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 whackup:每次看到戶籍政策. 就不由得噁心一次. 211.9.174.113 08/30
推 yves1022:唉，中國！中國！ 210.192.237.48 08/31
中國農民大遠征－－包圍城市
撰文．攝影／張新民
圖文提供／攝影家圖片信息諮詢公司
一九七○年代以來，中共當局為加速工業化進程
而將資源、福利集中配置在各大工業城市
農民被嚴格的制度和行政手段隔絕於城市之外
農村成為工業化政策下的犧牲者，發展遲滯
一九七○年代末期，政策轉向「改革開放」
農村日漸增多的剩餘勞動力
成為大小城鎮新興企業的生力軍
農民為城鎮進步作出深遠的貢獻
但這些城市人眼中的「外來客」
同時帶來日益嚴重的社會問題
隔絕五十年的城鄉關係，累積成鉅量的緊張矛盾
難以解決的棘手問題，才剛開始浮現……
【補貼城市 農村停滯】
1950年代初期，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還停留在農業社會，為儘快
啟動工業化進程，模仿前蘇聯經驗，走重工業發展的道路。
但重工業屬於資本密集型產業，建設周期長、投資大，當時中國
大陸僅靠出口少量廉價農產品賺取外匯，缺乏資本，發展重工業所
需資金，只能從廣大的農村地區汲取；事實上，就是對農產品施行
統購統銷，低價壟斷收購，藉此降低工業所需原料及工資成本；另
一方面工業製品又採高價政策，形成利潤的「剪刀差」，透過這般
財政手段，將農業生產大量挹注於工業發展。
透過高度集中的計畫經濟體制，這種人為扭曲產品價格的特殊積
累方式得以有效運作，城市國有經濟和農村人民公社集體經濟被區
隔開，並嚴格限制產品的自由交換；城鄉間又建立了配套的戶籍管
理制度，嚴密控制人口的自由流動。50年來，城市發達了，農村的
發展卻停滯了。
〔圖〕雲南省巍山縣（蒙化）是古南詔國的發祥地，因地處偏遠，
發展遲緩，居民多數維持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農業社會生活型態
（1993年）。
〔圖〕雲南省貢山縣怒江邊的居民（1997年）。
〔圖〕中國大陸的戶籍制度把公民分成農戶非農戶兩種身分，限制
城鄉交流，農村發展因此停滯不前。圖為雲南省雙柏縣的農戶一景
（1994年）。
〔圖〕雲南省貢山縣一戶人家的舂米情形，邊遠地區依然維持著原
始的勞作方式（1997年）。
【走出山寨 進城打工】
1980年代，農村改革打破了人民公社體制，家庭承包責任制讓農
民重新擁有財產權和身分自由，農業生產力得到解放，農產品供給
全面增長，到80年代中期，城鄉居民的生活水準已越過了溫飽線，
消費水準快速提高。此時期的市場前景和勞動力資源迅速結合，使
得鄉鎮企業獲得很大的發展空間，農村勞動力開始向當地小城鎮和
鄉鎮企業轉移。1978到1944年間，到鄉鎮企業就業的農民總數達到
2千3百萬人。農民們這種「離土不離鄉」的流動，緩解了農村的就
業壓力。
1988年，到大城打工的農民超過了 2千萬人；1993年，驟然上升
到 7千萬人。在1990年代，中國大陸出現了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勞動
力大流動、大遷移，形成波瀾壯闊的局面。一向安分守己的農民們
，突然大舉離開鄉村，走出山寨，他們的目標一致：進城打工。
〔圖〕一家深圳的外資企業到廣東省平遠縣招工的情形。平遠縣農
業可自給自足，但一直有組織、有規模地對外輸出勞動力（1996年
）。
〔圖〕為應求職之需，一位女性在深圳街頭趕拍臨時證件的照片（
1996年）。
〔圖〕大部分農民得靠副業補充收入，這是雲南省羅平縣集市上賣
貓頭鷹的小伙子（1997年）。
〔圖〕有些家庭副業深具危險性，圖為江西省樂安縣一位在家中製
造鞭炮的婦女（1998年）。
【來勢洶洶民工潮】
二元化的城鄉戶籍管理制度有效控制了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保
證城市的低價福利分配，卻加劇了農村勞動力的嚴重過剩，大量農
村人口長期被排除在工業化、城市化的進程之外，人和土地的關係
高度緊張，低效率、低收入所形成的惡性循環，使農村和農業長期
不能正常積累，而處於停滯狀態，嚴重壓抑了農民的積極性，最終
引發1970年代末期以農村為先導的中國大陸經濟改革，並觸發了洶
湧的民工潮。
民工潮來勢之猛，令人始料未及。人們還沒來得及問為什麼，城
門已被打開，鐵路已不堪重負，鄉下人堂而皇之在城裡城外安營紮
寨，城裡人四平八穩的生活頃刻之間被攪得亂了套。農村勞動力跨
省市大規模流動，帶來了一連串令人頭疼的問題，既包括交通運輸
和城市基礎設施的巨大衝擊、對社會治安所造成的壓力，也包括農
村精壯勞動力外出打工導致農業勞動力素質下降、土地荒廢、傳統
社區結構失衡等問題。
〔圖〕湖南省懷化縣滿載農民工的長途巴士。懷化地區每年春節都
組織車隊運送勞工於堔圳間往返，1千1百多公里的路途，晝夜兼程
約需40小時（1995年）。
〔圖〕重慶市公車上的臨時搬運工（1994年）。
〔圖〕成都市街上推著三輪車接送孩子賺工錢的車夫（1994年）。
在城市謀生的農民們，多從事城裡人不願意幹、不屑幹的髒、重、
險、累，而且報酬低的體力活。
〔圖〕外出打工的農民在故鄉和城市間的往返，仰賴鐵路運輸。每
到春節，廣州火車站必定擁擠不堪（1990年）。
【吃苦當作吃補】
農民們向城市遠征，除了旅途勞頓，更難克服的是──城裡人對
農民的排斥感，甚至歧視。大多數城裡人對傳統戶籍制度習以為常
，認為國民財富高度集中於城市，天經地義，城市屬於城裡人，農
民就該待在農村；農民進城，增加了城裡人的就業壓力，等於搶他
們的飯碗，影響了城市的穩定。
戶籍制度帶來長期的貧富和教育差距，造成很多城裡人心中難以
更改的刻板印象：農民的素質低下，沒有文化，因而對農民有一種
來自心靈深處的鄙視。慢慢地，貧窮、落後、愚昧、保守，幾乎成
了中國農民的代名詞，連城裡人罵人都說：「真他媽農民！」
〔圖〕改革開放政策提升了農業生產力，促使農民向城市流動。圖
為四川省德陽縣城旁一對夫妻所開設的鞋墊鋪，他們剛從鄰鄉遷來
（1995年）。
〔圖〕廣東省深圳市的搬運工（1991年）。
〔圖〕浙江省寧波市街上踩三輪車載客的少年（1996年）。
〔圖〕重慶街頭常見拿著一根棒棒、一束麻繩的「棒棒軍」。這些
農民憑著一身氣力為人做臨時搬運工作，總數超過10萬人（1994年
）。
〔圖〕深圳市的洗牆工。民工擔任的工作多半危險、低薪、沒保障
（1997年）。
【城市裡的貧民窟】
一無所有、只靠出賣勞動力到城市謀生的農民們，大多集中在製
造業、服務業、建築業做臨時工、季節工，幹的大多是報酬低微的
體力活；他們工作時間長，體力消耗大，幾乎沒有假日、醫療保險
、社會保障和其他社會福利，僅有的勞動保險大多僅限於重大工傷
事故，通常是一次賠償結清。季節性、臨時性的工作使外來農民工
註定要永遠處於飄泊狀態。
依過去戶籍制度規定，進城打工的農民在城市無永久居住權，民
工也沒有在城裡購屋的能力，他們通常聚居在臨時性的出租屋、工
棚，甚至尚未完工的建築物裡；條件好一些的企業，會提供集體宿
舍，但絕少有夫妻和小家庭能共處一室。一些城市的邊緣地帶，還
出現很多同鄉民亞的聚居區（如浙江村、河南村等），小商店、簡
易娛樂場所、臨時的交通線路等，一應俱全，有的甚至還有診療服
務，形成了獨特且帶有貧民窟性質的小社區。這些小社區屢遭當地
政府清理取締，但總是春風吹又生。
〔圖〕這處沿排水溝搭建的棚屋區環境很差，在拍照的第二年已被
拆除（1996年）。
〔圖〕計算煤油爐的數量，就知這棚屋內有幾戶房客（1996年）。
〔圖〕廣東南部一處棚屋，居民來自四川西充縣。10張大床疊起，
密密匝匝圍成一圈，每個鋪位住兩人，有夫妻檔、姊妹檔或朋友檔
，每間棚屋都住20人左右，這樣的「團結戶」在珠江三角洲地區很
常見（1996年）。
〔圖〕棚屋區的雜貨鋪有一台電視機，前面總是圍滿了人（1996年
）。
【世襲桎梏難翻身】
「農民」是沒有城市戶口的中國公民，代表一種身分，而非一種
職業。職業可以選擇，身分則不但與自己生死相伴，而且是子孫世
襲。如果不是考上大學、當了公務員或者軍官，農民的子子孫孫，
仍須世代維持農民身分。
隨著民工到城裡生活的「農民子女」，想進城市學校讀書，幾乎
不可能。「外來兒童」如果要在公辦的正規學校上學，就得交所謂
的「借讀費」。不可思議的是，這是「國家規定」。《義務教育法
實施細則》明列：「適齡兒童、少年到非戶籍所在地接受義務教育
的，經戶籍所在地的縣級教育主管部門或者鄉級人民政府批准，可
以按照居住地人民政府的有關規定申請借讀。」如此一來，「外來
兒童」的教育權就取決於地方政府的「有關規定」了！子女要想在
城市學校唸書，要繳納高過城裡人數倍甚至數十倍的學雜費。最近
出現了為外來民工子女提供教育機會的民辦學校，但辦學條件與師
資都不高，且仍有許多孩子進不了學校。
〔圖〕江西南昌的麻丘鄉有 1萬餘人常住在湖北武漢做小買賣或打
工。1993年，麻丘的小學校長帶著老師來武漢，在上牯牛洲租民房
作教室，近 3百名麻丘子弟才得以上學（1995年）。
〔圖〕很多民工無力負擔孩子在外地的教育費，甚至還要孩子一同
掙錢。這是廣東省番禺市一間飯店裡幫工的孩子（1991年）。
〔圖〕深圳街頭一個硬纏著路人買花的孩子（1996年）。
〔圖〕雲南省雙柏縣屬於偏遠地區，孩子們的生活條件一般都不太
好（1994年）。
【繁華都市邊緣人】
民工的廉價，除了農民自身的能力和素質外，主要還是在於農民
身分的不平等。城市中「正式的」勞動力市場叫「人才市場」，進
進出出的都是城裡人──連城市人口都還有數百萬名處於失業狀態
，農民又如何去爭搶其他的工作機會？基於身分區隔，農民的勞動
力市場只存在於一個有限度的、體制外的範圍。為了在城裡掙得高
過在家鄉務農的收入，農民們付出了常人難以辦到的代價。
為了將大量流動人口納入當地組織管理，各地政府都頒布了具體
辦法，但眾多措施所凸顯的應急性和臨時性，又加重了農民的流動
成本。據調查，有的地方要求「外來工」、「農民工」必須辦理的
各種證、卡，竟多達6、7種，──身分證、健康證、婚姻證明、教
育程度證明、計畫生育證明、外出人口就業卡、進出特區通行證，
以及一些行業的上崗許可證等等，有的證卡要定期更換，每次更換
都要繳交規費。「三無」的盲流人員（無合法證件、無固定住所及
無正當工作或經濟收入的人），則將成為公安搜查、遣返的主要對
象。例如在北京市，辦個暫住證就得 180元人民幣，幾乎等於一個
農民半年的生活費！他們來到陌生的城市，必須用自己的血汗餬口
；但在他們身無分文、工作也沒有著落的情況下，就必須先繳交一
大筆「人頭稅」。
〔圖〕廣東深圳賣「文化衫」的攤子。衣服上印製的標語反映了經
濟和社會的現況，也是打工族的心聲（1994年）。
〔圖〕海南省海口市一群大學生利用尚未找到工作的空檔，在街頭
自娛娛人一番（1998年）。
〔圖〕走進城市打工的農民不易被城裡人認同，往往成為「都市邊
緣人」，不但妨害市容，有的甚至鋌而走險，成為犯罪分子，形成
嚴重社會問題。圖為深圳警方逮捕自行車竊賊的情況（1998年）。
〔圖〕來自農村的氣功師在深圳歌舞廳裡串場表演危險動作（1990
年）。
【現代冒險家：打工妹】
深圳是最早、最多引入外來工的沿海大城市，毗鄰港澳的地理優
勢和廉價的勞動力，使得眾多外資企業在這裡如魚得水。建市20餘
年來，深圳的暫住人口就占了總人口的 7成以上，可以說，沒有外
來工就沒有今天的深圳。
珠江三角洲一帶是較早接納幾百萬的外來工的地區，並且意識到
外來工對本地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深圳市1996年總人口 345萬，
其中設了戶籍的才88萬，在外來的 129萬農村人口中，女性83.6萬
，占 64.8%；她們主要在製造業工廠工作，平均年齡只有23歲。
打工妹為深圳所做的貢獻是顯而易見的，但是，她們的生活又是
如何？經常可以聽到這樣的說法：在珠江三角洲「女的比男的好找
工作」，這是事實；但是女性「好找」的，都是那些不需技術、工
作時間長、低工資的工作……
〔圖〕深圳市民在街頭上的婚紗妝扮，吸引了很多打工妹駐足圍觀
，羨慕之情溢於言表（1996年）。
〔圖〕深圳工廠的飯堂。有上千人同時進餐，為了節省時間，所有
女工都站著用餐（1991年）。
〔圖〕謝超英（前）1984年從福建仙游縣來到深圳打工，1996年女
兒謝玉萍也來同一家公司工作，母女倆住同一個宿舍（1997年）。
〔圖〕海南省三亞市的脫衣舞表演，台上的主角大多來自貧困山區
（1995年）。
《簡析大陸盲流問題》
採訪．整理／游重光
現代化的進程是當今各國共同追求的目標，也是必然要經歷的
過程。現代化的地理特徵，最明顯的指標就是都市化程度愈來愈高
。但中國大陸卻長期受戶籍制度所限，阻礙人口流動，導致城市不
完全發展的特殊情形。
台灣大學人口與性別研究中心主任姜蘭虹指出，地理學對人口
遷移所作探討，主要是單純的「推－拉理論」──即生活品質較差
的地區對人口有推斥力，生活品質較佳的地區則反是。中國大陸的
農村人口受城市工作機會的吸引而移動，與「推－拉理論」有相符
之處；但因戶籍制度的牽絆，又與一般定義不盡相同，形成人口遷
移現象的特例。
一九五○年代，中共當局為了優先發展重工業，使農村扮演集
結資源以支助城市工業化的角色，農產品不等價交換的結果，農村
與城市的生活水準逐漸拉大；為了謀求更好的生活，當時農村勞動
力便開始向城市流動，與城市居民間的衝突也逐漸浮現。
【戶籍制度 無形高牆】
針對這個問題，中共官方曾接連發出多份「防止農村人口盲目
外流」的指示，要求基層配合執行，但收效甚微。到了一九五八年
，《戶口登記條例》正式頒布實施，從法律層面將人民劃分成「農
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規定公民必須持有城市勞動部門的錄
用證明，學校的錄取證明，或者城市戶口證記機關的准予遷入證明
，才能由農村遷往城市。大陸人民自此便被一道無形的高牆區隔成
「農民」和「市民」兩種類別。
依該條例的設計，在糧、油、副食品補貼、醫療、保險、就業
、教育等相關配套規定，均獨厚城市人口；甚至規定城鄉男女通婚
，農民身分的一方也不准遷入城市定居，若女方為農民，所生育子
女只能在母親定居的農村申報農業戶口；市民和市民的婚生子女則
可繼續保有市民身分，世代相傳。城市生活和市民身分相對農村而
言，享有絕對的優勢，形成明顯的歧視。
在中國大陸，一個人從生到死，不論是吃糧、上學、工作，都
和戶口、身分息息相關。透過戶籍管理，使當局達成社會控制與治
安維護的目的；戶籍也是分配人民生活物資的依據，並藉以控制城
鎮人口規模。戶籍制度的功能早已超過「戶籍」的單純意義，更深
深滲透到社會、經濟層面，成為區隔城鄉，束縛農村工業化、城市
化的阻絆。
此後二十年，當局致力維護戶籍制度的完整，防止農民進城落
戶，嚴密控管農村人口向城市、集鎮遷移。經過長時間的隔絕發展
，大陸的「農村－城市」雙元經濟體制於焉形成，不公平現象也逐
漸累積、加深。農民無不設法擺脫身分限制──以擔任軍官，或考
上大學、大專等方式，轉為「非農」身分。惡性循環的結果，優秀
人才紛紛轉入城市，農村發展更乏人協助。
一九八○年代初，情況開始轉變。實施改革開放後，農村實施
家庭聯產承包制，農民生產意願受到激勵，耕作效率大為提高，但
農地畢竟有限，農村地區便發生了勞動力過剩的現象，這些勞動力
轉而進城打工，數量也愈來愈多。這些流動人口通常只能選擇城裡
人不願從事的低薪、危險工作。
隨著市場改革的深化及經濟增長效率趨緩，城市可供分配的社
會資源相對短缺，城市居民與外來人口之間不平等待遇也開始明顯
，進城打工的農民常被貶為「黑戶」而不受歡迎；大批「盲流」往
往在飢寒交迫下鋌而走險，作奸犯科，成為都市邊緣人；或是基於
同鄉照應，搭棚群居，成為都市中的違章貧民區。以上種種，均造
成嚴重的社會問題。
【進城趨勢 有增無減】
來到城市工作的農民，即便常住於城市工作，也只能申請「暫
住證」；即使申請到城市居留權，也未必能順利改為非農身分；就
算費盡千辛萬苦成功改為城市戶籍，能享用的市民福利往往也受重
重限制。這是名副其實的「一國兩制」，也是政府對國民極不合理
的管制。目前仍以戶籍限制人口流動的，僅有中國大陸、北韓和中
非的貝南三個地區。
中國大陸現有的農戶人口約占總人口七成，目前仍在農村務農
者約五成，其餘則透過各種形式，「暫住」在城市、城鎮中打工。
在工業化與都市化的浪潮下，目前農民進城的趨勢依然有增無減。
當然也有一部分在城市打工攢了錢的民工，回到故鄉或鄰近農村開
辦企業，一般都頗獲好評；他們被稱為成功的「農民企業家」，努
力一場，還是擺脫不了農民身分。
因應戶籍制度造成的負面影響，以及流動人口湧向城市的壓力
日益嚴重，中共當局也開始採取新對策。首要考量，是照顧農民打
工需求的同時，一面分散、減緩大城市的壓力，折衷之道便是鼓勵
民工到一般小城鎮工作和居住，如一九八四年的「自理口糧戶」政
策、一九九二年的「當地有效戶口（藍印戶口）」規定、一九九七
年試辦「小城鎮戶籍管理制度改革」，這些政策多以開放民工在小
城鎮落戶為主。
一九九八年當局發表文件，要求公安部門在嚴格控制大城市規
模、發展中小城市的前提下，改革城鄉通婚子女身分及夫妻居住等
問題。目前當局已決定推廣九七年的改革，多位官員、學者也建議
，應該儘速打破城鄉分離的農業、非農業二元戶口管理制度，逐步
廢除各種臨時性的、非正規的戶口制度，建立城鄉統一的戶口登記
制。
政治大學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副教授吳德美指出，八○年
代末至九○年代初，以小城鎮為主要根據地的鄉鎮企業興起，當時
的確有效吸納了相當數量的農村剩餘勞動力；但近年來鄉鎮企業規
模已趨飽和，對勞動力的需求不若以往，民工潮的流向恐怕無法如
中共預期，「有序地」導向一般小城鎮；大中型城市工作機會多、
世面廣，吸引力相對還是大得多。
去年中國大陸加入ＷＴＯ，廉價農產品也將對農業部門產生重
大衝擊，預估又有一億五千萬到兩億農民將被迫離開農地，另謀生
計，這是大陸當局將面臨的嚴酷考驗。
【他山之石 足資借鑑】
人口遷移本是地理學上的正常現象，中國大陸過去由於政策的
干預，造成如今難以收拾的慘痛經驗，值得借鑑。
在台灣的發展過程中，也曾有近似的經歷。光復初期，外匯短
缺，政府採取進口替代政策，並以「肥料換穀」方式，將農業生產
補貼工業發展；另一方面，則因土地改革政策的成功，促進了農業
生產力，也使農村出現剩餘勞動力，這些人口便從鄉村遷往都市，
尋求新的工作機會。
人口流動最顯著者，首推一九六○、七○年代的「經濟起飛期
」，大量台灣中、南部居民遷往台北市及近郊板橋、三重、蘆洲、
新莊、中和、永和等地，造就這群衛星都市的基礎。至今每到春節
等假期，也總是發生「返鄉運輸」的問題。
依先進國家發展經驗，通常是按都市計畫，使都市化過程平順
、有序。台北近郊這批衛星都市雖歷經都市計畫整建發展，當年所
經歷的雜亂無章，如狹小彎曲的市街、混亂的住商景觀，至今猶存
。
另一方面，台灣近十餘年來的產業轉型，也造成了顯著的國際
人口遷移現象，如外籍勞工來台打工、台商及眷屬長期定居大陸工
作、兩岸通婚、外籍新娘等，其間所面對的福利待遇、社會問題以
及相關的運輸行旅需求，又何嘗不是大陸「盲流」問題的縮影？
責任編輯／游重光
〔圖〕重慶附近農民蜂擁參加一場市區遊行，幾乎把街道擠爆（19
84年）。張新民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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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信站: 批踢踢實業坊(ptt.cc)
◆ From: 140.112.214.111
※ 編輯: LeonYo 來自: 140.112.214.111 (08/30 17: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