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翻譯家楊絳和大多數知識分子而言，勞動改造只是無謂的折磨和屈辱。基本上，共產黨視他們的粗重勞動為一種懲罰，而非生產活動。他們種的蔬菜不吃不賣不送，而是被倒掉﹔易地開墾時，他們在原地搭建的房舍和開闢的菜圃都不留給當地農民使用，而被拆掉夷平。事實上，所謂「五七幹校」在地理上根本就與村民隔絕，知識分子絕少有與農民接觸的機會。兩年的勞動改造之後，楊絳覺得與土地、農民益發疏離了。
年長的知識分子固然「改造」不易，就是那些對毛澤東絕對信仰的紅衛兵，一旦下鄉，也很快就在艱苦的生活中失去了熱情。身為高幹子弟的張戎，在自傳《鴻》中描寫她十七歲到喜馬拉雅山邊的情形。當八個年輕人坐了四天卡車、再走一天山路抵達山村時，村民立在門旁，半張著嘴，瞪著眼睛，看到他們就像看到外國人一樣。那裡沒有電、沒有機械，農事作業情況和兩千年前差不多。不說挑糞、插秧、採棉花……等農活，即使連日常生活的維持都很困難。要水，得走三十分鐘山路去挑八十公斤回來﹔煮飯，得自己舂穀去殼、再來回四小時砍柴﹔上廁所，得爬下一個陡坡
在坑上，旁邊有一群不怎麼友善的山羊。文革前張戎相信吃苦可以使她一步步變成新人，更像農民。還不到三年，她已深深厭惡寧南大山裡的艱苦生活，覺得這樣吃苦毫無意義。
總而言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與農民接觸的結果，是「相看兩相厭」。從農民角度來看，這一群青年帶給農村的技術、教育與勞力十分有限，徒然增加農村負擔﹔而從下放青年角度來看，他們這一代人是上了一個大當，青春年華白白在山裡埋沒。他們下鄉不但沒有拉近與勞力者的距離，反而愈來愈看不起農民，和毛澤東所期待的完全相反。
可以想見的是，十年文革結束之後，稍有辦法的人無不極力想回到城市，儘管大多數還是終老農村。那些回到城裡的人，賺錢第一，不再相信任何理想，不願獻身任何公益。不管是城市或農村問題，都很難激起他們參與的熱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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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灣 / 阿里山的森林一望無涯﹐日月潭啊好風光 哀悼水木清華舊台灣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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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 TonyDog 來自: 82.123.129.212 (07/24 2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