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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三日　星期天　國恥日最近一個星期的事情突然間使我枯燥的大學生活變得有意義了。我看到了許多令我震驚的場景：我的生活能直接和國家進步掛?了。不過，這樣的日子確實影響到我的學習，週六的課我就一點都沒上，晚上的自習也少了幾次。我責備自己無論如何學習不能落下。幾天一大早我就去教室看書了。坐在九號樓二五零，我的思路不時被昨天天安門廣場的場面所打斷，一股激奮的情緒在心裏湧動，但頃刻這種感覺就被大堆的作業和課本裏生澀的?述所取代。我看到幾個昨天在廣場見到的同學也都打著哈欠看著書。食堂的宣傳欄被昨天遊行靜坐的介紹所佔據，有人把昨天的形容為"國恥日"，認為政府表現之拙劣和學生的浩然正氣形成天壤之別，長達二十小時，近十萬學生的請願竟然得不到任何回應，直至下跪而仍舊置之不理。所有的大字報都號召罷課。由於，宣傳欄面積實在有限，附近宿舍樓的牆壁成了有份量大字報的天下。那些大字報都很長，有的達到幾千字，引經據典，氣勢宏大，我想一定是某個精英的傑作。於是，吃飯的時候很多同學手捧飯盒站在大字報前邊吃邊讀，直到吃完了還不走接著看，不時勺擊飯盒以叫好。校園裏的氣氛被昨天的靜坐遊行激蕩著，充滿著自豪和對國家前途的憂慮，"國家興亡，匹夫有責 "，和教室圖書館完全不一樣。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星期一　罷課雖然今天是罷課的第一天，我還是來到了圖書館。上課的同學並不多，但在去教學區的路口有一些學生在說服上課的同學支持對政府的抗議行動，參加罷課。有人問我是不是去上課，我說去圖書館邊過去了。教學區裏很冷清，但圖書館裏還有些人，但比平時少多了，很容易找到座位。中午回到宿舍，有兩個從別的學校來的高中同學找我，金燦和魯曉傑。他們都沒有參加胡耀邦追悼會的抗議活動，我有點驚訝，因為他們在高中時在班裏都挺愛對時事談些看法。我們一塊兒吃了點東西，來到人民大學看大字報。魯曉傑手裏拿著個小答錄機，對在嘴邊，邊看大字報邊小聲讀，於是大字報的內容都錄到磁帶上了。我和大部分人一樣，一支筆一個本，把覺得不錯的東西記下來。晚上把星期六機械製圖課落下的作業做完，又看了幾篇英文便回到宿舍。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星期二　社論整個白天和昨天一樣在圖書館和二五零度過，覺得不上課真說服：想看什麼書就看什麼書，沒人催沒人管。在圖書館看報紙竟然一點關於學生上週六抗議的報導都沒有。晚上回到宿舍，竺亮對我說，中央已經對活動定性了，是"動亂"！我大吃一驚。那麼多同學抱著一腔赤誠，怎麼能說成是"動亂"。我問："你怎麼知道的？報紙上什麼都沒有啊？"竺亮說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晚上的新聞裏已經說了：要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別的宿舍有幾個同學也跑到我們宿舍，要求竺亮把他的收錄機打開，肯定會有重播。果然，十點半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第二套節目新聞和報紙摘要裏播送了《人民日報》社論《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所有在宿舍裏的同學都不說話。他們大部分都參加了星期六的靜坐請願。在我們心裏那是我們為國家的命運前途第一次做的一份貢獻，第一次像歷史中的先輩那樣為國家的進步而發出了自己的聲音，第一次接受廣大市民的歡呼和稱讚。但在近十分鐘裏，大家都沈默了。等社論結束，所有的人都愕然；蔣亦山罵了句："去他媽的吧！"。那天所有的行動都是有理有序，沒有破壞任何公共設施，沒有任何違法行為，怎麼還是和以前我們聽說過的學潮一樣被否定了呢？那天表現拙劣的恰恰是高高在上的政府啊？就算不接受那些請願意見，也不至於把學生打成對立面啊？而且這社論通篇充滿不實之詞，態度強硬傲慢，一副手握權柄而盛氣淩人的口氣，毫無善意和商榷的餘地，恨不得致對手于死地而後快。這時，社論又從那答錄機裏傳出來。原來竺亮已經把它錄到磁帶上了。大個說："明天看來得上課了。"我一聽氣急了，說："上課，自習都不上了！"別的同學也都說："對堅持罷課！"然後，紛紛開始奚落大個。大個是個老實的山東人，紅著臉不說話了。我在憤怒中又聽了幾遍社論，並在一個本子上記下了其中三十六個謊言。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星期三　誣衊早上十點，班主任和系裏的領導就來到我們的宿舍，勸說我們回去上課。老師們都很好，對我們的行動都很理解，但還是要求我們儘快去上課："只有知識學到手，才能更好地報效祖國嗎。"老師們說。可沒有學生服氣，堅持人為中央的定性讓我們不能接受，違法停止罷課。我還當著在坐的班主任以及一些同學，把那三十六個謊言逐個列出討論。同學們也為我找論據。老師只是重複，上課對我們很重要，是我們為國家做貢獻的前提。晚上，我和易明強來到三號樓，這裏有同學在印傳單，內容是對四二六社論的批駁，認為它最多是一家之言，學生的愛國行為不容污蔑。可有的同學情緒很低落，甚至帶著哭腔說："大家要小心，政府可能會採取強硬手段了。封校或者軍隊進駐學校都有可能。"我猛然想起星期六我在回學校的路上看到的軍車，心裏也有些害怕了。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星期四　大遊行上午我還是來到了圖書館。當我正在中文閱覽室看書的時候，我遠遠地聽到了呼喊和歡呼的聲音。我很奇怪，走出圖書館那聲音越來越大，是從白石橋路上傳來的。我們學校的正門就在那邊。到那兒一看我震驚了，大批的學生排著隊朝南邊進發，所有的車輛都停了下來。從打出的旗幟看，附近所有的學校都全了。我並沒有聽說今天有任何遊行活動啊？我於是跑回宿舍，放下書包和另外幾個同學再次朝正門走。在校園裏，我不僅看到很多同學準備出發，連一些老師都參加進來。我們不禁感慨："學生的力量真是太大了！"出正門加入隊伍後，我們便開始朝天安門進發。我們聽說我們學校北邊的同學是衝破幾處武警的攔截才彙集到白石橋路的。遊行隊伍和上週六一樣秩序井然。沿途處處受到北京市民的熱烈歡迎，鼓掌叫好此起彼伏。面對強硬的四二六社論，學生們打出了橫幅："旗幟鮮明地反對四二六社論"。我們學校的一面橫幅讓我們看得甚至快流出眼淚："媽媽，我們沒有錯！"是啊，我們的目標本來和政府是一致的，都是為了國家的富強民主，為什麼會被誣衊為一小撮和動亂呢？這麼多學生的遊行和這麼多市民的回應難道還是一小撮？我們秩序井然地反應自己的想法，怎麼和動亂相提並論？反對官倒，爭取民主自由，深入推動政治經濟改革，使國家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難道和政府的目標有任何不同嗎？遊行隊伍由西直門南下，經復興門向東走上長安街。路上不斷有學生加入，遊行隊伍越來越壯大。我看到了許多從來沒聽說過的學校的旗幟，前前後後大概有八十所院校的標誌。但在即將到達廣場的六部口，數以千計的武警橫在馬路中間，胳膊互相纏繞築成人牆，擋住了學生的去路。可是學生幾乎沒有猶豫便擁了上去，衝擊著十幾層人牆。但前面的學生數量並不多，很難突破。正在附近高處的市民們扯著嗓門為學生加油，可後面大隊學生還是不得不停下來了。這時，武警後面亂了起來，原來地處北京東南郊的工業大學從東長安街抄了武警的後路。在兩路學生夾擊下，武警最終被沖出個缺口！會師後的學生向廣場方向前進。到達廣場北邊的長安街後，隊伍並沒有進入廣場，而是繼續朝東到建國門橋，再由建國門向北，再沿二環到雍和宮，最後向北回到西北郊各自的大學──經過了北京主要的街區。整個遊行從早上八點開始一直持續到晚上十二點。不過我沒能走完整個行程，在通過天安門後已經又餓又累，和另外兩個同學回學校了。等到晚上十一點左右，我們班堅持走完全程的幾個同學才疲憊不堪地回來了。但他們還是大喊大叫，非常高興。我感到很慚愧。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星期五　對話昨天的遊行聲勢浩大。大家都相信這個規模比著名的五四和一二九要大得多。那種"以天下為己任"的豪情溢於言表。沒有人不相信那個"四二六"社論不會在這樣的抗議聲中迅速破產，什麼"動亂"在學生和廣大市民的聲討中一定會被平反。大家都在等待中央的聲音。罷課仍在繼續。但大多數同學都滿懷勝利的喜悅，注意力漸漸回到正常學習和生活上來。馬上就要到春假，班裏的同學計畫到京郊黑龍潭旅遊。晚上，收音機裏傳來了袁木和學生代表談話的現場轉播。談話大概近兩個小時，我總感覺袁木從來不正面回答學生的問題，每次都把挺尖銳的問題避開，繞很大一個彎，說了一大堆話，在誰都不知所云的情況下接受下一個提問。但我們大家還是覺得很高興，終究這是廣大學生努力的結果。我們不是一小撮，也沒有被誰利用，更不想挑起動亂。今天的對話就是中央的一種表態：無論那些對話多麼雲裏霧裏，也比那蠻橫無理的四二六社論強多了。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星期六　五四傳統我終於收到了林靜的回信。她每次都是自己疊的信封，然後用典型的女生的字體寫上兩頁。這對我來說是最幸福的時刻。我高興地來到二五零，排除一切干擾給她回信。我把這些天的所見所聞都告訴了她，足足寫了五頁；然後回到宿舍，把信折好，塞進信封；郵票得略微轉三十度貼在右上角，表示期待回信。晚上，八號樓三零二大教室有個講座：《五四傳統和我們的責任》。我覺得挺有意思就跑去聽。演講者是來自北大哲學系的一個教授。不過整個演講過程中不斷有學生走出教室，等講完的時候屋裏只希希拉拉坐了四分之一。我也覺得講得沒勁，和《中國革命史》課差不多，沒什麼新的見地。和很多"精英"比起來，這位老先生顯得過時了。一九八九年四月三十日　星期天　照片春假就要到了。同學都在做一些準備。中午在食堂吃飯的時候，看到有人在賣照片。那些照片都是關於四月二十二日到四月二十七日遊行請願的，五毛錢一張。其中有幾張被專門挑出來作為廣告。最具衝擊力的當屬那張從廣場面向人民大會堂拍攝的下跪請願的照片。照片的前景是抗議的學生，中間是幾千名解放軍；軍隊後面高高的臺階上三名學生跪在地上，其中一人高舉請願書；大會堂門口有幾個人，似乎在交頭接耳；背景是聳立的石柱和高旋的國徽。這張照片也成了最搶手的。我也買了一張和另外一些。一九八九年五月一日　星期一　春假今天是春假第一天。全班大部分同學一起來到西直門火車站去黑龍潭。雖然大家都在一起大半年了，但很多人彼此還不熟悉，尤其是男女生之間。我們班有九個女生，這在理工科學校算是"富裕"的了。但我和所有的女生都沒怎麼說過話。男生之間倒還好。所有人中最活躍的當然是幾個班幹部了，他們往返於男女生之間，左右逢源，上竄下跳，忙得不亦樂乎，還美其名曰："為班集體服務"。晚上是在農民家裏住。農民很善良，只要我們每人一塊五，另外還為我們熬粥喝。睡覺前，同學們三三兩兩來到小河邊。這裏的星星要比北京亮得多。一九八九年五月二日　星期二　黑龍潭白天，我們開始徒步朝黑龍潭深處走。這個地方風景確實很好，河水很清，兩岸的樹木鬱鬱蔥蔥。走了近半天時間，終於見到黑龍潭。大概有直徑十米的那麼一個圓形水潭，水是墨綠色的，清澈透明，深不見底。有人在附近出租小船，可以我們學生的財力，只好接著徒步旅遊。途中我們碰到了一些來自天津、山西等地的大學生。他們聽說我們是北京的學生，自然問起四月份北京的事情。方海是很外向的一個人，他滔滔不絕地介紹著，並半開玩笑地聲稱："五一春假結束，休息好了繼續鬧！"大家聽了都不以為然地諷刺他。方海常常就是這麼一個角色，給大家帶來很多樂子，但又從沒讓大家買帳。他的話除了帶來笑聲外，還有一大堆挖苦的話等著他。可方海總是樂此不疲。一九八九年五月三日　星期三　麻將從黑龍潭回來已經是下午了。睡了一覺後醒來，想想這些天發生的事挺感慨：一下子把高中延續過來的生活打亂了。最近大半個月上課和自習是自高中以來最少的。我終於有了一種長大成人的感覺。我看了下表已經晚上八點了。我打算幹一下大學中最繁重的體力勞動：去水房洗衣服。當我端著衣服來到水房時，我徹底放棄了這個想法，因為水房裏熱鬧異常，一夥學生早已把這裏改造成了"麻將窩"了。兩張書桌並在一起，上面蒙著床單，四個學生各把一邊，手裏摸著，嘴裏聊著，正在興致高昂地"修長城"。周圍還有圍觀學生數人。不用細看，肯定是易明強的老鄉又來了。易明強是湖北人；我印象中他第一學期全部精力都放在在北京找老鄉會老鄉了。他們那兒的學生很厲害，每年都有很多學生進入北京各大院校。經過一個學期的活動，易明強的一個筆記本上記錄了超過一百人的名單。幾乎每個週末都會有不重樣的老鄉來找他。易明強每次都大方地請這些老鄉吃"小炒"，喝啤酒或者抽煙。第一學期宿舍的週末給我的印象就是桌上堆放的沒洗的搪瓷碗勺，地上的煙頭和七八個酒瓶。到那學期結束時，我們宿舍的酒瓶已經在門口堆了有五六十個。收拾根本敢不上酒瓶增加的速度。我們宿舍每天的衛生得分都在四十分和六十分之間徘徊。自從第二學期後，易明強的老鄉來得數量少了，但頻率依然保持高水準，越來越集中在三四個人。他們一湊到一起，麻將聲便會響徹宿舍。只要麻將一開打，整個星期天都會搭進去。宿舍中別的同學只好到別的宿舍找空位或者蒙頭忍著；最好的解決辦法當然是參與其中。對面宿舍的宋津是個大頑主，圍棋、足球、唱歌以及麻將都是能手。他自然和易明強老鄉"臭味相投"。只要沒事便主動加入戰團。這種麻將當然是玩真的了，大部分同學都敬而遠之，因為這是典型的違反校紀行為。一旦被學校或者系裏的頭發覺，學位呀畢業證呀都會有不保的危險，所以一般打麻將都是在一間宿舍裏秘密進行。發展到在水房這種公共場合，真是膽大包天。一九八九年五月四日　星期四　宣言今天是五四運動七十周年，這讓一度在四月份被學生罵得灰頭土臉的學生會有了出頭的機會。學校裏能看到學生會打出的橫幅標語。我們學校最出名的關於學生會的醜聞是校學生會主席星夜撕大字報被學生當場抓獲。第二天學生會的牌子就被砸了。今天也是春假的最後一天。晚上我們通過大字報得知下午有約五萬學生到天安門廣場示威，並宣讀《五四宣言和複課通告》。遊行示威的規模已經明顯下降了。我事先都甚至沒有聽說。清閒了十天的學生們也都疲態盡顯，畢竟父母花錢是供我們讀書來的，不能成天罷課啊。晚上收音機裏聽到了趙紫陽會見外賓時對學生運動的一些評論。聽上去比四二六社論和緩多了，至少沒用什麼動亂、一小撮等敵對詞語來形容學生的請願，並且終於說學生的目的是好的；但還是官話連篇。不知道他們平時跟人說話是不是就是這麼拿腔拿調。四月份，我曾經看到過一張複印的照片。照片的說明是趙紫陽在人民大會堂頂觀看學生四二二示威。但那照片很模糊，隱約的人影在大會堂平頂上突顯，只能從輪廓上判斷可能是趙紫陽。他在那兒看什麼呢？為什麼不下來呢？沒想到大會堂頂上還能站人。看來學生的一舉一動都是在政府的監視之下的，即使學生認為很安全的情況下。那些觀察學生的眼睛不僅僅來自於便衣和監視器，更來自於政府的直接首腦。比如說，易明強的"麻將窩"由於過分猖獗，不幸被系裏知道了。如果有必要，趙紫陽肯定也會知道這事的；全在於人家願不願意，感不感興趣。一九八九年五月五日　星期五　複課老師們一大早再次來到宿舍和我們談話，安排複課的事。同學們都和小學一年級剛上學那樣對上課充滿了興致。沒用系領導和班主任說多少話，複課的共識就達成了。廣播上報紙上又在提昨天趙紫陽的講話，同學們也都接受了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的提法。易明強和宋津被班主任單獨叫到一邊，囑咐了幾句。身為團支部書記的易明強和班主任皺著眉頭，一板一眼地彙報著什麼；宋津滿不在乎地和班主任點著頭。等老師們都走了，大家圍上來問是否麻煩大了。宋津說："麻煩什麼呀，下不違例。" 李菲菲在"失蹤"十多天後也出現了。他家在北京，每天都回西苑家裏住，只有上課的時候才能見到。每次見他，他都手裏捧著本有無數生詞的英文記憶輔導書，說要考"託福" 。全班只有他一個人做這麼件莫名其妙的事。學潮一開始，李菲菲就再沒來過學校。大夥一見到他，便說："你退學了？"李菲菲說："聽說趙紫陽講話受到歡迎，咱也得響應響應不是？" 一九八九年五月六日　星期六　舞會距離上一回上課已經有兩個星期了。機械製圖老師說："上次全班有十七位同學缺課，只有十三位上課。這中間又隔了兩周時間，我先簡單復習一下前一段的知識。"同學們都非常認真地聽著，從來沒有這麼精力集中過。晚上班裏組織舞會。我對跳舞一竅不通，更難的是我幾乎沒有勇氣和女生的手碰在一起。不知道丁楊是怎麼想的，只會辦這種活動。"這不是把我們班僅有的資源往外賣嗎？"蔣亦山這麼說。男生都紛紛表示贊成，譴責丁楊的賣班賊行為。可是，到了晚上大部分同學還是去了教室改成的舞場。我和大個、於光先看了場露天電影，然後回到宿舍下圍棋。沒想到，於光手繪的電影票竟然暢通無阻地蒙混過關。看得我和大個嫉妒得不行，逼他買冰棍請客，不然就向把門的彙報。幾乎快熄燈的時候，男生們才逐漸回來。看到孟彤，我就問："玩得怎麼樣？"孟彤搖頭說："還能怎麼樣？沒啥意思。"馮鈺非常氣氛地回來了，說："咱班主任也太不地道了。把咱們班的班花介紹給他表弟！"蔣亦山也說："真是，經過我同意了嗎？"原來，我們的一個北京女生，邵羽倩，成了班主任表弟的女朋友。她表弟在我們系讀研究生，看上去很精神。這些哥們在今天晚上的舞會上發現了這個秘密，大受刺激地回來了。一九八九年五月七日　星期日　美國之音自從學潮開始，同學們在晚間增加了一項活動：聽美國之音。我們宿舍六個人每人都有錄音機，但只有三台是收錄兩用，而且這三台中只有竺亮那大個的收錄機有短波可以收聽到美國之音。竺亮挺慷慨，他的答錄機幾乎成了大家公用的電器了。我每天晚上回來會把波段調到短波，天線伸得老長，在雜亂的噪音中艱難地尋找美國之音的信號。一旦找到信號，宿舍裏的同學都大喊："就這個，別亂調了！"可這些信號常常不穩定，老是沒聽幾分鍾就被噪音覆蓋了。我們只好耐心等待，一般過一會兒那噪音會被我們的等待所感到，悄悄地沒有了。但有的時候噪音會比我們想像的要壞，一直折擋著美國之音的廣播，逼得我們只好換頻率。幾經周折，本來被清晰的聲音吸引過來的同學就剩不了幾個了。當然也有自始至終都非常清楚的時候，那時同學們會尤如食堂賣酥肉或者排骨一樣不招而至。在學潮的時候，學生們的活動被詳細地報導出來，從中我們可以聽到各界的反應以及政府的活動。當然，最讓我們高興的是被報導的活動有我們親自參與。可即使美國之音沒有被噪音干擾，它也會在十一點被樓下老太太拉閘熄燈所打斷。曾經有幾天我們看過《經濟日報》。這是唯一對四月份學潮做出大膽報導的報紙。但這樣情況只持續了兩三天，就再也看不到它和其他報紙有任何區別了。據說，上海有個《世界經濟導報》。這份報紙甚至對學生運動表示支持。可我從來沒在學校圖書館見到這份報紙。方海從信箱裏拿到的報紙只有《人民日報》和《中國青年報》。我通常只看看體育新聞。一九八九年五月八日　星期一　鐵桶學校又恢復的平靜：吃早飯，奔走於校園課堂之間趕著上課，在課堂上打盹兒，吃中午飯，睡午覺，再趕奔校園，上課，打盹兒，下課，踢球，吃晚飯，去自習室或者圖書館，抽空在圖書館看看報紙，回宿舍睡覺，聽美國之音，臥談會。下午的法律課孫老師是個挺有想法的人，至少沒把法律課講得和政治課一樣讓人唯恐避之不及。這位孫老師自稱是我們學校的法律專家，頭上沒多少頭髮，四十多歲，說的是略帶山東腔的普通話。別的老師上課時對學潮提得很少，他則不然。這也許和他從事的是社會科學背景有關吧。他對前一陣的學生活動很不屑，認為學生都在瞎胡鬧。由於他平時給學生的印象還不錯，他的話招來很多學生的贊同。他看上去很得意，大聲說："共產黨的江山鐵桶一樣牢固！" 一九八九年五月九日　星期二　政治課倒?的政治課又安排在上午第三和第四節。由於食堂從中午十一點開飯，上午只有兩堂課的學生都在這個時候吃飯。上午有四堂課的學生只有等到十二點以後。一般在十一點半左右，食堂會出現一段空閒，這時去吃飯就不用排隊，也不用擔心好吃的賣完了。如果第四節課老師能早點下課，那麼學生可以趕在十二點大批學生彙聚食堂之前，填飽肚子。如果第四節是主要課程，比如高等數學或者電腦語言之類，同學們一般只好忍著，尤其老師是個挺威嚴的人的時候。但一旦到了政治課，一切就不一樣了。所有的政治老師似乎都是受氣包，形象總是有些畏縮，說話彆彆扭扭沒底氣、沒個性。這成了學生們攻擊的靶子。一到十一點半教室裏就響起噪音。同學或者拿筆敲打鉛筆盒，或者用食指不斷在課桌上點擊；激烈點兒的會在後排來回把椅座快速抬起又放下，發出叮叮 ??的響聲。由於不止一個學生這麼做，教室裏的聲響大得令老師很尷尬。他會故意裝聽不見，轉過身在黑板上寫東西，板書的速度會放慢。他可能期望學生能把噪音停下來，他好回過身和同學把課繼續下去。但這種努力常常不奏效。他只好硬轉過身，望著教室後面。學生會在他轉身的一?那，使雜訊停頓下來，引得教室裏一片笑聲。老師如果接著回身寫字，那雜訊會在十秒之內再起；如果他開始說話，學生們會聽幾句。但當發現剛才的噪聲沒有對老師新的講話產生任何影響時，雜訊會再次放肆地響起。這樣持續十分鐘左右，老師最終宣佈"今天的課就講到這裏。"話音剛落，學生們會如勝利般哄然停止擊打桌面和撥弄座椅，拎起早已收拾好的書包，站起來就朝教室外走去。教室被談笑聲、桌椅撞擊聲和腳步聲所充斥。而此時此刻，政治老師還在講臺上，艱難地擦去黑板上的字。一九八九年五月十日　星期三　羞辱今晚在圖書館我碰到了一件讓我感到羞恥的事。我大概七點多去圖書館。一般這個時間去圖書館是找不到座位的。可是二五零臨時有課，我只好去圖書館碰碰運氣。圖書館的自習室大概能容納三四百人左右，幾十桌子擺成六列，每列有十張可供六人同時擠在一起的大桌子。我在自習室裏繞來繞去，希望找一個空位。雖然有一些位置上沒人做，但上面放著書本，算是有人占了。我終於找到一個沒有任何東西的位置，但同時也沒有椅子。我把書包放在桌上，想找找椅子跑哪去了。我在座位附近繞了一圈，也沒發現有多餘的椅子。我最後決定拿一把沒人坐的椅子，不管那座位是否有人占了。在離我找的座位有四排遠的位置上有一個被占的座位，我走過去把那椅子搬到我的座位上。我剛做下，突然有人拍我的肩膀。我抬頭一看，是一個個頭不高，戴副挺時髦小眼鏡的學生。他的眼神很傲氣和不屑，冷冷地說："把椅子搬回去！"從口音我能聽出來他是個北京當地的學生。我心裏非常氣憤，並不是因為我沒椅子坐，而是他那副盛氣淩人的態度。這種態度是作為北京人一種天生的優越感帶來的。他肯定能看出我是個外地來的學生，對於一個北京學生他絕對不會這麼做。我從這種態度中感受到了一種侮辱。我坐在那兒沒動，也沒說話。雖然我心裏的火已經壓不住了，但我什麼也沒說。可是，我不由自主自主地產生了一種畏懼。我不知道這種畏懼為什麼會出現。我並沒有做錯什麼，我完全可以把椅子讓給他。但在這種被蔑視的眼光中，當著這麼多學生，我怎麼可能老老實實把椅子搬回去？但我確實膽怯了。"把椅子搬回去。"那學生又說。我不由自主地站起來，把椅子搬了回去；然後轉身從另外一張桌旁搬起一把椅子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我感覺我的臉通紅，所有的人似乎都在鄙視地看著我，尤其是那些女生。我低頭拿本書看，裝作不知。在回宿舍的路上，我覺得自己做了件窩囊透頂的事。我發誓這種事絕對不能再重複。如果有人再沖我這麼說話，再用這樣的眼神看我，我會廢了他。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一日　星期四　大約在冬季一聽到《大約在冬季》，我就想起了高考結束就要去北京前的那個暑假。父親為獎勵我高考成功，在我沒有要求的情況下給我買了一台熊貓牌收錄機。在離家前的二十幾天，同一個大院的夥伴們紛紛來看我，我們一起常聽的一首歌就是《大約在冬季》。來到大學後，我還是時常帶著耳機聽這首歌。歌聲一起，那些沒有考上大學接父母班的夥伴就浮現在我的眼前：不知道他們今後的人生路是否會佈滿荊棘，畢竟在現代社會大學對一個非常重要。來到北京後，我才知道《大約在冬季》是臺灣齊秦唱的。並且，我知道許多大陸歌手都是在翻唱港臺的歌，像張薔，我中學時代最紅的流行歌手。於光來自山西。雖然叫于光，在班裏，他好像成熟得晚，行為舉止和個小孩差不多，不善於和別人交往，經常和宿舍裏的人鬧彆扭。他特別喜歡收集港臺明星的盒帶。許多最新的歌我都是從他那第一次聽到。不知道他家裏每月給他多少錢，原版盒帶是我承受不了的。今天我從他那聽到幾首齊秦的歌，感覺棒極了：《狼》、《花祭》和《冬雨》。可於光最喜歡的歌手是崔健。他們宿舍裏那個以破吉它作為共鳴的音響裏總有崔健的歌。但我覺得那與其說是歌，不如說是噪音加幹嚎。這樣的歌在別的宿舍裏也經常聽到。我還記得我最早聽崔健的歌是在高二時。高中整個是非常慚愧的日子，我在一個被題海折磨的晚上，從旁邊工廠子校傳來《一無所有》。那是子校在舉行什麼活動，一個半大小子在臺上吼著" 你總是笑我一無所有"。那時我並不知道崔健，也不知道這歌就是他的。我以為這歌就是那半大小子自己編的呢。後來到了北京才知道崔健有多麼火爆。他的演唱會票價達到令人咋舌的二十八塊。不過我還是無法欣賞類似于《新長征路上的搖滾》《南泥灣》這樣的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