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載]《中國農民調查》1：引言
引言 在現實與目標的夾縫中
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十三億人口就有九億農民，可是，很久以來，農民在農村中的
生存狀態究竟如何，絕大多數城市人並不清楚。只依稀記得，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那場讓整
個世界都為之震驚的偉大改革，是從農村開始的，自從農村實行了以“大包乾”為標誌的家
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農業生產上連年獲得大豐收，很快就出現了“賣糧難”，而且冒出了許
許多多“萬元戶”。一時間，中國的農民好像已經富得流油了。然而，以後不久，隨著城市
改革的不斷深入，我們就很少再聽到有關中國農業、農村和農民的消息了。不過，稍後就發
現，越來越多的農民，放棄了曾視為生命的土地，遠離了曾經日夜廝守的村落和熟悉的農事
，寧可忍受寂寞、屈辱與歧視，也要涌進各地城市，於是，數以百萬計的中國農民掀起的“
民工潮”，便一次又一次成為上個世紀最後十多年的一道奇異的風景。
這些年，因為致力於報告文學的寫作，我們有機會經常深入各地農村，同時，結交了
不少農民朋友，常聽他們聊一些農村裏的事。我們發現，原先存留在我們印象中的那一幅幅
鄉間風俗畫，不過都是遙遠而虛幻的田園牧歌，或者說，是過慣了都市浮躁生活的城裏人對
鄉間的一種嚮往。而現實生活中的農村並非如此，或者說，農民眼中的農村並非如此，他們
沒有這樣的閒情逸致，他們活得很累、很沉重。
一次，為了解淮河污染的事情，我們曾路過安徽省淮北平原上的一個村莊，竟發現那
裏的許多農戶家徒四壁，一貧如洗，這使我們感到震驚。有一家，全家人居然用賣菜得來的
五元錢就過了一個春節，生活的窘迫，甚至不如剛解放那幾年。有位農民扳著指頭給我們算
了一筆賬，他說刨去種子、化肥、灌溉、用機械種收以及這稅那費，假如小麥畝產上不到九
百斤，這一年就等於白幹。而淮北農村能夠達到畝產九百斤小麥的，顯然並不多見，可以收
到八百斤就已經是相當不錯了，一般也只有六百斤，就是說，如今農民僅靠種地已是難以為
繼，但他們卻依然要承擔多如牛毛的各種稅費。
農民們含著淚說：“大包乾留給我們的好處早就一點一點被掏光了!”
我們沒有想到，安徽省最貧窮的地方，會是在江南，是在聞名天下的黃山市，在不通
公路也不通電話的黃山市休寧縣的白際鄉。在那裏，我們吃驚地發現，大山裏的農業生產仍
停留在刀耕火種的原始狀態，農民一年累到頭，平均收入只有七百元，月收入僅攤到五十八
元；許多農民住的還是陰暗、潮濕、狹小、破舊的泥坯房子，有的，甚至連屋瓦也置不起，
房頂還是樹皮蓋的。因為窮，一旦患病，小病強忍，大病等死。全鄉六百二十戶人家，貧困
戶竟佔到五百一十四戶，達到百分之八十二點九；全鄉兩千一百八十人，貧困人口也佔到一
千七百七十人，達到百分之八十一。可是，就在這樣一個貧窮的鄉鎮，因為前幾年鄉村幹部
們搞浮誇，居然被上面認定已經脫貧，派下來的苛捐雜稅，壓得村民透不過氣；而且，這個
鄉的鄉長又是個敲骨吸髓的貪官，就在我們去之前才被法辦。我們在驚訝於貪贓枉法者已是
無處不在的同時，更令人窒息般地感到話題的沉重。
離開白際的那天，我們特地選擇了從浙江那邊下山，一路之上，竟也發現，屬於“天
堂”杭州市的淳安縣中洲鎮，其實也富裕不到哪去。
2000年春天，湖北省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李昌平在給國務院領導的一封信中說了這
樣三句話：“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這話，至少說明，我們在安徽省農村所
接觸到的，在別的許多地方也同時存在著。李昌平有關“三農”問題的上書，顯然觸動了一
個大國總理的心，朱總理曾動情地批復道：“‘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雖非
全面情況，但問題在於我們往往把一些好的情況當做全面情況，而又誤信基層的‘報喜’，
忽視問題的嚴重性。”
由此，一個讓我們這些終年生活在城裏的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問題便凸現出來：今日中
國之巨大變化，蓋得益於二十多年前那場舉世矚目的大變革，既然是億萬農民引領了中國改
革的風氣之先，現在怎麼又會淪為如此難堪的境地？
不可否認，我們今天已經跨入了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嶄新時代，然而，對底層人民
，特別是對九億農民生存狀態的遺忘，又是我們這個時代一些人做得最為徹底的一件事。
因此，可以這樣認為，我們面臨的，已絕不僅僅是一個單純的農業問題，或是簡單的
經濟問題，而是新時期執政黨面臨的最大的社會問題。我們確實沒有理由，在城市變得日新
月異的今天，忘卻了廣大的農村；沒有九億農民兄弟真正的富足，一切樂觀的經濟統計數字
都將失去意義！
美國哈佛大學經濟學家德懷特·帕金斯曾經說過的一句話，至今值得我們深思：“對
於未來的改革者來說，中國經歷的政治經驗顯而易見但又常常被遺忘——改革進程中應該有
明確的受益者。”上個世紀改革之初，受益者除了“大包乾”的農民，還有個體工商戶和深
圳特區的拓荒者。但是當改革的中心移向城市，受益者就變成了新生的企業家階層、通過尋
租活動迅速富裕起來的政府官員與勉強可以稱之為群體的城市中產階層，而作為我們這個社
會最大的群體——九億農民，非但不是受益者，還因為增產不增收，一些地方甚至出現“今
不如昔”的局面。我們常常驕傲地宣稱：我們是以世界百分之七的耕地，養活了世界上百分
之二十一的人口。我們的農民為十三億人口提供了足夠的糧食，這不能不是一個世界性的偉
大貢獻，可是，我們卻往往很少想到，我們是在以佔世界上百分之四十的農民才養活了這百
分之二十一的人口的。這只能說明，我們的農業目前還相當落後，絕大多數的農民生活水準
還很低。
聯合國發表過一份《人類發展報告》，這份報告將全球一百六十二個國家和地區按照
發展指數的高低排名，中國被排在了第八十七位。這個名次是很令人沮喪的。當二十多年成
功的改革開放，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並且由於這種突飛猛進，已經創造
出了當今世界經濟增長的奇跡的時候，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克萊茵，卻在注視著我國的農
業問題，他曾對中國的訪問者說，中國經濟有兩大問題：一是農業，二是人口；諾貝爾物理
學獎獲得者楊振寧，也說過相同的話：中國目前最困難的事情，就是人均國民收入太低。
一個不爭的事實是，中國的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已經成為影響我國未來現代化發
展的主要因素，它已經關係到我們整個國家的命運，關係到我們現有的現代化水準能不能維
持，關係到我們通過二十多年努力奮鬥好不容易創造出的改革開放的成果有可能毀於一旦的
嚴峻問題！
作為報告文學作家，我們的文學應該時刻保持與現實生活的對話。面對如此嚴峻的問
題，作家不應該缺席。因此，從二000年十月一日開始，我們從合肥出發，地毯式地跑遍了安
徽省五十多個縣市的廣大農村，隨後，又盡可能地走訪了從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從事“三
農”工作研究和實踐的專家及政府官員，作了一次長達兩年之久的艱苦調查。
我們從不懷疑，安徽省的農村面貌，在全國十二個農業大省中是最富有代表性的；如
果就農村的改革而言，安徽在全國所有的省、市、自治區中，就更具有典型意義。因為被稱
作新中國農村三大改革的土地改革、“大包乾”和農村稅費改革，後兩項改革，就源自安徽
。朱總理就曾不止一次地說過：“在農業的問題上，在中央要對農業做出重大的決策時，我
往往是會到安徽來調查研究的。可以說，我們許多成功的經驗都是從安徽來的，安徽為中國
的農業做出了很大的貢獻。”溫家寶也說過：“事關農村的政策問題，我就想到安徽來聽聽
大家的意見，因為這裡有許多熟悉情況、又敢於發表意見的同志。我每次來都很有收穫。”
因此，我們走進安徽的廣大農村，其實也就是在走近中國的農民。
我們本來就是農民的後代，並且都在農村度過了無瑕的童年歲月，今天，當我們奔走
在已經變得陌生的田野，卻依然像回到母親的懷抱，內心的衝動幾乎要溢出滿眼的淚水。這
種與大自然血肉般的親情，是我們進入城市以後再也沒有感受過的。
但是，當我們拿出了今天的作家已經少有的熱情與冷靜，走近中國的農民時，我們感
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與隱痛。
我們想說，今天中國還並非到處歌舞昇平，我們還有很多困難的地方和困難的群眾。
現在許多人沒有離開過大城市，以為全中國都像北京、上海那個樣子，有些外國人來了，一
看，也以為中國都是那個樣子。其實，不是這樣。
我們要說，我們看到了你想像不到的貧窮，想像不到的罪惡，想像不到的苦難，想像
不到的無奈，想像不到的抗爭，想像不到的沉默，想像不到的感動和想像不到的悲壯……
我們甚至沒有想到，這次安徽省率先進行的農村稅費改革的試點工作，會是和二十多
年前發生在安徽的那次“大包乾”一樣的驚心動魄；我們的採寫工作又幾乎是和這場改革同
步進行的，勢必註定我們的工作會和這場改革一樣的激動人心，一樣的懸念叢生，一樣的充
滿著坎坎坷坷一波三折，甚至，中途不得不和改革的試點一樣地停頓下來，作痛苦的思考，
將原有的計劃打破。
我們同樣不可能想到，問題嚴峻到我們竟不止一次地懷疑起自己的能力和勇氣，懷疑
如此重大而敏感的課題，作家能夠勝任嗎？
不過，我們畢竟堅持了下來。因為我們相信，文學對社會的責任不是被動的，它不應
該是生活蒼白的記憶，而是要和讀者們一道，來尋找歷史對今天的提示；因為中國的明天，
只能取決於我們今天的認知和努力。
現在，當我們開始講述關於中國農業、農村、農民故事的時候，便首先強迫自己冷靜
下來，我們知道只有平靜與從容，才可能挽住我們心中曾經無數次涌動過的波瀾……
編輯:黃麗春 來源:人民文學出版社 作者:陳桂棣 春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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