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文章 - 精華區 CrossStrait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二日　星期一　回家又是一個廣場之夜。晚上根本沒法睡好，早上渾身沾滿油膩的汗水，頭髮全都結成旒了。我四處找水洗臉、上廁所。所有我直到的地方都有很多學生在排隊。好不容易用水沖了下臉舒服了點兒，又覺得餓得要命。那麵包我是實在不能再吃了。我決定回學校。趕到學校已經是中午了。平常單調的學校飯菜一下變得豐富了。我痛痛快快地吃了頓小酥肉，還特地要了兩瓶北冰洋汽水。雖然北冰洋比可口可樂差點兒，但此時我覺得幾乎到了天堂了。吃完飯，我有洗了個澡。平時擁擠的澡堂幾乎沒什麼人。回到宿舍，我見到了蔣亦山。他是我們班三個絕食的同學之一，並且開始最早，持續時間最長。但看上去沒什麼大變化。他眼光裏透著自豪，甚至都沒和我打招呼，沒事兒人一樣和黃強華打籃球去了。我突然想到了回家。不知為什麼我覺得有些對戒嚴後的日子有些反感了：與其待在這兒無所事事，不如回家吧。學潮還堅持下去嗎？我認為沒我什麼事了。我來到方海的宿舍。他正在看新來的報紙，作為生活委員就是有這個優勢。我問方海想不想回家。他回應很快，"回家？今天？"我說，"反正沒什麼事。到北京站看看，能走就走。 "方海略微想想說："行。我想一下，等會來找你。"最後，我倆決定晚上一塊兒回家。北京站前廣場上總是聚滿了人。我還能記起第一次大半年前第一次來北京在北京站的情景。我和五六個同學一塊兒到北京來報到；我們都是大一的新生。有些人來過北京，對我則是第一次。到北京的時候是夜裏十二點多，我們不得不等到天亮。一出北京站我就被北京的華麗所折服。在ＸＸ待的時候，我盡我所能也想像不出北京是什麼樣子的。廣場對面有座很高的樓，上面有一盞紅色的燈一閃一閃；一個穿著時髦的青年人旁若無人地走著"太空步"；廣場東側的大螢幕上滾動著最新的新聞?? 我和方海來到北京站廣場，找了個地方坐下。我們已經商量好，那票的價錢對我們來說太貴，我們決定不買票，看看我們的本事如何。但如果沒有票就無法進站；即使站臺票也需要火車票才能買到。我們必須找人幫我們買站臺票。最好是能找到和我們同一線路上的旅客，這樣我們既能通過弄到站臺票又可以在他的掩護下上火車。我們在廣場轉悠，找合適的人選。我們見到在地上坐著拿著行李並且看上去挺和善的人就問："您去哪兒啊？能不能幫我們買張站臺票？"我們問話常常引來的是搖頭或者不理不睬。終於三個去ＸＸ的老太太與眾不同，她們問："你們是幹啥的？"我們趕緊說："我們是在北京上學的學生，準備回家。您要是去ＸＸ，剛好我們同路，我們一個去ＸＸ，一個去ＸＸ轉車。"我們沒有想到我們的回答馬上得到了老太太們的和藹的目光："沒問題，我們剛好有行李需要有人幫著拿。"說著，一個老太太把一張票遞給方海。方海接過來，感激地說："大媽，謝謝您。我東西放在您這，我哥們兒也在這。我去買站臺票。" 方海買回站臺票後，我們就配著三位老太太坐著。老太太們不時問問我們北京的情況。我們把我們經過的事挺驕傲地告訴老人。她們興致勃勃地聽著，並且告訴我們："還是要小心。國家大事你們小孩管不了，能回家還是回家吧！"老人們的話讓我們感覺我們像是逃兵。事實也似乎在證實這一點。我和方海抽空來到廣場外邊的大街上，竟然看到一些學生在做演講，鼓舞市民反對政府的戒嚴。看來我們真是逃兵了。在老太太們的幫助下，我們登上了火車。老人們讓我們坐在臥鋪車廂靠窗的座上。我們都覺得完成了件大事。可是等火車出發後，列車員來換票，看到我們就朝我們要票。老太太主動站出來說："他們是北京的學生，準備回家，沒票。"我們聽了一驚，老人怎麼把我們賣了？出乎我們意料，列車員並沒有發火，說："你們到硬座車廂吧，那裏的座位還寬敞一些。"我們非常感激，說："這就不錯，不用換了。"列車員說："你們會影響別人休息，去硬座車廂吧！"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三日　星期二　逃票方海天剛亮的時候由ＸＸ站下車了。我一個人在硬座車廂裏坐著，生怕有人來查票。但我覺得只要我說我是北京的學生，肯定沒問題，但整個一天都沒有人查票。已經進入夏季，火車異常悶熱。我計算著到ＸＸ得夜裏兩點了；那時候，我不得走回家去？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四日　星期三　逃兵到ＸＸ後果然是夜裏兩點半了。我從車廂裏走出來，發現在出站口沒人管，我很慶倖。可能是太晚了？但出了火車站，我開始發愁，因為沒有任何公交車了。我背著包，決定走回家去。夜裏的ＸＸ很安靜，路上沒什麼人。火車站出來的這條馬路我再熟悉不過了。我在上中學的時候無數次從這經過。市體育場就在附近，我和夥伴們常常在那兒踢球，多少難忘的情景就在那個球場發生。還有離火車站大概兩站地我上初中的中學，我在那兒認識了林靜?? 我沒走出一百米，路邊有兩個人和我打招呼。"唉，你是學生吧？從ＸＸ過來的？"那倆人語氣和善，邊說還邊走到我身邊。我說："不是，我從北京回來。""啊？北京！你能不能給我們講講北京發生的事啊？前邊有很多人呢！來我們幫你提包！"倆人說著就來拿我的包。我從來沒見過這陣勢，除我父母外沒人會為我提包。我說："不用，不用，沒多重。"但他們還是把包搶過去，說："別客氣啦，你也辛苦了。到前面，我們找車給你送回家。"我完全被他們感動了，心想："難道就是因為我是從北京回來的學生？我是個逃兵啊！"他們邊走邊說："我們看你就像學生，戴個眼鏡。" 果然，在ＸＸ路和ＸＸ路十字路口站了大約有一百多人。那兩個幫我拿包的人沖那些人大喊："有個北京的學生，怎麼讓他介紹介紹北京的情況，好不好？"大夥很高興，"北京學生，好，給我們講講吧！"我被眼前的場景驚呆了，我也很激動，隨著人流站在了十字路口中心的臺子上──這是員警用來指揮交通用的。我第一次站在這麼大庭廣眾的地方講話："大家好，我剛從北京回來。我現在把北京從四月十五號之後發生的事給大家講一講！"我斷斷續續地把我看到聽到每天重要的事情逐一和這些人說了，前後大概半個小時。大家都非常滿意，說："我們第一次聽到這麼詳細的北京來的消息！太感謝你了！我們就是在這想聽聽新聞，老有ＸＸ的學生回來。" 我從臺子上來，大家熱情地和我握手。有人問："你是回來和ＸＸ的學生聯繫的吧？"這話讓我臉漲紅了，幸虧夜色下別人恐怕看不出來。我說："就是想回家。"大家似乎並沒有對我的回答失望，說："你能不能白天來一下，白天人更多。ＸＸ師範的學生每天都會來。"我說："一定一定！""你坐這摩托車回去吧！"說著，一輛摩托車開了過來，我坐在後座，向人群伸出了在北京經常做的手勢──一個"Ｖ"字。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五日　星期四　摩托車當我告訴父母是別人開摩托車把我送到家的時候，父母都不敢相信，甚至感歎："這世界是變了，人心都想得是一樣的。" 我回家的消息很快在家屬區傳開了。幾個家裏有在孩子在北京上學的父母都跑到我家來打聽消息。大家都說，政府這次做得太差了；應該向學生道歉，和學生對話。"都是孩子嗎，孩子們都任性，和他們談談有什麼不好？孩子終究是孩子嗎！戒嚴真是小題大作！" 這時電視新聞裏的一個畫面讓驚得大家說不出話來。天安門上懸掛的毛澤東的畫像被布整個罩住了！原來，毛澤東像被人投顏料污染了！大家都靜靜地看著這則新聞，沒人說話。制止這個行為的幾個學生在接受中央電視臺採訪的時候說："這不是我們學生做的。這種過激的做法也是我們學生所反對的。我們希望和政府通過對話，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六日　星期五　小城白天父母去上班，妹妹去上學，我一個人在家裏。想起回來的那天晚上熱情的ＸＸ市民，我決定去市中心看看。我獨自騎自行車在ＸＸ的街道上騎著，不由自主想起中學的時光。其實也就是不到一年前的事。那時壓力可真大，高考，高考，能把人給折磨死。整個高中時期，我就是沿著這條路天天往返於學校和家，除此之外，沒有任何消遣。今天對我來說是難得的悠閒。我很快來到了市中心一大堆市民圍住我的十字路口。下午正是人多的時候，我站過的那個臺子旁邊有員警在指揮交通。這個十字路口離市人大常委會只有不到七八十米遠。在十字路口的東北角圍著很多人，中間站立一個學生模樣的人在演講。我推著自行車靠近那堆人，果然是ＸＸ師範的學生在大聲介紹他所瞭解的北京的情況，希望廣大市民支援北京學生，反對政府的戒嚴。我沒有想到在偏僻的ＸＸ也會有這麼多人關心國家大事。在我的心目中，ＸＸ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城市，一年到頭也很難在國家級的廣播電視或者報紙上出現一次。記得在初中語文課本的一篇課文裏出現過ＸＸ這麼個地名，編輯不得不為這個無名的小地方加個注釋。氣得頗見過一些市面的常校長學著ＸＸ話的腔調念道"ＸＸ，ＸＸ的一個城市。"我默默地離開人群，決定準備一下再來。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七日　星期六　人在江湖下午，我見到了回家過星期天的汪大維。他在ＸＸ武警學校上學，是我小學和初中的同學。他說他參與了四月二十二日省政府門前的治安工作。當時，ＸＸ的學生在ＸＸ廣場示威靜坐。他們武警學校的學生被調去保護省政府。看到廣場上大批學生向省政府湧來，他們不得不關閉大鐵門，躲在裏邊和學生對峙。當天，ＸＸ一些商店被搶。這樣的事情在北京從沒發生過。汪大維說，還是北京學生組織得好。我沒想到我的老同學已經成為我的對立面了。幸好，他從心裏贊成學生的請願活動，但不得不發出與年齡很不相符的感慨："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晚上家裏人都入睡後，我拿出稿紙，寫了兩樣東西。一篇是對於北京自四月十五日開始的學生運動逐日進行介紹，和那天晚上回來時當著一百多市民說得差不多；另一篇是我對於現在學生運動可能的結果做出的判斷。寫完後我又反復讀了幾遍，對自己的文筆頗為得意。又想想這樣似乎有些不帶勁。我忽然想起來自己在學校圖書館偷出來的一份《中國日報》。這份報紙用正版刊載了七八張北京學生絕食期間的照片，我覺得非常珍貴便趁沒人偷偷帶出圖書館。回到宿舍，我一張一張把照片裁開，夾在一本書裏。我打開背包，找到那本書，把照片拿出來和我寫的兩篇東西一起塞進一個信封裏。我決定第二天去趟市中心，把寫的東西貼出去。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八日　星期日　北京學生我家處於一個ＸＸ的工業區。有許多工廠建在這兒。也許是為了不致使公共交通和市中心壓力太大吧，工業區每週的休息日被安排在星期三。而ＸＸ其他地方按正常的星期天休息。所以，今天父母仍舊上班，而市中心則比平時熱鬧很多。我又一次獨自騎車來到ＸＸ路和ＸＸ路的十字路口，在東北角仍然圍著很多人。ＸＸ師範的校旗隨風飄著。等我走近了，看到一個戴著眼鏡的學生站在高處大喊著："市民們，我們抗議政府對學潮採取的蠻橫態度；北京學生已經整整抗爭了一個多月了，但政府至今沒有回應！請大家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我注意到他的身旁有一個大紙箱，上面寫著"捐款"兩字。可能是已經站了很長時間的原因，那個學生汗流浹背。但是看的人很多，真正捐款的少。那學生隔幾分鐘就喊："為了國家的民主，請大家踴躍捐獻！"但響應者仍然寥寥。很多人圍觀了一會兒就離開了。那學生的喊聲變得越來越嘶啞，可能是過於激動和疲勞，那喊聲幾乎都帶有哭腔了。我覺得他可能已經會堅持不住了。我慢慢湊到那學生的背後，用手捅了他一下，並出示了我的學生證，說："唉，同學，能不能幫我貼點兒東西？"那學生回過頭，當看到我的學生證是北京的大學時，他似乎被注射了強心劑，沖這對面的市民喊到："市民們，北京的學生來支持我們了！"他這一喊，可不得了，人群頓時騷亂起來，周圍聽到喊聲的人也都朝這聚攏過來。剛才還半死不活的場景，一下子被啟動了。我周圍很多人跟我說："我們就盼著北京能有學生來，我們根本不知道北京最近的詳細情況。也不知道該做些什麼。你給我們講講吧！"我回來幾天了，我也發現通過政府電視廣播無法得到任何真實的消息。我也從來沒有見過被這麼多人眾星捧月般圍著的情況，我的性格也不是在眾人面前特別外向，並且我本打算找他們幫忙貼好我帶的東西就走??可我現在的情況已經不允許我傻站著，我對周圍的人說："能不能幫我把我帶的東西貼出去？"周圍的人說："沒問題！貼到市人大常委會門口吧！"我於是跟著大家往人大常委會門口走。我感覺我處於一個巨大力量的中心，這種力量由我激發起來，我又在這種力量的推動下變得毫不在乎、異常自信和勇敢。人大常委會門口兩側靠牆是很窄的花池，裏邊的花不多，也很矮。花池一側的牆很平整，我們決定把我寫的東西和七八張照片貼在這兒。正準備貼，其中一個人說："你還是先給我們念念吧！"我毫不猶豫地說："好！"周圍的人馬上說："你站在臺子上，這高點兒。"所謂臺子就是花池的池壁。我噌地一下跳上去，轉過身，平生第一次面對著這麼多人。人群已經漫過了馬路崖子，半邊街都被阻塞了，足足有五六百人。這是ＸＸ最大的一個十字路口，兩條最寬敞的馬路在此交叉。中學時我無數次從這經過。我沒有想到我會在這面對這麼多人講話。我在小學和初中的常校長是個很善於演講的人，但當時的我們學校小學和初中加在一起也只有五百人。我還清晰地記得常校長："我們學校有五百大員！"今天我面對的場面要比常校長的還要大，而且還要複雜。幾個人在位我準備話筒。話筒的另一頭連在一個大答錄機上，好把聲音擴大。但是，他們調了半天就是不靈。我說："我喊吧！"我覺得自己已經勇氣十足了。我首先把自四月十五號起我所知道的北京每天發生的事情一一介紹了一遍，內容和那天晚上差不多。不過因為這是我第二次講並且還寫過一遍，所以我說得更加慷慨激昂、更有鼓動力。市民們不斷給我掌聲。當我準備讀關於學潮今後的發展時，一瓶汽水遞了過來。等我演講結束時，我又把幾張報紙上剪下的絕食學生照片向大家一一展示。我講完後，跳下花池。但是，近處的人還是不願離開，向我打聽北京的情況，甚至問我他們應該怎麼辦，能做點什麼。一個人說："我在工廠上班。我也確實想為國家做些事。政府做得實在太差勁兒了，可就是不知道該咋幹。"我只好說："可以組織起來，或者和工會組織談??""工會都是吃閒飯的??"那人說。後來，讓我尷尬的事情又發生了。大家都認為我是回來和ＸＸ師範的學生一塊兒幹的，又問我最近有什麼活動。我說："我是自己回來的。沒有什麼具體安排。" 等到人群漸漸散了，我向最後還沒離開的幾個人告別後，騎車離開。但是，我繞了個圈後又回到十字路口，遠遠地看見一些人還在圍觀我寫的東西。那個ＸＸ師範的學生還在組織捐獻。我覺得自己比人家差遠了。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九日　星期一　校長回家已經好幾天了，從廣播電視上得知北京沒有什麼大的活動了。但學生還在廣場逗留著，但從電視畫面上看人數已經大不如前。我在廣播上聽說有人在廣場對面樹立起了一個塑像──民主女神像，可從來沒在電視上看到。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專門對此塑像發了一同議論，說它不倫不類，與廣場周圍景觀極不協調。我猜測一定是快結束了，於是買了火車票，準備回學校。在去火車站的路上，我又朝昨天我演講的那個十字路口望了一眼。我貼的東西居然隔了一天還在，只不過觀眾沒那麼多了。中午，父親從廠裏回來，跟我說常校長想見見我。常校長已經離開我們廠子弟學校了，現在和我父親都在技術科。但我還是習慣叫他"常校長"。父母的工廠外人是不能隨便進的，但如果托熟人開個臨時入場證還是能混進去的。我小時候就對父母的工廠充滿了新奇，常常和小夥伴一起在廠門口的大門前玩兒，甚至想利用矮小的個頭從傳達室的視窗下鑽進廠內。但是，從沒有得逞過。常校長和另外一個人在等我。常校長一見我，就向另外那個人介紹："這是我的得意門生。"然後就讓我介紹北京的情況，並問我的看法。我說我堅決支持學生運動；中國必須走民主自由的道路。常校長欣慰地笑了，說："我這個老右派也支持你們！是鄧小平上臺後我才被平反的，但是我和你的看法一樣，他的改革遠遠不徹底。"常校長是我人生中最佩服的人，他的話讓我更加堅信學生做得沒錯。我問："您覺得這場學潮最終會是什麼結果呢？"常校長沉吟半晌，說："可能不了了之吧！中國的強大還需要很長時間，我是看不到那天了！"聽完他的話，我幾乎快流下眼淚。一九八九年五月三十日　星期二　後撤鄰居裴叔叔家的兒子也在北京上學。聽說我要回北京，他們跑過來希望我能給他兒子帶點東西還有一封信。父母和裴叔叔說："回北京後，好好讀書。別再參與這些事兒了，沒用。如果再有什麼活動，大的參與一下，小的就別去了。"我的表情讓他們覺得我不認同他們的話，他們只好又說："你還別服氣。父母經過的多了，不是想害你。"我胡亂應付著，心裏根本沒把他們的話當回事，還是覺得常校長說話帶勁。我還有一種感覺似乎父母認為我回家就是一種怯懦的做法，他們說這樣的話是讓我這種懦夫聽得舒服。可是，我確實是在覺得非常無聊的情況下才回家的，但這種辯解也沒什麼意義。我心想：反正學潮也快結束了，安安靜靜讀書吧。晚上，我有看了看《新聞聯播》。北京幾乎是一片祥和，沒有大規模的遊行出現。偶爾出現的廣場畫面上學生人數已經明顯減少。戒嚴部隊竟然和阻擋的群眾之間關係融洽，毫無老百姓在阻擋軍隊進城的感覺。有軍官竟然笑著說："只有後撤??"。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也報導北京已經恢復正常秩序、一些學校已經複課等等。一九八九年五月三十一日　星期三　改變行程我很愛吃餃子。臨走，父母又給我包餃子。吃完餃子後，父母送我到車站。路上，我有不由自主地望了幾眼那個十字路口和人大常委會大門。我貼的東西已經不見了，也沒有學生在那兒活動了。大約在晚上九點半，我登上了火車。這是我第三次進北京。出人意料的是火車在開出ＸＸ站一個多小時便停了下來，左等不開，右等也不開。火車在初夏的黑夜裏懶洋洋地爬著不動，不管乘客如何抱怨。旅客們後來無計可施，只好已聊天兒或者睡覺來打發時間。火車竟然停了整整六個小時才又緩緩啟動。這時已經是淩晨五點了，天都有些微明。看著略微顯出白色的天際，我突然產生了一個念頭：到ＸＸ一趟，看看林靜！自從高中畢業我就再也沒有見過林靜。高考後，她家也搬到了ＸＸ。這使我更沒有機會見她。而且，我從沒有主動獨自找過任何女生。但自從大學和林靜有了通信聯繫後，我暗下決心：在某個時候，一定要告訴林靜，我對她的好感。雖然我家在ＸＸ，和ＸＸ離得很近，但是我很少來ＸＸ，對ＸＸ一點都不熟悉。但我ＸＸ有我很多同學，他們分佈在ＸＸ的高校裏。有幾個同學是我從小學就在一起的，像老四、吳亮和猴子。後來我高中上了重點中學，他們在工廠的子弟中學。在高考中，他們成績都不好，只好自費上了ＸＸ工商學院。我決定先去找他們。一九八九年六月一日　星期四　林靜當火車到達ＸＸ的時候，已經是早上快七點了。我匆忙下了火車，我旁邊的人很奇怪：因為到ＸＸ的火車有很多，沒人會選擇這趟。一下火車，我就打聽ＸＸ工商學院怎麼走。大概中午十點多我終於找到了這個"野雞大學"。幾個哥們兒都在一個很大的宿舍裏住。這個宿舍其實是教室改成的。大夥很驚訝我能突然來找他們，拉著我來到他們的食堂，給我買了幾份小炒，還有啤酒。我心裏說："哥們兒真夠意思。"吃完飯，幾個哥們兒把我領到他們的大宿舍裏休息。下午吳亮和猴子有課，他倆就先走了。我和老四說："能不能帶我去趟ＸＸ醫科大學？"老四是我的鐵哥們兒，說："沒問題，走吧！" 在老四的幫助下，我們很快來到了ＸＸ醫科大學。這裏和北京很多大學沒什麼太大區別。我又看到了久違的大字報。通過詢問，我們終於來到了一個宿舍門前。門口掛著門簾，像個醫院似的，上面印著房號：四二五。我鼓起勇氣敲門，開門的就是林靜！看見她，我幾乎快暈過去了：她真是太漂亮了；比高三時還要漂亮。我還牢牢記得，高三最後一學期在教室度過的一個個難熬的中午，就是通過從側後方看林靜打發的。林靜也很驚訝。宿舍裏還有別的女生在休息，林靜不得不讓我等會兒。她轉身進去；過了一會兒從宿舍裏出來三個女生。可能是打攪她們睡覺了，她們看見我站在門口，強硬地點個頭轉身就走了。我尷尬地和她們說對不起。我坐在一張床邊，林靜坐在對面的床邊。老四比較慘，坐在一張方凳上；我和林靜聊天兒時，他無話可說地坐在那兒。我心裏覺得真對不起他。和林靜的聊天兒完全是毫無頭緒、雜亂無章的。我只是在儘量說，根本毫無意識自己在說什麼。林靜在我看來總是落落大方、應對自如，我完全處於"只有招架之功，並無還手之力"的狀態。我好像說起了學潮的事，也談到了高中時一些難以應付的課程，又說了些彼此在大學裏的見聞??但我的注意力完全不在談話上，真不知道林靜是不是已經很煩了。大概一個小時左右，我說："我得先送我同學回去。"林靜說："好！"我出門的時候，林靜指著那個門簾說："記著房號。" 老四一如既往地和我很鐵，一點都沒有怨我把他擱在一邊。老四說："這個叫林靜的，看著真不錯啊！"送走了老四，我又來找林靜，說想見見另外在ＸＸ醫科大學的高中同學。林靜帶我在幾個宿舍裏轉了轉，見到了中學的同學。晚飯的時候，我們一塊兒在食堂來了個小型聚會。晚上，我在一個高中男同學的宿舍休息。我心裏說："我做了件了不起的事。" 一九八九年六月二日　星期五　花祭一大早，我和幾個同學告別，準備去北京。我又見到了林靜。我簡單地說再見，便匆匆離去了。但心裏那種滿足感讓我覺得生活是如此的美好。回到ＸＸ工商學院，見到猴子、吳亮和老四。我拿個行李，和他們告別。老四堅持要送我。在ＸＸ站，我和老四握手告別。上了火車，我腦子裏一直盤旋著齊秦的《花祭》。周圍的一切都不再對我有任何影響：我永遠難忘那美麗的面龐，我說不清楚下一次是什麼時候才能再見到。火車又很奇怪地在開出ＸＸ後沒多長時間又停了整整六個小時。不過這次我沒有那麼煩躁，腦子裏一直徘徊著林靜的影子，設想著我們之間今後可能的相遇、分別和談話。齊秦的個這時候成了我的背景音樂。我想旁邊的人差不多會把我當作神經病了。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　星期六　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火車賓士在河北廣闊的平原上。但我吃驚地發現在和火車平行的公路上，有很多軍車在朝北開。這些軍車一定是去北京了？戒嚴不是和四二六社論一樣破產了嗎？為什麼有這麼多軍車呢？由於晚點的原因，火車到北京時已經時下午五點半了。坐在一零三路電車上，我看著窗外的情況。雖然離開北京不到兩個星期，但是我有一種恍如隔世的感覺。街邊的人都仨一群倆一夥地議論著什麼；高大建築物上懸掛著政府的橫幅："堅持社會主義道路??"，" 堅持共產黨的領導"。一切好像和電視廣播上說的是一樣的。在經過長安街的時候，我朝西邊天安門方向望。因為離得太遠，根本看不清什麼，感覺那邊霧氣沉沉。到了白石橋路，我見到了前些天熟悉的場景。一些學生騎著自行車，打著紅旗，朝南邊飛馳而去。下了車，走進校園，似乎校園裏比平時安靜很多。食堂還是被大字報貼得滿滿的，但看得人不多。也許時晚飯的時候一過，食堂裏人也很少。我提著行李走進宿舍樓，看門的老太太見我就問："你剛從外地回來？"我說："是。"她又問："回學校的路上沒被堵住？ "我奇怪地說："沒有啊。"老太太點頭，但她說："你這時候不應該回來。"我說：" 不是要複課了嗎？"老太太搖頭說："沒譜的事兒！學生都回家了，複什麼課。" 我莫名其妙地朝樓上走，滿腹狐疑。宿舍樓裏很安靜，這和平時差別很大。看來老太太沒說錯，很多學生都不回家了。等進了我自己的宿舍，只有龔維在。他看我回來了，大聲說："喲，你怎麼回來了？"我問："咱們宿舍就你一個人？"龔維說："對呀！這多好啊！這麼大宿舍我一個人住。"其實我們班在北京的只剩下十一二個人了。我泡了點速食麵，算是吃了一頓。大概八點左右，龔維和建華來找我一塊兒去廣場。我說我沒自行車。他們說："我們的車太破，沒法帶人。到學校外面找嗎。"他們的意思是找騎車去廣場的人，搭便車。我又說，我剛來，實在太累。他們就不再勉強，結伴走了。宿舍只剩下我一個人。我坐在宿舍裏唯一的一張桌子前給家裏寫信。宿舍的視窗沖南，窗戶大開著。這時，有人門也不敲地進來了。我一看，原來是方海："方海，你也回來了？ "方海見到我，也是一愣，說："我前天回來的。聽說北京沒什麼事兒了，沒想到咱們班沒多少在北京了。我去人民大學門口，你去不去？"我問："去哪兒幹嘛？"方海說：" 那兒聽到很多新聞，這兩天還是挺亂的。你剛回來，算了我自己去了！"不等我回答，他風風火火地走了。宿舍裏又恢復了平靜。我開始寫信。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　星期日　屠殺大約晚上十二點左右，我聽到視窗外面傳來一些奇怪的聲音，一陣陣和打雷的聲有些像，似乎還夾雜著哨聲。我的信也寫得差不多了。困倦使我很快倒在床上睡著了。我剛沒睡一會兒，被樓道裏的叫聲所驚醒："殺人了！殺人了！"我驚愕地坐起來。我的宿舍門被撞開，又是方海。他神色異常，還有些怒不可遏，向我大喊："殺人了！戒嚴部隊強行進城，向市民和學生開槍了！"我被這句話驚得目瞪口呆："真的？！"方海的手鑽成拳頭，使勁砸了下門，說："從北京各地傳來的消息說，戒嚴部隊大開殺戒。我親眼看見從廣場拿回來的一張大床單。那床單是用來做橫幅用的，上面血肉模糊！"我一言不發。"根本不是什麼橡皮子彈。長安街回來的人說，全是炸子！??"方海幾乎說不下去了。他轉過身跑回自己的宿舍，叮呤?啷一通，不知在找什麼。我跟著他跑進他的宿舍，他已經坐在那兒拿著一支彩筆在一張紙上飛快地寫著大字報。我坐在旁邊看著方海憤怒的樣子，打開收音機。北京人民廣播電臺傳來非常恐怖的聲音："昨天深夜和今天淩晨，北京部分城區發生了嚴重的反革命暴亂。我戒嚴部隊對暴亂採取了果斷的措施，部隊正在迅速進入指定戒嚴地點??" 正在寫大字報的方海猛然抬起頭，大喊："什麼反革命暴亂！欲加之罪，何患無詞！"別的宿舍的一些同學被方海的喊聲驚醒，紛紛跑過來。"真的開槍了？"所有的人都在問。方海說："這時千真萬確。戒嚴部隊不開槍，永遠別想進北京！"方海這時已經把大字報寫完了，站起身朝樓下走去。我和其他幾個同學跟在後頭。已經快三點的校園裏甚至比我傍晚回來時還熱鬧。學生們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議論紛紛。方海把大字報貼好，很快有些學生圍過來看。我們在校園裏轉著，希望能得到一些最新的消息。在學校南門附近，一個學生挑著一個鋼盔，很多學生圍著他。他激憤地說："我剛從公主墳回來。這是解放軍的鋼盔。他們用坦克撞開公共汽車，向手無寸鐵的市民和學生開槍。毫無人性！市民們躲在花壇後面或者胡同裏喊：'法西斯，法西斯！'戒嚴部隊聽到哪兒喊，就朝哪兒打一梭子子彈！我眼開著幾個人倒在我旁邊，我爬在地上不敢動。"一個女生在旁邊哭泣者說："政府終於下黑手了。我們本來以為是橡皮子彈，根本不是！他們怎麼做得出來？那麼多絕食學生的努力，全國那麼多人的支持，最終換來的卻是屠殺！這是什麼樣的一個罪惡政府啊！" 不斷有學生零星地從長安街回來，他們紛紛訴說著自己看到的場景。所有的消息都證實自五月十九日宣佈戒嚴後被困的戒嚴部隊開始獸性發作！一場人類歷史上的浩劫終於到來了！我們回到宿舍，等待著我們班的同學回來。當晚，謝晉歌、丁楊、李龔維和李建華四位同學在廣場或者長安街。先是建華回來了。他見到班裏的幾個同學，只說了句"開槍了！" ，便累得坐在床上。"我爬在地上根本不敢抬頭。開始大家還敢喊；後來哪喊哪就挨子彈，大家便都爬著不動了。第一次見到被槍打死的人，太可怕了！"沒過一會兒，龔維回來了，他大喊著："看到軍人就往死裏打！??好幾個人就在我身邊被打死。一個人正爬在地上和我說話，過一會兒沒聲了，原來已經被打死了！市民們看到穿軍裝的拉住就往死裏打！"我們趕緊給他們端來水。"我們倆剛騎車到木樨地，就聽說公主墳那邊開槍了。我們想肯定是橡皮子彈，就又往前沖。看到倒下的人，我們才意識到是真子彈。放倒車，趕緊爬在地上??等戒嚴部隊過去了，我們才起身騎車往回跑。政府為什麼會突然這麼做？ " 天已經濛濛亮了。但是謝晉歌和丁楊還沒有回來。同學們都很著急。班主任也來到宿舍等著這兩位同學。班主任悲憤地說："木樨地那邊開槍最嚴重。那邊兩側都是高幹樓，上面留下的彈孔讓他們好好看看！"直到十點多鍾，謝晉歌才回來了。大家這才松了口氣，但是班長丁楊還沒有回來。謝晉歌是從廣場回來，他說："我開始在建國門附近，後來戒嚴部隊坦克開進來，當路障用的公共汽車汽車在坦克面前根本經不起一撞。我推著自行車就跑。很多人在長安街上，可是坦克車根本不減速，很多人被壓死。人被坦克車壓上以後會發出'砰砰'的像氣球破裂一樣的聲音??"所有的同學幾乎都毛骨聳然。"我把自行車停在一個胡同裏，趕緊往廣場裏跑。學生都圍攏在紀念碑旁邊。沒過一會兒，廣場的燈全都滅了。廣場學生的大喇叭也被戒嚴部隊開槍打壞了。大家非常緊張。後來廣場東南角留了個出口，我才隨學生隊伍從廣場撤出來。學生們痛哭流涕，大罵'法西斯'！我出來後居然在胡同裏找到了自行車，這才回來。"謝晉歌說完後，大家異口同聲地大罵共產黨。這個結局是誰也沒料到的。直到十一點鐘，丁楊才回來。班主任和同學們才完全放心了，至少我們班沒有悲劇發生。丁楊和我們說："戒嚴部隊剛出現的時候，我們還和他們對峙著。可是戒嚴部隊朝地上打了幾槍，那子彈濺起了火星，大家才知道是真子彈，紛紛朝後撤。" 下午，宿舍的傳呼齊喊我的名字，說是電話找。我趕緊跑到樓下去接，是媽媽打來的。媽媽得知我的安然無恙後才放了心，叮囑我千萬不要去廣場，儘量在學校待著。鄰居的一個阿姨說："廠裏家中有孩子在北京上學的家長都在這兒。你們一定要注意安全。"她最後說："這個政府終於還是開槍了，太狠毒了！都是孩子啊！" -- ※ 修改:·junefourth 於 Jun 2 07:19:15 修改本文·[FROM: 129.34.] ※ 來源:．Unknown Space - 未名空間 mitbbs.com．[FROM: 129.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