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以喪服制度實施人文教化的理想
喪服制度乃是在喪禮的舉行具有規模以後，藉由服飾蘊含有豐富的象徵意義
，因而以特殊的服飾代表喪誌以象徵喪親者內心的哀痛，於是特殊喪誌的規劃逐
漸醞釀而出，遂使喪服的穿戴不但貫串整個服喪期間，而且成為喪禮中最精緻細
密的一部分。由於服制的規劃，乃配合彼此關係的親疏遠近、感情的深淺厚薄而
有不同的差等，於是有服飾精粗輕重的差異，也有喪期短長不一的分殊。服喪過
程中，更經由相關儀式的進行，透過儀式的增強與意識的轉換，體會群體關懷的
價值，明瞭血濃於水的親族感情，促進親族團結的動力，同時輔以階段性的變、
除過程，讓生者逐漸懂得妥善收藏心中的哀情，緩緩地恢復心靈的平衡與和諧。
因此，喪服制度不但是「稱情而立文」，而且還是推動人文教化的一大助力，以
下即分從彰顯親親之情、突出尊尊大義以及提示男女有別等三方面敘述之：
1.彰顯親親之情
親情是人類最原始也是最自然的感情，因而喪服制度的根本要義，就在於配
合人與人之間親情的濃淡疏密、深淺厚薄，而相應地制定長短不同的喪期以及輕
重不等的喪服，使內心哀痛的心情得與所穿戴的服飾配件相符應、得與居喪時期
低劣粗陋的生活條件相協調。由於有喪期的規劃，因此服喪者可以在一段特定的
時間內不受外界干擾，僅由相關的親屬定期舉行有關的禮儀節目懷念親人，一方
面可以藉由親屬之間的共同支援與相互扶持，紓緩失去親人的創痛與不適應，而
學習以另一種方式與逝去的親人建立新的溝通管道；一方面還可藉由專心回憶已
逝親人過去生活的種種，思索人生在世應該留存一些可供後世子孫懷念回味之事
蹟；於是喪服制度的相關規劃，不但明顯的具有凝聚親屬之間彼此感情的作用，
而且還有積極引導開創價值以供後世子孫憑弔感念之功能。因此喪服制度的流傳
，可以發揚人子孝親的仁愛情懷，以締造溫情社會，更可以激發人性淳厚良善的
一面，將善與價值妥為延續。
儘管面目深陷、顏色黧黑、寢苫枕塊的居喪方式十分原始，然而哀親之在野
、哀親之在土所引發的不安與不忍等自然反應，卻是天經地義的人情之常，不但
亙古長存，而且還歷久彌新。倘若對於至親的喪亡，還能無動於衷、朝死而夕忘
之，推而至於對其他疏遠或無關之人，就難怪其要與之拼命鬥狠而無所不用其極
了，如此而想化戾氣以致祥和，無疑是緣木而求魚。
喪服制度的設計，提供一個上好時機使喪親者處理哀情，學習從忍受割離、
安於悽苦之中昇華感情，而將悲哀的情緒轉換成對於已逝親人永遠的懷念，更將
這分永遠的懷念化作對於周遭親朋好友的關懷，同時也更懂得珍惜人與人之間難
得的親情與緣分。雖然為父母加隆服喪三年的喪期不短，宰我（520-481B.C.）
還曾與孔子（551-479B.C.） 辯論「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
不為樂，樂必崩。」孔子則以為「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而有「予之
不仁」之嘆；66《淮南子》甚且還以為服喪三年是「強人所不及」，不過對於感
情深厚者而言，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猶如白駒過隙，而人子之情卻是哀痛未
盡、思慕未忘；即使以現代身心醫學與精神醫學而論，對於喪失至親者所產生的
創痛，以兩年的時間進行療傷止痛並不算長，67所以制禮者把握此為至親濃厚的
感情，希望能藉此伸張哀情而濃厚人間之溫情，不過又必須考慮服喪有節以維持
社會之脈動，於是以三年為斷，這當是深思熟慮之計。
唐律之後，尚且將「父在為母」、「父卒為母」統一為齊衰三年，明太祖之
時更以為後世之人情磽薄，而救薄莫若以厚，於是定為《孝慈錄》，加隆為母之
服而使之上齊於為父之斬衰三年，68可見設置三年之喪，歷代都認為有其需要，
而非「以偽輔情」違反人情之舉，實在不宜輕易放棄人類對於至親所具有的深厚
親情，使之不能盡情宣洩哀情、不能緩慢咀嚼往日的一切。
66同註7，〈陽貨〉，其詳參見頁157-158。
67其詳參見威廉‧華爾頓（J. William Worden） 著，李開敏等譯，《悲傷輔導
與悲傷治療》（Grief Counseling ＆Grief Therapy）（臺北：心理出版社，
1995），頁8-23。
68其詳參見徐乾學，《讀禮通考》，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商務印書
館，1983），第112冊，頁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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