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和羽凡、志驤至法學院參加「跨科際政治科學研討會」，
講題是「後現代主義與政治科學」，主持人是政治系「鬼才」石之瑜
、中山政研所黃競涓，主講人是敝系的廖朝陽，回應人是世新新聞系
的羅曉南。
以上一字排開，大抵皆算有名氣的學者，因此我原本期望是很深
的，希望能聽到一點不一樣的東西，並且，尤其希望聽到「跨科際」
的對話，突破學科之間的藩籬。
然而，我實在很失望（不過志驤似乎跟我意見不一，沒關係，可
以來個網路論壇，咱們是大學「論壇」社嘛）。
廖朝陽，這位我頗為敬佩的學者，顯然準備不足。他的講綱共有
兩頁，引了十三段英文，分別出自美國學者 John Rajchman 的 Constructions，
以及法國學者 Paul Virilio 的 Politics of the Very Worst、Vision
Machine。 此兩人在文化研究領域內可謂聲譽斐然，一般也多將他們
列入所謂後現代文化研究之林，Rajchman以詮釋、開拓 G. Deleuze
的精神分析學說聞名；Virilio則對空間、時間、記憶、速度著墨最力。
廖朝陽一開始即明言，他所要講的東西只是後現代理論中的一些片斷，
並不企圖鳥瞰後現代全貌，但廖認為此兩人的理論至今聲望仍在「向
上提昇」，因此算是抓住了後現代主義發展的最新脈動。
廖朝陽是理論專家，他這樣說我完全沒有異議。然而，講題既然
為「後現代主義與政治科學」，那麼廖應該就要有跨科際對話的準備，
至少應該略加申論Virilio、Rajchman與政治科學之間的關係，但是
現場狀況卻是，廖把十三段英文講解完便結束了。我大為訝異，難道
我是來聽你報告書摘的嗎？引書中幾段名言錦句又有何意義？（這裡
再插撥兩句，我發現廖不懂法文，因為他把許多法國學者的名字都唸
得怪腔怪調。嗯，搞文化研究竟然不懂法文？就這點而言，他是差廖
咸浩一截。）
接下來就更驚人了。羅曉南身為回應人，竟然隻字不提廖之前的
報告內容，而是非常詭異地介紹自己剛剛完成的一篇論文！論文儘管
跟研討會主題稍有關係（他沒有說論文題目，但內容是從思想史的角
度檢討中國大陸從八零年代到九零年代政治狀況的轉變，以及與其對
應的「後學」文化論戰），但我有被騙的感覺。這種回應人也太好當
了吧？完全不用管主講人，唸唸自己的論文就好了。
鬼才石之瑜好像也沒有什麼跨科際對話的企圖。他對廖朝陽的報
告「禮貌性」地說「對他啟示很大」，嘿嘿，一聽就是客套話。為什
麼我這樣說呢？因為，他所謂的「啟示」是什麼呢？他說廖朝陽帶來
的後現代主義理論，對政治科學主流的「研究方法」能夠有所啟示。
在主流的政治學研究方法（如大量地應用問卷、電腦做「科學」處理）
裡，「研究者」與「被研究者」的距離是遙遠的，關係是速成的，但
後現代思潮（如不再著重「加速」，而是「減速」）卻有助於研究者
反省這種研究方法。
咳咳，說實在話，這種道理還需要外文系名家廖朝陽來啟示政治
系鬼才石之瑜嗎？石的說法，其實根本就是社會學、政治學、人類學
領域中「量化」研究與「質化」研究的爭議、或是鉅型理論與微視理
論的爭議，其實毫無新意。對方法論稍微熟悉的人，當然會知道後現
代思潮對質化研究、對微視層次的社會理論（如俗民方法學、社會現
象學、詮釋學、紮根理論等等）有所啟示、對實證、量化研究有所批
判。這種東西，只要不是程度太差，我看文法社科學院大二、大三的
學生就已經能夠有所掌握，哪裡還需要鬼才教授自貶身價地被「啟示
」呢？
除此之外，參與會議的教授學者們程度也實在太參差不齊了，竟
然還會有人問一些三腳貓的問題（如「後現代」這樣的歷史分期是何
時出現的、如何用後現代觀點批判奧運的民族主義狂熱等等），表示
連基本功夫都沒有做好，這還有什麼資格夠搞科際整合呢？
接下來廖朝陽談了很久的主體哲學，為笛卡兒的主體論申冤。他
講的東西大部分已見於他在1996年《中外文學》293期所發表的〈批
判與分離：當代主體完全存活手冊〉（此文功力甚深！廖朝陽應該是
台灣學界討論「主體性」最有創意的一位）。於是，大夥兒談著談著，
似乎也忘了研討會的主題了，大夥都開始惡補起後現代理論、向廖朝
陽請教了。我到這邊已經快坐不下去了。
本來我整理了兩個問題準備分別問石之瑜跟廖朝陽，但此時已屆
午餐時間，我又不便發問，索性吃完便當後便開溜了。兩個問題是：
一（問石之瑜）：今天的研討會主題是「後現代主義與政治科學」，
這個主題文字本身就很有趣，似乎值得各位教授討論。如眾所周知，
後現代主義（如果我們廣泛地將後結構、解構等思潮皆納入的話）對
「科學」所採取的態度是敵對的，因為它根本不相信語言、文字、科
學方法能夠忠實地represent外在世界、社會事實；亦視科學本身所宣
稱的「客觀中立」為意識型態，而大加撻伐。這在某種程度上摧毀了
政治、社會「科學」的可能性。然而，這樣的說法若走至極端，很可
能取消了「反抗」的可能性，因為，各種政治學、社會學中的「理念
類型」（如國家、階級、科層制、資本主義、社會主義）都將被貶為
大敘事、後設敘事，或是Foucault筆下的discours，而失去了分析
（遑論「追隨」甚至「信仰」！）的意義，而一切的反抗也就只能
是微觀的、個人的、邊緣戰鬥的，喪失了寬廣格局、行動結盟的可能
。簡言之，「批判」的結果是取消了「批判」自己。這種情形究竟該
如何看待？
二（問廖朝陽）：廖老師被視為台灣應用後現代主義討論政治問題的
翹楚，但在前幾年中外文學論戰時，曾遭邱貴芬〈是後殖民，不是後
現代〉一文質疑後現代理論的運用，而廖老師也以〈再談空白主體 〉
回應。但我相信不是在座的每一位老師都讀過這些文章，因此想請廖
老師談一談您appropriate後現代理論的策略為何？有沒有什麼特別
值得說明的理論原因？又，拉回到今天的主題，後現代主義究竟在
政治科學、政治議題上能有什麼樣的發揮空間？
以上是今天的一些粗淺的感想，還請各位不吝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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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my case ethics is a critique of bourgeois morality (and of
the bourgeois political economy since Smith) from the exteriority
of the Other (from the living labor as person, as poor, as creative
source of value).
-- from Enrique Dussel, "The Underside of Moder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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