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大提到的問題，剛好我這一陣子也在思考。我目前人在美國，接觸到了不一樣的人事物
後，往往會回頭重新看待自己的成長歷程，尤其是成長的背景，剛好也是台灣從威權走
向開放的時候。我想就我自己的成長過程，是可以這樣說的：
從上小學開始，我們的社會科學科目，便已灌輸「三民主義」以及「民主自由」的說法
，不過現在想起來，這是一種教條式的教法，我們被教會如何在考試時正確作答，但很
少真正去想，為什麼要三民主義、為什麼要民主自由。（不過就這種教條教法，我想大
陸也是一樣的）
不過從解嚴之後，台灣的言論空間鬆動不少，不同的聲音，開始出現在平常不太談論政
治的一般人生活之中。我最開始有印象的是「悲情城市」放映之後，家人朋友間開始
提起228，報章雜誌媒體也出現愈來愈多不受過去思想禁錮的文章，我想是在這種情況
下，不同的認同開始慢慢形成。
1990年代起，台灣政治更進一步開放，大學的時候正好遇上台北市長選舉，以及第一次
總統大選。除了媒體的討論外，選舉相關活動熱鬧開展，那時後選舉造勢活動方興，熱
鬧的場子、激情的言論、催淚的音樂，不但讓人覺得新鮮，也有那麼一點正義而神聖
的色彩。至少，在一個大學生的眼裡，是這樣的。（至於這樣的選舉場日後有怎麼樣的
發展，那就不去論述了）。除此之外，也別忽略當時在大學裡的各種政治性社團，這些
社團在1970、1980年代青年政治認同的形成，也扮演一定的作用。
再把我們的經驗與中國大陸對比，因為我非在大陸成長，只能從對身旁大陸的朋友，以
及媒體的報導推測：
首先，大陸還是缺乏較為開放的言論環境。雖然現在比起過去已經開放不少，甚至還有
輿論監督，不過政府干預的力量還是很大，即便媒體可以發出批評之聲，還是在政府默
然認可的範圍之內，且「自我審查」的壓力還是存在。在這種環境下，不同的聲音難有
大鳴大放的機會，也難被一般人討論。更重要的是，平民老百姓也「怕亂」。經過了那
麼多的動盪，好不容易時局太平，安安穩穩過日子，別管那些可能引起變局的言論，是
比較實際的打算。
再者，大陸目前所在的國際環境也與台灣當初異議言論發展的時空也不同。當前大陸似
乎是民族主義為重。大陸青年其實只要有心，還是能夠突破防火牆封鎖，接觸外界資訊
。我認識的朋友裡，他們對於西方與民主相關的思想並非不了解，也很關心美國民主政
治的運作。但他們認為，西方是西方，中國是中國，中國有自己一套適合的制度，就是
現在這一套。且在民族與民主之間，民族還是為重，反抗的對象也從社會體制轉為「對
中國不友善的國際氛圍」。我不知道這是不是可以說，大陸對於自我批評的壓力，是由
「向外批評」這個管道，宣洩掉了。
今年七月，New Yorker有一篇討論中國憤青的文章，也許可做為參考：
http://www.newyorker.com/reporting/2008/07/28/080728fa_fact_osnos
說到這，再回頭檢視一下我剛寫的文字，就大陸部分，還是從社會及傳媒環境來論，
關於教育所導致的差異，還是得請教各位高見了。
※ 引述《jajakang (寂寞旅程)》之銘言：
: 回C大文，想再請教個問題。
: C大的論述，以作為一位教師和教育角度為出發，
: (我恰好也曾在中小學兼課過短暫時間..)
: 這引起了我一些回憶，主要從教育和我自身的成長經驗出發。
: 我想問有關"反抗"和"認同形成"。想參考大家各自的成長經驗。
: (我也不了解香港的情況XD..)
: 但如果以"因為台灣的社會相對比較自由開放"來總結，
: 似乎又沒有很精準地回答和解釋這現象...
: 一點隨想提問，給大家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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