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 全球同盟體系的重組

作者yute (看著窗外的孤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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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轉貼] 全球同盟體系的重組

時間Fri Mar 21 08:03:58 2003

※ [本文轉錄自 NTUniNews 看板] 作者: yute (看著窗外的孤獨) 看板: NTUniNews 標題: [轉貼] 全球同盟體系的重組時間: Fri Mar 21 08:01:44 2003 不一定要同意這篇文章的論點但對情勢的評估相當有可讀性的一篇文章 ---------------------------------------------------------------------- 伊拉克戰爭三部曲之一全球同盟體系的重組張錫模˙中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助理教授／2003.02.20 　全球廣泛注意的美歐外交衝突，其實無法阻擋戰鼓擂動的事實，反倒是徹底揭露出「基督教文明」乃鐵板一塊的神話。這場衝突，並非反戰哲學對抗正義之戰的倫理衝突，也不是歐洲多邊主義對抗美國單邊主義的衝突。衝突的根源深嵌在地理與當代國際體系的權力結構之中，其後續影響將遠超出伊拉克國界或文明線之外。外交衝突難以阻戰　圍繞著伊拉克戰爭的外交衝突，是一場全方位的政治衝突，並將大西洋兩岸的所有國家捲入，構成一場多重的角力。　第一重角力是法德兩國對美國的牽制。從一開始，巴黎與柏林便推進著一套三段論策略：第一、塑造法德代表歐盟的形象；第二、塑造歐盟具有共同外交與防衛政策立場的形象；第三、法德反對美國的伊拉克戰爭，等於歐盟反對美國的戰爭政策。　美國對此的回答是揭露歐盟的分裂。 1月30日歐盟八國領袖在《華爾街日報》發表公開信支持華府，打破了法德代表歐盟、歐盟擁有共同反戰立場的神話。受挫的法德，進而開闢第二外交戰線，2月4日由法、德、比利時、盧森堡四國在北約杯葛推進防禦北約成員國土耳其一旦遭遇戰爭時的協防規劃議題，並安排俄羅斯總統普丁訪問巴黎與柏林，直接跳過東歐前共產諸國而和俄羅斯協力制美。　此舉使中東歐諸國大受激怒，十個中東歐國家（俗稱Vilnius 10）外長接著發表聯合聲明支持美國。於是法國使出最後王牌，再度將外交戰線拉回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公開表明準備動用否決權來反對美國的戰爭計畫。與此同時，法國又聯合德國與比利時（盧森堡已改變立場），在 2月10日的北約會議中杯葛協防土耳其計畫，使北約陷入史無前例的危機，促使美國國務卿包威爾發言警告，「這個同盟體（北約）將會因為無法履行其責任而自行解體」。明顯地，包威爾無意裂解北約，他的發言主要是對德法打出訊息：杯葛戰爭時期防衛土耳其的計畫將使北約陷入史無前例的危機，希望德法在深淵之前止步。　這場多戰線外交衝突的規模之大，為過去半個世紀所僅見。但是，外交衝突本身並不能阻止戰鼓的行進，因為衝突落幕的劇本只有四種，其中三種都不具有現實性。　第一種劇本是巴格達政局的演變（發生政變而海珊政權垮台），使美國不需要攻打伊拉克。第二種劇本是聯合國安理會通過新的決議案授權美國攻打伊拉克。第三種劇本是美國在無法獲取聯合國背書與全球反戰輿論強大的情況下被迫撤軍。第四種劇本是美國在沒有聯合國安理會新決議案授權的情況下逕行對伊拉克展開全面攻擊。　巴格達發生政變的可能性始終存在，而且在檯面下的胎動明顯。但是，重點是發動政變的時機：美國正式全面開戰前還是開戰後。站在華府與伊拉克內部政變派的立場，最佳時機是開戰之後，最安全且最有效。事實上，一月初俄羅斯軍方為了阻擋美國開戰，祕密策劃伊拉克軍方有力的親俄派高級將領準備發動政變，即是因為普丁總統顧慮到華府立場，以及伊拉克軍方親俄派將領偏好美國開戰後冉行事等原因而暫停。　第二種劇本，聯合國安理會通過新決議案授權美國動武，條件是安理會15國（常任5，非常任10）之中，須有九票同意，且不能有任何常任理事國動用否決權。九票同意不難，而常任理事國之中，英美沒有問題，俄中也不太可能動用否決權（棄權的可能性最高也最符合兩國利益），問題出在法國。法國人知道他們不可能阻止戰爭，他們也看到歐洲因為此事而嚴重分裂。但是，巴黎當局必須計算三件事：　第一、如果法國改變立場，德國的施若德政權可能崩潰，巴黎可不希望目前讓這種事發生，因為此舉將撕裂法德軸心，嚴重腐蝕歐盟統合的核心基礎。　第二、法國政府必須考慮到國內七成民意反戰的事實，以及國內四百餘萬穆斯林的反應，這意味著改變立場必須冒甚大的危險。　第三、最深刻的權謀考慮，是整個歐洲的主流民意瀰漫著反戰氛圍，而一些國家的政府立場並未充分反映乃至牴觸這種民意，如果美伊戰事延宕，這些國家（如義大利、西班牙乃至英國）的政府就可能垮台，屆時法國在歐洲的領導地位將可望獲得強化。這些考慮使巴黎最可能反對到底，在聯合國安理會動用否決權之說未必純屬恫嚇。　與法國硬挺到底的考慮相似，美國也不可能自願退讓而撤軍。無論從國家戰略（反恐）或布希政權連任前途的角度來看，華府都不可能接受第三種劇本。　因此，外交衝突的結局最可能走向第四種劇本：美國逕行開戰，或者，操作法律詮釋的修辭賽，將目前已存在的聯合國安理會1441號決議案解釋成已經授權美國可以動武，然後大軍挺進，無視於法國人的舌頭如何扭動。　事實上，包威爾有關北約遭遇分裂危機的發言，可以視為美國對德法打出的外交訊息：如果德法不能在華府視為其國家安全最高優位的議題上支持美國，美國將不再視德法為盟友？因此，現在真正的問題已不是對話，而是秀出底牌：美國認為德法已經越過盟友的界線，這條線一被越過，同盟關係就會停止。美國將會作出最後努力來促使德法改變立場，但如果德法仍不改變，美國就會不顧他們的反對而逕自走向戰爭。衝突無關哲學立場　無論這場衝突在外交技術面上如何收場，重點是，衝突的根源何在？從一開始，華府尚且期望著耐心與技巧性的柔軟足以改變巴黎的立場，而巴黎當局則未曾預期外交衝突足以有效地牽制美國。明知外交角力效果有限，為何決意衝突到底？　很明顯地，這場外交衝突無關乎戰爭與和平的哲學之爭。確實，德國與比利時反戰的最根本原因，只是因為大多數人民討厭戰爭。但厭惡戰爭的情緒反應並不等於反戰具有堅定的哲學立場。一個弔詭的現實是：法德反對美國對海珊政權統治下的伊拉克開戰，代價是史無前例地撕裂北約的團結。如果他們的撕裂舉動獲致預期的效果，美國被迫妥協，結果便是伊拉克數十年的獨裁統治者海珊政權被保護而存活下來。撕毀北約以保存獨裁者海珊？這道理未免太深了。　更何況，向來反戰且廣受國際尊敬的國際人道救援組織「國際危機團體」（lCG ），去年底曾公佈伊拉克實地調查報告，早已指出過半數伊拉克人民期待海珊政權被美國推翻，藉以改變十餘年來的專政與國際制裁下的困境。　反戰的訴求在這裡暴露其短處。反戰的情緒或許來自高尚的人道情操，但如果一味反戰的結果只是海珊的專政被完整地保留下來，那麼這種反戰立場和慕尼黑會議的姑息主義就沒有什麼差別，只能說是鼓勵專政與侵略的病態和平主義。　事實上，正是當時歐洲病態的和平主義，才讓希特勒的納粹德國更敢於發動慘絕人寰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因為歐洲的和平主義者給他一種印象：戰爭威脅很有效，這些人只要不開戰，其他價值都願意讓。　進一步，當時歐洲和平主義的病態，甚至傳染到天主教廷梵諦岡：二次大戰期間，梵諦岡與納粹建立起緊密的合作關係；而在納粹政權崩潰後，梵諦岡又庇護著一些納粹，使他們免於戰犯審判。　與德國、比利時及其他國家不問是非的和平主義相較，法國當局的反戰立場更令人質疑。這不僅是因為巴黎的考慮充滿權謀（一如前述），更因為法國在伊拉克海珊政權下獲取大量的能源開發權利，而且還是全世界第一個以具體作為協助伊拉克取得核武的國家。　1975年4月，海珊訪問莫斯科，要求蘇聯當局協助伊拉克興建一個足以製造核武的核子反應爐。儘管當時蘇聯同意給予伊拉克相當數量與優質的傳統武器，但在核武問題上極為保留。於是，未能從莫斯科取得核武科技協助的海珊，在半年後的1975年9月前往巴黎，和當時的法國總理席哈克（Jacques Chirac，今日的法國總統）會晤，提出同樣的要求，並獲得滿意的成果：兩國簽署協定，法國同意出售核子反應爐與鈾原料給伊拉克。　如果當時的法伊核武合作順利推展，伊拉克早就成為核武強權。果真如此，全球第二個慘遭核武攻擊的國家，將會是1980年兩伊戰爭中浴血抗戰的伊朗人民，而1991年的波灣戰爭，也不見得會開打──要嘛美國不敢開戰，要嘛雙方走向核武滅絕。至於目前的伊拉克問題，也將完全改觀。　席哈克從未對協助伊拉克走向核武一事有絲毫疑慮或反悔。法國政府確實在簽約後著實履行其義務。海珊確實有十足的機會獲得核武，因而中東日後的核武悲劇也就有了十足的火藥。諷刺的是，讓整場悲劇得以避免的，正是法德視為好戰國家的以色列：1979年，以色列的情報人員在土隆（Toulon）附近炸毀兩座正在運往伊拉克途中的法製核子反應爐；1981年，以色列人在伊拉克境內炸毀另一座尚未啟用的法製反應爐，致使伊拉克核武之路中斷。　簡言之，儘管反戰的訴求很容易獲取一般民眾的共鳴，但法德當局的反戰立場，在哲學上根本站不住腳。德法在伊拉克戰爭問題上的對美衝突，並非源自哲學高度的差異（美國則是從一開始就未將戰爭上升到哲學的高度）。多邊對單邊的鴻溝　美國與法德的外交衝突，若說有哲學或道德上的爭議，那並不是關於戰爭與和平的倫理學之爭，而是關於俗稱的「多邊主義」（multnatralism）與「單邊主義」（unilateralism）之爭。　一般而言，歐盟諸國較傾向與偏好「多邊主義」。這主要源自歐洲的歷史教訓。在歐洲人眼中，二十世紀歐洲歷史的災難是本國獨尊的民族主義，諸國合作的多邊協商，成為歐洲人自我反省的表現。因此，對歐洲人來說，「多邊主義」不僅是外交途徑的技術問題，同時也是一個道德問題。　與「多邊主義」對歐洲人的意義相對，美國的歷史迥然不同。美國人絲毫不害怕美國自己的民族主義。整個二十世紀，美國政府與社會精英一直透過各種管道強化美國自己的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九一一事件後，美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緒更見激昂，並且明顯帶有耀武揚威的外觀，儘管在實際行動上，美國政府的行為其實非常謹慎小心。美國激昂的民族主義是華府推進「全球反恐戰爭」以打擊伊斯蘭主義武鬥派全球網絡的重要動能，而這樣的發展卻激起歐洲的恐懼，擔心「多邊主義」被摧毀與民族主義幽靈的復活。　因此，美歐對於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歐盟等國際制度與多邊組織，有著迥然不同的認知。對法德等歐洲國家來說，這些國際組織‧制度具有雙重意義：第一、多邊組織的創造者不只一個民族；第二、這些組織的任務是用來溝通諸民族的裂痕，藉以降低衝突。在此一理論內層，存在著一個道德趨力：民族主義被視為兩次世界大戰災難的根源，而「多邊主義」則被視為防止民族主義暴走的抑制劑。　美國的觀點則剛好相反，多邊組織對美國而言沒有道德不道德的問題。對華府而言，當前的大西洋兩岸同盟架構，旨在達成兩個目標：第一、增進「西方」的防衛；第二、創造一個控制歐洲諸國免於自相殘殺的架構。在蘇聯已經解體，歐洲防衛的問題不大，以及歐洲諸國自相殘殺的憂慮大為減輕的情況下，華府傾向於認為，北約的共識決架構，不可以被用來阻礙美國追求其國家利益所需的軍事戰略。　當然，「多邊主義」與「單邊主義」之爭的構圖，不應使人忽略歐洲本身的分裂。並非歐洲所有國家都反對美國攻打伊拉克。西班牙已表態完全支持美國，義大利急速拉近與華府的關係，大多數中東歐國家則靠向美國。當然還有過去二十年來一直奉行對美同盟路線的英國。過去一個月歐洲諸國本身的分歧表明，德法確實不能代表歐洲。　在外交與國防政策上，並不存在一個統一的歐洲。歐洲不是鐵板一塊，這才符合事物的自然規律。正如同許多美國人反對布希總統的伊拉克戰爭政策一樣，也有不少歐洲人反對巴黎‧柏林軸心的立場。事實上，在德國代表於北約會議中杯葛土耳其防衛計畫之後，施若德政府即遭遇德國反對黨與不同政治光譜之媒體的全面反彈，即反映出此一現實。更何況，在整場外交衝突的操作之中，法德兩國當局也經常有單邊主義的演出──柏林當局一個月前宣布無論北約的決策如何，德國不會派兵參加伊拉克戰爭之舉，事前即未曾與任何北約成員國協商。　因此，基於歷史與文化的差異，法德與美國圍繞著伊拉克戰爭的外交衝突，在最深刻的知識與道德層次，確實存在著一定的裂痕。但這項歷史與文化差異所造成的裂痕，充其量只能構成衝突的重要背景，而非衝突的充分條件。畢竟，作為關鍵詞的「多邊主義」，在當代國際政治與輿論戰場上的主要任務，是用來攻擊「美國的」單邊主義，亦即用來牽制美國在國際‧組織制度的架構外行使其國家主權的超級權力。換言之，法德與美國衝突的根本原因，與其說是歷史與文化，毋寧說是當代國際體系的不對稱特性使然。不對稱的國際體系　蘇聯解體後，美國變成唯一超強。第一、美國是世界上唯一擁有向全球各地投射兵力之能力的國家，且其軍力與其他國家的差距大得驚人（2002年美國國防預算比全球軍費排名第2名至第27名等26國的總和還多）。第二、美國有能力影響全球經濟的進程。第三、前述軍事力與經濟力使美國擁有全球性的政治影響力。第四、美國是一個統一的政治體。　全球沒有其他任何一個國家擁有這種強度與廣度的權力。部分強權在軍事、經濟或政治等各種領域上，或許擁有區域乃至全球的部分影響力，但卻沒有類似美國那種整體的國力，也沒有用來遂行這種超級權力的政治架構。　其結果，國際體系內在就顯得不對稱與不均衡。美國的壓倒性權力造成國際緊張，並且給予華府在國際社會上犯錯的不對稱空間──其他國家很難享有這樣的空間，他們的國家戰略不容許出現嚴重的錯誤。美國有本錢犯錯並在錯誤中復原（柯林頓時代混亂的外交政策即為顯例），但這讓其他國家覺得美國很危險，尤其是當美國的錯誤導致這些國家付出代價時，後者發現他們無法像美國那樣輕易的從災難中回復過來。更重要的是，美國為追求其國家利益而推展對外政策時，將有十足的能力來損害其他國家的利益，而其他國家卻發現他們就算再努力，也很難抗拒美國可能帶來的傷害。　因此，對世界上所有的國家而言，他們的核心關切是如何與美國這樣的唯一超級強權打交道。每一個國家都有兩種很自然的傾向。第一種傾向是「權力平衡」，各自連結起來打造有力的同盟體來牽制美國的力量，並據此控制美國的行為。第二種傾向是「西瓜靠大邊」，即和美國維持良好乃至繁密的關係，藉以促進本國的利益。　這種雙元性的反應傾向，連同美國的回應，構成推進當代國際政治體系變遷的基本動力。美國單一超級強權的壓力，促使其他國家很自然地想要尋求結盟來反制美國。　但是，由於權力的差距是如此地巨大，權力的不對稱是如此地明顯，因而同盟體的締造顯得極為困難，至少蘇聯解體迄今十餘年來是如此。畢竟，要締造一個力量足以和美國相捋的同盟體，是一項非常艱困的工程。在這個過程中，有兩種力量會構成嚴重阻力。其一是美國的介入，採行「分而治之」的策略來破壞反美同盟體的形成；其二是各國的自利行為，即利用締結反美同盟體的威脅來向美國爭取更多的利益，反美為假，對美求婚為真。因此，國際體系的不對稱現實並未獲得消解或緩和，不對稱仍繼續存在，甚至因此而加深。　蘇聯解體後，美國的外交政策是盡量降低衝突與維持國際體系的安定，因而體系的不對稱體質所造成的問題並未被完全暴露出來。但是，九一一事件要求美國展開對外具有侵略性的外交政策──全球綏靖，這個外交政策激烈地暴露出國際體系的不對稱現實。　奧薩瑪‧賓拉登及其全球聖戰網絡「軍事據點」（al Qaeda）可能積極謀求獲取或已經取得大規模破壞性武器的憂慮，強化美國全球戰略的侵略性。儘管「軍事據點」取得核武的機率不太高，但這種最壞劇本並不能完全被排除，而準備因應最壞劇本的要求，又正是軍事戰略規劃的基本前提，從而必然提起了剪除伊拉克大規模破壞性武器的課題，並因此必然發展出「先制攻擊」，以及美軍與情報人員進入其他國家境內從事肅清「軍事據點」成員及其同情‧協作團體等戰略思維。2002年1月29日布希總統重要的「邪惡軸心」論，同年9月20日新版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先制攻擊論），都是在此一戰略思維下衍生出來的產物。　簡言之，在九一一事件之前，美國的超級國力已使國際體系處於極不穩定的不對稱結構之中，只是當時美國尚未認識或準備充分運用這種超級國力與不對稱的國際權力結構。但在九一一事件發生後，對「軍事據點」的恐懼，促使美國決意充分運用其超級國力與國際體系的不對稱性，在全球各地貫徹其國家意志與權力，尤其是介入「軍事據點」潛藏或可能潛藏‧合作的所有國家。進一步，華府為了防止其他國家採取觀望模糊立場而阻撓其全球綏靖戰略的推動，更通過排中律的思維，確立了「布希綱領」──「不是美國的朋友，就是美國的敵人」。　如此一來，全球所有國家，無論是不是穆斯林國家，無論地理距離上離「全球反恐戰爭」主戰區（歐亞大陸南緣地帶）多麼遙遠，都無法置身事外，而且必然被迫要有所表態。一些國家，選擇對美國採取合作（如巴基斯坦）；另一些國家，若不願與美國合作，則必須面對美國動用武力來破壞這些國家所擁有的大規模破壞性武器並推翻其不對美國合作之政府的風險。伊拉克問題的再度浮出，就是事物沿著這條運動規律發展的產物。地緣政治決定未來　全球反恐戰爭所蘊涵的強化國際體系不對稱性的運動規律，正是法德等歐洲主要強權反彈的根本原因。從巴黎和柏林的角度來看，美國對「軍事據點」威脅的反應極不相稱（disproportionate）。這兩國的領導層認為，九一一事件雖然可怕而且是場無可爭議的悲劇，但不能因此就全盤地打亂整個國際體系的運作。這些歐洲領袖認知到「軍事據點」取得核武的威脅並非杞人憂天，但他們並不認為，僅是基於此一顧慮，就能允許美國對受到懷疑的國家展開先制攻擊，甚至是核武先制攻擊。　伊朗就是一個案例。美國將伊朗列入「邪惡軸心」名單之中，而歐洲列強則認為此舉是反應過度。美國認為軍事手段將足以防止伊朗與「軍事據點」在大規模破壞性武器上掛勾的威脅，而法德則認為只有通過長期工作，促使伊朗全面回歸國際社會與「正常化」，才能防止伊朗變成恐怖分子滋生的溫床。　華府認為法德的主張根本就是兩面做人，而柏林與巴黎則認為美國人的想法太天真與簡化。在某種意義上，雙方都對。但重點是，兩種見解在邏輯上都只能說是無效的陳述。沒有一個國家的行為來自天真與簡化，所有的政策都來自複雜的內外因素與各種力量的競逐。同樣地，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行為不具有某種兩手策略，兩面做人的內涵，畢竟國家利益不可能那樣單一明確，與他國的交往也不可能那麼黑白分明。　美國與法德都是地緣政治實體，各自追求著不同的國家利益。美國與法德等歐洲國家利益不協調的情況史不絕書，國際體系在蘇聯解體後進入不對稱體系的格局，加深法德的焦慮，而九一一事件與美國據此而推動的「全球反恐戰爭」，進一步拉緊彼此的矛盾，並通過沿著「全球反恐戰爭」運動規律而來的伊拉克問題而全面引爆。　在伊拉克問題上引爆的激烈外交衝突，將無法限制美國的軍事行動。關鍵仍是權力的不對稱性。在華府看來，美歐緊張是如此地明顯與真實，但只要歐洲仍處於高度的分歧與軍事虛弱，歐盟就不可能有效地反制美國的權力，因而歐洲人就會合作，儘管合作的道路會走得很蹣跚。在這條蹣跚道路上，華府始終保持耐性，正是源自於深刻的自信──無論歐盟領袖怎麼想，他們不能不和美國合作，他們需要美國，因為「軍事據點」的威脅畢竟也會波及歐洲。　但是，法德與美國的外交衝突，已上升到史無前例的高度，不僅因此暴露出所謂「西方世界」這種單數修辭的虛妄，「基督教文明」乃鐵板一塊的幻覺，更激烈地撼動著聯合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以及歐盟等國際體系主要支柱的存在基礎，並因此預示若全球的同盟體系正邁向重新組合的新胎動。　「全球反恐戰爭」的運動規律將規定著今後全球各國同盟體系的重組路線，而地緣政治將是原因中的原因。在最終分析上，「全球反恐戰爭」的關鍵戰場在廣大的歐亞大陸南緣地帶與環印度洋海域，要在這件廣大的區域推動「全球反恐戰爭」，從實務的角度來看，土耳其、沙烏地阿拉伯、印度、俄羅斯、印尼等國，都對美國「全球反恐戰爭」的成敗有直接的影響。而地處歐亞大陸西部邊緣的德國與法國，尤其是法國，卻對美國在「全球反恐戰爭」（包括伊拉克戰爭）之中，沒有關鍵性的貢獻角色。地理界定利益，而西歐的地緣政治地位對美國在伊拉克戰爭中的國家利益與憂慮並無關鍵性的影響力。　地緣政治將重新界定列強之間的同盟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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