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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信人: baoding (短笛無腔信口吹), 信區: History
標 題: 近年來之1958-61年中國大饑荒起因研究的綜述
發信站: BBS 水木清華站 (Wed Oct 20 07:39:24 1999)
近年來之1958-61年中國大饑荒起因研究的綜述
龔啟聖
近年來﹐西方學術界重新關注大躍進期間所造成的嚴重災難﹐
並取得了突破性的研究進展。事實上﹐西方學者很早就開始注意
中國的這次饑荒﹐但由於資料上的限制﹐直到80年代中國實行改
革開放以後﹐原來封閉的某些資料得以公開﹐西方學者才能進行
比較系統的研究。由此可以理解﹐80年代的主要研究都是試圖估
算災情的嚴重程度。其中一項比較權威的研究表明﹐這次災難實
際導致了三千多萬人口的非正常死亡﹐其嚴重程度在歷史上極為
罕見。
對於這場空前浩劫的起因研究﹐一直要到90年代才有突破。
但最早的研究是在1984年由哥倫比亞大學的伯恩斯坦（Thomas P.
Bernstein）首先開始的﹐他論述了糧食統購和饑荒之間的關系。
與此相承的研究在12年後才出現。中國留美政治學學者楊大利在
1996年發表了他對大躍進和由此引起的饑荒的較全面的研究成果。
其中一個較突出的論點是﹐饑荒是由公共食堂這個非理性的社
會制度所引致的。同時﹐經濟學者對此也不甘寂寞﹐同樣是留美
學者的張欣和文貫中便在1997年發表了他們的分析成果。雖然其
主要論點與楊大利的相似﹐亦即把罪名歸咎於人民公社體制下的
公共食堂﹐但他們更進一步地認為﹐1958年末和1959年初全國各
地便已大規模地出現饑荒﹐由此在時間上可以排除掉眾多其他引
致饑荒的可能性因素﹐其主要起因是清楚的和單一的。如果我們將
關注點擴展至大躍進對農業生產的破壞的話﹐那麼林毅夫在1990年
發表的一篇論述生產積極性的文章也應包括在內。
本文的目的在於系統地介紹上述這些文章的主要觀點﹐並加以
簡短的評述﹐以期為讀者提供一些此研究領域中的“西方觀點”。
一 饑荒的主因──過量的糧食統購
在少數西方研究中國饑荒的文獻中﹐伯恩斯坦1984年在《理論與社
會》（Theory and
Society）中的一篇文章可算是“經典”。伯氏認為﹐新中國在建
國後不久所采用的經濟發展策略和蘇聯斯大林式的不盡相同﹐後者
刻意地通過價格“剪刀差”大量和有系統地榨取農民的剩余來支持
國家的工業化。中國雖然在土地改革後沒多久便逐步實行集體化﹐
從而剝奪了農民的私產權利﹐但直至人民公社成立以前﹐國家對農
村的糧食統購隻佔總產量的25%左右﹐不算過重。這或許可以部
分解釋農民在逐漸失去他們對土地的各種權利的同時﹐農業的生
產率和產出為甚麼仍能向上增長。
但過慢的工業化進程令毛癒發焦慮﹐率然在1958年批判“反
冒進”和冬天大搞農業水利建設的基礎上發動了大躍進。農村成
立規模較高級社大得多的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伯氏認為﹐問題
的關鍵在於人民公社是在“浮夸風”刮得極為厲害的情況下建立起
來的﹐為了要在十數年內“趕英超美”﹐不隻工業材料的計劃數字
訂得很高﹐就連糧食和其他農產品也被要求達到天文數字。地方
幹部面對從上而下的巨大政治壓力無計可施或投機迎逢﹐虛報糧
食數字。1958年的糧食豐收﹐也助長了領導層盲目樂觀的情緒﹐
糧食的統購計劃當然也隨虛報的產量水漲船高。不僅如此﹐在當
時的政治氛圍中﹐地方幹部根本很難就糧食問題和中央討價還價
（一些後來災情嚴重的省份當時更是爭相“獻媚”）﹐而由於公社
規模過大和組織混亂﹐糧食的產出數字也沒有被準確核實。這種種
因素加起來便導致了1959年和1960年糧食統購率猛增至總產量的
39.7%和35.6%﹐然而糧食的總產量實際上卻在急劇下降。1959年的
糧食產量實際上比1958年下降了30%之多。簡而言之﹐大躍進期間造
成的三年嚴重饑荒主要是由於政府在統購糧食方面“過了頭”
而導致的。
誠然﹐1959年和1960年的糧食統購和出口都有顯著增幅﹐但
令人感到迷惑的是﹐在出現糧食短缺和饑餓的情況下﹐中央為何
沒有采取一些緩解的措施﹐例如減少統購﹐甚或對災情嚴重的省
份輸入更多的返銷糧﹖同理﹐當時地方政府為何不積極地向中央求
救﹖更進一步問﹐是否所有的高層領導﹐如陳雲、劉少奇和掌管糧
食工作的周恩來都沒有確切估計糧食的形勢而向毛進諫﹖在舉國
虛報糧食產量的情況下﹐我們固然很難要求上層能確切掌握有關
的統計數字﹐但他們還是應該對農村的實際情況有起碼的認識和判
斷。所以把災難的大部分責任歸咎於中央領導層對現實情況缺乏掌握
未免過於簡單﹐甚至不可思議。事實上﹐伯氏也注意到毛是在
“廬山會議”後才對農民處境的關注起了變化。在後來的研究
中﹐楊大利便開宗明義地指出毛是在被彭德懷“挑戰”後才為
當時降溫的大躍進進一步推波助瀾﹐此時的主席並不關心農村
可能因此而遭受的災難。當然﹐誰都沒法進一步對此加以引証﹐
但假如這種說法成立﹐便說明了“偶然”事件往往可發揮不可思
議的力量而改寫歷史。
伯氏的文章揉合了大量文字材料甚至文學創作﹐內容極為豐富。此
外﹐他的觀點也很鮮明﹐即認為饑荒的主要原因就是糧食的
過量統購。可是文章並沒有注意到省際之間的災情差別﹐但十數年後楊?
利的文章充分注意了這一現象並有詳細的分析﹐容後詳述。
二 公社化、退出權和生產滑坡
林毅夫1990年在美國《政治經濟學報》（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發表了一篇甚具爭議性的文章﹐此文雖涉及1958-1961年的三
年“自然”災害﹐但其主要目的卻是通過剖析農業生產率
的變化趨勢來解釋人民公社的生產率為何在饑荒以後二十余年仍一直徘徊
不前﹐這段時期的勞動生產率不但低於公社以後的時期﹐
而且也低於從土改到公社成立的時期﹐而後者與人民公社一樣同屬集體經
濟時期。三年的農業災害隻是被附帶解釋的現象。
林文從生產率變化趨勢中的一個奇怪現象開始分析。即同屬集體經濟
時期﹐1952-1957年的農業生產率是上升的（當然包產到
戶後那段時期的升幅還要大）﹐而1962-1978年的生產率趨勢在一個低水
平徘徊不前──尤其是這段時期已屬公社正常運作時期﹐
不比1952-1957年間農業生產不斷經歷組織上的激烈變動。林毅夫對此提
出了一個大膽的解釋。他認為﹐人民公社成立以前﹐國家
雖然曾在集體化過程中不斷侵佔農民的私有財產﹐但農民卻在各種集體經
濟組織中一直保留著自願退出這個經濟組織的權利﹐即退
出權。退出權之所以重要﹐是因為農業生產活動異常繁瑣以致對其監督非
常困難﹐所以要把集體生產搞好非得依靠農民自覺的生產
積極性。在擁有退出權的前提下﹐那些“勤勞”的農民可不費吹灰之力地
“監督”其他農民。道理很簡單﹕農民隻需核查集體的產
出而毋須親自監督相互的日常生產活動。如果他們發現實際產量低於他們
心目中的標準﹐那麼他們便可行使退出權而變回自耕農。
由於人人都知道社員享有這種退出權﹐大家就都不敢怠工﹐以防有人退
社﹐甚至導致合作社解散而徹底地失掉“規模效應”（economies
of
scale）。不幸的是﹐公社化後農民便不再享有這項權利﹐所以那些懶惰
的社員在知道對方已“無計可施”的情況下便開始偷懶﹐因
為偷懶的好處全歸個人所得﹐而其代價──產量和效率的下降──則由全
體社員共同承擔。哪怕是隻有少數甚或一個人這樣做﹐最
終的結果是大家都少做一點。據此﹐便解釋了農業生產率為何在人民公社
時期一直徘徊不前。
文章認為﹐相對於其他解釋饑荒的傳統因素﹐如持續三年的壞天氣、
公社規模過大、管理過於凌亂等﹐退出權才是問題的關鍵
所在。正是公社化把農民最後一項權利也剝奪後﹐才出現1959年和1960年
的嚴重生產滑坡﹐從而出現饑荒。也就是說﹐饑荒是因
為農產品產量下降而導致的。雖然林毅夫的目的並非為了解釋這次災難的
原因﹐但他的這個觀點仍然是清楚的﹐且和伯氏的觀點形
成鮮明對比。
三 公共食堂與非理性消費行為──饑荒起因的嶄新解釋
近年來﹐西方學術界對造成大躍進期間嚴重饑荒的關鍵因素有了一個
嶄新認識。這個觀點認為﹐饑荒的“起因”既非由政府的
糧食統購過了頭所導致﹐亦與生產組織遭受破壞無關﹔因為前者隻能解釋
饑荒的持續惡化﹐而後者則側重於解釋人民公社化以後農
業生產率和產量一直徘徊不前的現象。要解釋中國這次空前的大災難﹐非
得從人民公社生產組織以外的有關政策和制度作為分析的
切入點不可。這個觀點認為﹐饑荒是由一個烏托邦式的“非理性”消費制
度（irrational
consumption system）所引發的。
楊大利首先提出這個觀點。在其研究大躍進與其後的農村改革關系的
專著中﹐楊引用了西方經濟學界的一個重要理論來分析是
次饑荒的主要起因。楊認為﹐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的建立是造成饑荒的
“元兇”。由於人民公社把個體農戶和其他集體組織（如初
級社和高級社）的資源無償合如﹐農民個人在人民公社裡的勞動與其成果
之間並無直接聯系﹐因而喪失了生產的積極性﹐從而導致
西方經濟學裡所謂的“公共產權的悲劇”（tragedy
of the
commons）。這個“寓言”是這樣的﹕在一塊由一夥人共同擁有的草原
上﹐個別的牧羊者會不加限制地把他們的羊竤擠在有限的土地
上﹐從而造成過度放牧。其道理很簡單﹐因為多放一隻羊所帶來的經濟利
益歸個人﹐但其代價──草原供養過多的羊而遭受破壞─
─卻是由所有人共同負擔的。這故事有如下的寓意﹕個人的理性行為並不
一定能為社會帶來整體的效益﹐而且在極端的情況下﹐這
種不受約束的個人行為可導致災難性的後果。從產權經濟學的角度來看﹐
這寓言可被理解為﹕隻有在私產制度下﹐資源的配置才能
達到最優的境界。在人類的自私性格支配下﹐公有制由於未能防范“搭便
車”（free
rider）行為﹐稀缺的資源便因此無法得到有效的保存和利用。
若說以“公共產權的悲劇”尤其是從其中引伸出來的“搭便車”這一
概念來剖析人民公社制度下的生產組織情況並無太大新意
的話﹐那麼用大躍進期間公共食堂這一制度安排來解釋便算得上是“前無
古人”了。公共食堂有兩大特色﹕一、食堂裡的食物供應
是免費的﹔二、食堂不設供應量的上限（為求達到“各取所需”這一共產
主義的社會目標﹐至少在理論上如是）。由於吃飯不用付
錢和不設食物供應上限﹐結果造成大量浪費。按張欣和文貫中引用的資料
顯示﹐原來可供六個月食用的稻米在短短二十天內便被農
民在食堂內耗掉。
這裡或需指出﹐免費供應食物這一規定並不足以導致如上所述的社會
整體後果。在資源稀缺的狀況下﹐食物供應可根據個人的
勞動強度、年齡和性別而加以設限。在此種免費配給（free
but
rationed）的情況下﹐縱使食物仍會因需要集體處理而造成浪費﹐但起碼
在消費這一環節上可以避免走上“公共產權的悲劇”這條
路。然而﹐由於食堂內的供應不設上限﹐甲農民少吃的“好處”很快便會
被其他社會醒覺較低的夥伴消耗掉（dissipated）﹐甲因
此而變得沒有動機去節約糧食。也就是說﹐在普遍的層次上﹐縱或社區內
每一個人都有節約食物的動機﹐後者的利益卻因為在制度
上未能獲得保障而趨向相反的行為──浪費﹔此亦即楊為何把哈爾丁
（Garrett
Hardin）這一觀點應用到人民公社﹐特別是公共食堂這一制度安排上。
然則﹐我們不禁要問的是﹐究竟哈爾丁寓言裡的牧羊者是否和中國大
躍進時期人民公社體制下的農民處於相同的境況﹖需知道
“公共產權的悲劇”這一寓言的寓意是﹕在“交易或協調費用”
（transaction
costs）高昂的情況下﹐分散的個體（decentralized
agents）不一定能達成一致的社會共識﹐也不一定能有效監督個人的行
為﹐其導致的結果是眾所周知的“悲劇”。當然﹐在一定程
度上﹐公社裡的中國農民由於其私有產權被徹底剝奪﹐可能無法及時對
1959年末惡化的經濟和社會環境作出積極的反應﹔可是﹐
我們也不應忽略﹐公社的組織完全不同於“悲劇”中的共有牧地。實際
上﹐在公社中不存在社員之間就糧食消耗問題達成某種協議
的高昂交易成本﹐關鍵在於有無其他人──比如說基層幹部──理性地、
“因地制宜”地執行較有彈性的食堂措施﹖正如楊自己指
出﹐中央並沒有硬性規定各地必須或隻能按照某一樣板模式來建設公共食
堂﹐是否建立和如何具體操作這些決定﹐到最後依然掌握
在地方幹部手上（尤其是那些認為自己可抗衡上級意旨的幹部）。筆者想
在這裡提出的一個觀察是﹕在全國的范圍內﹐地方幹部不
一定非要按照一種辦法來辦公共食堂不可──即免費供應食物和不設供應
上限。
我們最近在山東農村調查碰到的一個個案甚具啟發性。這個在“農業
學大寨”期間被樹為典型的村子（當時叫大隊）和當時大
部分的村一樣搞了公共食堂﹐當時的食物雖然是免費的﹐但無限量供應隻
適用於農村的整勞力上﹐其余的人口隻獲得限量的配給。
而且﹐為防止勞力多拿食物回家﹐不允許他們把吃剩的帶走。如此一來﹐
雖說公共食堂照辦﹐食物也免費﹐但供應卻是有節制的﹐
這肯定會起一定的正面作用﹐從而減低浪費的程度。筆者相信﹐中國各地
應有不少這類例子﹐問題是仍未有人對此進行系統的研究
而已。
“公共產權的悲劇”理論的另一疑點是﹐假如農民在辦食堂之初已
“不顧一切”地消耗食物的話﹐那麼饑荒理應在更早──特
別是在“廬山會議”前──便大規模出現。但現今的數據仍未能確切地支
持這一可能性。再者﹐雖說農民可在二十天內吃掉六個月
的糧食﹐但問題是﹐如此極端的情況在全國是例外還是普遍﹖值得注意的
是﹐大部分糧食是在秋季打上來的﹐但公共食堂卻在1958
年下半年才成立。即使有個別地方打上來的糧食在幾個月間被徹底耗掉﹐
這恐怕也隻屬例外﹐尤其是1958年被公認為糧食豐收年。
就如楊自己也指出﹐是次饑荒最嚴重的時期並非在大躍進的初始階段﹐而
是在1959年秋──即“廬山會議”後。楊指出﹐雖然公
共食堂的出現造成大量食物浪費﹐然而各方面的客觀條件仍未惡化到一發
不可收拾的地步。最關鍵的﹐自然是毛本人已意識到當時
大躍進所導致的各種困難。1959年毛巡視湖北﹐他便對當地幹部指控農民
把糧食收藏起來的行為作出了直截了當的回應﹕“要是他
們真的這樣做我將會很高興﹐我恐怕他們沒甚麼可藏。”
事實上﹐楊雖然對公共食堂大加指控﹐然而卻還不至於把它說成是這
次饑荒的“罪魁禍首”。若非毛因為彭德懷對他的政策提
出“質詢”而將其冒進政策極端化﹐災難的嚴重性還是可以減輕的。特別
是在驗証“公共食堂假設”時﹐楊隻把這一制度安排視為
象征大躍進期間一系列非理性措施中的一環﹐其他諸如取消自留地和工分
制度、提狜基本核算單位和采用與中國耕種制度不相符的
種植方法（如密植和深翻）等﹐也是構成饑荒的基本因素。
由於各地對響應搞公共食堂的號召不一致﹐其參與率亦因此有差別。
楊的假設認為﹐參與率高的地方多屬經濟落後地區和新解
放區﹐原因是當地幹部希望藉此表達“忠誠”﹐從而獲得主席垂青﹐以期
得到提拔。計量分析顯示這兩個變量在統計上都重要。然
而﹐在采用同樣的變量來解釋饑荒即死亡率在地區上的差異時﹐則隻有幹
部的傾向此一變量才出現統計上的相關﹐楊亦因此而概括
了造成這次饑荒的深層原因主要還是政治性的。至此﹐公共食堂極其量隻
不過是大躍進中一系列極端政策中的一個環節和組成部分﹐
而不是唯一的原因。
但這個說法充其量隻是一個假設﹐其成立的可能性在於﹕農民是否真
能把一個豐收年度的糧食都在二十多天內耗掉﹖尤其是（1）
與1959年相比﹐1958年的食堂參與率仍未算高﹔（2）當中的食堂實際上
可采取較為靈活的措施來減輕浪費程度。即使當時全國大
部分公共食堂因為對形勢的估計不足而從未采取過節約措施﹐也應該有一
部分村莊（大隊）在初步經歷浪費後改變其制度安排﹐以
節約稀缺的糧食資源。事實上﹐特別是考慮到毛在1959年中期曾經對大躍
進的極端政策所造成的短暫沖擊作出調整﹐筆者相信如
下所述的個案應在當時的中國普遍存在。
在安徽鳳陽縣的一個公社裡﹐原來就有372個公共食堂、社員12﹐000
多人。到了1959年6月﹐省地委下文允許老百姓重返
家裡舉炊﹐隻要自己願意﹐每人都可以獲得定量分配而無需再到食堂進
食。與前文提到的山東事例同出一轍﹐鳳陽的經驗告訴我們﹐
類似案例所涉及到的集體理性行為還是有其生存空間的──這便有力的反
駁了集體（生產大隊）隻會對上級政策和命令作出機械性
反應的說法。關鍵的問題是﹐公共食堂在這三年中是如何組織和操作的﹖
其間又經歷過哪些變化﹖我們對此所知甚少﹐這亦應該是
今後研究的重要課題。
四 “公共食堂假設”和饑荒的時序問題
若說楊未有對自己所大力倡議的觀點持之以恆的話﹐那麼張欣和文貫
中則毫無疑問地將其發揚光大了。和楊如出一轍的是﹐兩
位作者的出發點是試圖解釋饑荒是如何發生的。考慮到它不僅是發生在一
個糧食大豐收的年度﹐而且重災區往往就是傳統的糧食大
省（如四川）﹐他們認為傳統上對饑荒的認識──糧食產量的大幅度滑
坡──並非造成這次災難的深層原因。他們直截了當地指出﹐
在眾多的有關因素中﹐“非理性的糧食消費行為”（consumption
irrationality）才是真正的罪魁禍首﹐下面我們來看他們是怎樣得出此
結論的。
張欣和文貫中在文章中建立了一個以“實証推論”（heuristic）為
基礎的模型﹐囊括了那些和饑荒有關的主要因素﹐其中包括
生產滑坡（production
failure）、糧食供應量減少（food availability failure）、糧食購
銷政策上的問題（distribution or
procurement failure）、突如其來的糧食需求的增長（demand shock）
以及不理性的糧食消費行為（consumptionefficiency
failure）。但是﹐他們在分析這些因素以前預先確定了一個看法﹐即饑
荒並非如一般人所理解的始於1959年下半年﹐而對於某些
省份來說﹐糧食短缺實際始於1958年末﹐也就是公共食堂成立後不久。支
持他們這一論証的是1958年的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由
此算出的人口自然增長率在這個時候就出現明顯的逆轉。
在這個大前提下﹐張欣和文貫中便逐一剖析模型裡羅列的主要因素﹐
以確定它們和饑荒的關系。按二人的說法﹐和生產有關的
諸因素如天氣、生產積極性嚴重破壞、工分制和取消自留地、糧食播種面
積下降等等都和饑荒的發生沒有直接關系。原因在於﹐以
上羅列的種種變化是在饑荒被“啟動”之後才出現的﹐它們至多是使災情
惡化﹐但絕無可能“引起”災難。他們認為饑荒也並非由
糧食供應量減少而引致﹐因為1959年的人均糧食供應量要高於1962年。
1962年是屬於“恢復時期”﹐災情也早於此年前結束。雖
然1959年政府從農民處征購的糧食確實偏高﹐但1959年的數據所反映的﹐
卻是同年4月至翌年（1960年）3月的直接統計數字﹐
而災情是在1959年4月前已開始變得嚴重了。簡言之﹐兩人認為政府購過
頭糧這一說法並不足以解釋饑荒的起因。他們更進一步
認為﹐饑荒並非由政府突然大幅度地把糧食從一個地區調往另一個地區而
引發﹐需要指責的反倒是政府沒有針對當時的嚴峻形勢對
重災區作出及時的糧食調撥措施。最後﹐當時對糧食的需求量亦沒有因人
口急劇增長而增加﹐所以並無出現模型中列出的所謂“需
求震盪”問題。
在模型中羅列的五個可能導致饑荒的因素中﹐張欣和文貫中認為隻有
非理性的消費行為才是造成這次災害的原因。他們認為﹐
農民在無炊可舉的情況下（因為煮食用具早已被集體沒收）隻能往公共食
堂進食﹐由於食堂的食物是免費和不設上限供應的﹐“理
性”的農民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便開懷大吃。
至此我們不禁要問﹐如果當時沒有搞公共食堂的話﹐那麼這次導致三
千多萬人非正常死亡的災難是否就能幸免﹖答案顯然是否
定的。在張欣和文貫中的文章裡也提到﹐即使沒有公共食堂﹐在他們的分
析框架中羅列的其他因素也都會構成災難﹐關鍵隻是其出
現時序上的早晚罷了。他們試圖強調﹕在諸因素中﹐公共食堂是“引發”
這次災難的導火線。在某種程度上﹐兩人的結論和楊大利
似乎是“殊途同歸”﹐即他們無法為大躍進這場政治社會運動而導致的空
前悲劇找出單一的答案。這並非由於他們的能力所限﹐而
是當時的環境確實夾雜了各種各樣的不定變數﹐每一個變數對促成這場饑
荒都起著直接或間接的推動作用。在目前對資料的挖掘和
掌握都不甚全面的情況下﹐要將這一大堆變化中的政策、制度以及歷史事
件（如“廬山會議”）刻意地還原為單一的起因是不切實
際的。
五 小 結
我們不難察覺﹐經過西方社會科學的“洗禮”後﹐留美中國學者（包
括在彼邦任教的）在研究當代中國問題上已邁進了一大步。
他們的共同點是在現存資料的基礎上﹐采用西方的理論框架來闡述和分析
課題。有趣的是﹐無論他們的專業是以研究經濟或是以研
究政治為主﹐都不約而同地引用了近年廣為流行的微觀經濟學理論來作為
分析工具。但他們之間也有顯著的差別﹕與經濟學者相比﹐
政治學者除采用抽象的分析工具以外﹐亦更為注重史實﹐而經濟學者則更
傾向於將復雜的歷史還原為較為單一的因果關系。這是社
會科學領域裡“分工”的一個現象。
學術研究的進程是漸進和緩慢的。就如筆者在開首語中指出的﹐90年
代以來﹐學者們研究的焦點已轉移到探尋饑荒的根本肇
因。下一步又將是甚麼﹖筆者認為﹐最直接的應是繼往開來﹐深入鑽研眾
學者已取得的成果﹐亦即繼續研究當時有關生產、購銷和
消費的具體情況﹐從而希望確定它們對饑荒的影響。一般認為﹐1958年是
個豐收年﹐但到底有多少糧食未被打上來﹖同樣﹐學者
們好像都接受了1959年和1960年購過頭糧的說法﹐然而我們卻仍未充分掌
握各省（遑論村之間）返銷糧的數據。最令人迷惑的是
公共食堂當時的實際操作情況（包括剛成立時和日後所可能作出的調
整）﹐這裡涉及多方面的方法學問題﹕它既涉及數據的搜集﹐
又需進行大量文字資料甚至口述史的工作﹐從而幫助我們更具體的驗証已
提出的假設。在接受過嚴謹西方社會科學理論的訓練後﹐
或許是時候返回枯燥但更具挑戰性的史料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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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7m人之[5;37m患[0;47;31m束冠立於[5;31m朝[0;40;37m [m
[32m※ 來源:‧BBS 水木清華站 bbs.net.tsinghua.edu.cn‧[FROM: 202.206.1.252]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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