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錄]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作者ahsun (ahsun)

站內CrossStrait

標題[轉錄]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時間Fri Dec 12 14:37:53 2003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　　　　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一致通過) 　　　　　　　　　　　建國以前二十八年歷史的回顧　　(1)中國共產黨自從一九二一年成立以來，已經走過六十年的光輝戰鬥歷程。為了總結党在建國以來三十二年的經驗，有必要簡略地回顧一下建國以前二十八年党領導人民進行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鬥爭。　　(2)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是在俄國十月革命和我國“五四”運動的影響下，在列寧領導的共產國際幫助下誕生的。偉大的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一九一一年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結束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是，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並沒有改變。無論是當時的國民黨，還是其他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政治派別，都沒有也不可能找到國家和民族的出路。只有中國共產黨才給人民指出了中國的出路在於徹底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反動統治，並進而轉入社會主義。中國共產黨成立時只有五十多個黨員。黨發動了轟轟烈烈的工人運動和廣大人民群眾的反帝反封建鬥爭，很快發展成為中國人民前所未有的領導力量。　　(3)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中國各族人民為新民主主義而鬥爭的過程中，經歷了國共合作的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和全國解放戰爭這四個階段，其間經受了一九二七年和一九三四年兩次嚴重失敗的痛苦考驗。經過長期武裝鬥爭和各個方面、各種形式鬥爭的密切配合，終於在一九四九年取得了革命的勝利。　　一九二七年，蔣介石和汪精衛控制的國民黨，不顧以宋慶齡為傑出代表的國民黨左派的堅決反對，背叛了孫中山所決定的國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政策，勾結帝國主義，殘酷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人民。黨當時還比較幼稚，又處在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的領導下，致使革命在強大敵人的突然襲擊下遭到慘重失敗，已經發展到六萬多黨員的党只剩下了一萬多黨員。　　黨仍然頑強地繼續戰鬥。周恩來等同志領導的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黨的“八七會議”確定了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方針，會後舉行了秋收起義、廣州起義和其他許多地區的起義。毛澤東同志領導的湖南江西邊界地區的秋收起義，創建了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在井岡山建立了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朱德同志領導的起義部隊不久就到井岡山會師。隨著鬥爭的發展，黨創建了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和湘鄂西、海陸豐、鄂豫皖、瓊崖、閩浙贛、湘鄂贛、湘贛、左右江、川陝、陝甘、湘鄂川黔等根據地，建立了工農紅軍第一、第二、第四方面軍和其他許多紅軍部隊。在國民黨統治下的白區，也在艱苦的條件下，發展了黨和其他革命組織，展開了群眾革命鬥爭。在土地革命戰爭中，毛澤東、朱德同志直接領導的紅軍第一方面軍和中央革命根據地起了最重要的作用。紅軍各個方面軍曾連續擊敗國民黨軍隊的多次“圍剿”。由於王明左傾冒險主義領導造成的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第一方面軍不得不進行二萬五千里長征而轉戰到陝北，同在那裏堅持鬥爭的陝北紅軍和先期到達的紅二十五軍相會合。第二、第四方面軍也先後經過長征轉戰到陝北。紅軍主力撤離後的一些南方根據地，堅持了艱苦的遊擊戰爭。王明左傾錯誤造成的失敗使革命根據地和白區的革命力量都受到極大損失，紅軍從三十萬人減到三萬人左右，共產黨員從三十萬人減到四萬人左右。　　一九三五年一月黨中央政治局在長征途中舉行的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使紅軍和黨中央得以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保存下來，並且在這以後能夠戰勝張國燾的分裂主義，勝利地完成長征，打開中國革命的新局面。這在黨的歷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捩點。　　在日本帝國主義加緊對我國的侵略、民族危機空前嚴重的關頭，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決定和實行了正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党領導了“一二肪?”學生運動，掀起了要求停止內戰、抗日救亡的強大群眾鬥爭。張學良、楊虎城兩將軍發動的西安事變以及我們黨促成的這次事變的和平解決，對推動國共再次合作、團結抗日，起了重大的歷史作用。抗戰期間，國民黨統治集團繼續反共反人民，消極抗戰，因而在抗日的正面戰場上節節敗退。我們黨堅持統一戰線中獨立自主的政策，緊密地依靠廣大人民群眾，開展敵後遊擊戰爭，建立了許多抗日根據地。由紅軍改編的八路軍、新四軍迅速地發展成為抗戰的中堅力量。東北抗日聯軍在十分困難的情況下堅持戰鬥。在敵佔區和國民党統治區，廣泛開展了各種形式的抗日鬥爭。這樣，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才能夠堅持八年之久，並同蘇聯和其他國家人民的反法西斯戰爭互相支援，直到取得最後勝利。　　抗日戰爭期間，我們黨從一九四二年開始在全黨進行整風，這場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教育運動收到了巨大的成效。在此基礎上，一九四五年黨的六屆七中全會作出了《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接著舉行了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總結了歷史的經驗，為建立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制定了正確的路線、方針和政策，使全黨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達到空前的統一和團結。抗日戰爭結束後，蔣介石政府依賴美國帝國主義的援助，拒絕我們黨和全國人民關於實現和平民主的正義要求，悍然發動全面內戰。党在全國各解放區人民的全力支持下，在國民黨統治區學生運動、工人運動和各階層人民鬥爭的有力配合下，在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積極合作下，領導人民解放軍進行了三年多的解放戰爭，經過遼沈、平津、淮海三大戰役和渡江作戰，消滅了蔣介石的八百萬軍隊，推翻了國民黨反動政府，建立了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此，中國人民站起來了。　　(4)二十八年鬥爭的勝利充份說明：　　一、中國革命的勝利，是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下取得的。我們黨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把它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形成了偉大的毛澤東思想，找到了奪取中國革命勝利的正確道路。這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發展是一個重大的貢獻。　　二、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不謀任何私利的政党，是敢於並善於領導人民百折不撓地向敵人作鬥爭的政黨。中國各民族人民從親身經曆中看到了這個事實，從而在党的周圍結成廣泛的統一戰線，實現了我國歷史上空前強大的政治團結。　　三、中國革命的勝利，主要是依靠我們党所領導的完全新型的與人民血肉相連的人民軍隊，通過長期人民戰爭戰勝強大敵人取得的。沒有這樣一支人民的軍隊，就不可能有人民的解放和國家的獨立。　　四、中國革命在各個階段都曾得到各國革命力量的援助，這是中國人民永遠不會忘記的。但是中國革命的勝利，從根本上說是中國共產黨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則，依靠中國各族人民自身的力量，經歷千辛萬苦，戰勝許多艱難險阻才取得的。　　五、中國革命的勝利，在我國結束了極少數剝削者統治廣大勞動人民的歷史，結束了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奴役中國各族人民的歷史。勞動人民成了新國家新社會的主人。人民革命在一個人口占全人類近四分之一的大國的勝利，改變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對比，也激勵了許多類似中國這樣受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剝削壓迫的國家的人民，增強了他們前進的信心。中國革命的勝利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最重大的政治事件，對國際局勢和世界人民鬥爭的發展具有深刻的久遠的影響。　　(5)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是無數先烈和全黨同志、全國各族人民長期犧牲奮鬥的結果。我們不應該把一切功勞歸於革命的領袖們，但也不應該低估領袖們的重要作用。在党的許多傑出領袖中，毛澤東同志居於首要地位。早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以前，毛澤東同志就已經明確指出無產階級領導農民鬥爭的極端重要性以及在這個問題上的右傾危險。革命失敗後，他是成功地把黨的工作重點由城市轉入農村，在農村保存、恢復和發展革命力量的主要代表。在一九二七年至一九四九年的二十二年中，毛澤東同志和党的其他領導人一道，克服重重困難，逐步制定和領導執行了使革命由慘重失敗轉為偉大勝利的總的戰略和各項政策。如果沒有毛澤東同志多次從危機中挽救中國革命，如果沒有以他為首的黨中央給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和人民軍隊指明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我們黨和人民可能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時間。同中國共產黨被公認為全國各族人民的領導核心一樣，毛澤東同志被公認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各族人民的偉大領袖，在党和人民集體奮鬥中產生的毛澤東思想被公認為黨的指導思想，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前二十八年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　　　　　　　　　　　建國三十二年歷史的基本估計　　(6)中國共產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的歷史，總的說來，是我們黨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下，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並取得巨大成就的歷史。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是我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是我國今後一切進步和發展的基礎。　　(7)建國三十二年來，我們取得的主要成就是：　　一、建立和鞏固了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政權。它是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人民當家作主的新型政權，是建設社會主義的富強民主文明的現代化國家的根本保證。　　二、實現和鞏固了全國範圍(除臺灣等島嶼以外)的國家統一，根本改變了舊中國四分五裂的局面。實現和鞏固了全國各族人民的大團結，形成和發展了五十多個民族平等互助的社會主義民族關係。實現和鞏固了全國工人、農民、知識份子和其他各階層人民的大團結，加強和擴大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同各愛國民主黨派、人民團體通力合作的，由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和擁護祖國統一的愛國者組成的，包括臺灣同胞、港澳同胞和國外華僑在內的廣泛統一戰線。　　三、戰勝了帝國主義、霸權主義的侵略、破壞和武裝挑釁，維護了國家的安全和獨立，勝利地進行了保衛祖國邊疆的鬥爭。　　四、建立和發展了社會主義經濟，基本上完成了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上實現了生產資料公有制和按勞分配。剝削制度消滅了，剝削階級作為階級已經不再存在，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已經改造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　　五、在工業建設中取得重大成就，逐步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一九八○年同完成經濟恢復的一九五二年相比，全國工業固定資產按原價計算，增長二十六倍多，達到四千一百多億元；棉紗產量增長三點五倍，達到二百九十三萬噸；原煤產量增長八點四倍，達到六億二千萬噸；發電量增長四十倍，達到三千多億度；原油產量達到一億零五百多萬噸；鋼產量達到三千七百多萬噸；機械工業產值增長五十三倍，達到一千二百七十多億元。在遼闊的內地和少數民族地區，興建了一批新的工業基地。國防工業從無到有地逐步建設起來。資源勘探工作成績很大。鐵路、公路、水運、空運和郵電事業，都有很大的發展。　　六、農業生產條件發生顯著改變，生產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全國灌溉面積已由一九五二年的三億畝擴大到現在的六億七千多萬畝，長江、黃河、淮河、海河、珠江、遼河、松花江等大江河的一般洪水災害得到初步控制。解放前我國農村幾乎沒有農業機械、化肥和電力，現在農用拖拉機、排灌機械和化肥施用量都大大增加，用電量等於解放初全國發電量的七點五倍。一九八○年同一九五二年相比，全國糧食增長近一倍，棉花增長一倍多。儘管人口增長過快，現在已近十億，我們仍然依靠自己的力量基本上保證了人民吃飯穿衣的需要。　　七、城鄉商業和對外貿易都有很大增長。一九八○年與一九五二年相比，全民所有制商業收購商品總額由一百七十五億元增加到二千二百六十三億元，增長十一點九倍；社會商品零售總額由二百七十七億元增加到二千一百四十億元，增長六點七倍。國家進出口貿易的總額，一九八○年比一九五二年增長七點七倍。隨著工業、農業和商業的發展，人民生活比解放前有了很大的改善。一九八○年，全國城鄉平均每人的消費水平，扣除物價因素，比一九五二年提高近一倍。　　八、教育、科學、文化、衛生、體育事業有很大發展。一九八○年，全國各類全日制學校在校學生二億零四百萬人，比一九五二年增長二點七倍。三十二年來，高等學校和中等專業學校培養出近九百萬專門人才。核技術、人造衛星和運載火箭等方面的成就，表現出我國的科學技術水平有很大的提高。文藝方面創作了一大批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優秀作品。群眾性體育事業蓬勃發展，不少運動項目取得出色的成績。烈性傳染病被消滅或基本消滅，城鄉人民的健康水平大大提高，平均壽命大大延長。　　九、人民解放軍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得到壯大和提高，由單一的陸軍發展成為包括海軍、空軍和其他技術兵種在內的合成軍隊。野戰軍、地方軍和民兵三結合的武裝力量得到了加強，部隊的素質和技術裝備有了很大的提高和改進。在保衛和參加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人民解放軍發揮了人民民主專政的堅強柱石作用。　　十、在國際上，始終不渝地奉行社會主義的獨立自主的外交方針，倡導和堅持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同全世界一百二十四個國家建立了外交關係，同更多的國家和地區發展了經濟、貿易和文化往來。我國在聯合國和安理會的席位得到恢復。我們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發展同各國人民的友誼，支持和援助被壓迫民族的解放事業、新獨立國家的建設事業和各國人民的正義鬥爭，堅決反對帝國主義、霸權主義、殖民主義和種族主義，維護世界和平，在國際事務中發揮著越來越重大的積極作用。這一切為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創造了有利的國際條件，促進了國際形勢朝著有利於世界人民的方向發展。　　(8)新中國建立的時間不長，我們取得的成就只是初步的。由於我們党領導社會主義事業的經驗不多，党的領導對形勢的分析和對國情的認識有主觀主義的偏差，“文化大革命”前就有過把階級鬥爭擴大化和在經濟建設上急躁冒進的錯誤。後來，又發生了“ 文化大革命”這樣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嚴重錯誤。這就使得我們沒有取得本來應該取得的更大成就。忽視錯誤、掩蓋錯誤是不允許的，這本身就是錯誤，而且將招致更多更大的錯誤。但是，三十二年來我們取得的成就還是主要的，忽視或否認我們的成就，忽視或否認取得這些成就的成功經驗，同樣是嚴重的錯誤。我們的成就和成功經驗是黨和人民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結果，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表現，是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繼續前進的基礎。“堅持真理，修正錯誤”，這是我們黨必須採取的辯證唯物主義的根本立場。過去採取這個立場，曾使我們的事業轉危為安、轉敗為勝。今後繼續採取這個立場，必將引導我們取得更大的勝利。　　　　　　　　　　　基本完成社會主義改造的七年　　(9)從一九四九年十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一九五六年，我們党領導全國各族人民有步驟地實現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迅速恢復了國民經濟並開展了有計劃的經濟建設，在全國絕大部份地區基本上完成了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在這個歷史階段中，黨確定的指導方針和基本政策是正確的，取得的勝利是輝煌的。　　(10)建國後的頭三年，我們肅清了國民黨反動派在大陸的殘餘武裝力量和土匪，實現了西藏的和平解放，建立了各地各級的人民政府，沒收了官僚資本企業並把它們改造成為社會主義國營企業，統一了全國財政經濟工作，穩定了物價，完成了新解放區土地制度的改革，鎮壓了反革命，開展了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開展了打退資產階級進攻的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五反”運動。對舊中國的教育科學文化事業，進行了很有成效的改造。在勝利完成繁重的社會改革任務和進行偉大的抗美援朝、保家衛國戰爭的同時，我們迅速恢復了在舊中國遭到嚴重破壞的國民經濟，全國工農業生產一九五二年底已經達到歷史的最高水準。　　(11)一九五二年，黨中央按照毛澤東同志的建議，提出了過渡時期的總路線：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並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個總路線反映了歷史的必然性。　　一、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是國家獨立和富強的當然要求和必要條件。　　二、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勝利和土地制度改革在全國完成以後，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轉為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之間的矛盾。國家需要有利於國計民生的資本主義工商業有一定的發展，但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也必然出現不利於國計民生的一面，這就不能不發生限制和反限制的鬥爭。在資本主義企業和國家的各項經濟政策之間，在它們和社會主義國營經濟之間，在它們和本企業職工、全國各族人民之間，利益衝突越來越明顯。打擊投機倒把、調整和改組工商業、進行“五反 ”運動、工人監督生產、糧棉統購統銷等一系列必要的措施和步驟，必然地把原來落後、混亂、畸形發展、唯利是圖的資本主義工商業逐步引上社會主義改造的道路。　　三、我國個體農民，特別是在土地改革中新獲得土地而缺少其他生產資料的貧農下中農，為了避免重新借高利貸甚至典讓和出賣土地，產生兩極分化，為了發展生產，興修水利，抗禦自然災害，採用農業機械和其他新技術，確有走互助合作道路的要求。隨著工業化的發展，一方面對農產品的需要日益增大，一方面對農業技術改造的支援日益增強，這也是促進個體農業向合作化方向發展的一個動力。　　歷史證明，黨提出的過渡時期總路線是完全正確的。　　(12)在過渡時期中，我們黨創造性地開闢了一條適合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道路。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我們創造了委託加工、計畫訂貨、統購包銷、委託經銷代銷、公私合營、全行業公私合營等一系列從低級到高級的國家資本主義的過渡形式，最後實現了馬克思和列寧曾經設想過的對資產階級的和平贖買。對個體農業，我們遵循自願互利、典型示範和國家幫助的原則，創造了從臨時互助組和常年互助組，發展到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再發展到社會主義性質的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過渡形式。對於個體手工業的改造，也採取了類似的方法。在改造過程中，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和合作經濟表現了明顯的優越性。到一九五六年，全國絕大部份地區基本上完成了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這項工作中也有缺點和偏差。在一九五五年夏季以後，農業合作化以及對手工業和個體商業的改造要求過急，工作過粗，改變過快，形式也過於簡單劃一，以致在長期間遺留了一些問題。一九五六年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基本完成以後，對於一部份原工商業者的使用和處理也不很適當。但整個來說，在一個幾億人口的大國中比較順利地實現了如此複雜、困難和深刻的社會變革，促進了工農業和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這的確是偉大的歷史性勝利。　　(13)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經濟建設，依靠我們自己的努力，加上蘇聯和其他友好國家的支援，同樣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一批為國家工業化所必需而過去又非常薄弱的基礎工業建立了起來。從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六年，全國工業總產值平均每年遞增百分之十九點六，農業總產值平均每年遞增百分之四點八。經濟發展比較快，經濟效果比較好，重要經濟部門之間的比例比較協調。市場繁榮，物價穩定。人民生活顯著改善。一九五六年四月，毛澤東同志發表《論十大關係》的講話，初步總結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提出了探索適合我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任務。　　(14)一九五四年九月召開了第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一九五五年三月召開的党的全國代表會議，總結了反對野心家高崗、饒漱石陰謀分裂黨、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重大鬥爭，增強了黨的團結。一九五六年一月黨中央召開的知識份子問題會議和隨後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規定了對知識份子和教育科學文化工作的正確政策，促進了這方面事業的繁榮。由於党的正確政策、優良作風和崇高威信深入人心，廣大幹部、群眾、青年和知識份子自覺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在党的領導下積極參加各項革命和建設工作，在全國形成了革命的、健康的、朝氣蓬勃的社會道德風尚。　　(15)一九五六年九月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得很成功。大會指出：社會主義制度在我國已經基本上建立起來；我們還必須為解放臺灣、為徹底完成社會主義改造、最後消滅剝削制度和繼續肅清反革命殘餘勢力而鬥爭，但是國內主要矛盾已經不再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而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全國人民的主要任務是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實現國家工業化，逐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雖然還有階級鬥爭，還要加強人民民主專政，但其根本任務已經是在新的生產關係下面保護和發展生產力。大會堅持了一九五六年五月黨中央提出的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即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經濟建設方針。大會著重提出了執政黨的建設問題，強調要堅持民主集中制和集體領導制度，反對個人崇拜，發展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強黨和群眾的聯繫。八大的路線是正確的，它為新時期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和党的建設指明了方向。　　　　　　　　　　　　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十年　　(16)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我們党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開始轉入全面的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的十年中，我們雖然遭到過嚴重挫折，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以一九六六年同一九五六年相比，全國工業固定資產按原價計算，增長了三倍。棉紗、原煤、發電量、原油、鋼和機械設備等主要工業產品的產量，都有巨大的增長。從一九六五年起實現了石油全部自給。電子工業、石油化工等一批新興的工業部門建設了起來。工業佈局有了改善。農業的基本建設和技術改造開始大規模地展開，並逐漸收到成效。全國農業用拖拉機和化肥施用量都增長六倍以上，農村用電量增長七十倍。高等學校的畢業生為前七年的四點九倍。經過整頓，教育質量得到顯著提高。科學技術工作也有比較突出的成果。　　黨在這十年中積累了領導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經驗。毛澤東同志在一九五七年春提出必須正確區分和處理社會主義社會兩類不同性質的社會矛盾，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作為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接著，他提出要“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的要求。一九五八年，他又提出要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到技術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上來。這些都是八大路線的繼續發展，具有長遠的指導意義。毛澤東同志在領導糾正“大躍進 ”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錯誤時提出了不能剝奪農民，不能超越階段，反對平均主義，強調發展商品生產、遵守價值規律和做好綜合平衡，主張以農輕重為序安排國民經濟計劃等觀點；劉少奇同志提出了許多生產資料可以作為商品進行流通和社會主義社會要有兩種勞動制度、兩種教育制度的觀點；周恩來同志提出了我國知識份子絕大多數已經是勞動人民的知識份子，科學技術在我國現代化建設中具有關鍵性作用等觀點；陳雲同志提出了計畫指標必須切合實際，建設規模必須同國力相適應，人民生活和國家建設必須兼顧，制定計劃必須做好物資、財政、信貸平衡等觀點；鄧小平同志提出了關於整頓工業企業，改善和加強企業管理，實行職工代表大會制等觀點；朱德同志提出了要注意發展手工業和農業多種經營的觀點；鄧子恢等同志提出了農業中要實行生產責任制的觀點。所有這些，在當時和以後都有重大的意義。黨中央在調整國民經濟過程中陸續制定的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和有關工業、商業、教育、科學、文藝等方面的工作條例草案，比較系統地總結了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分別規定了適合當時情況的各項具體政策，至今對我們仍然有重要的借鑒作用。　　總之，我們現在賴以進行現代化建設的物質技術基礎，很大一部份是這個期間建設起來的；全國經濟文化建設等方面的骨幹力量和他們的工作經驗，大部份也是在這個期間培養和積累起來的。這是這個期間黨的工作的主導方面。　　(17)這十年中，黨的工作在指導方針上有過嚴重失誤，經歷了曲折的發展過程。　　一九五七年的經濟工作，由於認真執行黨的八大的正確方針，是建國以來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這一年在全黨開展整風運動，發動群眾向黨提出批評建議，是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的正常步驟。在整風過程中，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乘機鼓吹所謂“大鳴大放 ”，向党和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放肆地發動進攻，妄圖取代共產黨的領導，對這種進攻進行堅決的反擊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鬥爭被嚴重地擴大化了，把一批知識分子、愛國人士和黨內幹部錯劃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後果。　　一九五八年，黨的八大二次會議通過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及其基本點，其正確的一面是反映了廣大人民群眾迫切要求改變我國經濟文化落後狀況的普遍願望，其缺點是忽視了客觀的經濟規律。在這次會議前後，全黨同志和全國各族人民在生產建設中發揮了高度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和創造精神，並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由於對社會主義建設經驗不足，對經濟發展規律和中國經濟基本情況認識不足，更由於毛澤東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領導同志在勝利面前滋長了驕傲自滿情緒，急於求成，誇大了主觀意志和主觀努力的作用，沒有經過認真的調查研究和試點，就在總路線提出後輕率地發動了“大躍進”運動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使得以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誌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氾濫開來。從一九五八年底到一九五九年七月中央政治局廬山會議前期，毛澤東同志和黨中央曾經努力領導全黨糾正已經覺察到的錯誤。但是，廬山會議後期，毛澤東同志錯誤地發動了對彭德懷同志的批判，進而在全黨錯誤地開展了“ 反右傾”鬥爭。八屆八中全會關於所謂“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反黨集團” 的決議是完全錯誤的。這場鬥爭在政治上使黨內從中央到基層的民主生活遭到嚴重損害，在經濟上打斷了糾正左傾錯誤的進程，使錯誤延續了更長時間。主要由於“大躍進” 和“反右傾”的錯誤，加上當時的自然災害和蘇聯政府背信棄義地撕毀全同，我國國民經濟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發生嚴重困難，國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損失。　　一九六○年冬，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開始糾正農村工作中的左傾錯誤，並且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隨即在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等同志的主持下，制定和執行了一系列正確的政策和果斷的措施，這是這個歷史階段中的重要轉變。一九六二年一月召開的有七千人參加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初步總結了“大躍進”中的經驗教訓，開展了批評和自我批評。會議前後又為“反右傾”運動中被錯誤批判的大多數同志進行了甄別平反。此外，還給被劃為“右派分子”的大多數人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由於這些經濟和政治的措施，從一九六二到一九六六年國民經濟得到了比較順利的恢復和發展。　　但是，左傾錯誤在經濟工作的指導思想上並未得到徹底糾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還有發展。在一九六二年九月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同志把社會主義社會中一定範圍記憶體在的階級鬥爭擴大化和絕對化，發展了他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鬥爭以後提出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仍然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的觀點，進一步斷言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資產階級都將存在和企圖復辟，並成為黨內產生修正主義的根源。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五年間，在部份農村和少數城市基層開展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雖然對于解決幹部作風和經濟管理等方面的問題起了一定作用，但由於把這些不同性質的問題都認為是階級鬥爭或者是階級鬥爭在黨內的反映，在一九六四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層幹部受到不應有的打擊，在一九六五年初又錯誤地提出了運動的重點是整所謂“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意識形態領域，也對一些文藝作品、學術觀點和文藝界學術界的一些代表人物進行了錯誤的、過火的政治批判，在對待知識份子問題、教育科學文化問題上發生了愈來愈嚴重的左的偏差，並且在後來發展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不過，這些錯誤當時還沒有達到支配全局的程度。　　由於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的主要注意力從一九六○年冬以後一直是在貫徹執行調整經濟的正確方針，社會主義建設逐步地重新出現欣欣向榮的景象。黨和人民團結一致，同甘共苦，對內克服了自己的困難，對外頂住了蘇聯領導集團的壓力，還清了對蘇聯的全部債款(主要是抗美援朝中的軍火債款)，並且大力支援了許多國家人民的革命鬥爭和建設事業。一九六四年底到一九六五年初召開的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宣佈：調整國民經濟的任務已經基本完成，整個國民經濟將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要努力把我國逐步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這個號召由於“文化大革命”而沒有得到實行。　　(18)這十年中的一切成就，是在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集體領導下取得的。這個期間工作中的錯誤，責任同樣也在黨中央的領導集體。毛澤東同志負有主要責任，但也不能把所有錯誤歸咎于毛澤東同志個人。這個期間，毛澤東同志在關於社會主義社會階級鬥爭的理論和實踐上的錯誤發展得越來越嚴重，他的個人專斷作風逐步損害黨的民主集中制，個人崇拜現象逐步發展。黨中央未能及時糾正這些錯誤。林彪、江青、康生這些野心家又別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長了這些錯誤。這就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發動。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19)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這場“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同志發動和領導的。他的主要論點是：一大批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已經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裏，相當大的一個多數的單位的領導權已經不在馬克思主義者和人民群眾手裏。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中央形成了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它有一條修正主義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在各省、市、自治區和中央各部門都有代理人。過去的各種鬥爭都不能解決問題，只有實行文化大革命，公開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資派篡奪的權力重新奪回來。這實質上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以後還要進行多次。這些論點主要地出現在作為“文化大革命”綱領性檔的《五·一六通知》和黨的九大的政治報告中，並曾被概括成為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從而使“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一語有了特定的含義。毛澤東同志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這些左傾錯誤論點，明顯地脫離了作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的軌道，必須把它們同毛澤東思想完全區別開來。至於毛澤東同志所重用過的林彪、江青等人，他們組成兩個陰謀奪取最高權力的反革命集團，利用毛澤東同志的錯誤，背著他進行了大量禍國殃民的罪惡活動，這完全是另外一種性質的問題。他們的反革命罪行已被充份揭露，所以本決議不多加論列。　　(20)“文化大革命”的歷史，證明毛澤東同志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論點既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也不符合中國實際。這些論點對當時我國階級形勢以及黨和國家政治狀況的估計，是完全錯誤的。　　一、“文化大革命”被說成是同修正主義路線或資本主義道路的鬥爭，這個說法根本沒有事實根據，並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論和政策問題上混淆了是非。“文化大革命”中被當作修正主義或資本主義批判的許多東西，實際上正是馬克思主義原理和社會主義原則，其中很多是毛澤東同志自己過去提出或支持過的。“文化大革命”否定了建國以來十七年大量的正確方針政策和成就，這實際上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包括毛澤東同志自己在內的黨中央和人民政府的工作，否定了全國各族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艱苦卓絕的奮鬥。　　二、上述的是非混淆必然導致敵我的混淆。“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資派”，是黨和國家各級組織中的領導幹部，即社會主義事業的骨幹力量。黨內根本不存在所謂以劉少奇、鄧小平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確鑿的事實證明，硬加給劉少奇同志的所謂“叛徒”、“內奸”、“工賊”的罪名，完全是林彪、江青等人的誣陷。八屆十二中全會對劉少奇同志所作的政治結論和組織處理，是完全錯誤的。“文化大革命”對所謂“反動學術權威”的批判，使許多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識份子遭到打擊和迫害，也嚴重地混淆了敵我。　　三、“文化大革命”名義上是直接依靠群眾，實際上既脫離了黨的組織，又脫離了廣大群眾。運動開始後，黨的各級組織普遍受到衝擊並陷於癱瘓、半癱瘓狀態，黨的各級領導幹部普遍受到批判和鬥爭，廣大黨員被停止了組織生活，黨長期依靠的許多積極分子和基本群眾受到排斥。“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捲入運動的大多數人，是出於對毛澤東同志和党的信賴，但是除了極少數極端分子以外，他們也不贊成對党的各級領導幹部進行殘酷鬥爭。後來，他們經過不同的曲折道路而提高覺悟之後，逐步對“文化大革命 ”採取懷疑觀望以至抵制反對的態度，許多人因此也遭到了程度不同的打擊。以上這些情況，不可避免地給一些投機分子、野心分子、陰謀分子以可乘之機，其中有不少人還被提拔到了重要的以至非常重要的地位。　　四、實踐證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它根本不是“亂了敵人”而只是亂了自己，因而始終沒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亂”達到“ 天下大治”。在我國，在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建立以後，尤其是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剝削階級作為階級已經消滅以後，雖然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還沒有最後完成，但是革命的內容和方法已經同過去根本不同。對於黨和國家肌體中確實存在的某些陰暗面，當然需要作出恰當的估計並運用符合憲法、法律和黨章的正確措施加以解決，但決不應該採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方法。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進行所謂“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既沒有經濟基礎，也沒有政治基礎。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設性的綱領，而只能造成嚴重的混亂、破壞和倒退。歷史已經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21)“文化大革命”的過程分為三段。　　一、從“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到一九六九年四月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同年八月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召開，是“文化大革命”全面發動的標誌。這兩次會議相繼通過了《五·一六通知》和《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對所謂“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反黨集團”和對所謂“劉少奇、鄧小平司令部”進行了錯誤的鬥爭，對黨中央領導機構進行了錯誤的改組，成立了所謂 “中央文革小組”並讓它掌握了中央的很大部份權力。毛澤東同志的左傾錯誤的個人領導實際上取代了黨中央的集體領導，對毛澤東同志的個人崇拜被鼓吹到了狂熱的程度。林彪、江青、康生、張春橋等人主要利用所謂“中央文革小組”的名義，乘機煽動“打倒一切、全面內戰”。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後，譚震林、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等政治局和軍委的領導同志，在不同的會議上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作法提出了強烈的批評，但被誣為“二月逆流”而受到壓制和打擊。朱德、陳雲同志也受到錯誤的批判。各部門各地方的黨政領導機構幾乎都被奪權或改組。派人民解放軍實行三支兩軍(支左、支工、支農、軍管、軍訓)，在當時的混亂情況下是必要的，對穩定局勢起了積極的作用，但也帶來了一些消極的後果。党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和實踐合法化，加強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黨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的指導方針都是錯誤的。　　二、從黨的九大到一九七三年八月黨的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一九七○年至一九七一年間發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團陰謀奪取最高權力、策動反革命武裝政變的事件。這是“ 文化大革命”推翻黨的一系列基本原則的結果，客觀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的失敗。毛澤東、周恩來同志機智地粉碎了這次叛變。周恩來同志在毛澤東同志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轉機。一九七二年，在批判林彪的過程中，周恩來同志正確地提出要批判極左思潮的意見，這是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後許多中央領導同志要求糾正“文化大革命”錯誤這一正確主張的繼續。毛澤東同志卻錯誤地認為當時的任務仍然是反對“極右”。黨的十大繼續了九大的左傾錯誤，並且使王洪文當上了黨中央副主席。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內結成“四人幫”，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勢力又得到加強。　　三、從黨的十大到一九七六年十月。一九七四年初，江青、王洪文等提出開展所謂 “批林批孔”運動；同有的地方和單位清查與林彪反革命集團陰謀活動有關的人和事不同，江青等人的矛頭是指向周恩來同志的。毛澤東同志先是批准開展所謂“批林批孔” 運動，在發現江青等人借機進行篡權活動以後，又對他們作了嚴厲批評，宣佈他們是“ 四人幫”，指出江青有當黨中央主席和操縱“組閣”的野心。一九七五年，周恩來同志病重，鄧小平同志在毛澤東同志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召開了軍委擴大會議和解決工業、農業、交通、科技等方面問題的一系列重要會議，著手對許多方面的工作進行整頓，使形勢有了明顯好轉。但是毛澤東同志不能容忍鄧小平同志系統地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又發動了所謂“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全國因而再度陷入混亂。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恩來同志逝世。周恩來同志對党和人民無限忠誠，鞠躬盡瘁。他在“ 文化大革命”中處於非常困難的地位。他顧全大局，任勞任怨，為繼續進行黨和國家的正常工作，為儘量減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損失，為保護大批的黨內外幹部，作了堅持不懈的努力，費盡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破壞進行了各種形式的鬥爭。他的逝世引起了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的無限悲痛。同年四月間，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了以天安門事件為代表的悼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的強大抗議運動。這個運動實質上是擁護以鄧小平同志為代表的党的正確領導，它為後來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奠定了偉大的群眾基礎。當時，中央政治局和毛澤東同志對天安門事件的性質作出了錯誤的判斷，並且錯誤地撤銷了鄧小平同志的黨內外一切職務。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澤東同志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團加緊奪取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的陰謀活動。同年十月上旬，中央政治局執行黨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團，結束了“文化大革命”這場災難。這是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長期鬥爭取得的偉大勝利。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的鬥爭中，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等同志起了重要作用。　　(22)對於“文化大革命”這一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毛澤東同志負有主要責任。但是，毛澤東同志的錯誤終究是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所犯的錯誤。毛澤東同志是經常注意要克服我們黨內和國家生活中存在著的缺點的，但他晚年對許多問題不僅沒有能夠加以正確的分析，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混淆了是非和敵我。他在犯嚴重錯誤的時候，還多次要求全黨認真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著作，還始終認為自己的理論和實踐是馬克思主義的，是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所必需的，這是他的悲劇所在。他在全局上一直堅持“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但也制止和糾正過一些具體錯誤，保護過一些黨的領導幹部和黨外著名人士，使一些負責幹部重新回到重要的領導崗位。他領導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對江青、張春橋等人也進行過重要的批評和揭露，不讓他們奪取最高領導權的野心得逞。這些都對後來我們党順利地粉碎“四人幫”起了重要作用。他晚年仍然警覺地注意維護我國的安全，頂住了社會帝國主義的壓力，執行正確的對外政策，堅決支援各國人民的正義鬥爭，並且提出了劃分三個世界的正確戰略和我國永遠不稱霸的重要思想。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們黨沒有被摧毀並且還能維持統一，國務院和人民解放軍還能進行許多必要的工作，有各族各界代表人物出席的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還能召開並且確定了以周恩來、鄧小平同志為領導核心的國務院人選，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著，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還在進行，我們的國家仍然保持統一並且在國際上發揮重要影響。這些重要事實都同毛澤東同志的巨大作用分不開。因為這一切，特別是因為他對革命事業長期的偉大貢獻，中國人民始終把毛澤東同志看作是自己敬愛的偉大領袖和導師。　　(23)黨和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同左傾錯誤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鬥爭是艱難曲折的，是一直沒有停止的。“文化大革命”整個過程的嚴峻考驗表明：黨的八屆中央委員會和它所選出的政治局、政治局常委、書記處的成員，絕大多數都站在鬥爭的正確方面。我們党的幹部，無論是曾被錯誤地打倒的，或是一直堅持工作和先後恢復工作的，絕大多數是忠於黨和人民的，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事業的信念是堅定的。遭到過打擊和折磨的知識份子、勞動模範、愛國民主人士、愛國華僑以及各民族各階層的幹部和群眾，絕大多數都沒有動搖熱愛祖國和擁護黨、擁護社會主義的立場。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而犧牲的劉少奇、彭德懷、賀龍、陶鑄等党和國家領導人以及其他一切黨內外同志，將永遠被銘記在各族人民心中。正是由於全黨和廣大工人、農民、解放軍指戰員、知識份子、知識青年和幹部的共同鬥爭，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壞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我國國民經濟雖然遭到巨大損失，仍然取得了進展。糧食生產保持了比較穩定的增長。工業交通、基本建設和科學技術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一些新鐵路和南京長江大橋的建成，一些技術先進的大型企業的投產，氫彈試驗和人造衛星發射回收的成功，秈型雜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廣，等等。在國家動亂的情況下，人民解放軍仍然英勇地保衛著祖國的安全。對外工作也打開了新的局面。當然，這一切決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我們的事業會取得大得多的成就。在“ 文化大革命”中，我們儘管遭到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的破壞，但終於戰勝了他們。黨、人民政權、人民軍隊和整個社會的性質都沒有改變。歷史再一次表明，我們的人民是偉大的人民，我們的黨和社會主義制度具有偉大而頑強的生命力。　　(24)“文化大革命”所以會發生並且持續十年之久，除了前面所分析的毛澤東同志領導上的錯誤這個直接原因以外，還有複雜的社會歷史原因。主要的是：　　一、社會主義運動的歷史不長，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更短，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規律有些已經比較清楚，更多的還有待於繼續探索。我們黨過去長期處於戰爭和激烈階級鬥爭的環境中，對於迅速到來的新生的社會主義社會和全國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缺乏充份的思想準備和科學研究。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的科學著作是我們行動的指標，但是不可能給我國社會主義事業中的各種問題提供現成答案。從領導思想上來看，由於我們黨的歷史特點，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在觀察和處理社會主義社會發展進程中出現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新矛盾新問題時，容易把已經不屬於階級鬥爭的問題仍然看做是階級鬥爭，並且面對新條件下的階級鬥爭，又習慣於沿用過去熟習而這時已不能照搬的進行大規模急風暴雨式群眾性鬥爭的舊方法和舊經驗，從而導致階級鬥爭的嚴重擴大化。同時，這種脫離現實生活的主觀主義的思想和做法，由於把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著作中的某些設想和論點加以誤解或教條化，反而顯得有“理論根據”。例如：認為社會主義社會在消費資料分配中通行的等量勞動相交換的平等權利，即馬克思所說的“資產階級權利”應該限制和批判，因而按勞分配原則和物質利益原則就應該限制和批判；認為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小生產還會每日每時地大批地產生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因而形成一系列左傾的城鄉經濟政策和城鄉階級鬥爭政策；認為黨內的思想分歧都是社會階級鬥爭的反映，因而形成頻繁激烈的黨內鬥爭，等等。這就使我們把關於階級鬥爭擴大化的迷誤當成保衛馬克思主義的純潔性。此外，蘇聯領導人挑起中蘇論戰，並把兩黨之間的原則爭論變為國家爭端，對中國施加政治上、經濟上和軍事上的巨大壓力，迫使我們不得不進行反對蘇聯大國沙文主義的正義鬥爭。在這種情況的影響下，我們在國內進行了反修防修運動，使階級鬥爭擴大化的迷誤日益深入到黨內，以致黨內同志間不同意見的正常爭論也被當作是所謂修正主義路線的表現或所謂路線鬥爭的表現，使黨內關係日益緊張化。這樣，黨就很難抵制毛澤東等同志提出的一些左傾觀點，而這些左傾觀點的發展就導致“文化大革命”的發生和持續。　　二、黨在面臨著工作重心轉向社會主義建設這一新任務因而需要特別謹慎的時候，毛澤東同志的威望也達到高峰。他逐漸驕傲起來，逐漸脫離實際和脫離群眾，主觀主義和個人專斷作風日益嚴重，日益淩駕於黨中央之上，使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集體領導原則和民主集中制不斷受到削弱以至破壞。這種現象是逐漸形成的，黨中央對此也應負一定的責任。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看來，這個複雜現象是一定歷史條件的產物，如果僅僅歸咎於某個人或若干人，就不能使全黨得到深刻教訓，並找出切實有效的改革步驟。在共產主義運動中，領袖人物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這是歷史已經反復證明和不容置疑的。但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由於沒有正確解決領袖和党的關係問題而出現過的一些嚴重偏差，對我們黨也產生了消極的影響。中國是一個封建歷史很長的國家，我們黨對封建主義特別是對封建土地制度和豪紳惡霸進行了最堅決最徹底的鬥爭，在反封建鬥爭中養成了優良的民主傳統；但是長期封建專制主義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遺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肅清的，種種歷史原因又使我們沒有能把黨內民主和國家政治社會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雖然制定了法律，卻沒有應有的權威。這就提供了一種條件，使黨的權力過份集中於個人，黨內個人專斷和個人崇拜現象滋長起來，也就使黨和國家難於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和發展。　　　　　　　　　　　　　　歷史的偉大轉折　　(25)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勝利，從危難中挽救了黨，挽救了革命，使我們的國家進入了新的歷史發展時期。從這時開始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的兩年中，廣大幹部和群眾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各項革命和建設工作。揭發批判江青反革命集團的罪行，清查他們的反革命幫派體系，取得了很大成績。黨和國家組織的整頓，冤假錯案的平反，開始部份地進行。工農業生產得到比較快的恢復。教育科學文化工作也開始走向正常。黨內外同志越來越強烈地要求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但是遇到了嚴重的阻礙。這固然是由於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亂不容易在短期內消除，同時也由於當時擔任黨中央主席的華國鋒同志在指導思想上繼續犯了左的錯誤。華國鋒同志是由毛澤東同志在一九七六年“批鄧”運動中提議擔任黨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國務院總理的。他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的鬥爭中有功，以後也做了有益的工作。但是，他推行和遲遲不改正“兩個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的錯誤方針；壓制一九七八年開展的對撥亂反正具有重大意義的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拖延和阻撓恢復老幹部工作和平反歷史上冤假錯案(包括“天安門事件”)的進程；在繼續維護舊的個人崇拜的同時，還製造和接受對他自己的個人宗拜。一九七七年八月召開的黨的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揭批“ 四人幫”和動員全黨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方面起了積極作用。但是，由於當時歷史條件的限制和華國鋒同志的錯誤的影響，這次大會沒有能夠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政策和口號，反而加以肯定。對經濟工作中的求成過急和其他一些左傾政策的繼續，華國鋒同志也負有責任。很明顯，由他來領導糾正黨內的左傾錯誤特別是恢復黨的優良傳統，是不可能的。　　(26)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建國以來我黨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全會結束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以來黨的工作在徘徊中前進的局面，開始全面地認真地糾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傾錯誤。這次全會堅決批判了“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充份肯定了必須完整地、準確地掌握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高度評價了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確定了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指導方針；果斷地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為綱”這個不適用於社會主義社會的口號，作出了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提出了要注意解決好國民經濟重大比例嚴重失調的要求，制訂了關於加快農業發展的決定；著重提出了健全社會主義民主和加強社會主義法制的任務；審查和解決了黨的歷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錯案和一些重要領導人的功過是非問題。全會還增選了中央領導機構的成員。這些在領導工作中具有重大意義的轉變，標誌著党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從此，黨掌握了撥亂反正的主動權，有步驟地解決了建國以來的許多歷史遺留問題和實際生活中出現的新問題，進行了繁重的建設和改革工作，使我們的國家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出現了很好的形勢。　　一、在三中全會提出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號召下，廣大幹部和群眾從過去盛行的個人崇拜和教條主義的精神枷鎖中解脫出來，黨內外思想活躍，出現了努力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的生動景象。為了正確地貫徹解放思想的方針，党及時地重申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這四項基本原則，重申民主和集中不可偏廢的原理，並指出剝削階級作為階級已經消滅，但階級鬥爭仍在一定範圍內繼續存在的基本事實。党的四中全會通過的葉劍英同志在慶祝建國三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既充份肯定了建國以來黨和人民所取得的偉大成就，又對黨在過去工作中的錯誤作了自我批評，對國家的光明前途作了論證，加強了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的認識統一。一九八○年八月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反對資產階級思想侵蝕和肅清政治思想上的封建餘毒的歷史性任務。同年十二月的中央工作會議，決定加強黨的思想政治工作，加強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批判違反四項基本原則的錯誤思潮，打擊破壞社會主義事業的反革命活動，對全國安定團結、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發生了重大的良好影響。　　二、黨在一九七九年四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對整個國民經濟實行“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方針，堅決糾正前兩年經濟工作中的失誤，認真清理過去在這方面長期存在的左傾錯誤影響。党指出經濟建設必須適合我國國情，符合經濟規律和自然規律；必須量力而行，循序前進，經過論證，講求實效，使生產的發展同人民生活的改善密切結合；必須在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礎上，積極開展對外經濟合作和技術交流。在這些方針指導下，輕工業的發展加快了，工業內部結構正朝著合理的協調的方向發展；包括擴大企業自主權、恢復職工代表大會制度和加強企業的民主管理、財政分級管理等在內的經濟管理體制的改革，正結合經濟調整有步驟地進行。黨認真補救農業合作化後期以來農村工作上的失誤，提高農副產品價格，推行各種形式的聯產計酬責任制，恢復並適當擴大自留地，恢復農村集市貿易，發展農村副業和多種經營，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這兩年的糧食產量是建國以來最高的，經濟作物和農副產品的生產都獲得了迅速的發展。由於農業和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人民生活有了改善。　　三、經過大量切實的調查研究，為原中共中央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同志以及遭受冤屈的其他党和國家領導人、各族各界的領袖人物恢復了名譽，肯定了他們在長期革命鬥爭中為党和人民建樹的歷史功勳。　　四、在全國復查和平反了大量的冤假錯案，改正了錯劃右派分子的案件。宣佈原工商業者已改造成為勞動者；把原為勞動者的小商小販、手工業者從原資產階級工商業者中區別出來；為現已改造成為勞動者的絕大多數原地主、富農分子改訂了成份。這一系列工作妥善地解決了大量黨內和人民內部的矛盾。　　五、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工作得到加強，省、縣兩級人代會增設了常設機構，縣級和縣級以下人民代表由選民直接選舉的制度正在普遍實行。党和國家的集體領導和民主集中制正在健全。地方和基層組織的權力正在逐步擴大。取消了不利於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的所謂“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恢復、制訂和施行了一系列重要的法律、法令和條例，包括建國以來一直沒有制訂的刑法、刑事訴訟法。加強了司法、檢察和公安機關的工作。打擊了各種嚴重的刑事犯罪分子。依法公開審判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十名主犯。　　六、党大力調整和加強了各級領導班子。五中全會增補政治局常委委員，成立中央書記處，有力地加強了黨中央的領導。中央和各級紀律檢查委員會的建立，《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和其他有關黨內法規的制定，各級党的領導機關和紀律檢查機關為糾正不正之風所做的工作，提高了黨的戰鬥力。黨的輿論機關在這方面也做了許多努力。党決定廢除幹部領導職務實際上存在的終身制，改變權力過份集中的狀況，要求在堅持革命化的前提下逐步實現各級領導人員的年輕化、知識化和專業化，並在這些方面著手做了一些工作。由於調整了國務院的領導成員和實行黨政分工，中央和地方政府工作得到加強。　　此外，黨在教育、科學、文化、衛生、體育工作，民族工作，統戰工作，僑務工作，軍事工作和外交工作等方面，認真落實黨的各項政策，都取得了重要的成就。　　總之，三中全會以來，毛澤東思想的科學原理和黨的正確政策在新的條件下得到了恢復和發展，黨和國家的各項工作重新蒸蒸日上。我們的工作中還有失誤和缺點，我們的面前還有許多困難。但是，勝利前進的航道已經打通，黨在人民中的威信正在日益提高。　　　　　　　　　　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 (27)毛澤東同志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和理論家。他雖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嚴重錯誤，但是就他的一生來看，他對中國革命的功績遠遠大於他的過失。他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元的。他為我們党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創立和發展，為中國各族人民解放事業的勝利，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和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建立了永遠不可磨滅的功勳。他為世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和人類進步事業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28)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把中國長期革命實踐中的一系列獨創性經驗作了理論概括，形成了適合中國情況的科學的指導思想，這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產物──毛澤東思想。在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東方大國裏進行革命，必然遇到許多特殊的複雜問題。靠背誦馬克思列寧主義一般原理和照搬外國經驗，不可能解決這些問題。主要在本世紀二十年代後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和我們黨內盛行的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聖化的錯誤傾向，曾使中國革命幾乎陷於絕境。毛澤東思想是在同這種錯誤傾向作鬥爭並深刻總結這方面的歷史經驗的過程中逐漸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它在土地革命戰爭後期和抗日戰爭時期得到系統總結和多方面展開而達到成熟，在解放戰爭時期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繼續得到發展。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關於中國革命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我黨許多卓越領導人對它的形成和發展都作出了重要貢獻，毛澤東同志的科學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　　(29)毛澤東思想具有多方面的內容。在以下幾個方面，它以獨創性的理論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　　一、關於新民主主義革命。毛澤東同志從中國的歷史狀況和社會狀況出發，深刻研究中國革命的特點和中國革命的規律，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的思想，創立了無產階級領導的，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大眾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這方面的主要著作有：《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共產黨人〉發刊詞》、《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其基本點，一是認為中國資產階級有兩個部份，一部份是依附於帝國主義的大資產階級(即買辦資產階級、官僚資產階級)，另一部份是既有革命要求又有動搖性的民族資產階級。無產階級領導的統一戰線要爭取民族資產階級參加，並且在特殊條件下把一部份大資產階級也包括在內，以求最大限度地孤立最主要的敵人。在同資產階級結成統一戰線時，要保持無產階級的獨立性，實行又團結又鬥爭、以鬥爭求團結的政策；在被迫同資產階級、主要是同大資產階級分裂時，要敢於並善於同大資產階級進行堅決的武裝鬥爭，同時要繼續爭取民族資產階級的同情或中立。二是認為由於中國沒有資產階級民主，反動統治階級憑藉武裝力量對人民實行獨裁恐怖統治，革命只能以長期的武裝鬥爭為主要形式。中國的武裝鬥爭，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以農民為主體的革命戰爭。農民是無產階級的最可靠的同盟軍。無產階級有可能和必要通過自己的先鋒隊用先進思想、組織性和紀律性來提高農民群眾的覺悟水平，建立農村根據地，長期進行革命戰爭，發展和壯大革命力量。毛澤東同志指出，“統一戰線和武裝鬥爭，是戰勝敵人的兩個基本武器”，加上党本身的建設，就成為革命的“三個法寶”。以上這些，就是中國共產黨所以能成為全民族的領導核心，並且創造出一條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全國勝利的道路的基本依據。　　二、關於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毛澤東同志和中國共產黨，依據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所創造的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經濟政治條件，採取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同時並舉的方針，實行逐步改造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具體政策，從理論和實踐上解決了在中國這樣一個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經濟文化落後的大國中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艱難任務。毛澤東同志提出的對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面和對反動派的專政方面互相結合起來就是人民民主專政的理論，豐富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在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以後，毛澤東同志指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人民內部還存在著各種矛盾，必須嚴格區分和正確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他提出人民內部要在政治上實行“團結──批評──團結”，在黨與民主黨派的關係上實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在科學文化工作中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在經濟工作中實行對全國城鄉各階層統籌安排和兼顧國家、集體、個人三者利益等一系列正確方針。他多次強調不要機械搬用外國的經驗，而要從中國是一個大農業國這種情況出發，以農業為基礎，正確處理重工業同農業、輕工業的關係，充份重視發展農業和輕工業，走出一條適合我國國情的中國工業化道路。他強調在社會主義建設中要處理好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大型企業和中小型企業，漢族和少數民族，沿海和內地，中央和地方，自力更生和學習外國等各種關係，處理好積累和消費的關係，注意綜合平衡。他還強調工人是企業的主人，要實行幹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和技術人員、工人、幹部“三結合”。他提出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以便團結全國各族人民建設社會主義強大國家的戰略思想。毛澤東同志關於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思想，集中地體現在《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論人民民主專政》、《論十大關係》、《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等主要著作中。　　三、關於革命軍隊的建設和軍事戰略。毛澤東同志系統地解決了以農民為主要成份的革命軍隊如何建設成為一支無產階級性質的、具有嚴格紀律的、同人民群眾保持親密聯繫的新型人民軍隊的問題。他規定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人民軍隊的唯一宗旨，規定了是党指揮槍而不是槍指揮党的原則，制定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強調實行政治、經濟、軍事三大民主，實行官兵一致、軍民一致和瓦解敵軍的原則，提出和總結了一套軍隊政治工作的方針和方法。他在《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戰爭和戰略問題》等軍事著作中，總結了中國長期革命戰爭的經驗，系統地提出了建設人民軍隊的思想，提出了以人民軍隊為骨幹，依靠廣大人民群眾，建立農村根據地，進行人民戰爭的思想。他把遊擊戰爭提到了戰略的地位，認為中國革命戰爭在長時期內的主要作戰形式是遊擊戰和帶遊擊性的運動戰。他論述了要隨著敵我力量對比的變化和戰爭發展的進程，正確地實行軍事戰略的轉變。他為革命軍隊制定了在敵強我弱的形勢下實行戰略的持久戰和戰役、戰鬥的速決戰，把戰略上的劣勢轉變為戰役、戰鬥上的優勢，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等一系列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他在解放戰爭中總結出著名的十大軍事原則。這些是毛澤東同志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軍事理論的極為傑出的貢獻。在建國以後，他提出必須加強國防，建設現代化革命武裝力量(包括海軍、空軍以及其他技術兵種)和發展現代化國防技術(包括用於自衛的核武器)的重要指導思想。　　四、關於政策和策略。毛澤東同志精闢地論證了革命鬥爭中政策和策略問題的極端重要性，指出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是革命政黨一切實際行動的出發點和歸宿，必須根據政治形勢、階級關係和實際情況及其變化制定黨的政策，把原則性和靈活性結合起來。他在對敵鬥爭和統一戰線等方面，提出了許多重要的政策和策略思想。他指出：弱小的革命力量在變化著的主客觀條件下能夠最終戰勝強大的反動力量；戰略上要藐視敵人，戰術上要重視敵人；要掌握鬥爭的主要方向，不要四面出擊；對敵人要區別對待、分化瓦解，實行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的策略；在反動統治地區，把合法鬥爭和非法鬥爭結合起來，在組織上採取蔭蔽精幹的方針；對被打倒的反動階級成員和反動分子，只要他們不造反、不搗亂，都給以生活出路，讓他們在勞動中改造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無產階級及其政黨要實現自己對同盟者的領導，必須具備兩個條件：一是率領被領導者向著共同的敵人作堅決鬥爭並取得勝利；二是對被領導者給以物質利益，至少不損害其利益，同時給以政治教育，等等。毛澤東同志的這些政策和策略思想，表現在他的許多著作中，特別是集中表現在《目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論政策》、《關於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總結》、《關於目前黨的政策中的幾個重要問題》、《不要四面出擊》、《關於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是不是真老虎的問題》等著作中。　　五、關於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毛澤東同志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指出：“一定的文化(當作觀念形態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的反映，又給予偉大影響和作用於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而經濟是基礎，政治則是經濟的集中表現。”他根據這個基本觀點，在這方面提出過許多具有長遠意義的重要思想。例如：關於思想政治工作是經濟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線，要實行政治和經濟的統一、政治和技術的統一、又紅又專的方針；關於發展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實行百花齊放、推陳出新、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方針；關於知識份子在革命和建設中具有重要作用，知識份子要同工農相結合，通過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學習社會和工作實踐樹立無產階級世界觀的思想，等等。他指出“為什麼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強調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對革命工作要極端負責，要艱苦奮鬥和不怕犧牲。毛澤東同志關於思想政治文化的許多著名的著作，例如《青年運動的方向》、《大量吸收知識份子》、《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紀念白求恩》、《為人民服務》、《愚公移山》等，至今仍有重要意義。　　六、關於党的建設。在無產階級人數很少而戰鬥力很強，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占人口大多數的國家，建設一個具有廣大群眾性的、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政黨，是極其艱巨的任務。毛澤東同志的建黨學說成功地解決了這個問題。這方面的主要著作有：《反對自由主義》、《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學習和時局》、《關於健全黨委制》、《黨委會的工作方法》等。他特別著重于從思想上建設党，提出黨員不但要在組織上入黨，而且要在思想上入黨，經常注意以無產階級思想改造和克服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他指出，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作風，和人民群眾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作風，以及自我批評的作風，是中國共產黨區別於其他任何政黨的顯著標誌。他針對歷史上黨內鬥爭中存在過的“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左傾錯誤，提出“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正確方針，強調在黨內鬥爭中要達到既弄清思想又團結同志的目的。他創造了在全黨通過批評與自我批評進行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教育的整風形式。建國前夕和建國以後，鑒於我們党成為領導全國政權的党，毛澤東同志多次提出要繼續保持謙虛謹慎、戒驕戒躁、艱苦奮鬥的作風，警惕資產階級思想的侵蝕，反對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　　(30)毛澤東思想的活的靈魂，是貫串於上述各個組成部份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它們有三個基本方面，即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毛澤東同志把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運用於無產階級政黨的全部工作，在中國革命的長期艱苦鬥爭中形成了具有中國共產黨人特色的這些立場、觀點和方法，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它們不僅表現在《反對本本主義》、《實踐論》、《矛盾論》、《〈農村調查〉的序言和跋》、《關於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人的正確思想是從那裏來的？》等重要著作中，而且表現在毛澤東同志的全部科學著作中，表現在中國共產黨人的革命活動中。　　一、實事求是，就是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繫實際，就是要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毛澤東同志從來反對離開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的實際去研究馬克思主義。早在一九三○年，他就提出反對本本主義，強調調查研究是一切工作的第一步，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他在延安整風運動前夕指出，主觀主義是共產黨的大敵，是黨性不純的一種表現。這些精闢論斷衝破了教條主義的束縛，使人們的思想得到一大解放。他的哲學著作和其他許多包含著豐富哲學思想的著作，從總結中國革命的經驗教訓中，深刻地論述和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和辯證法。毛澤東同志著重闡明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是能動的革命的反映論，特別強調充份發揚根據和符合客觀實際的自覺的能動性。他以社會實踐為基礎，全面地系統地論述了辯證唯物主義關於認識的源泉、認識的發展過程、認識的目的、真理的標準的理論；指出正確認識的形成和發展，往往需要經過由物質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質，即由實踐到認識，由認識到實踐多次的反複；指出真理是同謬誤相比較而存在、相鬥爭而發展的，真理是不可窮盡的，認識的是非即認識是否符合客觀實際，最終只能通過社會實踐來解決。毛澤東同志闡述和發揮了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核心──對立統一規律。他指出不僅要研究客觀事物的矛盾的普遍性，尤其重要的是要研究它的特殊性，對於不同性質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去解決。因此，不能把辯證法看作是可以死背硬套的公式，而必須把它同實踐、同調查研究密切結合，加以靈活運用。他使哲學真正成為無產階級和人民群眾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銳利武器。特別是他論述中國革命戰爭問題的重要著作，提供了在實踐中運用和發展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和辯證法的最光輝的範例。毛澤東同志的上述的思想路線，我們黨必須永遠堅持。　　二、群眾路線，就是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把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的原理系統地運用在黨的全部活動中，形成黨在一切工作中的群眾路線，這是我們黨長時期在敵我力量懸殊的艱難環境裏進行革命活動的無比寶貴的歷史經驗的總結。毛澤東同志經常強調，只要我們依靠人民，堅決地相信人民的創造力是無窮無盡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難都有可能克服，任何敵人最終都壓不倒我們，而只能被我們所壓倒。他還指出，領導群眾進行一切實際工作時，要取得正確的領導意見，必須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實行領導和群眾相結合，一般號召和個別指導相結合。這就是說，把群眾的意見集中起來，化為系統的意見，又到群眾中堅持下去，在群眾的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如此循環往復，使領導的認識更正確、更生動、更豐富。這樣，毛澤東同志就把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同黨的群眾路線統一起來了。党是階級的先進部隊，黨是為人民的利益而存在和奮鬥的，但是党永遠只是人民的一小部份；離開人民，黨的一切鬥爭和理想不但都會落空，而且都要變得毫無意義。我們黨要堅持革命，把社會主義事業推向前進，就必須堅持群眾路線。　　三、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是從中國實際出發、依靠群眾進行革命和建設的必然結論。無產階級革命是國際性的事業，需要各國無產階級互相支援。但是完成這個事業，首先需要各國無產階級立足于本國，依靠本國革命力量和人民群眾的努力，使馬克思列甯主義的普遍原理同本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把本國的革命事業做好。毛澤東同志一貫強調，我們的方針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點上，自己找出適合我國情況的前進道路。在我們這樣一個大國，尤其必須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發展革命和建設事業。我們一定要有自己奮鬥到底的決心，要信任和依靠本國億萬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否則，無論革命和建設都不可能取得勝利，勝利了也不可能鞏固。當然，我國的革命和建設不是也不可能孤立於世界之外，我們在任何時候都需要爭取外援，特別需要學習外國一切對我們有益的先進事物。閉關自守、盲目排外以及任何大國主義的思想行為都是完全錯誤的。但是，儘管我國經濟文化還比較落後，我們對待世界上任何大國、強國和富國，都必須堅持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決不允許有任何奴顏婢膝、卑躬屈節的表現。建國以前和建國以後，在党和毛澤東同志領導下，無論遇到什麼樣的困難，我們都沒有動搖過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決心，沒有在任何外來的壓力面前屈服，表現了中國共產黨、中國各族人民的大無畏的英雄氣概。我們主張各國人民和平共處，平等互助。我們堅持獨立自主，也尊重別國人民獨立自主的權利。適合本國特點的革命道路和建設道路，只能由本國人民自己來尋找、創造和決定，任何人都無權把自己的意見強加於人。只有這樣，才能有真正的國際主義，否則就只能是霸權主義。在今後的國際交往中，我們將永遠堅持這樣的原則立場。　　(31)毛澤東思想是我們党的寶貴的精神財富，它將長期指導我們的行動。由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培育的党的領導者和大批幹部，過去是我們的事業取得巨大勝利的基本骨幹，現在和今後仍然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寶貴中堅。毛澤東同志的重要著作，有許多是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和社會主義改造時期寫的，但仍然是我們必須經常學習的。這不但因為歷史不能割斷，如果不瞭解過去，就會妨礙我們對當前問題的瞭解；而且因為這些著作中包含的許多基本原理、原則和科學方法，是有普遍意義的，現在和今後對我們都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因此，我們必須繼續堅持毛澤東思想，認真學習和運用它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研究實踐中出現的新情況，解決新問題。毛澤東思想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寶庫增添了許多新的內容，我們應該把學習毛澤東同志的科學著作同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的科學著作結合起來。因為毛澤東同志晚年犯了錯誤，就企圖否認毛澤東思想的科學價值，否認毛澤東思想對我國革命和建設的指導作用，這種態度是完全錯誤的。對毛澤東同志的言論採取教條主義態度，以為凡是毛澤東同志說過的話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只能照抄照搬，甚至不願實事求是地承認毛澤東同志晚年犯了錯誤，並且還企圖在新的實踐中堅持這些錯誤，這種態度也是完全錯誤的。這兩種態度都是沒有把經過長期歷史考驗形成為科學理論的毛澤東思想，同毛澤東同志晚年所犯的錯誤區別開來，而這種區別是十分必要的。我們必須珍視半個多世紀以來在中國革命和建設過程中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一切積極成果，在新的實踐中運用和發展這些成果，以符合實際的新原理和新結論豐富和發展我們黨的理論，保證我們的事業沿著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科學軌道繼續前進。　　　　　　　　團結起來，為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而奮鬥　　(32)我們黨在新的歷史時期的奮鬥目標，就是要把我們的國家，逐步建設成為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具有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的社會主義強國。我們還要實現臺灣回歸祖國，完成祖國統一的大業。我們總結建國以來三十二年歷史經驗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在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這四項基本原則的基礎上，把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的意志和力量進一步集中到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這個偉大目標上來。四項基本原則，是全黨團結和全國各族人民團結的共同的政治基礎，也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順利進行的根本保證。一切偏離四項基本原則的言論和行動都是錯誤的，一切否定和破壞四項基本原則的言論和行動都是不能容許的。　　(33)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這是中國各族人民從一百多年來的切身體驗中得出的不可動搖的結論，也是建國三十二年來最基本的歷史經驗。儘管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還是處於初級的階段，但是毫無疑問，我國已經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任何否認這個基本事實的觀點都是錯誤的。我們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取得了舊中國根本不可能達到的成就，初步地但又有力地顯示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我們能夠依靠自己的力量戰勝各種困難，同樣也是社會主義制度具有強大生命力的表現。當然，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由比較不完善到比較完善，必然要經歷一個長久的過程。這就要求我們在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努力改革那些不適應生產力發展需要和人民利益的具體制度，並且堅決地同一切破壞社會主義的活動作鬥爭。隨著我們事業的發展，社會主義的巨大優越性必將越來越充份地顯示出來。　　(34)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同樣，沒有中國共產黨也就不會有現代化的社會主義中國。中國共產黨是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以最終實現共產主義為歷史使命的，有嚴明紀律和富於自我批評精神的無產階級政黨。如果沒有這個党的領導，沒有這個黨在長期鬥爭中同人民群眾形成的血肉聯繫，沒有這個黨在人民中間所進行的艱苦細緻的有成效的工作和由此而享有的崇高威信，那麼我們的國家就必然由於種種內外原因而四分五裂，我們民族和人民的前途就只能被斷送。党的領導不會沒有錯誤，但是黨和人民的親密團結必定能夠糾正這種錯誤，任何人都不能用党曾犯過錯誤作為削弱、擺脫甚至破壞党的領導的理由。削弱、擺脫和破壞党的領導，只會犯更大的錯誤，並且招致嚴重的災難。為了堅持党的領導，必須改善党的領導。我們黨在思想作風、組織狀況、領導制度以及同群眾的聯繫等方面仍然存在著不少缺點，必須堅決加以克服。只要我們認真堅持和不斷改善党的領導，我們党就一定能夠更好地擔負起歷史所賦予的巨大的責任。　　(35)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已經逐步確立了一條適合我國情況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正確道路。這條道路還將在實踐中不斷充實和發展，但是它的主要點，已經可以從建國以來正反兩方面的經驗、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訓中得到基本的總結。　　一、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我國所要解決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黨和國家工作的重點必須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大大發展社會生產力，並在這個基礎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我們過去所犯的錯誤，歸根到底，就是沒有堅定不移地實現這個戰略轉移，而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間，竟然提出了反對所謂“唯生產力論”這樣一種根本違反歷史唯物主義的荒謬觀點。今後，除了發生大規模外敵入侵(那時仍然必須進行為戰爭所需要和容許的經濟建設)，決不能再離開這個重點。黨的各項工作都必須服從和服務于經濟建設這個中心，全黨幹部特別是經濟部門的幹部要努力學習經濟理論、經濟工作和科學技術。　　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必須從我國國情出發，量力而行，積極奮鬥，有步驟分階段地實現現代化的目標。我們過去在經濟工作中長期存在的左傾錯誤的主要表現，就是離開了我國國情，超越了實際的可能性，忽視了生產建設、經營管理的經濟效果和各項經濟計畫、經濟政策、經濟措施的科學論證，從而造成大量的浪費和損失。我們必須採取科學態度，深入瞭解和分析情況，認真聽取各方面幹部、群眾和專家的意見，努力按照客觀經濟規律和自然規律辦事，努力做到各經濟部門按比例地協調發展。我們必須看到我國經濟文化還比較落後這個基本事實，同時又必須看到我國經濟建設已經取得的成就和經驗以及國際經濟技術交流的擴大等國內國際的有利條件，並充份利用這些有利條件。既反對急於求成，也反對消極情緒。　　三、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變革和完善必須適應於生產力的狀況，有利於生產的發展。國營經濟和集體經濟是我國基本的經濟形式，一定範圍的勞動者個體經濟是公有制經濟的必要補充。必須實行適合於各種經濟成份的具體管理制度和分配制度。必須在公有制基礎上實行計劃經濟，同時發揮市場調節的輔助作用。要大力發展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發展並不存在一套固定的模式，我們的任務是要根據我國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在每一個階段上創造出與之相適應和便於繼續前進的生產關系的具體形式。　　四、在剝削階級作為階級消滅以後，階級鬥爭已經不是主要矛盾。由於國內的因素和國際的影響，階級鬥爭還將在一定範圍內長期存在，在某種條件下還有可能激化。既要反對把階級鬥爭擴大化的觀點，又要反對認為階級鬥爭已經熄滅的觀點。對敵視社會主義的分子在政治上、經濟上、思想文化上、社會生活上進行的各種破壞活動，必須保持高度警惕和進行有效的鬥爭。必須正確認識我國社會內部大量存在的不屬於階級鬥爭範圍的各種社會矛盾，採取不同於階級鬥爭的方法來正確地加以解決，否則也會危害社會的安定團結。一定要毫不動搖地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鞏固和擴大愛國統一戰線。　　五、逐步建設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是社會主義革命的根本任務之一。建國以來沒有重視這一任務，成了“文化大革命”得以發生的一個重要條件，這是一個沉痛教訓。必須根據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加強各級國家機關的建設，使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設機構成為有權威的人民權力機關，在基層政權和基層社會生活中逐步實現人民的直接民主，特別要著重努力發展各城鄉企業中勞動群眾對於企業事務的民主管理。必須鞏固人民民主專政，完善國家的憲法和法律並使之成為任何人都必須嚴格遵守的不可侵犯的力量，使社會主義法制成為維護人民權利，保障生產秩序、工作秩序、生活秩序，制裁犯罪行為，打擊階級敵人破壞活動的強大武器。決不能讓類似“文化大革命”的混亂局面在任何範圍內重演。　　六、社會主義必須有高度的精神文明。要堅決掃除長期間存在而在“文化大革命” 期間登峰造極的那種輕視教育科學文化和歧視知識份子的完全錯誤的觀念，努力提高教育科學文化在現代化建設中的地位和作用，明確肯定知識份子同工人、農民一樣是社會主義事業的依靠力量，沒有文化和知識份子是不可能建設社會主義的。要在全黨大大加強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研究，對中外歷史和現狀的研究，對各門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研究。要加強和改善思想政治工作，用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共產主義道德教育人民和青年，堅持德智體全面發展、又紅又專、知識份子與工人農民相結合、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相結合的教育方針，抵制腐朽的資產階級思想和封建殘餘思想的影響，克服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發揚祖國利益高於一切的愛國主義精神和為現代化建設貢獻一切的艱苦創業精神。　　七、改善和發展社會主義的民族關係，加強民族團結，這對於我們這個多民族國家具有重大意義。在民族問題上，過去，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們犯過把階級鬥爭擴大化的嚴重錯誤，傷害了許多少數民族幹部和群眾。在工作中，對少數民族自治權利尊重不夠。這個教訓一定要認真記取。必須明確認識，現在我國的民族關係基本上是各族勞動人民之間的關係。必須堅持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加強民族區域自治的法制建設，保障各少數民族地區根據本地實際情況貫徹執行黨和國家政策的自主權。要切實幫助少數民族地區發展經濟文化，努力培養和提拔少數民族幹部。堅決反對一切破壞民族團結和民族平等的言論和行為。要繼續貫徹執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並不要求宗教信徒放棄他們的宗教信仰，只是要求他們不得進行反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宣傳，要求宗教不得干預政治和干預教育。　　八、在戰爭危險依然存在的國際條件下，必須加強現代化的國防建設。國防建設要同國家的經濟建設相適應。人民解放軍要加強軍事訓練、政治工作、後勤工作和軍事科學研究，進一步提高戰鬥力，逐步把自己建設成為一支強大的現代化的革命軍隊。要恢複和發揚軍隊內部和軍政之間、軍民之間緊密團結的優良傳統。民兵建設也要進一步加強。　　九、在對外關係上，必須繼續堅持反對帝國主義、霸權主義、殖民主義和種族主義，維護世界和平。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積極發展同世界各國的關係和經濟文化往來。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支持被壓迫民族的解放事業、新獨立國家的建設事業和各國人民的正義鬥爭。　　十、根據“文化大革命”的教訓和黨的現狀，必須把我們党建設成為具有健全的民主集中制的黨。一定要樹立黨必須由在群眾鬥爭中產生的德才兼備的領袖們實行集體領導的馬克思主義觀點，禁止任何形式的個人崇拜。一定要維護党的領袖人物的威信，同時保證他們的活動處於黨和人民的監督之下。在高度民主的基礎上實行高度的集中，堅持少數服從多數、個人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執政黨的黨風問題是關係到黨的生死存亡的問題。各級黨組織和全體黨員幹部必須深入群眾，深入實際，謙虛謹慎，和群眾同甘共苦，堅決克服官僚主義。必須正確運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武器，克服離開黨的正確原則的各種錯誤思想，根除派性，反對無政府主義和極端個人主義，糾正特殊化等不正之風。必須整頓黨的組織，純潔黨的隊伍，清除那些欺壓人民的腐化變質分子。黨在對國家事務和各項經濟、文化、社會工作的領導中，必須正確處理黨同其他組織的關係，從各方面保證國家權力機關、行政機關、司法機關和各種經濟文化組織有效地行使自己的職權，保證工會、共青團、婦聯、科協、文聯等群眾組織主動負責地進行工作。党要加強同黨外人士的合作共事，發揮人民政協的作用，在國家事務的重大問題上同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認真協商，尊重他們和各方面專家的意見。黨的各級組織同其他社會組織一樣，都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　　(36)我們堅決糾正“文化大革命”中所謂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口號的錯誤，這絕對不是說革命的任務已經完成，不需要堅決繼續進行各方面的革命鬥爭。社會主義不但要消滅一切剝削制度和剝削階級，而且要大大發展社會生產力，完善和發展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並在這個基礎上逐步消滅一切階級差別，逐步消滅一切主要由於社會生產力發展不足而造成的重大社會差別和社會不平等，直到共產主義的實現。這是人類歷史上空前偉大的革命。我們現在為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進行的鬥爭，正是這個偉大革命的一個階段。這種革命和剝削制度被推翻以前的革命不同，不是通過激烈的階級對抗和衝突來實現，而是通過社會主義制度本身，有領導、有步驟、有秩序地進行。這個轉入和平發展時期的革命比過去的革命更深刻，更艱巨，不但需要很長的歷史時期才能完成，而且仍然需要許多代人堅持不懈、嚴守紀律的艱苦奮鬥，英勇犧牲。在這個和平發展的歷史時期中，革命的道路決不會是風平浪靜的，仍然有公開的和暗藏的敵人以及其他破壞份子在伺機搗亂，我們必須十分注意提高革命警惕，隨時準備挺身而出，捍衛革命利益。我們全體中國共產黨員和全國各族人民，在新的歷史時期中一定要繼續保持崇高的革命理想和旺盛的革命鬥志，把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進行到底。　　(37)經過建國三十二年來成功和失敗、正確和錯誤的反復比較，特別是經過近幾年來的思考和總結，全黨同志和我國各族愛國人民的政治覺悟是大大地提高了。我們黨對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認識程度，顯然超過了建國以來任何一個時期的水平。我們黨敢於正視和糾正自己的錯誤，有決心有能力防止重犯過去那樣嚴重的錯誤。從歷史發展的長遠觀點看問題，我們黨的錯誤和挫折終究只是一時的現象，而我們黨和人民由此得到的鍛煉，我們黨經過長期鬥爭形成的骨幹隊伍的更加成熟，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更加顯著，要求祖國興盛起來的黨心、軍心、民心的更加奮發，則是長遠起作用的決定性的因素。我們的社會主義事業有偉大的前途，我國各族億萬人民有偉大的前途。　　(38)黨的團結，黨同人民的團結，是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奪取新的勝利的根本保證。只要全黨緊密地團結一致，並且同人民群眾緊密地團結一致，那麼，我們黨和党所領導的社會主義事業雖然還會遇到這樣那樣的困難，但總的趨勢必然會日益興旺發達。　　一九四五年黨的六屆七中全會所一致通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曾經統一了全黨的認識，加強了全黨的團結，促進了人民革命事業的迅猛前進和偉大勝利。十一屆六中全會相信，這次全會一致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必將起到同樣的歷史作用。全會號召，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下，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緊密團結在黨中央周圍，繼續發揚愚公移山的精神，同心同德，排除萬難，為把我們的國家逐步建設成為現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會主義強國而努力奮鬥！我們的目的一定要達到！我們的目的一定能達到！ -- ※ 發信站: 批踢踢實業坊(ptt.cc) ◆ From: 218.170.16.123

→ vivina:文章太長看不下去，哪個好人來畫個重點吧꜠ 推 61.217.132.239 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