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人已逝，斯文長存
——紀念著名學者胡忌先生
◎解玉峰（南京大學中文系）
1998年秋，筆者蒙業師俞為民先生引薦，往胡忌先生府上求教。先生寓大行宮四條
巷32號，距南京大學僅三里之遙。胡忌先生待後學之懇誠，令人心感。自是之後，
我即常往府上請益，過從遂多。先生無子嗣，晚歲與老伴相依為命，精神尚好，唯
極瘦弱，已近風燭殘年。2005年春的南京，天氣惡劣，冷熱無常，風雨交加，更兼
人世工程大興，雞犬不寧。先生偶感風寒，舊疾復發，遂於4月8日，遽然辭世。海
內學人，聞之者無不傷悼。筆者從胡忌先生問學多年，栽培之恩，不敢一日忘懷。
先生去世後，哀痛無已，未能成隻言片語。今先生辭世已半載，乃成此文，以為追
念。
胡忌先生，字仲平，原籍浙江奉化縣，1931年12月生於紹興上虞。父胡行之（1900
－1976），二十年代曾留學日本，歸國後曾在上虞春暉中學、浙江省圖書館、中國
農業銀行等處任職。兄弟三人，兄胡畏，弟胡敵，胡忌排行第二。1946年 8月，隨
家移居上海。1949年 1月，因患肺病自上海復興中學休學。1952年冬，從皮簧名家
蘇少卿習老生，得借讀其所藏《元曲大觀》。1953年由父執介紹，拜復旦大學趙景
深教授為師，此後在趙景深先生指導下，從事古典文學研究，尤偏重於戲曲、小說
。曾協助趙景深先生編著《元明南戲考略》、《元人雜劇鉤沉》，協助孔另境修訂
《中國小說史料》。1955、1956年兩年，先後發表《談雜劇的收場》、《北曲雜劇
演唱性別的討論》、《金元戲劇的新資料：針兒線和清閒真道本》等金元戲劇研究
方面的重要論文，引起學術界的矚目。1956年 9月，因趙景深先生推薦至廣州，任
中山大學中文系主任王季思教授助理。次年春，返上海。 4月，《宋金雜劇考》由
古典文學出版社出版。《宋金雜劇考》為胡忌先生的成名作，直至今日，仍是宋金
戲劇研究領域難以逾越的經典著作。
1957年夏至北京，在中國文聯中國戲劇家協會工作，擔任中國戲劇出版社編輯，先
後編輯過《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王國維戲曲論文集》等重要學術論著。19
61年 2月，胡忌先生因工作需要，調至遼寧省文學研究所。次年轉調至遼寧省文聯
，為中國劇協遼寧省分會專門研究人員。1963年10月結婚。妻子黃綺靜，1930年生
於香港，1956年畢業於北京大學西語系，後曾在文化部、中國文聯、南京大學等單
位工作。1968年，胡忌先生在遼寧盤錦五‧七幹校集中學習時被審查，認為「犯嚴
重政治錯誤」，1972年恢復名譽。1973年 8月，調至遼寧省喀左縣文化館從事考古
工作。
1978年11月，調至南京，在江蘇省崑劇院藝術研究室工作，曾整理、改編崑劇傳統
劇目《牡丹亭》（上本）、《千忠戮‧草詔》、《鳴鳳記‧寫本》等。自1980年 3
月起，移家大行宮四條巷32號，直至去世。在南京工作生活的近三十年間，是胡忌
先生一生最為安定的一段時間，其間曾與南京當地的學者，如南京大學的錢南揚、
吳白匋、吳新雷、南京師範大學的唐圭璋等多有往還。又因學術或崑曲的原因，與
外地的俞平伯、沈從文、任半塘、趙景深、夏承燾、譚其驤、施蟄存、譚正璧、俞
振飛、周有光、張氏四姐妹（張元和、張允和、張兆和、張充和）等學者聞人及日
本學者波多野太郎、岩城秀夫、田仲一成等有較多往來。
1983年 7月初，胡忌先生應邀參加了在北戴河召開的中國戲曲劇種史寫作會議。會
議之後，約請江蘇省教育學院的劉致中先生共同撰寫《崑劇發展史》。1984年夏，
胡忌先生得到耶魯大學東亞語言文學系、歷史系聯合署發的邀請函，請其赴美講學
。在赴美講學前，他加緊完成了自己負責的《崑劇發展史》寫作任務，將書稿遺留
的工作委託給劉致中先生，本年年底劉致中先生基本完成書稿。是書1989年 6月，
由中國戲劇出版社出版。《崑劇發展史》全書五十餘萬字，乃是繼陸萼庭《崑劇演
出史稿》（1980）之後最重要的崑劇史著作，胡忌先生為崑曲界人士推重，主要因
為此書。
1984年11月至次年11月，胡忌先生應耶魯大學之邀，任該校盧斯基金訪問學者（Luce
Fellow）一年。在美期間，先後應邀至普林斯頓大學、夏威夷大學講學，1985年年
底返回中國。
1988年 9月，應揚州師範學院之聘，兼任揚州師範學院博士生導師，為博士生指導
小組副組長，組長為任半塘先生。1992年 9月，自江蘇省崑劇院退休。退休之後，
仍讀書、著述不輟，一如既往。退休後，先後應邀出席了中國大陸及國外組織的一
些重要學術會議，如1993年 5月在臺灣臺北召開的關漢卿國際學術研討會、1997年
5月韓國漢城召開的中國古代戲曲研討會等。
八十年代初趙景深先生在世時，胡忌先生與其他趙門弟子李平、陸樹崙、陸萼庭、
江巨榮等曾有襄助趙景深先生編撰「中國戲曲發展史」的規劃，但因種種原因未能
付諸實施。因始終有寫作戲劇史的宏願，也為了先做一些基礎性工作、聆聽同行的
意見，自1999年起，胡忌先生與洛地、陳多、王兆乾等同好共同發起創辦民間學術
刊物《戲史辨》，至2005年初出至第 4輯。八十年代初，胡忌先生曾發表《沈瀛竹
齋詞中的套曲》（《南京師院學報》1981年第 1期）、《菊花新曲破之發現及其意
義》（《中華文史論叢》1981年第 2輯）等重要詞曲研究方面的論文，此後近二十
年間，除《崑劇發展史》、《揚州瘦馬考》（《揚州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集刊》第
1 輯，1998）等少數文著外，則很少有論文發表。因《戲史辨》的編輯，近年始陸
續發表《走向雅部－－中國戲曲藝術的一條「絕」路》（《戲史辨》第 1輯）、《
從〈缽中蓮〉看花雅同本的演出》（《戲劇藝術》2004年第 1期）等重要論文。
2005年 3月下旬，胡忌先生因偶感風寒，肺病復發，於4月8日在家中逝世，享年七
十五歲。臨終前留下遺囑，委託好友洛地先生為其一生所藏書籍、字畫、書信等尋
一歸宿。經洛地先生聯繫，其遺物全部捐獻給浙江遂昌縣湯顯祖紀念館，館中專設
「胡忌學術研究陳列室」，以便妥善保存，供後人利用、憑弔。
胡忌先生是新文化運動後出生的知識分子，但在他身上更多保留了中國傳統文人的
文化修養和精神氣質。1948年胡忌先生十八歲時因病休學後，此後再未入校讀書，
他後來的文化修養主要來自家庭、師友的影響和他本人堅持不輟的自修。1961年去
遼寧工作之前，他的生活較不穩定，更兼熱愛崑曲，喜歡看戲，年輕熱情，在習學
崑曲和看戲方面花費了很多時間。但自六十年代以後，特別是1963年與黃綺靜結婚
以後，胡忌先生的生活主要是一種較為平靜的書齋生活，他一生中絕大多數的時間
都可以說是在自家書房中度過的，自由散淡，從沒有規定的上下班時間或工作日程
。六十年代影響整個中國的社會大動盪雖也曾波及他的書齋生活，但相對當時一般
的讀書人而言，這種影響可以說是很小的。六十年代以後、直到去世前，他與妻子
黃綺靜的生活雖不能稱富有，但可以說從無衣食之憂，更無生存的困惑。在他生命
中最後的十多年裡，他身外的世界早已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他周圍的人們也漸
已習慣、享受一種全新的生活。而他仍然住在八十年代初搬進的六十平方米的舊房
子中，日常的物質生活也基本上停留在八十年代初的水準，某年當他身著顏色有些
發白的中山裝出現在大上海的逸夫舞臺時，他曾自嘲自己為「出土文物」。如果說
，他的物質生活與他所處的時代尚且不遠，或許僅僅滯後一二十年，那麼他的精神
生活可能距離這個時代更遠，他的精神世界更多是屬於二十世紀之前的。從這一意
義上說，他一生自由散淡的書齋生活，可以說是他得以與所屬時代脫節、追求往古
世界的根本原因。
胡忌先生一生愛好、趣味極廣泛。中國舊時文人多有琴、棋、書、畫之好，胡忌先
生與古琴的機緣較淺，唯與崑曲的機緣則較深。1953年他經趙景深先生推薦，得附
曲家張允和寓之拍期向張傳芳學曲。1954年上海戲劇學校崑大班開辦時，又從朱傳
茗、華傳浩、鄭傳鑒等傳字輩老藝人習曲觀戲，經常參加趙景深先生主持的上海崑
曲社的活動。1957年調北京工作時，亦曾參與俞平伯、張允和等曲家主持的北京崑
曲研習社的活動，為曲社積極分子。1978年來南京後，除從事與江蘇崑劇院相關的
編導、評戲一類的工作外，也較多參與了南京崑曲社的活動，同時與北京、上海及
海外的崑曲家保持著密切往來。胡忌先生於崑曲可謂是知之者、更可謂好之者、樂
之者。
先生亦好圍棋，唯難逢對手，故難得盡興。除鑽研棋譜外，遇有國際圍棋比賽電視
轉播，輒喜觀摩，一坐即數小時，樂此不疲，唏噓不已。書、畫二者中，胡忌先生
的趣味主要在前者，每遇佳興，輒喜舞文弄墨，得之者如獲至寶。
因為父親胡行之的影響，胡忌先生亦有寫詩填詞之好，一生與父親胡行之、師友趙
景深、陳朗、洛地等詩詞唱和頗多。1973年 9月，胡忌先生身在遼寧喀左，得到趙
景深先生自上海寄來的書信，百感交集，成《得書無眠》，云：
昔日樓頭兒女腔，而今青鬢已添霜。廿年著作雲過眼，一枕相思月照窗。
路阻千山殘夢短，書留舊篋別情長，無端最是陽關曲，歲歲頻吹在異鄉。
（玉峰謹按，「廿年著作」句指《宋金雜劇考》出版近二十年。）
1995年春，胡忌先生應邀出席浙江遂昌縣湯顯祖紀念館開館儀式。遂昌一地山水清
秀，風俗純樸，胡忌先生因賦【望江南】（春來早）六首，其中三首云：
春來早，乘興到王村。碧水青山仙境杳，南腔北調笑聲頻。賓主實難分。
春來早，唯獨獨山幽。遺愛新亭名跡顯，淳風古道石階留。落葉數經秋。
春來早，遺世有何功。走筆雕蟲嫌瑣碎，椀茶杯酒且從容。苦菜味無窮。
（玉峰謹按，獨山為遂昌一古村落，獨山葉家與湯顯祖關係甚深，湯曾數往
往獨山，並留有詩文，故有「唯獨獨山幽」句。又，湯顯祖棄官回臨川後
數年，遂昌子民想念他，派畫師到臨川畫其像，後在遂昌建（湯顯祖「生
祠」）「遺愛祠」。1985年，遂昌文聯紀念湯顯祖，重建遺愛亭，故有「
遺愛新亭」句。）
在各種愛好中，胡忌先生一生最大的愛好當然是讀書，他一生絕大多數的時間都是
在自家的書桌前度過的。胡忌先生藏書甚富，一生購讀過的書籍萬餘冊，古今中外
皆有，中國書從類別來說涉及經、史、子、集各部，尤以子、集二部為多。他家中
的藏書極類似於一個小型的中文系書庫。只不過與一般中文書庫有所不同的，一是
其藏書多屬精品，且稍偏重於中國古典；二是由於其愛好廣泛，一般中文書庫缺收
的書畫、民俗、宗教、文物、考古等方面的書籍也很多。胡忌先生晚年，開始將一
些自己平常少用的書籍有意饋贈或轉讓，但同時又不斷購進一些新書、舊書，所以
家中無處不是書的狀況始終未曾有絲毫改觀。直至去世前的一周，他還打電話給我
囑代購魯國堯先生新出的《魯國堯語言學論文集》。為了瞭解出版界新書出版及舊
書購買方面的信息，他始終在購讀《古籍新書報》、《文匯讀書週報》、《秀州書
局簡訊》等報紙；為了瞭解學術信息和學術研究現狀，他長期訂購《文史》、《中
華文史論叢》、《文物》、《文獻》、《文學遺產》、《戲劇藝術》等學術期刊；
為瞭解當前知識界的思想動向，他也一直在購讀《讀書》、《萬象》等流行雜誌。
所以，來胡忌先生家中造訪的人們常常會驚訝地發現，這位貌似「出土文物」的老
先生，竟對當下也如此了然，正所謂博古通今者！
胡忌先生在精神趣味上更近於古人，但他為人所知，主要因為他是一位「現代」的
學者。如果我們把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前後出生的王國維（1877－1927）、陳垣（1880
－1971）、吳梅（1884－1939）、胡小石（1888－1962）等視為現代學術的第一代
學人，1900年前後出生的任半塘（1897－1991）、孫楷第（1898－1989）、錢南揚
（1899－1987）、馮沅君（1900－1974）、趙景深（1902－1985）等視為第二代，
二三十年代新文化運動之後出生的一輩學者為第三代，而二戰後出生的一輩學者大
概可算為第四代。胡忌先生從年輩、師承來看，大概可算為第三代，但胡忌先生與
同齡的第三代學人有所不同的是，由於他一生主要是一位自由散淡的讀書人，並不
隸屬於某種科研機構或教學機構，無所謂「學科專業」或「國家課題」，所以從學
術研究的基本路數看，他的治學門徑與前兩代學者、特別是第一代學者更為接近。
現代學術的前兩代學者、特別是第一代學者，他們的讀書，「讀」乃是第一要義，
立足文獻，偏重文獻本身的理解、闡發，而不是為了某種著述或者某一課題而去讀
書。「一事不知，儒者之恥」，仍是他們信從的基本觀念。為了能讀「懂」（古）
書，他們一般都有小學功夫的磨礪，他們博觀群書，有所著述也無不以深厚的文獻
閱讀為根柢，故其為學多屬厚積薄發。胡忌先生一生一身輕鬆、自由散淡，使他的
讀書與他的前輩們更為接近。
胡忌先生晚年常在家中接待一些慕名來訪的年輕學子，在開場前他常常會主動問詢
其籍貫，待年輕人通報後，他常常會列舉「貴地」歷代文人賢士、文物名勝，如數
家珍，令來訪的年輕人既驚且愧，深悔訪前未曾多讀幾種書！胡忌先生記憶力極好
，讀書極多，而他的許多文著，正是他幾十年如一日、勤於讀書的結果。如他早年
關注的宋金雜劇研究，今人研究宋金雜劇主要憑藉的是《武林舊事》和《南村輟耕
錄》所載數百種名目，但其劇本無一存，這給人們認識宋金雜劇的面貌帶來極大困
難。胡忌先生因為對這數百種名目熟能成誦，故當他細緻研讀百餘種元人雜劇，讀
到《飛刀對箭》中庸將張士貴自嘲一段念白時，立即敏感地認識到：這段可命名為
「針兒線院本」的念白，正是宋金雜劇的遺存！此後，他又在其他元人雜劇、戲文
中陸續發現了《清閒真道本》、《千字文》、《太公家教》、《邦老打略》等雜劇
院本，從而為人們重新認識宋金雜劇開闢了新天地！又如戲曲界過去在述及「戲曲
」一詞的最早出處時，皆徵引陶宗儀《南村輟耕錄》中的「唐有傳奇，宋有戲曲、
唱諢、詞說」。1989年 5月，胡忌先生在研讀元劉塤（1240－1319）所著四庫本《
水雲村稿》時偶然讀到「至咸淳，永嘉戲曲出。潑少年化之，而後淫哇盛正音歇。
」《水雲村稿》「戲曲」一詞的出現較之《南村輟耕錄》約早六十年，胡忌先生的
新發現是在致友人洛地的信中談到的，洛地先生立即認識到這條資料的可貴，不久
即以《一條極珍貴資料的發現－－「戲曲」和「永嘉戲曲」的首見》為題，公佈於
洛地先生主編的《藝術研究》（第十一輯）上及所著《戲曲與浙江》中，此後這一
發現始漸為學界所知。
胡忌先生心細如髮，讀書得間，故博觀群書每有發現。如1991年韓國奎章閣本《五
倫全備記》發現以後，韓國學者吳秀卿曾撰寫《奎章閣藏本〈五倫全備記〉初探》
文向胡忌先生請教。1996年 8月16日，胡忌先生在致吳秀卿的信中說，奎章閣本應
早於國內常見的世德堂本，他在信中引證說：
奎本「刁譎」世本改為「蹊蹺」、「笑」，說明後者不明「刁譎」之義；其
實此詞即金元人常用之「刁決」、「刁厥」，意義與「蹊蹺」大異！世本將
「提腔」改成「弓兵」，兩者也不同，而「提腔」最常見在宋、金和元初。
把這樣的例子集中起來，我覺得奎本應該是元本！應該是元本（元代產生的
）尚有其他證據，如用「段」不用「出」；如「左丞」改為「丞相」（左丞
是元代的官銜）；如【燕兒落】曲「十八史愛看的是貞烈傳」。元代初期說
中國史書，總稱為「十七史」，明代則總稱為「廿一史」（十七史加上宋、
遼、金、元四種），故「十八史」是元代中期出現之詞而且非在此時（公元
1300－1350）使用不可！
胡忌先生讀書時，每有所得，輒筆之於書，書眉字腳，朱墨燦然。胡忌先生的戲曲
研究主要在宋金雜劇和崑劇史，幾十年來積累了許多史料和心得，《宋金雜劇考》
、《崑劇演出史稿》二書上二十餘萬言的劄記，正是他幾十年研究心血之結晶。胡
忌先生藏書中類似的劄記尚有很多，學術含金量極高，其短短數十言的眉批，或勝
於今日茫茫書海中許多裝幀精美的學術專著。
為學之難，難在能「入」能「出」。前人有「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有時研究者距其對象愈遠，反愈能看清對象的真面目。但認識廬山真面目，一方
面固然要遠觀，另一方面更需要深入其中的體驗同情。由於中國文化為一完整不可
分割的整體，所以對於治中國學術而言，「入」的過程（博觀群書）尤為重要。只
有經歷博觀，漸具通識，而後進入具體的研究（筆者所謂的「出」）才能左右逢源
、精闢入裡。現代學術史的前兩代學者之所以能創造了中國現代學術的輝煌時代，
關鍵原因或在其能「入」能「出」。而二戰以來的一些研究者，因學科專業所限或
碩博論文寫作等現實需要，常常「入」的過程未及展開，即過早地進入專業研究、
著書立說的階段，故其學術常失之於淺、失之於陋，斷章取義、隔靴搔癢之弊所在
多有。故胡忌先生一生自由散淡地博觀群書，其意義不僅僅在能時有發現，而是在
能形成通識。
由於戲劇涉及作者、演者、觀者等多方面的因素，故較之於一般的文學研究，戲劇
研究有其特殊的困難。胡忌先生年少時即習曲觀戲，樂此不疲，長而長期鑽研，孜
孜不倦，故於中國戲劇多具通見。如梨園傳本《明心鑒》時代、作者的判定問題。
《明心鑒》又名《梨園原》，關於《明心鑒》時代、作者，五十年代以來影響較大
的《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第九冊有收錄，標為「清‧黃幡綽等著」。按，黃幡
綽本是唐代著名俳優，這個「黃幡綽等」的標注實是不得已而為之。《集成》本提
要解釋說，乾嘉時期有位名叫「黃幡綽」的老藝人，著成此書，其後他的朋友莊肇
奎、弟子俞維深、龔瑞豐、葉元清等陸續參加了編訂。而1960年南京大學的吳新雷
教授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又發現一部標明「吳永嘉古亭原本」的《明心鑒》，從而使
得《明心鑒》作者、時代問題變得更加撲朔迷離。而胡忌先生以其對中國民間傳統
、特別是「梨園行」的熟稔，敏感地認識到：《明心鑒》乃是梨園藝人世代傳藝而
形成的「世代累積型」的記錄本，其作者不宜歸為某位梨園藝人，其時代當可推溯
到乾隆以前（《如何認識梨園傳本理論著作－－從〈明心鑒〉說起》，《中國戲曲
》（韓國）第五輯，1997）。
又如對《缽中蓮》傳奇時代的辯證。在二十世紀的中國戲劇研究中，《缽中蓮》頗
引人矚目。《缽中蓮》之所以引人注意，主要由於其中有「弦索」、「四平腔」、
「西秦腔」、「京腔」等地方戲聲腔，故《缽中蓮》乃成為考察近代地方戲淵源的
重要文獻依據。由於《缽中蓮》存本末頁有「萬曆」、「庚申」印記，自1933年杜
穎陶先生首次在《劇學月刊》上介紹《缽中蓮》以來，七十年來所有公開發表的文
著提及《缽中蓮》均以「明萬曆鈔本」看待，從無加以置疑者。胡忌先生則認為，
「明萬曆鈔本」這個說法是靠不住的。《缽中蓮》中「花」、「雅」摻雜，從總體
結構體製看可視為「雅部」的傳奇。但康熙中期之前的傳奇皆在二、三十出以上（
僅見袁于令《長生樂》十六出），直到康熙晚期以後十餘出的「花」、「雅」同本
的傳奇始大量出現，所以在康熙中期之前或者「明萬曆時」產生《缽中蓮》這樣的
一個「怪胎」，這是不合「理」的。胡忌先生在細緻研讀《缽中蓮》劇本時，還發
現了其明顯受洪昇《長生殿》影響的鐵證，從而認為：《缽中蓮》應是《長生殿》
演出轟動（康熙二十七年）之後的產物，其產生當斷為乾隆時期才較為合「理」。
（《從〈缽中蓮〉看花雅同本的演出》（《戲劇藝術》2004年第1期）
胡忌先生對《明心鑒》、《缽中蓮》時代、作者的判斷迥異時流，正是因為他的博
觀通見在先，故能不被「個別」的或「表面」的現象所惑。幾十年來，他一直深信
，各種事物或現象本應用來證明事物之「理」的，而不是恰恰相反。
關於戲劇舞臺演出，胡忌先生認為，「好戲是應當一氣呵成的」，觀眾應完全被演
員帶「入」戲中，他根本找不到地方可以鼓掌、叫好，如果戲劇演出中出現鼓掌、
叫好的現象，肯定是演員在舞臺上有意賣弄其「技藝」，他也肯定離開了「戲」、
離開了「人物」。胡忌先生的「一氣呵成」，顯然應來自他對書法、古文等中國民
族藝術的理解。對今日的戲劇演員、觀眾而言，他的「一氣呵成」說實可引人深思！
某年，胡忌先生與筆者談到已故復旦大學教授譚其驤先生，談到譚其驤先生的《湖
南人由來考》（1931）、《晉永嘉喪亂後之民族遷移》（1934）等文，他感慨地說
：「一位學者，一輩子能寫出這樣的一篇文章就足以傳世了！」我知道，他的感慨
主要是對當下的學風而言的。近些年來，有些學術文著的發表、出版，實在太多、
太濫了！古人以文章為「不朽之盛事」，此種觀念在今日似日漸稀少了！以胡忌先
生為代表的中國學術的第三代學人現在正漸從學壇淡出，二戰後出生的第四代學人
以及更年輕的一代正肩負著中國文化和中國學術的傳承之任。從胡忌先生這一輩學
人以及他的上兩輩學人那裡，後來人可以學習些什麼？當胡忌先生辭別這個世界的
時候，他的頭腦中正思考著什麼？斯人已逝，他所延續的文化傳統和學術追求，是
否會長存不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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