
「好花不常開，好景不常在。」鳴放很快變成了反右。在戲劇界第一個受批判的是張
伯駒，接著，是吳祖光。繼他們二人之後，便是由母親和李伯球介紹參加中國農工民主黨
、並在母親召開的座談會上發言的李萬春了。
北京京劇團在上級的佈置下，召開了批判李萬春的大會。馬連良不僅必須出席，而且必
須講話。因為李萬春是他收的第一個弟子。會前，上邊已經跟馬連良打了招呼，一定要「
立場鮮明」。會上，他聽這個批判，等那個講完，一等再等，一拖再拖，眼看著大會要收
場了。實在沒法子，他把牙關咬緊，鼓足勇氣，上了台。雖是一副「義憤填膺」的樣子，
可講了兩句，就沒詞兒了。滿肚子的戲詞兒，也都派不上用場。一向從容自如的馬連良，
感到從未有過的尷尬和慌張。他急忙忙下了場，下場時還按老規矩，給大家深鞠一躬。
散會了，大家走出了前門外糧食店中和劇院。走在了最後的李萬春，覺得袖子被誰拽了
一下，抬眼看來，卻是馬連良。從遞過來眼神里，他判斷：三叔（即馬連良）有話要說。
於是，跟在了後面。出了糧食店，過了馬路，爺兒倆一同鑽進了馬連良的小汽車。司機按
照吩咐，一直把車開到了坐落在李鐵拐斜街的鴻賓樓飯莊。馬連良走在前，李萬春跟在後
，進了個單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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