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Guggenheim (《霍夫曼的故事》第三段) [看板] Urban
[標題] 【都市中的政治】倫敦選市長，民眾有話要說
[時間] Mon May 3 01:26:51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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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益仁 來源／《THAMES THE LEFT》
公元2000年，也就是明年的五月，英國倫敦將要進行市長的選舉，這是英國
有史以來第一次的市長選舉。過去，倫敦曾經有過大倫敦議會 (The Greater
London Council，設立於1965年)，但是在1986年因為與中央政府嚴重的權力衝突
而被迫廢止。自此以後，倫敦的市政由其它的32個自治市(borough)以及中央政府
直接負責。這個選市長的做法，是號稱「新工黨」(New Labour)的執政黨所提出
的競選諾言：主張一個新的政略性政府(strategic authority)，在經濟更新、部
份都市計畫、警政、交通、以及環保的自主權，將可以進一步落實地區民主，特
別是透過市長直接民選的行動上。
到底市長直接民選是否就代表地區民主的落實？這是一個值得爭論的議題。
其中，除了中央的分權機制的設計之外，在選舉過程中民意的表達絕對是重要的
參考指標，但問題就在民意如何表達呢？民意是可以操弄的，這種信念在越相信
「選舉就能代表民主」的社會，就越是如此！這個操弄的邏輯是：每一張選票都
是政客們斤斤計較的寶貝，各式各樣民意調查的花招因應而生，其重點無非是想
辦法將選票給算進政客的票箱裡。在這個過程中，估票、配票、以及誘票、如制
訂出誘人的政見等，在在都需要一套精準的科學計算以及假設。可悲的是，民意
背後的動態社會關係被化約成一張張被動的選票，而在選舉的過程當中由主角變
成了配角。一場所謂「民主」選戰打下來，其實最需要的是估票專家以及造勢高
手，而最不需要的反而是民眾。當然，投票的動作除外！
這樣對所謂形式民主(formal democracy)的批評，在英國已有不少討論。工
黨在1997年的大選當中，就因應了這個批評而將傳統的量化民意調查方法，加入
了不少所謂「質性」的研究，強調更用心地傾聽多元且複雜的民眾聲音。其中，
「焦點團體」(focus groups)是在此次選戰中一炮而紅且戰功彪稟的質性研究法
。此方法過去運用最多的是在新產品的市場行銷之上，基本上是利用小團體的討
論收集消費者對新產品的不同反應。其實，這樣的方法，運用在選舉的政見層次
上效果也是一樣。但是它也同樣遭致操弄民意的批評，主要原因在於它的暫時性
以及目的導向，因為每一次討論都只是短暫的聚會交談，而且都有明確的「產品
」讓大家品頭論足，修改政見一番。不僅如此，談完以後還頗具「洗腦」作用，
反而讓民眾對此政見更加印象深刻。然而，在這樣的民主選舉中，政客們基於勝
選的考量當然是機關算盡。但是，除了在激情的選戰中，跟著所支持的候選者勝
敗的情緒起舞之外，民眾又得到了些什麼呢？是不是他們的意見以及利益真的在
選戰中有被聽到以及進一步採納呢？或者更進一步想，除了政黨的勝敗以外，民
眾有何可能更主動地在選戰中改變什麼嗎？
基於以上的問題，最近倫敦大學有一群地理學者以及民間團體「永續倫敦信
託」(Sustainable London Trust) 針對市長選舉的相關議題所發起的一連串社會
行動，是一個值得觀察的民主實踐。這個行動的目的是挑戰英國工黨政府所提出
的倫敦市長選舉願景：即，呼籲「創造一個新型態的首都政治－是更具包含性、
更少對抗、並且就事論事的」，但是卻未對此訴求提出任何可行的實踐過程。因
此，這個行動計畫將新任倫敦市長應該執行的政略：如，經濟、環保、交通、文
化、以及都市計畫，一項項有計畫地邀請市民來參與以及提供意見。名義上這些
行動雖然是針對市長選舉而來，但是重點卻在於引發更多對倫敦未來發展的辯論
，而且特別強調不隸屬於任何政黨，但是卻歡迎作為政策擬定的參考。這一連串
行動的討論地點是由亞倫‧巴司特協會(Alan Baxter Association)免費提供，倫
敦大學的學者義務性地參與協助討論以及撰寫報告的工作，書冊的印刷則是由「
永續倫敦信託」負責。
整個意見整合以及凝聚社會共識的過程，大致上分為兩階段：第一、是透過
一系列（七次）的小組討論。在每次約三個小時的聚會，自願參與的民眾分成十
人一組的小組討論，大約有六十個來自倫敦不同階層的民眾參加。每組由兩個稱
為「促進者」(facilitator)的學者主持與記錄，內容著重在鼓勵不同意見的提出
以及可能解決問題的策略。討論的意見整合由學者在當場集體完成，並且條列提
供民眾排出優先順序。這樣的討論持續進行，直到所有的政略都討論到為止。在
這個階段結束後，學者們對於意見的整合必須持續到將報告寫成，並且印製成冊
以及公佈在電腦網路上讓民眾可以自由地取閱。第二階段則是後續可能的辯論與
回饋，如有其它團體願意接辦或是政黨的競選政見願意採納，則樂觀其成。
這個行動的成效如何，頗值得進一步觀察。但重要的是，在這個過程中學者
所扮演的角色已經由傳統的估票以及政策制訂專家轉變成所謂的「促進者」
(facilitator)，其重要的任務是協助民眾取得更大的社會共識。他們當然不是客
觀的社會分析者，像在分析選票一樣，而是實際參與在這整個社會運作過程的一
份子。這樣小組討論的作法其實並不是什麼特別或是完美的社會分析技術與方法
，但卻是一種對社會積極的認知與態度，將選戰短期利益的考量拉長至較寬廣的
社會互動視野。在這樣倫敦市長選舉的一系列行動上，民眾不再只是緊張短暫選
戰當中一張張孤立的選票，而更像是長期綿密的社會互動網絡，在其中不同的聲
音可以不斷地彼此抗衡與折衝。學者，跟民眾一般，當然在這個過程當中勢必捲
入一連串對自己原本的價值理念以及社會實踐之間的辯證與反省當中。但是，難
道這樣的辯證過程不正是葛蘭西(Gramsci)所謂的「有機知識份子」(organic
intellectual)必須面臨的確實處境嗎？話說回來，在這個過程中的參與民眾是否
也在討論之中，加入了「有機知識份子」的行列，恐怕才是真正評估這個行動的
重要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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