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omsky 論 WTO

作者poe (潛德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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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Chomsky 論 WTO

時間Wed Dec 15 15:27:18 1999

Poe:文章頗長，但擲地有聲，值得一讀。苦勞資料庫收集日期：1999.12.15 中國與世界 1999.03 原文轉載自: 中國與世界http://www.chinabulletin.com/ 1999年3月號對自由市場的狂熱﹕ 通過世界貿易組織輸出美國的價值觀諾姆‧喬姆斯基　　“大半個世紀以來，美國一直試圖根據自己的形象來設計全世界，這個努力的主要場所是聯合國，在這裡，美國和它的盟國一起串通活動，達成有關人權﹑核試驗﹑環境等方面的協定，並堅持使這些協定反映出美國自己的價值。” 　　據稱戰後歷史便是這樣的，《紐約時報》的政治分析家戴維‧桑格寫的一篇頭版評論的開篇段落，便這樣告訴我們。但是，時代已經變化了。如今，報紙的標題已經變成﹕“美國正通過全球商業協定輸出它的自由市場價值觀念”，克林頓政府正逐漸地摒棄通過聯合國的傳統的方法，轉而利用新成立的世界貿易組織來實現“輸出美國的價值觀念”。在將來，桑格寫道（引用美國貿易代表的話），世界貿易組織可能是一種最有效的工具，用來推廣“美國對反調控以及對自由市場的的狂熱”，“自由競爭﹑ 公平原則﹑有效的執法等美國式價值”，把它們帶給仍然在黑暗中摸索的全世界。這些“美國價值”在未來的浪潮中被生動描繪出來﹕遠程通訊，國際互聯網絡，高級計算機技術，以及其他一些奇跡，這些奇跡都是由市場所釋放出來的生機勃勃的美國企業精神所創造出的，這種精神在裡根革命時期終于擺脫了政府干涉而獲得自由。　　今天，“裡根（雷根）總統和英國的撒切爾首相在80年代所佈道的自由市場福音受到各國政府的普遍信奉”，尤賽夫‧義卜拉欣在另一篇《紐約時報》的頭版新聞中報道，重申同一個主題。不論你是否喜歡，持形形色色觀點的狂熱支持者和批評者，大都同意從政治上的左傾開明派一側來看待“被它的支持者稱為‘市場革命’的這場殘酷掃蕩”。“裡根式的粗俗的個人主義”已經改變了整個世界的游戲規則，而在美國本土，“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都準備把市場提高到主宰一切的地位”，以致力于建立一個“新的正統”。　　然而，這幅畫面存在著許多問題。其中之一是上半個世紀以來的歷史的真實。即使是“美國使命”的最忠實的信徒也知道，美國和聯合國的關係幾乎和開篇段落所描述的恰恰相反，這是隨著非殖民化進程聯合國逐步擺脫美國控制之後發生的，使得美國在很多問題上經常處于孤立，並在很多問題上處于和全球共識相對立的地位，並打定主意與聯合國的機構作對，特別是那些有第三世界國家取向的機構。許多有關當前世界的問題都是有爭議的，但在這個問題上沒有任何爭議。　　至于“裡根式的粗俗的個人主義”以及它對市場的崇拜，只要引用一位對外關係委員會國際金融方面的資深會員在《外交事務》雜誌上對裡根時期的評論就足夠了。他指出，“有諷刺意味的是”，裡根，“這位戰後總統中，對自由放任最為狂熱的一位，卻指揮了自30年代以來最大的一次倒向貿易保護主義的運動”，而這其實並不可笑，而是“對自由放任最為狂熱”的正常結果﹕對你，要運用市場紀律，但我自己卻不受約束，除非是“比賽場地”恰好有利于我了，而這通常是通過大規模的政府干預來達到的。在過去三個世紀的經濟史上，很難找到另一個主題比這個主題更佔支配地位了。桑格報道的當前對通訊革命的狂熱就是一個很好的教科式的例子。　　裡根主義的信徒們奉行著一條輕車熟路的路線，這條路線最近被金格裡奇保守派改編成一出喜劇，這就是﹕一方面鼓吹市場的輝煌成就﹑厲聲厲色地教訓美國本土和外國的貧窮階級的無能和依賴的觀念意識，一方面驕傲地向商業界宣稱，裡根政府“比半個世紀以來的任何一屆前任都更大限度地給美國工業界減少了進口的壓力”﹔而事實上，70年代以來，美國政府領導的富有階級和有權勢階級對“自由貿易原則發動的持之以恆的攻擊”，比所有前任美國政府加起來都多，關貿總協定秘書處濟學家帕特裡克‧羅（Patrick Low）在一篇學術評論中遺憾地指出了這一點，他估計，裡根的限制性政策帶來的後果比其他主要工業國家要嚴重三倍左右。　　急劇“倒向保護主義”僅僅是對自由貿易原則“持之以恆的攻擊”的一部份，它在“裡根式的粗俗的個人主義”之下，更是加速發展了。這個故事的另一個情節是公共資金大量地向私人權勢轉移，經常是披著傳統的 “國防安全”的外衣。沒有這些極端的市場干預政策，美國的汽車工業﹑ 鋼鐵工業﹑機械設備工業﹑半導體工業以及其他工業還能不能在日本的競爭下存活，還能不能在新興技術領域內走在前面﹑廣泛地影響著經濟，就值得懷疑。　　“撒切爾的英國”是說明“自由市場福音”的另一個好例子。讓我們僅僅看1997年上半年披露的一些事﹕《倫敦觀察家》報道，“就在某些人施加最大壓力主張廉價銷售武器給土耳其的時候”，撒切爾首相“親自過問，從英國海外援助預算中，撥出了2200萬英磅的款項，用于幫助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建立地鐵系統。這項工程其實是非常不經濟的。在1995年，外務部大臣道格拉斯‧赫德承認，這個項目是“非法的”。這件事是在波高大壩（Pergau Dam）醜聞之後又一引人注目的事件，那次醜聞暴露了撒切爾政府以非法的補貼來促成和馬來西亞政府的武器交易，導致最高法院宣判赫德有罪。除此之外，就更不用說那些政府信用保證和資助安排，以及其它的把公共資金轉換到“國防工業”﹑通常是給尖端工業帶來的一系列好處的辦法了。　　幾天前，同一家雜誌報道，“在英國，出現了自30年代以來都未曾出現過的大規模貧困”，造成了“大約有兩百萬的英國兒童，由于營養不良而成長緩慢﹑身體健康狀況不良。”兒童的健康狀況改善的趨勢發生逆轉，一些已經受到控制的兒童疾病現在又有重新上昇的趨勢，這些都是多虧了被其受惠者極為推崇的（極為片面的）“自由市場福音”。　　幾個月之前，一條頭條新聞說，“三分之一的英國嬰兒出生在貧困之中”，“自從撒切爾當選以來，貧困兒童數量已經增加了三倍”。另外一篇標題寫道，“狄更斯時代的疾病又再次出現在今天的英國”，研究發現 “英國的社會狀況正在倒退到一世紀以前的水平”。隨著私有化進程的發展，對普通家庭的煤氣﹑用電﹑用水以及電話服務的削減造成了特別嚴峻的後果，私有化進程採用了各種各樣的面嚮“更富有的消費者”的措施，這實際上等于“給窮人加上額外收費”，導致了“在能源消費上富人和窮人之間的鴻溝越來越大”，這同時也發生在用水和其他供給的服務上。這種社會福利項目的“野蠻的削減”正在“使英國陷入一種對社會即將崩潰的恐慌之中”。但是工業和金融業卻從這些政策中獲利匪淺。比所有這些都更說明問題的是，在“撒切爾福音”推行17年之後，公眾開支和她上臺時一樣，仍然是國內生產總值的42.25%。　　這個現象並不新鮮。　　　　　　　　　　　　　　　輸出美國價值　　讓我們先撇開說教和現實之間的那些令人深思的差異不談，看看從正在進入我們視野的新時代中能知道到些什么。我認為可以知道很多東西。　　桑格撰文慶賀世界貿易組織就遠程電訊業達成協議。它能夠帶來一個效果之一受到稱道，這就是將給華盛頓提供一個“實施外交政策的新的工具”。協議“允許世界貿易組織介入七十個簽署國的內部事務”。眾所週知，國際性機構只能是按照強國－－特別是美國－－的命令行事。在現實世界中，這個“新的工具”使美國能夠深深地介入別國的內部事務，強迫它們改變相關的法律和措施。問題的關鍵就在于，世界貿易組織會督促其他國家履行應盡的承諾，在他們自己的核心經濟領域不採取限制措施，以保證外國的投資。在這個問題上，這樣做可能帶來的後果是很顯而易見的﹕《遠東經濟評論》和一個英美超大財團指出，“這個新時代的受益者很明顯是美國的長途電話公司，它們佔據了最佳位置，從而可以支配整個游戲場地”。　　並不是所有人都對前景充滿樂觀，那些得勝者也認識到這點，提出了他們的解釋﹕用桑格的話說，有人害怕“美國的電訊大公司將會擊跨那些在歐洲﹑亞洲長期支配著電訊業的﹑由政府准許的﹑差勁的壟斷公司”，而那個階段在美國早已成為過去，現在美國有全球最先進的經濟﹑有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對現代技術作出主要貢獻的，正是來自70年代以來壟斷著美國電訊業的“由政府准許的﹑差勁的壟斷公司”的科研實驗室，它們利用不必受市場紀律約束的特權，給工業的尖端領域提供了必需的條件，通常是通過把公共資金轉換到該領域的方法（採取間接的方式，而不是象五角大樓那么明目張膽的直接方式）。　　那些一味守舊的人對這問題的看法就有所不同。《遠東經濟評論》指出，亞洲的“就業機會將減少”，“許多亞洲消費者的電話服務費用在減少之前，將不得不有所增加”。那么消費者什么時候才能支付較少呢﹖為了實現這個美好的未來，只需要“鼓勵外國投資者按符合社會效應的方式進行投資”，而不是簡單地只盯著利潤和只著眼于富人和商業領域。　　《遠東經濟評論》預測，世界貿易組織的協議在其執行期間，將會提高亞洲絕大多數電話服務的價格，“事實上，只有少數亞洲消費者能從相對便宜的越洋電話價格中得益”，這些越洋電話服務預計將被巨型外國公司（其中絕大多數是美國公司）所吞併。例如，在印度尼西亞，一億九千萬的人民中，只有大約三十萬的人使用越洋電話，主要是商業部門。根據 J.P.摩根證券公司駐香港的地區電訊業分析家大衛.巴登估計，在亞洲“本地電訊服務價格在總體上很可能會上漲”。但那卻是很大的好事，他說， “沒有利潤就不存在商業”。既然把這么多的公共財產轉交給外國公司，那就必須保證它們有利潤可圖，無論是今天的電訊業，還是將來更大範圍內的相關服務業。商業新聞預測，“在五﹑六年內，通過因特網（包括大財團的內部網絡）的個人通訊業務將超過電訊通訊業務，而電話公司對進入在線業務有最大的興趣”。英特爾（Intel）公司總經理安德魯‧格羅夫在對公司未來的展望中，把因特網看成是目前“我們環境中最大的變化”。他預計，用戶上網公司﹑設計網頁的有關公司﹑製造計算機的人們（所謂的“人們”是指公司）以及廣告業都會有大規模的增長，而廣告業在因特網上的營業額目前已經達到每年3500億美元，並在因特網的私有化過程中還會獲得更多的機會﹔預計因特網的私有化將使它成為一個少數寡頭的壟斷。　　與此同時，私有化在其他地方正迅速地進行著。舉一個重要的案例，巴西政府不顧大眾的強烈反對，決定將瓦雷公司（Vale）私有化，瓦雷公司控制著大量的鈾﹑鐵和其他礦產資源，以及工業設施和運輸設施，包括一些先進技術。瓦雷公司的利潤極為豐厚，1996年的收入超過了五十億美元，它的前景也很被看好﹔它是全球五百家利潤最大的公司中的六家拉丁美洲公司之一。據里約聯邦大學的工程研究生院的專家的調查估計，巴西政府嚴重低估了這家公司的價值，並指出政府依賴的是美林公司（Merrill Lynch）的一篇“獨立”的分析，而美林公司恰好和試圖接管巴西經濟中的這個關鍵部門的英美大財團有聯係。政府當局憤怒地否認這個結論。如果此事屬實－－人們完全有理由這么猜想，那么，這正符合了我們極為熟悉的一種模式。　　一個小小的評論﹕通訊和鈾當然是很不一樣的東西。但只要是自詡為民主國家的地方，通訊就必然具有核心的地位。通訊被集中控制于任何人手中（特別是外國人手中），必然會對其民主政治是否還有意義產生嚴重的疑問，金融的集中也會引起相似的疑問，因為它會破壞民眾對社會和經濟計劃的參與。而對糧食的控制會產生更為嚴重的問題，因為它涉及到生存。一年前，倫敦的《金融時報》報道，聯合國糧食和農業組織（FAO）秘書長談到了“隨著今年的穀類價格的狂漲而帶來的糧食危機”問題，他警告說，“各國必須在糧食供給方面更加自立一些”。聯合國糧食和農業組織警告發展中國家要改變“華盛頓共識”強加在它們頭上的政策，這些政策給世界上許多國家帶來了災難性的影響，不過，巧合的是，它也會給受政府補貼的農業企業以及毒品交易帶來很大益處，也許這一點是“美國正在輸出的自由市場價值”所提倡的新自由主義改革的極大成功之處。　　外國大財團對糧食的控制正在加強，隨著電訊業方面協議的簽署和實施，對金融服務部門的控制也已經提上日程。　　總之，“美國價值”在世界貿易組織內的勝利可能帶來的成果有﹕ 一﹑提供了一種“新的工具”，使美國能夠廣泛深入地干涉別國內政﹔ 二﹑美國大財團將接管他國經濟中的關鍵部門﹔三﹑給工商界和富人帶來好處﹔四﹑把代價轉移到普通人民頭上﹔五﹑提供一種新式的而威力極大的對付“民主威脅”的武器。　　一個有理智的人也許會問，是否這些預期成果值得慶賀，或者是否這些只是值得慶賀的更高的價值理念所帶來的偶然的後果。將《時代》所描繪了一幅戰後時代的圖景和公認的事實相比較，加大了這種懷疑。看看歷史上的驚人的重複性更加大了這種懷疑，在這種重複性中，我們可以看到，那些手中有權力強制推行其計劃的人，不僅狂熱地為其計劃叫好，而且也通常是從中贏利的人，不管這些堂而皇之的價值是否包括自由貿易或其他宏大的原則，它們在實際中原來總是精確地符合那些主導這個游戲並為它叫好的人的利益。單憑簡單的邏輯，就能知道，一種現象反復出現，就會讓人產生懷疑。歷史會把它更突出地記載下來。　　事實上，我們根本不需要追究那么深，就能發現問題。　　　　　　　　　　　　　一個不適用的論壇　　就在報紙頭版慶賀“美國價值”在世界貿易組織取得的勝利的同一天，《紐約時報》的編輯們警告歐盟不要向世界貿易組織控訴美國違反了自由貿易協定。就事論事來看，問題在于赫爾姆斯－伯頓法案，它“敦促美國制裁那些同古巴做生意的外國公司”，這些制裁“將有效地阻止這些公司對美國的進口或在美國的業務活動，即使它們的產品和業務與古巴並無關係”（據美國國際貿易代表團的前團長彼得‧莫裡奇）。這決不只是輕微的懲罰，即使不包括對逾越了華盛頓單方面劃定的界限的個人和公司的更直接的威脅。《紐約時報》的編輯們認為這個法案是“國會把它的對外政策強加在別人頭上的錯誤企圖”﹔莫裡奇也反對這個法案，因為它對美國來說“付出的代價遠大于收益”。爭論在更廣的意義上是貿易封鎖本身，“美國對古巴的經濟扼殺”－－編輯們稱之為“一個過時的冷戰時代的產物”，最好應該被放棄，因為它已經變得有害于美國的經濟利益。　　但是更廣泛意義上的誰是誰非的爭論並沒有出現，《紐約時報》的編輯們強調，整個事件“本質上是一個政治派別爭斗”，它沒有觸及華盛頓的“自由貿易責任”問題。象許多其他人一樣，編輯們明顯認為，如果歐洲堅持的話，世界貿易組織很可能會做出不利于美國的裁決。這樣的話，世界貿易組織就是一個不適用的論壇。　　這個邏輯非常簡單，也是一貫的。十年前，美國就是以相同的理由，認為國際法庭是一個不適用的機構，因為國際法庭對尼加拉瓜起訴華盛頓的案件，作了不利于美國的判決。美國拒絕承認國際法庭的管轄權，當國際法庭譴責美國“使用非法暴力”﹑並命令華盛頓停止其國際恐怖主義行徑﹑停止違背條約﹑停止非法的經濟戰並支付巨額賠償時，民主黨控制的美國國會立刻以將上述罪行升級作為回應，並全面地攻擊國際法庭，指責它為“敵對的機構”，因為作出了不利于美國的決定而敗壞了自己的名譽。法庭的判決幾乎就沒有被報道過，包括上述所引用的那些措辭，以及明確裁決美國對尼加拉瓜游擊隊的援助是“軍事的”而非“人道的”。美國在直接指揮恐怖主義部隊的同時，這種援助一直在持續，也一直是以 “人道主義援助”的名義，直到美國達到了將其意志強加給別人的目的為止。公眾的歷史總是遵尋這種慣例。　　隨後美國否決了安理會要求所有國家遵守國際法律的決議（此事幾乎沒有被報道），以及伙同薩爾瓦多和以色列投票反對聯合國大會關于“完全並且立即遵守”國際法庭的那未被報道的判決的決議，這個情況第二年又得到重演，這次只有以色列尾隨。整個事件非常典型地說明瞭美國是如何“利用聯合國這個論壇”來強迫輸灌“它自己的價值”。　　回到剛纔的世界貿易組織的事情上來，在１９９６年１２月，華盛頓伙同以色列和烏茲別克斯坦投票反對聯合國大會的一項決議，該決議受到整個歐盟的支持，敦促美國放棄對古巴的貿易封鎖。美洲國家組織已經一致投票否決赫爾姆斯－伯頓法案，並要求它的司法團體（美洲國家司法委員會，IAJC）裁決它的合法性。１９９６年８月，美洲國家司法委員會一致裁決該法案違背了國際法。在一年之前，附屬于美洲國家組織的美洲國家人權委員會（IACHR）譴責了美國對古巴的食品和藥品禁運，認為它違背了國際法。克林頓政府對此作出的回應是﹕在理論上對藥品沒有禁運，但由于限制條件是如此的苛刻，即使是國內的還是國外的最龐大的公司，都不願意去面對可能的後果（當被華盛頓認定違背了“正當的分配方式”，就會導致巨額罰款和刑事關押﹑取締船只和飛機﹑發動媒體進行攻擊等等）。而食品雖然的確被禁運，克林頓政府仍然辨稱其他地方有“大量的供應者”（價格要高得多），因此對國際法如此直接的踐踏反而並不算違法﹗ 　　當歐盟把這問題提交給世界貿易組織時，美國從國際法庭的審判中撤出了，使得此事徒然結束。　　總之，美國一直試圖通過國際性機構“根據自己的形象來設計”的世界，是基于暴力統治原則的基礎上的。“美國對自由貿易的狂熱”意味著美國政府可以隨意地違背貿易協定。當通訊﹑金融和糧食供應被外國（主要是美國）公司控制，這不算什么問題。但是，當貿易協定和國際法妨礙了強權的計劃時，情況就不同了。　　我們來看看美國拒絕國際法和貿易協定的理由，從中能知道更多的東西。在尼加拉瓜案例中，美國國務院法律顧問亞伯拉罕‧索非爾解釋說﹕ 當美國在四十年代接受國際法庭的裁決權時，大部份的聯合國的成員“都是美國的盟國，並對世界秩序擁有和美國同樣的觀點”。但現在，“許多成員國已經不能再指望它們同意我們最初對制訂聯合國憲章的觀點了，” 並且“同樣這些具有多數表決權的國家還常常在一些重要的國際問題上反對美國。”這就可以理解﹕為什么自從六十年代以來，美國否決聯合國在許多問題上的決議的次數遙遙領先（英國第二，法國遠遠地排在第三），不管是國際法問題﹑人權問題還是環保問題等。這和本文開篇段落所引述的那種說法恰好完全相反。就在前述故事發生後不久，美國又刷新了它的領先記錄，投下了自１９６７年以來它的第七十一張否決票﹕當以色列在耶路撒冷的定居問題提交聯合國大會時，只有美國和以色列形影相吊地站在一起投了反對票，這又是一貫的作法。　　由于世界其他國家的不可靠，自然地得出結論，索非爾繼續辯解道﹕ 我們現在必須“保留權利去判斷國際法庭在每一個具體案例上的判決對我們是否有約束力。”一個自始至終的原則就是，“對于任何本質上屬于美國內政的事情，美國不接受強制性的仲裁，是否屬于美國內政的標準，也應由美國自己決定。”現在的世界對美國已不再馴服了，但這個標準仍必須貫徹實行。在此案例中，所謂的“內政”就是美國對尼加拉瓜的侵略。　　新任的國務卿奧爾布萊特，針對聯合國安理會不願意服從美國在伊拉克問題上的命令，在安理會上教訓大家，她非常簡潔地陳述了有關基本操作原則﹕美國“儘量和其它國家一起採取多邊的行動，但在必要時，我們將採取單方面的行動”，當美國認為“某個領域對美國的國家利益是至關重要的時候”，美國的單方面行動不受任何外部力量的約束。當聯合國的大多數成員國能靠得住並附和華盛頓方面的觀點時，它就是一個適用的論壇，但當大多數成員國在重要的國際問題上都反對美國時，它就是一個不適用的論壇了。國際法和民主都是好東西，但都是根據其最後結果來判斷的，而不是根據其過程來判斷，這就象自由貿易一樣。　　目前美國在世界貿易組織的立場並沒有什么新東西。華盛頓宣稱世界貿易組織在美國國家安全問題上“沒有插嘴的權力”，我們被告知﹕壓垮古巴經濟關係到美國的生死存亡。克林頓政府的一名發言人補充說，世界貿易組織對美國的缺席判決沒有任何意義，因為“我們不相信世界貿易組織的所說所做的任何事情能夠迫使美國改變其法律”。我們還記得吧，世界貿易組織的電訊協議的最大價值，就在于它是“對外政策的新的工具”，可用來強迫其他國家改變它們的法律和措施，以符合美國的要求。　　這個原則就是﹕美國的法律是不受世界貿易組織的干預的，就如同美國可以隨意地違背國際法﹔這種特權是由美國獨享的，但當形勢所需時，也可以擴展到美國的附從國。再次顯示出﹕世界秩序的根本原則，鏗鏹有力，擲地有聲。　　在以前的關貿總協定（GATT）中，允許對涉及國家安全的情形給予例外處理，正是在這個幌子下，華盛頓辨稱它對古巴的貿易封鎖是“為了美國至關重要的國家安全利益而採取的措施。”世界貿易組織的協定也允許其成員“為了保護自身至關重要的安全利益時採取任何它認為必要的行動”，但只涉及三個指定的領域﹕可裂變材料﹑軍火交易和“在戰爭及其他國際關係緊急事件時採取的行動”。也許是不願意其完全荒謬的論調載入紀錄，克林頓政府並沒有正式應用“國家安全豁免”條款，但確實明確地表示這個問題屬于“國家安全”。　　就在寫這篇文章時，歐盟和美國正試圖在四月十四日之前達成一項交易，世界貿易組織的聽證會將在四月十四日舉行。同時，《華爾街日報》報道，華盛頓“宣稱它不會同世界貿易組織的談判小組合作，因為世界貿易組織對美國國家安全事務沒有管轄權。” 　　　　　　　　　　　　　　　丟人的想法　　有教養的人最好應該忘掉這件丟人的事﹕1961年肯尼迪試圖組織國際聯合行動來對付古巴時，所激起的反響﹕墨西哥不跟著走，一位墨西哥外交官解釋說，因為“如果我們公開宣稱古巴威脅到我們的安全，四千萬墨西哥人會笑掉大牙的。”在我們美國這裡，我們是以更不苟言笑的態度來看待威脅國家安全的問題。　　美國政府發言人艾森斯塔特在為華盛頓拒絕承認世界貿易組織的協議而辯護時說，“歐洲正向美國三十年來的對古巴政策發起挑戰，該政策可以追溯到肯尼迪執政期間，其目的完全是為了迫使哈瓦那政府換人。” （《紐約時報》）這篇報道並未引起多少人“笑掉大牙”。人們如此漠然，是基于以下假定﹕美國有百分之百的權利去顛覆別國政府，在古巴問題上，是通過侵略﹑大規模的恐怖活動和經濟圍剿。　　今天，這種假定仍然依舊，也未受到根本挑戰，但是艾森斯塔特的聲明在局部細節上受到了歷史學家亞瑟‧施萊辛格的批駮。“作為一位參與制定肯尼迪政府的古巴政策的人，”施萊辛格指出商業助理秘書長艾森斯塔特誤解了肯尼迪政府的政策。肯尼迪政府所擔心的是古巴“在西半球的搗亂行為”和“它同蘇聯的聯係”。但是現在這些都已經是過去的事了，因此克林頓政府的政策是過時的，但除此之外，並沒有什么不好的。　　施萊辛格並沒解釋所謂“在西半球的搗亂行為”和“它同蘇聯的聯係”的含義，但他在其他場合，曾經秘密地解釋過。在1961年早期，施萊辛格在向新任總統彙報訪問拉丁美洲的成果時，他詳述了卡斯特羅的“搗亂行為”﹕即是“卡斯特羅主張‘將命運掌握在自己手裡’的思想的擴散”，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他隨即補充道，因為“土地和其他形式的國家財富的分配極大地有利于財產階級，……窮人和受壓迫階級由于受古巴革命的示範的刺激，現在開始要求象樣的生活的機會。”施萊辛格也解釋了“同蘇聯的聯係”的威脅﹕“同時蘇聯在左右盤旋，給古巴提供大量的發展貸款，並提供自己的經驗作為在一代人的時間內實現現代化的榜樣。”從1917年的冷戰開始，直到六十年代這個更長的時期內，華盛頓和倫敦在“同蘇聯的聯係”問題上一直存在類似的看法。　　施萊辛格還向新任總統進諫了有關“文化和精神的崇高目標”的一些 “迂腐陳舊的華麗詞藻”，這“將能感動美國邊界以南的那些盲目崇拜超歷史文化的聽眾”。同時應該認真處理好嚴肅的事情。為了表明事物已今非昔比，施萊辛格還很實際地批評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惡劣影響，” 當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正在推行五十年代版本的“華盛頓共識”（今天它的內容就是“結構調整”﹑“新自由主義”）。　　從這些關于卡斯特羅“在西半球的搗亂行為”和“同蘇聯的聯係”的（秘密的）解釋中，我們對冷戰的真情有了更進一步的了解。但這是另一個話題了。　　在西半球之外的相似的“搗亂行為”也並非僅僅是小問題，在那些 “要求象樣的生活的機會”的人們中，繼續傳播著危險的思想。1996年二月下旬，當時美國正處于一片喧囂之中，因為古巴擊落了兩架以佛羅裡達為基地的反對卡斯特羅組織的飛機，這些組織經常性地侵犯古巴的領空，在哈瓦那上空散髮傳單煽動古巴人起來造反（據古巴的消息，他們還參與恐怖分子對古巴的持續不斷的襲擊活動），與此同時電傳新聞正在播出另一個消息。合眾社報道說，在南非，“一群歡呼雀躍﹑放聲高歌的人們歡迎從古巴來的醫生們”，他們受曼德拉政府的邀請，前來幫助“提高南非貧窮的鄉村地區的醫療衛生水平”。“古巴的一千一百萬人口中就有五萬七千名醫生，而南非有四千萬人口，卻只有兩萬五千名醫生。”來自古巴的一○一名醫生中，包括一些最高級的醫療專家，假如他們是生活在南非的話，“很可能是在開普敦或約翰內斯堡工作”，領取兩倍于現今他們去古巴貧窮地區工作所獲得的報酬。“古巴自從1963年開始派遣公共健康專家到國外提供援助（首先派到阿爾及利亞）的計劃至今，古巴已經派遣了 51,820名醫生﹑牙醫﹑護士和其他醫護人員，到第三世界最貧窮的國家”，提供醫療援助，絕大多數是完全免費。就在一個月之後，古巴的醫療專家應海地之邀，去處理流行性腦膜炎爆發的問題。　　這種形式的“搗亂行為”由來已久。西德的一家主要雜誌《時代》 (Die Zeit)曾報道﹕第三世界國家把古巴看成是“一個國際超級大國”，因為來自古巴的教師﹑建築工人﹑醫生和其他專家給它們提供大量“國際援助”。據報道，在1985年，有16,000名古巴人在第三世界國家工作，超過了來自美國的和平隊和“國際發展援助”（AID）專家的兩倍以上。至1988 年，古巴“在國外工作的醫生比任何工業化國家都要多，甚至比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提供的還要多。”這些援助絕大多數是無償的，而且古巴的 “國際援助團的男女成員都生活在大多數其他發展援助的工作人員都不能接受的生活條件下”，這一點正是“他們成功的基礎所在。”報道還說，對于古巴人而言，“國際主義援助”被看作是“政治上成熟的標志”，在學校裡，教導學生這是“最崇高的美德”。1996年古巴醫生在南非受到非洲國民大會代表團的熱烈歡迎，以及人們高唱“古巴萬歲”的頌歌，就是最好的證明。　　此外，我們也許該問一問，當利比亞的飛機在紐約和華盛頓上空飛行，投下傳單煽動美國人們起來造反，美國該對此做何反應，特別是在經歷了許多年以來對美國的國內外設施的恐怖主義襲擊之後。或許該用鮮花給利比亞飛機做一個花環﹖“美國廣播公司”記者巴裡‧登斯摩爾在古巴擊落飛機事件的幾個星期之前所引述的一段話可以給我們一些啟示。他引述的是“美國廣播公司”新聞實踐部的前副總裁瓦爾特‧波吉斯的一個報道﹕當“美國廣播公司”新聞組乘一架民用飛機試圖拍攝美國第六艦隊在地中海的照片時，“他們受到警告必須立即離開，否則將被擊落，”而且這樣做按國際法有關軍事領空的規定是合法的。但是當一個小國受到超級大國的攻擊時，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追溯到更遠一點的歷史也許會有所幫助。顛覆古巴政府的政策並不像艾森斯塔特所宣稱的那樣出自于肯尼迪政府，而是肯尼迪的前任﹕正式決定推翻卡斯特羅以建立一個“更加忠實于古巴人民的利益並更能為美國所接受的”政體，是在1960年3月秘密作出的，當時還附帶了一個條件，就是要求實施的過程要“避免讓人看出有美國的干涉”，因為這可能引起拉丁美洲的反對，同時也為了減輕美國國內冷戰教義的訓導人的負擔。那時候，還不存在任何“在西半球的搗亂行為”和“它同蘇聯的聯係”問題，當然除了施萊辛格所表述的那個版本之外。　　既然華盛頓是“古巴人民的真正利益”的仲裁者，所以艾森毫微爾政府就沒有必要關注有關公眾輿論的研究，這些研究表明﹕卡斯特羅得到了民眾的支持，古巴人對未來充滿了樂觀。基于類似的原因，目前有關公眾輿論的信息也不管任何用。克林頓政府正在為古巴人民的真正利益服務，其辦法就是把苦難和飢餓強加給古巴人民﹔所有關于古巴人的公眾輿論的研究都會表明，以1994年12月蓋勒普下屬組織的民意測驗為例，一半的古巴人認為經濟封鎖是“古巴困難的主要原因”，只有3%的人認為“目前古巴面臨的最嚴重的問題是政治形勢”﹔77%的人認為美國是古巴的“最差夥伴”（沒有任何一個其他國家的這一百分數達到3%）﹔認為革命帶來的成就大于失敗的人與持相反觀點的人的比例是二比一﹔他們認為“主要的失敗”是“依賴像俄國那樣的社會主義國家，它背叛了我們”﹔並且有一半的古巴人把自己描述成“革命者”，另外有20%的人認為自己是“共產主義者”或“社會主義者”。　　不論正確與否，有關公眾態度的結論，都不會對美國的政策產生任何影響，這又是一個常規慣例，這在美國的國內問題上也是如此。　　對歷史感興趣的人可能會回憶起，這個政策事實上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紀二十年代，當時華盛頓全面控制古巴的企圖由于英國的威懾而受阻。當時的國務卿約翰‧昆西‧亞當斯認為古巴“對我們國家的商業和政治利益具有超乎尋常的重要性”。但是他建議對此應有耐心﹕他預計，隨著時間的延續，通過“政治引力定律”的作用，古巴將落入美國的手心之中，成為一個只待收穫的“成熟的果實”。事實果然如此，在十九世紀末，力量平衡發生了足夠的轉變，美國有了能力來“解放”這個島嶼（亦即從它的人民手中把它奪過來），並把它變成一個美國的種植園﹑犯罪集團的避風港和旅游點。　　美國統治古巴的意願在歷史上源遠流長，這也許可以幫助說明在執行顛覆古巴政府計劃時所暴露的那么明顯的歇斯底裡﹔例如，在查斯特‧包爾斯所描述的豬灣入侵失敗後的第一次內閣會議上的“近乎野蠻”的氣氛，“對一個行動計劃的近乎瘋狂的反應”，這個情緒反映在在肯尼迪總統發表的公開講話中，肯尼迪說，如果不採取行動，“我們就有可能馬上被掃入歷史的垃圾堆”。克林頓的動議，無論是公開的還是間接的，也都表現出類似的一種瘋狂的仇恨，在威脅和迫害之下，“被美國政府准許向古巴銷售（藥品）的公司的數量，已經遠低于1992年十月‘古巴民主法案（CDA）’出籠之前的水平，即不到那時的4%”，根據英國的一家主要醫學雜誌的報道，現在世界上只有極少數的幾家醫藥公司冒著違背美國法律而受懲罰的危險和古巴進行貿易。　　以上這些，使我們從國際法和莊嚴協議的抽象世界，回到人類生活的現實之中。律師們可以爭論食品乃至藥品的封鎖是否違背了國際協議和其他許多公認的準則和所承擔的義務，因為有關協議規定“不允許以食品作為施加政治和經濟壓力的工具”（1996年《羅馬宣言》）。但是，受害人不得不忍受以下事實﹕“古巴民主法案”已經“造成了正當的醫療供給和食物捐贈的急劇減少，對古巴人民造成危害”（Joanna Cameron, Fletcher Forum）。最近公佈的一份美國世界健康學會的研究報告指出，美國對古巴的經濟封鎖已經造成了嚴重的營養不良﹑安全飲用水供應系統的惡化﹑藥物和醫療信息的迅速減少，並因此造成出生率降低﹑神經性疾病和其他疾病的流行，波及成千上萬的受害者，以及其他嚴重的健康問題。“持續了 37年的美國封鎖政策（包括食品的封鎖）在最近得到加強，使健康和營養標準遭到嚴重破壞”，維多利亞‧布列頓發表在英國報刊上的文章報道了美國專家長達一年的研究結果，研究發現“在古巴醫院裡，孩子們由于得不到最基本的藥品而痛苦地躺在病床上，由于缺少零配件，醫生們被迫依靠只有不到一半能正常運轉的器械進行工作。”其他專業雜誌所發表的有關研究也得出類似的結論。　　這些才是真正的罪行，它們遠遠超過那些為了用來對付“官方敵人” 而隨意地和故意地違反國際法的法律工具，這些罪行帶著只有強權才具有的冷酷和玩弄的態度。　　公平地說，由于封鎖所造成的苦難有時在美國也有所報道，一則消息曾經上了《紐約時報》經濟版的頭條新聞﹕“古巴雪茄價格狂漲﹕封鎖真的造成痛苦，因為大雪茄變得稀少”。這則消息報道了商務經理們在曼哈頓的“一個豪華的吸煙室”裡經歷的磨難，他們抱怨說“如今在美國要得到一根古巴雪茄真是困難”，因為“價格高到令大多數癮君子都無法承受”。　　克林頓政府濫用強權手中的權力，以前所未有的經濟戰給古巴帶來深重的災難，但卻把災難的原因歸結為古巴政權，並聲稱要從古巴政權下把受苦受難的古巴人民“解放出來”，然而一個更令人信服的結論與此幾乎完全相反﹕“美國對古巴的經濟扼殺”是精心設計﹑長期執行﹑並且在冷戰後得到加強，其目的正如上述施萊辛格給新任總統肯尼迪的報告中所透露。正如肯尼迪的拉丁美洲訪問團所擔心的那樣，古巴成功地促進了健康和生活水平的政策一直在助長著“卡斯特羅主張的‘將命運掌握在自己手裡’的思想”在那個貧富懸殊程度是全球之最的地區傳播，激勵“貧窮和無權無勢階級追求象樣的生活的機會”，以及其他一些危險的後果。有大量的有說服力的文獻資料，以及美國政府基于非常理性動機的一貫的行動的證據，來支持上述結論。美國政策自稱是為了人權和民主目的，為了檢驗這是否真實，只需簡單地看一看有關紀錄就足夠了，至少對那些還有一絲一毫的嚴肅態度的人來說是這樣。　　然而，值此歡慶“美國價值”取得勝利的時刻，想起這些丟人的事情是不妥當的。我們也必須忘掉，就在幾個月以前，由于受對自由貿易的狂熱所驅使，克林頓“迫使墨西哥簽訂一份協議，終止墨西哥向美國出口低價西紅柿，”以此作為給佛羅裡達州種植商的禮物，此舉給墨西哥帶來了每年八億美元的損失，而且既違背了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也違背了世界貿易組織的協定（儘管協議達成只是在“精神”上，因為這純粹只是一次赤裸裸的權力大棒的揮動，而並沒附帶正式的關稅）。政府直率地解釋了為什么要做此決定﹕墨西哥的西紅柿更便宜，因此得到美國國內消費者的青睞。自由市場仍然在運作，但運作結果牛頭不對馬嘴。或許，西紅柿同樣也是對國家安全的一種威脅。　　西紅柿和電信當然完全是兩回事。無論克林頓對佛羅裡達州種植商欠了什么情，和美國電信業提出的要求相比，則顯得小巫見大巫了﹕湯馬斯‧伏格森講述“1996年大選最鮮為人知的秘密”就是﹕“是電信業而非任何其他部門拯救了克林頓，”他從“這個利潤高得可怕的部門”獲得了大量的競選捐款。1996年美國的《電信法案》和世界貿易組織（有關電信業）的協議，在某種意義上，就是一種“感謝信”﹔即使工商界選擇了不同的捐贈組合，結果也不會有什么太大不同﹔當時《商業週刊》預測在最新一場“美國大財團的驚喜晚會”上，將有“盛大的”利潤。　　一些事實真諦，不准人們去回想，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前面已經提到過的﹕“裡根式的粗俗的個人主義”和“自由市場福音”（只是為了向窮人和弱小無助者鼓吹）的真實紀錄是﹕保護主義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以及政府以異乎尋常的狂熱把公共資金投向高科技工業。這裡，我們才開始觸及到事物的本質。我們對剛剛所研究過的“狂熱”的懷疑是完全有道理的，它不過是為真實故事所作的小小的腳註，真實的故事才是﹕美國的大財團在控制國際市場上是如何獲得如此優勢的地位，由此激發了目前對 “美國價值”的慶賀。　　但這是一個很大的故事，它可以告訴我們許多有關當前世界的事情﹕ 當前世界的社會和經濟現實，對意識形態和說教的把握，其中一些說教，編織出來就是為了在人們中間製造失望﹑退縮和絕望。（原載《Z雜誌》一九九七年第五期﹔墨石譯） -- Who writes your name in letters of smoke among the stars of the south? Oh let me remember you as you were before you existed. -- ※ 發信站: 批踢踢實業坊(ptt.twbbs.org) ◆ From: poe.m7.ntu.edu.t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