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社會流動》指出﹐受教育程度是人們獲得初次就業職業地位的最主要因素﹐而“14歲時父親的職業地位”則對本人現職的獲得有著顯著影響﹐好職業的父親更有可能幫助子女調換到好的工作。
報告稱﹐從1949年到2001年﹐父親的幹部身份都是影響子女獲得幹部地位的最主要因素。幹部子女首次就業時成為幹部的機會是非幹部子女的1﹒75倍。
分時段考察﹐在1949年至1956年這個時段﹐如果“14歲時父親的身份”是“幹部”﹐那麼﹐自己的第一次就業就成為幹部的概率非常大﹐為“14歲時父親身份”不是幹部的那些人的2﹒65倍。
報告稱﹐1978年後﹐一方面﹐國家幹部錄用過程中對“學歷”的強調使幹部直接將自己的子女安排進國家機關的概率得以降低﹐另一方面﹐業主階層的興起﹐也分流了幹部子女的就業選擇。
身為幹部的那些人與他們的子女都明白了這樣一個道理﹕只有獲得文憑﹐才能夠獲得進入公務員隊伍的“入場券”﹔才能夠順利升遷。於是﹐擴張了大學教育和黨校教育的市場﹐各種名目的本科班和研究生班辦了起來。
統計數據表明﹐父親具有權力資本的那些人仍比一般人更易於成為幹部。從總模型可以看出﹐在控制了父親受教育程度這個自變量的情況下﹐幹部子女成為幹部的機會﹐是非幹部子女的2﹒1倍。工人和農民成為國家與社會管理者的機會相對少
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在某種程度上是一個多進少出的階層。最初職業是國家與社會管理者的人﹐絕大多數目前的職業仍是國家與社會管理者﹐另外一部分流入了經理人員階層和辦事人員階層。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家與社會管理者流向掌握經濟資源的經理人員階層和私營企業主階層的比例略有上升。下海經商的幹部往往是那些沒有實權的或沒有太多提拔可能性的幹部。
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的流入渠道是局限於固定路徑的。
各階層子女進入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的機會不同﹐父親職業是幹部、企業管理人員和企業主的人﹐最可能成為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這些人的子女100個人中約有7個成為國家與社會管理者﹔專業技術人員和辦事人員家庭出身的人100人中大約各有3人能成為國家和社會管理者﹔自雇勞動者和小業主家庭出身的人﹐100人中大約有兩人進入這一階層﹔工人家庭出身的人﹐100人中有1人進入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農民家庭出身的人﹐100人中不到1人進入這一階層。
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的流入渠道在經濟改革前後有一個重要的變化。在經濟改革之前﹐產業工人、商業服務業員工和農民都有一定比例進入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尤其是農民﹐約超過十分之一的國家與社會管理者最初職業是農業勞動者。但改革之後﹐產業工人、商業服務業員工和農民進入國家與社會管理階層的幾率明顯下降﹐尤其是產業工人和農民基本上沒有機會進入這一階層。私營企業主階層政治參與機會增加
私營企業主在保留其私營企業主身份的同時﹐進入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他們參與政治的機會和路徑﹐主要就是成為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其中成為政協委員的機會又大於成為人大代表的機會。
從全國私營企業3個年度的抽樣調查結果可以看出﹐私營企業主擔任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的比例趨於上升﹔他們擔任的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的層級也呈攀升趨勢。由此可見﹐私營企業主的政治參與活動在增加﹐能夠影響國家政策的能力也在增強。
在許多地方的農村﹐私營企業主參與競選的積極性正在增強。2003年﹐江蘇省射陽縣出台地方政策﹐規定競選“村官”者須滿足家庭年收入10萬元的資格要求。按照這一要求﹐射陽縣258個村中有250個村的村委會主任由這些“富人”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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