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野百合 ◎陳信行

作者poe (鬥爭一定要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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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我的野百合 ◎陳信行

時間Fri Apr 16 18:06:51 2004

※ [本文轉錄自 Marxism 看板] 作者: poe (鬥爭一定要繼續) 看板: Marxism 標題: 我的野百合 ◎陳信行時間: Fri Apr 16 18:03:56 2004 http://www.upsaid.com/south/index.php?action=viewcom&id=273 南方文章海 2004.04.16, Friday, 12:11. 我的野百合陳信行（1990年三月與五月學運廣場總指揮之一，現任教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一切關於歷史「重現」的感覺與說法，難免都會被人以馬克思在〈霧月十八〉中的破題名言冷冷地譏諷：第一次是悲劇、第二次是鬧劇。野百合是否十四年後再度開在廣場上？兩週來，各種立場的論者不斷地以戲劇的精神鋪陳著論述。在劇中佔主導地位的是純真與背叛、青春與世故、理想性與骯髒的黨派政治、記憶中潔白無暇與江湖中爛熟得只合當堆肥的人物、、、。然後，依著既定的角色與情節的安排，人們爭論著到底這群或那群人符不符合劇本的要求。對於像我一樣活過那段情節，並在當時積極參與情境的人來說，制式化的野百合版本實在把太多可能更有意義的段落與軸線作為雜蕪旁枝刪掉了，從而變得蒼白失血，彷彿只是廟宇中解釋主祀神祇神性之所由出的、簡略而充滿諱飾的「顯聖錄」。如果不想被供起來當菩薩、不亂說亂動、只依著隱形編劇的安排乖乖演出，我們這幾千名現在還只是四十上下的昔日學運參與者，都應該把那些被忽略的記憶挖掘出來，不為了「話天寶遺事」──還不到那年紀──只為了防止這些過去被注入福馬林、成為標本。首先，關於野百合「第一次是悲劇、、、、」的說法被提出來，不是這兩週的事，而正是1990年的3月，就在中正廟廣場！那個悲劇當然不是指我們自己，而是前一年的六四北京。當時在廣場上所有的人，在前一年都經歷了國民黨宣傳機器最後一次戒嚴時代風格的反共宣傳大動員──24小時實況轉播「匪政權」即將到來的滅亡過程、校園黨部與救國團系統積極地動員聲援大陸同胞、心手相連、、、。我們在成大，人數向來不多的學運社團趁著這個機會爭到了免審查貼大字報的「民主牆」，因為只有在這個時候，我們可以義正辭嚴地向訓導處怒吼：天安門廣場上可以有民主牆、憑什麼台南大學路上不能有？而更多人，透過電視看到了這樣奇異的景觀：在北京戒嚴之前，「萬惡共匪」的警察赤手空拳、手挽著手抵擋群眾的進逼；而我們「復興基地」的憲兵每遇群眾運動必定惡狠狠地盾牌棍棒齊出。誰是誰啊？當然，北京鎮壓的槍聲一響，我們在台灣的異議學生再也不能如89年5月那時候一樣說話大聲了。國民黨再怎麼野蠻也還沒開坦克車壓我們吧。然而，第二年的三月，北京天安門廣場的符號一件一件地重現在中正紀念堂：「廣場指揮中心」、絕食團、一份題為「27軍不要來！」的廣場文宣、、、。我的同志們綁著頭帶含淚向父母道歉、加入絕食行列的鏡頭，在電視上看來酷似前一年的紀錄片。甚至「野百合」這個圖騰，也是廣場學生們討論要以什麼形式來替代天安門那座與自由女神肖似到令人不安的「民主女神」像時，而產生的一個我們覺得更為可親的識別標誌。與「、、、、第二次是鬧劇」的情節最符合的，在我的記憶中，是當時一遍又一遍在台上扯開喉嚨帶唱的〈國際歌〉。之前左翼學生只敢私下壓低聲量唱的這首歌，在三月學運的情境下，變成為召喚六四死難者的幽魂為我們加持的法寶。當同學與群眾問這首歌的由來時，不知多少學運學生眨著眼、嘴角不由自主地露出點神秘微笑說：「這是天安門學運的歌啊。」在之後的十餘年，在我的學運同儕們的婚宴上，這首樣板戲裡英雄被綁上刑場才會響起的歌，成為大家哄鬧祝酒時炒熱氣氛最愛的合唱小曲兒。當然不是說三月學運份子那麼有意識地照抄我們透過媒體看到的天安門符號體系。人們穿著舊衣服演新戲，如馬克思在一百五十年前說的，是再自然也不過的。只是在媒體爆炸的年代中，以前要經過幾代才成為「久受崇敬的服裝」，現在不到一年就可以拿來穿戴。而自覺或不自覺地沿用這些符號，產生了巨大的宣傳效果──在三月學運之前，從來沒有哪一次群眾運動會受到台灣媒體如此高燒狂熱的關注。也就是從廣場上開始，群眾一面抗議，一面在大螢幕上看著自己的抗議的現場轉播。這個場景在未來的十四年不斷地重複。另一方面，符號不僅僅是容許人憑著自由選擇捻之即來、棄之即去的東西，它本身有著特定的社會政治性質，也在特定的歷史交會點上才會發揮作用。在三月學運的廣場上，最惱人的這麼一個符號，就是那條「階級界線」 ──劃分靜坐學生教授與外圍「群眾」的糾察線。這條線的出現所展現的當時學生運動與政治民主運動的特點，直到今天的時局仍然在發生作用。「單純」與那條界線 89民運初起時的北京高校學生，遊行到天安門廣場時，身旁拉著一條繩子，圍繞著的學生糾察隊忙著把「市民」隔在外面、把學生和教授圈在裡面。這條界線把運動主體定位為「單純」的學生與知識份子，而不是外頭成分複雜的市井小民。從而，這整場抗議（在各種複雜的性格之中）帶著一分極為傳統的中國士大夫氣味──公車上書、舉子罷考、儒林清議、、、，是未來的與潛在的國家機器的操作者的反叛，而不是國家平素統治與鎮壓的對象的反抗。這種反叛歷來對統治者似乎總是既頭痛又安心，頭痛的是它是「禍起肘掖」，安心的是它在形式上是以健全統治機制為目的，而非意欲徹底推翻體制的「民變」。89民運當然遠遠不只是一次激烈的公車上書，但是透過層層的敘述轉譯，這種解讀法在當時的台灣是非常盛行的。我是三月學運的第三天到現場接手廣場總指揮的。我到的時候，那條線拉起來已經兩天了，糾察隊盡責地檢查著出入的抗議者的學生證與學校服務證，而作為團體的一份子，幾個主要學運派系的工作人員在抗議期間都不曾挑戰已成團體決定的那條線。一直到三月學運結束後，在各團體的內部檢討與全學聯籌備會中，那條線的問題才被挑出來批判。從而，在兩個月之後的五月反軍人干政大遊行中，那條有形的線消失了。當時的媒體簡直愛死了那條線。那是多麼好說故事的對比啊：在圈圈內，是「單純」、天真、善良、充滿理想性的（換句話說，有點魯鈍的）學生與知識份子；在圈圈外，是充滿心計的成人世界，是「非理性」的「X進黨」暴民與野心陰謀份子。不可諱言地，媒體這樣打造的形象，使得好幾千以前從來不敢站出來的學生與教授願意走入圈圈內，分享那份十分傳統的榮光。這些透過史上第一次的媒體動員而非之前的學運組織脈絡被召喚出來的參與者，在後來的歲月裡，往往會把野百合當成生命的一個巨大的轉捩點。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個例子，是一位年輕教授，在我控場時登記上台發言。他的演講結結巴巴地開始，愈來愈順溜、愈來愈高亢、愈來愈常出現一些充滿機鋒的笑話，最終在滿場喝采聲中結束。他很有風采地走下台階，在最後一階時忽然軟倒在地、抱頭痛哭。他的幾位學生與他哭成一團。原來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敢公開地批評國民黨，興奮的同時，被自己嚇壞了。他之後十幾年成為造勢場子的明星主持人。像這位教授一樣的人們，在我們做撤退決定時表現得特別激動，一千個不願意這場生命的最高潮就此結束。然而，在場串起工作骨架的既成學運派系與社團──以「民主學生聯盟」和「自由之愛」主導的台大學生會兩大系統及「新青年」等較小團體為主 ──大概沒有人是那麼全心全意地浸淫在狂喜之中。對我們之中的大多數人來說，這不是第一次，也應該不會是最後一次行動。運動不由此始、不由此終。但這的確是我們第一次運作一個如此龐大的活動。我們更關注的，是如何順順當當地把這次抗議撐下來、撐過去、蓄積更多的能量，在我們已經分別在各自的團體中集體地投注了幾年生命的運動中往前更進一步。學生與群眾之間──80年代學運的兩種觀點「那條界線」的存在，基本上符合當時不同系統在各自立場上的是非判斷。1980年代學運的內部爭論的主軸，正是兩種對於學生知識份子與群眾之間的關係（從而是民主運動中菁英與群眾之間的關係）的不同觀點。在運動的各個時刻，這種差異往往展現為激烈的路線與派性鬥爭。這些鬥爭，尤其從非派系中人看來，時常是非必要的、無原則的。尤其透過媒體與後來的歷史敘述之中，鬥爭之所本的原則問題鮮少被提及了，只剩下派系之間的合縱連橫。我認為，派系鬥爭的負面消耗之處或許都是事實，但是，在鬥爭的核心，的確真實地存在著對於民主的、對於未來台灣社會的不同願景。當年派系鬥爭的核心議題，在今天的台灣仍然具有重大意義，值得藉由回顧再次展開辯論。「自由之愛」的菁英主義觀點當時以「自由之愛」為首的派系的看法是最符合「那條界線」的原始意義的。這個派系包括了現在最常以野百合之名被捧或被罵的林佳龍、羅文嘉等人。他們在知識份子與群眾的關係這個問題上的立場最早表現在1987年台大「自由之愛」發表的〈新社會宣言〉。這份宣言是為了配合當時「自由之愛」成員到鹿港舉辦了一次反杜邦調查團之後的研究成果發表會而發表的。那次調查大體證明了鹿港民眾大致上是反杜邦的。反杜邦調查報告的發表又是為了配合台大學生在校內抗議校方對「大學新聞」的停刊處分，並爭取校內言論自由。第二年組織成為「民主學生聯盟」並與「自由之愛」系統產生時而激烈的辯論的其他學運團體對〈新社會宣言〉的解讀是：在充滿深奧類左派名詞的語言之下，它其實倡導的是一種功利主義的倫理。17年後重讀這份文件，我還是這麼認為。〈宣言〉的主旨（在我或許因派性而不夠厚道的解讀之下）是這樣的：台灣的大學生，在名曰「特別權利關係」的法權體制下，不被視為具有全部公民權利的個人，而是必須被校方當局教導管制的對象。學生運動的目的是為了反抗這種壓迫，而不是為了追求社會主義之類的「彼岸理想」，也不是為了完成「以天下為己任」之類的傳統知識份子角色。但是，學生們還是需要「深入民間」。「深入民間」的目的有三：第一、瞭解掌握社會脈動；第二、獲取校園之外的有形無形資源來打爭取校園民主的仗；第三，「建立學生公信力」，藉著在外頭扮演「客觀中立理性」的知識份子角色，回過頭來跟校方當局證明學生是完整的社會人。〈新社會宣言〉及類似的發言不斷呼籲「放下知識份子的虛矯身段」，這句話具體的意義是，別再相信什麼終極理想，當個聰明的資源經理人，把所有的結盟關係當成是暫時的，把各種資源拿來完成自己的（暫時的、非終極的）目標。當時的民學聯成員認為，如果持著這種想法，知識份子菁英與其他群眾之間的關係，就變成僅僅是犬儒的利用關係：知識份子用自己的光環幫忙合理化群眾的社會運動（雖然不見得有用），而群眾反過來抬高這些知識份子的身價。說到頭，這是個菁英主義的想法。我記得在1987年的一場生活營中，一位現在民進黨的大老是這麼詮釋學生運動的用處的：社會上每個人的份量不同。地位低、知識低的份量低，要動很多才會有點力量；地位高、知識高的，動一點點力量就很大。以後會變成菁英的大學生屬於後一種，所以動起來不需太用力收效就很大。功利主義的菁英主義者不是什麼「單純」的「有理想性」的學生。倒不是說他們就一肚子壞水，而是在他們明示的立場中，任何理想的宣示都只是暫時的手段。而且，每個不同的群體甚至個人都可能有不同的目標，只是在暫時性的結盟關係中結合。「理想性」的知識份子光環有助於自己或與我結盟的人達到目標，當然應該利用。當年持這種立場的學運份子是目前在綠營中政治事業最成功的。他們或許也會承認當年早就對民進黨有偏好、早就不是什麼政治立場上「客觀中立」的知識份子。可是在1990年的三月，他們支持在自己與民進黨的支持群眾間拉起一條界線，沒有這條界線，沒有菁英知識份子「單純」的矜持姿態，學運對民進黨主導的民主改革運動的用處不會這麼大。反菁英主義的「民學聯」路線當年的民學聯也同意拉起「那條線」，但卻是為了完全相反的理由。那是為了防止民進黨頭人的入場主導。我自己從一個興奮地見證民進黨創黨的大一學生，轉變為對當時民進黨主導的政治運動充滿不滿，正是來自於在一場又一場的群眾運動中的切身經驗。從80年代中開始，我們看到了成百上千支持民主運動的群眾在黨外菁英一聲聲「咱台灣人」的激情召喚下一次次地走上街頭、衝向鎮暴警察，最終只是當了領導菁英的火牛陣。帶頭的律師、民意代表、黨職人員甚至在群眾為他們與鎮暴警察打得頭破血流之後，還會反過來指責「衝組」的群眾不理性。「資產階級民主」這個字眼，在這樣的場合中成為活生生的經驗。我們經歷的挫折中最有代表性的一個例子是1988年的520農運。這場悲劇當時為幾個月來聲勢愈來愈浩大的農民抗議劃下句點，現在一些人的回憶中竟然成為農運的最高潮！在520之前的三次大型農民抗議動員中，幹部群以非新潮流派系的民進黨地方黨工為主，南北各校的學運社團也熱情地加入協助文宣工作。在當時模糊的共識中，農運的目標是為美國壓迫下的台灣農業尋求一條生路，而它最大的意義在於讓向來保守退縮的農民們逐漸敢於為自己的利益挺身上街頭，對抗剝削了農民40年的親美國民黨政權。所以，在組織上農運尋求最廣泛的聯盟、在行動上尋求在激烈抗議的同時平安順利地把農民帶上台北街頭再帶回來、在適應群眾的認識與自覺水準的前提下往前進，以讓愈來愈多農民不懼戰鬥。然而，在新潮流強烈主導下的520衝突打破了這個共識。最終在警察暴力下成為一個震動視聽的鉅案、把被捕被關的一些政治人物拱成了明星；卻讓各地正在進行的農民基層動員工作難以為續。不管主導520的那些人主觀是怎麼想的，客觀的效果是：不斷激化的、以群眾為火牛陣的運動路線犧牲了群眾自主的運動能量、造就了少數政治明星。它是我們後來在1990年代稱做「民粹主義」的菁英運動，而不是真正能夠容許受壓迫者自身力量壯大的民主運動。它最終成就的是群眾的代理人，而不是群眾自己。 80年代的民主運動有許多豐富而有時互相矛盾的層次：黨外菁英向國民黨爭權力的鬥爭、透過美國的權威在台灣所建立的自由民主政治的意識形態主導權、被排拒在黨國特權圈子之外的台灣新興產業資本掙脫束縛的要求、在每日的階級壓迫中憤懣的都市工人階級的反抗意念、從工業化過程中產生的鄉土意識轉向到反中的台灣人認同的建立、、、。1986年成立的民進黨同樣包含著這些複雜的元素，是一個反國民黨各傾向與派別的大聯盟，而鮮少展現為一個一致的整體。然而，在運動中佔主導地位的卻愈來愈確定地是一種民粹主義的政治運作（當時我們把populism翻作「大眾主義」）。民粹主義的運作邏輯是這樣的：領導菁英頭人簡單地把社會劃為兩個階級，統治階級及包括這些運動領導者在內的被統治「人民」，在彷彿鐵板一塊的「人民」中各個階級與群體所經歷的壓迫，在這個路線中，都必須被轉化為對統治階級的抗議。而受壓迫群眾翻身出頭天的希望，在於把不同於統治階級的那些「我們的」代言人推上權力的寶座，然後讓這些頭人照顧我們、代理「我們」解決一切。在這種路線的實踐中，種種活生生的社會矛盾被吸納、收編、掩蓋，尤其是那些存在於「人民」之中的不同階級之間的矛盾。這樣的頭人政治形式壓抑了民主運動本來應許的各個社會生活層面上的民主化，而僅剩下單薄的政治體制改造與選舉政治。 1980年代初黨外的「雞兔問題」辯論似乎試圖處理這種頭人政治的問題。這場辯論後來產生了「群眾路線」的新潮流派系，挑戰著「選舉路線」的其他黨外山頭。然而，這場路線辯論，事後看來，也不過是關於手段問題的辯論。由頭人奪權來代替群眾解決問題的路徑，是兩條路線都默認的共識，差異只在於是完全以戒嚴體制之下的「合法」增額民代選舉，還是佐之以「非法」的群眾動員作為手段。在對於「民粹主義」的批判立場上，「民學聯」的學運團體逐漸發展出與「自由之愛」系統不一樣的想法與作法。我們希望協助群眾爭取權利，而非代群眾發言。在作法上，「民學聯」強調以運動一份子的身份參與農運、工運、草根環保運動，而非「客觀中立」地「分析」「研究」運動。在這個想法中，學生的校園民主運動與校園外各地風起雲湧的各種社會運動一樣，是批判改造不公不義的台灣社會的運動的一個部門。漸漸地，反資本主義、反帝國主義的想法成為「民學聯」路線的主流。「人民民主」這個空泛但試圖與資產階級民主有所區隔的口號，成為民學聯系統的社團喜愛的標誌。對於民進黨主導的政治改革運動，以及「自由之愛」系統當作核心關懷的校園民主運動，「民學聯」的社團仍然將之視為關注焦點之一，但不是全部，甚至常常不是最核心的關懷。「政治運動」vs.「社會運動」是當時的「民學聯」語境中時常出現的語彙，而我們比較關心的是「社會運動」。如果民進黨菁英路線的原則是把所有的問題上升到威權體制的政治問題，讓群眾透過菁英的眼光看世界，自認與他們相對的我們的原則則是把所有的問題還原到群眾所認識到的真實問題，讓菁英以群眾的眼光看世界。尊重群眾的「自發性」，是我們的「社會運動」路線的一個重要精神。我們對民主化的想像，不是透過群眾支持民主菁英奪權，而是在一次次為了爭取護衛自己利益的群眾動員中，由群眾自己教育自己，發展出足以與現在與未來的統治者相抗衡的世界觀、政治技能、與基層組織。我們所嚮往的未來的台灣，是人人都有能力當主人的激進民主社會。在「民學聯」運作的幾年之中，假期中舉辦的認識、支援社會運動的各種工作隊一直是跨校組訓的最重要機制之一。我們那時候相信，堅持社會運動「人民民主」的路線，我們終將為台灣的民主運動尋求出一條超越狹隘地追求正常代議政治的資產階級民主的限制的路線，在未來持續地在階級、環境、性別、族群等各個層面上深化民主。「民學聯」是否當真實踐了它的自我期許，事後看來，當然不見得。聯考制度下養大的青年學生要能夠踏實地與群眾結合、成為勤勉耕耘草根的組織者，事實上缺乏包括必要技能在內的太多主客觀條件。即使到今日，我們一代中能夠不負這種自我期許的人也並不太多。「人民民主」的口號、想法與作法或許也並不怎麼圓熟。不過，在當年，我們確實是真誠地這麼相信的。而且，這樣的想法不是憑空、也不是從書本而來，而是與我們的論敵互動的過程中產生的，是民主運動中的台灣社會的產物。雖然「民學聯」不把「政治運動」當作自己關注的核心，作為一個相較之下跨校組織比較成熟的學運派系，在各地及跨校串連的校園民主運動中，「民學聯」並未缺席。面對三月學運這麼龐大的學生抗議活動，「民學聯」也很快地透過既成網路動員起來，與其他學運派系合作、與更多不屬任何社團派系的新出現的學生合作撐起了那個場子。在廣場上，除了學生之外，更多數的是外圍一圈傳統支持黨外/民進黨運動的群眾。拉起一條區隔線，在當時「民學聯」決策同學的想法中，有助於保持學生場子的自主性，避免完全被民進黨的新潮流派系或公職人員主導。因此，民學聯在當場也同意了「那條線」。我所知道唯一以當時的政治立場會反對「那條線」的學運派系是新潮流青年組織「新青年」，它在當時並不是一個很大的組織。「新青年」認同自己是民進黨主導的政治民主運動的一部份，從他們的立場看來，不管是菁英主義者要區隔「單純」的學生與「複雜」的群眾，或是「民學聯」要區隔「人民民主」的學生群眾運動與「資產階級民主」的民進黨政治運動，應該都是荒謬的。他們為什麼當場沒有反對「那條線」，我自己並不清楚。不過，從外部看來，在三月學運廣場靜坐的那幾天之中，駐紮在學生指揮中心對面的民進黨的指揮中心一直非常有意地低調尊重配合著學生、凸顯學生的場子。或許，面對史無前例地對群眾運動友善的媒體，當時的民進黨決策者相信區隔出一個不同於自己、又與自己的目標相契合的菁英反抗運動，是有利的策略吧。時勢與「主體性」 1980年代的學生運動各派系最喜歡的一個字眼就是「主體性」。學校老師教官校園特務把學生當小孩管是侵犯了我們的「主體性」；聯盟運動的場子中我們派系的聲音被壓下來、旗號不夠鮮明、訴求被忽略也是侵犯了我們的「主體性」；學運社團裡的學長壓學弟妹更是嚴重的侵犯「主體性」。這個既曖昧又似乎充滿意義的本土自產字眼似乎是從「自我」被不斷壓抑的戒嚴時代解放出來的台灣知識份子的時代精神。今天，關於中正紀念堂廣場上的絕食學生算不算學生運動的爭論中，「主體性」的模糊尺度又再次被抬了出來。然而，野百合學運真的有什麼「主體性」嗎？在當年的廣場上，或許在所有的運動場合上也都一樣吧，根本沒有一個單一的統一的意志。我上面所說的就是兩個至少自認為與對方非常不一樣的立場與政治傾向。而那還只是學生群的一小部分。我的「廣場總指揮」職務留給我最深刻的記憶不是我負責執行的川流不息的演講、歌唱與口號，而是永不止息的發交各校討論、選舉校際代表、決策小組、以及決策被群眾推翻後的領導班子總辭重選、直接表決。如果說台灣民主化經驗的核心是對投票的崇拜，十四年前三月的那幾天我們在廣場上把它推到了極致的地步而產生出某種荒謬的美感。何時要進、何時要退、要不要接受這個或那個提議、、、。在這些戰術問題上，大概大部分參與者的「主體性」都受到了空前絕後的尊重吧。可是，這代表的是那時候的學生對「獨立思考」特別堅持嗎？或許每一個對民主價值稍有堅持的人都會同意，具有批判性的獨立思考是現代社會非常重要、也非常美好的一件事。但是，在集體行動的層次上，一大群人在一個特定的時空中共同做一件事，絕對不是從原子化的個人的「獨立思考」逐漸透過某種科學提煉過程而凝結為共識的，而是歷史與意識型態的產物。試金石不在於那些人們激烈地彼此不同意的東西，而是人們視為理所當然的事情。野百合學運的四大訴求──「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國會全面改選」、「召開國是會議」、「訂定政經改革時間表」──是怎麼產生的？絕對不是經歷過如各種戰術問題一樣激烈的討論。我個人並沒有參與決策小組，只在事後的會議中間接瞭解到決策過程。據我所知，唯一有爭議的是第四條。「自由之愛」系統的提案原是「訂定政治改革時間表」。「民學聯」系統的校際代表希望把我們關心的階級、環保等議題也帶進去，可是跟整體高度政治性的訴求又配不上，在與其他立場的學生妥協之下，搞出個模糊曖昧的「政經改革時間表」。立場的不同，只表現在一個字上！至於前三項，尤其是不涉及執行程序問題的前兩項，並沒有太多的討論。為什麼？答案簡單到不需分析。關於威權時代台灣的民主問題的論述，從雷震、殷海光的時代，一直到美麗島事件、民進黨成立、解嚴、、、，總共經過至少三十年，兩三代人從芻議到抗爭，早已清楚明白得無須多說。朝向國會全面改選的體制改革，是1980年代末各種立場的反對運動一致的共識。比起現在的靜坐學生或是幾年前另一個不成功的模擬版本「菅芒花」，野百合學運或許訴求清楚、有具體的願景、也有更廣泛的支持。但是這絕不是學運學生思慮周延的產物，而是三十餘年成千上萬人投身的民主運動的成果。學生也只不過站在浪頭上被時勢拱成了運動的象徵。當時的時勢，確如之後多如牛毛的分析指出，是一層包著一層的政爭：國民黨內的李登輝（及其侍從宋楚瑜等）的主流派鬥李煥、梁肅戎等非主流派；民進黨鬥國民黨等等。但是，更放大來看，黨派與政治人物，與學運學生一樣，在特定歷史時刻的行動或許自認為是來自自己主觀的意志、判斷、信念與據此而生的策略，可是形成這些動機、判斷與信念的是更大的歷史過程。14年後看來，1990年前後是台灣政治民主化在建立形式民主制度方面開始獲取成果的時刻，在階級政治上是在威權時代國民黨政權呵護長大的本地資產階級開始反客為主的時刻。在那之後，大財團取代了黨國官僚成為政局與政策的主導者。在那之後，與資本主義世界的眾多國家同步，冷戰時代的威權政體被選舉代議民主取代，資本跨國化、去管制、私有化等一系列向更純粹的資產階級專政的舉措深化了台灣的階級矛盾。在這個歷史過程中，任何一個角色的「主體性」都是有限的。用「主體性」是否存在、是不是「被利用」作為最高尺度來評價行動者及其行動，往往必須假設行動者是可以自由地依其腦中獨立發生的意志而行，而其意志又可以忠實地反應其客觀處境。這才算不「為人作嫁」。這種人與行動在真實世界中是不存在的。歷史難道不是充滿著出乎行動者意料之外的結局嗎？如果說當年的學生被政爭所利用，以致「主體性」可疑，我們大可詭辯地、帶點阿Q精神地把說法顛倒過來：我們這群熱中民主改革的學生利用了李登輝與民進黨作為打倒威權政體的工具。而我們與李登輝都被王永慶利用了，大家都是呆子。在這個層次上的爭論是不會有什麼啟發性的。然而，我的意思絕不是說我們就是被動盲目地被身外的歷史浪潮推著走。任何一個真誠的實踐者都希望，即使是在層層的歷史限制與盲點、束縛之下，我們的實踐能夠盡可能達成我們主觀抉擇的信念與願景。所以我們才會興高彩烈地唱著「讓思想衝破牢籠」。「主體性」這個詞彙所想要表達的複雜意義之中，如果有什麼值得尊崇之處，在於其中希冀行動者是自覺而明晰地知道自己在幹什麼，從而使行動與改造現實的目的結合起來，而非甘於作身外力量的木偶。從這點看來，「民學聯」之中和我一般反菁英主義的學生，在90年的運動中，是失敗的。在那年3月21日的收場時，我和許多人共同感受到的，不是欣喜，而是一種深沈而屈辱的無力感，我自己要過了幾年之後才逐漸理解那時候的感覺是什麼。為什麼是學生？攬鏡自照，像我一樣的學生，在1990年的台灣，在30餘年的民主運動潮流中，並沒有太多特殊之處，社會上各個角落有太多更積極的獻身者比我們為這個千萬人的集體事業付出更多。為什麼偏偏是這幾千名學生被當時的媒體捧成社會的良心、歷史的締造者，彷彿一張學生證就給了我們某種非凡的神力。這個問題在當時和現在一樣困擾著我們。我自己在五月反郝大遊行之後是這樣說的：唯心主義的社會觀總是認為有一種終極價值是超越歷史而存在的，諸如天賦人權、真理、正義、神、、、，它們是亙古永存、萬世不變的，而不是活生生的人與人之間的產物。庸俗化的推論則成為：只要涉入到具體而真實的社會鬥爭中的人，就不可能真正地持有那些終極價值，唯有中立的、「客觀的」人，換言之，超越凡俗的人，才能成為終極價值的化身。國民黨老是用這套來打擊政治反對運動，因為反對運動者是權力競逐的參與者（雖然同時又用相反的一套來分化社會運動，宣稱唯有有直接利益瓜葛的人才有權涉入〔其他的都是「外力」、「假農民」、「假勞工」等〕）。長久下來，要求「客觀中立」的庸俗社會觀已成為台灣主流意識形態的一部份了。而學生，這個長久以來被禁閉於校園中、隔絕於世事之外，又尚未進入社會生產體系，較少實際利害糾葛的社會集團，恰恰好符合主流意識形態對「正義化身」的要求與期待。於是，數月來氣悶於政治舞台烏煙瘴氣的社會大眾，紛紛把自己對政治改革的主觀願望與參與政治改革的意念，投射在這一小群學生的身上。＊這個分析，現在看來，我仍然覺得是有效的。或許也能解釋當前媒體對於學運與反學運的真假的奇異痴狂吧。但時，隨後，在同一篇文章中，我雀躍地歷數一個個指向學運有可能突破藩籬的跡象：學生有可能動搖意識型態國家機器；統治階級自己的後備隊的反叛將帶來根本性的挑戰；孩子們召喚父母走上街頭的威力；甚至總統府衛戍憲兵都有人寫信給廣場學生表示支持。從而，我把學生群眾稱為「反體制的先鋒隊」，並自許我們自己在下一個階段「不但要進一步地挑戰一切不民主的政治體制，更要進而將民主的成果散佈發揚，讓野百合的肉身化為豐腴的肥料，澆沃在人民的土壤中。」我樂觀而自大的學運豪語，十四年後看來，如果不是徹底落空，至少也大部分沒有實現。為什麼？「人民民主」路線的侷限要解析民學聯「人民民主」路線是怎麼落空的，需要更長的篇幅。在此我只能簡述我在之後想出來的一點道理。在「人民民主」路線中，學運學生自許為社會運動的一份子。這個運動者角色需要至少三重性格：首先，作為一個會思考的人，我必須時時以批判與自我批判的態度用原則來度量一切。但是，我同時必須是一個社會人，一方面要認同於受壓迫群眾，另一方面必須審時度勢，擬定最佳策略，以為我們與群眾的共同鬥爭贏得勝利。我自己初決定投身的時候，一位牧師送給我一段經句：「主耶穌對彼得和安得烈說，『來跟從我，我要使你們作得人的漁夫。』」（馬太四19 。）這似乎是包括社會運動在內的一切政治行動再淺顯不過的原則。那麼，我們要怎麼「得人」呢？以一切必要的手段，包括主流意識形態！在之後幾年的學運生涯中，在對權威的挑戰與派系的爭鬥中，情勢總是不斷地向我們展現出各種機會與必要性，如果不採用這種或那種手段，「得人」的任務就會落空。另一方面，民學聯的「人民民主」路線的精神──尊重群眾的自發性、讓菁英透過群眾的眼光看世界──非常弔詭地讓我們很輕易地容許自己主動地向主流意識形態妥協。「純真」學生的「正義化身」角色，雖然在「民學聯」的反菁英主義意識形態中是個髒東西，情勢如果需要，當然得拿來用。是群眾需要「純真學生」，不是我們需要。而難道一個好的運動者不必時時符合群眾的需求以推動運動嗎？在情勢所不斷揭示的新機會、新挑戰刺激之下，運動者所需的三重性格中的「策略擬定者」常常把其他兩個擠壓得僅剩一點影子，而使得學運學生最常出現的姿態是皺眉撫頰深思最佳手段的策略家，而不是惕勵自省的思考者或熱情的群眾的一員。非常諷刺地，批判〈新社會宣言〉的功利主義倫理觀而形成的「民學聯」路線，在實踐上不知不覺地完全遵行〈新社會宣言〉的精神。於是，三月學運一開始，「骯髒政爭之中的純潔學生」的角色一被媒體塑造出來，我們就義無反顧地跳進去盡責地表演早已寫好的劇本中的角色。在從三月到五月的忙亂之後，反身一看，我們已經變成了「他們」，變成了之前幾年我們花了無數字句批判的菁英主義者！我們嚮往一個沒有任何人需要別人代言的民主而平等的社會，可是我們自己卻成了代言人。真實的野百合？當我第一次公開談到我這篇文章的內容之後，我的一位朋友提醒我：說野百合已經成為標本是太誇張了。當時許多第一次參與運動的學生的確經驗到深刻的感動，從而在之後的歲月中投身於台灣社會各個角落的實踐中。的確，一個事件對於每個參與者或許都有不同的意義，而野百合被賦予的重重榮光其中的一部分對某些參與者來說是一點都不虛假的。野百合經驗使得許多當年的年輕人在未來的歲月裡奮力投身於各種試圖改造社會的事業中。對於台灣目前的代議民主政體的建立、對於威權體制的終結，三月學運有其指標意義，雖然這個意義十幾年來被不成比例地誇大了。可是，作為當年的學運領導集體的一份子，我應該為野百合以及我所經歷的那幾年學運之中我認為失敗的、落空的、浮誇而荒謬的部分負起應負起的責任，正如我分享著它美好的部分一樣。菲特列‧詹明信說：「歷史就是會讓人痛的東西。」我想他的意思不是叫人要沈溺於自怨自艾，而是指出一個社會實踐的必經道路。要從事經驗所未及的改造社會的實踐，或許非得從我們所承繼的過往歷史所打造的主流意識形態揭示給我們的、看似自然的道路出發，但是這種自發的行動畢竟是會受到重重的限制而以事與願違告終。但是，正是在勇敢地面對失敗的自我批判中，人們可以在從自發到自覺的、最終通往自由國度的長征中往前進一步。三月野百合學運，在其促進威權政體改造上所起的作用，主要地是透過學生、媒體、反對黨及國民黨主流派成功地操弄主流意識形態所肯定的菁英主義。這種菁英主義是1980年代民主運動中的基調，主要表現為民粹主義的頭人政治：受壓迫群眾的種種現實中感受到的不滿，必須被收編為支持民主頭人向威權統治者奪權的力量，而所有現實問題的解決，都被應許在群眾的菁英代理人最終奪權的時刻。那個時刻在四年前來到了。於是，在我的同儕們慶祝野百合十週年的宴會上，大家除了哄鬧地唱了國際歌之外，還有不少服務於綠營的人們合唱了「咱攏是台灣人」。的確，戒嚴、萬年國會、言論禁錮等等那些我們與之前兩個世代共同經歷過的威權體制到那時早已煙消雲散。但是，四年下來，不知是否會有更多我的野百合同儕同意我的看法：我們當年離開廣場時呼喊的口號「追求民主、永不懈怠」從來沒有像現在這麼及時。四年前換了政府之後，我們反而可以愈來愈清楚地看到，換政府並不表示換了統治者。戒嚴時代清楚明白的黨國官僚統治，現在成了大財團及其幫手們的統治。民進黨一上台，遇到經濟危機，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召集各階層的資本家（外加一些陪襯的勞工領袖等）開了個「經發會」，以宣示它要成為比國民黨更好地服務於資本的需要的政府。「全民」的民主政府，愈來愈成為資本家集體的政府。但是，台灣民主運動的主流傳統幾乎對此完全沒有回應。三月學運至今的歲月裡，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與基本人權等戒嚴時代民主運動的核心面向上的矛盾大致到了一個歇息點，雖然仍有各種國家侵犯人權的案例、甚至制度性的壓迫（如對於在台的貧窮外國人、對於刑事嫌犯等），卻並未發展為全社會規模的抗議。政治制度的改造成就了一個各主要黨派及有力人士可以大致（以他們自己的標準來說）公平地互相競逐權力的場域，但是選舉往往成為不擇手段的權位豪賭，而鮮少有關於政策、觀點與願景的競爭。「人權」、「民主」等口號，如野百合的象徵一樣，紛紛被剝奪了當年運動時活生生而豐富的意義，成為平板的、鞏固現存體制的概念。野百合之後十四年，許多當年的社運人士與在廣場上的學生仍然投身在各種社區、環保、工會、教改、社區大學、921災民等基層的人民組織與運動上，試圖實踐當年「人民民主」的口號所要捕捉的精神。我們也一次次地看到不同於資產階級政治運動的各種人民的集結，從一個小社區的改造到十幾萬教師與農民上街頭，每一次都有樂觀的左翼人士與激進民主派讚頌著「人民的力量起來了！」的確，十四年來，一般台灣人的精神面貌有了巨大的轉變，從戒嚴時代的畏縮沈默、不談政治、盲信權威變成90年代的多言聒噪、嗜談政治、懷疑權威。但是，從這次大選前後的情形看來，之前關於台灣社會「人民力量」的讚頌是過度樂觀了。在符號殊異、內容趨同的資產階級代理人中選一個當頭人的政治，似乎仍然是最能夠調動台灣人的狂熱的遊戲。我們之前不斷宣稱的人民力量、社會啟蒙、草根生命力都到哪裡去了呢？為什麼一場幾乎沒有任何政策辯論的大選可以激發那麼多熱情，而關於「願賭服輸」vs.「抗議詐賭」的爭議彷彿要從廣場到街坊到辦公室撕裂整個社會，質疑為什麼政治就非得是權力豪賭的聲音卻是如此微薄？野百合當年所激起的關於即將到來的民主社會的狂野想像現在看來或許逐漸乾枯而遙遠，三月學運的陰影，在缺乏誠懇的自我批評之下，在之後的歲月中卻深深地影響著當年的人民民主派。社會運動作為受壓迫群眾的自我教育的想法或許並未消失，可是像三月學運那樣的浮誇宣傳工作卻常常會壓過運動其他的面向，尤其在SNG車四處獵捕鏡頭的時代。多少各個部門的社運工作者時時想著：只要媒體宣傳做得好，群眾就會被動員起來──就像當年的野百合那樣。於是，群眾愈難動員，行動劇的道具就要做得更大、鏡頭前的畫面就要更精心設計，這樣才能對我們要抗議的政府部門造成壓力，從而獲得我們要爭取的政策改革、、、。不知不覺地，群眾的社會運動轉化為壓力團體的文宣工作；批判資產階級民主的侷限性的激進民主運動轉化為補充資產階級國家機器施政侷限的「第三部門」NGO，而各個社運團體不知不覺地轉化為互相競爭資源與議題代理權的社運小生意。從而，依著這種邏輯運作各個社運團體非常容易把頭人政治看成具有活生生的關鍵意義。如果只有這樣的社運作為反對派，台灣的政治會墮落，有什麼奇怪？我知道許多我當年的同志們看到這裡會覺得我這樣的批評太刻薄、太不公允，是佔了便宜又賣乖。我承認我自己作為台灣社會運動的一份子也並不能免於我前面所說的那些問題，正如同我當年作為一個學運學生不能免於學運的大部分浮誇與失敗。可是，如果我們還認為當年在歷史的召喚下以真情所高舉出來的目標仍然是值得追求的，除了誠實地承認錯誤，在檢討中學教訓之外，還能怎麼面對未來的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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