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 《統一與分裂》----天命與人事

作者aurelius (水丁格的死老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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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轉載] ◇ 《統一與分裂》----天命與人事

時間Tue Jun 1 23:48:00 2004

發信人: kerry (克克), 信區: History 標題: 《統一與分裂》----天命與人事發信站: 惠州明月灣BBS (Sun May 24 10:33:17 1998), 轉信 <圖片> 　　　　　　　　　　　　　第四章天命與人事引言：從秦始竽開始使用的“傳國璽”刻著八個字：“受命于天，既壽永昌。” “天命”究竟為何物？真正主宰著天下分合的又是什么？如果我們看看彩色的中國歷史地圖，在前面歷朝歷代的總圖中所看到的都是不止一種顏色，要到清朝時，才能找到那一種顏色的秋海棠葉形狀。千百年來，各王朝疆域時有變化，至此中國遼闊的疆域基本形成了。但如果我們聯系歷史事實來看這套地圖的話，那就絕不會只看到簡單的色塊和雜亂無章的變化，而是興旺與衰落的交替，建設與毀滅的變換，文明與野蠻的較量，夢想與現實的匯合﹔數千年的干戈與玉帛，數十對仇敵與兄弟，無數次失敗與勝利﹔多少回擴張和收縮，多少次聯合和決裂﹔終于鑄成了這同一顏色的神聖圖形。贊揚開疆拓土的聖君賢臣、良將勇士，斥責喪地辱國的昏君奸臣、懦夫佞人，謳歌統一，頌揚愛國，應該是人之常情，也是我們學習中國歷史的基本態度。但復雜的歷史卻不僅是好人與壞人、是與非的簡單組合，也不僅僅是“雖然．．．但是．．．”的機械模式所能評價。人們往往喜歡對歷史的進程回過頭來作種種假設：要是唐朝的疆域保持到今天，要是明朝政府沒有放棄越南，要是乾隆接受了中亞各國歸入版圖的要求，要是鴉片戰爭以后中國沒有喪失那么多的領土，．．．但歷史是無法改變的事實。雖然其中不乏偶然的因素，但基本上還是客觀條件的必然結果。第一節受命于“天” 今天的大型噴氣式客機已經可以不著陸地飛至地球上任何地方，萬噸巨輪也可以不靠岸地駛向地球上任何一個港口，所以浩瀚無垠的沙漠、高聳入云的山峰、波濤洶涌的河流、不見天日的叢林早已無法阻止人們的來往了。但是在以往，這些都是先民難以逾越的障礙。中國古代的君主都自稱他們是“受命于天”，這當然是自欺欺人的鬼話。但要說早期人類發展的基礎以至君王們建國安邦的條件得之于“天”－－地理環境，卻不無道理。探索中國統一和分裂的基礎，尤其是在中國文明的初期，地理條件是相當重要的因素。得天獨厚竺可楨等地理學家的研究成果証明，三四千年前中國的平均氣溫比現在要高。秦漢時期的黃河流域的年平均氣溫比現在要高一、二攝氏度，所以氣候溫和，降水充沛。而長江流域還過于濕熱，雨水過多，加上地勢低下，茂密的原始植被未曾清除，疾疫流行，所以在《史記．食貨列傳》中有“江南卑濕，丈夫早夭”的說法，使中原人望而生畏。這里的“江南”雖然主要是指今江西、湖南和湖北的江南部分，但認為長江下游“卑下”、“下濕”的例子同樣不少，情況大致相同。西漢初的賈誼被任命為長沙王太傅，要到長沙國都臨汀（今湖南長沙）上任，他聽說“長沙卑濕”，竟認為自己“壽不得長”了。還有的王侯寧可拿在今湖南南部的封邑換在河南南陽盆地較小的封邑，以便回到中原地區去。直到東漢時，分封在今皖南蕪湖的侯國還要設法往北方換。黃河中下游是黃土高原沖積平原，結構疏松，在生產工具簡單、鐵器還未廣泛運用的情況下，易于清除植被和開墾耕種。黃土沖積平原的肥力雖不如其他沖積平原，但在黃土高原的原始植被還保存較好的條件下，沖積土中的養分還是比較充分的。黃河中游和黃土高原地區雖然不像南方那樣有整片的原始森林，但小片森林還不在少數，基本由稀樹和草原覆蓋，水土流失相對說來并不嚴重。黃河下游平原由于黃河及其他河流還沒有人工堤防的約束，免不了要常常泛濫改道。當時海河水系于黃河及其他河流還沒有人工堤防的約束，免不了要常常泛濫改道。當時海河水系還沒有形成，華北平原北部的河流都是單獨入海的，所以受到這種泛濫改道影響的地區頗廣。近海地帶由于水位較高、海水倒灌和宣泄不暢等原因，土地鹽鹼化程度比較嚴重。所以黃河中下游相交一帶便成為先民生存和繁衍的最佳選擇。根據考古發掘的結果和文獻記載，夏、商、周的中心地區是今天河南省的中部和北部、山西省的南部、陝西省的關中盆地、河北省的西南部和山東省的西部，正是當時自然環境中條件最優越的地區。近年來，隨著長江流域、東北地區和其他地區的考古發掘的進展，人們對黃河流域是中華民族的文化搖籃的說法提出了懷疑。但從地理環境總體評價的角度，我們可以斷言：盡管黃河流域不是中國唯一的文化搖籃，盡管在其他地區同樣存在著歷史悠久的發達文明，但總的說來，黃河流域還是中國最古老、最集中、最發達的文化搖籃。統一從黃河流域開始并不是偶然的。人民之間的接觸和了解，部族或國家之間的交往是統一的前提。因為只有交往和了解才會產生合并（無論是和平的還是暴力的）的愿望，才能判斷實現這種愿望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所以統一往往是在沒有地理障礙，或者在各地理障礙比較容易克服的地理區域中首先實現的，例如同一塊平原，同一片草原，同一個盆地，同一條河谷。隨著生產水平的發展、交通工具的進步和人力資源的增加，地理障礙的影響逐漸減弱，人們翻越山嶺、渡過江河、通過叢林、穿越沙漠的能力加強了，活動和了解的范圍擴大了，隨之而來的是擴張的愿望的增強，統一范圍的擴大。到了戰國時，人們的地理知識已經相當丰富，對中國東部、中部的大多數地區已經非常熟悉，在這一范圍內人們的交往已相當頻繁。這些知識和實際狀況為政治家提供了統一的藍圖，《禹貢》中九州的設想就是其中之一。后人對《禹貢》九州的范圍有不盡相同的解釋，同時存在的類似設想也不止《禹貢》一種，但它們所包括的范圍大致都是指陰山山脈以南和遼河中游西南，青藏高原、橫斷山脈以東的中國大陸。這一范圍基本上就是秦朝和西漢前期的疆域。在這以后，盡管局部有所擴展，如漢武帝開拓了河西走廊，隋朝在新疆東部設置了郡縣，但中原王朝的基本疆域，即設置郡縣或府州縣等正式行政區域進行直接統治的地區并沒有太大的變化，元朝曾改變過這種格局，但明朝又退回到原來的范圍之內，直到清朝才最終突破這一界限。這并不是說，這一范圍周圍的地理障礙是不可逾越的。事實上，漢朝的軍隊曾多次北進至今阿爾泰山脈和杭愛山脈，唐朝的軍隊曾翻越蔥嶺，鄭和的船隊曾進入印度洋，但軍事遠征和搶險是一回事，建立政權實行穩定的統治又是一回事。前者可以不惜人力物力的代價做短期或一次性的拚搏，后者卻必須有維持長期存在的軍事實力和物質條件，還必須使中原統治者感到值得付出這樣的代價﹔前者可以花較長的時間加以積累，后者則必須考慮有經常性的穩定來源。以農立國一定的生產方式需要一定的地理條件。農業在中國的發展有著悠久的歷史，在中原地區很早就成了几乎是唯一的、排他性的產業。春秋戰國時黃河流域有不少殘余的牧業民族或半農半牧的民族，但到秦漢以后，除了少數民族大規模內遷或戰爭動亂時期以外，牧業在中原王朝的經濟中已經毫無地位。農業是中原王朝賴以生存的基礎，以農立國是王朝的基本國策，由此產生的重農抑商、重本抑末（手工業、服務業等非農產業）的政策更使大多數人民成為土地的依賴者和農業的崇拜者。以一家一戶的小農生產為基礎的經濟結構強調自給自足，家庭、宗族、每個基本政區以至整個國家無不如此。因此中原王朝對自己疆域的要求基本上是以是否適宜農耕，是否能養活當地的居民為標准的。符合這一條件的地區可以理直氣壯地占領，而對不符合這一條件的地區，可以稱之為夷狄蠻荒之地，非華夏聲教所及，本不在九州范圍之內。如果硬要去占領，必然會被正統的政治家和學者指斥為窮兵黷武。除去儒家理論的仁義和夷夏之辨的外衣，實質問題還是對農業的依賴。在以往的物質條件下，前面曾經提及的那個范圍無疑是適宜的基本地區，在此范圍之外雖然并非都是不毛之地，但或者面積太小，不能養活大量人口，或者條件太差，生產的成本太高，或者在當時條件下還沒有開墾的能力。例如在西域并沒有什么明顯的地理障礙，但寒冷和干旱的氣候限制了農業的發展，所以即使在北方游牧民族退卻的時候，中原王朝的正式政區一般也不會超過這一界限。又如在西南地區，早在秦朝就已經設置了郡縣，但當地的訓族政權與王朝的政區長期并存，土司州縣一直維持到清朝，除了民族因素之外，山區不適宜農業生產是統治者不急于將這些地區歸入正式版圖的重要原因。正因如此，中原王朝在此范圍以外的開拓往往是軍事性質的，是在對游牧民族反擊勝利后的延續行動，是一種以攻為守的策略。如漢武帝擊敗匈奴后漢朝的西域的經營，唐朝打退突厥的進犯后設置的几個都護府，都是這一類型。在這些地區，中原王朝一般不設置正式政區，而是建立軍政合一的監護性質的機構，其主要使命是保証當地原有的部族或政權對中央王朝的忠誠，而不干預它們的內部事務。這并非出于中央統治者的仁慈和明智，而是別無選擇。因為當地缺乏在規模開墾的基本條件，不可能就地解決糧食供應，而如果取之于內地，如此漫長的補給線決不可能長期維持，所以只能派駐少量的軍隊，集中在有限的據點中。運糧之難生活在現代交通運輸條件下的人們也許無法理解遠距離糧食運輸的困難，北宋科學家沈括的計算是很能說明問題的。在《夢溪筆談》卷十一中有如下的設計（今譯）：每個民夫可以背六斗米，士兵自己可以帶五天的干糧，一個民夫供應一個士兵，一次可以維持十八天。（六斗米，每人每天吃二升，二人吃十八天。）如果要計回程的話，只能前進九天的路程。兩個民夫供應一個士兵的話，一次可以維持十十六天。（一石二斗米，三個人每天要吃六升。八天以后，其中一個民夫背的米已經吃光，給他六天的口糧讓他先返回。以后的十八天，二人第天吃四升米。）如果要計回程的話，只能前進十三天的路程。（前八天每天吃六升，后五天及回程每天吃四升米。）三個民夫供應一個士兵，一次可以維持三十一天。（三人背米一石八斗，前六天半有四個人，每天吃八升米。減去一個民夫，給他四天口糧。以后的十七天三個人，每天吃六升。再減去一個民夫，給他九天口糧。最后的十八天兩個人吃，每天四升。）如果要計回程的話，只可以前進十六天的路程。（開始六天半每天吃八升，蹭中間七天每天吃六升，最后十一天及回程每天吃八升，中間七天每天吃六升，最后十一天及回程每天吃四升。）三個民夫供應一個士兵，已經到了極限了。如果要出動十萬軍隊，輜重占去三分之一，能夠上陣打仗的士兵只有七萬人，就要用三十萬民夫運糧。再要擴大規模就很困難了。（遣送運糧民夫返回要派士兵護送，因為運輸途中還會有死亡及患病的，而且要利用這些減員的糧食供應護送士兵。）每人背六斗米的數量也是根據民夫的總數推算出來的，因為其中的隊長自己不能背，負責打水、砍柴的人只能背一半，他們所減少的要攤在眾人頭上。另外還會有死亡和患病的人，他們所背的也要由眾人分擔，實際上每人背的還不止六斗。所以軍隊不容許有吃閑飯的，一個吃閑飯的人二三個人供應他還不夠。如果用牲畜運，駱駝可以三石，馬或騾可以馱一石五斗，驢子可以馱一石。與人工相比，雖然能馱得多，花費也少，但如果不能及時放牧或喂食，牲口就會瘦弱而死。一頭牲口死了，只能連它馱的糧食也一同拋棄。所以與人工相比，各有得失。應該承認，沈括的設計是以周密的安排、合理的調度而且不發生意外為條件的，在一般情況下很難達到這樣高的水平。假定一支軍隊能以平均每天４０公里的速度進退，在３０萬民夫的供應下，７萬作戰士兵（另三萬負責輜重）的活動半徑只有６４０公里。漢、唐的軍隊以長安為起點，還到不了今天的蘭州（公路距西安７１２公里）﹔如果要到達今烏魯木齊，至少要６７天半的時間（２６９９公里）。即使不考慮糧食的產地，而以漢唐的玉門關或陽關（今甘肅敦煌市西）為起點的話，往返于今新疆西部或北部的行程也不止１６天﹔要翻越蔥嶺（今帕米爾高原）的行程就更難想像了。鹽鐵會議上的難題漢唐極盛時的勢力都遠達中亞，但持續的時間都不長，有時只短短的几年，糧食供應的困難限制了派遣軍隊的數量和次數是一項重要原因。這一點也有助于我們理解，為什么被后人大加贊揚的開疆拓土的壯舉，在當時卻往往遭到激烈的反對。翻開一本《鹽鐵論》，當時的“文學”、“賢良”（各地推荐到朝廷的有學問、品行高尚的人）對漢武帝用兵匈奴和西域、在邊疆設置新的郡縣等政策的猛烈攻擊比比皆是（今譯）：邊疆的郡不是設在山上，就是處于谷中，氣候不正常，天冷行土地都會凍裂，大風吹得飛沙走石，這樣的地勢實在沒有什么可以利用。．．．現在離開中原去開拓邊疆，擴大的都是寒冷的不毛之地，這等于是放著江河邊上的好田不耕，卻跑到山上或沼澤地去開墾。用糧倉中的儲備和國庫中的錢財供應邊民，中原人加重了勞役。邊了苦于守衛。辛勤耕種卻收不到什么糧食，又不能種桑麻，連穿衣都得靠內地的絲和絮棉。秦朝用兵夠多了，蒙恬擴大領土夠遠了，而現在已經超過了蒙恬的邊塞，把郡縣建到了異族那時去了。路途越來越遠，百姓越來越辛苦。在朔方以西、長安以北設置新郡和修筑長城的耗費已經不計其數﹔但不遠遠不止這些：司馬相如和唐蒙開通向西南的道路，巴、蜀的百姓不勝重負。橫海將軍征伐南越，樓船將軍出兵東越，荊楚一帶為征服甌、駱而被于奔命。左將進攻朝鮮、設臨屯郡，燕、齊帶都要承擔對穢、貉戰爭的沉重負擔。張騫開通了遙遠的地方，帶回來的都是沒有什么用的東西，倒把國庫里的錢都流到外國去了。現在關東服役的士兵要駐守在遙遠的邊郡，人在匈奴、越人的地方，心里想著家鄉的老母。老母和妻子也在家鄉想念他們，想到他們挨餓受凍。張騫說大宛有汗血天馬，安息有真玉的大鳥，皇帝聽了他的話就出動大軍攻伐大宛，經過很多年才打下來。行程萬里去攻人家的國家，還沒有打仗人就死了一半，雖然征服大宛得到了寶馬，也不是什么好辦法。這些言論自然也不無夸大，但基本還是事實。矛盾最尖銳地集中在這些軍事行動都要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結果新增加的領土根本不能進行農業生產，是朝廷和內地百姓的沉重負擔。所以我們也不難理解，為什么花費很大代價才獲得的疆土，統治者有時不得不主動撤退﹔為什么直到１９世紀后期左宗棠出兵收復新疆后，還會有人反對建省而主張放棄。胡騎南下中國歷史上農業民族的政權，其穩定的疆域一般不超過當時的農牧業分界線。它們占領過牧業區，但大多不能鞏固﹔它們也接納過游牧民族，但最后將它們改造成了農業民族。從這點上說，農業民族不具有統一中國的條件﹔相反，牧業民族卻能做到這一點。牧業民族的生存條件比農業民族低，因而農業民族無法適應牧區的生活，牧業民族卻完全可以生活在農區，尤其是黃河流域的農區。牧區大多無法辟為農區，而農區卻一般都能變為牧區。所以農牧界線往往隨著游牧民族的南遷而南移，卻不能隨著農業民族的北上而向北推進。從東漢后期直到唐朝初年，黃河中游黃土高原不少地區都由內遷的游牧民族居住著，這些地區大多變為牧地或半農半牧區，而除了遼、金等北方政權時期外，農業區的北界一般都沒有越過陰山。牧業民族對農業民族有一定的依賴性，而農業民族對牧業民族卻很少或沒有依賴性，所以牧業民族對農業民族大多采取攻勢，而農業民族一般采取筑長城、閉關、斷互市、禁出入這樣的守勢。隨著生產的民展和物質生活水准的提高，絕對的牧業民族几乎已不再存在了。如西漢時的匈奴已有了一定規模的農業，對農產品、紡織品和手工業品也有了一定的需求。唐以后的牧業民族對茶葉、紡織品、鐵器的需要量很大。中原王朝往往以禁止這些物品的輸出作為向牧業民族施加壓力的手段，卻不考慮由此引起的嚴重后果。獲得這些必需品又成為牧業民族武力掠奪或入侵的出發點。農業民族的文化程度一般比牧業民族高，農業區的生活水平一般比牧業區高。牧業民族在占據農業區后，會自覺或不自覺地接受農業民族的文化，逐漸改變它們的生活習慣和政治制度。如拓跋鮮卑在建立北魏政權并進入黃河流域以后，已經在多方面受到了漢文化的影響。到孝文帝在位期間（４７１－４９９年）更采取了一系列非常徹底的“漢化”措施，他不顧群臣的反對由平城（今山西大同市）遷都洛陽，規定南遷的鮮卑人不許返回平城，一律在洛陽入籍，死了也必須葬在洛陽，甚至將皇族的姓拓跋也改為元。除非受到致命的打擊或強大的軍事壓力，這些政權的統治中心總是要逐漸南移，越來越深入農業區，而不會留在牧區，更不會向北遷移。如拓跋鮮卑開始建都盛樂（今內蒙古和林格爾北），以后遷至平城，最后遷到洛陽。又如遼朝（契丹）起初建都于上京臨潢府（今內蒙古巴林左旗南），后期遷至中京大定府（今內蒙古寧城縣西大明城）。金朝開始的都城在上京會寧府（今黑龍江阿城縣南白城），以后遷都燕洋（今北京市）。蒙古在窩闊台汗時建都和林（喀拉和林，今蒙古哈爾和林）﹔忽必烈時建上都，在今內蒙古正藍旗東閃電河北岸 ﹔以后建都大都，在今北京市。中國農業區的統一是由漢族完成的，但中國歷史上農業區和牧業區的統一都是由牧業民族完成的，牧業民族的三次南下為中國的統一作出了更大的貢獻。第一次南下可以追溯到東漢后期，魏、晉時都未停止，以拓跋鮮卑的南下建立北魏為高潮，在統一北方的基礎上上隋朝完成了消滅南朝的使命。唐的統一實際上也是以此為基礎的。第二次南下從唐朝中后期開始，唐朝后期的一些藩鎮就是南下的少數民族的首領，五代中的三代都是由沙陀人建立的，以后從契丹（遼）、女真（金）一直到蒙古（元）滅南宋，建立元帝國。第三次則是滿族南下建立清朝，最終完成了統一中國的偉業。農區的盈縮當然，適宜農業的區域和農牧業界線不是固定不變的。這種變化取決于三個因素：第一，自然條件和人為因素引起的地理環境的變化，如氣候，水文、地貌等條件以及水土流失、河流改道等變化。這些變化總的說來是緩慢的，變動的幅度也不大。但在某些具體時期或局部地區，變化的幅度較大，甚至相當劇烈，這就給農業區的布局帶來很大影響。第二，農業生產率的提高，例如改革農作制度，改良家具，興修水利，引進新品種，采用良種等。其中引進新的作物品種對擴大農業萄的作用尤其明顯，如明清時引進了甘薯、玉米、花生、馬鈴薯等美洲糧食作物，使原來不能種植稻麥的干旱地、坡地、山地都能得到利用，引起漢族農民大批涌向長江中游和南方的山區。南方少數民族聚居區的縮小、改土歸流的實行和王朝正式政區的擴大顯然也是有這方面原因的。第三，人口增長的需要。人類在有可能的情況下，總是要選擇最理想的生活和生產環境的，所以優先得到開發和利用的總是條件最理想的土地。而當這些土地已經不足以養活現有人口時，只能相應降低條件，以便開墾更多的土地。反之，在人過少的情況下，即使其他條件都已具備，農業區也不可能擴大。至于人口與統一的直接關系，這將在以后專門討論。還必須指出，在中國這片基本農業區內也存在著一些相當大的地理障礙，將全區分割為若干相對獨立的區域，如秦嶺、南嶺、太行山、黃河、長江、淮河等，這些也為農業區內的分裂和分治提供了地理方面的條件。周邊與中原從地理環境的角度分析，除了以中國東部大陸為主的主要農業區以外，還存在著其他几個地區，它們與農業區的關系因生產條件的不同而變化。青藏高原這一世界屋脊雄踞在中國的西部，不僅海拔高、地形復雜，氣候惡劣，而且與其他地區的交流非常困難，很容易造成與外界隔絕的狀態。盡管環境如此艱險，吐蕃及其先民還是以驚人的毅力和智慧創造了燦爛的文化。史籍記載和至今還存在的大量遺物和實物充分証明了這一點。近年來在阿里地區的考古，發現了強大的古格五國的遺跡。當然，在與外界的交往和對外擴張方面，吐蕃的選擇余地就比較小了。青藏高原與外界最短的交通線無疑是在南方，只要翻越喜馬拉雅山口，很快就可以到達平原地區，進入恆河流域。但這些山口一般都在六千米上下，喜馬拉雅山的南坡遠比北坡高峻，高差很大，從高寒的高原至濕熱的河谷和平原地帶缺少過渡地區。這樣急劇的變化，多數人在生理上不易適應，生產方式更難作如此重大的調整。另外，在南方的印度半島上，一直沒有出現強大的統一國家，缺乏政治吸引力。因此，雖然向南的交通線提供了文化、經濟交流的捷徑，南方卻不是吐蕃的發展方向。事實上，吐蕃的極盛時期的疆域也只是今尼泊爾和不丹的喜馬拉雅山區為止。吐蕃向東進入四川盆地的道路也非常艱巨，但是從高原至平原的過渡地帶相當廣闊，中間還有很多地理條件相似的地區，而且總的說來地勢有利于吐蕃的東下，而不利于中原的西上。所以吐蕃極盛時的疆域可能達到四川盆地的西緣，而對成都平原的入侵僅限于短暫的擄掠。反之，中原政權即使在全盛時期，其正式行政區也只能到達川西高原的東部，直到清朝才有所改變。在四川盆地人口壓力增大或發生動亂時，移民也沒有西遷的跡象。這與其說是吐蕃或藏族的強大，還不如說是地理條件的限制。對比之下，向北、向西是吐蕃最合理的擴張方向。青藏高原的北部比較平緩，高度、坡度的變化不大，存在著一個廣闊的過渡地帶，自然條件差異不大。在吐蕃與唐朝的較量中，吐蕃憑借著有利的地形地勢條件，很容易占據河西走廊，切斷中原與西域的聯系﹔占領隴東高原后就可以直接威脅唐朝的政治中心。這些條件，再加上中原王朝的經濟、文化對它的吸引力，吐蕃以北方為主要目標是理所當然的。不過這一擴張還是受到地理條件的制約。盡管吐蕃占有居高臨下的優勢，很容易進入關中平原，但基本是以隴山為界的，并沒有在平原久呆。除了軍事、政治方面的原因外，吐蕃人不習慣于低海拔地區生活，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從阿里高原循印度河谷進入喀會米爾以及穿越昆侖山口進入今天的新疆西部，也沒有什么大的障礙，只要不遇到敵對勢力。吐蕃很容易擴展到天山南北。作為一個高原民族，吐蕃是以青藏高原及其周圍的過渡韌帶為活動范圍的。８世紀后期至９世紀初，由于唐朝的衰落，哇蕃取得了它的最大疆域，即南至喜馬拉雅山南麓，北至天山山脈，西至帕米爾高原，東至隴山和四川盆地的西緣。但這也是吐蕃勢力的極限了。在當時條件下，要維持從邏些城（今拉薩市）到各地的交通并非易事，部隊的調動更加困難。吐蕃的資源有限，在邊緣地區如今新疆、河西走廊、隴東、川西、主要靠當地被統治的人民的供養，一旦受到當地人民的反抗就難于維持。當唐朝聯合回鶻、南詔打擊吐蕃時，吐蕃就疲于奔命，窮于應付，鞭長莫及的弱點暴露無遺。隨著吐蕃的衰落和內部的分裂，它失去了這些過渡地帶，但青藏高原特殊的封閉性地形，使它保持著這一基礎。由于北方和中原對青藏高原具有更大的吸引力，所以到１３世紀時終于成了元朝總制院（后改宣政院）的轄境。當然宗教因素起了很大作用。但是交通的困難一直是中央政府對西藏施行主權的嚴重障礙，也大大影響了內地與西藏間的經濟和文化交流。河西走廊這是一條名副其實的走廊，在聯系新疆和內地方面起著特殊的作用。如果不經過河西走廊，新疆和內地的聯系就只能穿越青藏高原、戈壁沙漠或高原，不僅路程增加，而且條件艱難，危險很大。河西走廊祁連山冰雪的補充，有一定的水量可供生活和生產之用，既能發展農業，又可經營牧業，因而既能成為農業區的延伸，又可作為游牧民族挺進的前沿。但河西走廊東西長達一千公里，實際上又可分為若干不相連屬的綠洲，所以極易被攔腰切斷。尤其是在受到來自北方沙漠的軍事威脅，中原王朝如果沒有強大的軍事實力，就很難維持走廊的暢通。西漢以前，月氏（支）、烏孫、匈奴曾先后是河西走廊的主人。漢武帝擊敗匈奴以后，奪取了河西走廊，設置了四個郡，其居民几乎全部是中原移民，使這一帶成為糧食自給的農業區，為漢朝抗擊匈奴和開拓西域提供了一條真正的走廊。以后隨著四面几個政權勢力的消長，河西走廊或屬于中原王朝，或屬于地方割據政權，或屬于吐蕃、西夏。明朝由于國力有限，中期后僅占有大半條走廊，以嘉峪關（今甘肅嘉峪關市）為終點，憑借長城，屯兵據守。至清朝統一漠北，平定了天山南北路，走廊最終成為一條國內的交通要道。歸屬的多次變化，正顯示了河西走廊作為過渡地帶的特點。但由于該地區具有發展農業的基本條件，又以關東移民為基本居民，因此盡管多次為游牧民族所有，但還保持了農業社會的基本特點。在黃河方興未艾及關中平原遭受戰亂時，河西走廊成為流民的避難所，往往建成游離于對抗雙方之外的獨立政權，如東漢初竇融據有河西，西晉末張軌以地方官建前涼政權，十六國中的后涼、南涼、西涼也都是如此。一旦對抗結束，大多重新歸入中原政權。走廊的主要依托還是在東方。西域讀過《漢書．西域傳》的人對２０００年前的西域（《西域傳》所指的范圍約相當于今我國新疆以及巴爾喀湖、帕米爾高原以東地。廣義的西域范圍更大）的國家之多，無不有深刻的印象。西域號稱３６國，實際超過５０。除了西部的烏孫、大宛等國面積較大、人口較多以外，其余各國大多只有數千人或几百人。如果你有機會在新疆旅行，或許就能找到答案。當飛機飛越新疆上空時，俯視大地，就像是一只碩大無朋的沙盤，在一道道赭紅色的山嶺之間是土黃色的荒漠，中間地規則地鑲嵌著一塊塊大小不等的綠色。當汽車在近乎直線的公路上馳騁時，一望無際的戈壁可以持續几個小時，驀然，地平線上出現了一片綠色，于是迎來了清泉、樹木、田園和村庄﹔離開了最后一排樹木，就又是黃色的戈壁，連一點過渡的中間色彩也沒有。這片片綠色就是綠洲－－當年西域大多數國家賴以生存的基礎。主宰這些國家的與其說是它們的國王，不如說是自然界的另一位國王－－水。水流到什么地方，能夠養活多少人，這個國家就能有多大疆土，有多少臣民。各國的范圍一般不大，界線又很明確，便于筑起土在加以防衛，這就形成了一個個城郭國家。一座城就是一個國家，一個國家也只有一座城。另一些國家缺乏穩定的水源，就處于更加被動的局面，只能隨水源的變化作季節性的或不規則的遷移，成為所謂的“行國”（沒有固定領土的國家）。一條河流的改道，一處泉源的枯竭，完全可能使一個繁華的王國頓時毀滅。同樣，一個新水源的發現也會給瀕于絕境的人們帶來勃勃生機，國家會因之而復興。在只有人力、畜力作為交通工具的情況下，對這些國家來說，除非受到外敵入侵要尋求保護以外，結合成更大的政治實體或統一地某一國家都缺乏實際意義，基本是有害無利的。因為要實施有效的統治就得派遣人員，傳遞消息，征收賦稅，交流物資，而這些都是難以辦到的，或者耗費巨大。相互隔絕的環境使小國無法尋求大國的庇護，同時也限制了外部勢力的入侵。正因為如此，中原王朝對這一地區的管轄一般都是采取以軍事控制加以監護的形式。這些機構，如漢朝的西域都護府、魏晉的西域長史府、唐朝的安西都護府等，基本上都是軍事性質的。中原王朝的軍隊和屯墾人員一般都集中在若干據點，以便將有限的兵力集中起來使用。它們對所轄的各國、各部族或各都督府的基本要求，只是對中央政府的忠誠，保持交通線的暢通和軍事上服從征調，而它們的內部事務一般不會受到干預。前面已經提到過中原王朝在維持漫長的交通線方面所遇到的巨大困難，加上西域地區特殊地理條件的限制，這種統治方法是唯一切實可行的。所以直到清朝末年在新疆建省之前，僅隋、唐在今新疆東部設置過正式行政區域，十六國中的几個割據政權設置過若干郡縣。從更大的范圍來看，西域（新疆）也是一個過渡地帶，既是中國通向西方的必經之路，也是西方進入中國的起點。這里成為東亞、西亞、南亞以及歐洲多種文化的交匯點，也是民族遷移的中間站。今天的維吾爾人就是公元９世紀由蒙古高原西遷的回鶻人留居后產生的。該地區的文化是多元的，至今還可以找到各種未經斧鑿的原始印記，只強調某一種文化的影響顯然不符合歷史事實。語言文字是多樣的，僅已經發現或出土的，就有漢文、回鶻文、和闐文、吐蕃（藏）文、粟特文、吐貨羅文、波斯文、阿拉伯文等等。民族萬分同樣復雜，古西域人、匈奴、月氏（支），烏孫、大夏、波斯、漢、大食、吐蕃、契丹、蒙古、回鶻、粟特、突厥、維吾爾、回、女真、黨項、滿、哈薩克、錫伯、塔吉克、吉爾吉斯、俄羅斯等各民族都曾在這里定居或居留過。中原同新疆地區的聯系在西漢正式經營西域之前已經開始了。西漢以后，通過軍事征服、軍隊的屯居、內地移民的定居、商品的輸入、打進等技朮的傳播、手工業匠人和藝人的交往，新疆與內地的聯系已經大大加強，東部地區互相融合的程度更高。但是新疆與中原的交通線畢竟太長，河西走廊易被切斷，當中原政權勢力衰退或陷于內亂時就無暇旁顧。相反，從青藏高原或中亞進入新疆，路程短，險阻少，比起中原來要容易得多。但由于西方、南方還不存在十分強大的政權，西方軍事征伐一般沒有越過蔥嶺，所以除了一度成為吐蕃的屬地之外，大多數時間還是由當地或外來民族建立獨立政權，存在于東西政權之間。總的來說，新疆地區盡管較多也較易受到中西亞和南亞的文化影響，但自西漢以后，政治上主要是歸屬于中原政權或保持獨立的，因而在１８世紀最終成為清朝的一部分。海島中國古代有比較發達的航海技朮，春秋時已有了近海船隊的記載，早就具備了航行于大陸與近海島嶼間的能力。但歷代中原王朝致力于以農立國，對海上貿易始終缺乏熱情。即使是在唐這樣中國外貿史上的黃金時代，統治者也只是將外貿作為一項稅源和獲得奢侈品的來源。中國有漫長的海岸線和眾多的天然良港，完全可以滿足當時的需要。明朝以前，中國極少受到來自海上的軍事威脅，不必考慮海上戰，也不存在人口壓力﹔所以歷來的統治者都不重視沿海島嶼的開發和利用，更不重視海島上政區的設置。相反，為防止人民利用海島進行反抗、罪犯利用海島隱藏作案，統治者常常采取封鎖海路的辦法。根據距離大陸的遠近和航海條件的難易，海島大致可以分國三類：第一類是距離大陸較近，不存在技朮障礙的，如海南島、舟山群島等。這類島嶼是否設置政區、或何時設置政區，主要取決于經濟、政治因素。如海南島，早在公元前２世紀就已經是南越政權的屬地，西漢元鼎六年（公元前１１１年），漢朝正式在島上設置了珠崖、儋耳二郡和至少十几個縣。但西漢的統治僅僅維持了六十四年，就因島上土著民族的激烈反抗而被迫放棄。以后大陸和海南島的聯系雖然沒有間斷，但直到５９９年隋朝滅陳以后，才重新在島上設置珠崖、臨振和儋耳三郡。又如舟山群島，在唐朝開元年間（７１３－７４１年）就置了翁山縣，至大歷年間（７６６－７７８年）被海寇占據而廢。宋初辟為鹽場，熙寧中（１０６８－１０７７年）置昌國縣。但明初為了防止被倭寇利用，又廢縣，居民全部遷回大陸，到嘉靖（１５２２－１５６６年）后才重新有百姓上島居住。清初再次徙民大陸，直到康熙（１６６２－１７２１年）中期開放海禁后才重新置定海縣。第二類是距離較遠，航行存在一定的技朮障礙的，如台灣島。在早期的航海條件下，穿越台灣海峽風險很大。據西方國家的記錄，到１６、１７世紀時，西方航海家還視穿越台灣海峽為畏途，船舶失事的比例很高。孫權與隋煬帝兩次不成功的征伐，以及此后的長期隔絕，同航海的困難不無關系。當然，到元明以后，其他因素對大陸與台灣的隔絕起了更大的作用。第三類是距離過遠，在當時條件下不可能設置常設機構或行政區，如南海諸島、釣魚島為例，明代陳侃所著的《使琉球錄》上明確記載著：“十日，．．．過平嘉山，過釣魚嶼，過黃毛嶼，過赤嶼，目不暇接。．．．在后十一日夕，見古米山乃屬琉球者。”說明當時的官方使者已經非常清楚，釣魚嶼（島）是屬于明朝的，到古米山后才屬于琉球。但在明朝的條件下，顯然是不可能去經營這些遠離大陸的荒島。在結束對地理環境的討論之前，重申以下兩點是十分必要的。第一，地理環境對人類的制約作用因生產力而異，對統一國家的形成同樣如此。早期的統一往往是從一個個很小的基本地理單位開始的，隨著人們生產能力的提高，克服地理障礙的能力也不斷增強，對地理環境的認識范圍不斷擴大，內容不斷丰富，因而有可能擴大到更大的范圍。在中國歷史上的不同時期，在同一歷史時期的不同地區，地理環境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同的。第二，影響統一和分治、分裂的因素很多，地理環境不是唯一的、更不是決定性的因素，盡管在某種特定條件下它可能起決定性的作用。中國歷史上有些疆域的分合就無法用地理條件來加以解釋。例如朝鮮半島北部與中國東北地區，并沒有明顯的地理差異，鴨綠江早已不足以阻止兩岸來往的障礙，而且山東半島到朝鮮半島的航行在秦漢時就已非常普遍。從漢武帝設置郡縣到西晉末年這四百多年間，朝鮮半島北部始終有大部分或一部分是中原王朝的正式行政區域，但在高句麗興起后就不再存在了。以后唐朝雖然曾短期征服過高麗，但對朝鮮半島的統治只維持了几年時間。應該承認，在這段時間里朝鮮半島及其周圍的地理條件并沒有什么明顯的變化，但前期能成為中國正式的郡縣，后期卻連都護府都設不了几年，這顯然是無法用地理因素來解釋的。同樣，越南北方在作為中國的正式政區一千一百年以后成為獨立國家，也只能在地理因素之外尋找原因。第二節有民斯有土引言據《漢書．地理志》記載，西漢平帝元始二年（公元２年），全國１０３個郡、國（郡級政區）的登記人口是５９５９４９７８人。這是史學家一致認為可以接受的比較准確的數據，也是中國現存最早的一個中原王朝全國性人口統計數。在這以前，雖然沒有留下確切的人口數據，但據估計，在戰國中葉已有二三千萬人口。從史料中大量大規模戰的記錄來看，這一估計大概不會離事實太遠。到太平天國運動爆發的前夕，清朝的登記人口已達到四億三千萬。當然，人口數量與一個國家的疆域大小并不存在直接的比例關系，人口的多少同一個政權的擴張愿望也沒有必然的聯系，但在統一和分治、分裂的過程中，人口并不是一個無關的因素，卻是毫無疑問的。億兆斯民秦朝以前各國的疆域擴張主要采取兩種方法：一是以武力奪取別國的領土，一是開發無人區。從西周時數以千百計的諸侯合并為戰國七雄就是這樣進行的，而其中戰爭是主要手段。人力在古代戰爭中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而戰爭的勝利又會帶來俘虜、土地、人民，直接增加人口，或者為增加人口准備了條件。即使是付出極大人力犧牲的戰爭，只要獲勝，對方的人口必定會減少更多，相對的人力優勢還是存在的。當時盡管已經出現了數以十萬計的城市和人口稠密地區，但總的說來還是地廣人稀。所以，不僅中原周邊的諸侯國有很大的擴張余地，就是在黃河中下游這樣的中心地區，國與國之間也還有不少無人居住的空地，有時一支數萬人的大軍行程千里卻會無人知曉。各國周圍未加開墾的“草萊”就更多了。以開墾方式擴展國土同樣需要人力，因而各國的君主，如孟子所見的梁惠王，無不關心“寡人之民”與“鄰國之民” 的消長。應運而生的上計制度就是要求縣一級的地方官每年向國君匯報全心全意轄地內人口的增減，到戰國時期各國已普遍實行這項制度。秦國在商鞅變法時，就采取了招徠鄰國人民及增殖人口這兩方面的措施。招徠人口只是引誘鄰國人民逃亡或強制遷移被占領地區的人口，對總人口的增加并無影響。增殖人口的措施卻產生了頗大的作用，并且對漢代人口的增加也有積極意義。具體的辦法是：“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即用加倍征收賦稅的辦法迫使已有成年兒子的家庭分居，以便讓青年及早負起家庭的擔子，及時組織新的家庭，生兒育女。因家庭貧窮，無力讓兒子分家結婚的，就只能讓兒子給人家當贅婿。這一政策的核心是用強制的和習慣的壓力使男女青年早婚早育，從西漢沿用這一傳統來看，它對人口增殖顯然是起了不小的作用。秦朝以后，人口數量對中原王朝的疆域擴張也具有重大作用。因為除了少數軍事據點可以不考慮人口條件外（但長期的軍事據點也必須考慮糧食和物資的補給），其他作為版圖之內的地區都必須有人居住，才有實際意義，否則就沒有必要也不可能設立政區。而新開拓的地區的人口來源無非是兩個方面：本地尚在的原有人口和外來移民。中原王朝的人口的絕對數字，在當時都是世界冠軍，公元初的西漢末有六千萬，２世紀中葉的東漢不少于此數，８世紀中期的盛唐估計有八千萬以上，１２世紀初的北宋已經超過一億，１７世紀初的明朝接近二億，１９世紀５０年代的清朝達到了四億三千萬的高峰，絕對數量都非常大。但由于幅員遼闊，人口密度還不大，所以在明末以前，除個別地區外還沒有形成相對飽和，一般不會產生尋求疆域擴張的人口壓力。移民實邊從秦朝開始，在其疆域內已經有了一部分非華夏（漢）族的聚居區，如今浙江南部和福建是東越、章法虎人的聚居區，嶺南今廣東、廣西是南越人的集中地，今四川西部和南部、貴州、云南是“西南夷”的基地，其他民族聚居地區還不少。這些非漢族聚區雖然已經歸入中原王朝的版圖，但與漢族聚居區有很大的區別。有的還是以漁獵為主，有的雖從事農業，但耕種相當原始落后。這些地區大多未充分開發，地形崎嶇，環境閉塞，交通困難，以血緣關系為基礎的部落或部落殘余依然存在，人口密度很低。對這些地區，統治者一般采取兩種治理方法：一是基本維持原狀，委任原來的部族首領為地方長官，或者完全承認原來部族首領的權力，只派遣監護或督察的官員而不派遣行政官員，不征收賦稅或僅征收象征性的貢品。一是設置郡縣，划為正式行政區域，與其他行政區實行基本相同的政策。采取前一種方式比較容易為當地民族的接受，一般只須派遣少數軍隊或人員，甚至不必保留常駐人員。但王朝的統治只是象征性的，經濟上無利可圖，反而會增加財政支出，因此只是在力不從心的情況下的一種權宜之計。采取后一種方法容易招致當地民族的反抗，但對王朝的經濟有實際作用，所以只要有可能就會樂意采用。這就需要派駐一定數量的軍隊，更重要必須有足夠的移民。因為軍隊不可能久駐、多駐，否則會增加供應的困難。武力也不宜濫用，如果將當地人斬盡殺絕，或者全部趕走，得到的只是一塊空地。除非在人口壓力很大時才會有這種需要。移民則既可以進行開墾，就地繁殖，增加中原王朝的統治基礎，確保糧食供應，也可以同化當地民族，達到“變夷為夏”的目的。但是組織移民并不容易，一般地區的人口并未相對飽和，不存在剩余人口。中國社會長期存在的小農經濟造成了人們對土地的依賴，加上宗族觀念、鄉土觀念的影響，安土重遷早已成為傳統。所以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是不愿意離開故土的，即使在天災人禍嚴重時被迫流亡，大多數人還是要千方百計返回故鄉。人們對中原以外的地區往往存在恐懼感和鄙視感，所以對新開辟的異族地區几乎不會有自發自愿的移民，而只能用強制手段遷入罪犯或身分低下的民眾，或者利用天災的機會遣送流民。 “遷虜”與“謫戌” 從秦始皇開始，統治者就不斷采取這一政策。秦時曾經將大批“山東遷虜”即六國的俘虜遷往蜀地，從云構出土的秦簡看，蜀地的邊縣還是遣送安置罪犯的地方。這些來自中原的人口，對于同化土著居民自起了很大的作用。正是這種長期遷移，使蜀地的漢人以及受漢人同化的人口占了壓倒的優勢，成為西漢時對“西南夷” 地區（今四川西南、云南、貴州）開拓的基礎。秦始皇又曾將有罪吏民遷至今浙江紹興一帶原來由越人聚居的地區，而對五嶺以南新占領的越人地區，也遷入了數十萬曾經逃亡過的貧民、罪犯、贅婿和商人。這類遷移是強制進行的，但由于遷入地區一般都適宜農耕，地廣人稀，開發程度較低，移民容易獲得土地，維持生計。有的地方還有其他有利條件，如四川有鐵礦，移民因此而得以致富。這些地區移民的定居比例很高，回流較少。加上移民中來自中原發達地區，生產技能、經營能力和文化水平一般高于當地人民，集中遷移又使他們能夠形成數量上的優勢，很自然地成為當地的主要居民集團。原來的居民在這一數量、質量上都占優勢的外來的面前，反而降到次要地位。有時移民數量雖不如土著，但由于他們集中在當地政治、經濟中心如郡治、縣治、關津，地位舉足輕重，而土著則散布四周，相當分散，顯得微不足道。自發移民與戰亂移民強制性的遷移以外，還存在著不斷的自發性遷移。這類遷移往往不見于史書記載，找不到直接的文獻依據。這是因為官方對這類遷移大多是禁止的，有時無法控制也只是默許而已。只有在少數特殊情況下，如天災嚴重無力賑濟時，才會給予鼓勵資助。遷移的對象基本都是無地貧民、抵刑期或逃亡的罪犯、逃荒的災民，全心全意沒有明確的目的地和其他要求，所以盡管絕對數量并不少，卻相當分散，對遷入地的影響不大，留下的記載相當少，從而給后人造成不存在這些遷移的錯覺。這類遷移一般都是由人口稠密區流向稀疏區，由經濟發達區流向落后區，由中原流向周邊地區，由漢族區流向非漢族區。移民的目的只是為了維持生計，只要有地可種就會留下定居。新開發區或邊遠地區地方官的治理，一般不如中心區嚴格，也樂于招徠民戶增加墾地以顯示自己的政績。地方豪強、世族大家不多，所以移民境遇有所改善，少數人還可能上升為地方的中上層人士，自然會“樂不思蜀”，“且把他鄉作故鄉”了。一些難以立身的移民會繼續遷移，直至安家，絕少返回原地。西漢末年開始，在黃河流域陷于動亂時，發生過多次大規模的人口南遷，如西漢末、東漢末、西晉末、唐中后期及五代、南宋初。這類遷移不但人數多，時間集中，而且階層廣－－從皇室、貴族、文武大臣、官吏、學者、商人，到工匠、僧尼、士卒、奴仆、農民－－几乎代表了整個社會。由于統治階級的上層人物及其附屬人口占很大比例，出于政治、軍事、文化、經濟諸方面的考慮，移民的定居地區，都是原來已經有一定經濟基礎、統治鞏固、漢人占絕對優勢的地區，不會深入邊遠地區。一旦新一政權中心確立，移民中的上層人士更會向那里集中。如西漢末年的移民，集中在會稽郡北部（今江蘇南部、浙江北部）和江淮之間，西晉末年的移民主要分布在長江下游，其中又以今江蘇南部和浙江紹興一帶最為集中。這些遷移對周邊地區和非漢族地區影響，往往只是間接的，即由于這些上層移民的到來導致土著向更邊遠的地區遷移，或者由于政治、經濟、文化中心與邊遠地區的距離相對縮短，因而增強了輻射能力，帶動了邊區的開發。但由于統一的中原王朝的政治中心都在黃河流域或更北，所以一旦黃河流域重新獲得安定，相當一部分官僚地主、文人學士還會流向中原。西漢末、東漢至三國的動亂和分裂時間雖長，但隋唐的政治經濟中心仍在北方，也吸引了不少移民北歸。五代以后，南方的經濟、文化實力已經超過北方，加上唐中后期至五代、南宋的時間較長，回歸的吸引力便基本消失了。對每一次南遷浪潮的大量平民來說，他們雖然不能完全擺脫對故土的眷戀和宗族觀念（在舉族遷移或故鄉的宗族已不復存在的情況下，這恰恰成了移民定居的積極因素），但一旦他們享受到了南方優越的自然條件和相對寬大的治理的恩惠之后，北方故鄉就不再具有什么吸引力了。這些移民往往會真正深入邊區，對經濟開發、中原王朝政區的擴大和穩定起著積極作用。內聚移民在中原王朝向周邊擴展的過程中，還存在著一種逆向的強制遷移，或者稱為內聚型的遷移﹔即被占領地區的非漢族人口全部或部分遷往中原或其他便于控制的地區。采取這一措施的原因大致是因為：當地的民族反抗激烈或難以治理，少量駐軍不足以鎮奪，增加駐軍又遇到交通與供應上的困難﹔當時沒有適當的移民來源，或者缺乏組織移民的權威和財力﹔或者由于上述種種原因同時并存，統治者准備放棄已獲得的地區。這類移民由于被置于數量占絕對優勢的漢人包圍之中，加上統治者嚴密控制，最終會被漢人徹底同化。如漢武帝曾將今浙江南部和福建的越人全部遷到江淮之間，而不是安置在與這毗鄰的會稽等郡，就是出于加強控制的目的。這十余萬越人中，有的曾被轉遷到今山西的西南部，但以后再也不見這批越人的記載了，顯然他們已完全融入漢族。唐朝前期也曾將數十萬高麗人遷至內地，以后的史籍中再也沒有提到這批高麗人，結果應該與越人一樣。這種逆向遷移往往導致棄地，如漢武帝將越人遷出后，“其地遂虛”。在今天浙江南部到福建這十多萬平方公里的區域內，不設任何行政區，僅留下少數逃脫了遷移的越人。直到西漢后期，才在今天的福州恢復了一個治縣，東漢中期又在今溫州設了永寧縣。但直到東漢末年，在當時人的心目中的這一地區還不是“漢地”。這種措施對當地原有民族是一致命打擊，如東越、閩越、東甌作為一民族就此被消滅了。對當地的開發也起了很大的破壞作用，至少大大推遲了文明的進程。但是比之于那種反復用兵，大規模鎮壓，以至從肉體上將土著民族消滅，這還不失為一種現實的辦法。移民和民族融合中原政權、漢族政權對周邊地區的擴展的成功與否，或速度快慢，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能否成功地實施移民，以及最終能使多少移民穩定地居留。因為軍事征服自不用說，聚合是開發性的占據也必然會引起當地民族的不滿，沒有相當數量的漢族移民的支撐，新的地方行政機構就必然無法存在。更主要的是，從事農業生產的移民能夠交納賦稅，維持地方官府和駐軍的需要，而不必由內地調撥糧食等物資，不至于成為朝廷的負擔。如果條件適當，移民達到一定的數量，糧食還可能有一定的剩余，為向更遠地區的開發提供物質支援。從戰國末年到西漢，盡管中原王朝向南方的擴張已經遠達今越南中部，但在長江流域以南往往只占領了點和線，即一些郡、縣治所四周及交通線，而對其他地區實際上還是無法行使管轄權的。有的地方是郡縣與當地部族的王侯君長并存，郡縣只能治理漢民，管不了部族居民。由于南方適宜農業開發，逐漸吸引了越來越多的漢族移民。移民人口的增加必然使開墾區不斷擴大，由縣城向四周擴展，由平原擴展到河谷、丘陵，當地民族的生存范圍日益縮小，必然進行抵制或反抗。東漢以前對南方“蠻”人的記載很少，東漢開始卻出現了各種蠻族的名稱和一次又一次的“蠻亂”。這類沖突和戰爭進行了相當長的時間，在人數越來越占優勢、經濟文化又相對先進的漢人的壓力和影響下，在官府的軍事征剿與綏撫的交替作用下，當地民族一部分遷往更加僻遠的地區或地形更加險惡的山區，一部分與漢人雜居并逐漸與之融合。這種融合并不是自然產生的，對當地少數民族來說，始終是處于不平等的地位上被迫接受的。但另一方面，漢族先進的文化又有相當大的吸引力，對少數民族中的上層人物尤其如此，從而產生了一種奇特的歷史現象。南方的少數民族家族在取得了一定的經濟、政治地位以后，無不為自己的祖先編造出一段出身漢族的歷史，用以証明自己的漢族身分，以便取得與漢人家族平起平坐的地位。編造的方法一般是請文人、甚至第一流的名人修族譜或家傳，將第一代祖先附會為謫居的官員、流寓的文人或征蠻的將士，以此為媒介進一步與中原的望族挂起鉤來。盡管這種杜撰的家史漏洞百出，但在民族歧視的影響下，人們卻深信不疑，完全能起到自欺欺人的作用。因為在當時人的心目中，似乎只有出自名門望族的漢人，才能取得宣赫的地位，才能繁衍出興旺發達的家族，才能培育出一流人才。而這些并非漢人的“漢 ”，也同真正的漢人一樣歧視自己的同胞，使他們也只能步自己的后塵。只有透過這一層歷史的迷霧，才能看清中原王朝的實際疆域隨著移民的增加而擴展鞏固的事實，才能看清少數民族不斷融合進漢族的事實，才能充分認識各民族對中國歷史發展所作出的共同貢獻。但是如果漢族移民太少，過于分散，也會出現另一種情況。如戰國后期楚國將領庄驕率領一支軍隊進入滇人（今云南滇池一帶）地區，因歸路被秦軍斷絕，庄驕就留下當了滇王，部眾成了移民。但由于與土著民族相比處于少數，這些人最終融入了當地民族。又如東漢末年在江南分布頗廣的山越，其中相當一部分實際上并非越族，而是進入載族聚居區的漢人。這些漢人都是為官府或生計所迫，在漢族地區無法立足的貧民，進入山林中的越人區后就接受了越人的生活方式，成為“山越 ”的一員。與前者相比，這些當然是不多見的例外了。還有一些地區由于漢族移民太少或根本沒有，中原王朝的地方官又貪贓枉法，治理無方，激起了當地民族的強烈反抗，行政機構無法維持，不得不撤退，土地不得不放棄。如海南島，盡管早在公元前２世紀末的西漢就設置了郡縣，但并末進行過有組織的移民。而鄰近的大陸本來就地廣人稀，加上渡海的困難，自發移民即使有的話也必定極少。貪婪殘暴的地方官甚至要搜括當地的百姓的頭發，當然會激起他們一次次的反抗，迫使漢朝的郡縣全部撤離。直到隋朝爭取到了黎族首領冼夫人的忠誠，才將這個黎人聚居的島嶼重新納入中原王朝的版圖，正式設置了行政區域。在今天的越南北、中部，盡管中原王朝設置郡縣的歷史長達千年，卻一直沒有進行大規模的移民。戰亂時的難民雖也到過這里，但大多是臨時居留，稍安即返。自發的移民一般的流向是自北向南，到唐朝末年開發的南界一般還只是到達湘江流域，到達嶺南的已屬少數，所以當地的居民還是以土著民族為主。盡管他們已經接受以漢族文化，民族意識卻依然非常強烈。在地方官舉措失當，民族矛盾激化，中原政權又無暇旁顧的情況下，終于脫離了中原王朝而獨立。總之，中原王朝向南方的擴展雖然到西漢初年已經基本定型，但由點及面的開拓卻是隨著漢族移民的逐步南遷而進行的。由于多數地區適宜農耕，移民能很快定居繁衍，行政體系有了比較穩定的基礎。同時南方原有民族大多從事農耕或漁獵，基本定居或僅在較小的范圍內遷徙，沒有外來民族的補充，對中原王朝不會構成大的威脅。所以盡管也曾不斷遭到當地民族的反抗，疆域基本是穩固的。在這一過程中，大量非漢族人口在政治經濟壓力和文化薰陶的共同作用下，自覺或不自覺地融合進了漢族，為中國南部疆域的鞏固和發展共同做出了貢獻。由于這種融合并不是當地民族的自覺行動，因而付出了巨大的代價，這不僅包括生命財產的慘重損失，更伴隨著一些民族文化的消失。春秋戰國時一度主宰今寧（波）紹（興）平原的越人，到西漢時在當地已不再作為一個民族而存在，到東漢的袁康作專門記載越人歷史的著作《越絕書》時，對他們的語言已經是一知半解了。當然，在融合他們的過程中，漢人也吸收了他們文化的精華，如水稻栽培技朮最初是受益于越人的。游牧民族的貢獻北方的情況與南方有很大差異。戰國后期，北方的趙、燕二國的北界已經推進到今內蒙古的陰山山脈和東北的遼河中游。秦朝將其西北界推進到了今寧夏、甘肅的黃河一線，西漢進而擴展到河西走廊和河、泊地區。直到清朝以前，中原王朝的正式行政區域除了隋唐一度到過今新疆東部外，大致沒有超出這一界線，即使在實際控制區已經超出這一范圍時也是如此。但以東北或北方為基地的政權如渤海、契丹（遼）、金、蒙古（元）、后金（清），卻可以在蒙古高原至松花江流域設置州縣。這一點顯然無法僅僅用地理條件和產業分布來解釋，而只能從該政權的統治對象來尋找原因。北方陰山以北至蒙古高原，歷來是游牧民族的活動基地。這些民族由于基本生計是牧業，只能逐水草而居。根據自然條件的變化，除了正常的季節性遷移外，還要作更大范圍的遷移。由于他們流動性大，行動迅速，活動范圍廣，所以對中原王朝構成的威脅最大。游牧民族在自然災害和強敵面前都以遷移來對付，因而蒙古高原几度易主，匈奴、鮮卑、突厥、回鶻、契丹、蒙古先后稱雄漠北。一次新的民族遷移發生后，往往可以使人口發生數萬甚至數十萬計的變化。正因為如此，歷來的中原王朝的防御重點是北方，能夠入主中原的少數民族也都來自北方。秦以后的中原王朝都實行郡縣（州縣）制，即在中央政府之下，設置二至三級政區。每一政區有固定和管轄范圍和相對穩定的人口，行政長官通過戶口登記、征收賦稅、征發徭役，為朝廷提供維持其統治所必須的財力和人力，并負責轄區內的社會治安。各個政區逐級由于一級政區管轄，直至朝廷。定居人口和穩定的農業，尤其是農業生產，是這種制度不可或缺的條件，而游牧民族恰恰不具備這兩項條件。這就不難理解，為什么中原王朝聚合取得了軍事上的勝利，也不會在蒙古高原上建立郡縣制政區，而只是設置都護府這類軍事性的監護機構。因為中原王朝所占領的或者只是人畜走盡的無人區，設置郡縣將會沒有治理對象﹔或者留下了一些桀贅不馴、遷徙無常的部族，非郡縣所能約束管理。唯一能夠在北方推進郡縣制、設置正式行政區域的途徑是移民。事實上，為了鞏固邊防、保障政治中心的安全，歷來的中原王朝几乎沒有不向西北和北方進行大規模的、強制性的移民的。盡管統治者三令五申，不惜耗費大量物力，但這些移民大多并不成功。究其原因，無非有以下三個方面：第一，移民征集不易。前面已經提到過，明清以前一般還不存在人口相對飽和或過剩的情況，只有在一些人口稠密的地區才會有合適的遷移對象。但這些地區又是經濟發達、自然條件較好的地方，而遷移的目的地北方或西北卻是人們視為苦寒、荒涼、危險的戎狄之地。因此，除非發生災害，再采取募集和強制手段，才能征集到一定數量的移民。但無論如何勸募或是強制，都需要大量人力、物力和強有力的控制，任何一個王朝要同時具備這些條件的時候實在并不多。漢武帝這樣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擁有几代積聚起來的巨額財富和戰勝過匈奴的龐大軍隊，但為了向西北移民七十二萬而耗資億計，弄得國庫空虛，天下騷動。第二，移民的安置地區有限。移民來自農業區，絕大多數是農民，到目的地后自然還是從事農業。北方和西北雖然地域遼闊，但要尋找既少軍事威脅又便于控制，也容易開墾的地方卻并不容易。這些地區既不能離開軍事據點和交通線太遠以免失去依靠，也要有較好的土壤、氣候和灌溉條件，所以一般都在河西走廊、河套地區，不可能太多太遠。第三，移民的定居更難。移民到達后必須獲得起碼的生活和生產條件，如住房、種子、農具等，才能自立。但開墾處女地不可能一帆風順，一旦規划不善或遭受自然災害、敵方擄掠，就得依賴官方的維持，否則移民必然會逃亡或回歸，移民中的大部分本來就不是出于自愿，在無法安居樂業的情況下，只要政治壓力消失，就會返回原地。如果失去軍事庇護，移民又成為游牧民族的擄掠對象，如匈奴中的漢人大多是秦和漢初時遷往北方的移民及其后裔。比較而言，對河西走廊的移民是最成功的例子。這首先是因為走廊有適宜發展農業生產的自然條件。今天的河西走廊還可以生產供養四五百萬人的糧食，在原始植被未受到破壞的古代，對數十萬移民來說，可墾土地和用水量是綽綽有余的。所以只要開發成功，就會使移民們獲得較好的生活條件，設置郡縣就有了穩定的基礎。西漢末、東漢末、西晉末和十六國時期，那里一次次成為關中和中原人民的避難場所，移民源源不斷地涌入，其成分也已經包括官員、學者、藝人等等，素質大為提高。加上移民一直有很大的吸引力。所以河西走廊與中原王朝的聯系一直比較鞏固，即使在同中原隔斷的情況下，還會保持對中原的向心力。唐朝中期后，河西被吐蕃占據，但居民的萬分沒有發生大的改變。到大中五年（８５１年），張議潮就率領瓜、沙等十一州歸唐。以后瓜、沙二州孤懸于中原之外，獨立存在了二百年，到１０５０年才滅于西夏，其基礎就是來自中原的漢族移民后裔。東北地區的民族雖有不少也是游牧性質，但也有一部分是以漁獵為主的，有的還兼農耕。這些民族遷移較少，對中原政權較少威脅。東北平原和東蒙草原雖然氣候寒冷，但土壤肥沃，便于開墾，還是有發展農業的條件的。勃興于東北的民族大多擁有一些從事漁獵、農耕的部族，因而容易接受農業生產的方式，并進而認識到農業生產的重要性。當這些民族政權有了一定的軍事力量和疆域后，就會采用招誘和擄掠的辦法吸引外來人口、特別是中原的漢族農民，使他們開墾荒地，從事農耕。以這些定居人口為基礎，建城邑，置州縣，實行與中原王朝相似的行政制度。久而久之，不僅建成了大片農業區，而且本民族也發生了變化。如契丹曾是游牧民族，但從遼太祖耶律阿保機開始，就將俘獲和投降的漢族及其他部族的人口遷至國內建城安置，從事農耕。有農耕區內不僅保持中原制度，有的連州縣名稱都仍用原地的。這些人口主要來自唐朝和五代的幽、薊、鎮、定、媯等州（約相當今河北北部、山西北部和北京市），也包括渤海、黨項、吐渾、女真、奚、烏古、高麗等。到遼后期，全國人口中漢人已占首位，其次才是契丹人、渤海人，所以金滅遼以后將契丹人也稱為漢人。而在元統一后，在北方的漢人、契丹人、奚人、女真人已經被視為一體，統統被划為“漢人”了。金和后金（清初期）政權也都采取過類似措施，如清朝在入關時就已經有了一大片農業區和上百萬漢人了。這一措施對契丹人、女真人和滿人政權來說，是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重大步驟，因為這不僅使它們有了一個穩定的后方基地，而且取得了統治農業民族的經驗，為它們的擴張和入主中原以至統一中國准備了條件。但如果站在當時的中原王朝的立場上，要將這樣一大批移民安置到東北平原和東蒙草原上去，就既無必要也沒有可能。人口壓力與邊疆開墾到了明朝后期和清朝，由于人口的急劇增加，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盡管明朝的官方戶口數始終在五六千萬間徘徊，并且略有下降的趨勢，但實際情況是，明中期的人口已經突破一億，到１７世紀初已經接近或超過二億了。在江南和一些地少人多地區，人口壓力已經相當大，大批無地貧民涌向山區開墾。但由于北方面臨強敵，無法出境開拓，所以除了在遼東的少數人為后金（清）所吸引外，其他人口無法越出長城。明末清初的戰亂使人口大減，客觀上減少了人口的壓力。但這僅僅是推遲了、卻不能阻止人口高峰的形成。事實上，到１７世紀末人口就恢復了明朝的最高水平，１８世紀已經突破三億，１９世紀中期達到了四億三千萬的高峰。在南方，與鄰國的疆界已經固定。而在中國版圖內的開墾已深入山區，開墾率已近極限，有的地區已經開墾過度，大量剩余人口不得不流向兩塊最大的處女地－－東北和台灣。經過初期的禁止后，清政府鑒于巨大的人口壓力和鞏固邊疆的需要，終于變默許為開放和鼓勵。數以百萬計和移民使東北和台灣在短期內完成了初步開墾和設置行政機構的過程，在清末先后建立了台灣省，黑龍江、吉林和奉天三省。與此同時，大批移民從內地進入河套、河西走廊、新疆和內蒙古，這些都加快了邊遠地區的開發和政區的設置，增強了邊區的經濟和軍事實力。盡管由于列強的侵略和掠奪，這一過程沒有來得及全部完成，但清朝的移民和開墾最終確立了中國的版圖，為統一的中國提供了人力、物力基礎，一定程度上阻遏了列強對中國邊疆瓜分。如台灣省雖一度淪為日本的殖民地，但數百萬大陸移民奠定的基礎和與祖國大陸的血肉關系是任何外力所不能破壞的，這是台灣從日本奴役下回歸祖國的內因。第三節民以食為天引言任何一個國家如果要長期存在下去的話，必須養活它的全部人口，必須得到為保持國家機器的運轉所必需的最基本的物資，如各級官員的俸祿、軍隊的糧食和武器等，無論它采取什么手段來獲得這兩個條件。一個處于自然經濟狀態下的農業國家，是以一家一戶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為基礎的。國家通過征集勞役賦稅的方式來維持它的君主、官吏、軍隊及其他附庸人員，保持一定的儲備以應付自然災害。有時還與其他國家或地區交換必需的物資，但由于這種自給自足的國家對外界的需求少到几乎沒有，所以必然成為封閉社會。同樣，由于這樣的國家能夠離開外界而獨立存在，所以缺乏向外擴張的動力。就整體而言，中國的農業區即歷代中原王朝的疆域對外界的需求很少，在人口沒有相對飽和的情況下，更是如此。只要游牧民族不侵略騷擾，就不會主動打破這一平衡勢態滿足于封閉圈之中。但在農業區內部，又因為經濟發展水准的差異、互相制約和依賴程度的不同，因而對內部的統一有不同的要求。交通運輸在不具備交通運輸條件時，即使有多余的糧食和物資，也只能就地消費或廢棄。在運輸能力很差，或運輸成本很高時，糧食和物資的運輸量也不會很大。由于運輸的不便和費用頗大，流通的物資主要是質輕、量小、價昂的商品，如絲綢、工藝品、珠寶、藥材、土產等，以及不得不輸送的糧食、食鹽、日用器皿、布匹和鐵器工具等。而后者中有的是行政命令的調撥，所以不能計較經濟效益。只有在交通便利、運輸成本低廉的情況下，大宗物資、日常生活用品的交流才有可能。在機動車輛問世以前，運輸只能依靠人力和畜力。但人力和畜力直接負擔量有限，而且在運輸過程中本身要消耗掉糧食或飼料。車輛的發明大大增加了運輸量，但對道路牢度、寬度、坡度和平整度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地理障礙往往更難以克服。水運的開發提供了大量廉價的運力，事實在鐵路、公路出現之前，是中國負載最大的運輸手段，尤其是在地勢平坦的華北平原、長江中下游平原以及其他地區大多數落差不大的水道上。中國大部分是山區、高原、沙漠，沒有河流，或者雖有河流而不適宜通航。可以通航的天然水道大多是東西向的﹔南北向的和流域之間的溝通只能先輩人工開掘的運河來實現。這一特點產生了兩個突出的難題：一是比較富庶的、有一定余糧的地區大多在東部，在下游﹔而需求區卻在中西部，在上游﹔逆流運輸反而成了基本的要求。如當首都設在長安時，大量的糧食和物資必須由黃河逆流而上，入渭河后不是逆流而上，而順流而下的回程卻大多無貨可載。二是由于南北的地勢差異和水量分布不均，即使有了溝通南北的人工河道，正常的通航也不容易保証。如京杭大運河由長江流域進入黃河流域時，由于地勢升高，水位必須抬高四十米﹔地勢最高的山東段水源又最不足，正常年份也必須靠山泉補充，一遇干旱就連基本的水量都難保証。而且几大水系的串聯也會引起水災的蔓延，原有水道宣泄不暢以至完全堵塞，几條原來分流入海的水道變為合流水系，引起地下水位升高和土地的鹽鹼化，使生態環境惡化。古代的地區開發往往是東西向的，一般先在同一流域中進行，在積聚了相當多的人力物力后，再越過分水嶺或鑿運河進入另一個水系。由北向南的開拓總的說來不如東西向的便利，交通運輸是一個重要因素。經濟上的互相制約和依賴，必然產生對交通運輸的需求，但這種需求之能否滿足就取決于運輸的能力。交通越發達，運輸越便利就越容易建立起穩定的地區間貿易和交流關系，這種關系又成為地區間聯合或統一的經濟基礎。例如，在秦朝進兵嶺南和以后中原對嶺南的開發過程中，溝通湘江水系和珠江水系的靈渠發揮了重大作用。東漢時筑成的翻越南嶺的山道也使嶺南和中原的主要的運輸手段不再依靠海道，從而促進了嶺南嶺北的統一。手工業和商業單純的小農經濟不需要也不可能產生較大規模的交流，因為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都自給自足，對外界的需求很少，能夠提供交換的物品也相當有限。手工業的發展卻離不開流通和交換，因為手工業產品并非都為工人自己所用，也不一定在產地使用。而且，手工業所需要的原料和工具并非都能由本地提供，手工業工人的食糧和生活必需品也不一定都能靠本地滿足。因此越是手工業發達的地區就越需要加強交流，越需要商業的介入。中國古代的手工業大致有三類：一是家庭手工業。這是小農經濟的附庸，以一家一戶為單位，產量很小且不穩定，產品大多就地出賣，僅少數由商人收購銷往外地。二是官營手工業。它們往往在一地集中大量勞動力，對原料和糧食的需要量很大。它們的一部分產品主要供皇家或官府使用，規格特殊，要求高，往往要作長距離的運輸﹔一部分產品如鹽、鐵、銅等也供應民眾，但因官經營，規模較大，所以產品的覆蓋面較廣，也可能有較大距離的輸送。三是私營手工業。這類作坊大小不一，便產品專門，產量較穩定，因原料供應和工藝的傳授等關系，行業比較集中。為獲取大利益，這類作坊一般都設在靠近原料產地、交通便利的城市或集鎮。它們的產品除供應本地外，大量行銷各地，有的几乎遍及全國，因此它們與商業有密切的關系。手工業的中心一般也是商業中心。在這三類手工業中以第三類對國計民生影響最大，也最需要地區性以及全國性的交流。因為家庭手工業對本地區以外的經濟生活的影響畢竟有限，官營手工業的產品一般與百姓的日常生活關系不大，特殊產品的產銷并不反映經濟規律。食鹽一類生活必需品雖受到官方控制，但產區、菹區和菹量都比較穩定，不可能有大的變化和發展。私營手工業的產品占了流通貨物的大部分，供求雙方都不可或缺。在手工業發達以后更是如此。在西漢時，齊地（今山東半島的大部分）的織造業已非常發達，“織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號為冠帶衣履天下”﹔但其中相當一部分是官營的三個“服官”的產品。絲織品在當時還是奢侈品，“冰紈綺繡純麗之物”更不是一般民眾所必需，以此制成的冠帶衣履只能供上層人物和富人使用，所以實際的輸送量并不大。斷絕了這一來源，對全國也不會有什么大的影響。但到了明朝后期，棉布已經成為普通百姓的必需品，產地集中的松江府（今上海市大部）號稱“衣被天下”。由于專業生產的棉布質優價廉，一些原來依靠家庭紡織的農戶也開始購買這類商品，或者部分投入這些專門手工業之中，如出賣家庭紡紗、胚布等。松江棉布與當年齊地的“冰紈綺繡”所起的作用，已不可同日而語了。宋代以后，隨著市鎮的興起，手工業日益發達，商品經濟越來越活躍，紡織、造紙、印刷、釀造、陶瓷、冶煉等行業的產品越來越多地進入了尋常百姓家。生產這類商品的手工業越發達，社會的經濟聯系越緊密，地區間的相互依賴越大。在手工業生產規模很小時，商品主要是農產品和原料，但剩余農產品并不多，原料的需求也很有限，所以盡管商業在中國已經有了相當長的歷史，春秋戰國時的商人已很活躍，但商業在經濟中的地位是很低的。對絕大多數人來說，商品并不是必需品，沒有商人照樣可以生活。當手工業產品在為普及，人們對它們的依賴性增強時，商業就成為社會經濟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手工業工人與農民不同，他們一方面提供商品，另一方面又是商品的消費者。手工業工人越多，消費的商品越多，就會促進城鎮的擴大，又為商業提供了新的基礎。商業的發展必然會形成地區間的聯系，進而發展成為全國性的商業網絡。這種聯系和網絡只有在統一政權的范圍內才有可能建成，所以商業越發達，對政治統一的要求也越迫切。由于經濟利益的吸引和對某些必需品的需求，有時分裂政權之間也會形成特殊的商業網絡，例如五代時一些政權間互相開放貿易，宋遼之間除了官方的貨物交易外還有活躍的走私貿易。但這種商業聯系無論在數量、品種，還是在輻射面、穩定性方面與全國性的網絡都是無法相比的。地區發展的不平衡由于自然條件的差異和開發過程的先后，在主要農業區內部的各個地區間的發展水平也存在很大的差距。當黃河流域已經進入比較發達的農業社會，足以供養几千萬人口時，長江以南的大多數地區還處于刀耕火種的狀態。同樣在黃河流域，關東（約指今太行山以東、河南大部及其以東地區）和關中（今陝西差距平原）的經濟實力也很不一樣。在西漢末年，前者除了供養四千萬人口外，還要輸出數百萬石糧食，后者由于耕地有限只能養活二百余萬人口。即使在關東，豫東、魯西平原和渤海西岸地區也有很大的差別，前者是真正的糧倉，后者受不利自然條件影響，土地并沒有充分利用。就全國范圍而言，黃河流域曾經長期是經濟文化最發達的地區，是經濟重心所在。但到唐末五代以后，南方的經濟實力大大超過了北方，以后南北的差距越來越大，南方的糧食和手工業品成了北方的必需品。明清時，由南方向北京運送糧食成了大運河的主要任務。到了近代，東南沿海地區經濟的發展使內地相形見絀。鴉片戰爭以后，沿海城市逐漸成為區域性和全國性的經濟中心，東西的差距也越來越明顯了。假定沒有受到任何外力的干預，在這樣一個以小農經濟為基礎，商品經濟微不足道的國家里，人口分布是應該與糧食產量和經濟發展水平完全一致的，因為在一個范圍明確的地區中，根據它提供的糧食所能養活的人口和手工業、商業所能消化的人口而配置的數量，是最合理的選擇。但實際上這是絕對做不到的事情。這是因為：第一，一個政權的軍事行動和兵力部署不可能與農業和經濟的發展及分布同步或重合。出于防御外敵的需要，有時必須在不毛之地部署重兵，軍事行動頻繁的地區遠離經濟發達地區，發生大天災的時候正在進行大戰，這是經常會出現的事情。第二，政治中心，尤其是全國性政治中心的選擇不可能僅僅考慮經濟因素。王朝建都一般首先考慮御外和制內這兩大因素，還要考慮現存條件的利用，所以多數情況下反而設在地區性的經濟中心，而不是全國性的經濟中心。第三，人口的移動一般落后于經濟的變動，文化中心的轉移也慢于政治中心的轉移，在安土重遷觀念深入人心的社會中更是如此。例如當南方經濟實力已經超過北方時，北方的居民的地區優越感并沒有消失，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北方對人口的吸引力還是比南方大。五代時首都早已遷到開封，但唐朝的故都洛陽到北宋時還是一個文化中心，自然還會吸引大批文人。政治中心與經濟中心政治、軍事與經濟布局的不一致，使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矛盾大大加劇了，其中政治中心對經濟中心的依賴作用尤其明顯。秦、西漢的政治中心在關中的咸陽（今陝西咸陽市東北）或長安（今西安市西北），但經濟中心和人口的重心在關東。出于鞏固統治的需要，都還先后將數十萬人從關東遷往關中，這就更加劇了糧食供應的不平衡，所以在秦朝時西北用的糧食，有的要從今山東的龍口市、煙台市一帶調運，西漢中期以后每年都要從關東輸入關中數百萬石糧食。加上關東的人口和財力占全國的大部分，負擔了主要的賦稅徭役，關中對關東的依賴非常嚴重，統治者絕不允許關東與之分裂。秦末的起義在關東爆發，不久便推翻了秦朝。劉邦與項羽剛達成以鴻溝為界的和議，就迫不及待地毀約進兵，就是因為項羽據鴻溝以東足以自立，劉邦卻難以靠鴻溝以西的地盤維持下去。西漢初的吳楚七國之亂一起，就出現“天下勝敗未可知”的局面，直到漢武帝采取了一系列削弱關東諸侯的措施之后，漢朝就不那么重視了，嶺南的南越政權可以讓它存在近百年﹔東甌、閩越、東越既能容許它們存在，也可以移民棄地﹔ 海南島設置郡縣數十年后也可以完全放棄﹔對比之下就很能說明問題。東漢遷都洛陽，一方面固然是由于關中的殘破和少數民族的壓力，更主要的還是為了就近控制關東。東漢初期和中期曾經先后多次從西北緣邊郡縣撤退，實際上放棄過北方和西北大片領土，但因始終掌握著關東，國勢并未動搖。而一旦關東變起，中央政權就再也支撐不住了。東漢末名義上的首都在許（今河南許昌市東），實際上的政治中心卻在曹操的基礎鄴（今河北臨漳縣西南），與經濟中心已基本保持一致。這一格局固然有利于中心區的穩定，但對周邊地區的控制卻明顯地放松了，所以無法對付蜀、吳的獨立。曹操先后討平了中原地區的割據勢力，對蜀、吳卻不得不采取相對容忍的態度，曹丕不等平定蜀、吳就迫不及待地代漢稱帝，著眼點就是這一主要經濟區的統一和穩定，自以為勝券在握了。反之，蜀國的諸葛亮一次次北伐，其實不過是以攻為守，他有几次進軍都因糧食不足而中止，反映了蜀國在經濟實力有限條件下進行大規模軍事行動時捉襟見肘的窘境。吳國對曹魏則未有進攻性的大動作，末主孫皓“青蓋入洛”（天子的車用青蓋，洛即洛陽）的夢囈只留下了千古笑柄。蜀、吳始終無法染指經濟發達區（盡管曾一度衰敗不堪），它們的失敗只是時間問題。西晉末至隋統一前這數百年間，盡管黃河流域戰亂不已，受到空前浩劫，但一旦恢復和平和正常生產，仍能顯示出壓倒南方的經濟優勢，所以無論那一個民族在中原建立政權，無不以統一關東為基礎，而對南方政權的存在并不過于重視。以消滅南方政權為目的的軍事行動，只有苻堅和拓跋燾等几次，而這几次都受到時人的普遍反對，理由之一就是認為南方政權的存在并不構成對北方的威脅，沒有必要為此付出太大的代價。事實也的確如此。在南遷之初，東晉統治集團中一部分人還有北伐恢復的打算和行動，而一旦站穩腳跟，就滿足于當小皇帝了。南方在軍事上一直處于守勢，連最成功的劉裕北伐也只是利用了北方分裂之際，短期占領了長安，北方反擊時即無力抗爭。如果再深入分析一下劉裕北伐的動機，就可以看出他的真實意圖顯然并不是消滅北方政權，而是利用北伐成功的聲勢為自己取代東晉政權創造條件。所以他在剛進入長安不久，就留一個未成年的兒子作統帥而匆匆南歸，去完成自己的篡奪計划了。到唐朝后期，情況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安史之亂使黃河流域受到極其嚴重的破壞，而叛亂平息以后，北方又一直沒有恢復安定。隨著南方農業的發展，經濟地位不斷上升，在北方藩鎮割據和連年戰亂的情況下，處于關中的唐朝朝廷已經完全依賴于江淮的財賦，就連糧食、布帛等必需品也完全靠南方供應了。德宗時，有一次長安連糧食都難以為繼了，恰好鎮海軍（治潤州，今江蘇鎮江市）的米運到。聽到消息后，這位皇帝竟立即跑到東宮對太子歡呼：“米已運到了，我們父子倆得救了！”而在漕運受阻時，他雖然貴為天子卻沒有春裝可換，天氣很熱還穿著皮袍子。這些當然是發生在動亂年代的特殊例子，但唐朝在無法控制黃河流域，實際上已不能再從關東獲得賦稅的情況下，還能支撐一百多年時間，擁有南方、特別是長江下游這塊新興的經濟基地是個重要原因。這說明北方關中與關東的依賴關系已經為北方對南方的依賴關系所代替了。從唐朝后期到北宋立國時，首都由長安先遷到洛陽，最終遷到了開封，這是政治中心向經濟中心靠攏的結果。從軍事形勢看，開封絕不如洛陽。在遼朝占據著幽燕十六州的情況下，華北平原根本無險可守。軍事上稍有挫折，首都就暴露在敵軍面前。如宋真宗景德元年（１００４年）遼軍大舉進攻，兩個月就進至澶州（今河南濮陽），開封震動，一部分大臣倡議遷都逃避。以后金兵南侵時，也在不到三個月內打到開封城下，結果是山西、河北不少地方還在固守，首都開封卻已陷落了。但從確保南方的供應這一角度看，開封無疑遠比洛陽優越：從汴河至泗州（今江蘇盱眙）可進入淮河，循淮河至楚州（今江蘇淮安）又可進入運河，南至潤州（今江蘇鎮江），溝通長江，更可南下蘇州、杭州。便捷的水運可保証長江下游最富庶地區的糧食和其他物資源源不斷地輸往政治中心。所以北宋雖然始終未能恢復幽燕十六州，以后又只得接受西夏獨立的事實，但由于牢牢掌握了東南經濟重心，獲得了穩定的供應，經濟、文化還是取得了重大進步，人口也突破了一億，達到了新的高峰。元、明、清三朝建都北京，從軍事、政治上考慮自有其必要，但由于南北經濟的差距比以前更大，所以在經濟上對南方的依賴性更強。明朝初年又對北京地區大規模移民，更增加了糧食的需求。輸送漕糧的京杭大運河成了明清二代朝廷的生命線。因此在遭受旱災時，寧可讓運河沿岸地區顆粒無收，只要漕糧未過，運河不得用于灌溉。每逢黃河下游決溢成災，為了確保運河暢通，往往寧可暫不堵口。長江三角洲承擔的賦稅份額大大超過了它的土地和人口在全國總數中所占的比例，例如萬歷六年（１５７８年），蘇州、松江、常州三府實征米麥三百八十八萬五千三百九十四石，超過南直隸以外任何一省，為南北直隸以外十三個布政使司（省）總和的約五分之一。而紡織業所占的比例更高。清朝雖然沒有如此懸殊的比例，但江南的經濟在全國還是具有舉足輕重地位。在這種情況下，政權能否鞏固、政治中心的地位能否確保，相當程度上就取決于能否控制江南這塊財賦之地，南北的統一就成為絕對的需要。從元滅南宋以后這七百多年間，除了短時期的割據外，南北再也沒有分裂，這與北方對南方的這種密切的依賴關系是分不開的。如果把這種關系簡化一下，那就是：北方離不開南方，但有軍事、政治力量足以控制南方﹔做不到這點的話，政權就必然垮台。南方可以脫離北方而獨立，但缺乏足夠的軍事力量﹔一旦具有這一條件，就足以推翻北方政權。元末的農民戰爭遍及黃河以地，但朱元璋、張士誠、陳友諒、方國珍和明玉珍等勢力較大、割據一方的首領，都是占有長江流域或東南沿海地區的。朱元璋崛起江淮，最后推翻元朝，取而代之。以長江下游為基礎得以建立統一王朝，這在中國歷史上還是首次。而明末李自成的失敗雖有多種原因，但錯誤的地理觀念正好迎合了李自成狹隘的鄉土觀念，由此而產生的錯誤戰略造成了最嚴重的后果。有擁有足夠的軍事力量條件下，他的軍隊不是從襄陽順流而下取江南，奪取明朝的糧倉和錢庫，卻西取關中，又迫不及待地進兵北京。殊不知明末的關中已完全不是劉邦或李淵時的“活野千里”了，已毫無優勢可言。加上屢遭天災人禍，已無糧可籌，無餉可征，根本起不到根據地的作用。在南方漕糧斷絕的情況下，奪取北京所能得到的只是積聚下來的金銀珠寶而已。即使清兵不入關，江南也會憑借經濟優勢自立，勝負尚難預卜。相比之下，太平天國面臨重兵壓力，本身又犯了不少戰略錯誤，卻能堅持十几年，這與它以長江下游為基地，占據了經濟發達地區不無關系。總之，在地區間經濟發展不平衡的條件下，政治中心必定要控制經濟中心，才能維持自己的存在。這種依賴關系越密切，政治中心與經濟中心所在地區的統一就越有保証。政治中心與經濟中心之間的距離，除了必須服從于全局的政治和軍事條件外，還取決于二者之間的交通條件以及前者對后者的控制能力。分裂與分治的背后通過以上分析，我們不難看出，在中國基本農業區內，交通越便利，手工業和商業越發達，地區間的依賴性就越大﹔政治中心與經濟中心越分離，統一的因素就越大，反之則越容易引起分裂。在這一前提下，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從元朝統一以后，中國的基本農業區大致是統一的，并且越來越鞏固。同樣，我們也應該承認，農業區內部的分裂或分治也是歷史的必然現象，在一定的條件下也有其合理性。這也是從上述基本分析出發的。就交通條件而言，不用說元朝以前，就是到了晚清，不少地方的對外聯系還是相當困難的。手工業和商業雖在某些地區比較發達，但在全國總的經濟結構中所占的比例很低，而其中能夠脫離農業生產或地主經濟而獨立存在的成分更少，這一先天不足使向資本主義的發展從一開始就舉步維艱。不少地區長期處于自然經濟狀態，保持著原始的自給自足，對其他地區根本不發生經濟往來，更談不上依賴。全國性的政治中心同經濟中心雖能分離，地區性的政治中心與經濟中心卻大多合而為一。即使有短期的分離，在專制統治的干預下，經濟中心不得不向政治中心靠攏，直至完全合并。所以在農業區內部就存在著很多完全可以自給自足、獨立存在的地理區域，這些區域的中心城市往往集政治、經濟職能于一身。一旦發生動亂或中央政府無力控制全國時，只要有人取得了這種中心城市，就有可能建立起一個獨立王國。這樣的地域單位固然很多，但其中一部分受到地理條件的制約，如離全國性的政權中心很近，與其他單位間沒有地理障礙，因而不大可能保持分裂。但另外一些則相反，所以經常成為分裂的據點。如四川盆地，糧食、紡織品、鹽、鐵等基本物資足以自給，人口有一定數量，地形易守難攻，對長江中下游據有上游的優勢。成都和重慶早就成為該地區的兩個中心，因此從秦以后先后為西漢開國皇帝劉邦，東漢初的公孫述、蜀漢先主劉備、十六國后漢的李特、五代前蜀主王建、后蜀主孟知祥、北宋李順、元末明玉珍、明末張獻忠等人的據點。除了劉邦最終建立了統一王朝之外，其余無論是地方官割據，還是農民戰爭，長則數十年，短則一年，都曾建立過獨立政權。又如嶺南，封閉性雖不及四川盆地，但在中原動亂時也兩度建立過獨立政權（西漢初的南越、五代時的南漢），多次形成割據局面。在遠離政治中心或中央政權無暇旁顧時，甚至一個很小的地理單位都可以割據自立。如地處今甘肅成縣西部西漢水北岸的仇池山，四面陡絕，山上有良田百頃，可引泉灌田，煮土成鹽。因為有這樣的封閉環境和自給自足條件，魏晉南北朝時就長期成為氐族楊氏相據的基地，經常獨立于周圍各政權之外。應該指出，地形地勢固然重要，經濟上的自給自足、自成體系關系更大。歷史上曾經出現過多次南北對峙，如果我們仔細研究一下它們的疆域地圖，就可以發現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盡管長江號稱“天塹”，但南北比較穩定的分界線卻几乎都不是長江，而是淮河或其他比較次要的地理界限。其基本原因，就是因為當時南方政權僅僅靠江南還不足于支撐，必須加上江淮之間才能與北方處于勢均力敵的地位。如果北方推進到長江一線，南方不僅在軍事上岌岌可危，經濟上也無法自給自足了。反之，如果南方政權進抵黃河一線，北方的糧食產量就不夠養活它的人口，難以與南方抗衡了。所以真正划江為治的時間是很少的。第四節殊途同歸引言在東亞大陸，華夏（漢）族的文化長期處于先進的地位，通過人口遷移、民族融合等途徑的聯系，華夏（漢）文化區不斷擴大，給周邊地區的民族以很大的影響。但是另一方面，華夏（漢）文化也受到外來文化的影響，在向周圍擴展的過程中也不斷吸取了當地文化的精華。正如今天的漢族實際上已經融合了其他很多民族一樣，現在的漢文化也是吸收了多種非漢族文化的結果。還有一些民族，盡管也受到漢文化的影響，卻基本上保持了自己獨特的文化，這同樣是中國文化的組成部分。一般說來，在同一個政權內，文化的傳播比較容易，先進的文化很快會被國民所接受。但是主要民族的優勢地位和專制統治的壓力，會使其他民族的文化過早地萎縮以至消失，這種文化的統一需要付出極大的代價。反過來看，文化上的一致也有利于政權的統一和鞏固，共同的文化基礎會產生比較一致的國民心理，增強民族的凝聚力。但是應該看到，文化和國家、領土、民族畢竟是兩回事，相同的文化完全可以存在于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國家里，同一個國家里也可能出現多種不同的文化。不能認為文化上的相同就應該合為一國，也不能因為文化上的差異而不承認其為同一個國家。在中國的農業區和牧業區之間，由于自然環境和生產方式的不同，文化的差異很大。一般說來當然是農業文化比較先進，牧業文化比較落后，但這并不等于農業文化可以取代牧業文化。事實上，盡管牧業民族比較落后，但他們還是不愿意放棄自己的生活方式，更無法接受農業民族的經濟、政治制度。中行說與漢使的辯論《史記．匈奴列傳》中記載著西漢初年漢朝的使臣與代表匈奴的漢朝降人中行說之間的一場辯論（今譯）：漢使：“匈奴的風俗不尊重老人。” 中行說駁斥漢使：“那么就說漢朝的風俗吧！如果家里有人輪到戌邊或當兵出發時，老人和長輩難道不是都將自己暖和的衣服脫下來給他們穿，把自己的好食品給他們帶著吃嗎？” 漢使：“是呀！” 中行說：“匈奴人明確以戰斗進攻為主要任務，年老體弱的人沒有戰斗力，就將自己質優味美的食品給強壯的人吃，也是為了自己能得到他們的保護，這樣父子雙方都能獲得長久的安全，怎么能說匈奴人輕視老人呢？” 漢使：“匈奴人父子睡在一個帳篷中。父親死了，兒子娶自己的后母。兄弟中有人死了，就娶他的妻子。沒有衣冠服飾，也沒有宮廷禮節。” 中行說：“匈奴的風俗，大家吃牲畜的肉，喝它們的奶，穿它們的皮。牲口根據水草條件，隨時轉移。所以情況緊急時人人都能騎馬射箭，平時大家就喜歡隨隨便便。因為沒有什么約束，所以容易管理。國君與臣子的關系很簡單，全國的政務就像一個人指揮自己的身體一樣方便。父子兄弟之間相互娶對方死后留下的妻子，是為了防止種族滅絕。所以匈奴再混亂，也要盡量保存自己的后代。你們漢朝的禮法制度雖然詳細，父兄死了子弟不娶他們的妻子，但親屬疏遠一點就互相殘殺，甚至滅絕宗族，干的都是這類事。況且禮法太繁瑣了，上下都不滿意﹔宮室蓋得太好了，勞動力消耗就大。你們百姓一有緊急情況也不會作戰，平時卻整天忙于勞動。可憐你們這些住在土屋子里的人，雖然衣服穿得整齊，帽子戴得漂亮，嘴里夸夸其談，又有什么用處？” 中行說原籍燕地，曾為漢朝宦官，對漢朝從邊疆到朝廷的情況都了解得一清二楚，投降匈奴后又極力為單于效勞，所以熟知雙方情況。他的辯詞雖不無強詞奪理之嫌，卻揭示了站在漢族立場上所無法理解的道理－－匈奴的風俗、習慣、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適應匈奴的自然條件和生產方式，絕不能用農業民族的標准來衡量。而漢人的風俗習慣和生活方式遠不是完美無缺的，漢朝的政治制度就更不適應匈奴的條件。相比這下，漢使的言論就顯得昧于事理，外強中干，其根本原因是出于漢文化的優越感，卻根本不了解“冠帶之飾，闕庭之禮”是不能施行于匈奴這樣的游牧民族的，對匈奴人也就不會有什么吸引力，更不會引起他們的頂禮膜拜。其實中行說內心是完全知道匈奴文化的弱點的。匈奴人也要追求物質享受，漢地產的“繒絮食物”對匈奴貴族有相當大的吸引力。中行說就向單于建議，將來自漢地的絲織品放在棘草地上踐踏，衣服都撕破，以表明它們不如匈奴的裘皮耐久實用﹔得到的漢地食物統統扔掉，以証明它們不如匈奴的奶酪味美，以防匈奴人的生活方式發生變化，產生對漢人的依賴性，失去獨立存在的基礎。各取所需實際上匈奴并不拒絕漢族文化中對他們有利的部分，如中行說教單于左右人員統計人口牲畜的方法，或許還包括文字記錄。匈奴經常大量擄掠漢人，一方面是為了增加勞動力，更主要的是他們進行農耕、鑿井、筑城、煉鐵。匈奴后期雖仍以游牧為主，但已有了一定的農耕和定居成分，這正是受漢人農業文化影響的結果。而漢族的統治者雖然總是以最高文明的擁有者自居，鄙視一切異族，但在物質文明面前卻不會躊躇。自從趙武靈王采用胡人的短衣作為軍服，以騎兵代替戰車以后，馬拉的兵車就很快退出了歷史舞台。被稱為“胡床”的椅子傳入以后，皇帝、貴族們首先減輕了下肢的負擔，沒有人不喜歡，百姓們也逐漸取消了席地而坐的習慣。胡桃、胡餅、胡麻、胡瓜，．．．各種帶胡的牲口就像今天帶洋字的東西一樣紛紛引進，雖不帶胡字卻同樣來自異域的音樂、舞蹈、雜技、魔朮、珍寶、香料等，也首先由上層人物接受享用。甚至胡姬－－異族女人，也成為士大夫文人尋求和歌詠的對象。很明顯，這種引進都是適合各自需要而且有條件成功的，如果不顧本國、本民族的實際情況，盲目照搬外來文明，往往事與愿違。西漢宣帝時，西域的龜（音丘）茲國（今新疆庫車一帶）國王因為多次到長安朝見，十分喜愛漢朝的服飾樣式和禮儀制度，回國后就建造宮殿，修筑專用道路，警衛森嚴，國王出入時前呼后擁，撞鐘擊鼓，完全模仿漢朝的儀式。龜茲國王雖然學得很到家，卻遭到西域人的一致譏諷：“驢不像驢，馬不像馬，龜茲王真是一頭騾子！”我們無從了解龜茲王是否也進行了政治制度的改革，但從胡人們把他視為非驢非馬這一點看，他大概并有徹底漢化，事實他也不可能辦到。從以后再未見到這一類記載推斷，龜茲王的模仿沒有能進行多久。同樣，如果把游牧民族的制度不加改變地搬到漢族農業區來，也必然不能適應，因此統治漢人地區或入主中原的游牧民族也不得不逐步修改他們的制度，調整他們的政策，而不是照搬原來適應游牧民族的那一套。如契丹以游牧民族建國，原來對本民族自然是實行適合逐水草而居、兵民合一的國情的政策。但從遼太祖耶律阿保機開始，就讓俘獲或歸附的漢人長期守居，實行開墾耕種，在自己境內建筑起與漢族地區的幽州相仿的城市房屋，在這些區域內實行與中原一樣的制度，因此漢人都發下心來，不再逃亡。甚至還有中原漢人為了躲避戰亂而投奔他的統治區。遼朝皇帝雖仍保持游牧舊習，四時“捺缽”（即一年中大部分時間不固定信在首都，而是率領契丹文武大臣按不同季節巡游，居處于不同地點的帳幕之中），但為了適應漢民定居農耕，隸屬州縣的實際，另有一套以漢人樞密院、中書省為首的政府機構常駐首都，處理日常例行公事。金朝原來實行的是兵民合一的猛安謀克制度，即各個部落的成年男子都應該是士兵，但沒有其他徭役負擔，平時就從事生產和習武，一有警報就自備干糧聽候調遣，并根據人數多少分別編為猛安和謀克兩種單位。金太祖二年（１１１６年）規定每三百戶為一謀克，十謀克組成一猛安。但在滅遼、滅北宋以后，對漢民（包括大部分契丹人）還是采用了州縣制的民政統治。猛安謀克制僅保留在女真人中。蒙古人入主中原之初，曾有人異想天開地提出建議：既然漢人對我們國家沒有什么益處，不如把他們統統趕走，把他們的土地變為牧場。但元朝統治者聽取了以耶律楚材為首的一批明智的大臣的意見，沒有采納和種愚蠢的主張，保持農業，維持了州縣行政制度。所以我們可以這樣認為：文化，無論是物質的或精神的，主要是決定于生產方式，而不是從屬于那一個政權。國家與文化的關系應該是國家順應文化，而不是文化服從國家。當然，國家對文人文化也可以起到引導和改造的作用，但這是以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狀況的變化為前提的，脫離了這一前提的引導和改造必然會起到破壞作用。統一是國家主權和最高行政權力的集中，而不是文化的一致，更不是用一種文化去消滅或代替另一種文化。相反，一個真正穩定繁榮的統一國家，必定會容忍并鼓勵多種文化的存在和發展。誠然，在一個統一的國家里，一般不存在什么學習仿效國內先進文化的障礙，占主導地位的先進文化的影響必定會越來越大，但這一仿效國內先進文化的障礙，占主導地位的先進文化的影響必定會越來越大，但這一過程需要較長的時間，在精神文化的傳播方面尤其如此。同時，主導文化本身原來就存在的地域差異會有新的發展，衍生出新的分支來。 □絕大部分地區還是由當地的越人自治，秦朝的行政管轄中集中在郡治等若干點上。如果說秦朝只是因為統治尚未鞏固，無法深入邊遠地區，因而不得不承認原有的地方制度的話，那么西漢時就已經是一項明確的政策。西漢的行政制度大致有四種：第一是郡（國）、縣（侯國、邑、道）制。這是西漢最基本的制度，施行于全國的大部健區。由郡太守、縣令（長）以及縣以下的亭、鄉、里逐級統治，按戶口征集賦稅，執行刑法。郡以上雖還有刺史部，但還只是監察機構，到東漢才轉化為行政性的州，成為郡國的上一級政區。第二是初郡。這是前者的特殊形式，漢武帝時設置于南方和西南新開辟的地區。它的形式和體系與前者無異，但實行兩項特殊政策：一是無賦稅，全部或部分免除百姓應負擔的賦稅﹔二是“因其故俗”，即保持當地原來的傳統統治和風俗習慣。這是一種由部族制向郡縣制的過渡狀態，但什么時候成為正式的郡，沒有明確的記載。不過在東漢就未再見到初郡的記錄，大概已不再有這類特殊的政區了。第三是郡縣與部族混合制。主要實行于西南夷地區。西漢初曾一度撤出行政機構，武帝時重開西南夷，新設了很多郡縣，但仍然保留了當地部族的王、侯等首領。如以滇王屬地置為益州郡的同時，重新賜給滇王印信，讓他繼續統治他的百姓。顯然益州郡及其屬縣并不管轄滇王統治下的數萬人口。又如在晉人常璩的《華陽國志》中記載，在武帝天漢四年（公元前九七年）撤銷沈黎郡后，設置了兩個都尉，志》中記載，在武帝天漢四年（公元前九七年）撤銷沈黎郡后，設置了兩個都尉，一個設在旄牛（今四川漢源縣境內），主要管理郡境外的羌人﹔一個設在青衣（今四川名山縣北），負責治理漢民。第四是都護制。宣帝時置于西域，管轄玉門關（城今甘肅敦煌市西北）以西至蔥嶺（今帕米爾高原）和今巴爾喀什湖之間的數十個國家。這些國家在外交、軍事上服從都護，都護可以征調兵力，甚至可以決定對國王的廢立，但一般不干預各國的內部事務，不管理各國的民政，也不向各國征收賦稅勞役。在此范圍內的漢朝軍民均由都護治理。由于路途遙遠，漢朝能夠派矣的軍隊人數有限，所以都護府的作用和職能因國力的強弱和都坊個人統制能力的高低而異，有時會超越以上的職權，有時卻連這些職權都行使不了，甚至形同虛設。其實際管轄的范圍也是如此，并不穩定。除了初郡制未見記載外，東漢、魏、晉都有相同或相似的建置。唐在唐朝的的疆域內主要有四種制度：第一，道、州（郡）、縣正式行政區。這是秦漢郡縣制的繼續，基本上沒有太大的改變。第二，羈縻都督府、州、縣。主要設置于南方、西南、西北和北方少數民族地區。一般由都護府、都督府或道管轄，形式上與內地的都督府、州、縣無異，實際上大多是民族自治或地方自治性質的單位。這些單位的長官由部族首領世襲，上司的任命實際只是認可而已。長官以下人員由其自定，上司一概不管。不征收賦稅，僅定期或不定期交納以土特產為主的貢品，一般還可獲得超值的賞賜。內部事務自理，上司不加干涉。這些單位的義務是忠于朝廷，不反不叛，不吞并其他羈縻單位，不得侵略內地州縣，必要時要服從調遣提供兵力，一些靠近內地州縣附近的單位除了土官世襲和內部自治外，其他方面與正式州縣沒有多少區別，但也有一些單位形同虛設，上司對它們毫無約束能力，甚至連它們的確切位置、實際情況都一無所知。第三，都護府。這是漢代都護府的繼續和發展，但在制度與功能上已有較大的變化。唐代主要設過安西、北庭、單于、安北、安東和安南等說個都護府。其中的安都護府的轄境長期以來就是中原王朝的郡縣，實際上是正式政區，只是也管轄一些羈縻州縣。其他五個都護府之間和一都護府內部也有不同，安北、單于二都護府存在的時間不長，以后就寄治于關內道的緣邊，并沒有什么實際的轄境﹔安東都護府雖一度管轄被滅的高麗國，但不到一年即遷到遼東，几年后又撤到了遼西，情況與前二者一樣﹔比較穩定而有典型意義的是安西、北庭二都護府以及它們的前身。它們的基本制度和職能與漢代相似，但由朝廷派遣的機構、人員和矣軍增加了，設置的鎮、守護、城數量更多，范圍更廣，因而對該地區的控制能力更強。西域諸國雖還保持內部自治，但已取消了國的名義，置為羈縻都督府。都護府對它們不再僅僅是監護作用，而是更直接的管轄。但是安西都護府的西部（今阿富汗、阿姆河和錫爾河流域至咸海）很多是羈縻都督府和羈縻州，大多有名無實。有的雖曾歸屬于安西都護府，但時間很短，唐朝的軍隊一離開，關系就中斷了。有的小國只是為了尋求軍事庇護，取得一個名義，實際上一直在唐朝的控制圈之外。而且從龍朔元年（６６１年）唐朝進入蔥嶺以西，三年后即撤退了。到開元三年（７１５年）怛羅斯一仗唐朝被大食擊敗，就完全撤至蔥嶺和巴爾喀什湖一線。所以安西都護府的東部和西部是不能等量齊觀的。嚴格說來，西部只能算是唐朝的勢力范圍。第四，邊州都督府。設置于緣邊少數民族地區，監護所轄的羈縻都督府、州。州以下不設羈縻縣繼續采用原來的部族名稱。這可能是由于邊疆幅員廣闊，不存在設置縣級單位（即使是羈縻性質的）的條件。宋朝北方和西北的邊界都止于正式州縣，所以只有正式政區和南方羈縻政區有兩種制度。元元朝制度大致有四種：一是行省、路、州、縣的正式政區。二是在四川、云南、湖廣等行省和少數民族地區設置的蠻夷軍民長官司和寨、部、族、甸、處等單位，給部族首領授予宣慰使、宣撫使、安撫使、招討使等官職，在少數民族聚居的府、州、縣設置土官。這一土司制度是羈縻制度的繼續和發展，與羈縻州縣相比，土司受到的控制更加嚴密，而且也要承擔規定的貢賦和征發，但在它們內部依然保持傳統的統治方式和權力，不受上司的干涉。三是嶺北行省（今蒙古和以北俄羅斯部分）和遼陽行省（今東北和其東、北至于海的境外地區）境內的部族，元朝并未設置什么政區。雖然它們也受到行省控制，但基本上是自治的。四是由宣政院管轄的吐蕃地區。宣政院（初名總制院）是一個管轄全國佛教事務的機構，但它直接管轄設在吐蕃地區的吐蕃等處宣慰使司、吐蕃等路宣慰使司和烏思、藏、納里速古魯孫三路宣慰使司，其官員僧俗并用，兼管軍民，雖然還不是政教合一，但宗教已占據了重要地位。明朝的政區分為四類：第一，隸屬于二京（北直隸、南直隸）和十三布政使司（省）的府、州、縣。這是主要的、正式的地方行政區。第二，隸屬于西南各省少數民族地區的各級土司。這與元朝的土司制度基本相同，但更加制度化：宣慰使、宣撫使、安撫使等官隸兵部﹔土知府、土知州、土知縣等官屬吏部，均給予世襲符印，并確立承襲、等級、考核、貢賦、征發等制度。明朝曾在今貴州實行改土歸流，廢土司，置正式行政區﹔也曾趁鎮壓土司叛亂之機加以廢止﹔但大多數土司仍繼續存在。其中一部分單位，如云南緣邊諸土司中有的實際上是自立政權，有的根本不受明朝的管轄。第三，都司衛所制。開始是設于各地的軍事機構，都司（都指揮司、行都指揮司０掌握衛、所（守御千戶所），衛所統轄駐軍。但從洪武年間開始，一些邊境州縣罷廢后就由當地的都司衛所行使原來由州縣行使的民政權，以后就成為定例，在未設州縣的地區設置衛所，這樣，這一類衛所已經成了兼治軍民的地方行政區。在一貫邊疆地區的都司、都指揮使、同知、僉事等職務由流官（朝廷或上級委任的，一般非本地人）擔任，而所統衛所的指揮、知戶等職任用土官，一般由當地的部族首領來擔任。這些土官與西南的土司相似，但邊疆地廣人稀，有的部族流動性大，加上明朝的軍事力量有限，宣德以后就退卻到長城以內，這些部族大多不再受明朝管轄了。第四，西藏地區。明初曾經設置烏思藏、朵甘二都司，下轄萬戶府、行都司等，形式上與都司衛所制相同。實際上明朝對西藏地區的控制遠不如元朝，朝廷對西藏的關注也遠不如元朝。宣德以后，烏思藏、朵甘二都司的控制繼續削弱，明朝所封當地的闡化、闡教、輔教、贊善、護教五王及大寶、大乘、大慈三法王實際已成為政教合一的地方首領，它們的教區即等于政區。清清朝在疆域全盛時設有２５個一級政區和內蒙古的盟、旗。按其制度可以分為几類：第一，十八省所轄的府、州、縣、廳正式行政區，這是清朝最主要、最基本的政區。第二，西南几省少數民族地區承襲元、明遺留下來的土司制度。雍正時陸續實行改土歸流政策，土官數量和統治的范圍大大縮小，但直到民國時還有少量土官存在。第三，盛京、吉林、黑龍江、伊犁、烏里雅蘇台五個將軍轄區。其中盛京將軍所轄雖也有副都統、協領、城守慰、防守慰各級駐防，但主要建置是府、州、廳、縣，與內地十八省基本相同。吉林、黑龍江將軍轄區則不設州縣，由將軍統轄下的駐防機構兼管民政，因為居民極少。新疆地區也是以將軍所轄的都統、參贊、辦事、領隊等各級駐扎大臣兼管民政的，但東部一些府、州、廳、縣隸屬于甘肅﹔本地的一些伯克依然保留，類似西南的土司。烏里雅蘇台將軍統轄下的喀爾喀四部（盟）、唐努烏梁海與科布多參贊大臣（約相當今蒙古及其西北俄羅斯一部）兼管軍民，民政系統是盟（部）、旗制。第四，內蒙古六盟、西套蒙古、察合爾等實行盟、旗制，與烏里雅蘇台轄區的民政系統相同，但由中央的理藩院直轄。第五，西寧辦事大臣所轄的青海地區主要是兩部分：厄魯特二十九旗，與蒙古的盟旗相同﹔玉樹等四十族土司，與西南土司制相同。第六，西藏辦事大臣統轄衛、藏、喀木和阿里四個地區的營、城、呼圖克圖領地、部族及寺院。涉及到國家主權的重大問題，如西藏與鄰國的關系、軍隊駐防、內部叛亂、宗教領袖的繼承等，均由大臣處理并上報朝廷決定。而內部則實行政教合一的制度，大臣系統不加干涉。清朝的政區制度雖然比較復雜，實際上只有三種類型：第一，省、府、州、廳、縣制，主要實施于漢人為主的農業區。如東北三將軍，到晚清時人口增加，農業開發已有了相當規模，就取消將軍置省。新疆的置省除了經濟開發的條件外，還有國防上的考慮。第二，一定程度的民族自治區，如西南的土司、蒙古的盟旗﹔這些單位都有具體的部門管轄，承擔一定的貢賦和力役，但在各自范圍內享有按傳統制度統治的權力。第三，高度自治的西藏，除宗教領袖的繼承和冊封、軍事、外交權由朝廷掌握外，內部實行政教合一，地方政府服從宗教領袖。一般與特殊綜觀這些統一王朝的行政制度，我們可以看到，不管統治者出于自覺還是不自覺，當一個政權的領土包括農業區和牧業區，國民有多種成分，疆域有新的擴展時，就會在某些政區實行特殊的政策。這些政策一般有三方面的內容：一是盡可能利用原來的統治機構和首領，以便減少敵對行為和敵對情緒，維持社會穩定。二是給予一定程度的民族自治或地方自治，中央和上級政權不干預其內部事務。三是經濟上給予一定的優待，如免除賦稅徭役，或規定一定數量的貢品和力役，其負擔一般低于其他地區，有時還以賞賜等名義給予經濟資助。這些政策一般比較穩定，實施較長的階段，在條件具備時才作改變。如土司制度，自元朝實行后，到民國時才最終廢除，其間明、清改土歸流經歷了較長時間，并且一般只局限于某一地區，然后逐步推行。另一方面這些制度也并非一成不變，隨著政權的鞏固，經濟實力的增強，地區間和民族間交流的密切，一部分特殊政區會逐漸具備改置為正式政區的條件。當然這要把握時機，舉措得當，否則會激化民族矛盾或地區矛盾，影響安定和統一。統治者還會根據特殊情況，充分利用有利因素，調整具體政策。例如在宗教方面，中國歷史上的統一王朝雖曾多次出現皇帝佞佛和滅佛，尊崇道教等，但無論哪一種宗教都沒有被奉為國教，更沒有出現過政教合一的政權。但在一些地區性政權中，宗教的作用就要大得多。在西藏地區，自從７世紀時佛教正式傳入后，雖曾發生過激烈的宗教沖突，但到１０世紀后期佛教復興，逐漸形成喇嘛教。吐蕃國亡后，政治上的統一已不復存在，但喇嘛教卻成了西藏地區普遍接受的宗教。１３世紀喇嘛教傳入蒙古，成了青藏高原與蒙古高原的聯系紐帶。以后薩迦派五代祖師八思巴成為忽必烈的帝師，隨著元朝成為中原的主人，西藏地區與中原的關系也更密切了，元朝統治者充分利用了宗教這一有利因素，以管理全國佛教的總制院（后改宣政院）管轄西藏地區，將西藏納入了統一版圖。在西藏內部，扶持薩迦派、噶舉派執掌地方政權，以消除分裂因素，也是明智的措施。西藏地區與中國其他地區雖然早已存在著各種聯系，唐朝的經濟、政治、文化、藝朮對吐蕃王國曾產生很大影響，但由于地理障礙的阻隔和當時生產力的限制，１４世紀以前從未處于同一個政權之中。而從元朝開始卻能一直歸屬于中原王朝，宗教因素無疑起了重大作用。元朝的政策基本為明朝所沿襲。清朝又進一步扶持宗喀巴創立的格魯派（黃教），使之成為西藏的宗教領袖，并掌握地方政權。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這對于鞏固國家統一是有積極意義的。歷史事實已經証明，在一個國家中同時存在兩種或兩種以上的行政制度（包括經濟、賦稅、刑法等制度），并不妨礙國家的統一。相反，只要應用得當，結果必然會維護和加強統一。清朝能夠最終確立統一中國的政權，完成這一巨大的歷史性工程，與它成功地實行了適合不同地區、不同民族的地方行政制度是分不開的。制度的一致和文化的相同，有其有利于統一的一面，但并不是統一的先決條件，更不會必定導致統一。因為先進文化必然會影響比較落后的文化，吸引其效仿。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中原王朝的制度是東亞大陸最完善、最成熟，自然會成為鄰國效法的對象。如朝鮮和越南，它們都曾是中原王朝的郡縣，越南更長達千年，受中原文化的薰陶很深，獨立建國后的政體、制度基本都是仿照中原王朝的。直到清朝末年，這兩國的制度和文化與中國內地十八省的相似之處比中國內地省與某些邊疆地區、某些少數民族地區的相似處要多得多，但兩國獨立后再也沒有與中國政權合為一體。第五節芸芸眾生與風流人物引言環境、生產方式、人口分布、文化和制度方面的原因對統一國家的形成均有影響，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其中有的因素是決定性的。比如說在航海技朮還很落后的情況下，以中原為中心的統一政權不可能超越太平洋﹔在人口數量低于農業生產可容的極限之前，農業民族不可能大規模地向牧業區擴張。但也有些因素只是一種可能，要將它們轉變為必然還需要有一定的條件，比如說東亞大陸農業區之成為一個統一國家。因為同一個產業區完全可能分割為不同的几個政權，中國歷史上曾經不止一次地出現過，在世界歷史上更是屢見不鮮。把可能性轉變成為必然性的是人，是歷史形形色色的人或由個人匯集起來的集團。團。 “帝力”的變化相傳作于堯時的一首民歌唱道（今譯）：太陽出來干活，太陽下山休息。喝的是自己打的進里的水，吃的是自己耕田收的糧。帝呀！你又能對我怎么樣？我們今天自然不必相信這會出于上古農夫之口，但這首民歌反映了進入農業社會初期人們的追求目標，應該是沒有問題的。在生產能力低下，人們的物質生活極其簡單的情況下，不可能有更多的欲望。而作為部落首領的“帝”的權力和物質享受也很有限，“帝力”對百姓的作用的確可以說是“何有哉”。這種理想在小農經濟、自然經濟的條件下一直沒有失去它的吸引力，在烽火四起，群雄逐鹿的年代尤其如此。老子的主張多少代表了這樣一種追求，他的理想國是（今譯）：國家要小，人民要少。使老百姓有過多的用具而不去使用，使他們害怕死亡而不會遷移到遠方。雖然有車和船，卻沒有必要乘坐﹔雖然有武器裝備，卻沒有機會顯示。要讓老百姓回復到結繩記事的方法，對能吃到的都感到美味可口，對能穿戴的都以為美觀得體，對自己的居宅認為安全舒適，對自己的風俗習慣樂于保持。相鄰的國之間都能互相見到，雞犬之聲都能互相聽到，但老百姓直到老也不要相互來往。這就不僅要求君主放棄對權力、領土和人口的追求，而且要求每一個人都拋棄已有的物質文明，回到原始的、封閉式的耕作生活中去，以至能夠抵制鄰國雞犬之聲的誘惑而絕對不相往來。如果老子的理想真正實現了，那就絕不會有秦始皇滅六國，更不會有今天的中國。幸而這種主張不僅君主不能接受，就是老百姓也受不了。不打仗、不遷移固然好，毀滅已有的文明、近鄰不能來往，卻是連保守的老農也不會接受。隨著生產的發展－－無論這種發展是多么緩慢－－剩余產品會逐漸增加，因此足以供養更多的非生產人員，也可以為部族首領或國家的君主提供更好的物質待遇，“帝力”會隨之增加，國家機器會越來越復雜，附屬人員會越來越多。“帝”的形象已由櫛風沐雨、胼手胝足變成了養尊處優、至高無上了。從傳說中的禪讓制向世襲制的過渡完成以后，國家的權力就高度集中在君主和少數几個人的手中，強悍的君主就是國家的同義詞。對百姓來說，盡管依然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但已經不能脫離“帝力”的約束了。他們或者必須先耕“公田”，然后才種私田﹔或者完全委身于貴族，連人身自由也已喪失﹔或者必須以勞役或實物交納賦稅﹔“帝力”所不及的地方，只有陶淵明筆下的桃花源。但這畢竟只是文學家的描述，在歷史上，桃花源式的小社會只是在特殊情況下、特殊地區中才能短時間存在。蒼生望太平中國歷史上出現過的個人數以億計，統一和分裂離不開這些個人。一次大的戰爭要動用數十萬以至上百萬人的兵力，至少還需要同樣數量的人供應他們的糧食、武器和必需的物資。戰爭的勝負牽涉到更多人的命運和利益，而決定統一或分裂往往需要很多次這樣的戰爭。為鞏固和維持一個政權，需要更多人付出代價，從長城、運河、馳道驛路、渠道等公共建筑和修建，到每年賦稅的交納﹔從首都，邊關、隘口的重兵鎮守，到窮鄉僻壤的吏胥催逼，甚至縣太爺堂上的板子責打，几乎每一個成年的居民都在所難免。但是誰也不能否定，每一個個人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秦始皇和蒙恬固然不同，蒙恬和趙佗又何嘗一樣？一個刑徒、一個士兵、一個平民，盡管他付出的代價也許就是最寶貴的生命，但又怎么能與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成吉思汗相提并論呢？同樣，每一個個人對統一的態度也是不同的。當屈原呼天搶地，悲憤地投入汨羅江時，秦國的君臣或許正在設宴歡慶，桃花源的創業者們或許正在開墾荒地。大多數楚國農民依然過著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日子，盡管他們尊崇和同情屈原，卻絕不跟著他去殉國﹔如果不是秦朝的統治過于殘酷，他們的子孫也會跟著項羽去造反。冷漠的農民對統一人分裂最冷漠的是占人口大多數的農民，盡管對每一次統一和分裂作出最大犧牲的也是他們。從經濟利益而言，農民最關心、最直接感受到的是賦役的輕重，所以任何輕徭薄賦的政策都會受到農民的歡迎。至于這個政權的大小，這與他們并沒有直接的關系，只要不發生戰亂就行。事實上，歷史上統一王朝的農民的負擔產不一定比分裂時期輕，大國的農民也不見得比小國的農民生活得好。當兵打仗，只是農民不得不承擔的義務或謀生手段，除了少數人能謀得一官半職或因搶掠而發財以外，絕大多數人是不會自愿投入的，除非他們自己的生命財產已經受到或面臨著嚴重威脅。今天我們大加頌揚的統一戰爭對參戰的或不參戰的農民來說，直接的結果只是死亡、傷殘、增加賦稅，而不會得到開疆拓土的好處。說他們會積極參加或支持這種“正義的”、“進步的”戰爭，只是某些先生們的推論。即使是對待侵略戰爭或分裂戰爭，農民們的態度也決定于來者是否燒殺搶掠、增加賦稅徭役。只要不出現這類情況，他們照例是無動于衷的。從道德標准而言，農民接受最多的是儒家的尊卑有序和死生有命、富貴在天的觀念。他們承認自己身分的卑下是命運的安排，所企求的只是風調雨順，以便交納皇糧、維持溫飽。他們所夢想的也不過是當一富足的小農，至多以小地主為目標。他們服從一切有身分的人：地主、讀書人、衙役、大小官吏以至皇帝，除非被逼得走投無路，絕不會犯上作亂。對“盜賊”，他們會保持戒心，知道“造反”是要殺頭的﹔但對“真龍天子”，對不管是哪一家的“官府”，會毫無例外地服從﹔因為改朝換代對他們來說只不過像是換了一任縣官或一個東家，照樣是焚香叩頭，納糧當差。他們一般沒有專一的宗教信仰，只是敬畏一切鬼神，膜拜一切菩薩，相信因果報應，因而更加逆來順受，麻木不仁。他們的民族觀念遠沒有達到明辨夷夏的地步，往往同地域觀念和貧富觀念混雜在一起，所以會歧視貧窮的異族人，就象看不起貧窮的外鄉人一樣。但對異族的官員皇帝，卻是不敢有絲毫不滿的。衣冠服飾的改變會引起他們的不滿，但絕不會像知識分子那樣看得嚴重。而且一旦接受以后，他們又最不愿意改變，辛亥革命以后保留辮子最多的還是農民。他們沒有文化，很少獲得外界的信息，也很少有人了解自己的國家，“愛國”、“維護統一”這一類概念，根本不可能在他們頭腦中產生。總之，農民反對的是戰爭動亂，而不是分裂分治﹔擁護的是輕徭薄賦，而不問是否統一。當然農民中也有一些特殊情況，如居住在城市近郊的農民較多受到市民的影響，家庭手工業收入高的農戶更接近手工業工人的態度，官僚地主的佃農不得不服從主人的意志，但這些并不是他們自身的立場。若即若離的市民所謂市民，是指一般居住在城市或集鎮的商人、手工業主、工人和居民。統一和分裂對他們來說并不是無關緊要的，有時對有些人來說是生死攸關的事。前面已經談到過，由于原料和市場不限于一地，從事商業和手工業的人不得不關心更大的范圍，以尋求和維護自身的利益。某一地的失陷或許就等于一項貿易的開始、一種產品的跌價。當然在手工業并不發達、商業輻射面有限的情況下，受到影響的范圍不可能很大，但無論如何商人和手工業者的視野要超過農民，他們對統一和分裂的關注程度和反應也大大超過了農民。商業和手工業主要集中在城市和俯集鎮，并且聯系著一個人數更多，萬分復雜的市民階層。這些人中有的有一定的文化，有的能獲得較多的空閑時間，居住的集中使這些因素得以發揚，形成了一種反應迅速、影響面廣的市民意識。這一意識往往雜亂無章，無奇不有，但大多包含著這樣几種觀念意識：忠君愛國、疾惡揚善、公平交易、因果報應、發財致富、國泰民安等。這一意識自然有其庸俗、消極的一面，但也包含著對商品經濟的追求和原始的自由、平等、民主的思想，因而城市居民有比較明確的國家觀念和統一觀念。城市又是在內外戰爭中爭奪的主要目標，設有行政機構、作為政治中心的城市尤其是如此，所以統一和分裂、戰爭與和平與城市居民切身利益的聯系更加直接。在商業活動和城市生活中，市民并不排斥異族或異國，比農民更容易接受外來文化 ﹔但當異族或異國以軍事入侵的形式來到時，國家的觀念和民族意識會使他們作出比農民激烈得多的抵抗。清軍入關后，竟會在一向以富庶安逸著稱的長江三角洲遇到以城市為據點的殊死抵抗，這與該地區商業、手工業發達因而有較多的城市人口，這些人口中有很強的市民意識有關。活躍的知識分子知識分子在歷史上是一個很復雜的群體，甚至很難找到一條確切的划分標准。知識分子中的上層本身就是官僚、貴族、地主，是統治集團中的一員﹔而其下層則接近于小地主、小商人或市民。但他們有共同的特點：對國家和民族的歷史及現狀在較多的了解，對統一和分裂有比較明確的觀點。先秦時代，百家并存，知識分子因信奉學說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立場。但除了老子提倡的“小國寡民”和庄子所崇尚的虛無觀念外，其余各家盡管說法不同，卻都是主張統一的。只有在由誰來統一、如何實現統一這兩方面各執一詞：有的主張恢復周天子的權威或重建分封制，有的則主張由諸侯中的強者取代周天子或建立郡縣制。由于他們的地理知識一般還沒有超出“九州”的范圍，所以統一的藍圖也是以“九州”限的。由于諸侯紛爭、群雄角逐，知識分子紛紛尋找效力的對象，為自己的政治主張得到運用，為自己的主子奪取霸主地位以至統一，呼號奔走，不遺余力。更有的人翻云覆雨，縱橫捭闔，朝秦暮楚，周旋于諸侯之間。盡管他們的活動會暫時加劇沖突，延長了敵對雙方的戰爭，但總的作用卻是加速、加深統一過程的。由于還不存在一種公認的或欽定的權威，種種學派處于自由競爭狀態，各派學者都只能憑借自己的本領爭取機會和地位。正因為如此，知識分子對統一、集權國家的形成發揮了極大的作用。秦漢以后，隨著集權政府的確立，皇帝的權力越來越擴大，而知識分子只能成為皇帝俯首帖耳的工具。知識分子中的少部分通過種種途徑成為統治集團的成員，少數人還可以進入最高層。但在正常的情況下，他們也不可能對統一和分裂一類問題起直接的作用，至多只能獻計獻策，而聽任皇帝宸衷獨斷。儒家學說占據統治地位以后，絕大多數分子完全根據儒家經典的教條來判斷和處理人世間的一切，包括天下的分合在內，兩千年來几乎毫無變化。皇帝是受命于天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任何覬覦皇權或企圖犯上作亂者，都是人人得而誅之的亂臣賊子。信奉這些理論的知識分子總是無條件地擁護統一政權，維護皇權，反對分裂割據，無論是起兵的農民還是叛亂的軍閥。但是對“天命” 的崇拜又使他們擁護一切在奪取最高權力斗爭中的獲勝者，而不問其以往的身分和獲勝的手段。在分裂動亂的年代，他們既可以以“忠君”的原則為舊政權支撐殘局，也能夠以“識天命”為由擁戴新主。這方面的典型是五代時自稱“長樂老”的馮道。他一生事奉唐、晉、漢、周和契丹十一位君主，始終身居高位，儼然是一尊不倒翁。他不僅完全適應走馬燈似的政權更迭，而且經常熟練地充當交接政權的角色。他在所作《長樂老自敘》中吹噓自己“在忠于國”，其起初含義就是只要能當上皇帝的、只要參建成國的，就都是他的效忠對象﹔其“識天命”的能力可謂高級。但是像馮道這樣能在亂世中穩坐釣魚台的人畢竟是少數，很多人在這種雙重道德標准面前不知所措，結果在改朝換代中丟了紗帽，掉了腦袋。儒家的“天下”，雖然也可以解釋為世界或一切有人類居住的地方，但更是限于漢族及接受漢族文化的民眾的居住區，或者是指中原及與之相連接的農業區。所以在理論上擁有天下一切的皇帝沒有必要、也不應該向漢族文化區或農業區之外擴展，因為在這一范圍之外的土地不生五谷，對國家毫無益處﹔在這一范圍之外的人不知禮義，非教化所及。從秦始皇以后，盡管中國各政權的實際疆域不斷有所擴大，但正式設置行政區域的范圍卻變化不大，中原王朝、漢族政權尤其如此。這除了有地理環境、經濟條件等方面的原因外，同儒家學說這種保守、封閉的天下觀也有很大的關系。鴉片戰爭以后，面對列強的侵略宰割，不少滿腹經綸的知識分子竟然對大片國土的淪喪麻木不仁，而對列強與“大清國皇帝”平起平坐卻痛心疾首，原因也在這里。儒家的信徒以中國為唯一的文明社會、世界的中心，對外一貫妄自尊大，直到明末清初還在懷疑歐洲的存在，鴉片戰爭后還把西方列強當作一群乞丐。但另一方面，對外來的侵略又表現得異常軟弱。他們反對主動出擊，以攻為守，以為應該以禮治天下，以德化遠人﹔只要中原王朝政治修明，國泰民安，四周的夷狄就會得到感化，毋須兵戎相加，就會俯首帖耳，年年來貢，歲歲來朝。對游牧民族或外來勢力，只要能維持皇帝和大國的尊嚴，不妨多賜金帛女子。甚至在喪地辱國、偏安一隅的情況下，也會以朝廷雖小，畢竟是正統所在，對方雖強，不過是一時僭偽這種邏輯聊以自慰。儒家最重夷夏之辨，華夏（漢）族至上的思想根深蒂固，鄙視、蔑視一切外族。但是對種族的標准卻不并不是血統，而是文化－－外族只要接受漢族文化，就可以被當作漢族對待。邊疆的少數民族政權，當然一概被視為異邦，但一旦這些政權入主中原，就會變成可以為之效力的新朝。如果這些政權又接受了漢族王朝的傳統，那就更應該確立君臣之分了。所以，投降匈奴的李陵被目為漢朝的叛臣，千古受人唾罵﹔而出仕元朝的文人卻被視為理所當然。文天祥在宋亡后堅貞不屈，誓死不降，但并不反對他的弟弟當元朝的官。清軍下江南之初，曾受到文人發起的激烈反抗，但在恢復鄉試后就有不少文人應試。而在清朝皇帝親自祭明太祖陵、承認對清軍實行抵抗的明朝官民為忠義、將明朝降臣入“貳臣傳”后，絕大多數讀書人都已感激涕零，竭誠效忠大清了。到清朝瀕于覆滅時，大批孔孟之徒還在為“皇清”的“深恩厚澤”大唱贊歌，甚至對并非“漢家衣冠”的辮子也視為命根子。江南一位頗有聲望的文人寫了一篇《駁剪辮文》，在頌揚了“國初”辮子兵的神威以后，文章針對剪辮派稱辮子為“豚尾”（豬尾巴）發難：既辮子為豚尾，那么人就是豚了﹔有尾是豚，剪了尾不還是豚嗎？充分顯示了其死硬本色，博得了頑固派一片喝彩。可見“夷”只要成了君主，就可以變為“夏”﹔人們不僅應該竭誠擁戴，而且要拋棄原來的“夏”，尊奉現在的“ 夏”。當然知識分子并不都是儒家的信徒，信奉儒家學說的人也不一定完全按傳統辦事。正因為如此，不少杰出的知識分子能夠沖破儒家學說的束縛，為統一中國的形成和發展作出很大的貢獻，在動亂和分裂時期尤其如此。１７世紀以后，隨著西方年代科學知識的逐漸傳入，少數先進的知識分子開始認識世界。到１９世紀后半期和２０世紀前期，一批學者對中國及其周圍的世界有了比較正確的認識，著手用各種形式為中國的統一和主權而奮斗。他們的人數雖然不多，但影響之大足以動搖舊的統一觀。隨著科學和民主思想的傳播，現代的國家、民族和統一、民主、平等的觀念逐步在知識界形式和擴大，中國知識分子中的杰出人士對中國統一的貢獻也隨之達到了自覺和空前的程度。君王千秋業皇帝或實際上的皇帝（如執政的太后、皇后、丞相、軍閥、太監或名義不同但大權在握的人）掌握著國家的最高權力，國家的一切都是他（她）的私有財產。游牧民族的政權在初建時會有較多的軍事民主，但隨著政權的鞏固和擴大，權力越來越向首領集中，逐漸與農業政權接近。正因為“朕即國家”，所以統一還是分裂、政權的大小、疆域的盈縮與這些皇帝君主們的關系最密切，他們的態度舉措對裂、政權的大小、疆域的盈縮與這些皇帝君主們的關系最密切，他們的態度舉措對統一或分裂的影響也最大。當然，任何君主都離不開當時的歷史條件，再英武睿智的皇帝也無法無限地擴大他的帝國﹔但在同樣的歷史條件下，不同能力、性格、氣質的君主肯定會產生不同的結果。假如康熙皇帝是在慈禧太后死后繼承帝位的，他的命運與溥儀大概不會兩樣﹔但如果溥儀成為順治的繼承人，清朝的歷史肯定會與現在不同。前面已經提到過，中國真正的統一是到清朝中期才完成的，因此在這以前的任何一位君主都還不曾成為這片土地的完全的主宰者，而大多只占有其中的一部分，至多只是其中的絕大部分。如果每一位君主都只滿足于保信祖宗基業，今天的中國就不可能出現。如果每一位君主只打“仁義”之戰，歷史疆域地圖也許就不必重畫了。但歷史并沒有這樣固定地承繼下來，因為總有一些君主選擇另一種態度－－武力擴張。武力和戰爭几乎是與人類社會共同產生的。任何一個部落或國家要存在下去，必定需要一定數量的人口和一定面積的土地，或者一定的活動范圍，無論是農耕民族、漁區划民族還是游牧民族，都是如此。在遭受自然災害時，還必須有趨避的場所和回旋的余地，不得已時還要進行遷移以尋求新的基地。如果世界上只有一個部落或國家，或者只有一些互不接觸、有充足的存在空間的部落或國家，那就不會有相互間的戰爭，但不幸的是僅僅在黃河流域就有多得不勝枚舉的部落或國家，戰爭和兼并就在所難免。這類戰爭既不是出于某一首領的邪惡，也不能歸咎于哪一方面的好戰，雙方或多方爭奪的只是賴以維持生存的土地和初級資源，在無法共同享有的情況下，只能用武力來決定誰有資格生存下去。這類戰爭可以稱為生存性的。但几乎是在同時，另一類戰爭發生了。當戰爭的結果使一個部落或國家不僅贏得了生存的條件，而且獲得了糧食等物資和俘虜時，戰爭的吸引力也就隨之而增加了，對較強大的部落或國家尤其如此。人們的欲望會隨著戰爭的勝利而提高，相比之下，首領或統治者的欲望比平民要大得多，小范圍的領土是無法滿足他們的需要的。例如本國可以生產糧食、紡織品、陶類器皿、竹木制品，但不一定會有黃金、白銀、玉石、貝殼、珠定、香料、藥材、銅、鐵、皮革、生漆、染料等物資的生產，不能保証武器、禮器、樂器和其他裝飾品、奢侈品的生產。而對統治者來說，這些既是物質享受，也是地位和權力的象征，自己擁有這一切自然比交流或掠奪更有吸引力。戰爭已不僅是為了生存，而是為了土地、人力、財富，或者為了一件珍寶、一個美女，甚至一種聲望。這類戰爭與前者顯然不同，可以稱為欲望性的或擴張性的戰爭。這兩種類型往往很難截然分開，現實中更多的混合型的戰爭。因為當國家機器已經基本完整，領土范圍已經相當大的時候，對一政權來說，生存的意義已不僅是維持它的國民的生存，而是要包括保証他們的生命和財產的安全，消除現實和潛在的外敵，還要為它的國民的增殖提供新的生活和生產基地，尋求更多的資源和土地。在人類還沒有學會理性地處理國家之間的關系時，相鄰國家之間的沖突和戰爭就在所難免。在這類戰爭中。純粹的生存性成分越來越少，而大多與擴張混雜在一起。游牧民族對中原的襲擊，對中原王朝來說當然是一種無理的擴張，但這種襲擊的出發點或許只是為了躲避草原上的天災，或許只是為了得到被中原統治者禁運的茶葉、布帛和鐵器，也是為了生存。漢族大批涌向西南山區只是為了生產糧食養活自己，也是生存性的，但對當地少數民族來說卻完全是擴張性的，必然遭到他們的反抗。在戰爭的過程中，戰爭的性質也會發生變化，如以生存性開始的戰爭在獲勝以后很可能發展成為擴張性的，而擴張性的戰爭的挑起者會因失敗而不得不進行生存性的戰爭。純粹的擴張性戰爭也大量進行，戰爭的起因也許只是一位君主一時的好惡或異想天開，也許只是為了一些微不足道的物品或一個卑鄙的目的，也許是為了開疆拓土或者威震異域。這類戰爭有時以勞民傷財的失敗而告終，有時只取得相當有限的成果，有時導致了挑起者的身敗名裂，有時卻取得了輝煌的勝利，因而建立起新的疆域更大的政權，發動者成了千古傳頌的偉人。無論哪一類戰爭，都是以生命財產的毀滅為代價的，擴張戰爭尤其是如此，但正是無數次這樣的戰爭，才使部落或國家不斷減少、消滅，合并成較大的國家，最后建立起統一整個中國的帝國。統一，這個被視為神聖的名詞，一次次與戰爭聯系在一起，而為維護自身的生存的戰爭卻常常以失敗而告終，其作用只是推遲了統一的實現。人類就是這樣以同類的鮮血換來自身的進步，以殘酷的殺戮創造新的文明。秦皇南征戰國群雄的角逐以秦滅六國而結束，但如果秦國不擔當起這一角色來，其他國家就會取而代之，它自己就難逃覆滅的命運。如果秦始皇滿足于對六國的軍事勝利而保留這些戰敗國的話，也許秦朝等不到二世就會垮台。同樣，派蒙恬北伐而取河南地（今內蒙古河套地區），筑長城，也是不得已的，否則的話，匈奴的鐵騎就會威脅關中盆地，西漢初的情況就是明証。但是秦始皇派遣數十萬軍民越過南嶺，就只能說是純粹的擴張。因為嶺南的越族從來沒有構成對秦朝的軍事威脅，甚至也不存在潛在的軍事威脅。在這以前嶺南也不是楚國的一部分，因而不能看作是滅楚國的必然繼續，況且在本朝范圍內尚未開發的地區極多，南方嶺南以北的人口很稀少，并不存在向外開拓的必要性。秦始皇卻運用鐵腕，推行了他的計划，并且取得了成功，把他的領土擴展到了南海之濱。付出的代價是極其沉重的。數十萬人在暴力的驅使下，卻完成這項前無古人的使命，他們中間沒有麥哲倫或哥倫布，唯一的趙佗當時也沒有想到要做南越王，他們的不滿是可想而知的。要維持這條漫長的交通補給線同樣是困難重重，對嶺南以北的百姓來說無疑是同修驪山墓和阿房宮一樣的苛政。世代居住在嶺南的越人當然不會歡迎北方來的征服者，盡管他們慢慢自愿或不自愿地被強制接受了北方人帶來的文明：鐵制農具、牛耕、紡織和一夫一妻的家庭等，但起初的仇恨不會比非洲叢林中的黑人對西方殖民者的弱些。據《淮南子．人間訓》記載：為了對付越人的抵抗，數十萬秦軍在三年之內不得不一直穿著戰甲，拿著武器。越人都進入叢林，寧可與禽獸相處，也不愿做秦軍的俘虜。他們推行有本領的人為將領，在夜里襲擊秦軍，結果殺了秦軍主帥尉屠睢和數十萬秦軍。秦軍等于駐守在無人區，曠日持久，士兵疲乏不堪。不過誰也無法否認，正是秦始皇的南征使嶺南和中原開始聯系在一起，這是對中國的統一具有重大意義的一步。漢武西進漢武帝對匈奴的戰爭是不得已的，接受渾邪王的投降，奪取河西走廊置為郡縣，對切斷匈奴側翼、加強邊防是必要的，也無可非議。但他對西南夷和西域的用兵卻毫無軍事上的理由，更沒有自衛的需要。武帝不顧首次出兵因“費多，道不通”而終止的代價，又一次用兵西南夷的目的，《史記．大宛列傳》說得很清楚：一是可以用漢朝的財物換取大宛、大夏、安息等國的“奇物”﹔二是用金錢買通大月氏、康居等國，以便在軍事上牽制匈奴﹔ 三是占據西南雌地區，擴大上千里土地，將各種有不同風俗、操不同語言的民族納入版圖，滿足自己“威德遍于四海”的欲望。只有第二點是真正從軍事角度考慮的，但卻完全是紙上談兵，想入非非。因為此前張騫第一次到達大月氏時，國王因已占有大夏，土地肥饒，生活安定，不愿再報匈奴之仇了。從地理形勢看，這樣的設想也是絕對行不通的。開西南夷的直接用意是通過今云貴高原進入身毒（印度），再從印度到達今天阿富汗和原蘇聯境內的大月氏和康居了。其實武帝的真意所在是第一、三兩方面，所以在討西南夷未達到目的以后，又發動了伐大宛之戰。如果說對西南夷的戰爭還有借口可尋，那么伐大宛只是赤裸裸的掠奪。事件的導火線雖是大宛殺了漢使，卻是漢使強求在宛寶馬（“天馬”）不成辱罵對方挑起的。而且漢朝的“使者”中不少人是“妄言無行之徒”，是謊報情況企圖挑起事端以便撈一把的，在西域的名聲很差。武帝出兵的另一個目的是因為輕信了假報告，以為大宛不堪一擊，所以要把這個美差賞給寵妃李夫人的弟弟李廣利，以便他有機會封侯。豈料這支數萬人的不義之師受到西域各國的抵抗，二年后只剩下十分之一二回到敦煌。武帝大怒，調集六萬兵力及不少自愿從軍的亡命之徒、十几萬頭牛馬牲畜，由十多萬人運糧補給，令李廣利再次出兵﹔還派使臣守在玉門關，不獲勝不能進關。即使如此，這支大軍也未能攻入大宛國都的中城，只剩下萬余人獲得千余匹“天馬”的戰利品回到玉門關。這場歷時四年、付出了十多萬人的生命和無數牲畜、糧食等慘重代價的戰爭，搞得國庫空虛，天下騷動。但歷史卻對正義和道德作了最大的諷刺，正是這兩場不光彩的戰爭導致了以后西域都護府和西南數郡的設置，西域和西南同中原地區同屬于一個政權就是這樣開始的。阿保機建國契丹族首領、后來被稱為遼太祖的耶律阿保機，利用中原王朝四分五裂之機，在北方建起了一個大帝國。它是以契丹人為主導的，但漢人卻占了多數，還加入了其他民族。它是游牧民族建立的，卻擁有穩定的農業區，并且第一次將農業區推到蒙古高原的克魯倫河流域。遼帝國的建立不僅本身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而且為北方游牧民族的第二次大規模南下奠定了基礎。但耶律阿保機實現這一目標的主要手段，一是不停地攻城滅國，將對方的人口擄掠來安置在自己的后方腹地，不僅今山西、河北、河南大受其害，有過一次被掠十萬人的記錄，而且還俘擄了包括黨項、女真、渤海、高麗等民族的數十萬人口。一是趁幫助石敬瑭滅后唐之際，攫取了燕云十六州，在南部取得了地理優勢，確立了與中原政權長期對峙的有利勢態。這些顯然早已超出了生存的需要，而完全是掠奪和擴張了。清朝滅明努爾哈赤在赫圖阿拉城稱汗建后金，接著又以“七大恨”告天，興兵反明，表明了一個新興的民族不甘心接受腐朽的中央政權的統治，決心以武力對抗來爭取獨立的地位。以后在東北與明軍的戰爭以及攻城略地，都可以用生存性來解釋。但清兵入長城，破京師（北京）和山東數十個州縣，擄掠數十萬人口回東北，就只能說是一種野蠻的報復和破壞。從１６４４年清軍入關占據北京直到清末，清朝統治者曾一再聲稱他們的入侵是為了替明朝的崇禎皇帝報仇，它的天下是得之于“流寇”，而不是奪之于明朝，甚至標榜“自古得天下無如本朝之仁者”。實際上，清朝的借口并不比以往的政權篡奪者更為高明，清軍的屠殺和鎮壓并不比任何盜匪稍有遜色，統一的大清帝國就是這樣建立起來的。但是我們不能不承認，盡管清朝初期實行過一系列野蠻、殘暴的措施，但它畢竟是一個新興的政權，經過政策的調整，很快建立了新的秩序，使絕大多數人民得到了實惠，社會安定，生產發展，人口激增，物質文明達到了新的高峰。這種發展速度不僅在明朝從來沒有出現過，就是在明以前的太平盛世也是很少有的。更重要的是，清朝使中國達到了空前的統一，這不僅是武功赫赫的明太祖父子無法望其項背，就是漢唐盛世也不能與之相比。假定入關前的清朝政權對明朝的戰爭僅以生存為限度，假定當年的攝政王恪守不擴張不侵略的正義原則，中國統一的歷史必然因此而重寫，或許永遠不會出現鴉片戰爭前清帝國的極盛版圖。第四章結語總之實現統一的主要手段是武力擴張，或者是以武力威脅下的城下之盟，如三國的蜀后主、吳主孫皓，南朝的陳后主，五代的南唐后主、吳越王錢弘椒，清代台灣的鄭克爽等等。因此，清心寡欲、崇尚仁義的君主可以成為道德的典范，卻只能是歷史的侏儒﹔而好大喜功，窮兵黷武的皇帝倒常常成為統一的功臣。也許有人會指出，這些戰爭大多正是發生在分裂時期。從時間角度看固然是如此，但從戰爭的目的和因果關系看就并不這樣簡單。因為分裂時期的戰爭中雖然有一部分單純是為了劫掠報復，更多的還是為了爭奪最高權力，以便由自己來實現統一。如三國時的魏、蜀、吳三方都以建立統一王朝為最終目標，三國間的戰爭都是西晉統一的准備階段。五代期間，除南方的一些政權滿足于保境安民外，北方的政西晉統一的准備階段。五代期間，除南方的一些政權滿足于保境安民外，北方的政權大多都以最高統治者自居，以統一天下為目標，它們之間的戰爭應該是北宋統一的前提。同樣，宋金間的一系列戰爭也是為了爭奪統一，南宋即使沒有恢復失地的信心，但為了生存，除了阻止金人的擴張也別無選擇。或許有人會以南方或西南某些地區王朝政權的擴展為例，証明這種開拓是和平進行的。但事實是漢族開拓者與當地原有居民的沖突從來沒有停止過，官府對少數民族的鎮壓也一直在進行。所不同的是，這種分散的、零星的軍事行動一般不見于史籍記載，不足以引起人們的注視。以湖南為例，直到清朝后期，“官兵”還在不斷“征剿”苗民，使苗族人口大量減少。西藏地區之歸入元朝的版圖固然與宗教的作用有關，但這一歸屬的前提也是蒙古軍隊對吐蕃（西藏）軍事征服的勝利，并且是以常設軍事機構的駐扎為保証的。 -- m;32m※ 來源:．惠州明月灣BBS bbs.huizhou.gd.cn．[FROM: ppp40.huiz -- ※ 發信站: 批踢踢實業坊(ptt.cc) ◆ From: 140.112.233.221

推 nolonger21:你確定轉這麼長的文章有人會看嗎? 218.171.142.26 06/01

推 mansiID:直接按END啊!他要講古就直接貼去歷史板 218.164.35.180 06/01

推 janke:其實都是些廢話......全為了幾句話找証據 220.196.166.66 06/01

→ janke:所以看起來還是很快的 220.196.166.66 06/01

→ aurelius:哈哈你猜對了的確是從楓橋歷史版轉過來的 140.112.233.221 06/01

推 mansiID:傳統"統一"文宣根本不這樣寫.太長只有自己 218.164.35.180 06/02

→ mansiID:的很爽.根本沒效果的. 218.164.35.180 06/02

→ aurelius:說的也是不過這是一本書還有第五篇我貼的 140.112.233.221 06/02

→ aurelius:手酸隔日從BBS寄回再貼 140.112.233.221 0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