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學期修少年法，老師是少年法庭的法官，上次有個「女友當檳榔西施，
被嘲笑洗衣板，所以拖人把對方幹掉」的案子，就是他辦的。
據他的說法，進少年法庭的小朋友（國三以下）真正頑劣的不多，多數其
實是在得不到家庭、社會的關注之下，而漸漸有了偏差行為；甚至我們可
以說，如果這個社會當初能夠給犯罪的小朋友多一點資源（從學校體系、
從協助他的爸媽就業，不要天天跑夜市擺攤不管他），他們其實多數是不
至於犯罪的。
或者我們往上提，德國刑法學者李士特說過「最好的社會政策就是最好的
刑事政策」，促使社會的資源分佈能夠至少維持一個人的基本需求，才是
根本降低犯罪率的手段（至少財產犯罪如此）。
但即使如此，難道我們可以主張「要是社會分配給犯罪者的資源夠多，他
們多數都不至於犯罪，所以該處罰的是大環境、而非單一行為人」？如果
犯罪行為脫離個案判斷（當然主觀犯意與動機仍要兼顧），而提升到政策
的層面來辯論，那會是刑事司法體系崩解的開始，而這應該不是我們所樂
見的。
※ 引述《superper (小鬍子將軍)》之銘言：
: 一個政策有偏誤也足以至人於走投無路之境，一個惡法對人們
: 的傷害是穿著正當性的外衣的，它不明顯的讓人外傷死亡。
: 楊儒門的手法過激，但是農民的確是欠缺資源的一群，楊儒門身
: 為單子的個人，曾經投書農委會吧！卻沒有回應，如果有用，大
: 家在乎了那他用爆裂物幹嘛？他已經嘗試過正當的手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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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re a cow
give me some milk or else go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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