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十記》（1）

錢其琛同志的外交工作回憶錄。

從上世紀80年代始到新世紀初﹐這20多年的中國外交﹐確實經歷了嚴峻的考驗﹐走過了不
平常的道路。錢其琛同志作為參與者﹐將自己親身經歷的一些事件﹐平實白描地寫下來﹐
不求面面俱到﹐隻求真實準確﹐非史非論﹐故稱之為《外交十記》。本報今起選編其中部
分章節﹐以饗廣大讀者。

1982年5月﹐我出任外交部副部長﹐開始主管蘇聯、東歐事務。

當時﹐中蘇兩國正處於嚴重的對抗局面﹕蘇聯在蒙古人民共和國和漫長的中蘇邊界線上陳
兵百萬﹔70年代末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又出兵入侵阿富汗。這對我國的國家安全形成了
直接威脅的態勢。

俗話說﹐“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如果不計歷史舊賬﹐自20世紀50年代末至80年代末
的30年間﹐中蘇兩國經歷了三個“十年”﹕1959～1969年可以說是十年論戰﹔1969～197
9
年是十年對抗﹔1979～1989年是十年談判。這期間﹐既有冷戰又發生過熱戰。

但就在1982年初﹐出現了一些微妙的跡象﹐中蘇關系開始醞釀某種變化。

事情要從那年的3月24日說起。

那天﹐蘇聯領導人勃列日涅夫來到蘇聯的中亞地區﹐在烏茲別克共和國首府塔什幹發表了
長篇講話﹐其中﹐雖然仍充滿了對中國的攻擊﹐但明確承認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強調了
中國對台灣的主權﹐並表示願意改善對華關系﹐建議雙方磋商﹐采取一些兩國都可以接受
的措施﹐以改善中蘇關系。

鄧小平同志馬上注意到勃列日涅夫塔什幹講話所傳遞的信息。當時﹐中美之間有關美國售
台武器問題的會談取得了進展﹐“8‧17”公報───即中美之間三個公報中的第三個公
報
───即將簽署。中美兩國關系的新框架可以說基本確立﹐著手改善中蘇關系的時機正在
成熟。

我們當時的分析是﹐由於蘇聯入侵阿富汗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在全球范圍內與美國的爭奪
日趨緊張﹐蘇聯已感到力不從心﹐不得不實行戰略調整﹐而緩解對華關系正是其中的一個
重大步驟。這在客觀上為我們調整對蘇聯政策提供了機會。

小平同志打電話到外交部﹐指示立即對勃列日涅夫的講話做出反應。那時﹐外交部還沒有
正式的新聞發布會制度。我仍在新聞司司長的任上﹐正在考慮設立新聞發言人﹐此事便成
了立刻建立發言人制度的契機。

外交部的第一次新聞發布會是一次沒有座位的新聞發布會。那是3月26日﹐地點在當時外
交
部主樓門廳處。當時沒有專門進行新聞發布的場地﹐七八十位中外記者受邀出席﹐大家就
站在我周圍。當時擔任翻譯的是現任外長李肇星。

作為外交部首位新聞發言人﹐我發布了一個隻有三句話的簡短聲明﹕

“我們注意到了3月24日蘇聯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幹發表的關於中蘇關系的講話。我們
堅
決拒絕講話中對中國的攻擊。在中蘇兩國關系和國際事務中﹐我們重視的是蘇聯的實際行
動。”

聲明念完後﹐沒有提問﹐也不回答問題。第一次新聞發布會就結束了。

這個沒有先例的新聞發布會和三句話的簡短聲明﹐立即引起了在京的中外記者的極大關注
。

出席發布會的蘇聯記者當場豎起大拇指﹐對我說﹕“奧慶哈拉索﹗”（很好﹗）他顯然聽
出了聲明中不同尋常的意思。

三句話中﹐重要的是兩個詞﹐一個是“注意”﹐一個是“重視”。實際上﹐就是“聽其言
﹐觀其行”之意。其言可聽﹐自然是說﹐你講的話中間﹐有合理的成分。以前﹐中國對蘇
聯所說的一切﹐隻有全面批判﹐哪裡會聽﹐更說不上“觀其行”了。現在要“觀其行”﹐
是要對方拿出實際行動來。

這簡短的聲明﹐第二天發表在《人民日報》頭版的中間位置﹐表明消息雖短但很重要。聲
明在國際上也立即引起了廣泛注意。西方五大通訊社和其他外國媒體紛紛報道﹐並發表評
論。有外電指出﹐這一謹慎而含蓄的聲明﹐預示著對抗了30多年的中蘇關系﹐有可能發生
變化﹐並使世界局勢為之改觀。

這是我以外交部新聞發言人的身份﹐主持的第一次新聞發布會﹐也是最後一次。外交部的
新聞發布會從此成了慣例﹐每周舉行。不過﹐不再是站著舉行了﹐而是移到了國際俱樂部
﹐記者可以坐下來了。後來﹐外交部建了新樓﹐有了專門的新聞發布廳。

《外交十記》(2)

1982年盛夏的一天﹐小平同志邀集幾位中央領導同志和外交部主要領導到他家開會﹐研究
中蘇關系問題。陳雲、李先念等老同志在場﹐我作為外交部主管蘇聯、東歐事務的副部長
也列席參加了。

小平同志提出﹐要采取一個大的行動﹐向蘇聯傳遞信息﹐爭取中蘇關系有一個大的改善﹐
但中蘇關系的改善必須是有原則的﹐條件是蘇聯得做點事情才行。這就提出了要蘇聯主動
解決“三大障礙”﹐即從中蘇邊境地區和蒙古人民共和國撤軍﹔從阿富汗撤軍﹔勸說越南
從柬埔寨撤軍。

大家一致同意小平同志的意見。

中蘇兩國長期論戰﹐一直在爭論誰對誰錯﹐我們說蘇聯是修正主義﹐蘇聯說我們是“教條
主義”﹐雙方的調門越來越高。這次﹐小平同志提出的中蘇關系改善的條件﹐卻將現實問
題的解決置於首位﹐重點由意識形態的爭論轉向了國家利益的考慮﹐顯示出日後中國外交
政策調整的趨向。

陳雲同志提出了采取什麼方式傳遞信息的問題。信息的傳遞﹐既要引起對方的注意﹐又要
不引起外界猜疑。如果召見使館人員或派人前去訪問﹐恐怕過於正式﹐而當時中蘇之間又
沒有什麼其他的接觸渠道。

小平同志提議﹐為了不引起外界的無端猜測﹐可由外交部蘇歐司司長以視察使館工作名義
前往莫斯科﹐並同時前往波蘭華沙。當然﹐第一站莫斯科是此行的主要目的地。8月10日
﹐
蘇歐司司長於洪亮啟程赴莫斯科。在他啟程前﹐我們根據小平同志指示﹐起草了一份說帖
。

蘇方對我們蘇歐司司長突然出現在莫斯科﹐並要求在使館面見蘇聯外交部副部長的行動﹐
給予了特別的重視。蘇聯外交部副部長伊利切夫應邀來到我國駐蘇使館﹐第一遠東司司長
賈丕才特地中斷休假﹐從莫斯科郊區別墅急忙趕回﹐陪同前來。

會面時﹐於洪亮同志向對方口述了長達1000多字的說帖全文﹐一段段地背出來﹐幾乎一字
不差。

在說帖中﹐中方指出﹐中蘇兩國關系不正常狀況已經存在多年﹐中蘇兩國人民都不願意看
到這種狀況繼續存在下去。現在是為改善中蘇關系做一些事情的時候了。當然﹐問題不可
能在一個早上就解決﹐但中方認為﹐隻要中蘇雙方都有改善關系的誠意﹐完全可以通過協
商﹐逐步實現公正合理的解決。中方建議先從蘇聯勸說越南從柬埔寨撤軍做起﹐也可以從
解決影響兩國關系的其他問題﹐如減少中蘇邊境地區武裝力量做起。與此同時﹐雙方還應
考慮找到一個有關各方都能接受的解決辦法﹐來解決蘇聯從蒙古人民共和國撤軍的問題。
中方也希望在阿富汗問題上能找到合理的解決辦法。總之﹐隻要雙方站得高﹐看得遠﹐有
使兩大鄰國恢復睦鄰關系的誠意﹐從解決一兩個重要問題入手﹐就可以為兩國關系打開一
個新局面。至於交換意見的形式﹐雙方可以協商。

伊利切夫眯著眼睛仔細聽著。他資格很老﹐赫魯曉夫時期曾任蘇共中央書記﹐當過蘇共中
央宣傳部部長和《消息報》、《真理報》主編﹐長期主管意識形態工作。赫魯曉夫下台後
﹐他退出中央領導位置﹐就任外交部副部長。他為人穩健﹐處事謹慎﹐說話時字斟句酌﹐
給人的印象是過於嚴謹而稍欠靈活。聽了我方的說帖後﹐他做出的回應仍是慣常的外交辭
令。他說﹐你的想法﹐不管是從內容上﹐還是從主動的方式上﹐都不可能不引起注意。同
時﹐又做出了老一套的表態﹐好像並未完全覺察出中方信息的真實含義。倒是當時在座的
中國通賈丕才比較敏感﹐捕捉到了說帖中的新東西﹐表示這件事可能起到某種積極的推動
作用﹐並說﹐這樣重大的問題不是我們這些人所能解決的﹐要報告政治局和最高領導。這
次會見以後﹐於洪亮即轉赴華沙﹐以此向外界表明此行不是專程來莫斯科的﹐同時也給蘇
方考慮和準備回答的時間。

8月18日﹐當於洪亮重返莫斯科再次會見伊利切夫時﹐伊利切夫談話的態度有所變化﹐口
氣
也緩和多了﹐稱已將中方的想法報告了中央﹐蘇方將做出正式答復。

8月20日﹐蘇聯第一副外長馬爾采夫約見我駐蘇使館臨時代辦馬敘生﹐交來一份作為正式
答
復的備忘錄﹐表示蘇方願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任何級別上同中方討論蘇中雙邊關系問
題﹐以便“消除關系正常化的障礙”。

蘇方也提出了“消除障礙”﹐這與中方的提法是相吻合的。


《外交十記》（3）

磋商開始

1982年10月﹐中央委任我為中國政府特使﹐參加中蘇政治磋商。對我來說﹐這是一次重要
而又極富挑戰性的使命。蘇聯政府特使﹐也是我的談判對手﹐就是那位伊利切夫。作為主
管非洲事務的蘇聯外交部副部長﹐伊利切夫從未主管過中國事務﹐但卻同喬冠華、韓念龍
、余湛、王幼平四位中國副外長先後進行過長達十年的中蘇邊界和中蘇國家關系談判﹐被
蘇聯外交界視為談判高手。

第一輪磋商於1982年10月5日開始在北京舉行。我們一開始就對磋商做了長期較量的思想
準
備。遵照小平同志關於同蘇聯打交道彎轉得不要太急﹐不要急於求成﹐太急了會為蘇所用
的指示和十二大報告所闡明的對蘇原則立場和政策﹐我們擬定了此次磋商的方針﹐即立足
戰略全局﹐堅持原則立場﹐著重提出要求蘇聯認真做些事﹐停止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促
使越南從柬埔寨撤軍。同時﹐在策略上﹐舉起改善兩國關系和維護中蘇兩國人民友誼的旗
幟﹐以保持磋商的渠道。

第一輪磋商進行了半個月﹐從5日開始到21日結束﹐共舉行了六次會議。談判中﹐我抓住
消
除“三大障礙”問題不放﹐指出實現兩國關系正常化的根本途徑在於雙方共同努力﹐紮紮
實實做一些事情﹐以消除妨礙發展兩國關系的嚴重障礙。障礙消除了﹐通向正常化的道路
就暢通了。沿著這條道路前進﹐就可望逐步恢復兩國之間的睦鄰友好。

伊利切夫則反復重申改善兩國關系的願望﹐但對我們所提出的“三大障礙”﹐則盡力回避
﹐拼命反駁。蘇方的論點也主要有三個﹕一是指責中方為磋商設置“先決條件”﹔二是提
出中蘇關系正常化﹐應當“不損害第三國利益”﹔三是宣稱蘇方“從不威脅中國”。他一
再建議共同制定蘇中關系基礎文件﹐先就促進經貿、科技、文化等各個領域關系的改善和
發展達成協議。

針對伊利切夫把中方提出消除障礙稱之為是“先決條件”﹐我指出不存在什麼先決條件。
我們提出來希望討論的某些問題﹐不是先決條件。如果事先確定哪些問題可以提出討論﹐
而另外一些問題不能討論﹐這在客觀上等於設置了先決條件。在磋商過程中﹐對所有問題
進行無拘束的討論﹐正是沒有先決條件的表現。

針對蘇方所主張的“不損害第三國利益的正常化”﹐我告訴伊利切夫﹐中方提出來討論的
一些問題不是有損而是有利於蘇方所說的第三國利益﹐同時也有利於改善我們同這些國家
的關系。蘇聯特使在第一次發言中提到﹐中國和蘇聯是兩個大國﹐中蘇兩國的關系會影響
到亞洲和世界的局勢。那麼﹐在磋商中是會涉及第三國的。問題在於﹐是有損於這些國家
的利益﹐不利於改善同這些國家的關系﹐還是有利於這些國家的利益﹐有利於改善同這些
國家的關系呢﹖我進一步指出﹐隻講改善中蘇關系不應損害第三國顯然是不全面的﹐作為
一個原則﹐我們主張不損害所有第三國利益。

對於蘇方宣稱從不威脅中國﹐我指出﹐蘇聯在中蘇邊境、在我們共同的鄰國蒙古人民共和
國和阿富汗駐紮大量軍隊﹐把那麼多用現代化武器裝備起來的軍隊擺在我們面前﹐我們當
然感到了實實在在的威脅和嚴重不安。

整個磋商過程中﹐雙方針鋒相對﹐唇槍舌劍﹐氣氛有時很激烈﹐雙方都是事先準備好稿子
﹐相互批駁。伊利切夫由於長期主管意識形態工作﹐自己還是哲學博士﹐當時正在編哲學
辭典﹐發起言來﹐不但態度強硬﹐而且很有理論色彩﹐喜歡長篇大論﹐咬文嚼字﹐繞來繞
去﹐但教條而空洞﹐令人不勝其煩。後來﹐他曾專門送給我一本他編寫的哲學辭典﹐顯示
出他的理論功底。當然﹐中方對他也毫不客氣﹐常常高調回應﹐將蘇方的主張稱之為“水
中月”、“鏡中花”﹐強調不解決“三大障礙”而想改善中蘇關系﹐那完全是痴心妄想。


磋商期間﹐除了正式談判外﹐還有許多遊覽參觀活動﹐雙方可以非正式地交換意見。在外
交鬥爭中﹐有些話必須在正式場合說﹐有些話卻可以在下面說。正式場合講的正式的話﹐
未必重要﹔而非正式場合講的非正式的話﹐未必不重要。另外﹐正式場合吵夠了﹐在下面
可以稍稍客氣一些﹐有些信息﹐雖不入記錄﹐卻可更直接地傳遞給對方。


《外交十記》（4）

打持久戰

為了給緊張的磋商創造一點寬鬆的氣氛﹐我特意邀請伊利切夫及其隨行人員一同遊覽密雲
水庫﹐到那裡呼吸新鮮空氣﹐賞景嘗鮮﹐並增加雙方的交談和接觸。伊利切夫說他以前去
過那裡﹐隻吃過魚﹐但沒在那兒釣魚。看來﹐他心存疑慮﹐有點擔心怕我們引他上鉤。但
他感謝我的邀請﹐說這樣可以給他時間考慮考慮磋商中的問題﹐以便答復我們。

遊覽水庫那天﹐秋高氣爽﹐風和日麗﹐觀千頃碧波﹐看鳶飛魚躍﹐令人心曠神怡。在品茗
賞景之時﹐我對伊利切夫說﹐希望蘇方能正確理解我方的意見﹐中方發言中有新東西。比
如﹐在減少中蘇邊境地區的武裝力量問題上是雙方承擔義務。在蘇聯從蒙古撤軍問題上﹐
我們提出應找到各方都能接受的解決辦法。我們隻是要求蘇聯促使越南從柬埔寨撤軍﹐並
不涉及蘇聯與越南之間的雙邊關系。蘇聯支持越南侵佔柬埔寨﹐不僅使印支地區局勢緊張
﹐而且也給蘇聯造成沉重負擔。解決這個問題對蘇聯、對越南都隻有好處而無損害。

伊利切夫斂容細聽﹐顯然聽懂了我的話﹐知道了我方在“三大障礙”問題上的原則立場和
解決這些問題的可能途徑。但他毫不鬆口﹐隻是重申了蘇方對“三大障礙”問題的一貫立
場。盡管如此﹐他仍不放心﹐怕這裡有什麼“圈套”﹐一再聲明“今天是非正式交談”﹐
建議今後磋商中“雙方都不要引用此次談話內容”。

中蘇兩國政府特使第一輪政治磋商是一場互相摸底的前哨戰﹐雙方可以說是爭吵不休﹐翻
來覆去﹐各說各的﹐沒有大的進展。但這次磋商啟動了兩國關系正常化的進程﹐標志著不
對話狀態的結束﹐預示著兩國關系將由長期緊張轉向長期對話。

中蘇第二輪政治磋商於1983年3月在莫斯科舉行。在會談中﹐雙方在探尋兩國關系正常化
問
題上依舊各說各的﹐在實質問題上沒有找到任何共同語言。

在這次磋商期間﹐我與蘇聯外長葛羅米柯的會見和交鋒頗具意味。葛羅米柯擔任蘇聯外長
達27年之久﹐從斯大林到契爾年科﹐歷經五代蘇聯領導人﹐人稱“不倒翁”。他有著一副
西方人所說的“撲克牌面孔”﹐就連聽人說話時也面無表情。他十分矜持﹐但又十分好鬥
﹐似乎隨時準備跟人進行一場外交角鬥﹐也被西方記者形容為是一位“說‘不’的先生”
。

會見時﹐他竟接過我方反霸和消除威脅的主張﹐令人驚奇地聲稱﹐此點可成為兩國實現關
系正常化的重要基礎。接著﹐他大罵了一通美國人﹐說美國人不可信﹐又說美國要對蘇聯
進行十字軍遠征﹐裡根總統要從地球上鏟除社會主義﹐並以教師爺的口吻說﹐中國完全可
以從美國推行的消滅社會主義的政策中﹐推導出應該同蘇聯還是同美國建立何種關系的結
論。

當時﹐他年事已高﹐有點倚老賣老﹐我對他的這番議論做了簡單明確的回應。我說﹕“談
到國際上的緊張局勢﹐這是客觀存在。我想在這種形勢下改善中蘇關系不僅符合中蘇兩國
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亞洲、世界和平的利益。至於談到美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同美
國進行過長時期的較量﹐我們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有資格講話﹐知道如何同美國打交道。”
葛羅米柯一時語塞﹐顯得有點尷尬。

此後﹐中蘇兩國政府特使政治磋商每年兩次﹐分別在北京和莫斯科輪流舉行。這是一場馬
拉鬆式談判﹐是韌性和毅力的較量。我們始終堅持隻有排除障礙才能實現中蘇關系正常化
的原則立場﹐用擺事實、講道理的方式駁斥蘇方一成不變的論點﹐破除蘇方的幻想﹐力促
蘇聯在消除障礙問題上有所作為。但直到1986年4月在莫斯科結束第八輪政治磋商﹐雙方
仍
沒在“三大障礙”問題上取得任何實質性進展。不過﹐磋商得以繼續下去﹐保持了一個溝
通的渠道﹐客觀上對中蘇雙邊關系起著推動作用。

回想起來﹐磋商沒有取得具體進展﹐也有其他原因。在此期間﹐蘇聯國運不昌﹐幾乎每一
兩年就要死一位領導人﹐三位領導人勃列日涅夫（1982年11月10日）、安德羅波夫（198
4
年2月9日）、契爾年科（1985年3月10日）相繼病逝。

 《外交十記》（5）

據說﹐勃列日涅夫到了晚年﹐每天隻能工作一個小時﹐打打電話﹐無法正常視事。接任的
安德羅波夫﹐人聰明而精幹﹐當過蘇聯駐匈牙利大使﹐知道外部世界的情況﹐想有所作為
。他痛感蘇聯政府官僚主義泛濫﹐人人愛喝酒﹐而不認真做事﹐認為喝酒誤國﹐下令禁酒
﹐把酒廠改為果汁廠﹐並四處嚴查酗酒。但不喝酒不符合蘇聯的“國情”﹐難以實行。他
重病纏身﹐隻當政一年多。契爾年科上台﹐不想﹐他病得更重﹐身體更壞﹐執政的時間更
短﹐做不了任何事。

病夫治國﹐其主三易﹐對外難有作為﹐自然一時無力解決中蘇關系正常化這樣重大的問題
。

有意思的是﹐中蘇兩國的接觸卻因三次蘇聯領導人的葬禮而提高了級別。

當勃列日涅夫去世的消息傳來後﹐小平同志立即指示派黃華外長作為政府特使赴莫斯科參
加葬禮。黃華啟程以後﹐小平同志又指示﹐要發表一個簡明的談話﹐對勃列日涅夫既不要
簡單批一頓﹐也不能光說好話。按照小平同志的意思﹐胡喬木同志起草了談話稿。談話回
顧了中蘇關系的演變過程﹐指出中蘇關系從50年代後期就逐漸惡化﹐60年代末以後﹐這種
惡化達到了嚴重的地步。60年代末以後正是勃列日涅夫執政時期。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勃
列日涅夫對中蘇關系嚴重惡化是負有責任的﹐但考慮到這次活動是吊唁﹐就沒有點名。同
時﹐對他不久前關於改善兩國關系的講話表示讚賞﹐這是寄希望於蘇聯新領導做出新的努
力﹐促使中蘇關系得到改善。

這一次﹐黃華外長見到了蘇聯新領導人安德羅波夫。但安德羅波夫雖然繼續勃列日涅夫開
始的改善兩國關系的勢頭﹐但還未下決心采取重大步驟。

隨後兩年內﹐我先後陪同萬裡副總理和李鵬副總理赴蘇聯參加了安德羅波夫、契爾年科的
葬禮。中方利用高層接觸機會再次做出努力﹐在談話中﹐對蘇聯建設社會主義事業予以評
價和支持﹐推動蘇方在實現中蘇關系正常化方面拿出實際行動。

在正式的各輪磋商中﹐中蘇雙方就像聾子對話﹐完全對不上。雖是相互扯皮﹐達不成任何
共識﹐但扯皮也有扯皮的意義。首先是雙方對各自的立場和觀點有了更充分的了解﹔其次
﹐是扯皮本身使得雙方關系沒有更緊張下去。

總之﹐不斷扯皮比互不往來要好。扯皮多了﹐交往也就慢慢多了起來。那時﹐有人形容兩
國關系是一個使館、一架飛機、一列火車。說的是兩國關系隻剩下這些聯系﹐雖保持外交
關系﹐而且天上通航﹐地上通車﹐但來往很少。有時﹐從蘇聯回國﹐整個航班和列車車廂
裡都是空空盪盪的﹐看不見幾個人。隨著中蘇政治磋商的持續進行﹐兩國的經貿增加了﹐
在其他方面交往也增多了﹐開始交換留學生﹐組團互訪。

這中間﹐1984年底﹐中國人民的老朋友、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阿爾希波夫應姚依林副
總理的邀請對我國進行正式訪問。20世紀50年代﹐阿爾希波夫擔任蘇聯援華專家組組長﹐
為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建設做出了貢獻。他對華友好﹐在兩國關系惡化年代﹐也從未說過
中國一句壞話。中方給了阿爾希波夫很高的禮遇﹐鄧小平予以接見﹐陳雲、彭真和薄一波
等同他一起工作過的老朋友都會見了他。故友重逢﹐相見甚歡。

阿爾希波夫訪華期間﹐我全程陪同他參觀了燕山石化公司、武漢鋼鐵公司、武漢長江大橋
和深圳特區等地。我不時提起蘇聯援建的一些項目﹐還向他介紹深圳特區取得驚人發展的
歷史。阿爾希波夫對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就和飛速的發展﹐印象極為深刻﹐不時由衷地讚嘆
﹐同時也流露出對當時蘇聯社會現狀的失望和不滿。

訪華期間﹐雙方簽署了《中蘇經濟技術合作協定》和《中蘇成立經濟、貿易、科技合作委
員會協定》﹐使兩國中斷多年的經濟和科技合作得以恢復。

1985年7月﹐我陪同姚依林副總理回訪蘇聯。姚副總理同阿爾希波夫舉行會談﹐雙方在發
展
經貿合作方面談得很順利﹐簽署了《中蘇關於1986～1990年交換貨物和付款協定》等文件
﹐中蘇貿易額則從1984年的26﹒5億瑞士法郎增加到1985年的46億。

《外交十記》（6）

如何從中蘇關系正常化談判的僵局裡走出來呢﹖中方堅持消除“三大障礙”﹐而蘇聯的三
位領導人均避重就輕﹐企圖繞過“三大障礙”﹐通過發展經貿合作﹐增加相互往來﹐實現
所謂兩國關系正常化。戈爾巴喬夫上台初期﹐也無意在克服“三大障礙”問題上向前邁步
。

1985年10月9日﹐小平同志在會見訪華的羅馬尼亞領導人齊奧塞斯庫時指出﹐解決中蘇關
系
正常化問題、消除“三大障礙”﹐首先應從越南從柬埔寨撤軍這件事做起。隻要這個問題
解決了﹐其他問題都好解決。為推動中蘇關系取得突破﹐小平同志首次提出中蘇舉行高級
會晤的設想。小平同志請齊奧塞斯庫帶口信給戈爾巴喬夫﹕如果蘇聯同我們達成諒解﹐讓
越南從柬埔寨撤軍﹐而且能辦到的話﹐他願同戈爾巴喬夫會見。小平同志說﹐他出國訪問
的歷史使命雖已完成﹐但為這個問題﹐他可以破例。

1985年11月6日﹐蘇方答復說口信收到了。23日﹐蘇方表示﹐蘇中舉行最高級會晤和恢復
黨
的關系的時機已經成熟﹐建議兩國最高領導在蘇聯遠東地區或中國境內舉行會晤﹐討論蘇
中關系正常化問題。1986年7月28日﹐戈爾巴喬夫在蘇聯遠東城市海參崴發表長篇講話﹐
表
示蘇聯願在任何時間、任何級別上同中國十分認真地討論建立睦鄰關系的“進一步措施”
。他宣布﹐當年年底前從阿富汗撤出蘇軍六個團﹐蘇聯全部撤軍則取決於外部幹涉是否繼
續下去﹐並透露蘇聯正同蒙古研究撤出“相當數量”的蘇軍問題﹐還表示願同中國討論削
減中蘇邊境地區的陸軍。同時﹐他也談到了柬埔寨問題﹐聲稱越柬問題的解決取決於中越
關系正常化﹐是中越雙方的事﹐蘇聯隻能希望中越恢復對話。

值得注意的是﹐他同意按主航道中心線劃分阿穆爾河（黑龍江）邊界線走向﹐希望不久的
將來﹐邊界成為和平友好的邊界。同戈爾巴喬夫上台後的歷次講話相比﹐這次講話顯示蘇
方立場有了重要變化。在“三大障礙”問題上﹐這次沒有重彈老調﹐不再回避從阿富汗、
蒙古和邊境地區撤軍問題﹐有所鬆動。在越柬問題上﹐語氣也比較平和。

由於歷史原因﹐中蘇兩國邊界在黑龍江（阿穆爾河）一段﹐在清朝時﹐隻是簡單地以江為
界﹐沒有嚴格劃定。蘇聯一直站在當年沙俄蠻橫的立場上﹐聲稱中國的邊界應當劃在界江
界河的我方沿岸一線。這樣一來﹐江中的島嶼自然就劃歸了蘇聯﹐而黑龍江和烏蘇裡江成
了蘇聯的內河。我方當然不會答應。中國主張﹐按國際法準則及國際實踐﹐應當以界江的
主航道中心線為兩國國界。1969年﹐中蘇兩國的珍寶島流血沖突﹐蓋源於此。戈爾巴喬夫
的表態不能說不是一個積極的姿態。

中央決定抓住這一時機﹐采取相應對策﹐對戈爾巴喬夫的講話表示了審慎歡迎的態度﹐但
在“三大障礙”問題上不鬆口﹐同時做出積極姿態﹐接過以主航道中心線為界的提法﹐同
意恢復邊界談判。

為此﹐8月13日﹐吳學謙外長約見蘇聯駐華使館臨時代辦費多托夫﹐做了如下表態﹕戈爾
巴
喬夫總書記7月28日海參崴講話中對中國和就中蘇關系所表述的意見﹐我們予以認真的評
價
和重視。中方注意到其中有些過去沒有說過的話﹐對此我們表示歡迎。蘇聯方面清楚地知
道中國方面關於消除“三大障礙”以實現兩國關系正常化的原則立場和具體主張﹐而戈爾
巴喬夫這篇講話與消除“三大障礙”距離尚遠﹐特別是沒有提到越南從柬埔寨撤軍問題﹐
我們是不滿意的。越南從柬埔寨撤軍﹐公正合理地解決柬埔寨問題是中國方面最感關切的
問題﹐也是去年鄧小平同志通過齊奧塞斯庫傳話的核心。中方真誠地希望早日實現中蘇關
系正常化﹐希望蘇方認真考慮中方的意見。對戈爾巴喬夫總書記宣布中蘇東段邊界以界江
主航道中心線為界﹐中方表示歡迎。據此﹐中方認為﹐在適當時候恢復中蘇邊界談判是適
宜的。

1986年9月2日﹐小平同志在接受美國記者華萊士電視采訪時﹐又一次談到了中蘇關系﹐強
調指出讓越南從柬埔寨撤軍問題是改善中蘇關系的關鍵﹐並說﹐如果戈爾巴喬夫在越柬問
題上走出紮紮實實的一步﹐消除了這個障礙﹐他願意破例地到蘇聯的任何地方去同他見面
。我們在9月7日正式對外發表了這一談話﹐把中方的立場公布於世﹐實際上是對戈爾巴喬
夫在海參崴的講話做出了公開的答復。

《外交十記》（7）

為了推動蘇聯在戈爾巴喬夫海參崴講話基礎上向前邁步﹐我們一連做了幾件事情﹕邀請蘇
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計委主席塔雷津訪華﹐恢復了中蘇邊界談判﹔在其後舉行的第十
二輪的中蘇政治磋商中重點就越柬問題談判。

塔雷津是在1986年9月訪華的。訪問期間﹐雙方探討了蘇聯向我們政府貸款﹐在廣西合作
建
設鋁廠、擴建本溪鋼鐵生產、修建新疆鐵路﹔還探討了合資辦廠﹐補償貿易和來料加工、
擴大邊境貿易、增加供應傳統貨物等一系列推進兩國經貿合作的問題。塔雷津還探詢我們
對戈爾巴喬夫海參崴講話的進一步態度。中國領導人則表示﹐戈爾巴喬夫的講話有些值得
歡迎的方面﹐但明確指出他在中國最為關切的越柬問題上沒有新意﹐敦促蘇方在這一事關
中蘇關系正常化的關鍵問題上盡早做出政治決斷。

根據中方關於恢復邊界談判的建議﹐中蘇外長1986年9月在紐約會見時達成協議﹐兩國邊
界
談判於1987年2月在莫斯科舉行。我出任中方代表團團長﹐蘇方代表團團長是副外長羅高
壽
。此前中蘇於1964年2月至7月和1969年10月至1978年6月先後舉行過兩次邊界談判。第一
次
談判中﹐雙方交換了地圖﹐就東段邊界走向口頭上達成了一些共識﹐但沒簽署任何正式協
議﹐會談等於沒有取得結果。當年10月﹐赫魯曉夫下台後﹐邊界會談未再恢復。第二次邊
界談判持續了九年﹐雙方在討論維持邊界現狀協定草案時一直圍繞爭議地區問題激烈較量
。1979年蘇聯入侵阿富汗﹐致使第二次邊界談判中斷。如今﹐第三次邊界談判開始﹐戈爾
巴喬夫的海參崴講話﹐公開宣布以界江主航道中心線作為蘇中東段邊界﹐接受了中方的立
場﹐使談判有了基礎﹐得以在比較好的氣氛中進行。

我主持了1987年2月和8月的兩輪會議﹐此後的會談是由田曾佩副外長主持的。在中蘇舉行
高級會晤前﹐雙方就東段邊界走向大部分達成了原則協議。至於復雜的西段邊界﹐雙方就
劃界原則取得了一致意見﹐並同意成立專家工作組具體討論西段邊界走向問題和成立聯合
攝影小組進行共同航攝﹐等等。第三次中蘇邊界談判的進展有助於緩和兩國邊境對峙形勢
﹐成為促進中蘇關系正常化的組成部分。

戈爾巴喬夫海參崴講話後﹐中蘇於1986年10月舉行第九輪政治磋商﹐直到中蘇高級會晤前
夕﹐兩國一共進行了多達12輪的政治磋商。我一直主持到第十一輪。1988年4月我就任外
長
﹐中蘇邊界談判代表團團長及中方政府特使改由副外長田曾佩擔任。在最後四輪磋商中﹐
蘇方在阻礙兩國關系正常化的關鍵問題上逐漸表現靈活﹐不再回避討論柬埔寨問題﹐但稱
這個問題隻能政治解決﹐後來又承認越南從柬埔寨撤軍是個重要因素。蘇方雖不承諾將促
越南從柬埔寨撤軍﹐卻表示將做出力所能及的努力促進柬埔寨問題的解決進程。由此可以
看出﹐蘇聯在有意進行戰略收縮並做出從阿富汗撤軍決定後﹐基於自身需要﹐也想早日解
決柬埔寨問題﹐態度變得較前積極。

在第十二輪磋商中﹐蘇方提出願就柬埔寨問題同中方進行專門討論並達成諒解。根據當時
形勢﹐為推動蘇聯對越南進一步施加影響﹐我們決定接過蘇方的建議。1988年8月27日至
9
月1日﹐田曾佩副外長與蘇聯副外長羅高壽在北京專門就柬埔寨問題舉行工作會晤。最後
﹐
雙方達成了一定內部諒解﹐找到了一些共同點和相近之處﹐當然﹐分歧仍然存在。會晤表
明﹐蘇方在促越撤軍問題上立場有所鬆動。出於內政外交需要﹐蘇方確實希望早日卸掉柬
埔寨問題這個包袱﹐並借此推動中蘇關系的改善﹐實現高級會晤。

中蘇政治磋商結束後﹐我就不再和蘇聯特使伊利切夫打交道了﹐以後也沒機會再見到他。
後來聽說﹐他先是喪妻﹐惟一的兒子也先他而去。到了晚年﹐因身後無人﹐就將自己一生
收藏的許多書籍和油畫等﹐捐贈給了家鄉的博物館。他於1990年8月去世﹐我特地發去了
唁
電。

 《外交十記》(8)

1988年12月1日至3日﹐我作為外長﹐應蘇聯外長謝瓦爾德納澤的邀請﹐對蘇聯進行正式訪
問。這是自1957年之後30多年來中國外長第一次正式訪問蘇聯﹐主要任務是為中蘇首腦會
晤做準備。

此前﹐兩國外長也有一些接觸﹐但都是在紐約聯合國大會期間進行的會見。這次外長訪問
﹐從相隔時間之長和任務之艱巨來看﹐可以說是一次破冰之旅。

陪同我一起訪問蘇聯的﹐有當時外交部蘇歐司司長戴秉國、新聞司司長李肇星。我們乘坐
的中國民航班機﹐於12月1日中午抵達莫斯科﹐謝瓦爾德納澤外長到機場迎接﹐並陪同坐
車
去賓館。

我們一行十人﹐入住在列寧山上的柯西金街11號賓館。正值嚴冬﹐莫斯科大雪紛飛﹐寒風
刺骨。蘇方的接待是很周到的﹐但鑒於兩國關系的特殊和環境的復雜﹐我和代表團的主要
成員﹐不便在室內商議談判對策﹐清晨時﹐隻好冒著寒風﹐踏著厚厚的積雪﹐在賓館的庭
院裡不停地漫步。無法運籌於帷幄﹐隻能策劃在穹廬。

我抵達的次日﹐就去克裡姆林宮會見了蘇共中央總書記、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戈爾
巴喬夫。當時﹐他剛剛提出自己的“新思維”理論﹐給人以年輕有為的印象。也許因為有
了“新思維”﹐他特別愛說﹐話很多﹐會見進行了1小時40分鐘。戈爾巴喬夫主動表示﹐
對
過去發生的事情蘇聯也有過錯。在談及中蘇高級會晤時﹐他主動提出﹐考慮到各種情況﹐
他準備到北京去。我向他轉達了中國領導人歡迎他於1989年訪華的邀請﹐並表示﹐對於兩
國關系﹐中方主張著眼於未來﹐不糾纏歷史的舊賬﹐向前看﹐探討建立新的關系。

訪問期間﹐我同謝瓦爾德納澤外長舉行了三次會談﹐共約六個半小時。會談的重點是柬埔
寨問題。

關於柬埔寨問題﹐雙方肯定了1988年8月中蘇副外長工作會晤和9月兩國外長紐約會晤所取
得的某些一致意見﹐同時進一步闡述了各自主張。我著重指出﹐越南軍隊應在1989年6月
底
以前全部從柬埔寨撤出﹐中蘇在越南撤軍時間表問題上應有一致的主張並促其實現。同時
﹐在越南全部撤軍後﹐所有外國（包括越南）都應停止對柬埔寨各派的軍事援助﹐不支持
任何一方打內戰。關於柬埔寨內部問題﹐我沒有深談﹐隻簡要重申了中方關於建立以西哈
努克為首的四方聯合政府﹐凍結、削減以至解散各方軍隊﹐派遣國際維和部隊﹐實行嚴格
國際監督和國際保証等主張。蘇方表示希望盡早解決柬埔寨問題﹐越南應盡早全部撤軍﹐
但認為﹐越南撤軍、國際監督機制和國際保証的建立﹐同不恢復柬埔寨過去的政策、實現
柬埔寨內部各派之間以及印支與東盟各國之間的繼續對話﹐應是平行的進程﹐主張柬埔寨
各方達成政治解決協議後﹐所有國家應立即停止對柬埔寨任何一方的軍援。

蘇方不願明確承諾的是促越南撤軍的期限﹐稱蘇聯“無法對越南發號施令”﹐但蘇方轉達
了越方同我們直接討論時間表問題的願望﹐希望中越直接對話﹐以加快政治解決進程。看
到雙方的意見在接近﹐我們提出﹐可將越南自柬埔寨撤軍的時間表﹐確定為1989年6月底
到
12月底之間。雙方就此達成了協議。

最終的結果是﹐中蘇兩國外長指派的工作小組經過反復磋商﹐雙方就柬埔寨問題以《共同
記錄》方式達成內部諒解﹐並經我和謝瓦爾德納澤確認。其核心內容是﹕中蘇雙方主張盡
早公正合理地政治解決柬埔寨問題﹐雙方希望越南軍隊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例如在198
9
年下半年﹐至遲在1989年底之前﹐從柬埔寨全部撤出﹔中蘇雙方表示願意做出自己的貢獻
﹐以促使上述目標的實現。

我和謝瓦爾德納澤還討論了關於蘇聯在蒙古駐軍、兩國邊境地區駐軍裁減、邊界談判等問
題﹐也取得了一些進展。

1989年2月2日﹐蘇聯外長謝瓦爾德納澤對中國進行回訪﹐目的是為高級會晤做準備。我同
他舉行了兩次會談﹐重點仍然是討論柬埔寨問題。我接過蘇方的建議﹐同意在已經達成的
兩次《共同記錄》的基礎上繼續討論﹐並就柬埔寨問題公開發表一項聲明﹐概述中蘇在政
治解決柬埔寨問題上的一致主張。這個聲明及舉行高級會晤的時間將作為一攬子協議共同
發表。

 《外交十記》（9）

在雙方商定戈爾巴喬夫訪華日期後﹐蘇方突然耍起了手腕﹐出爾反爾﹐表示不願意發表雙
方已經達成的協議﹐而隻宣布戈爾巴喬夫訪華日期。2月3日﹐謝瓦爾德納澤抵達上海。第
二天﹐小平同志將接見他。深夜﹐蘇方態度變得強硬起來﹐不同意發表關於柬埔寨問題的
共同聲明。

面對蘇方的要挾﹐我們立即反擊。4日清晨我們通知蘇方﹐鑒於雙方分歧較大﹐同意暫不
發
表關於柬埔寨問題的共同聲明﹐但同時也先不公布雙方商定的5月中旬舉行高級會晤的日
期
。

在小平同志會見謝瓦爾德納澤前﹐我向他匯報了蘇方在柬埔寨問題上立場後退的情況﹐並
建議關於中蘇高級會晤的日期也暫不公布﹐由雙方繼續商談。小平同志表示﹐“中蘇高級
會晤的日期不能變﹐但是我今天不說訪問日期﹐這由你們去談。”

會見時﹐謝瓦爾德納澤一上來就向小平同志表示﹐“戈爾巴喬夫建議5月15日至18日訪華
﹐
昨天我同錢其琛外長談了這個問題”。他的用意顯然是先請小平同志確認高級會晤的日期
﹐使之成為既定事實﹐從而繞開柬埔寨問題﹐再壓中方讓步。

小平同志馬上做出反應﹐說﹐“你們兩位外長的談話還未結束﹐希望你們繼續工作﹐日期
由你們商定﹐我聽你們指揮。”

接著﹐小平同志在談話中再次強調了早日解決柬埔寨問題的重要性。

謝瓦爾德納澤眼見自己的打算未能實現﹐隻好表示柬埔寨問題還是可以繼續討論。

4日中午﹐在返京的飛機上﹐兩國副外長再次進行了商討﹐但仍相持不下。謝瓦爾德納澤
原
定到達機場後立即轉飛巴基斯坦﹐但到達北京後﹐就直奔蘇聯使館﹐離京的時間一推再推
。我采取在機場守候的辦法﹐堅持要求雙方達成協議後同時發表共同聲明和戈爾巴喬夫訪
華日期。一直等到了天黑﹐謝瓦爾德納澤到了機場﹐我們在候機室裡進行了最後一次會晤
。我表示﹐你的訪問是成功的﹐雙方的會談﹐以及同中方領導人的會見﹐都有成果﹐但說
話做事不應出爾反爾﹐要知道﹐我們兩國關系還沒正常化呢﹗發表共同聲明﹐是蘇方提出
來的建議﹐我們同意了﹐雙方的工作小組也做了大量工作。出現目前這種情況﹐出乎我們
的意料。這件事本來是謝瓦爾德納澤做了手腳﹐現在﹐他見事情無法收拾﹐就趕緊做出埋
怨羅高壽副外長不會辦事的樣子﹐同時又向我訴苦﹐說蘇方在涉及柬埔寨問題上確有難處
﹐事情復雜。見我不為所動﹐最後﹐他不得不同意留下兩位司長﹐繼續同中方商談﹐自己
先乘飛機離去了。

次日﹐雙方工作小組連夜工作﹐達成協議。2月6日﹐雙方同時發表了有關柬埔寨問題的聲
明和戈爾巴喬夫的訪華日期。那天正好是那年農歷的正月初一。

五年後﹐我應邀到格魯吉亞訪問﹐在那裡又見到了謝瓦爾德納澤。此時﹐他已是格魯吉亞
共和國的總統了。我受到了高規格的禮遇﹐他親自舉行歡迎宴會﹐並到機場送行﹐比當年
在莫斯科時熱情多了。

1989年5月15日至18日﹐蘇共中央總書記、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戈爾巴喬夫如期對
中
國進行了正式訪問。

40多年來﹐中蘇兩國關系﹐見証了幾代人的努力﹐經受了火與血的考驗﹐充滿了坎坷曲折
和戲劇性的變化。我1954年第一次到蘇聯時﹐還是一個26歲的青年﹐前後在蘇聯度過了近
十年的外交生涯﹔又作為特使﹐參加了長達七年、有著許多不眠之夜的中蘇政治磋商。今
天﹐終於迎來了兩國人民期待已久的重要時刻───中蘇高級會晤﹐心情不能不格外激動
。

中蘇領導人的會晤﹐是舉世矚目的重大事件。對此次戈爾巴喬夫來訪的接待禮儀﹐小平同
志要求在安排上講究適度﹐見面時“隻握手﹐不擁抱”───這言簡意賅的六個字﹐表達
的不僅僅是簡單的禮儀問題﹐而是準確地概括了當時中蘇關系的性質﹐形象地勾勒出兩國
未來關系的定位。

至於雙方會晤的主題﹐小平同志提出了思想深邃、語言明晰的八個字﹕“結束過去﹐開辟
未來”。

 《外交十記》(10)

戈爾巴喬夫打算像晚輩同長輩談話那樣同鄧小平會談

1989年5月16日上午10時至12時30分﹐小平同志在人民大會堂的東大廳同戈爾巴喬夫舉行
了
歷史性的會晤。

記得那天小平同志精神矍鑠﹐情緒極好。他的記憶力驚人﹐談話不用稿子﹐但條理清晰﹐
用語簡潔準確。他先從兩個方面回顧了歷史﹕一是近百年來中國在列強壓迫下遭受的損失
﹐二是近幾十年來對中國最大的威脅來自何方。小平同志總結了幾十年風風雨雨的中蘇關
系﹐強調主要是蘇聯把中國擺錯了位置﹐真正的實質問題是不平等。又說﹐雖然如此﹐中
方從未忘記﹐蘇聯在新中國建立的初期曾幫助中國奠定工業基礎。至於意識形態爭論的那
些問題﹐小平同志說﹐他是那場爭論的當事人﹐回過頭來看﹐雙方講的都是空話。那些爭
論﹐我們也不相信自己是全對的。講到這裡﹐他特別強調﹐講這些過去的事﹐目的是為了
前進。不是要求再和蘇方進行辯論了。這些歷史賬講了﹐問題就一風吹了﹐重點是放在未
來。

戈爾巴喬夫表示﹐關於俄國、蘇聯與中國關系是如何形成的﹐有些東西蘇方有自己的看法
和評價﹐但在不太久遠的過去﹐蘇中關系的有些方面﹐蘇聯是有一定的過錯和責任的﹐並
讚同過去的問題就講到此為止。

當時戈爾巴喬夫的表態是比較得體的﹐他顯然也是有備而來的。前蘇聯駐華大使特羅揚諾
夫斯基在其名為《跨越時空》的回憶錄中寫道﹐戈爾巴喬夫曾對其陪同人員說﹐他打算像
晚輩同長輩談話那樣去同鄧小平會談。作為歷史人物﹐戈爾巴喬夫的功過﹐自有後人去評
價﹐但他的北京之行所完成的重大歷史使命﹐在中蘇關系史上﹐應當被濃墨重彩地記上一
筆。

所謂開辟未來﹐是指兩國關系正常化後建立一個什麼樣的國家間關系﹐明確今後兩國新型
關系的具體內涵和應當遵循的準則。小平同志深刻總結了國際共運的歷史教訓﹐強調無論
是結盟還是對抗﹐都是不成功的﹐中蘇關系還是要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基礎。戈爾巴喬
夫在記者招待會上表示﹐他和鄧小平等中國領導人都認為﹐“蘇中高級會晤標志著兩國關
系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兩國關系將建立在國與國之間交往的普遍原則以及和平共處的原則
基礎之上。我們的出發點是﹐蘇中關系正常化不針對第三國﹐不損害第三國利益﹐它同當
今世界的發展趨勢有機地結為一體”。

高級會晤結束時發表的聯合公報正式確認了兩國最高領導人一致確定的兩國國家關系準則
。這樣就形成了既不同於20世紀50年代的那種結盟﹐更不同於60年代和70年代的那種對抗
狀態﹐而是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國、睦鄰友好的正常國家關系。其後的歷史發展
表明﹐這種完全新型的國家關系不僅最符合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有利於維護世界的
和平與穩定。

通過這次高級會晤﹐中蘇兩大鄰國終於結束了幾十年來的不正常狀態﹐重新建立起正常的
國家關系。

如今回顧起來﹐當時把握住了歷史時機﹐實現了中蘇關系的正常化﹐意義十分重大。此後
﹐國際風雲變幻、東歐劇變﹐蘇聯解體﹐世界進入了一個動盪多變的非常時期。當年確立
的中蘇關系正常化的框架﹐成為了中俄迅速建立起超越意識形態的睦鄰友好關系的基礎﹐
進而發展為建設性伙伴關系﹐直至確立平等信任、面向21世紀的戰略協作伙伴關系。如果
當時錯過了有利時機﹐後來兩國關系的發展﹐可能會是另外一個樣子。

 《外交十記》（11）

初赴漢城

我第一次去漢城是1991年11月﹐參加在那裡舉行的亞太經濟合作組織第三屆部長級會議。
當時﹐我們剛剛完成加入這個組織的手續﹐是第一次出席會議。按照慣例﹐亞太經合組織
每年舉行一次全會﹐各成員代表團由外交、經貿雙部長率團﹐我和當時擔任外經貿部部長
的李嵐清一起率團赴漢城與會。

中國外長在漢城出現﹐這在當時是破天荒的事情。自1945年二戰結束以來﹐中國和韓國之
間就沒有任何官方往來﹐更不用提朝鮮戰爭期間的激烈對抗。盡管今天國內隨處可見韓國
遊客﹐中國公民也可以自由去漢城旅遊﹐但直到上世紀90年代初﹐對中國來說﹐韓國仍是
“禁區”﹐幾乎沒有多少人去過那裡。

11月12日﹐中國代表團乘坐的民航包機飛往漢城﹐在金浦機場降落。那時﹐中韓沒有外交
關系﹐更沒有航班飛機。我們的包機沒有在韓國停留﹐立即返回北京﹐等會議結束時﹐再
來接代表團回國。

我們在機場受到韓方的歡迎。韓方安排代表團從飛機上下來直接上汽車﹐陪同我們一起駛
往市區。原來﹐韓方考慮到中國外長第一次來韓國﹐擔心記者多了影響機場秩序﹐沒有讓
韓國和外國記者到機場采訪。

實際上﹐各國媒體記者當時就守候在中國代表團準備下榻的漢城最大的新羅飯店﹐嚴陣以
待﹐期待捕捉到任何意味著中韓關系可能突破的信息和跡象。

當我們到達新羅飯店時﹐剛進大堂﹐就被早已等在那裡的記者圍了一個水泄不通。燈光閃
爍﹐攝像機瞄準﹐長長短短的話筒一起伸過來﹐隻見攝影記者在搶鏡頭﹐電視記者在錄像
﹐文字記者七嘴八舌地提問題。記得﹐其中還有幾位台灣女記者﹐一個勁兒地高聲搶話。
記者們最關心的不是中國加入亞太經合組織問題﹐而是中韓關系是否會發生什麼變化。當
時﹐人聲嘈雜﹐亂成一片﹐既聽不清提問﹐也根本無法回答問題。我向記者們表示感謝﹐
對他們說﹐我們還會有機會見面﹐隨即在韓方人員的引導下﹐勉強擠進了電梯。不想﹐記
者們有辦法﹐一直追到我們住的樓層﹐堵在套間的門口﹐讓我們根本無法進出。看到這種
情況﹐韓方接待人員就把我們住的樓層封鎖了起來﹐由專職警衛日夜把守﹐維持秩序﹐以
防發生問題﹐同時也保証我們能正常出入。

這次亞太經濟合作組織部長級會議開得很順利﹐韓國外長李相玉和各成員外長﹐在會上次
第發言﹐都用準確的語言對三個新成員（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台北、香港）加入亞太經
合組織表示了歡迎。我在會上也發了言﹐感謝各成員的支持。我說﹐中華人民共和國、中
國台北和香港加入亞太經濟合作組織﹐是亞太經濟合作進程的重要發展。我還對韓國作為
東道主為實現這一安排所做出的努力表示讚賞。

在會議期間﹐韓方信守了承諾﹐包括總統歡迎宴會在內﹐都沒有安排在漢城的台灣“大使
”參加任何活動。

中國參加亞太經合組織是費了一番周折的。

成立亞太經合組織的構想﹐最初是澳大利亞總理霍克在1989年初訪問漢城時提出的﹐主要
目的是為了加強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同東亞地區的經濟聯系與合作。開
始﹐澳大利亞方面很希望中國給予支持﹐為此曾派特使專程訪華。然而﹐1989年北京政治
風波發生後﹐澳大利亞和美國等一些西方國家就改變了態度。中國沒有參加當年在澳大利
亞舉行的第一屆部長級會議和次年在新加坡召開的第二屆部長級會議。但是﹐亞太經濟合
作沒有中國參加是難以想象的。中國是一個大國﹐市場廣闊﹐和亞太地區有著廣泛的經濟
聯系﹐經濟又保持著高速、強勁、持續的增長。亞太經合組織的各成員都認識到﹐必須邀
請中國參加亞太經合組織。在其第二屆部長級會議上所通過的聯合聲明中﹐就有這樣一段
文字﹕

“部長們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和香港三個經濟體不論是就其現行經濟活動﹐還是就
其對本地區今後繁榮而言﹐均對亞太地區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這三個經濟體參加今後亞
太經合組織會議是合適的﹔部長們同意應繼續與三方進行磋商以便達成三方和亞太經合組
織現有成員均能同意的安排﹐使三方在漢城會議上盡早加入亞太經合組織。”

正在同中國商談復交的印尼﹐是亞太經合組織的成員﹐首先向我們通報了有關情況。隨後
﹐將擔任第三屆部長級會議東道主的韓國﹐開始派人與中國進行私下磋商。

 《外交十記》（12）

中國加入亞太經合組織之所以比較復雜﹐主要是要處理好台灣、香港地區同時加入的名稱
和地位問題。

亞太經合組織與聯合國等由主權國家參加的國際組織不同﹐其成員都稱為經濟體﹐是討論
經濟問題的論壇﹐開會時也不懸掛成員的國旗、國徽等標志﹐所以﹐香港和台灣地區可以
作為經濟體加入。

我們提出了解決這個問題的基本原則﹐即﹕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主權
國家的身份加入﹐台灣和香港作為地區經濟加入。

為了在漢城會議前解決中國加入的問題﹐韓國表現出了很高的熱情。當時韓國雖與台灣保
持著“外交關系”﹐但是它已經考慮到﹐在東亞今後的經濟發展和政治架構變化的前景下
﹐與中國建交有利於韓國。因此﹐利用東道主的便利條件﹐積極推動解決中國入會問題﹐
並以此帶動與中國的交往﹐就成為韓國政府外交政策的重要目標。

當時﹐韓國外交官員是不能來中國訪問的﹐但我們破例﹐讓韓國外交部次官補（即助理部
長）李時榮﹐以當年亞太經合組織高官會議主席的身份﹐多次來京與我們商談解決方案﹐
並通過他﹐將情況通報給其他成員征詢意見。李時榮還多次往返台灣和香港﹐與他們周旋
和磋商。

談判的過程十分艱巨。之所以如此﹐倒不是韓國方面和亞太經合組織成員在區別主權國家
和地區經濟的原則上有什麼不同意見﹐而主要是台灣方面從中作梗。

台灣方面堅持在亞太經合組織中享有“平等地位”。在稱謂上﹐堅持不同意使用我們最初
提出的“中國台灣（TAIWAN﹐CHINA）”名稱﹔不願接受其“外長”不得與會的安排﹐而
且
﹐還不願就這些問題與我們直接商談。這就使談判遇到了障礙﹐問題一時無法解決。

李時榮在三地穿梭、往返傳話﹐還要設計讓各方都能接受的妥協方案﹐其艱辛程序可想而
知。事情一直沒有進展﹐直到後來﹐據說李時榮向台灣發出了“如台灣方面拒不接受妥協
﹐將讓中華人民共和國和香港地區先加入”的最後通牒之後﹐台灣方面才表現出了“識時
務”的態度﹐不得已做出了讓步。

經過六輪談判﹐歷時九個多月﹐這才終於找到了我們認為合適、台灣和香港也能接受、其
他成員一致讚同的辦法。

1991年10月2日﹐中國外交部國際司司長秦華孫和韓國的李時榮在紐約簽署了關於三方同
時
加入亞太經合組織的諒解備忘錄﹐其中包含了我們堅持的基本原則﹐以及對台灣的稱謂和
參加活動的級別的明確規定。台灣要用“中國台北（CHINESETAIBEI）”的名稱﹐而且﹐
隻
能由主管經濟事務的部長與會﹐其“外交部長”或“外交部副部長”不得參加會議。

亞太經合組織與台灣和香港也簽署了內容相同的諒解備忘錄。當時我們還與韓方達成一項
協議﹐就是在漢城的台灣“大使”不能參加第三屆部長級會議的活動。這樣就為中國代表
團出席漢城部長級會議掃清了道路。

在我們到達漢城的當天下午﹐按照日程﹐盧泰愚總統在青瓦台集體會見各成員部長﹐我們
按時到達﹐登上又高又寬的數十級台階﹐進入了會見大廳。來賓按禮賓順序站好﹐這時﹐
總統府禮賓官私下告訴我﹐說總統請我在集體會見後留下來﹐他將單獨會見。

盧泰愚雖是軍人出身﹐但比較溫和﹐在與中國建交問題上態度相當堅決。他於1988年2月
就
任韓國總統﹐上任後﹐根據國際形勢和朝鮮半島形勢的變化﹐明確提出為了半島的和平與
穩定﹐要在他的任期內與中國、蘇聯和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建交﹐稱之為“北方政策”。


1988年10月﹐韓國成功地舉辦了漢城奧運會﹐擴大了它在國際上的影響﹐同時也通過接待
中國、蘇聯和東歐國家的體育代表團﹐鬆動了與這些國家的緊張關系。

1989年初﹐匈牙利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率先打破禁忌﹐與韓國建立了外交關系。到1990年
9月蘇聯與韓國建交時﹐絕大部分東歐國家都與韓國實現了邦交正常化。

盧泰愚雖也曾多方試探﹐想與中國改善關系﹐但一直進展不大。當時﹐他的任期隻剩下一
年多一點的時間了﹐因此﹐他比較著急﹐自然也就不會放過中國外長在漢城出席國際會議
這一絕好機會。

 《外交十記》（13）

會見盧泰愚

集體會見結束後﹐李相玉外長將我引到另一古色古香的會客廳﹐預先確定的陪同會見的人
員都已到達。盧泰愚總統身著藏青色的西裝﹐走進了會客室﹐與每人握手。

落座後﹐盧泰愚總統首先歡迎中國代表團來漢城﹐祝賀中國加入亞太經合組織。然後﹐便
單刀直入﹐談起兩國關系問題。他說﹐韓中一海之隔﹐自古有著悠久的交往﹐韓國的西海
岸與中國的山東半島東部之間﹐真是雞犬之聲相聞。隻是到了近代﹐韓中相互隔絕了幾十
年﹐令人感到遺憾和不自然。值得慶幸的是﹐近年來﹐兩國關系有了改善﹐1986年和198
8
年﹐中國體育代表團來漢城參加了亞運會和奧運會﹐此後﹐雙邊貿易交流也已開始﹐韓方
感到高興和滿意。韓國雖已與蘇聯和東歐國家建立了外交關系﹐但韓國與中國的關系應更
親密。為了朝鮮半島的和平與穩定﹐也為了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發展﹐韓國真誠地希望與中
國改善關系﹐並早日實現建交。

談話時﹐盧泰愚自始至終面帶微笑﹐風度儒雅。他特別提到山東半島是有原因的。他一直
認為自己是山東盧姓的後裔﹐後來到中國訪問時﹐還曾專門去山東尋根。

我感謝他的會見﹐讚揚韓方為亞太經合組織部長級會議所做的準備工作。接著﹐我說﹐從
歷史上看﹐中國和韓國有著悠久的交往歷史﹐從地理上看﹐中韓是近鄰﹐既然雞犬之聲相
聞﹐就不能老死不相往來。目前的不正常關系﹐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形成的。我們希望
朝鮮半島南北雙方和平共處﹐加強往來。中韓兩國間的貿易關系﹐近年來有了較大發展﹐
希望雙方共同努力﹐使其更好地發展下去。同時﹐也希望美國和日本與朝鮮改善關系。


話說到這裡﹐意思也表達清楚了﹐對盧泰愚提出的建交問題﹐我沒有直接回答。

會見後一個小時﹐韓國電視台就立即做了報道。第二天﹐韓國各報均在頭版刊登了盧泰愚
與我握手的大幅照片。媒體沒有有關談話內容的報道﹐但普遍評論稱﹐這是中韓關系的“
轉折點”。

次日﹐我與李相玉外長共進了早餐。這項活動是行前就安排好的﹐韓方為此十分高興。在
此之前﹐每年去聯合國開會時﹐韓國外長都提出﹐希望安排與我會見﹐但我們一直沒有同
意。直到這年9月﹐朝鮮和韓國同時加入聯合國後﹐我才在參加聯合國大會期間﹐禮節性
地
會見了李相玉。中韓雙方外長﹐坐下來共進早餐並交換意見﹐這還是第一次。

早餐時﹐李相玉說﹐韓國方面理解韓中建交﹐需要根據中國方面的準備情況來進行﹐但韓
方希望能夠早一點實現。我說﹐中國有句民諺﹐叫做“水到渠成”。

那天晚上﹐還發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韓國青少年體育部長樸哲彥多次提出要來見我。本
來不想安排﹐但對方不斷打來電話﹐一再要求﹐並說他多次訪華﹐在中國有不少朋友﹐其
中包括我的弟弟錢其﹐當時任天津市副市長﹐主管文教體育﹐曾在天津組織的國際體育賽
事活動中﹐接待過來訪的他。夜裡快11點時﹐樸哲彥帶著他的助手﹐來到我的房間﹐寒暄
後﹐就提出他願意與我們建立秘密聯絡渠道﹐為實現兩國建交而共同努力。他說﹐今晚的
會見是得到總統同意的﹐而實現韓中關系正常化﹐是他的主要政治任務之一。他又拿出一
大一小兩把金鑰匙﹐大的送給我﹐小的送給我的弟弟﹐說希望用它來開啟兩國關系的大門
。

那幾年﹐總有不少韓國高層人士﹐轉彎抹角地搞到另紙簽証（注∕另紙簽証﹕簽証的一種
特殊形式﹐用於發給因特殊原因不能將簽証做在其所持護照或其他旅行証件上者﹐或發給
持用不被承認的護照或其他旅行証件者）﹐私下訪問北京﹐向我們接待單位提出﹐願為兩
國建交盡一份力量﹐全然不管接待單位是什麼性質。由此可見﹐實現中韓建交﹐當時在韓
國已成為一種潮流﹐願意來當說客的大有人在。隻是﹐人員復雜﹐一時真假難辨。

我對樸哲彥所說的﹐當時隻能姑妄聽之。我告訴他﹐中韓兩國雖未建交﹐但官方已有接觸
﹐不需要建立什麼秘密渠道。回國後﹐我讓工作人員將兩把金鑰匙送中國人民銀行鑒定﹐
發現倒是足赤真金﹐如今放在外交部登記保存﹐可以作為當年中韓關系發展過程的一個小
小的歷史注腳。

 《外交十記》（14）

中國要同韓國建交﹐難點並不在於雙邊關系方面﹐而在於中國與朝鮮的關系﹐即如何讓與
中國有著傳統友誼的朝鮮﹐能夠逐步理解和接受這種外交政策的調整。

回顧歷史﹐中韓長期隔絕﹐有著很深的歷史根源。早在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金日成等朝
鮮革命者就在中國東北參加了抗日聯軍。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美蘇以“三八線”為界
﹐各自派軍隊駐紮半島南北。1948年8月﹐大韓民國成立﹔同年9月﹐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
和國成立。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六天之後﹐即10月6日﹐就宣布與朝鮮建交。1
9
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戰後﹐中國和蘇聯支持朝鮮﹐美國和日本支持韓國﹐停戰線大體
上
和“三八線”相近﹐形成了北南對峙的局面﹐一直延續至今。

從上個世紀70年代中後期起﹐隨著國際形勢的發展和變化﹐許多國家從現實出發﹐承認了
朝鮮和韓國的存在﹐並與他們建立了外交關系。蘇聯和東歐國家雖未承認韓國﹐但在國際
多邊活動﹐如體育比賽和國際會議中﹐也開始了與韓國的交往。到80年代初﹐國際上與朝
鮮和韓國同時建交的國家已接近100個。與此同時﹐朝鮮半島內部也發生了一些引人注目
的
變化﹐敵對的南北雙方﹐不僅有了接觸﹐而且還舉行了高級會談﹐並於1972年發表了排除
外來幹涉、促進國家統一的聯合聲明。

從我們國內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改革開放隨之起步。在此情況下﹐如何最大限度
拓展國際交流空間﹐為現代化建設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已成為外交工作面臨的迫切問題
。

正是在這個背景下﹐進一步緩和朝鮮半島的緊張局勢﹐促進南北兩方和談﹐鬆動與近鄰韓
國的關系﹐就提上了議事日程。

根據形勢變化﹐我們確定了新的規定﹐即今後凡是國際組織委托韓國舉辦的國際活動﹐隻
要中國也是該組織的成員﹐就可派人前往參加﹐同樣﹐中國舉辦的活動﹐也可同意韓國人
員來華參加﹐為以後雙邊正常往來創造條件。

當時﹐正趕上我國考慮申辦亞運會問題。多年來﹐隨著我國體育水平的提高﹐中國一直想
舉辦亞運會﹐許多亞洲國家也有同樣的願望。但是﹐能不能允許韓國體育隊來華參加比賽
﹐成了中國申辦亞運會的一個必須克服的障礙。一個國家如果拒絕另一個亞奧理事會成員
的運動員入境參加比賽﹐該國就根本沒有資格申請承辦國際運動會。1983年8月﹐北京市
向
亞奧理事會提出了舉辦1990年第十一屆亞運會的申請﹐中國外長同時去信向亞奧理事會做
出保証﹐屆時將讓包括韓國在內的所有亞奧理事會成員入境參加。

考慮到中朝關系﹐我方及時向朝方做了通報﹐並表示如申辦成功﹐我們歡迎朝鮮派體育代
表團前來參加﹐同時﹐我們也將遵守亞奧理事會章程﹐歡迎包括韓國在內的亞奧理事會所
有成員派團與會。

鄧小平同志對中國與韓國關系問題﹐一直十分關心。1985年4月﹐小平同志在談到中國和
韓
國關系問題時說﹐中韓發展關系﹐對我們來說﹐還是有需要的。第一﹐可以做生意﹐在經
濟上有好處﹔第二﹐可以使韓國割斷同台灣的關系。

1988年5月至9月期間﹐小平同志在會見外賓時﹐又幾次談到中國和韓國的關系問題﹐他說
﹐從中國的角度看﹐我們同韓國發展關系﹐有利無害。經濟上﹐對雙方發展有利﹔政治上
﹐對中國的統一有利。

在另一次談話中﹐他又進一步說﹐時機成熟了﹐發展同韓國的經濟文化交流的步子﹐可以
比原來考慮的更快一些﹐更放寬一些。發展中國與韓國的民間關系﹐是一著重要的戰略棋
子﹐對台灣地區、對日、對美、對半島的和平與穩定、對東南亞﹐都有著很重要的意義。


與此同時﹐小平同志也談到做這項工作要十分慎重﹐說這個問題很微妙﹐處理起來要很謹
慎﹐要取得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方面的諒解。

在小平同志的指導下﹐我們打破了多年的禁錮﹐鬆動了在多邊國際活動中與韓國的關系﹐
雙方代表團的來往逐年增多。1986年和1988年﹐中國幾百人的體育代表團先後參加了漢城
亞運會和漢城奧運會。1990年北京舉辦第十一屆亞運會時﹐朝鮮和韓國都派團前來參加﹐
朝鮮國家副主席李鐘玉還出席了開幕式。朝鮮國旗和韓國國旗第一次在北京的體育場上空
升起來。

貿易方面﹐在對韓政策調整後﹐更是發展迅速。1988年﹐兩國的貿易額已經突破了10億美
元。

隨著貿易量的大幅度增加﹐以經過香港地區而間接進行的貿易方式也越來越不適應了。這
時﹐雙方開始需要考慮互設民間貿易辦事處﹐以利於開展中韓民間的直接貿易。

不想﹐這個問題引起了朝鮮方面的強烈關注﹐直至驚動了中韓雙方的最高領導人。

 《外交十記》（15）

1988年11月﹐在朝鮮外長金永南訪華時﹐我專門與他談了中國與韓國的貿易關系問題﹐告
訴他﹐中方正在考慮與南朝鮮互設民間貿易辦事處。後來﹐雙方最高領導人交換了幾次意
見。一次是1989年下半年﹐金日成主席來北京﹐江澤民總書記與他談及此事。到1990年下
半年﹐金日成主席來沈陽﹐與江總書記再次見面﹐江總書記又提到了這個問題。這時﹐金
主席充分理解了中方的立場﹐表示同意。

1990年10月﹐中國國際商會與大韓貿易振興公社就互設貿易辦事處問題達成協議。1991年
初﹐雙方都在對方首都設立了貿易辦事處。

貿易辦事處成立後﹐又遇到一個新的問題﹐那就是朝鮮南北雙方加入聯合國的問題。

聯合國是國際上最大的政府組織﹐隻有主權國家才能參加﹐朝方多年來一直反對南北雙方
加入聯合國﹐擔心那樣就會使朝鮮半島南北分裂永久化。當時﹐朝韓在聯合國裡﹐都隻有
觀察員身份。但是﹐韓國一直謀求加入聯合國﹐而在聯合國成員國中﹐支持韓國加入聯合
國的國家也越來越多。

1991年5月﹐李鵬總理訪問朝鮮﹐與朝鮮總理主動談及這一問題﹐表示說﹐今年聯合國大
會
期間﹐如韓國再次提出加入聯合國問題﹐中國將難以持反對態度﹐而一旦韓國單獨加入聯
合國後﹐朝鮮再想加入﹐可能就會遇到困難。朝鮮總理聽後﹐沒有當場表態。訪問結束前
﹐金日成主席在會見李鵬總理時最後又談到了這個問題﹐表示朝鮮會與中國在這一問題上
協調合作。此後﹐朝鮮報紙發表一篇評論稱﹐朝鮮不反對南北朝鮮同時加入聯合國。

根據李鵬總理訪朝時與朝方達成的協議﹐中朝雙方就朝鮮加入聯合國問題繼續交換意見。
為此﹐我於這一年6月17日至20日專門訪問了平壤﹐與金永南外長舉行會談﹐也見到了金
日
成主席。金永南在會談中說﹐對於南朝鮮企圖單獨加入聯合國的陰謀﹐朝方不能置之不理
。為了防止在聯合國出現不利於朝方的事態﹐朝方決定采取主動措施﹐申請加入聯合國﹐
並主張南北一攬子解決。假如美國要求分別討論南北的申請﹐希望中國堅決反對﹔如果美
國否決北方﹐希望中國也否決南方。

當時﹐朝方最擔心的情況﹐是韓國加入聯合國的申請順利通過而朝鮮的申請受阻。我在會
談中詳細地介紹了聯合國這次審議朝韓同時加入聯合國的程序﹐並表示我們將協助做好各
方工作﹐消除了朝方的顧慮。

金主席在妙香山會見我時﹐也專門談到加入聯合國的問題。他說﹐南北加入問題﹐無論如
何要爭取一攬子解決﹐如果分開討論﹐美國就可能提出核核查問題﹐行使否決權﹐那樣的
話﹐朝鮮的處境就更困難了。在聯合國問題上﹐朝鮮不會讓中國為難﹐希望中國也不要讓
朝方為難。

我向金主席說明﹐聯合國在討論這一問題時﹐對朝鮮半島北南雙方同時加入聯合國是有共
識的﹐即這個問題是作為一個決議提出的﹐不會出現朝方所擔心的問題。

就這樣﹐1991年9月17日﹐在聯合國大會上通過了一項決議﹐朝鮮和韓國同時加入聯合國
﹐
成為正式會員國。


 《外交十記》（16）

啟動建交談判

在漢城開完亞太經合組織會議回來後﹐我們著手研究與韓國建交的問題。

當時﹐盧泰愚總統的任期隻剩下一年﹐急於與中國建交﹐以在任期內實現他就任之初提出
的北方政策的目標。從半島形勢來看﹐南北雙方已同時加入了聯合國﹐還經常一起參加國
際會議和體育比賽。國際上﹐與朝鮮和韓國同時建交的國家已超過100個。中國與韓國建
交
的條件可以說基本成熟。

1992年3月全國人大會議期間﹐按照慣例﹐我舉行了中外記者招待會。在歷年的記者招待
會
上﹐常有外國記者提問﹐探聽中國和韓國的關系是否會有變化。我的回答總是﹐中國的立
場沒有變化﹐我們不會與韓國發生任何官方關系。這一年﹐我的回答有了變化﹐我說﹐我
們與韓國建交沒有時間表。敏感的外國記者應該能從中有所感悟。

這年4月﹐亞太經社理事會第四十八屆年會在北京舉行﹐韓國外交部長李相玉前來參加。
他
是第四十七屆年會的主席﹐按照國際上的習慣做法﹐我在釣魚台國賓館與他舉行了會談﹐
並設宴招待。

在這次會談中﹐雙方除了就關心的問題交換意見外﹐我單獨和李相玉談了中韓關系問題。
我告訴他﹐中韓正式談判建交的時機還不成熟﹐但雙方可以先建立聯系渠道﹐就兩國關系
問題進行接觸。李相玉當即表示同意。雙方商定任命副部級的首席代表和大使級的副代表
﹐由副代表率領工作班子﹐盡早在北京和漢城開始會面商談。韓方在這次會談前﹐曾多方
探聽我們的立場﹐既想通過這次外長見面取得突破﹐又擔心步子邁得過大而適得其反。現
在﹐他們心裡的石頭終於落了地。

這次外長會談後﹐中韓雙方很快任命了首席代表和副代表﹐中方首席代表為副外長徐敦信
﹐韓方是外務次官盧昌熹。雙方的工作班子分別由中方的張瑞傑大使和韓方的權丙鉉大使
牽頭﹐各有六七個人。5月開始商談﹐為了保密﹐韓方建議先在北京舉行﹐說在漢城﹐眼
睛
太多﹐難免會泄露出去。

第一次接觸安排在釣魚台賓館14號樓。這座樓比較僻靜﹐不易被外界發覺。韓方人員是分
頭經第三地來京的﹐住下後﹐連樓門也不出。在第一次接觸中﹐我方本來想先一般談一談
﹐摸摸韓方的想法﹐可是韓方很著急﹐寒暄之後﹐馬上提出商談建交問題。於是﹐從一開
始接觸﹐雙方就談起建交問題。

我們對此也有準備﹐提出了我們的建交原則﹐要求韓方與台灣斷交、廢約、撤館。韓方最
初不同意﹐與我們討價還價﹐設想隻把台灣的“使館”降為“聯絡處”﹐我們當然不會同
意。第一次的接觸就這樣結束了。

第二次談判﹐仍在北京舉行。我們重申了建交原則﹐這次﹐韓方有所退讓﹐隻是強調因為
韓台之間的關系時間太久了﹐要我們同意在中韓建交後韓國與台灣可以保持某種特殊關系
。我們感到﹐這是韓方的最後一張牌﹐隻要我們堅持既定方針﹐談判有可能突破。於是﹐
我們提出第三次談判在漢城舉行﹐韓方表示同意。

在第三次談判中﹐韓方接受了我們的建交原則﹐雙方就建交問題達成協議﹐包括一項不供
發表的備忘錄。

三次談判用了不到兩個月的時間﹐6月底就結束了工作﹐隻等雙方首席代表見面﹐草簽建
交
公報﹐並確定外長正式簽署和發表日期了。

 《外交十記》(17)

平壤之行

中韓建交問題﹐對緩和朝鮮半島的緊張局勢和維護亞太地區穩定﹐有著積極的影響。為此
﹐在與韓國接觸時﹐我們一直注意及時向朝方通報情況﹐爭取它的理解。

1992年4月﹐中韓還未接觸之前﹐適逢楊尚昆主席前往平壤參加金日成主席80壽辰慶祝活
動
﹐受中央委托﹐楊主席向金主席做了通報﹐分析了國際形勢和我們的對外關系﹐告訴金主
席﹐中方正在考慮與韓國建交問題﹐同時強調我們將一如既往支持朝鮮的統一事業。金主
席聽後表示﹐現在朝鮮半島處於微妙時期﹐希望中國能協調中韓關系和朝美關系﹐請中方
再多做考慮。楊主席回國後﹐將金日成主席的意見上報了中央。

這年6、7月間﹐我陪同楊尚昆主席到非洲訪問﹐7月12日回到北京﹐江澤民總書記到人民
大
會堂來迎接我們。

歡迎儀式結束後﹐江總書記請楊主席和我留了下來﹐在人民大會堂裡﹐專門商談了中韓建
交的事情。他說﹐經反復權衡﹐為最大限度地體現對朝方的尊重﹐中央決定讓我去平壤一
趟﹐面見金主席﹐轉達他的口信﹐通報我們決定同韓國建交的立場。

時間緊迫﹐不容遲疑﹐在征得朝方同意後﹐三天之後﹐我乘空軍專機前往平壤。

這不是一次輕鬆的外交訪問。在專機上我心裡一直不太踏實﹐不知道朝鮮方面是否能充分
理解我們的立場。雖然金主席答應見我﹐但我們所通報的內容﹐會不會令他感到突然﹐朝
方又會做何反應呢﹖

北京平壤之間的距離很近﹐還沒來得及多想﹐專機就平穩地降落在平壤順安機場。

以前每次到朝鮮訪問﹐朝方都在機場組織群眾歡迎﹐氣氛熱烈。這次飛機停在機場的偏僻
之處﹐來迎接我們的隻有金永南外長。

握手寒暄之後﹐金永南告訴我們﹐還要去外地﹐並帶著我們走向不遠處停著的一架直升機
。

登上直升機﹐隻見裡面放著一張小桌﹐我和金永南對面坐著﹐其他人員則分坐兩側。正值
炎夏﹐直升機裡如同蒸籠一般﹐熱不可耐。

直升機飛了不久﹐就降落在一個偌大的湖邊。同去的熟悉情況的同志告訴我﹐這裡有金主
席的別墅﹐他夏天常來此地休養。

下了飛機﹐我們被帶到一幢別墅休息。

約在上午11時﹐金主席在另外一幢高大的別墅裡會見了我們。他在會見廳門口迎接﹐與每
一個人握手﹐然後﹐大家隔著寬大的會談桌相對而坐。

我首先感謝金主席在百忙中會見我們﹐並轉達了江總書記對他的問候。接著﹐我轉達了江
總書記的口信。

江總書記代表鄧小平同志和中共中央的同志﹐向金主席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良好的祝願。江
總書記指出﹐目前中朝兩黨兩國關系正在很好地向前發展﹐中方對此感到十分高興和滿意
。當前國際形勢動盪不定﹐隨時都可能發生重大變化。在此情況下﹐我們宜抓緊時機﹐創
造有利的國際環境﹐發展自己﹐增強國力。中朝兩黨兩國相互尊重和理解﹐不斷增進友好
合作關系﹐具有重要意義。關於中國與韓國的關系﹐經過這一段國際形勢和朝鮮半島形勢
的變化﹐我們認為中國與韓國進行建交談判的時機已經成熟。我們的考慮和決定﹐相信會
得到您的理解和支持。我們將一如既往﹐努力發展中朝兩黨兩國在長期鬥爭中結成的傳統
友誼﹐支持朝鮮的社會主義建設和自主和平統一﹐推動半島局勢進一步緩和﹐推動朝美、
朝日關系改善和發展。

 《外交十記》(18)

中韓建交

金主席聽完我轉述的江總書記的口信後﹐沉思片刻﹐說江總書記的口信聽清楚了。我們理
解中國獨立、自主、平等地決定自己的外交政策。我們仍將繼續努力增進與中國的友好關
系。我們將克服一切困難﹐繼續自主地堅持社會主義、建設社會主義。金主席請我回國後
轉達他對鄧小平和其他中央領導同志的問候。

金主席看了看我們帶來的禮品﹐九龍戲珠玉雕和新鮮荔枝﹐就送客告別了。

在我的記憶中﹐這次會見﹐是金主席歷次會見中國代表團中時間最短的﹐會見後﹐也沒有
按過去的慣例舉行宴會招待。

在這關鍵的歷史時刻﹐金日成主席著眼於中朝關系大局和朝鮮半島的局勢﹐理解了中方的
立場﹐做出積極而明智的決定﹐表現出了老一代領導人的胸懷和眼光﹐不能不讓人欽佩。


金永南外長陪我們簡單吃了個午飯﹐我們就乘直升機返回平壤。這次平壤之行﹐安排是當
天往返﹐專機正在機場等候。我們向主人告別後﹐就登上專機﹐直飛北京。

回到北京﹐已近下午5點﹐我們直接驅車去了中南海江總書記的辦公室。江總書記正等在
那
裡。我將情況詳細地做了匯報。江總書記聽後﹐問了幾個問題﹐感到很滿意。

這次中央派我去見金主席的任務﹐至此算是完成了。

1992年8月24日上午9時﹐我與韓國外長李相玉在釣魚台國賓館芳菲園正式簽署了中韓建交
公報。兩國電視台現場向全世界進行了實況轉播。國際媒體和輿論對此高度重視﹐迅速報
道﹐並紛紛發表評論﹐表示祝賀。

中韓建交在國際上也受到廣泛歡迎。惟獨台灣氣急敗壞﹐指責韓國“忘恩負義”﹐並於前
一天撤走在漢城的“大使館”。

建交後一個月﹐即9月下旬﹐盧泰愚總統應楊尚昆主席的邀請訪華。對方主要陪同人員中
有
李相玉外長﹐我特地從聯合國趕回來﹐參加接待工作。第二年5月﹐我又應邀正式訪問了
韓
國。當時﹐韓國政府剛換屆﹐我和新外長韓升洲舉行了會談﹐並會見了新任總統金泳三。


轉眼之間﹐中韓建交已經十多年了﹐兩國關系的飛速發展﹐超出了預想。作為近鄰﹐中韓
兩國領導人頻繁互訪﹐不斷增進相互理解﹐推動了在各個領域的交流與合作。到2002年﹐
兩國貿易額突破了400億美元﹐中國成為韓國的第三大貿易伙伴﹐而韓國則是我國的第五
大
貿易對象國。同時﹐韓國對華投資已超過100億美元﹐並在繼續擴大。在聯合國等國際組
織
和國際活動中﹐雙方的合作正在加強。在維護朝鮮半島的和平與穩定和無核化方面﹐中韓
也有著共同的語言。

2003年2月下旬﹐我再一次正式訪問漢城﹐代表中國政府﹐參加了韓國新總統的就職典禮
﹐
分別會見了卸任總統金大中和新任總統盧武鉉。

自中韓建交至今﹐韓國政府已幾經更換﹐但中韓兩國的關系﹐由於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一
直在平穩地發展。

 《外交十記》(19)

世界上的所有大國都承諾奉行一個中國的政策﹐但台灣問題一直是中國外交鬥爭的一個焦
點。在各種反華勢力的挑動下﹐少數國家往往會做出一些違背承諾的行動。1991年－199
2
年法國向台灣出售武器和1995年美國允許李登輝訪美所引起的外交鬥爭﹐就是兩個突出的
例子。

法國是和我國最早建立大使級外交關系的西方大國。在近40年的交往中﹐中法關系一向發
展比較順利。但是﹐在20世紀90年代初﹐法國突然兩次向台灣出售武器﹐一度使兩國關系
極度緊張﹐給中法之間長期的友好關系造成了嚴重損害。1991年4月﹐法國外長迪馬訪問
中
國。作為1989年政治風波之後訪華的法政府最高級官員﹐我們給了他很高的接待規格。江
澤民總書記和李鵬總理分別會見了他﹐我與他進行了長時間的會談﹐中法關系正在恢復。


想不到﹐在法國駐華大使馬騰為迪馬訪華舉行的酒會上﹐迪馬外長把我單獨請到一邊﹐像
是不經意似地提出了法國擬向台灣出售護衛艦的問題。

迪馬的這一舉動讓我頗感意外。法國試圖向台灣出售武器的問題﹐在1989年時就曾出現過
﹐後來經過中方的工作﹐法國正式決定不向台灣出售此類軍事裝備﹐並由迪馬外長本人於
1990年1月6日向我國駐法大使周覺做出當面承諾﹕“法國國家最高領導決定﹐法將不再繼
續與台做軍艦生意。”時間僅過去一年﹐中法關系正在恢復和改善之中﹐迪馬外長為何要
舊事重提呢﹖

作為外長﹐迪馬顯然清楚這一問題的敏感性和嚴重性﹐也非常了解中國政府在這一問題上
的堅定立場。此次訪華前﹐法方沒有透露任何有關此事的信息﹐同我的正式會談中也沒有
提及這件事。這當然是為了避免雙方正面的交鋒。酒會上的氛圍自然要輕鬆、隨便一點﹐
迪馬是想先進行一些試探。

迪馬說﹐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各國在台灣問題上的政策也在進行調整。法國認為與台灣
做生意的時機已經成熟。法國準備在環保、污水處理、高速火車、護衛艦等項目上與台灣
合作。不過﹐法國不會向台出售對中國不利的進攻性軍事裝備﹐如戰鬥機等───這顯然
是一種托詞。迪馬接著解釋說﹐法國打算向台出售護衛艦﹐有兩個考慮﹕一是護衛艦是防
御性的﹐而非進攻性的。這筆生意對法國船廠來說﹐是一宗大買賣。二是美國已賣給台灣
四艘護衛艦﹐法國作為主權國家﹐在這類問題上不應受到歧視。不能讓美國獨佔便宜﹐單
個發財。

為了售台武器﹐法國外長竟然擺出了反美姿態﹐卻又把當年美國人“利益均沾”的說辭當
做理由。

盡管酒會不是辯論的場所﹐我感到仍有必要表明中方在此事上的嚴正立場。我說﹐中國在
台灣問題上的原則立場是非常清楚的﹐我們對法國與台灣做生意賺錢不持異議﹐但向台灣
賣武器涉及中國的主權和安全﹐這是一個原則問題。至於美國售台武器問題﹐是歷史遺留
下來的問題。美國過去在台灣駐有軍隊﹐與台灣簽有軍事條約﹐中美建交時﹐雙方達成了
美國與台灣斷交、廢約、撤軍的協議﹐而美售台武器是一個遺留問題。從1979年至1982年
﹐經過三年的談判﹐中美雙方已達成協議﹐對美售台武器做出了種種限定﹐其中一條就是
逐年減少﹐最後終止。

迪馬顯然並不想接受我的解釋﹐他帶著怨氣﹐強詞奪理﹐說美國在同中國建交後﹐可以通
過簽訂協議向台灣出售武器﹐而法國遠遠早於美國同中國建交﹐難道因為當時未簽署售台
武器協議﹐現在就不能向台灣出售武器了。

迪馬的這番話使我感到﹐他在酒會上談到向台出售護衛艦之事﹐不是隨便一說﹐也不是一
般性的試探﹐而是刻意安排的。

 《外交十記》(20)

“拉斐特”艦醜聞

酒會上的輕鬆氣氛﹐並不能掩飾法國向台灣出售武器這一問題的嚴重性。從事後了解的情
況得知﹐迪馬外長訪華前﹐曾為此事與密特朗總統進行過充分的討論﹐法國政府的意圖很
明顯。

於是﹐我指示駐法使館和外交部﹐盡快向法國有關方面進行嚴正交涉。1991年5月7日﹐中
國駐法大使蔡方柏緊急約見法國總統府秘書長比昂科、總理外事顧問裡佩爾、外交部秘書
長謝爾﹐就法國重新考慮向台灣出售軍艦一事提出嚴正交涉。

5月9日﹐外交部西歐司司長楊桂榮緊急約見法國駐華使館公使銜參讚史鼐﹐17日﹐外交部
部長助理姜恩柱緊急召見法國駐華大使馬騰﹐分別就法擬售台軍艦事提出強硬交涉﹐要求
法方信守迪馬外長1990年初對中方的承諾﹐不要做出售台軍艦的錯誤決定。

面對中方的交涉﹐法方幾位官員的反應大同小異。先是說﹐是從經濟利益考慮﹐售台軍艦
對法國是多麼的重要。然後說﹐從軍事的角度講﹐護衛艦隻是防御性的﹐對中國大陸不構
成威脅。再就是拿美國當做擋箭牌。說什麼美國能向台灣出售武器﹐為什麼法國不能呢﹖
最後辯解說﹐售台軍艦還隻是意向﹐不是最後的決定。

1991年6月1日﹐李鵬總理會見並宴請了法國通用電氣阿爾斯通公司董事長德喬治及其一行
。李總理著重談了法售台武器問題﹐讓德喬治董事長回國後向法國領導人傳遞信息﹕中國
領導人重視中法關系﹐但堅決反對法國向台售武。

李鵬總理說﹐中國對西歐國家﹐包括法國﹐與台發展經貿關系不持異議﹐但要注意兩點﹕
一是這種經貿往來隻能是非官方性質的﹐民間的﹔二是這種往來不能包括軍火貿易﹐因為
賣武器涉及防務問題。

據德喬治事後回憶說﹐在與李鵬總理的晚宴之後﹐他就立即打電話﹐向法國有關高級人士
通報了信息。6月6日﹐在返回巴黎後﹐他又於當晚向法國政府做了詳細報告。

然而﹐事態急轉直下﹐迅速向著中方所不願看到的方向發展。

1991年6月6日迪馬寫信給我﹐就法準備向台出售軍艦問題做了如下通報﹕法政府決定不反
對法商和台商就法向台灣島出售護衛艦事進行談判﹐談判范圍限於艦體和不包括武器在內
的艦上設備。法方做出這一決定是經過慎重考慮的﹐並注意到了中方對其安全的合理的擔
憂。這是一次純粹的商業行為﹐不牽涉與台灣當局的任何官方關系。法國政府強調﹐這一
決定的執行﹐無論如何不會損害法國承認北京政府為中國惟一合法政府的一貫立場。

同一個總統﹐同一個外長﹐同樣是在社會黨政府執政的情況下﹐法國為什麼會改變一年前
剛剛做出的“不再繼續與台灣做軍艦生意”的承諾呢﹖

從迪馬4月30日第一次向我提及此事﹐到6月6日向我通報法方的正式決定﹐這中間僅僅隔
了
36天﹐真是顯得迫不及待了。

一個如此重大的決定﹐一個明知必然會引起中方強烈不滿的決定﹐一個可能會導致兩國關
系嚴重倒退的決定﹐法國政府為什麼會如此匆忙地做出呢﹖

坦率地說﹐我們當時並不清楚﹐隻是感到中間蹊蹺。事後發現﹐在法國售台武器背後﹐有
著一個大醜聞﹐被稱為“‘拉斐特’艦醜聞”。籠罩在這一醜聞頭上的疑雲﹐至今沒有完
全消散。

1993年底﹐台灣蘇澳外海的海面上漂著一具屍體。經查﹐死者是台“海軍總部”失蹤的上
校尹清楓。尹清楓的死﹐使法國對台軍售的重大舞弊案浮出了水面。

據報道﹐尹清楓曾於1993年9月赴法﹐檢驗“拉斐特”護衛艦﹐發現有34處缺陷﹐因而反
對
購買計劃。不想﹐他於當年12月9日失蹤。

尹清楓命案曝光後﹐台灣和法國方面都成立了專門機構進行調查。迄今尚未徹底揭開這宗
舞弊案錯綜復雜的內幕。但從已有的線索看﹐此案不僅涉及金額巨大﹐而且牽扯到法、台
的高層“政治人物”。

據台灣媒體透露﹐1991年法國售台六艘護衛艦﹐原先議定的總價為110億法郎﹐最終的成
交
價卻高達160億法郎（約合27億美元）。這個價格是新加坡購買同樣數量的“拉斐特”護
衛
艦的三倍多。

當年這起軍售案的主要當事人、法國前外長迪馬﹐在2001年接受法國《費加羅報》采訪時
表示﹐“拉斐特”艦軍售案的秘密傭金高達五億美元﹐不少法國政界人士受惠。

迪馬本人也因涉嫌這起賄案﹐於2001年1月被法國司法機關判刑兩年半﹐緩期兩年執行。


 《外交十記》（21）

“‘拉斐特’艦醜聞”﹐扯出了一個自稱為“共和國娼婦”的女人。她就是鐘古夫人﹐據
說是迪馬當外長時的情婦。這個不尋常的女人﹐1991年時曾任法國埃爾夫石油公司的特別
公關顧問。根據法國媒體的報道﹐為了打通向台出售軍艦的通道﹐知道迪馬與鐘古夫人之
間“特殊關系”的“拉斐特”軍艦制造商湯姆遜公司﹐以600萬美元的酬金與埃爾夫公司
簽
約﹐請鐘古夫人遊說法國政府的關鍵人物。

不知是美色還是金錢最終起了作用﹐外人不得而知。如今人們知道的是﹐當年道貌岸然的
迪馬外長﹐後來因“‘拉斐特’醜聞”案而官司纏身﹐直到2003年1月﹐法國巴黎上訴法
院
才改判迪馬無罪﹐但維持了對鐘古夫人兩年半刑期的判決。

在台灣方面﹐媒體透露出來的案情更是撲朔迷離﹐一團迷霧﹐而且還彌漫著血腥味。除了
尹清楓外﹐至少還有七位知情人為此命喪黃泉﹐其中有情報官員、“政府官員”、銀行業
務主管等。

此案已成為島內各黨派相互攻訐的政治素材。台灣當年的“總參謀長”郝柏村在其《參謀
長日記》中透露﹐台灣的一些高層人物都是當年的知情人。

一直脫不了幹系的李登輝則竭力想把事情搞得更加聳人聽聞。2001年11月﹐他在接受調查
組詢問時聲稱﹐采購“拉斐特”軍艦﹐是由前“總參謀長”郝柏村、前“海軍司令”葉昌
桐等人欺騙“統帥”擅自做出的決定。當年﹐他如不同意此宗買賣﹐台灣“絕對會發生兵
變”。

李登輝本人在此宗舞弊案中扮演了何種角色﹐相信時間終會撥開歷史的迷霧。

考慮到法國外長迪馬在6月6日就售台軍艦一事給我信中的幾點承諾﹐我們向法方提出﹐願
就此事進行磋商。

當然﹐我們很清楚﹐磋商已不可能改變法國政府的決定了。但是﹐我們可以通過磋商﹐進
一步闡明立場﹐向法方曉以利害﹐防止其今後在這一條危險的路上癒走癒遠。同時﹐還可
以商談出一些技術性措施﹐盡可能地減少法方這一錯誤決定對兩國關系所造成的損害。


6月7日﹐外交部部長助理姜恩柱緊急召見法國駐華大使馬騰﹐表示對法方的決定感到震驚
﹐要求法方立即改變售台軍艦的決定﹐同時建議中法兩國盡快就這一問題舉行磋商。為保
証磋商不受幹擾地進行﹐中方要求法方在磋商期間不向外界透露售台軍艦之事。

同日﹐蔡方柏大使亦向法外交部部長辦公室主任凱賽吉揚提出了同樣的建議。

法方先是以“決定已經做出﹐不必再談”為由﹐拒絕就售台軍艦事同中方磋商。法國擔心
﹐在雙邊磋商中面臨中方的巨大壓力﹐弄不好會把售台武器合同額高達20多億美元的買賣
給攪黃了﹐讓“煮熟的鴨子”飛掉。後來﹐又怕真跟中國硬碰﹐會導致兩國關系嚴重倒退
﹐而這並不符合法國的利益。權衡得失利害後﹐決定采取敷衍應付的策略來對付中方。


6月11日﹐法國正式答復﹐同意與中方磋商。

1991年6月25日﹐中國外交部副部長田曾佩率中方代表團赴巴黎﹐與法方就法售台軍艦問
題
進行磋商。

磋商中﹐我方還是極力說服法國﹐從中法兩國關系的大局出發﹐改變售台軍艦的決定。法
方的態度頑固僵硬。

在此情況下﹐這次磋商的主要著眼點就放在了如何控制和減少法方的錯誤決定可能造成的
消極影響上。中方要求法國政府在公布批準法國企業向台灣出售護衛艦的消息時﹐發表一
份公報﹐重申法國的對華政策﹐特別是在台灣問題上的立場。

經過反復交鋒﹐法方同意發表這份公報﹐並在其中聲明﹕“法國政府決定批準法國工業家
就出售不裝備武器的護衛艦船體同台灣進行談判。這是一項純商業交易﹐不意味著與台灣
當局發生任何官方關系。法國政府在做出這一決定時﹐考慮到了中國對其安全和領土完整
的關切。法國重申1964年1月法中聯合聲明的表述﹐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惟一
合
法政府。法國將繼續致力於發展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各個領域的友好關系。”

 《外交十記》（22）

除了發表公報外﹐迪馬外長在7月4日會見田副外長時﹐再一次口頭確認了處理法台關系的
幾項原則﹕“台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法國不改變它的立場﹐即不同台灣發生任何官方
關系和進行任何官方接觸﹔法國在同該島發展貿易時﹐無意影響台灣海峽的安全態勢。”


通過艱苦磋商﹐我們與法國方面達成了“最低限度的諒解”﹐對法在售台武器問題上有了
某種程度的約束。這樣做的目的是﹐一方面﹐避免中法關系的全面倒退﹐而穩住中法關系
﹐對推動我國與西方大國關系的改善有著重大意義﹐也是遏制台“務實外交”的有效途徑
﹔另一方面﹐通過磋商﹐中方表明了堅持反對售台武器的立場﹐並為必要時做出適度的反
應留出了余地。

當時的法國政府﹐對中方的原則立場和忍耐限度顯然有了錯誤的估計﹐不思罷手﹐反而得
寸進尺。

1992年1月31日﹐法國外長迪馬在聯合國安理會與我會晤時﹐又提出了法國正在考慮向台
灣
出售性能先進的“幻影2000”戰鬥機。這距法國外長迪馬1991年7月4日會見田曾佩副外長
時所做的相關承諾以及法外交部1991年8月27日發表公報的時間﹐還不到半年。言猶在耳
﹐
墨跡未幹﹐法國政府又背信棄義﹐想故伎重演。

“幻影2000”戰鬥機不是一般性的武器﹐而是一種進攻性的武器﹐其作戰效能較高。法國
在售台軍艦時曾辯解說﹐護衛艦是防御性武器﹐法國不會出售進攻性的戰鬥機給台灣。現
在﹐又想售台“幻影”戰鬥機﹐連先前的托詞也不要了。

為了阻止法國向台灣出售“幻影”戰鬥機﹐中方立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先是向法方提出
嚴正交涉﹐指出這一問題的嚴重性質﹐表示中方絕不會容忍。同時﹐還積極采取措施﹐回
應法方提出的所謂“法對華貿易嚴重不平衡”的問題。中方派出經貿代表團訪問法國﹐明
確表示﹐如法方放棄售台“幻影”戰鬥機﹐中方將派采購團訪法﹐簽訂一批合作項目﹐並
可現匯購買20億美元的法國產品。代表團還向法方提供了一個可能同法方合作的項目單子
﹐共8大類﹐50個項目﹐總金額達154億美元。

面對中方的交涉﹐法國政府無動於衷﹐無視中方為穩定和發展中法關系所做的各種努力﹐
堅持向台出售戰鬥機的立場。

1992年11月18日﹐法新社援引台灣方面的消息稱﹐法台已於當日簽訂了法國向台灣出售6
0
架“幻影2000”戰鬥機的合同﹐但出於外交上的考慮﹐雙方都沒有正式公布此事。

到了12月22日﹐法方才向我國駐法大使做出正式答復﹕法國政府已決定批準法企業向台灣
出售60架“幻影2000－5”防御型飛機﹐同時表示﹐法方對飛機做了必要的技術限制﹐飛
機
是防御型的﹐不帶空中加油裝置﹐不配備空地導彈﹐不會對中國的領土完整和安全構成威
脅。

法方還辯稱﹐此項合同屬一般性商業行為。法國反對在任何市場上的任何歧視。如果美國
能向台灣賣武器﹐法國為何不能﹖法國對華貿易存在巨大逆差。法國航空工業處境困難﹐
需要尋找出路。

當時的法國社會黨政府正面臨國內大選﹐乏善可陳﹐於是言而無信﹐孤注一擲﹐想撈取眼
前實惠﹐以售台60架“幻影2000－5”戰鬥機的近40億美元的合同﹐作為執政“業績”。
而
當時法國決策層內還有不少人﹐甚至將中方在法售台軍艦一事上顧全中法關系大局的做法
視為軟弱可欺﹐以為中國會嚥下法國售台戰鬥機這杯苦酒。

法國的如意算盤打錯了。中方開始做出反應﹐其猛烈程度完全超出法方預料。

中國政府宣布﹕撤銷部分擬議中與法方的大型合作項目﹐如廣州地鐵、大亞灣核電站二期
工程、購買法國小麥等﹔不再與法國商談新的重大經貿合作項目﹔嚴格控制兩國副部長級
以上人員的往來﹔立即關閉法國駐廣州總領事館。

這些外交行動﹐使法國社會黨政府受到痛擊﹐開始感到疼了。

《外交十記》(23)

改弦更張

1993年3月﹐法國社會黨政府在大選中失敗﹐法國傳統右翼力量保衛共和聯盟取而代之﹐
組
成了新政府。新政府上台伊始﹐便謀求改善對華關系。

5月5日﹐法國新外長朱佩給我寫了一封信。信中說﹐“法新一屆政府首腦認為有必要立即
開始對中法關系的狀況進行思考﹐這樣的思考是出於對一個理所當然地期望團結建國的中
國的友好考慮﹐是基於我們充分認識到貴國在世界上正在發揮並應繼續發揮的重要作用﹐
是本著恢復建立在相互尊重和信任基礎上的兩國關系的意願”。巴拉迪爾總理6月1日致信
李鵬總理﹐希望派特使來商談恢復兩國關系之事。

當然﹐中法關系要恢復正常﹐需要法方拿出足夠的政治誠意﹐解決中方關切的問題﹐其中
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對待前政府售台武器的交易﹐以及法國新政府今後如何處理售台武器之
事。解決好了這兩個問題﹐中法關系的發展是具有廣闊前景的。

圍繞改善中法關系問題﹐法國總理巴拉迪爾於1993年7月和12月兩次派特使弗裡德曼來華
磋
商。

弗裡德曼時任法國聯合保險公司董事﹐不屬政府官員。他是現任法國總統希拉克的同學和
密友﹐又與當時新上任的總理巴拉迪爾私交甚篤。巴拉迪爾1986年任財經和私有化部長時
﹐弗裡德曼就擔任巴拉迪爾的特派員。他為人低調﹐處事謹慎。

中法磋商是秘密進行的﹐經過長達半年的多輪磋商﹐兩國終於就恢復兩國關系達成協議。


12月28日﹐外交部副部長姜恩柱與弗裡德曼草簽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法蘭西共和國
政府聯合公報》。

聯合公報中最核心的內容隻有一句﹐即“法國政府承諾今後不批準法國企業參與武裝台灣
”。

至於如何處理法國前政府售台武器問題﹐公報裡沒有提及。在這一點上﹐雙方進行了艱苦
的談判。法方說﹐法新政府不讚成前政府售台武器﹐但已簽署的合同法國必須履行﹐法方
承諾今後絕不會再向台灣出售戰爭武器。同時﹐在落實前政府的承諾過程中﹐將采取最為
限制性的措施﹐諸如不向台灣出售15架用於訓練“幻影2000”飛行員的飛機等等。對中方
來講﹐力爭使法新政府廢除前法國政府簽署的售台武器合同﹐符合我方的一貫要求﹐但更
重要的是著眼未來﹐堵住法國售台武器的門路﹐打消其他歐洲國家企圖效仿法國向台售武
的念頭。

1994年1月3日﹐法國外長朱佩致信給我﹐進一步明確表示﹕“法國政府承諾今後不再批準
向台灣出售戰爭武器。”隨函還附上了法國政府將嚴格禁止法國企業向台灣出售的武器裝
備的清單。清單內容規定不向台出售的武器﹐包括裝甲車、火炮、潛艇、艦隻、戰鬥機、
軍用直升機、地空、空地導彈等﹐並做了詳細的說明。

1月5日﹐我回信朱佩外長﹐對雙方已經達成一致的《聯合公報》的內容予以確認。

1月12日﹐中法雙方發表兩國政府聯合公報。中法關系從此恢復正常﹕副部長級以上的人
員
開始重新往來﹔法國企業可與其他外國企業一樣﹐在中國市場上參與競爭﹔一些因法售台
戰鬥機而受到影響的大型合作項目也得以繼續進行。對直接參與售台武器的四家法國公司
﹐中方實行嚴格的制裁措施。

1994年1月22日至24日﹐我對法國進行了正式訪問。起初﹐我並無訪問法國的計劃﹐隻是
準
備在訪問非洲回國的途中經停巴黎﹐在那裡會見美國國務卿克裡斯托弗。法方得到消息後
迅速反應﹐提出將視我在巴黎與法國領導人的會晤為對法的正式訪問。

在巴黎期間﹐法國總統、總理、外長分別與我會見、會談。密特朗總統一向以人權衛士自
居﹐每次會見必談人權問題﹐這次卻表現得謙恭有禮﹐站在門口迎接客人。會見中﹐又避
而不談他最喜好的話題﹐而是大談他如何欽佩中國經濟的驚人發展速度和我國領導人治理
12億人口大國的能力。

在離開愛麗舍宮的時候﹐有記者高聲提問﹐和密特朗總統就人權問題談得如何﹖我回答說
﹐我們這次沒有談這個問題。眾記者都面露驚訝之色。


 《外交十記》（24）

美國允許李登輝訪美

1995年5月22日﹐美國突然宣布﹐克林頓總統決定允許李登輝於當年6月的第一周到美進行
所謂“非官方的、私人的訪問”﹐參加康奈爾大學的畢業典禮。

盡管此前兩天﹐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萊克和副國務卿塔諾夫已正式約告中國駐美大
使李道豫﹐這一宣布仍令人震驚。僅一個月之前﹐美國國務卿親口對我做出過承諾﹐說美
國不會允許李登輝訪美。

那是這一年的4月中旬﹐我去紐約出席《不擴散核武器條約》審議和延期大會。期間﹐應
美
方的要求﹐17日與美國國務卿克裡斯托弗在華爾道夫飯店進行了會談。

談到李登輝圖謀訪美時﹐克裡斯托弗曾明確承諾﹐美不會允許李訪美﹐並說李訪美不符合
美台間的非官方關系的性質﹐美最多是考慮給李延長過境簽証。

李登輝第一次過境美國是在夏威夷。當時﹐美方規定他隻能在機場停留。李登輝對此很生
氣﹐穿著睡衣﹐不下飛機。

如今﹐一個超級大國的外長對外做了承諾﹐竟然出爾反爾﹐這不能不令人感到震驚和氣憤
。

6月7日﹐克裡斯托弗致信給我﹐在信中稱﹐美國國會參眾兩院以絕對多數通過了要求允許
李登輝訪美的議案﹐在此情形下﹐“總統的考慮是采取先發制人的行動﹐以防止通過可能
會使美台關系看起來具有官方性質的有約束力的立法”。

這當然隻是強辯之辭。美國國會通過的所謂“決議”隻是意向性的﹐而給不給入境簽証是
行政當局的權力。克裡斯托弗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裡有了兩種說法﹐隻能解釋為美方言而
無信。

當年﹐李登輝正在為競選台灣第一屆所謂“直選總統”而造勢﹐不惜重金聘請美國卡西迪
公關公司為其遊說美國國會議員﹐以期博得美國對其政治上的支持。

支持台灣當局﹐推行“以台制華”﹐本來就是美國歷屆政府的既定政策﹐隻不過會在不同
歷史背景下表現出形式和力度上的不同。

從國際大背景來看﹐冷戰結束後﹐西方學術界就有人認為﹐中美間的戰略紐帶因蘇聯東歐
集團的瓦解而不復存在。甚至有觀點認為﹐中國將取代蘇聯﹐成為美國的對手﹐因此主張
盡早對中國進行戰略遏制。著名的英國倫敦國際戰略研究所有一位叫西格爾的研究員﹐即
以炮制“中國威脅論”而聞名。他在1995年初發表文章﹐明確提出了“以台灣牽制中國”
的主張﹐說什麼人權問題、最惠國待遇問題都不能有效地牽制中國﹐惟獨台灣問題“最能
刺痛中國的神經”。

在國際上反華勢力的推動下﹐美政府此時也想測試一下中方在台灣問題上的底線。

當然﹐台灣的金錢攻勢也發揮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據美國報刊透露﹐台每年都要在美國公
關公司身上花費數以百萬計的美元。1994年﹐台灣就曾與美國卡西迪公關公司簽訂了為期
三年、費用高達450萬美元的合同﹐專門為促成李登輝訪美進行公關遊說。同時﹐台灣不
惜
巨資﹐經常邀請美各級政府官員、國會議員和議員助手赴台訪問﹐又不斷向美有影響的智
囊機構、大學和研究機構提供巨額資助﹐以影響美國的輿論和上層決策。1994年﹐台灣方
面又以李登輝的名義﹐分兩次向康奈爾大學捐款450萬美元。

台灣大把花的﹐實際上都是“買路錢”﹐目的就是讓李登輝訪美能夠成行。李登輝也以為
錢既能通神﹐也能通鬼﹐從美國回來時﹐公然叫囂著要花十億美元進入聯合國。

 《外交十記》（25）

美國允許李登輝訪美﹐打破了將近17年不準台灣最高層領導訪美的“禁令”﹐嚴重損害了
中美關系的政治基礎﹔又為台灣當局推行“兩個中國”、“一中一台”政策打氣撐腰﹐助
長了台灣當局和國際反華勢力的囂張氣燄。

面對美國方面的外交挑舋﹐中國政府不得不采取了一系列強有力的反擊措施﹐以打消克林
頓政府以為中方在美稍做姿態後就會吞下李登輝訪美苦果的幻想﹐使美國真正意識到問題
的嚴重性。

5月23日﹐我以國務院副總理兼外長的身份﹐召見美國駐華大使芮效儉﹐就美政府宣布允
許
李登輝訪美一事﹐向美方提出了強烈抗議。

同日﹐外交部、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分別發表聲明﹐譴責和抗議美
國的這一錯誤行徑。

5月26日﹐外交部宣布﹐中國政府決定推遲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遲浩田原定6月對美國的訪
問﹔李貴鮮國務委員及空軍司令員於振武也分別中止了對美國的訪問。

5月28日﹐中國政府決定暫停中美關於《導彈及其技術控制制度》和核能合作的專家磋商
。
美國軍控與裁軍署署長和負責政治、軍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幫辦原分別定於當年6月和7月
來華的訪問﹐也被要求推遲。一時間﹐兩國間副部長級以上的高層訪問和一些重要的雙邊
磋商戛然停止。

6月16日﹐我國駐美大使李道豫奉命正式通知美國政府﹐由於美國允許李登輝訪美﹐造成
了
惡劣後果﹐他奉命回國述職。對此﹐美國務院發言人伯恩斯表示了遺憾﹐稱美並未對中方
的決定采取對等行動﹐美非常希望中方能盡快派回大使。

1995年7月和1996年3月﹐中國進行了兩次大規模導彈實彈發射演習﹐並推遲第二輪“汪辜
會談”。

中方上述措施大大地震動了美國﹐促使美國國內關於對華政策的大辯論進入高潮。辯論的
結果是﹐美兩黨主流派形成一個基本共識﹕中國的崛起和強大難以阻擋。“孤立”和“遏
制”中國不是上策﹐而與中國保持“接觸”才符合美國的長遠利益。

1995年6月7日﹐就在李登輝開始訪美的當天﹐美國務卿克裡斯托弗給我寫了一封信。他在
信中表示﹐李登輝訪美將是一次“純粹的私人訪問”﹐行政部門的任何官員都不會與李登
輝會見。李登輝不得從事任何有官方性質的活動。

我沒有理會他這番表白。

6月7日至11日﹐李登輝赴美﹐往返途中經停洛杉磯、錫拉丘茲（位於紐約州西北部﹐距康
奈爾大學一小時汽車路程）、安克雷奇三個城市。6月9日﹐李在康奈爾大學發表了名為“
民之所欲﹐長在我心”的政治性演說﹐宣揚所謂“台灣經驗”﹐叫嚷要“突破外交孤立”
﹐強化台美關系﹐政治色彩濃厚。

從李登輝在美國活動的實際情況來看﹐美國政府的確也采取了一些相應的限制措施﹐將李
的訪問維持在“非官方”的基調上﹐縮小其影響。李登輝經停之處﹐除了當地官員和個別
幾名議員出面歡迎外﹐美聯邦政府官員都未與他接觸﹐州長也沒有會見。此外﹐沒有允許
李經停紐約﹔在機場和康奈爾大學不許掛偽“國旗”、不放偽“國歌”﹔取消了李原定在
康大舉行的記者招待會﹔沒有同意李的夫人訪問白宮﹐等等。

美方在華盛頓也做了點姿態。就在李登輝到康奈爾大學的當天﹐6月8日下午﹐美國總統克
林頓在白宮緊急約見我國駐美大使李道豫﹐除對允許李登輝訪美進行辯解外﹐也重申美執
行一個中國政策﹐而不是“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政策。他還說﹐不管台灣方面如何
宣傳﹐李登輝的訪問完全是非官方和私人的﹐其來訪不代表美國政府承認台灣﹔美國將繼
續謀求同中國建立建設性的關系﹐維護現行的對華政策。

此次克林頓總統會見李大使﹐一反慣例﹐特意安排了記者到現場照相﹐以烘托氣氛。

但是﹐美方的這些表態不足以消除李登輝訪美所造成的惡劣影響﹐更沒有就美國政府今後
將如何處理此類事件給中方一個明確的答復。

李道豫大使當場向克林頓總統表示﹐不能接受美方的解釋。

 《外交十記》（26）

1995年8月初﹐第二十八屆東盟外長會和隨後的東盟地區論壇在文萊的斯裡巴加灣市舉行
。
作為東盟的對話國﹐中、美兩國都將先後與會。

赴會之前﹐美國務卿克裡斯托弗積極表示﹐希望能與我在那裡會見﹐舉行雙邊會晤﹐並說
克林頓總統有一封重要的信﹐要轉交給江澤民主席。

7月28日﹐在赴文萊之前﹐克裡斯托弗在美國新聞俱樂部做了一個演講﹐談亞洲形勢﹐其
中
講到中國的篇幅最長﹐說中國如何重要﹐美國將繼續執行一個中國的政策﹐中華人民共和
國政府是中國惟一合法政府﹐美國不支持搞“兩個中國”﹐不支持台灣加入聯合國﹐等等
。

當時﹐中美間的高層往來尚未恢復﹐但是﹐為了體現對美鬥爭“有理、有利、有節”的外
交策略﹐我同意在國際會議的場合與克裡斯托弗會面。

8月1日下午﹐在斯裡巴加灣市的國際會議中心﹐我與克裡斯托弗進行了大約一個小時的會
晤。

克裡斯托弗首先轉交了克林頓總統致江澤民主席的一封信。信中提到﹐美國繼續奉行一個
中國政策﹐遵守三個聯合公報﹐反對“兩個中國”和“一中一台”的主張﹐反對台灣獨立
﹐反對台灣加入聯合國﹐但是沒有提及今後將如何處理台灣當局領導人訪美的問題。

克裡斯托弗在與我會談中﹐除了重復辯解和做出一些原則表態外﹐提出了兩點新的內容﹕
一是美國非常希望與中國建立平等的伙伴關系﹔二是克林頓總統授權他告訴中方﹐願意邀
請江主席“在不久的將來訪問華盛頓”﹐但未說明訪問的具體時間和訪問方式。

當時﹐美國1989年後對我國進行的所謂制裁仍在繼續﹐國家元首的正式互訪一直處於停頓
狀態。克裡斯托弗顯然是想以這兩點為“誘餌”﹐使我同意他提出的恢復中美間的一系列
對話、磋商和高層往來的建議。

中方最為關注的﹐是美方今後將如何處理台灣當局領導人訪美這一重大問題﹐對此﹐克裡
斯托弗沒有做出明確的表態。因此﹐我對美方的建議沒有給予積極回應﹐隻是同意美方派
塔諾夫副國務卿來北京與李肇星副外長進一步磋商。

根據兩國外長文萊會晤達成的一致﹐美國負責政治事務的副國務卿塔諾夫於8月24日至27
日
來華﹐與李肇星副外長就改善中美關系進行了磋商。

根據克林頓總統的授權﹐塔諾夫向中方通報了關於美方今後對台灣當局領導人訪問將采取
的若幹限制措施﹐其內容為﹕首先這類訪問必須是私人的、非官方的﹐隻能是為個人目的
﹐不能具有任何政治目的﹔其次﹐這類訪問不僅要避免實質性的官方性質﹐也要避免可能
被人認為具有政治象征意義的禮節性和標志性﹔第三﹐這類訪問將是很少的﹐隻有在特定
的情況下才能被允許﹐並且是“個案處理”。

塔諾夫的通報基本上回應和解決了中方的嚴重關切。於是﹐中央決定逐步恢復中美間的高
層往來。

 《外交十記》（27）

1995年10月﹐江澤民主席出席聯合國成立50周年大會之後﹐在紐約與美國總統克林頓進行
了正式會晤。

當時﹐美國本有意邀請江主席到華盛頓進行訪問﹐但又表示難以按“正式國事訪問”來安
排﹐提出要以“正式工作訪問”來進行。

所謂工作訪問和國事訪問的區別﹐主要是前者沒有白宮南草坪的歡迎儀式﹐沒有21響禮炮
。通常情況下﹐安排工作訪問可以有兩種解釋﹐一是雙方要討論某個重要而緊急的議題﹐
時間上來不及安排正式的國事訪問﹐或訪問的內容較為單一﹐時間較短﹐禮儀也就從簡﹔
一是雙方的關系似乎還沒有發展到鳴禮炮的熱烈程度﹐所需維系的僅是兩國間的工作關系
。工作訪問的形式﹐可以向外界顯示兩國關系的局限性。

從當時的情況看﹐江澤民主席如實現訪美﹐將是1985年之後中國國家元首對美國的第一次
訪問﹐對恢復和改善中美關系具有重大意義。無論從內容和形式上都應該是正式國事訪問
。

但是﹐美國堅持不安排正式國事訪問﹐這不僅僅是一個禮遇問題﹐而是反映出美國政府在
改善和發展對華關系問題上還沒有足夠的政治意願。

為了走出這一僵局﹐我方提議﹐中美兩國元首在紐約會晤。

1995年10月24日﹐中美兩國元首在紐約林肯中心舉行會晤﹐就加強和發展中美關系達成戰
略共識。這次會晤取得了積極的成果﹐為日後中美關系的恢復和發展舖平了道路。

會談時﹐克林頓總統明確表示﹐讚成江澤民主席關於應從戰略全局和新世紀的高度處理兩
國關系的觀點﹔在中美兩個大國間﹐孤立不是選擇﹐遏制不是選擇﹐對抗不是選擇﹐惟一
正確的選擇﹐是保持建設性接觸。

關於台灣問題﹐克林頓說﹐美恪守中美三個聯合公報﹐承認隻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
一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惟一合法政府﹐美方不希望台灣問題成為兩國分歧的
來源。

克裡斯托弗國務卿對處理台灣當局領導人訪美問題做了特別闡述﹐再次承諾﹐對此類訪問
采取嚴格限制措施﹐“這種訪問將是私人的、非官方的﹐而且是很少的﹐並將個案處理”
。當然﹐他也留了一個小尾巴﹐說美方不能完全排除今後會有這種訪問的可能性。

針對美方提出希望恢復中美有關導彈不擴散、和平利用核能合作、軍控和出口管制等問題
的磋商﹐我也做了補充性發言﹐提出中美就不擴散問題的磋商﹐應當包括美售台武器問題
﹐因為這是一種武器擴散﹐也是中方最關切的問題。

作為江主席的陪同人員﹐駐美大使李道豫前往紐約﹐參加了中美首腦會晤後留在美國﹐也
就算是返任了。

此後﹐中美間的高層互訪和政治磋商逐步恢復。我國國防部長、司法部長於1996年訪美。
至此﹐圍繞李登輝訪美問題與美國進行的鬥爭基本上告一段落。

經過這場鬥爭﹐克林頓政府比較清楚地認識到台灣問題的敏感性以及中美關系的重要性。
中美關系因此得以在克林頓總統的第二任期內比較平穩地發展﹐並得到進一步提升。

1997年﹐江澤民主席對美國進行了國事訪問。

1998年﹐克林頓總統正式訪華﹐並在上海公開闡述了美國對台政策的“三不”主張。

那是6月30日上午﹐克林頓總統夫婦在上海圖書館與上海市民代表舉行圓桌會議時﹐闡述
了
對台“三不”政策的內容﹐即美國不支持台灣獨立﹔不支持“兩個中國”、“一中一台”
﹔不支持台灣加入任何必須由主權國家參加的國際組織。

美國總統公開做出上述承諾﹐這是第一次。

 《外交十記》（28）

香港、澳門回歸﹐是祖國統一大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幾代中國人曾為之英勇奮鬥。回歸歷
程漫長﹐作為這一代人﹐我能夠親眼見証回歸﹐已深感幸運﹐又有機會親身參與回歸歷程
﹐更是感到無比榮幸。在我的外長任期內﹐正值兩地回歸過渡時期的後期﹐我參與了外交
談判﹐主持了兩地成立特別行政區的籌備工作。這在我的外交生涯中﹐是一段十分難得而
又頗為獨特的經歷。

香港的回歸問題﹐首先是一個外交問題。從外國佔領者手中以和平手段收回祖國固有的領
土﹐必須通過外交談判。

自回歸的原則達成協議到政權交接﹐有一個相當長的過渡時期。在此期間﹐英方要保証做
好香港的日常行政管理工作﹐保持當地的穩定和繁榮﹔中方則要承諾根據雙方達成的協議
﹐為收回後的特別行政區制定出一系列符合實際的具體政策﹐以落實“一國兩制”﹐保持
長期的穩定和繁榮。

在這漫長的過渡期內﹐雙方為落實協議、履行彼此的承諾﹐要在眾多領域進行外交談判。
當時﹐中方根據協議確定了總體談判方針﹕對於對方在過渡期間的日常行政管理﹐中方給
予合作但不幹預﹔對跨越回歸、涉及未來特別行政區權益的事務﹐中方有發言權甚至參與
權。

鄧小平在思考按“一國兩制”構想解決香港問題時﹐曾敏銳地洞察到﹐這種解決辦法的關
鍵﹐在於過渡時期是否能保持穩定。

當時﹐我們對香港的前景───領土的最終回歸﹐是充滿信心的﹐但對這麼一個漫長的過
渡時期能否保持平穩﹐還是有所擔心的。我們希望不要出現大的波動和曲折﹐以致危害香
港的長期穩定和繁榮。

在有關香港回歸問題的外交磋商中﹐中英之間曾有過一個“蜜月期”﹐雙方合作順利。我
於1988年直接參與香港問題的磋商時﹐“蜜月期”尚未結束。

當時﹐兩國簽署了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香港進入過渡期的頭幾年。雙方就一些具體
事務的磋商和談判比較順利﹐取得一些進展。會談的氣氛不錯﹐遇到意見不同﹐雙方還是
可以考慮對方的立場﹐交換看法﹐達成一些共識。

我的第一位英方談判對手﹐是英國外相傑弗裡‧豪。當時﹐他任外相多年﹐參與了中英關
於香港問題談判的全過程。他對中國和香港問題都十分熟悉﹐一直與中方有著很好的合作
。

1988－1989年間﹐我同傑弗裡‧豪會晤過三次。前兩次分別是在1988年6月紐約的裁軍特
別
聯大和9月的聯大會議期間﹐第三次是在東京參加日本天皇裕仁的葬禮之時。記得當時主
要
的議題﹐就是中方起草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和港人的信心問題﹐雙方交換意見比較充
分﹐談得不錯。

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發生了政治風波後﹐中英關系風雲突變﹐出現逆轉。

隨著英國同其他西方國家一起對中國實行制裁﹐雙邊關系嚴重受挫。英國似乎對1984年1
2
月正式簽署的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有些後悔了。

6月19日﹐傑弗裡‧豪給我來信﹐單方面提出推遲原定於7月舉行的中英聯合聯絡小組第十
三次會議。這是一個不尋常的舉動﹐因為自聯絡小組1985年成立以來﹐從未發生過單方面
推遲會議的事情。

不久﹐傑弗裡‧豪又致信吳學謙副總理﹐在對中國國內形勢做出評論的同時扯到香港問題
﹐說香港的信心嚴重受挫。他公然提出中國軍隊在香港回歸後究竟還要不要在香港存在的
問題﹐並表示英方準備重新考慮1991年香港直接選舉的安排﹐同時要求中方推遲基本法頒
布的時間。

中國將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駐軍一事﹐早已寫入中英聯合聲明﹔而對香港1991年選舉的安排
﹐雙方磋商中也已有共識。此時英方突然這樣提出問題﹐顯然是想“翻案”。

兩星期後﹐由我給傑弗裡‧豪回復一信﹐著重批駁了英方關於香港信心的說法﹐指出恰恰
是英方的一系列不友好舉措﹐打擊了港人的信心。關於香港政制問題﹐中方不能同意英方
單方面的改變。

 《外交十記》（29）

英國外相換人了。我的第二位英方談判對手是梅傑。梅傑平民出身﹐憑著自己奮鬥﹐成為
保守黨裡的後起之秀﹐這在十分重視傳統的英國官場並不多見。梅傑任外相的時間很短﹐
後來他接替了撒切爾夫人﹐出任英國首相。

我同梅傑隻有過兩次交往。一次是在1989年7月底﹐我們在巴黎召開的柬埔寨問題國際會
議
上相遇。梅傑舉止比較謙和。我說他是一顆“上升的星”﹐前途無量﹔他趕緊說自己還是
一名“新兵”。會晤中﹐他試圖影響我們的基本法起草工作﹐如要求修改草案中有關駐軍
的條款。我說﹐基本法是中國自己的事﹐如英方有好的建議﹐中方可以考慮﹐但對中方施
壓以改變雙方商定的條款﹐那是徒勞的。我強調說﹐駐軍問題已寫入聯合聲明﹐是已經解
決的問題﹐不應該重新提出來。在這次會晤中﹐梅傑同意雙方恢復聯絡小組的工作。

第二次見梅傑﹐是在那年秋天的紐約聯合國大會上。他再次提出﹐英方打算加快香港政制
改革的步伐﹐增加香港立法局議員直接選舉的名額。我表示﹐政制改革必須與以後頒布的
基本法相銜接。中方主張在香港推行民主﹐但必須循序漸進。

中英在香港政制改革問題上的分歧﹐很快變成了外交談判桌上的爭端。

1989年底﹐隨著我國局勢穩定下來﹐經濟持續發展﹐西方國家開始鬆動制裁中國的立場。
美國先派了特使秘密訪華﹐尋求與中國改善關系。英國不甘落於人後﹐也采取了主動。撒
切爾首相決定派其外交顧問柯利達作為首相特使﹐於當年12月4日秘密訪華﹐轉交她給江
澤
民總書記的正式信函﹐並與中方探討改善雙邊關系的可能。

這是中英雙方一次重要的接觸﹐為今後幾年雙方在香港政制問題上的交鋒拉開了序幕。


柯利達曾任駐華大使﹐是一位“中國通”﹐還直接參與了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談判。他對
中國事務很熟悉﹐同時也深知如何捍衛英國的根本利益。在香港問題上﹐他與保守黨主流
人士持有不同看法﹐卸去公職後﹐一直對英國政府的香港政策持批評態度﹐堅持主張維護
與中國的合作﹐不與中方對抗。但是﹐此次他作為密使來訪﹐是為了忠實地履行撒切爾首
相的方針。

撒切爾首相致江總書記的信相當長。她在信中表示﹐希望雙方扭轉兩國關系惡化的趨勢﹐
恢復過去的良好溝通﹐並重申了英方的立場﹕信守聯合聲明﹐特別保証“無意讓香港被用
做進行顛覆的基地”﹐也不試圖使香港問題“國際化”。

然後﹐撒切爾筆鋒一轉﹐提出英方面臨著“大大增加”香港1991年立法局直選議員名額的
巨大壓力﹐對此不能視而不見。她要求中方起草基本法時﹐能與英方的安排保持協調。


柯利達抵京後﹐與周南副外長會談了一整天﹐全面討論了中英雙邊關系和香港問題。柯利
達提出了增加兩國貿易、恢復官方高層接觸等改善雙邊關系的具體設想﹐也提出了英方準
備大量增加1991年香港立法局直選議席數目的要求﹐由10席增至20席。

第二天﹐江總書記會見柯利達﹐會談進行了近兩個小時。此時﹐柯利達亮出了英方的真意
﹐說了這樣一段話﹕中英關系應作為一個整體看待﹐如在某一方面發生了困難﹐從整體上
就很難取得進展。雙方如能就基本法和香港直選問題達成諒解﹐恢復兩國良好關系的大門
就是敞開的。

這顯然是把香港選舉問題當做恢復雙邊關系的先決條件。

江總書記當即頂回了英方這種施壓的手段。事後﹐英國駐華大使還特意向我方人員解釋說
﹐柯利達這番話﹐是根據倫敦上級指示而談的。

大約半個月後﹐江總書記正式復信撒切爾首相﹐充分肯定來信對中方示好的積極方面﹐並
就香港立法局直選比例問題表示﹐估計基本法最後方案與目前草案“不會相距過遠”。如
果英方在1991年選舉中直選議席數目超出過多﹐將來恐難同基本法相銜接。

這個意思就是說﹐中方不會接受英方方案﹐但草案也還有修改的可能﹐雙方可以進一步商
量﹐大門並未完全關死。

 《外交十記》（30）

七份外交文件

柯利達來訪的最後一天﹐我同他進行了會談。這是他此行中的最後一次正式會晤。他對前
兩天會晤中沒有取得任何進展深感失望﹐急於抓住最後機會取得一點兒成果。

柯利達對我表示﹐雙方立場有很大距離﹐擔心這可能影響兩國關系。他問我﹐江總書記復
信給撒切爾首相之前﹐我能否讓他先給她捎個口信。我原則地表示﹐請他向首相轉達﹕中
英兩國政府應當嚴格按聯合聲明的原則辦事﹐已商定的事情﹐不要輕易改變﹐這樣才有利
於香港的穩定繁榮。

會晤開始時﹐柯利達向我轉交了剛剛上任的英國外交大臣赫德給我的一封信。赫德此信正
式、全面地提出了英方對香港基本法草案的具體意見﹐是一份詳細的清單。我同第三位英
方談判對手的交往﹐就這樣通過信件交換而開始了。

在我的外長任期內﹐一共與五位英國外相打過交道。除了這裡提到的三位﹐還有裡夫金德
和庫克。前四位都屬保守黨政府﹐隻有最後一位羅賓‧庫克外相屬於工黨政府﹐與他首次
見面時已是在香港回歸的交接儀式上了。在五位外相中﹐打交道時間最長的﹐就要算是這
位赫德外相了。從1989年底開始到1995年中﹐我們交往了近六年﹐而這一段時間﹐正是雙
方圍繞香港政制問題爭執最為激烈的時期。我們通過交換信件、正式互訪以及在國際會議
場合會晤﹐頻繁接觸﹐反復磋商﹐就是因為香港問題不僅復雜繁多﹐而且雙方就一些問題
爭持不下﹐再加上有一個緊迫的時間表。這種情況﹐在我與其他國家的外長交往中是很少
有過的。

赫德的第一封信也反映出﹐在1989年風波後的新形勢下﹐英方在香港問題上改變了主意。
基本法草案形成之前﹐中英雙方曾通過多種渠道進行過詳盡溝通﹐最後﹐英方對公布的草
案稿已無意見。但在赫德的這封信裡﹐重新對草案﹐特別是在香港政制發展方面提出了許
多不同意見﹐大大提高了要價﹐其中就包括要求大幅增加立法局直選比例。

對於這封信﹐我沒有直接回復﹐隻表示中方同意由雙方法律專家進一步交換意見。

1990年初﹐形勢更為緊迫。香港基本法即將於2月定稿﹐英方對香港1991年選舉的方案也
到
了最後拍板定案之時。但是﹐柯利達訪華﹐以及雙方其他渠道的磋商﹐都未能就直選比例
問題達成一致﹐雙方處於僵局。

英方有些著急了﹐希望能在基本法定案之前與中方就此事達成協議。當時﹐赫德來不及等
到與我會晤面談此事﹐便開始連續通過信件與我交換意見。那一段時間﹐英國駐華大使與
中方人員多次接觸﹐轉交各自外長的“信息”。這雖非親筆簽名的函件﹐卻是書面文件﹐
不是“口信”﹐我們便稱之為“書面信息”。這種方式十分便捷﹐在中英多年磋商、談判
過程中經常采用。

從1990年1月18日赫德給我來信起﹐至2月12日赫德來信確認達成共識止﹐在不到一個月的
時間裡﹐雙方交換了七份書面信息。當時﹐這屬於內部磋商﹐對外嚴格保密。後來﹐隨著
政制問題爭執的加劇﹐雙方分別公布了這七份文件。

這一輪交涉的焦點﹐就是香港立法局的選舉安排。

現在﹐當人們讀到這批外交文件時﹐可能會覺得奇怪﹐為什麼中英雙方會為了多幾個還是
少幾個直選議席如此興師動眾呢﹖其實﹐中英雙方所爭的﹐不僅僅是幾個直選議席的多少
﹐而是香港回歸後的主導政治體制。

要理解這一點﹐需要了解香港政制發展的背景和英國在香港過渡時期制定“政改”政策時
的基本考慮。

在香港100多年的殖民統治時期﹐英國一直采用由倫敦委派總督獨攬大權的政治體制。總
督
下設行政和立法兩個局﹐作為咨詢機構。議員都是由港督委任。這是一種行政主導的體制
。上世紀80年代﹐中英就香港問題簽署聯合聲明後﹐中方就開始著手制定未來香港特別行
政區的基本法﹐設計一套能體現“一國兩制”的全新政治體制。這時﹐英方企圖利用香港
過渡期﹐加緊推行所謂的“代議政制改革”﹐想在基本法頒布之前造成既成事實﹐以影響
基本法對未來政制的安排。

“代議政制改革”的目標﹐說穿了就是要把行政主導改為立法主導﹐通過提高立法機構的
權力和地位來制約行政機構﹐並最終把回歸中國後的香港演變成一個“獨立實體”﹐與祖
國隔離開來﹐以利長期維護英國在香港的政治和經濟利益。

 《外交十記》（31）



(2003-12-10 08:01:39)

在聯合聲明簽署以前﹐英方已開始了“代議政制改革”的籌劃。聯合聲明簽署後﹐英方馬
上啟動了政改部署。1985年﹐先是在香港立法機構通過功能組別（代表不同的行業或專業
）間接選舉的方式產生部分議員﹔然後又在1991年決定選舉時再引入分地區直接選舉部分
議員的新制度﹔並計劃

在中方就基本法起草工作聽取英方意見過程中﹐英方曾向中方極力推薦過香港的行政主導
體制。中方也認為﹐這種體制適合香港的實際情況﹐有利於實行高效率的行政管理﹐保持
穩定繁榮。

同時﹐中方也讚同在香港逐步推行民主制﹐立法機構議員最終全部經普選產生。但中方認
為﹐根據香港的實際﹐民主制的發展應該循序漸進。當時﹐英方對這一點也是同意的。


基本法的有關內容﹐就是按行政主導和循序漸進這兩條原則擬定的。

1989年以後﹐英方改變了主意﹐要大大加快政制改革步伐。其中最主要的﹐也是爭議最大
的﹐就是要急速增加立法局直選議員的比例。

直選議席數額的增長速度和比例﹐便成為當時中英磋商中的焦點問題。

在赫德於1月18日給我來信之前﹐英方已向中方提出要把1991年直選名額由10席增至20席
﹐
1995年再增至24席。這與中方基本法草案設計中的1997年18席的主張差距甚大。如果接受
英方的安排﹐1997年香港回歸前後的政制銜接將會出現問題。

為了香港的平穩過渡﹐中方做出了重大讓步。1月15日﹐提出了1991年15席、1997年20席
的
建議。

英方對中方的“積極精神”表示讚賞﹐並表示將研究“1991年少於20席的可能”。

隨後﹐出現了赫德和我之間的緊急書面談判。概括起來﹐大致的情況是這樣的﹕英方對中
方15日的方案做出回應﹐提出1991年18席、1997年24席的方案。中方又提出1991年18席、
1997年20席的方案。英方拒不接受﹐威脅說﹐如中方不修改基本法草案的名額﹐香港行政
、立法兩局議員將辭職﹐還建議派高級官員來北京面談。中方回應說﹐中方的重大讓步未
獲英方積極響應﹐因此英方沒有必要再派人來京磋商﹐如英方不接受中方建議﹐基本法起
草委員會隻能按原定方案做出決定。英方又提出幾個關於選舉委員會的安排以及選舉方法
等問題﹐要求中方澄清。中方澄清時﹐采納了英方的一些意見。最後﹐英方應中方要求﹐
正式書面確認接受1991年18席、1997年20席的方案﹐並保証保持“九七”前後的“連續性
”。

這期間還有一個小插曲﹕在英方最後確認前幾天﹐赫德還曾來過一信﹐說時間緊迫﹐可能
趕不及在基本法草委大會之前做出最後答復﹐要求草委會在確定1997年直選席位時﹐先不
要寫入文本﹐隻留一個空白﹐待以後填寫。我們判斷﹐雙方有可能在會前達成協議。最後
果然達成了協議。由於此信不涉及實質內容﹐故後來未隨七份文件一同發表。

七份外交文件表明﹐在基本法定案時﹐雙方就香港政制發展的進度正式達成了協議和諒解
。此時﹐英方還不得不遵守同中方磋商一致和與基本法相銜接的原則。

我同赫德外相尚未謀面﹐便通過交換信件達成了一項重要協議。這也是我任外長期間與英
方達成的惟一的書面協議。沒有想到的是﹐它後來竟被英方所毀棄。中英雙方以及大眾傳
媒還就這七份外交文件的內容和形式到底算不算是雙方的協議和諒解﹐有沒有約束力﹐開
展了一場辯論。其實﹐任何具有外交常識的人﹐更不用說熟悉中英談判歷史的人﹐對此不
難得出正確的結論。

 《外交十記》（32）

1990年4月﹐在中英就香港選舉問題達成協議和諒解之後﹐香港特區基本法正式頒布。至
此
﹐中英之間有關香港政制發展問題的爭議﹐似乎應該告一段落了﹐但事實並非如此。

香港立法局1991年選舉前後﹐英方加緊了所謂“代議政制改革”的步伐﹐隻是這個問題暫
時不像前一階段那樣緊迫了。

這時﹐中英兩國外長實現了自1989年以後首次互訪﹐雙邊關系有所改善。

赫德外相於1991年春訪華﹐我與他正式會晤。中方領導人會見了他﹐給予他相當高的禮遇
。

赫德這次來訪中﹐雙方商定今後要加強聯系﹐兩國外長每年要會晤兩次﹐以及時磋商香港
過渡期中陸續提上日程的議題。

1990～1991年﹐中英之間有關建設香港新機場的磋商正在緊張進行﹐其他問題一時顯得不
那麼突出了。赫德來京﹐主要談的也是新機場問題。香港新機場問題與香港政制發展問題
本是兩件不同的事﹐但同樣具有跨越“九七”、影響特區政府權益的性質﹐需要雙方磋商
﹐取得一致意見。新機場問題的磋商前後延續了數年﹐是另外一個頗為復雜的故事﹐這裡
就不做專門記述了。

約一年以後的1992年春天﹐我首次正式回訪英國。那時﹐正值中英外交關系升格20周年前
夕﹐兩國領導人又剛剛簽署了關於新機場問題的諒解備忘錄﹐所以﹐訪問的氣氛較好。


不過就在那個時候﹐英方又醞釀在香港立法機構中推行一種所謂“常設委員會”的新制度
﹐意在提高立法機構的權力﹐以制約行政機構。

針對這一動向﹐我在會談中特意向赫德提出﹐基本法已為未來特別行政區設計了行政主導
體制﹐這種體制也是多年來在香港行之有效的。如果現在改為立法主導﹐勢必與基本法抵
觸。中方不希望發生這種事。當時﹐赫德還是表示﹐英方無意改行政主導為立法主導。


關於1995年下一屆立法局的選舉﹐我提醒英方﹐這最後一屆立法局選舉的辦法應該與基本
法相銜接﹐否則不能直接過渡。赫德說﹐英方將於1993年就此做出決定﹐此前將與中方磋
商。

然而﹐我訪英後不久﹐英國政府於4月任命曾任保守黨主席的“強勢人物”彭定康﹐取代
了
被視為對華“軟弱”的衛奕信﹐出任最後一任香港總督。

彭定康一上任﹐就進一步大幅度地改變英國對香港的政策。兩國圍繞香港政制發展方向的
分歧﹐很快就演變成新一輪公開而嚴重的較量。他於1992年7月上任後不久﹐便推出了一
個
與中方對抗的香港政制改革方案﹐對香港面臨的1994年區域組織選舉和1995年立法局選舉
完全搞了另一套設計。表面上﹐這個方案仍然說要維持行政主導制﹔實際上﹐卻要急劇改
變政制﹐迅速提高立法機構的地位和權力。其主要措施有﹕把立法局的功能團體和選舉委
員會的間接選舉改為變相的直接選舉﹔馬上取消在香港行之有效的區域組織委任制﹐改變
區域組織的非政權性質和職能。

彭定康於10月7日做了第一次施政報告﹐公布了他的政改方案。幾天後﹐中方決定由國務
院
港澳辦公室主任魯平會見英國駐華大使麥若彬﹐對彭定康方案做初步評論﹐具體說明了方
案與基本法相違背之處﹐並指出按方案產生的立法機構無法過渡“九七”的前景﹐還特別
提醒英方﹐不要進行公開論戰。

英方顯然已決定挑起事端﹐完全無視中方的反對和提醒﹐未經磋商達成一致﹐便單方面公
開發表了這份政改方案。這種做法違反了聯合聲明的規定﹐是蓄意挑起公開爭論﹐企圖借
輿論向中方施加壓力。方案一出台﹐英國首相和外相就馬上公開表示支持。

中方也立即公開表明立場﹐對英方舉措深表憂慮﹐並指出將來香港回歸前後的政制不能銜
接﹐其責任不在中方。特區的有關機構將按基本法和全國人大的決定來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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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信站: 批踢踢實業坊(ptt.cc)
◆ From: 128.2.62.155
→ iamsosorry:在講什麼東西?  好長啊..
※ 編輯: skibo           來自: 128.2.62.155         (12/22 01:23)
→ skibo:錢外長的回憶錄啦
→ andey:這一篇文章值 29 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