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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05月27日 格林尼治標準時間17:35北京時間01:35發表
民運人物不再是“人物”
BBC中文網記者 魏城
談完了《六四話題不再是"話題"》，再論《民運人物不再是"人物"》。
為避免誤解，首先要做些界定："話題"和"人物"之所以加引號，是因為前者
實乃"熱門話題"之意，後者本屬"重頭人物"之謂。這裡的民運人物也僅指海外民
運人物。之所以如此偷懶，概因作標題有字數限制。
irrelevant？
熟悉中東局勢的人大概還記得，近來以色列總理沙龍曾徑自宣佈巴勒斯坦領
導人阿拉法特為"無關緊要（irrelevant）的人物"，儘管後來的事態發展證明，
阿拉法特對中東局勢的發展並非"無關緊要"。
聯繫到"六四事件"十三年來海外民運人士聲望的興衰升降，有人認為，"無關
緊要"的這個詞如果用來描述海外民運人士對中國局勢的影響，倒頗為貼切。
影響是否"無關緊要"姑且不論，聲望由盛而衰倒是不爭的事實。這也許是驗證
歲月流逝如同河水改道、人事滄桑彷彿東西易位的第二個例子。
想當年，"六四"槍聲一響，民運人士紛紛流亡海外，"中國民主陣線"在法國巴
黎宣告成立，當時的海外民運領袖是何等的風光，大有振臂一呼、應者雲集的氣勢
。當時，中國民主運動的主戰場似乎從國內轉到了海外，一些民運領袖曾經預言中
共不出兩年就會垮台，據說有人還做好了一旦中共倒台就回國"重整河山"的準備。
沒想到十三年的歷史變化如此吊詭難測：與當年閩粵偷渡客為申請難民都自稱
民運人士的盛況形成鮮明對照，如今就連某些理應劃入民運人士的人物也發表文章
與這頂帽子撇清關係。
談到目前海外民運的狀況，用一位民運人士自己的話說，是"旗幟雖未倒下，但
只是孤伶地飄晃﹔隊伍雖未散盡，旗下從者寥若晨星。"
善惡兩分法
海外民運由盛而衰的原因很多，包括海外民運的內鬥和醜聞、戰略沒有隨著中
共政策的變化而作相應的調整、流亡者運動本身所固有的困境--與國內政治現實和
民眾的脫節等等，這裡無法一一細述，只想著重談談部分海外民運人士的思維方式。
八九學潮期間天安門廣場絕食 "四君子"之一、至今堅持不流亡海外的周舵對這
種思維方式作了這樣的概括：粗暴、仇恨、不容異說、以真理正義自居。
其實，周舵還有一點沒有說。
在中國使館被炸的"五﹒八事件"、中美戰機相撞的"愚人節事件"以及美國遭襲
的"九﹒一一事件"發生後，一些民運人士和自由派人士曾經在互聯網上參加過幾次
大論戰，至於"戰果"，用原《北京晚報》記者、現在美國留學的薛湧的話說："自由
派人士受到網民的圍攻，大敗而歸。有些自由派人士無法接受自己被孤立的狀態，
乃至有'抱頭痛哭'之景。"
談到個中的原因，薛湧認為，在論戰中，自由派人士站在美國的立場上，為美
國辯護，是"對美國的價值與美國的利益不加區分"。
更有甚者，有些民運人士或自由派人士發言、撰文時更為極端，發展到像一位
網民所形容的"凡美國便支持，凡中共便反對"的地步。
有人認為，這種思維方式其實與中共毫無二致，"只不過把批判和歌頌的對像換
了個個兒"：共產主義換成了民主自由，紅色中國換成了美利堅合眾國。
而且，這些人的思維邏輯也採用中共文革時代宣傳的黑白分明、簡潔明快的善
惡兩分法：凡涉中共，便漆黑一團，一無是處﹔凡遇美國，便天使聖潔，一塵不染
。用署名"少不丁"的網民的話說，他們對美國政府施政過程中的過失的原諒頗像中
國御用文人對"黨和政府""工作過程中的某些不足"的原諒。
向民眾情緒宣戰
遭到圍攻的民運人士和自由派人士則辯解說，他們分析問題、判斷是非，往往
著眼於民主陣營與專制陣營的對壘抗衡，而非基於"偏狹的族群、地域利益"，他們
進而把攻擊矛頭對準"狹隘、極端的民族主義"，先是揭露"利用民族主義情緒"以行
其私的中共當局，後來索性直接向那些"被利用"的眾多網民的"民族主義情緒"宣戰
了。
這之間是否有"利用"、"被利用"的關係暫且不論，兩國發生衝突，民眾產生民
族主義情緒是再自然也不過了。主張民主的民運人士偏要向民眾自發的情緒（不管
它是否屬於狹隘、極端）宣戰，這本身就頗具諷刺意味，至於"戰果"是"大敗而歸"
，也就絲毫不奇怪了。
其實，美國著名政治學者亨廷頓在他的頗為走紅的論著《文明的衝突》中也承
認，無論是在西方還是在東方，民主化往往都會強化、而不是弱化民族主義情緒。
就連這些自由派人士極為推崇的美國也不例外。薛湧在論述"九﹒一一事件"之
後的美國民情時說："看看美國滿街的國旗，聽聽滿耳'天佑美國'的歌聲，要說'極
端民族主義'，恐怕沒有哪個民族主義能趕得上美國的民族主義'極端'。"
志在推動中國民主的某些海外民運人士，到頭來卻不惜冒犯本國民眾的眾怒、
不遺餘力地為另外一個國家的利益而鼓吹和辯護，難怪他們與其本應代表的民眾漸
行漸遠。
海外民運需要重新定位
"六四"事件發生後不久，海外民運借著"六四"的道德資源和人力資源，在海外華
人社區的聲望和影響力如日中天，十三年後，海外民運由於內鬥、醜聞以及思維未
能與時俱進，已經陷入了周舵所警告的"邊緣化"境地，"海外民運"四個字也從人人
聞之肅然起敬的褒義詞，變為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貶義詞。
相應地，海外民運人物也成了對中國局勢毫無影響、在海外華人圈中缺乏號召
力的"邊緣化人物"。
悲哀固然悲哀，但痛定思痛，海外民運人士需要對自己的角色有一番"重新定位
"：用美國研究中國政治問題的著名學者黎安友的話說，他們不應把自己定位為志在
推翻中共的政黨，而應定位為乘機反思的知識分子。
反思，不僅要涉及對如何推進中國民主化進程的反思，也應包括對自己思維方
式的反思。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民運的主戰場只能是在中國國內，流亡者的政治運動
歷來都沒有唱過主角，海外民運人士也不應奢望成為舉足輕重的"人物"。
阿拉法特沒有成為沙龍所希望的"無關緊要的人物"，大概與他堅持不流亡有關
﹔而避免陷入"邊緣化"，大概也是周舵堅持不出國、楊建利冒險"闖關"回國的主要
動機吧。
既然六四話題不再是"話題"、民運人物也不再是"人物"，那是否意味著民主已
不再是中國未來的目標呢？答案自然是否定的。不過，那是下一集"透視中國"專欄
（6月3日）的主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