龐金友﹕近代民族主義形成與發展的中西比較
內容提要
關鍵詞
一、民族主義的界定
二、近代西方民族主義的形成與發展
三、近代民族主義在中國的發展及與民主主義的關系
四、民族主義的出路
引文注釋
內容提要
民族主義是當今世界一種重要的政治思潮﹐但它基本上沒有比較系統的理論形態﹐
因此﹐對它的界定也頗多爭議。西方近代民族主義的形成與發展主要是民族主權與人民
主權之間的一種互動過程。由於西方國家發展過程中有一個相對和平的政治環境﹐所以
民主政治與民族國家的發展較為平衡。而中國則由於傳統的文化主義的歷史積澱﹐再加
之惡劣的政治環境﹐不僅要為民族主權而戰﹐還要創造一個民族國家﹐作為民族主義的
載體﹐從而集聚人民的國家認同感。這樣﹐中國近代民族主義的發展民族主權和人民主
權的實現就不能是一個統一的過程﹐而有著時間的先後。民族主義對發展中國家的現代
化、當今世界的民主化浪潮以及自由、民主、人權等普適性的政治理念都有著相應的影
響﹐這些也決定了民族主義的走向。
關鍵詞
民族主義 民族國家 人民主權 文化主義
民族主義在當前學術界已漸受青睞﹐也引發了相應的思考和無休的爭論。盡管各個
國家、各個民族對民族忠誠和民族團結的強調由來已久﹐但作為一種近現代的理論形態
和社會運動﹐它的出現是在民族國家之後﹐某種程度上講﹐是法國大革命的政治產品。
中國與西方有著異質的政治文化、思維理念、歷史傳統和社會基因﹐在近代民族主義分
別與之相結合﹐便演繹出不同的發展進程和行進軌跡。理清這一歷史脈絡﹐對於我們理
解時下全球民族主義的復興以及進一步深入探討民族主義在當今民主化大潮中的地位與
作用﹐進而預測民族主義的走向是有著重大的意義的。
一、民族主義的界定
民族主義是一個不太系統的理論形態和政治思潮﹐因而它的含義較難把握﹐對它的
界定自然也層出不窮。這裡簡單介紹幾種當下較為流行的觀點。
一些學者沿用政治學中“民族主義”這個概念的創始人（諸如黑格爾等人）的定義
﹐強調一種基於民族意識之上的民族主義﹐這裡的“民族意識”是指作為一個國家的價
值﹐這種價值對這個國家具有最重要的意義﹐它包含著精神上、道德上、理念上對國家
的認同。這裡民族主義實質上就是“民族國家主義”。（1）這些學者認為﹐作為一個民
族主義者﹐就意味著自己要熱愛這個國家的語言、文化、宗教和種族團結﹐並承擔起保
衛它們的責任。
一些學者認為18世紀未在歐洲形成的民族主義思潮或情緒﹐是指對以相同文化、語
言、種族為基礎的國家、社區或集團的忠誠。（2）這種民族主義純粹建築於文化、語言
及種族的同質、同種性上﹐把政治理想或政治制度的形態看作是次要的﹐或者是從屬於
民族（或國家）利益的因素。隻要是基於國家或民族的利益﹐哪怕是獨裁專制或是無道
昏君﹐也不能背離這種忠誠。這種界定明顯是帶有貶低意味的﹐相應地﹐這些學者很自
然地認為民族主義一般總是為君主、專制或獨裁政權所提倡或宣揚。
一些學者猶以自由主義大師伯林為代表﹐提出了“兩種民族主義”的理論﹐即進攻
性民族主義、非進攻性民族主義。（3）基於一種歸屬感和同自由相平衡的認識﹐非進攻
性民族主義關注文化的自決﹐強調民族的歸屬情結和民主精神﹐（4）赫爾德把此稱為“
文化民族主義”﹔而進攻性民族主義在狂熱捍衛自身文化的同時﹐對其他文化則輕視、
拒斥、壓制﹐甚至欲先毀之而後快﹐它在思想上表現為種族主義、大民族主義沙文主義
、極端民族主義、宗教原教旨主義和文化帝國主義﹐在政治上則表現為德國納粹主義、
意大利法西斯主義、伊朗神權政治等。“在人文主義大師輩出的德國﹐誕生了人類歷史
上最富於進攻性的民族主義——納粹主義。在後共產主義的世界中﹐民族主義演變為不
同民族精神之間的流血戰爭。甚至在自由民主的國家裡﹐不同民族文化的沖突﹐也對個
人的自由造成了威脅。”（5）
也有一些學者認為民族主義基本上是一種理論簡單、力量強大的意識形態﹐“民族
主義與其說是一種政治學說﹐不如說是一種情緒﹐或者說是一種情緒化的意識形態”﹐
（6）它在理論的系統性上是薄弱的﹐因而最易為人們掌握。這種民族主義的理論核心是
承認並伸張每個民族的自決權﹐認為每個民族都有權組成一個獨立的國家。
在這裡﹐我從政治的角度把民族主義界定為民族國家的產生、發展及人民對該民族
國家的政治認同。實際上﹐這就包含著兩層涵義﹕第一個層面是客觀的制度層面﹐即民
族國家制度﹐這是民族主義的載體﹔第二個層面是主觀的心理層面﹐即民族成員的民族
意識、政治認同及愛國情緒。它表現為一種至高無上的忠誠﹐促使民族成員不惜為民族
國家的生存而獻身。當民族主義獲得載體﹐即民族國家形成後﹐第二個層面的民族意識
便上升為一種國家意識形態和價值體系。民族國家建立一種民族主義的價值體系﹐意在
培養民族成員的民族自我意識、態度和行為取向﹐以推進和保衛民族利益為已任。所以
﹐民族國家制度下的民族主義帶有強烈的政治色彩。
民族主義的第一層面與第二層面即民族國家制度與人民的民族國家認同感是相互關
聯的。人民對民族國家的認同及程度是同民族國家的形成過程密切相關的。不同的民族
國家有著不同的形成過程﹐自然﹐人們對其的認同感也不盡相同。由於中國與西方國家
近代社會發展進程是不同的﹐因此﹐民族主義的發展也呈現出不同的政治景觀。
二、近代西方民族主義的形成與發展
簡單地說﹐西方民族主義（即民族國家）形成與發展過程是兩種主權即民族主權和人民
主權的互動過程。（7）
民族主義有著深厚的歷史淵源﹐但作為一種催發民族國家誕生的政治力量﹐民族主義卻
是近代的產物。這裡尤其要提的是法國大革命。在法國大革命之前﹐就存在民族問題﹐
但法國革命把一種全新的因素引入民族問題﹐從而使各種民族因素得以重新結構、分配
、組合﹐構建成一種全新的主義﹐這一新因素就是民主因素。在民主因素成為民族主義
的一大要素之後﹐民族主義就不再像以前那樣是少數政治精英的專利了﹐而成為千千萬
萬普通人民的事。從此﹐民族主義與人民主權不再分離。也就是說﹐在民族國家形成過
程中﹐人民從一個被動的政治角色轉變為積極的主動參與者。
從這一角度來說﹐民族主義同自由主義是同一的。作為一種政治觀念﹐民族主義為
兩種自由提供了原動力﹐一個是集體自由（民族自由）﹐一個是個人自由。個人自由是
民族自由的先決條件﹐而民族自由僅僅是個人自由在國際舞台上的集體表達而已。原本
用來保障和支持個人自由的政治與法律被應用到民族問題之上。人民的意志可決定該由
誰來統治他們及其如何來統治。一個民族應該屬於哪個國家的統治也是這一決策的一部
分﹐所以民族自決原則的實現就是民族主義和民主政治的實現。
民主國家可以擺脫另一個民族國家的統治而得以獨立﹐這一思想發端於16、17世紀
。當時國家面臨著兩個主要敵人﹐一是封建秩序﹐二是帝國體制。兩者分別自下而上和
自上而下地阻礙著近代民族國家的形成。這兩種制度在王朝和宗教戰爭中不堪一擊﹐証
明了它們在組織上的無效性。在封建和帝國體制解體後﹐隨之興起的是地域國家﹐其政
治形式表現為王朝主權﹐君主掌握著國家最高的世俗權力。這樣﹐王朝國家更有能力保
衛其所控制的領土﹐提供國內秩序﹐防范外來的侵略。這種能力是王朝國家實行統治的
道德與合法性的基礎。（8）16世紀和布丹和18世紀的萊布尼茲對君主專制合法性的論述
無疑提供了最好的佐証。
但不久﹐君主王朝政體也暴露出了弱點。到18世紀未﹐君主王朝已經沒有能力再保
衛自己的民族國家了。在歐洲﹐一些國王為了自身的私利﹐勾結外國力量來反對自己的
國家。國王的一已私利已凌駕於民族利益之上。代表和伸張民族大眾整體利益的民族主
義不可避免地誕生了。民族開始自覺地起來保衛和維護自己的利益。
法國大革命後﹐民族主義成為一種革命性的意識形態﹐並迅速走上國際、國內政治
舞台。就國內政治而言﹐人民主權意味著君主專制、貴族政體等傳統國家統治主體失去
了統治合法性。民族主義強調的是國內公民一律平等﹐有權利參與國家的政治過程﹐而
不能被排斥在國家的政治過程之外。無論哪一個階級或政治階層都無法代表整個民族來
組織和管理國家政治。這時的“民族”概念近似於“政治主體”和“民主”的概念。民
族主義強調所有公民都有權利參與國家政治過程﹐即國家的權力基礎是人民。這當然是
一種理想﹐把理想轉變為一種政治現實﹐或者說把政治理想外化為一種政治制度﹐經歷
了一個極其復雜的政治過程。民族國家通過這一過程﹐把民族主義體現在民主的制度之
中。這一過程也就是人民主權原則制度化的過程。
實際上﹐人民主權原則制度化的過程就是人民進入國家政治生活的過程﹐是各種政
治力量角逐的過程。首先是資產階級。資產者利用自己的經濟權力利用不同的路徑（或
改革﹐如英國﹔或革命﹐如法國）取得了分享政治權利的勝利並最終成為權力的主體。
其次是工人階級。資產階級的崛起也造就了一個工人階級。與資產者利用經濟權力參與
政治不同﹐工人階級參與政治的基礎是其組織和人數。最終﹐普選實現﹐工人階級成功
地進入了國家政治過程。從形式上看﹐工人階級進入政治是人民主權“平民化”的過程
﹐（9）而實質卻是人民權力與民族權力的一次聯結和融合。
民族主義發端可追溯到宗教改革﹐在英國清教革命和美國獨立戰爭中得到發展。於
法國大革命爆發後進入高潮﹐持續約為一個半世紀﹐其間又可分為兩個階段。（10）
在18世紀未到19世紀中期的第一階段﹐民族主義主要表現為一種愛國主義。歐洲聯
盟的幹涉使“自由、平等、博愛”成為法蘭西愛國主義的旗幟﹐在其他歐陸國家引起巨
大的反響。隨後這種愛國主義演變為拿破侖帝國主義﹐使歐洲民族主義進一步高漲。其
思想代表如德國的費希特、意大利的馬志尼等﹐均頌揚本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描繪民
族復興的前景﹐同時也表現出一定程度的民族優越感。但總的來說﹐要求民族獨立的愛
國主義是這個時期的主流﹐並對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運動產生了深遠影響
。
在19世紀後期到20世紀40年代的第二個階段﹐西歐和北美的民族獨立基本實現﹐民
族主義的主要表現形式漸漸轉為沙文主義和帝國主義。其思想代表如德國的特萊奇克、
法國的巴雷斯、意大利的墨索裡尼等﹐大多吹噓本民族的文化優勢﹐隨意貶低其他民族
﹐並主張依靠戰爭向外擴張。德國納粹黨的民族主義最為極端﹐已同瘋狂的種族主義熔
為一體﹐追求日耳曼人對世界其他種族或民族的主宰和奴役。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西方民族主義迅速衰落。總結這段歷史斷面的發展﹐我們
不難看出﹐民族主義一旦超出愛國主義的合法性范圍而走向極端﹐便可能成為破壞性的
沙文主義和帝國主義。70年代後﹐世界政治經濟圖式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資金和技術
、商品和勞務、人員和思想文化跨國界流動達到了驚人的程度。經濟國際化和企業網絡
化﹐已成為許多國家生活中難以回避的現實問題﹐對近代發展而來的民族主義也提出了
深刻的挑戰。（11）到了80年代﹐由於受經濟因素、意識形態以及宗教情緒的誘發與催
化﹐民族主義又走上了復蘇的道路﹐或者更確切地說﹐“民族主義不是在復活﹐它根本
就不曾死。種族偏見也不曾死。這些都是當今世界上取強勢的運動。”（12）尤其到80
年代未﹐強大的蘇聯和東歐在更為強大的民族主義浪潮沖擊下風雨飄搖﹐再一次証明了
民族主義的強力與韌性。伯林曾描述這種特殊情境下的民族主義﹐他稱之為“受了傷的
民族精神”﹐這種民族精神就像被彎下了的樹枝﹐因為是用強力硬壓下的﹐一旦放開就
會猛然反彈。“東歐和蘇聯﹐現在就像一個裂開的大傷口。”（13）
三、近代民族主義在中國的發展及與民主主義的關系
在傳統中國中﹐人們強調的是基於共同的歷史傳統、共同的信仰之上的文化主義﹐
它與基於現代民族國家概念之上的民族主義是兩個根本不同的概念。中國傳統文化自秦
漢以來就包含著一種政治上的民族優越感和忠誠感。但中國人的基本認同感是針對中國
文化的﹐中國人沒有獨立的國家認同感和忠誠感﹐不能把文化和民族區分開來。就是說
﹐中國人把最高的忠誠感給予了文化而不是國家。對中國人來說﹐沒有任何理由去放棄
或改變自己的文化來強化國家忠誠感。
中國之所以形成這樣一種文化主義﹐這與赫爾德的“文化民族主義”（14）較近﹐
主要有以下兩個因素﹕其一﹐文化主義包含有這樣一種信念﹐即中國是惟一真正的文明
﹐其文化的優越性是無疑的。其他民族可能會在軍事上比中國強﹐構成對中國的威脅﹐
但它們不是中國真正的競爭者。除非它們接受中國的文化﹐否則它們就無法長期統治中
國。中國人沒有民族主義的概念是因為一直沒有遇到任何競爭者或挑戰者﹐也就是說沒
有外來的壓力。其二﹐統治者必須受儒家教育﹐並根據儒家原則來治理國家。因此﹐大
一統的儒家思想具有普遍性。因為統治者的合法性取決於教育﹐其他民族如果接受了中
國文化的主體﹐即儒家精神﹐也可以合法地統治中國。政治家們的忠誠是對儒家文化而
發的﹐而非針對某一特定的政體或民族。這種文化主義也反映在中國人的國際政治觀上
。它不承認國家的平等性。文化主義強調的是中國文化的優越性﹐而非物質財富方面的
進步性。到了近代﹐中國人才意識到中國文化不能應對西方人的物質進步﹐於是﹐放棄
了文化主義而轉向了民族主義。
西方國家侵入中國後﹐中國的知識分子開始接觸到西方世界。他們很快發現中國人
的文化主義與西方民族主義之間的差異。在20世紀初﹐樑啟超就指出﹐中國人有深厚的
文化主義﹐但無歐洲人的民族主義﹐中國人視中國為世界而非國家。樑漱溟從另外一個
角度說明了文化主義與民族主義的區別﹐他認為傳統中國政府的特征是統而不治﹐基本
上不履行現代國家的功能。
西方國家入侵所帶來的後果之一就是迫使中國人開始接受西方民族主義。但這是一個復
雜的過程。我們已經論述﹐在西方社會﹐現代民族國家是民族主義與人民主權兩種主權
互動的過程。民主是國家現代化的前提條件﹐沒有民主就很難說會有現代民族國家。但
是民族主義在中國傳播過程中﹐由於歷史條件與社會因素的變化﹐兩種主權之間的關系
也發生了變化。具體表現為﹕兩種主權被分離開來﹐民族主權漸漸佔據最主要地位﹐而
人民主權變成國家主權﹐民主主義變成了國家主義。一個強有力的國家而非民主成為了
中國現代化的條件。
這種轉型是不以人的意識為轉移的﹐也不是某些個人的自由選擇﹐而是決定於當時中國
國家建立與發展所處的社會大環境﹐即處於民族國家中的後發展國家的地位。當中國人
開始探求民族國家建立之路時﹐中國已經淪落為一個半殖民地國家。因此﹐首要任務是
要爭取民族主權。沒有民族主權和國家主權﹐國家建設就無從談起。其次﹐在爭取到民
族主權以後﹐如何進行民族國家建設則是中國政治精英所面臨的問題。而中國人認同的
是文化而不是民族。就是說﹐即使在爭取到民族主權以後﹐還要用政治方法來建立一個
政治民族國家。換句話說﹐“從傳統文化主義到現代民族主義的轉變是一個政治過程﹐
這個政治過程產生了中國近代以來的國家主義。”（15）
中國對民族主義的追求最主要的特征是對主權的追求。“主權”意味著國家的獨立、自
主﹐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平等﹐它是國家現代性的首要象征。這個概念一進入中國的主
流話語﹐就對中國社會產生了巨大的沖擊。從孫中山、蔣介石到毛澤東的政治精英﹐盡
管他們有不同的政治理想﹐對建立一個什麼樣的民族國家及其組織民族國家的方法有著
不同的設計和方略﹐但他們對這個民族國家應該是個獨立的主權國家卻保持高度的一致
性。
中國的政治精英們對民族主義的追求具有共性﹐但對如何建立一個新的政治民族國家卻
有著不同的認同和策略。西方民族主義不僅影響著中國人的民族主權觀念﹐而且也影響
著他們的人民主權觀。由於當時的國際環境不容許用自由主義的方法來建設民族國家﹐
所以他們又都訴諸於國家主義。
民族主義的最終表現形式是國家的政治體制制度。中國人對制度形式的西方民族主義的
認識有個復雜的過程。首先認識到的是西方的軍事制度﹐然後才認識其政治組織的重要
性。從19世紀60年代的自強運動﹐到中日戰爭的失敗﹐政治精英們從歷史的波折中認識
到政治制度以及加強國家和人民之間聯系的重要性。因此他們一方面認為中國如果想趕
上西方國家﹐必須有一個強有力的國家﹔另一方面﹐也強調國家強大的基礎在於人民。
王韜認為要把兩者結合需要有制度性的改革﹐而且必須用政治的方法才能做到。康有為
在強調皇帝的權力的重要性的同時﹐也認為皇帝的權力基礎需要革新。
五四運動時期﹐很多中國人意識到政治改革已不足以使中國強大﹐社會革命和經濟革命
已是必要的﹐於是各種革命性的主義紛紛出爐。改革之路已經不可能﹐而革命在很多方
面是與國家建設相矛盾的﹐因為在革命的含義上﹐拯救國家意味著首先要摧毀國家。五
四時期出現的種種主義﹐包括無政府主義、聯邦主義等都因為不能給民族國家的建設提
供操作性的方案而漸漸消失。隻為國民黨和共產黨初生的民族主義存在下來﹐並日益成
熟和制度化﹐最終為國家建設提供了有效的組織構架。
孫中山、蔣介石和毛澤東都強調用民族主義來拯救中國。他們的第一努力就是激發中國
人的民族主義情緒。而所謂現代民族國家意味著國民把民族感情依附於國家之上。就是
說﹐民族主義情感必須有制度化作為依托﹐或者說民族主義必須制度化。而要國民產生
國家認同感或者忠誠感﹐首先就必須創造出一個國家﹐隻有作為一種組織的國家才能把
民族主義制度化。這樣﹐如何組織中國民族主義是從孫中山到毛澤東的中國政治精英人
物所面臨的最重要的政治課題。孫中山最初強調較多的是人民權力﹐後又轉向了民族國
家和組織方面﹐並基於此的考慮﹐在1920年提出建國的三大方略﹐即軍政、訓政、憲政
三個時期﹐後又受蘇聯影響﹐認為改造國家的內容很廣泛﹐不限於政府﹐而建立一個新
型的政府則是首要任務。他主張建立黨﹐以黨改造國家。這是全新的思想﹐把這一思想
應用於民族主義﹐含義極其明顯﹐就是說﹐中國首要的任務是要組織各種政治力量﹐或
把政治力量制度化﹐然後再去改造﹐甚至重建新的民族國家。這樣﹐組織和黨成了孫中
山建設中國民族國家的最有力的武器。
中國共產黨也致力於以黨治國。從國家結構來說﹐國共兩黨並沒有多大區別﹐但國民黨
最終被共產黨所取代﹐主要是因為國共兩黨使用民族主義的方法和策略不同。國民黨使
用的是精英策略。蔣介石依靠的是地方精英﹐而非民眾。相反﹐中國共產黨的力量是在
中國的邊緣地帶成長起來的﹐多數地方精英已經為國民黨政權所吸收﹐共產黨能動員的
資源主要是人民大眾﹐這就使得中國共產黨走上了一條自下而上的民族主義建國道路。
（16）正如惠特尼所指出的﹐更重要是的國民黨沒有能夠發展出為普通人民所能夠理解
和接受的國家思想。就是說﹐國民黨的思想是針對各階層精英人物的﹐而非普通人民大
眾的。作為一個統治黨﹐國民黨隻強調權力的集中性﹐不容許來自下面的政治參與。再
者﹐國民黨政府因為走的是以城市為中心的建設道路﹐缺乏有效的工具把其國家建設思
想傳達到中國社會的最基層。和國民黨不同﹐共產黨通過幹部下鄉等方法成功地把國家
建設思想傳達給了人民。
從以上對中國近代民族主義發展過程的討論中可以看出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互動的復雜
性。民主主義本來就是民族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在西方政治發展過程中﹐隻是當民主
思想和民族主義結合在一起的時候﹐後者才獲得了巨大的政治力量。因為在西方民族國
家發展過程中具有一個相對和平的國際環境﹐民主政治和民族國家的建設相對說來一直
在平衡發展。在民主成為民族國家建設的重要原則以後﹐西方國家間的沖突和戰爭反而
促進和強化了民主原則﹐因為統治者必須通過民主的原則來動員民間資源。
中國則不同。因為面臨惡劣的國際環境﹐政治精英所面臨的重要問題是民族的生存﹐國
家的力量就變得重要起來。沒有國家的力量﹐民族存在就會受到威脅。不僅如此﹐因為
傳統中國社會盛行的是文化主義﹐人民認同的是文化。這個因素更強化了政治精英的權
力角色﹐他們不僅要為民族主權而鬥爭﹐而且要創造一個民族國家﹐創造人民的國家認
同感。在這個過程中﹐國家的力量超越了人民的力量。所以我們說﹐人民的主權的位置
被國家主權所取代﹐就是說﹐集體的權力超越了人民個體的政治權力。因為隻有在國家
的組織下﹐人民個體的力量才能聚集成為集體的力量﹐隻有集體的力量﹐才能求得民族
的生存權。由於人民是由國家來組織的﹐國家自然高居於社會之上。
這樣﹐人民主權就自然而然地演變成國家主義﹐人民主權居於次要地位。但很顯然﹐把
人民主權（或民主）和民族主義對立起來的觀點忽視了兩者之間關系的復雜性。在西方
﹐民族國家是人民主權的外化﹐而在中國無法用人民主權的原則來創造一個新的民族國
家。所以﹐如果說西方民族國家和民主政治的發展是統一的過程﹐在中國它們兩者的發
展就有個時間上先後的問題。就是說﹐先用政治方法建立一個民族國家﹐再來調整國家
和人民主權的關系。至於﹐國家是如何改革自身來體現人民主權則是另外一個需要討論
的問題。
四、民族主義的出路
民族主義是當今世界的一種重要的政治思潮﹐它必然對其他社會發展趨勢如民主浪潮、
社會發展、公民社會等產生或多或少的影響﹐從而。那麼民族主義的出路究竟在哪裡呢
﹖我覺得首先應該把民族主義與相關的問題做以考察。
民族主義對當今世界發展中國家的影響尤為引人關注﹐因為民族主義在發展中國家的現
代化過程中具有著中心的地位。它首先意味著﹐這些發展中國家應該有權利按照自己的
意願、傳統和生活方式自由發展。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民族主義對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
過程有著正面的作用。因為﹐這時民族主義所要求的是國家的獨立、經濟的自治、本國
生活方式的維系﹐這就是一個國家的真正解放﹐贏得了解放的發展中國家不必再效仿別
的國家或模式了。但不可回避的是民族主義是具有二重性的。當民族主義強調和捍衛一
個國家的文化、宗教或語言上的和諧時﹐它也應該接納外部的多樣化和多元化﹐接納一
個國家內的多元化的思想文化、多樣化的生活方式、多樣化的語言等。（17）作為一個
文化統一體的國家﹐應當允許其某些國民有權作出選擇﹐允許他們不支持那種理想化的
文化統一理念﹐而保留自己的看法。
民族主義不必然會成為一種對民主化的抵制力量。這個觀點的論証實際上取決於一個民
族國家中民族意識是如何被詮釋的。民族是由一致讚同團結、而不讚成分離的社會成員
構成的﹔而所謂的國家﹐則來源於在同一歷史背景下、同一生活環境中的社會成員對共
同利益的認知。如果這樣來理解國家和民族﹐那麼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成員應該能分享共
同的政治原則。從這個意義上講﹐民族意識和同屬於一個共同的國家的認知﹐應該是支
持民主政治的。因為﹐民族意識可以成為使社會成員團結一致的精神源泉。實施民主政
治的基礎是社會成員的團結一致﹐如果一個國家的公民缺乏團結一致的意識﹐民主政治
是無法運作的。沒有社會成員的團結一致﹐一個政府也許仍然可以運作﹐但是民主政治
肯定會運轉不良。
根植於地區性文化的民族主義是一種對人權、自由、民主和正義等政治價值觀的全球化
趨勢的自衛型反應﹐這是一種可以理解的反應﹐但絕不是一種最好的回應。而最恰當的
反應應該是在每一種文化傳統的范圍內重新詮釋人權、自由、民主和正義等政治價值觀
。比如﹐可以按照中國文化的理解﹐來重新詮釋自由的含義﹐並設法在中國的歷史記憶
中找到關於自由的某些論述。發展中國家尤其要注意的是﹐不能一味地把西方的價值觀
引進到本國的文化中﹐或把西方政治準則強行介入自己的傳統之上﹐而是要從自己的文
化傳統的角度﹐重新創造出或重新詮釋自由、人權等這種理念。當然在人類社會中﹐也
有一些起碼的價值觀和權利﹐是不需要在各自的政治言語中重新解釋的﹐是應該在任何
社會都被保障和尊重的。例如﹐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就是如此。
對於當今的世界與各國的社會現狀而言﹐民族主義不是有與無的問題﹐而是一個多與少
的問題。同樣在中國﹐民族主義的出路不是要不要民族主義的問題﹐而不是要多少民族
主義和要什麼樣的民族主義的問題。
在當代﹐可取的民族主義應該是溫和的、開放的、理性的、尊重個人自決權的民族主義
。伯林曾把這種民族主義稱之為“自由的民族主義”﹐它的理論根基是自由理念和價值
多元論。它對其他觀念價值是開放的﹐並通過相互補充來提供行為準則﹐對內它也接受
多元的價值和文化﹐它在自由民主和法治的制度架構內發揮作用﹐因而不致變成盲目的
排外主義。民主國家的民族主義不易走極端﹐就是因為民族主義情緒的表達受到了法治
的限制。民族主義被賦予的重要功能就是提供民族凝聚力。（18）但這種凝聚力往往以
遊離於兩個極端的形式存在﹐要麼微乎其微﹐要麼過於強大﹐以致在社會中集聚成專橫
的權力﹐甚至動員人們作出愚蠢的舉動。因而﹐在如何利用民族主義來獲得凝聚力時﹐
應非常慎重。
總之﹐在政治、經濟和文化日益開放的今天﹐一族一國和閉關的政策不僅不可能﹐而且
對國家和民族利益有害。而要想發揮民族主義的作用﹐就必須在承認其客觀存在的同時
﹐用民主法治的制度和自由、權利、正義等價值和對外界的全面開放來約束民族主義。
我們承認在實現民族利益方面﹐最有效的政治手段是自由民主、憲政法治﹔經濟手段是
自由市場經濟﹔文化手段是尊重多元與寬容異端。但我們也不應忽視民族主義對當今社
會的潛在的影響和作用﹐我們應該就是尋找民族主義與當今現實的結合點﹐使其為我們
的社會發展提供能量與資源。這是一個值得我們去思考的問題。
【龐金友﹐天津師范大學政治文化研究所博士研究生。電話﹕022-23541426﹐23533627
。通信地址﹕（300073）天津師范大學政法學院97#。E-mial﹕pjy76@163.net。】
引文注釋
1、 程笑﹕《愛國主義、民族主義及現代化——維羅裡教授訪談錄》﹐《
公共理性與現代學術》﹐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北京﹐2000年5月版﹐第176頁
2、 商戈令﹕《讀維羅裡＜關於愛國﹕論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公
共理性與現代學術》﹐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北京﹐2000年5月版﹐第195頁
3、 顧昕﹕《伯林與自由民族主義思想》﹐《直接民主與間接民主》（公
共論叢）﹐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北京﹐1998年11月﹐第237頁
4、 安東尼－吉登斯﹕《民族－國家與暴力》﹐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
店﹐北京﹐1998年5月﹐第141頁
5、 顧昕﹕《伯林與自由民族主義思想》﹐《直接民主與間接民主》（公
共論叢）﹐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北京﹐1998年11月﹐第237頁
6、 劉軍寧﹕《共和、民主、憲政——自由主義思想研究》﹐上海三聯書
店﹐上海﹐2000年1月﹐第251頁
7、 為了分析的方便﹐我在這裡忽略了近代民族國家誕生前的構成民族主
義的種種要素﹐因為本文的目的並不是論述民族主義本身。
8、 鄭永年﹕《中國民族和自由主義研究》﹐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北京﹐2000年5月版﹐第209頁
9、 關於人民主權的“平民化”問題這裡不能加以詳細闡述﹐但這不等於
這不是一個重要的問題。
10、 徐大同主編﹕《西方政治思想史辭典》﹐天津人民出版社﹐天津﹐1997
年3月版﹐第125頁
11、 張謙﹕《民族國家、全球網絡與經濟民族主義》﹐《經濟民主與經濟自
由》（公共論叢）﹐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北京﹐1997年6月﹐第262頁
12、 《民族精神再興﹕論民族主義之善與惡——與伯林對談》﹐《直接民主
與間接民主》（公共論叢）﹐第213頁
13、 同上文﹐第215頁
14、 相應的論述參見顧昕﹕《伯林與自由民族主義思想》﹐《直接民主與間
接民主》（公共論叢）﹐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北京﹐1998年11月﹐第237頁
15、 鄭永年﹕《中國民族和自由主義研究》﹐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北京﹐2000年5月版﹐第21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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