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文共賞] 中國經濟奇蹟的終結

作者oneders (蓮開盛世水興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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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好文共賞] 中國經濟奇蹟的終結

時間Fri May 14 18:44:42 2004

中國經濟奇蹟的終結◎戰略評估民間小組。台灣日報摘要：近日中國政府宣稱中國經濟過熱，並著手採取宏觀調控。但這並非只是一般景氣循環式的所謂「過熱」，而是在結構意義上標誌著「中國經濟奇蹟」的終結。這不是預測，也不是主觀期望，而是中國政府最近連番動作所顯示的訊息。未來的歷史家，將會判定二○○四年四月下旬是當代中國經濟的轉捩點，甚至是當代中國政治的轉捩點。系列事件四月下旬有數件大事。四月廿六日，中國政府正式否決香港於二○○七年與二○○ 八年舉行行政長官與立法會普選。四月廿七日，中國國務院頒布新規定，要求各鋼鐵、製鋁、水泥與房地產開發公司在展開新的固定資產投資項目時，必須投入較多的自有資本。四月廿八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指中國經濟過熱，將採取宏觀調控。四月廿九日，華爾街日報引述北京和上海銀行主管人員的話報導指出，中國政府於四月廿八日下令各商業銀行，暫停一切商業放貨業務，直到週末為止（為期三天）。被下令暫停的業務包括：抵押、商業本票和出口融資等貨放項目。由於週末適逢五一黃金週全週假期，因而此一命令實際上等於將放貨業務暫停至五月八日為止。翌日，中國政府否認了這個消息。在這些事件之中，最具意義的是四月廿六日的否決香港普選與四月廿八日的銀行放貨業務暫停命令。先制性政治攻擊本質上，北京否決香港普選的立場並不令人意外，問題在於北京為何要在目前的時機上作出此一動作？香港是「一國兩制」的看板，宣布香港不得在三、四年後舉行行政長官與立法會普選，意味著對外界正式公告「一國兩制」死亡或至少是變成植物人。北京為何急著作出這種自毀立場的宣示？再說，北京要遏制香港民主化的方式極多，甚至在同意香港舉行普選的情況下，北京也可以有許多方式來操控選舉結果。最後，目前離二○○七年、○八年尚有數年時間，就算北京屆時決定封殺香港普選，也還有相當寬裕的時間。因此，打壓香港民主並不奇怪，奇怪的是北京出手的時機。這意味著中國政府希望透過打壓香港來向外界傳達一個訊息：中國政府對民主的容忍度在目前已達上限。通過甩了香港一個大耳光的動作，北京當局向中國境內所有要求民主化的勢力表明：別妄想寄望與學習香港，因為連香港對自己的民主也不保。北京為何要打出這樣的強烈訊息？原因是中國的經濟即將走向「改革‧開放」二十餘年來最巨大的變局，而這場變局極可能激化更多的社會動盪與民主化的政治要求。這一點，清楚地反映在商業銀行放貨業務暫停令的事件之上。放貨暫停令事件四月廿九日華爾街日報報導「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與「中國人民銀行」下達商業銀行放貨業務暫停令一事，雖遭中國政府否認，但在華爾街日報之前，與人民銀行關係密切的「中國證券報」在四月廿八日即有相同的報導。中國政府否認後，包括法新社、紐約時報、金融時報、南華早報、日本經濟新聞等國際媒體，仍繼續引用中國銀行主管人員的具體案例來證實此一傳聞的可靠性：上海和北京的一些商業銀行的主管人員們說，他們確實已經從銀管會接到這項命令。因此，這個事件可以有兩種解釋。第一種解釋是，在目睹中國銀行體系的實際狀況後，中國政府判定局勢已經失控而著手處理，因而下達放貨業務暫停的指令。但隨著國際的反應開始呈現，中國政府警覺到全球對中國經濟的信心可能崩盤的風險，因而又立刻收回命令。這表示中國政府已陷入某種程度的驚慌。第二種解釋是，憂慮銀行體系的北京當局下達這紙命令作為試探，並無執行到底的本意，真正目的是對中國的銀行系統發出警告並企圖據此重整金融秩序與紀律。無論是哪一種解釋，結論都一樣：整體而言，中國經濟正面臨極為嚴峻的問題，而銀行系統的問題尤其嚴重。這個結論，連同四月廿六日以降中國政府處置經濟系列「宏觀調控」措施，清楚地顯示出：中國政府清楚地認知到中國經濟的嚴峻問題，並著手摸索處理這些問題的途徑，希望最終能夠軟著陸（soft landing）。結構性危機問題的關鍵何在？一言以蔽之，問題的核心是銀行系統的貨款分派並不是根據市場力量。銀行資金放貨的決策，主要取決於政治與社會考慮，且真實的利率水準是案案各異，差別主要取決於借貨者的社會‧政治等人脈關係。這些人脈關係中，最具主導力量的是政治關係，當然還有其他諸如裙帶、利益勾結關係等。中國俗諺「有關係就沒關係，沒關係就有關係」，其代表性的社會場域就是銀行系統。重點是，人脈關係決定是否能夠獲取貨款，以及獲取貨款之優惠條件的多寡，就算這些貨款的真實用途不是用於真實的企業經營，只要關係夠好，照樣可以拿到極為優惠的貨款。這是中國經濟的普遍性問題。同樣重要的是，中國經濟是債務驅動（debt－driven）型經濟而非股權驅動（equity－driven）型經濟。企業所獲融資的主要來源，並不是來自股市集資，而是來自銀行等金融機構的直接貨款。這主要是因為：中國企業的法律結構給予股東的權利與保護太少太有限，股東們並不能集體地控制公司的營運。因此，極大化股東們的股利，並不是驅動公司營運的關鍵考慮。這也意味著經濟表現的首要測量標準（資本的回收率）並未發揮關鍵性的作用。在這組經濟運行中，現金流量（cashflow）極為關鍵。中國企業的主要金融關係，是和銀行的關係。銀行家們的主要興趣是企業的債務與利息償還，因而現金流量對整個系統的運行極為重要，而投資收益，尤其是長期投資收益因素，則不是那麼重要（這是何以中國的產業部門成長得極快，尤其是營建相關的產業部門，但所有產業的研發水平與技術水準卻仍然極為低落且不具有國際競爭力）。為了維持這組運作，有兩個相互關聯的過程必須發生。第一是強制性的儲蓄系統，以便以極低的代價將人民大眾的錢挹注至銀行系統（去年五月農業企業家孫大什鼓吹農民將儲蓄從公營銀行抽出改存入孫大什準備開設的農業信用合作社而遭到官方逮捕，即為顯例）。這明顯地會限制國內的消費，畢竟，在退休制度及其他社會保障制度未整備的生活情境中，一般人民會選擇節省消費來累積儲蓄已備不時之需或擔保退休之後還有活路。這就導致第二種過程：出口導向經濟。在企業必須支付銀行貨款本金或利息且國內需求受到嚴重限制的情況下，唯一的選項是出口。中國正在挖空自己在擴大出口的過程中，關注的焦點是現金流量而非邊際利潤。這意味著出口商品以近乎成本（有時甚至是低於成本）的低廉價格出口拋售變成常見的作法，藉以應付債務的支付。從進口國的角度來看，這種作法將帶來災難性的效果，因為本國（生產函數相同或類似的）企業必須關注資本獲利率，他們在短期上很難和不在乎利潤邊際的中國企業在市場上競爭。倘若放任中國的廉價商品大舉進入本國，那麼本國的整個（生產函數相同或類似）的產業部門將完全被擊潰而消失。與此同時，出口國中國的經濟成長率（主要是用生產與銷售的角度來衡量）將極為驚人。但是，在成長的表象之下，真實的情況是，中國的經濟正在挖空自己：源自國有企業的商業銀行不良債權（NPL）至二○○三年年底已超過五千億美元，而外國的分析家則估計中國政府至少需投入三千億至五千億美元才能夠讓中國的銀行系統免於崩潰。隨著時間的演進與事物的積累，核心問題就凸顯出來：貨款的分派並不是取決於市場因素而是取決於非市場因素。這意味著經濟體系的運行欠缺市場紀律，其他非經濟理性的因素支配著整個經濟體系的運行。更重要的是，市場經濟的紀律（諸如企業倒閉、衰退及產業結構靈活變動等）並未發生。體質上極不健康的企業繼續存在乃至繼續成長，原因只是因為有銀行貨款不斷地注入。貨款的注入會產生一些正面的效果：維持社會安定，讓整個政治體系繼續運作，並且允許銀行可以免於壞帳。但是，債務經濟也會帶來一個災難性的效果：創造出一個僅能依靠堆積如山之債務來維持運作的經濟體，藉以勉強維持住一個已經陷入功能障礙的經濟體系。在這樣一個經濟體系中，不良債權的控管變得極為關鍵。中國主要透過三種方式來避免不良債權。第一是債務重整與挹注新貨款，在帳面上抹消壞帳以維持人們對個別銀行與整個銀行系統的信心。第二是侵略性的出口政策，藉以賺取現金的流入。第三是吸引外國投資人將他們的大筆資金注入中國，主要是透過和亞洲鄰國資本（尤其是東亞諸鄰國的華人資本，包括臺灣）合資的方式。為了讓這些配套措施能夠有效運作，中國政府和企業合力創造了「經濟奇蹟」的假象來吸引外國的投資人。這不是什麼新招數，一九九○年的日本，一九九五年至九六年的東南亞諸國，都曾經這麼做過。而在中國，二○○三年的宣傳戰打得尤其激烈：二○○三年中國經濟成長率超過九％，外匯儲備成長四○‧八％，累計為四千億美元而為世界第二（僅次於日本），至於同年中國吸收的外國直接投資（FDI）總額超過五百億美元，擊敗美國而成為世界第一。與此同時，中國的進口額也大幅成長，其中又以石油的進口最具象徵性：超過日本而成為全球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石油消費國。驚人的經濟表現使中國被視為牽動世界經濟成長的主要力量之一，因而讓外國投資人幾乎以為再不進入中國，肯定會在未來的競爭中被淘汰出局：臺灣的一些資本家們最近大力向民進黨政府要求開放八吋晶圓廠前進中國並獲得放行，就是顯例。簡言之，中國經濟的本質是債務經濟。隨著債務經濟操作的累積，在一個特定時點上，中國各企業對現金流量的要求超乎債務償還與出口需要，卻發現外國直接投資不再填補這些大洞，於是壞帳就會開始累積。很快地，中國的商業銀行發現他們必須面對的各種不良債權超出本行的資金能力，並因此很快地陷入生存危機，一切的行動都轉移到設法維持生存而非求利的焦點上，目的只為了勉強維持既存的銀行系統免於崩潰。一縮就死一放就亂因此，整個金融系統的腐蝕，是一個緩慢的過程。但是，對整個金融系統失敗的認知若一經傳播，將來得既快又全面。很自然地，對中國政府而言，有關金融資訊流量（flow of financial information,FFI) 的管控，是攸關死生的大事。和中國政府合作的銀行，不論是基於政治考慮，抑或基於銀行本身生存的考慮，都會和中國政府配合，共同管控（且經常遮掩）真實的金融資訊，直到紙包不住火，持續惡化的情勢再也難以遮掩為止。當金融資訊的管控與遮掩不再有效，大眾與國際社會，不論他們多麼地不情願，最終認知到主要的金融機構已經腐蝕殆盡時，整個經濟就會走向崩盤的危機，除非中國政府採取激烈且嚴厲的救亡措施。但是，一旦採取這種措施，將更加落實大眾對金融危機的疑慮，從而使危機加速引爆，而危機的引爆本身並不能解決問題。接下來，整個經濟體系將歷經一段漫長的全身不適期——在這個過程中，在加速原理與乘數效果這兩個經濟學原理的交互作用下，一些產業部門的衰退勢必將影響到其他的關聯產業，從而應驗著中國俗諺「一縮就死，一放就亂」的效果。中國政府正努力地謀求預防危機的全面引爆，最近一系列措施的根本用意是制止將銀行系統全面捲入而不斷加速中的債務生成過程。當然，如果銀行停止放貨業務，整個中國的經濟系統就會崩盤。如果中國政府能夠控制局勢，繼續維持住外國投資人的信心並讓他們繼續將大筆大筆資金注入中國，或者如果中國政府可以持續有效地推進擴張性的出口政策，那麼中國經濟便可以免於崩盤的命運。然而，如果出口碰到極限（因為外國買主的需求並非無限）且全球的金融市場因中國的變動而陷入一片恐慌，那麼中國的經濟系統就會崩潰。中國政府知道一場巨大的危機已橫亙在眼前，能不能從這場危機的邊緣安然度過，仍是未知數。四月廿八日有關放貨業務暫停（實質上從四月廿八日暫停至五月八日）的動作，就是為了爭取時間來處理嚴峻的這場挑戰。當華爾街日報搶先在四月廿九日報導這則消息並引起其他國際媒體的跟進後，中國政府警覺到國際社會對中國經濟的信心可能有崩解的危機，因而趕快將先前的命令暫停並否認有下令暫停放貨業務這回事。銀行系統早已失控問題是這個過程已經暴露出中國經濟疾病的嚴重程度，銀行系統已經失控，而北京當局還不很清楚如何能夠穩住銀行系統且不讓國際社會對中國經濟喪失信心。事實是，當前中國經濟所面臨的問題，並不是管理單純景氣循環的技術性問題，而是結構性問題，是整個銀行系統已經幾近全面崩潰並將因此影響到總體經濟的結構性危機。現階段，根據前述國務院的相關作為，北京當局顯然希望透過一些技術性措施來處理這個問題。但是，這些措施看來不會對結構性危機產生真正的治本療效，整個系統正在崩潰之中。整體而言，就像先前其他的亞洲國家難以避免經濟鐵律一樣，中國這一次也無法避免這個經濟鐵律。中國政府並不能採取完成所有診療所需的全盤激進改革，這種作法勢必激起政治混亂。中國政府顯然預見到強行推進經濟改革的經濟必要性，以及推進經濟改革所必然帶動的政治風險。因此，中國政府在發動經濟改革攻勢之前，先封鎖香港的民主，藉以向中國國內的所有勢力展示黨國當局壓制任何民主化要求的決心與意志。換言之，四月廿六日有關香港普選問題的行動，本質上是政治性的先制攻擊。事實上，不僅中國政府相當清楚中國經濟局勢的真實狀況，這種清楚但為言明的認知，還反映在中國人自己的行為之上——市場上明顯出現一些個別投資者與機構法人在發現萬事休矣的情況下，已大筆大筆地將錢抽出中國：中國政府估計一九九七年至九九年的資本逃避總額為五二○億美元，其中有許多是腐敗官員的傑作。外國分析家則估計近年來的資本逃避總額在兩百億至五百億美元之間。這種情況讓中國的領導人判定他們已在經濟事務上遭遇重大危機，而四月下旬的連番動作，就是這種認知的產物。中國政府正努力地謀求管理這場危機，並希望能夠安然度過難關。然而，就算中國政府再努力，最佳的結果充其量也只會是日本式的未死不活。影響與展望重點是，姑且不論日本的經濟困難並未真正解決，在遭遇長達十餘年的經濟危機（「平成危機」）中，日本依靠著強健的民主政治與社會體系，因而能夠勉強度過難關而不至於陷入政治與社會體系的崩潰危機——即政治學學理上所謂的積累危機（ accumulation crisis）導致正當性危機（legitimation crisis）。然而，中國卻沒有那樣的政治體系，當代中國仍然是黨國專政體系且這個政治體系的唯一正當性，就是建立在經濟成長之上。簡言之，日本式的處理，絕對不可能適用於中國。那麼當中國陷入經濟危機時，是否會對全球經濟造成巨大震撼？確實，可能有不少經濟學家或企業家會如此預期。然而，這種預期不符事實。回顧過去幾年的經驗，日本與東南亞經濟的崩盤並未像外界所預期的那樣，對世界經濟產生全面性的衝擊。當然，投資受到嚴重影響，而設定年度獲利率一○％的一些投資計畫也化為烏有。但畢竟有許多國家因為日本與東南亞的經濟危機而獲利，尤其是美國，因為許多資金在恐慌後急忙逃往美國市場。事實上，一些經濟學家主張說，一九九○年代初期與一九九○年代後期美國經濟的兩波熱潮，主因之一就是亞洲避難熱錢的挹注。全球經濟不會因為中國經濟的重症而陷入恐慌。會陷入恐慌的最可能是中國經濟本身，以及和中國經濟緊密相連的周邊鄰國——一般而言，關係越緊密的國家受傷的程度越強。由於匯率被嚴格管控而未能自由浮動，中國政府較七年前的泰國和印尼政府相比，擁有更多的政策工具來處理問題——這是何以中國政府一貫拒絕匯率自由化的根本原因。政治賽局才剛開始在最終分析上，中國的經濟賽局已經結束，而政治的賽局才剛開始。無論快慢，隨著中國經濟往惡化的方向前進，經濟問題所造成的政治後果更為重要。就算中國經濟最後能夠避免崩盤的命運，整個過程也將極為辛苦並將因此支付巨大的代價。就目前而言，中國不會那麼幸運地度過難關，而過完今年，進入二○○五年，整個後遺症會更清楚地暴露在國際社會與中國人民的眼前。結論是，中國的經濟奇蹟已經終結。這意味著，台灣政府與民間對中國的經貿與投資策略，現在都應該重新全盤檢討，「積極開放，有效管理」將被證明是一個錯誤的政策，因為中國經濟的現實表明台灣對中國的經貿政策「積極開放」毫無合理性，而面對中國經濟乃至政治的巨大變局，至少在經濟層面上，台灣也不應高估自己的「有效管理」能力。至於爭論多時的「三通」，至少應等到二○○六年再來檢討。 -- ※ 發信站: 批踢踢實業坊(ptt.cc) ◆ From: 210.85.138.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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