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述《mayasoo (mayasoo)》之銘言：
: 不好意思啊
: 共產黨的腐化剛好就是從延安時期就開始滴…………
: 只不過是那部分的資料大陸可能真的找不到而已
: 其實翻舊帳是沒太大意思啦，只是啊…唉、嘆氣，除了嘆氣之外還真是不知說啥
載香港《二十一世紀》一九九七年四月號
金觀濤 劉青峰
一 1957：中國當代政治文化的重要轉折點
今天，每當談起中國近二十年的巨變——無論是經濟起飛還是80年代的思想解
放，均把源頭歸為1978年12月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共產黨路線之轉向。正是這次會議
宣佈放棄以階級鬥爭為綱，把全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現代化建設上來。然而，熟悉
中共黨史的學者都知道，在某種意義上講，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路線只是回到1956年
9月召開的中共「八大」的基本綱領。中國共產黨在「八大」第一次提出：「我國
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基本上解決」，並把發展生產力的經濟建設
作為今後黨的主要任務。為了避免斯大林晚年所犯的錯誤，「八大」決定加強黨內
民主，反對個人迷信和專斷。根據不搞個人崇拜的精神，毛澤東思想為全黨指導思
想的條文也從黨章上刪去了。1956年1月，周恩來代表中國共產黨宣佈，絕大部分
知識分子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全國各種新辦雜誌如雨後春筍，知識分子在「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鼓舞之下正醞釀著思想解放運動。劉少奇甚至指出，鑒
於蘇聯計劃經濟只注重計劃性的教訓，中國還應注重多樣性和靈活性。從今天的觀
點來看，似乎只要堅持「八大」路線，1978年後中國改革開放的局面便可以提早20
年。但是，「八大」路線壽命不長。僅僅一年後，在1957年10月八屆三中全會上，
毛澤東再次強調階級鬥爭，認為「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與資本主義
道路的矛盾是主要矛盾」。而推翻「八大」路線的原因，正是1957年夏天發生的反
右運動。因此，如果說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中共從「左」轉向改革開放的歷史
性轉折點，那麼1957年反右則是共產黨路線從「經濟建設」轉向左的階級鬥爭的另
一個轉折點。
今天學術界在討論中國共產黨的政治文化變遷時，都高度重視1957年的反右運
動。麥克法誇爾（Roderick MacFarquhar）把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與劉少奇的分歧
一直追溯到 1956年。確實，就中國共產黨的政治文化變遷來說，1957年的反右運
動無疑是一個分水嶺。在此以前，無論是新民主主義社會藍圖，還是「八大」的基
本綱領，中國共產黨都把現代化建設作為主要任務。正是反右運動改變了中國共產
黨對國內外政治形勢的判斷，左的路線開始占支配地位，政治運動越演越烈。階級
鬥爭從黨外到黨內，一發而不可收，一直把中國推向文化大革命。這樣，一個無可
迴避的問題就放在文化研究者面前：為甚麼1957年會發動反右運動？為甚麼反右運
動會導致中國共產黨基本路線的變化？
有一種較為流行的見解，認為1957年知識分子向共產黨提意見，是與當時蘇聯
東歐解凍相呼應的自由化思潮。在鳴放中，民主黨派首當其衝，而民主黨派負責人
在1949年前大多是著名的自由主義者。40年代末期，他們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高
舉人權旗幟在中國爭取西方式民主，其聲勢之浩大，以致於馬歇爾（George
Catlett Marshall）也認為國民黨不是敗給共產黨，而是亡在民盟手上。這很容易
造成一種印象：1957年春民主黨派給共產黨提意見，是自由主義者捲土重來，反對
共產黨一黨專政，因此反右也就不過是共產黨為了捍衛自己的統治和社會主義道路
而不得已採取的行動。
這種看法實質上同目前共產黨官方對反右運動的評價一致。至今中共只承認反
右擴大化，並沒有否定反右的必要性，就是強調反右是一場資產階級向共產黨爭奪
領導權的政治鬥爭，右派的目的是要在中國建立資本主義制度。但文革後，幾乎所
有右派都獲平反，很難說極個別人的言論會威脅到共產黨的統治，故此上述的結論
就顯得漏洞百出。我們只要實事求是地分析右派言論，其實他們絕大多數並沒有明
確反對共產黨領導和主張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言論。這些被打成右派的人在為自
己辯護時，一方面承認自己曾經是自由主義者，但更強調在1949年後心悅誠服地接
受了馬列主義，他們在鳴放中向共產黨提意見的出發點是如何建設社會主義，言論
也大多以馬列主義為指導。達斯（Naranarayan Das）曾把右派的觀點分成擁護政
府和反對政府兩類，他還列舉了反對政府的15種觀點。他認為右派份子既不反對社
會主義，也不反對共產黨領導，他們只是指出共產黨偏離了它宣稱的理想和目標。
用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和共產黨爭奪領導權這種觀點來看反右，很難解釋1957年
春大鳴大放的起因。眾所周知，知識分子並非一開始就主動投入大鳴大放，他們是
在共產黨再三動員下才向黨提意見的。如果共產黨把知識分子提意見看作向自己奪
權，那麼為甚麼要動員知識分子幫助黨整風？除非我們把反右理解為共產黨為了鏟
除知識分子異己的陰謀，不然這是不合邏輯的。由於陰謀論同1956年「八大」前後
中國寬鬆活躍的黨內外氣氛不合，大多數學者都不同意這種過份簡單化的看法。他
們傾向於把鳴放起因歸之於毛澤東對共產黨的不滿，即1956年後毛澤東認為黨已經
退化為一個保守、因循守舊的官僚機構，而恢復黨的革命精神的辦法是從外部對黨
挑戰。這一任務首先落到了非黨知識分子身上。據1994年出版的《毛澤東私人醫生
回憶錄》說，當時毛澤東對「八大」各項決議極為震怒，為了對劉少奇控制的黨組
織開展攻擊，他在1956年11月召開的八屆二中全會上宣佈1957年開始全黨整風。李
志綏甚至認為，如果當時民主人士提意見未涉及毛澤東，那麼文化大革命就可能會
提早10年。這種用共產黨高層路線鬥爭觀點去解釋反右運動的起因，無疑比「陰謀
論」深入了一步，但顯然過份強調毛澤東個人意志的作用。
我們認為，在研究反右運動起因和共產黨政治路線變遷機制中，有一個重要方
面長期被忽略，這就是某種中國特有的群眾運動模式對共產黨政治文化的塑造。這
種群眾運動模式形成於1942年的延安整風，它有效地確立了毛澤東思想在革命戰爭
時期的統治地位。而1957年的大鳴大放和反右運動，是毛澤東第二次有意識地運用
延安整風模式。正是它改變了廣大共產黨員的心態，確立了毛澤東思想在社會主義
建設時期的絕對權威，從而扭轉了「八大」路線，使中國走向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
二 延安整風的模式和功能
為了討論群眾運動與確立毛澤東思想絕對權威的內在關係，我們在研究反右運
動之前，必須先花少量筆墨來分析延安整風。1935年的遵義會議雖確立了毛澤東在
中共的最高領導地位，但在相當長一段時間中，毛澤東並不是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形
態權威。在廣大黨員和幹部心目中，共產國際和精通馬列的蘇聯留學生比農民革命
家更具意識形態的號召力。1937年11月，王明從莫斯科回到延安，立即憑他與蘇聯、
共產國際的特殊關係支配了黨的意識形態，擅自發表與中央不一致的意見，挑戰毛
澤東的權威。此後毛澤東與王明國際派爭奪意識形態領導權的鬥爭日趨激烈，中共
黨史稱之為「反對教條主義」。毛澤東曾十分感慨地說：「不搞一個主義，即使當
上了領袖，在其活著的時候就有可能被人打倒。」直到1942年前，毛澤東一直沒有
找到排除王明等國際派對黨的意識形態的控制、並且使自己思想徹底籠罩全黨的辦
法。
1941年發生皖南事變，支持王明等國際派的項英陣亡，蘇聯留學生在黨內軍事
實力大大削弱。與此同時，蘇聯正好開始衛國戰爭，無暇顧及中國共產黨內部事務，
而當時抗戰也進入相持階段，前方根據地縮小，可以抽調大量幹部參加學習。毛澤
東認為和蘇聯留學生爭奪意識形態領導權的時機成熟，便立即發動一場集體的意識
形態認同運動，這就是「延安整風」。
很多人不理解延安整風對統一黨的意識形態的奇妙功能，也很難明白共產黨在
戰爭年代為甚麼要花如此長時間和這樣大的精力去搞整風學習。如國民黨的王世傑
曾經問周恩來，你們怎麼拿那麼長的時間來作歷史總結？事實上，毛澤東在延安整
風中創造出一種可以將全黨思想高度統一起來的群體意識形態認同模式。在毛澤東
的一生中，通過這種群眾運動模式的一而再、再而三的運用，戰勝了國際派和其它
反對派，使自己的思想始終保持著對全黨的控制。
延安整風分三個階段，歷時近三年。第一階段是整風動員和大民主。在這一階
段，為了使每個黨員都主動參與，運動一開始強調暢所欲言地向黨和領導提意見。
1942年2月毛澤東發表〈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等一系列講話，宣佈整
風運動開始。4月，中共中央宣傳部發出關於整風的「四三決定」。為了讓每個黨
員的意見都能充分表達，各部門可以出自己的牆報，黨員亦可張貼大字報。6月，
中共中央成立了中央總學習委員會，毛澤東為主任，康生為副主任。全國各地黨委
停止其它日常的政治、經濟、教育業務活動和黨史研究，集中精力搞整風。僅在延
安，參加的幹部和黨員達一萬多人，共分成五大分區，一千多個整風小組。
整風運動的第二階段為批判對立面，讓全體黨員在大批判中集體修身，純化無
產階級立場。它以大批判和審干作為手段。在整風第一階段大民主中，黨員各抒己
見，把對領導的不滿一一發洩出來。它也就為運動第二階段批判對立面準備了條件。
1942年3月，整風運動剛開始時，中央研究院的王實味發表〈野百合花〉，批評黨
的官僚主義和高干特權，接著又辦起牆報《矢與的》，要求暴露延安的黑暗面，提
出「以民主之矢，射邪風之的」。一時類似的大字報紛紛出籠，吸引了延安各階層
的注意。這時，毛澤東決定以王實味為思想鬥爭的對立面，把運動引向第二階段。
5月2日至23日，二百多名文藝工作者在延安舉行座談會。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
上作了重要講話，強調共產黨員必須端正無產階級立場，解決文藝為甚麼人服務的
問題。毛澤東指出，如果文藝工作者立場正確、道德動機純正，就不應該對黨和人
民的缺點冷嘲熱諷。在端正立場的指導下，王實味被指責為立場有問題和動機不純。
6月，開始了批判王實味的鬥爭。王實味因過去和托派有接觸而被打成托派和奸細，
10月初被開除黨籍。
顯然，一旦端正立場、檢查道德動機是否純正成為運動的主調，學習馬列主義
理論就必須落實到純化每個黨員的無產階級立場和道德品質修煉。於是黨員有了一
整套如何評價自己和別人的全新標準。整風運動也隨即轉入反對宗派主義的審干階
段。審干包括自我檢查和群眾評議，最後由黨組織作結論。它要求黨員重新交代、
反思自己的經歷和黨內工作經驗，以達到思想上入黨。隨著審干運動深入展開，對
黨員的道德評判進一步變成一種搶救運動。即黨組織通過群眾揭發、批判鬥爭，迫
使有問題的黨員悔過自新，把他從墮落的邊緣搶救過來。審干、搶救運動足足持續
了近一年。運動的第三階段是黨作出決議，毛澤東思想絕對權威的確立。
凡是經歷過中共發動的群眾運動的人，對群眾運動這三個階段都一清二楚。令
我們關注的問題在於：毛澤東為甚麼可以用這種三階段整風模式達到批判國際派、
確立自己思想霸權的目的？我們知道，在中國共產黨員心目中，馬列主義意識形態
權威有兩個來源，一個是馬列經典和蘇聯經驗，另一個是無產階級革命道義。國際
派大多為蘇聯留學生，他們對馬列經典倒背如流，充分掌握著第一個權威來源。毛
澤東把馬列主義儒家化，將其詮釋為一種建立在無產階級立場之上的道德理想主義，
他所能利用的是意識形態權威的第二個來源。通常這兩個來源同樣重要，很難爭高
下，而一旦動員全黨投入整風運動，在群眾運動中激發出來的道德批判，就會助長
第二個權威來源迅速壓倒第一個權威來源。
必須注意，在儒家化馬列主義的語境中，如果一個人道德動機不純正，學習再
多的經典都是不能掌握馬列主義的。而且馬列主義的整個道德基礎被界定為無產階
級立場，大多數知識分子（包括黨的幹部）並不是出身於無產階級，因此他們的階
級立場極易受到質疑，他們也無法判定自己的無產階級道德性是否純粹。這樣，只
要以批判對立面為手段的群體修身運動充分展開，每個人都會在自己身上發現與運
動批判對像相類似的問題，並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群眾運動中反省自己的無產階級
立場是否純正。這種以純化無產階級立場為主調的群眾運動，會帶來人們思想方式
的兩個重要變化。第一，運動吞噬了一切原屬於個人的生活思想感情空間，在黨組
織面前，黨員已沒有個人秘密可言，自己的一切都須坦白交代。外界（群眾和黨組
織）的道德指責往往構成一種巨大精神壓力，迫使每個個人成為群體一部分，並接
受思想改造。一種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能把人結合成團體的緊密關係和改造人
內心世界的力量由此誕生。延安整風以前，中共並沒有效的方法來整頓幹部思想，
使其和中央高度一致，而延安整風導致黨員的自我空間日益縮小，甚至到了不存在
的地步。它使全黨意識形態認同達到了空前的統一。第二，由於運動中無產階級立
場的純化成為接受馬列主義的基礎，於是僅僅引證馬列經典和蘇聯經驗就不再具有
意識形態的權威性。毛澤東對馬列主義的詮釋—— 一種以無產階級立場為基礎的
道德理想主義，則理所當然地成為全黨指導思想。
事實上，正是隨著整風運動的展開，原來在黨內宣傳部門頗有勢力的王明一落
千丈，最後被解除了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職務；而毛澤東思想權威逐步樹立。1945年
4月中國共產黨召開六屆七中全會，通過了任弼時起草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
議〉。〈決議〉對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作出了正式的結論，並用毛澤東思想來重寫
黨史，這個黨史的新版本迅速為全黨接受。延安整風結束後不久，中國共產黨召開
第七次代表大會，毛澤東思想被寫進了黨章，成為黨的意識形態最高權威。劉少奇
在1945年明確提出「學習毛澤東思想，宣傳毛澤東思想，遵循毛澤東思想的指示去
進行工作，乃是每一個黨員的職責」。
三 思考社會主義藍圖的三個主體
今天，延安整風已被視為中共整肅知識分子的各種運動之濫觴。但由於延安整
風已確立了毛澤東思想為共產黨的指導思想，從此就沒有必要發動運動以樹立毛澤
東思想權威。因此學術界大多不把中共在1949年以後發動的運動與延安整風相提並
論，很少有人從這個角度研究反右運動。一般說來，這種看法是成立的，但是1956
年至1957年這兩年的情況非常特殊。當時中共指導思想在某種程度上處於與1942年
延安整風前夕類似的局面；毛澤東雖然掌握了共產黨的最高領導權，但指導社會主
義建設的基本方針（意識形態藍圖）卻出現了某種不確定性。
導致這種局面出現的原因就是中國宣佈於1956年提前進入社會主義。本來指導
經濟建設的綱領是新民主主義，中共中央預計資本主義企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要到
1962年才能基本完成，中國的新民主主義社會階段要持續15年左右。我們在另一篇
論文中曾分析過中共放棄新民主主義的過程：1949年後的土地改革導致商品糧短缺，
而不得不實行糧油棉花的統購統銷；它極大地破壞了市場機制，以致私營工業在
1954年後越來越難生存。另一方面，幹部對農村基層的控制促使1955年的農業合作
化浪潮迅速來臨。可以說，當時社會主義改造進程之快，大大出乎中共中央預料。
毛澤東在1956年1月25日的第六次最高國務會議上，十分形象地表達了對社會主義
來得太快而感到意外，他說：「誰料得到？現在又沒有孔明，意料不到那麼快。」
提前進入社會主義使大多數黨員沉醉在勝利的喜悅中，但它對黨的指導思想卻產生
了意想不到的衝擊，中國共產黨頓時失去了指導經濟建設的意識形態藍圖。這是
1942年延安整風確立毛澤東思想正統地位以來從未有過的新局面。
毛澤東同共產黨領導人感到必須重新確立經濟建設藍圖。因此，1956年在中共
黨史上是非常奇特的一年。在這一年，全黨動員、中共領袖全體參加了經濟社會調
查研究。 1956年3、4月整整兩個月，毛澤東、劉少奇等停止一切其它工作，專門
聽取了中央工業、農業、運輸業、商業、財政等30多個部門的匯報。毛澤東曾把這
種每天聽各部門匯報的疲勞生活比作「□上地下、地下□上」，即起□就聽匯報，
穿插著處理日常工作，聽完匯報就上□休息。他認為這是強迫受訓，他對匯報者說：
「比坐牢還厲害，坐牢腦子還有自由，現在腦子也不自由，受你們指揮。」正是在
這一時期，毛澤東寫下了他一生唯一一篇主要討論經濟發展策略的文章：〈論十大
關係〉。毛澤東企圖勾劃出指導經濟發展的新藍圖。
表面上看，取代新民主主義藍圖的方案是現存的，這就是蘇聯的計劃經濟模式。
當時全社會都把蘇聯的今天當作中國的明天。至今，很多歷史學家也把第一個五年
計劃歸之為採用蘇聯模式。但是正在毛澤東大規模調查研究的關頭，赫魯曉夫批判
斯大林的秘密報告傳到北京，給斯大林式的蘇聯經濟發展道路蒙上陰影。不能照搬
蘇聯模式，「以蘇聯為鑒戒」立刻成為中國共產黨全黨的共識。務實而每天忙於日
常事務的劉少奇和周恩來很快找到了答案，這就是對蘇聯經濟體制的批判性繼承，
使計劃體制和經濟發展戰略符合中國國情。1956年9月中共召開第八次全國代表大
會，「八大」決議十分典型地反映了這種對蘇聯經驗的批判性採納。
從今天披露的資料看，「八大」似乎開得很匆忙。雖然毛澤東參加了「八大」，
但並不滿意「八大」的結果。姑且不論「八大」決議在黨章中刪除毛澤東思想，在
實際上毛澤東仍是黨的最高領導，並保持對全黨意識形態的支配地位，但是「八大」
提出的建設社會主義的基本綱領卻不是從毛澤東思想導出的。它是黨的集體領導的
決定，基本上是蘇聯計劃經濟模式的中國版。這一點有點類似於延安整風前對蘇聯
經驗權威的依賴。毛澤東似乎覺得這種對蘇聯經驗的修修補補並不能為中國走向共
產主義提供新的行動綱領。但是，十分明顯，毛澤東一下子也拿不出可以取而代之
的新方案。它表明了在1956年至1957年間，黨的意識形態又出現了某種不確定性。
這種社會主義建設藍圖的不確定性，同樣反映到當時知識分子的思想之中。
1956年以前，知識分子被迫進行思想改造，改造知識分子的合法性根據是他們不屬
於無產階級，他們的世界觀不是馬列主義。1956年初，中國宣佈進入社會主義無疑
意味著一個全新時期的到來。在新時期，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矛盾已解決了，不僅
資本家成為人民一部分，知識分子也屬於工人階級了。過去一味強調改造知識分子
在理論上再也難以成立。這勢必激發知識分子的主人翁感和參與熱忱。當時民主黨
派歡欣鼓舞，從大學教授到小學教師都認為：隨著新時期來臨，新民主主義各項政
策不再適用，知識分子在社會主義建設（至少是科學文化教育事業中）會有更大的
發言權，知識分子甚至有權參與新綱領的制定。
因此，從中國社會變遷和意識形態關係的內在理路看，即使沒有蘇聯的解凍，
中國提前進入社會主義也會激起知識分子的參與和思考熱潮。事實上，早在赫魯曉
夫作秘密報告的前一個月，在1956年元月25日的最高國務會議上，毛澤東在感慨社
會主義來得之快出人意料的同時，還對1,800名全國人大代表和黨外民主人士談起
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一基本方針。我們認為，當時知識分子的思想主流，
是在馬列主義基礎上思索取代新民主主義的中國社會主義建設藍圖，所以1956-
1957年中國知識分子的言論同蘇聯東歐的自由化有一個本質區別：蘇聯東歐的解凍
意味著知識分子對馬列主義的懷疑，有追求西方民主自由的含義；而中國知識分子
則基本是相信馬列主義和維護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不僅1957年開始鳴放前如此，即
使是鳴放中最極端的言論也都沒有改變這一基調。那麼在廣大知識分子心中，取代
新民主主義的社會主義建設藍圖是甚麼呢？顯然，批判斯大林和蘇聯模式黑暗面的
暴露，使得中國知識分子不會把蘇聯模式的修修補補作為取代新民主主義的新藍圖。
因此，我們可以理解，毛澤東為甚麼要在鳴放運動推開之前大講「百花齊放，百家
爭鳴」，鼓勵知識分子發表自己的意見。也許，毛澤東感到在對待「八大」決議的
意見上，知識分子可能與他站在同一陣線。
我們看到，1956-1957年間有三個主體在思考中國社會主義的建設藍圖，這就
是毛澤東、黨組織和知識分子。雖然三者的立足點都是如何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
但內容並不相同。根據中國共產黨的經驗，這時發動一場類似於延安整風的意識形
態認同運動的時機已經成熟。而且現在知識分子已接受了馬列主義，那麼新的意識
形態認同運動就不應局限在黨內，而且要號召知識分子參與，形成大鳴大放的局面。
其實每當面臨意識形態大變動時，黨的高級幹部都會想到延安整風模式。1956
年5月 26日，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在懷仁堂做「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動員報
告，他已經聯繫延安整風。他指出當前搞「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要反對教條主
義，而十五年前的延安整風是繼五四以後反對主觀主義和教條主義的偉大馬克思主
義的思想運動。陸定一還把毛澤東為延安整風所寫的文章如〈整頓黨的作風〉、〈
反對黨八股〉、〈改造我們的學習〉介紹給知識分子學習。可以肯定地說，到1956
年秋天以後，毛澤東已經決定第二次運用延安整風模式，來確定中國社會主義建設
的方案。在1957年3月12日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毛澤東一再強調，這次整風應同
一般整風相區別，要以延安整風為榜樣。他這樣說道：「整風，在十幾年以前做過
一回，後頭有一些，但是很不深刻，是檢查工作性質的，不是延安那個時候的整風」
，接著毛澤東強調，今年開始的黨內整風，方法是像延安那樣。1957年3月16日，
中共中央在傳達全國宣傳工作會議指示中特別強調了該會吸收160位黨外知識分子
參加（占全體參加人數的五分之一）十分重要，認為黨員和黨外人士一起開會是一
個重要經驗。顯然，利用知識分子幫助黨整風已在醞釀中了。
1957年4月27日，在毛澤東不斷催促之下，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
示〉。該指示把延安整風稱為第一次整風，並直接提出在新時期必須進行第二次整
風。整風指導文件是毛澤東的兩個講話，整風目標是「反對官僚主義、反對宗派主
義、反對主觀主義」。文件還指出，這次運動是黨的整風，對非黨員應該歡迎，但
他們的參加必須完全出於自願。4月30日毛澤東邀請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座談，
歡迎他們幫助共產黨整風。 5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中共中央關於開展整風的決
定，並於次日發表題為〈為甚麼要整風〉的社論，把整風作為全黨全民當前最重要
的任務。直至5月4日中共中央發出的〈關於繼續組織黨外人士對黨政所犯錯誤缺點
展開批評的指示〉，仍強調要繼續讓黨外人士批評共產黨的缺點錯誤，認為沒有社
會壓力，共產黨整風不易收效。毛澤東對趙超構提出「大鳴大放」的建議十分欣賞。
黨的整風運動迅速同知識分子中醞釀了近一年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思想文
化探索熱潮相結合。在全國各高校和黨政機關，大字報舖天蓋地而來，大學生很快
也加入了鳴放行列，延安整風模式終於在全國推開了。
四 從鳴放到反右︰群體修身運動展開的邏輯
如果把1957年春的大鳴大放理解為毛澤東有意識地運用延安整風模式，那麼圍
繞著反右運動兩個頗為重要的疑難也就得到解決。第一個問題是鳴放向反右的突然
轉折。毛澤東在1957年5月初還為大鳴大放叫好，但到5月15日就寫了〈事情正在起
變化〉，認為黨外知識分子中左派只佔20%，中間派占70%，而1-10%的右派正掌握
主動權，他們極力反對共產黨。毛澤東警告右派︰夾緊尾巴，改邪歸正，繼續胡鬧，
自取滅亡。為甚麼不到半個月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的態度會發生一百八十度的轉向？
我們認為，離開延安整風模式就很難理解這一點。
延安整風的目的是反對本本主義，讓全黨達到高度意識形態統一。在第一階段，
為了動員全體幹部以巨大熱忱參與整頓思想的運動，必須鼓勵各抒己見的大民主。
大民主的直接後果卻與統一意識形態目標相反，這時就必須迅速找到鬥爭對立面，
把萬炮齊鳴的大民主轉向批判對立面的鬥爭。因此作為第一階段的大民主一定極為
短暫。1942年的延安整風中從大民主迅速轉向第二階段的批判對立面就是先例。
1957年鳴放突然變成反右，只是1942年延安整風中大民主轉向批判王實味之重
演。據李志綏回憶，毛澤東在1957年6月底去山東濟南、上海等地視察鳴放運動途
中，就一再講到王實味。他十分明確地把處理王實味同正在展開的反右作模擬。早
在1956年5月陸定一講解「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政策時，就已經把王實味作為知
識分子必須引以為鑒的反面例子。在經歷過延安整風的共產黨幹部看來，這一模式
是清清楚楚擺在那裡。因此毛澤東一點也不為曾鼓舞知識分子大膽鳴放而內疚，當
有人說反右是共產黨陰謀時，毛澤東的回答是：早出了安民告示，這是陽謀。
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發出毛澤東親自起草的〈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
份子進攻的指示〉，同時《人民日報》發表題為〈這是為甚麼？〉的社論，一場圍
剿知識分子的反右運動在全國迅速展開。在幾個月內，全國有55萬人被劃為右派。
從右派人數看來，它比延安整風時多得多，這意味著運動規模大了上千倍。延安整
風時，共產黨人數總共不到80萬，在延安參加整風運動的只有一萬多人，而1957年
全國已有1,270萬黨員，還有近500萬知識分子參加整風和鳴放。由於這次群體修身
運動規模空前浩大，反右成為 50年代共產黨政治文化的巨變的轉折點。
反右運動中第二個疑難問題是毛澤東思想在運動前後地位的變化。反右運動前，
毛澤東思想已從黨章中刪去，反右運動以後，毛澤東思想再次成為全黨全國的行動
綱領。如果僅僅從毛澤東與黨組織關係來看，這種變化是無法理解的。因為整風一
開始，黨的很多幹部特別是整個組織系統都不認同黨外知識分子向黨提意見，反右
似乎證明毛澤東的失算。據此，麥克法誇爾認為毛澤東因受到黨內巨大壓力而不得
不進行反右。他指出，在政治局（包括候補委員）內部，至少有9人反對整風。而
且鳴放一開始，電報如雪片般飛來，要求對整風加以限制。麥克法誇爾甚至認為在
很多黨的幹部看來，毛澤東沒有估計到整風會帶來那麼多的麻煩，從而使他在黨內
作為能洞察一切的革命舵手的聲望受損。而知識分子則因為毛澤東無法抵擋黨的壓
力而對他在黨內的權威發生懷疑。
那麼，到底是甚麼原因使毛澤東思想壓倒「八大」決議，成為社會主義建設的
主導思想呢？我們認為，這也是由延安整風模式所規定的。我們知道，所謂右派言
論大多都是想用馬克思主義為理論基礎，因此，為了真正在思想上壓倒知識分子，
共產黨唯有訴諸建立在無產階級立場上的道德理想主義。而這正好是毛澤東思想的
精髓。根據毛澤東思想，當沒有堅持無產階級立場時，是不可能真正掌握馬列主義
的。知識分子本不是無產階級，他們大多來自剝削階級家庭，立場不明確或不純正
歷來是他們的阿奚裡腳踵。指責知識分子沒有無產階級立場而成為資產階級反黨的
代言人，就可以使知識分子理屈詞窮。故反右運動一開始，把知識分子打壓下去的
最重磅炸彈是工農大眾參與批判。 1957年6月10日，剛發出反右動員，《人民日報》
發表社論〈工人說話了〉。工農群眾開始對知識分子言論大批判。〈工人說話了〉
這篇社論把右派問題的本質直接歸到知識分子的出身。它這樣論證道：「工人階級
的這種堅定的立場，對於全國的知識分子也有重大的教育意義。同樣的一件事情，
為甚麼有些大學生和有些大學教授是一種看法，而工人卻是另一種看法？某種無政
府主義的狂熱可以煽動少數知識分子於一時，在工人和勞動人民中卻完全孤立了。」
由於反右鬥爭中，是從立場來確定劃分右派的標準，這就使得它與1949年至
1957年間的鎮壓反革命和三反五反運動有不同的判別敵我標準。8月25日，中共中
央發出《關於反對資產階級右派鬥爭中應注意的事項的通知》，《通知》明確指出，
必須把反右鬥爭的方式同鎮壓反革命和三反五反運動明確區別開來，必須避免兩種
已經表現出來的不適當的辦法。一種是從追究歷史問題轉到簡單地追究同國民黨和
帝國主義特務的關係；另一種是追究右派份子齷齪的私人生活。《通知》認為這兩
種作法都缺乏從政治思想上對人民進行教育的意義。這裡所說的教育和說服力，正
是訴諸無產階級立場和知識分子的出身。
由此我們可以理解，為甚麼在反右鬥爭中，中共三令五申不准在工人農民中劃
分右派。共產黨為了表明反右邏輯的自洽性和明確性，一定要強調知識分子是由於
其階級地位或出身使其立場天然和無產階級對立，這是他們借整風向黨進攻的根本
原因。而工人農民由於出身好，即使說了錯話也是受蒙蔽，不足以證明立場有問題。
事實上，在反右過程中，最使知識分子膽寒的正是訴諸他們的出身。北大學生會對
一個右派份子集團骨幹的家庭和個人經歷作了統計，證明右派份子中出身官僚資本
家剝削階級家庭的占75%，而且40%人有直系親屬被人民政府判處死刑。像林希翎的
出身雖表面上無問題，但她父親受過曾「屠殺過人民的劊子手」黃紹竑的訓練，林
希翎向黨進攻也有階級根源。至於當工人代表向知識分子宣稱「……你們寫字的稿
紙，是我們造紙廠職工做出來的，…… 而你們自己，既不會做工，又不會種田，
只會幹反黨反人民的勾當，寫反黨反人民的文章」，知識分子更是無言以對了。這
種把判別是否屬於資產階級右派的標準放到言論之外的立場的出身成分，就會產生
很顯然的效果：知識分子陷於工農兵批判的重重包圍之中，也會懷疑自己的立場是
否正確，而心甘情願地接受批判。知識分子不僅失去以精英自居的優越感，他們的
作風、習慣、性格也受到質疑而倍感孤立。一位右派曾這樣描述過他的處境：「我
辦公室裡的任何一個人，無論是送文件的小伙子、還是打掃大樓的婦女，都可以批
判我的資產階級氣息。可以指責我的個人習慣、家庭生活，可以批判我那知識分子
的傲慢勁，指責我打發閒暇時間的業餘愛好，甚至可以在沉默不語時，指責我默不
作聲。」
如前所述，在延安整風中，批判王實味使黨員接受了以無產階級立場為中心的
道德理想主義，它迅速把運動引向檢查自身道德立場是否純正的修身，並導致毛澤
東思想壓倒本本主義。而在反右運動中，我們也看到了同樣的邏輯。反右運動正是
要證明，判別知識分子是否是馬列主義者，不能看他有多少理論知識，甚至不能看
他們是否用馬列理論來分析問題，而必須看其立場是否純正、是否工農化。這不僅
是告訴知識分子，馬列主義是以無產階級立場為核心的道德理想主義，也是告誡全
黨：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不能用馬列理論和蘇聯經驗來取代毛澤東思想。由於反
右運動規模極大，以55萬右派為活靶子的批判，使得對馬列主義的道德理想主義理
解不僅迅速普及全黨，而且廣泛地深入到工農兵和城市居民群眾之中。
本來，1949年後共產黨是將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並列，毛澤東思想只是馬列
主義在中國的運用，由於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不能運用毛澤東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
特別是 1956年放棄新民主主義後，毛澤東思想已失去戰爭時期的地位。現在，「
八大」決議不攻自破，毛澤東思想再次從馬列主義中凸現出來，成為共產黨意識形
態的核心，並且逐步成為指導億萬工農群眾參加群體修身運動的經典。反右同樣起
到了延安整風確立毛澤東思想為黨的意識形態絕對權威的作用。
延安整風的結果是樹立起毛澤東思想的權威，達致全黨的空前團結，從而獲得
改造社會的巨大力量。正是憑借這種力量，共產黨取代了國民黨在大陸的統治。而
由反右引發的全國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教育運動，也立即產生了類似延安整風第三階
段的結果，即使全黨全民達到共識，毛澤東提出的取代新民主主義的社會主義建設
新藍圖才是唯一正確的。這就是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和三面紅旗。在總結整風的意
義上，陳伯達在1958年 3月成都會議上的講話講得很清楚，並再次突出延安整風的
歷史經驗。他說，在延安整風時王明對整風的看法，「王說，整風的結果，搞出兩
個東西：一個民族主義，一個個人崇拜。」陳伯達接著說：「歷史已經做出結論。
……沒有延安整風，中國革命不可能勝利。」然後，他強調整風的意義在於「全國
集中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領導下，形成了統一的意志與統一的行動，把社會生產力
發展的障礙一個一個掃除掉、摧毀掉」。1958年，億萬群眾萬眾一心以巨大的政治
熱情投入到新藍圖的實踐，中國開始了大躍進。
五 走向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
自反右運動展開以後，無論是可供選擇的社會主義建設模式的內容，還是選擇
藍圖的標準，都發生了巨大變化。
首先是確立了毛澤東是建設社會主義偉大舵手的絕對權威。在無人敢抗拒毛澤
東意志的背後，正是毛澤東思想凌駕於黨的決議之上，具有絕對道德真理的含義。
劉少奇的態度就很典型。1956年劉少奇是反對個人崇拜的，積極主張從「八大」決
議和黨章中刪去毛澤東思想。而反右以後，劉少奇一反「八大」時的立場，毫無保
留地支持毛澤東提出的建設社會主義新模式。正如麥克法誇爾所說：「在1958年人
大二次會議上，劉講到毛時又回復到他1945年向黨的七大作報告時採取的高唱讚歌
的調子。他以讚許的口吻回顧了過去3年毛澤東所有政策的創造性……按劉少奇的
說法，整風運動和反右運動的勝利，導致了『社會主義建設偉大革命運動』的到來，
毛關於要更快地發展經濟的口號已經迅速地深入億萬勞動人民的心中，並且已經轉
變為無窮的物質力量。」
其次，在反右之前，共產黨除了將蘇聯計劃經濟修修補補外，不可能有其它建
設社會主義的模式。反右之後，一種全民動員以搞政治運動的方法進行經濟建設的
新方案迅速凸現出來。1957年7月，毛澤東在青島召開的省市委書記會議上宣稱︰
「我贊成迅即由中央發一個指示，向全體農村人口進行一次大規模的社會主義教育，
批判黨的右傾機會主義思想。」一個日益強化的政治學習運動在全體人民中展開，
不僅是機關、工廠，連城鎮居民區都進行了反右動員，幹部公教人員的家屬都須接
受共產主義教育。在群體修身運動中，來自毛澤東和黨中央的任何號召都具有道德
和政治的含義。全社會出現了一種奇特的大動員和參與狂熱。這種全民參與的先聲，
是發生於1958年初的除四害和愛國衛生運動。本來除四害同政治無關，和個人道德
純化修身更談不上關係。但1957年10月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講到12年農業發展
綱要，特別提出消滅「麻雀、蒼蠅、蚊子、老鼠」這四害。1958年1月毛澤東又在
杭州參觀了一條以清潔衛生著名的小巷，接著在南寧會議上，又指示全國搞除四害
的愛國衛生運動。頓時，全國響應，除四害成為政治任務，億萬人民出現了除四害
的狂熱。一位外國人曾記錄他親眼目睹的現象：「一大早，我就被一位婦女令人毛
骨悚然的尖叫吵醒了。……一個年輕婦女正在臨近的房頂上來回跑，她手裡拿著一
個竹竿，竹竿上拴著一個布條，一邊跑一邊拚命地揮舞竹竿。……在這個旅館的高
層樓上，穿著白衣服的婦女們正揮舞著□單和毛巾，這是要使麻雀不落在這棟房子
屋頂上。」
使用這種驚嚇麻雀、蒼蠅等使其亂飛最後精疲力竭而死的方法除四害，是人類
歷史上聞所未聞，而且是不可思議的，因為它需要全民動員參與才有效。它居然在
1958年初出現，可見工農群眾在政治學習中的動員程度。我們知道，正是在1958年
春毛澤東寫了「六億神州盡舜堯」的名句。毛澤東無疑是感到，千百萬具有無產階
級道德的新時代聖人已經出現。這種史無前例的全民響應黨和毛澤東號召的參與熱
忱，使毛澤東感到六億人民中蘊含著建設社會主義的無窮無盡的力量。因此毛澤東
終於通過第二次延安整風發現了一種建設社會主義的新方案，這就是利用全民動員
的政治運動來搞社會主義建設，而不是蘇聯那種由黨的技術官僚控制利用知識分子
參與的計劃經濟。
這種取代「八大」決議的用政治動員方式搞經濟建設的模式具有以下三個特點。
第一，根據反右運動立場決定論的邏輯，當時大多數知識分子的出身和立場是
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立場決定了他們不能掌握馬列主義，也不能很好地為社會主
義建設服務，因此搞經濟建設不應依靠知識分子。在緊接著南寧會議的成都會議上，
毛澤東大力號召黨的幹部破除對知識分子的迷信。本來，共產黨在實行新民主主義
經濟時，不僅重視知識分子的專業知識，甚至看重資本家的管理經驗。現在這一切
都成為新模式必須反對的東西。毛澤東曾這樣說道：「怕教授，進城以來相當怕，
不是藐視他們，而是有無窮的恐懼。看人家一大堆學問，自己好像甚麼都不行。馬
克思主義者恐懼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不怕帝國主義，而怕教授，這也是怪事。我看
這種精神狀態也是奴隸制度『謝主龍恩』的殘餘。我看再也不能忍耐了。」
在毛澤東看來，反右運動已顯示出工農群眾擁有極高的覺悟，利用人民政治熱
忱搞經濟建設，就必須尊重自下而上的群眾運動，而不是用幹部官僚控制下的指令
經濟。為此，毛澤東批評了斯大林的「幹部決定一切」。他問，如果那樣的話，「
群眾又應放在哪裡呢？」毛澤東提出：「我們要先跟人民。人民的幹勁，人民的多
快好省，人民的許多發明創造……。」把反對知識分子專業知識和打破幹部控制的
計劃結合起來，新模式必定是不管計劃經濟中的綜合平衡，並視知識分子專家的建
議為條條框框，在經濟建設中推行高速度、高指針的大躍進。1958年2月2日，《人
民日報》發表社論，提出國民經濟「全面大躍進的口號」。5月中旬，中共八大第
二次會議認為中國已經到達「一天等於 20年」的偉大時期，通過了毛澤東提出的
「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並號召全國人民共
同努力，要在5年內達到年產4,000萬噸鋼，在7年內超過英國，再過8年趕上美國。
第二，既然毛澤東把人民群眾中無限的建設社會主義熱忱當作主要動力，那麼
群眾的勁可鼓而不可洩。新的社會主義建設方案必定是強調自立更生、重人力投入、
不重視引進西方和外國的先進技術，故毛澤東主張土洋結合，兩條腿走路，並號召
群眾以創造力來代替只有專家才能掌握的新設備和新技術。從1958年開始，毛澤東
認為工農業生產普遍存在勞動力短缺，批判馬寅初，認為中國是人多好辦事。
第三，為了把人民群眾的創造力組織起來，必須改造現有的基層組織系統。例
如在農村，以自然村為單位的農業合作社組織規模太小，不易集中人力物力，於是
毛澤東支持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1957年7月《紅旗》雜誌刊登陳伯達的文章〈全
新的社會，全新的人〉，該文傳達了毛澤東關於人民公社的構想：必須把一個個的
合作社聯合起來，變成一個具有數萬農戶規模的既有農業合作又有工業合作的組織，
這就是「人民公社」。同樣在城裡，也應打破行業界線，把工農兵學商結合在一起。
毛澤東認為「人民公社」應成為中國社會的基本單位。
1958年夏天，具有上述三個特點的社會主義建設模式迅速在全國推開，這就是
長達三年的大躍進。姑且不論毛澤東的新模式給中國社會發展帶來的長遠影響是甚
麼，但它的推行所造成的直接後果卻是災難性的：有兩千多萬人在人民公社和共產
風造成的饑荒中餓死。在大躍進造成的巨大災難面前，中共高層出現了嚴重的分歧。
劉少奇、鄧小平等人主張退回到大躍進以前的狀態，而毛澤東則把這種意見視為黨
內的修正主義。1966 年毛澤東第三次運用延安整風模式，讓全黨全民認同他關於
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群眾運動模式再一次從經濟領域轉向政治，
這就是文化大革命。
人們常說，毛澤東一直迷信延安時期的革命精神。其實，說得更準確一點，毛
澤東迷信的是延安整風模式。他在自己一生中曾三次運用這種群體修身的模式，左
右著中國共產黨政治文化的形態。第一次延安整風模式的運用確立了毛澤東思想在
革命戰爭時期的權威，而第二次、第三次運用則使中國走向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
事實上，正是文化革命的幻滅使中國共產黨決定告別群眾運動和以階級鬥爭為綱。
但是群眾運動、意識形態和黨文化究竟是一種甚麼關係？它在中國文化現代轉型中
扮演甚麼角色？這是一個值得我們注意並持久思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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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慶國的人民都能成為不羈之民。
受到他人虐待時有不屈服之心，受到災惡侵襲時有不受挫折之心；
若有不正之事時，不恐懼修正之心；不向豺虎獻媚……
我希望慶國的國民，每一位都能成為王；都能成為統治被稱為『自
己』這塊領土的，獨一無二的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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