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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1年，陳文成教授由美國衣錦返鄉，卻被發現陳屍在台灣大學的地上。他的死亡，大
多數人均認為是肅禁異己的政治陰謀。採訪這案件時，作為一個新聞記者的我，當時認為
這是值得報導的好題材，沒想到卻身不由己捲入這漩渦，最後連我自己的一生亦受改變。
陳文成命案記憶猶新
事件發生迄今已有22年，但是陳文成命案在許多人心中仍是記憶猶新。在台灣自我蛻變的
動盪時代裡，此事件亦常被提及並加以凸顯出來。在這期間，我也沒有被全然淡忘。偶而
當新聞報導歸根究底探討此謀殺懸案時，我看到我的名字也會出現。至今，我仍被認為是
用「解剖驗屍」字眼來報導陳文成命案的記者，我也因此而付出相當的代價。
當他31歲被害時，陳文成在政治上還是鮮為人知的人物。生前，他只是當時許多心懷不滿
，率直敢言，熱愛家鄉的海外台灣知識分子之一；死後，他變成英雄，並與其他為相同理
想而犧牲的烈士同樣受人悼念。相形之下，我當時只是個年輕，力爭上游的美聯社通訊員
，希望為自己建立點聲譽。我一向以不偏不倚的平實論點來報導政治面的發展；但是，報
導陳文成事件卻中斷了我的生涯規劃。首先是我的新聞採訪證被吊銷一年多，接著被迫離
開台灣到海外去尋求我的新聞生涯。由於(台灣)政府對新聞自由的莫名恐懼，認為將對其
造成威脅，我遂成為它們的犧牲者。
他未歸化為美國公民
我從未與陳文成或他太太謀面，對他本人也認識不深。陳文成雖是一位熱情的理想主義者
，他從來不是一位政治活躍者，也沒參與任何顛覆活動。他是一位工作努力，專業有成的
數學家，任教於匹茲堡的卡內基美隆大學，可說是前程似錦。他表面看來木訥寡言嚴肅，
但對台灣的政治一直關心；在他死時，他持的仍是台灣護照，並未歸化為美國公民。在美
閒暇時，陳文成喜歡和想法相近的一些台灣知識分子聚會，他們共同的夢想即是一個自由
民主的故鄉。在熱烈討論時，他會直言批評在台北的執政當局；他也曾由美國以個人支票
寄回台灣支持當時風起雲湧的民主運動。據我所知，他為促進一個更好的家園所做的努力
，也僅止於此。
死因有被謀殺之懷疑
很不幸，他率直誠摯的批評言論，在他而言是基於善意，已流傳到當時的所謂「校園間諜
」耳中。這些間諜乃台灣情報人員奉派在國外監視並壓抑海外對民主運動的支持。陳文成
的言論被收集建檔，對他極為不利。因此，1981年七月2日，在他由匹茲堡返台探親期間，
當時的台灣警備總部(目前已不存在)將他接走，幾小時後，被人發現他已死亡。他的死因
有被謀殺之疑卻一直未能被證實；為此，有好長一段期間，陳文成命案使國內外台灣人民
對台北執政當局不滿，在某種程度上，亦影響及當時台灣與美國的關係。
當採訪此謀殺案時，我有機會與陳文成的父親陳庭茂見面交談。陳老先生從不主動提供他
兒子的個人資料。他有時到我辦公室，告訴我一些此案的最新發展，認為我是他唯一能相
信，也會據實報導的記者。我確是根據他所言寫了幾篇新聞稿。我相信，這位忠厚老實的
陳老先生乃是要為他兒子尋求公義，卻不知如何著手進行，也不知他可以相信誰。他從來
就沒有操控誤導我的意圖。
父親要為兒子尋求公義
一篇我根據採訪陳老先生所寫的報導，是我麻煩的開始。摘自陳庭茂所言，我在報導中述
及兩位美國人來台調查此案，並解剖驗屍陳文成的遺體。這兩位來客是陳文成博士在卡內
基美隆大學統計系的同事，摩里斯‧地古陸特教授，和法醫專家賽里兒‧魏契醫生，後者
曾檢驗過甘乃迪總統的遺體。在停屍間內，陳庭茂陪伴這兩位美國人，親眼看魏契醫生由
口袋中掏出解剖刀，在陳文成的遺體劃了至少兩刀。離開停屍間後，陳老先生打電話給我
，告訴我這些過程。我一再問他，以確定他並沒編造故事，我也打電話給這兩位住在圓山
飯店的美國人，想向他們求證，但可惜一直聯絡不上。後來，引用陳老先生所言，我送出
一份報導，說這兩位美國人對遺體做了“解剖驗屍”。在報導中，我也言及無法及時請這
兩位美國人為此事證實。這只是一份簡短直述的即時報導，並無我個人的任何評論。
後來在那天，我終於以電話聯絡上地古陸特教授。他在電話中並不願意多言，只建議我們
即刻在圓山飯店的咖啡廳會面，所以我立即前往赴約。當我們見面時，他並不證實魏契醫
生是否有解剖驗屍；只說他如果這樣做的話，在當時的戒嚴法控制下，他們將無法離開台
灣。我告訴他，他未免太誇張了，但他只要求我不要再追問下去，保證在他離開台灣之後
，他會向我確認事情的真相。
遲來的證實為時已晚
會面後兩天，地古陸特在夏威夷旅途停留時，確有打電話回來給我。他明白告訴我，他們
確實有開刀解剖遺體，以確認陳文成的死因。他並向我道歉，因他與我先前會面時未能當
場親自證實，而後來臨走在機場開記者會時亦是如此。他希望我能了解他的苦衷。地古陸
特遲來的證實為時已晚。當我在美聯社辦公室接聽這長途電話時，我的新聞採訪證已經被
吊銷，並被禁止從事任何新聞工作。對外公開宣稱作此處置的理由是：美國人並未對陳的
遺體作解剖驗屍，我的報導不實。
其實，當我送出「解剖驗屍」報導的隔日，我的痛苦歷程即已開始。新聞局來了一個電話
，要與我及我上司面談。來電者沒透露任何跡象，我也不覺有不尋常。當我與同事抵達新
聞局時，我們馬上被告知，由於我寫了一份非事實的報導，為此我必須儘快更正。他們要
我另外寫一份報導，說根本沒有解剖驗屍一事；或是在美聯社的國際電傳網作公開道歉。
我向他們解釋，後者的作法是前所未有，也不符國際新聞行業的規範；至於更正則還有可
能，但必須遵照明訂的程序。我強調我必須有個可以轉述的消息來源。既然我的報導是根
據採訪陳文成的父親所寫，我要求讓我先與陳老先生聯絡，以做進一步的求證，這請求當
場被否決。我接著建議以新聞局為否認解剖驗屍的消息來源，而這也被拒絕，理由是台灣
政府並無參與此事。最後，我建議讓我當面質詢臨走的地古陸特和魏契兩位，他們當時在
2小時後即將在機場召開記者會，但是新聞局也不准我去機場。這時，新聞局所傳達給我的
訊息已是非常清楚，我要不是「自己更正自己」，就得面對尚未明確但必然嚴重的後果。
安排演講遭警告
在被羞辱及困惑的心情下，我回到我的辦公室，與我在香港的上司聯絡。我不能了解，這
些新聞局官員，平時與台北國際新聞界的來往尚稱開放友好，對這份遵照所有新聞程序的
真實報導會有如此激烈的反應？
同樣地，我也不能了解，這些受西方教育的官員，也在國外做過事，居然會提出一個如此
荒謬且違反民主的更正要求？難道是因為我過去曾犯錯，成為他們鎖定懲罰的目標？還是
另有它因？
這些年來，我雖曾多方猜測但尚無法了解，為何新聞局會有如此的反應？同樣地，陳文成
命案至今猶然懸而未決，而看來破案的機會也相當渺茫。從來沒有人能夠或願意解釋為何
他被情治人員偵訊後會陳屍在他的母校台灣大學？
為了釐清新聞局對我不滿的一些可能因素，我回顧檢視一些我過去所寫的報導。在陳文成
命案之前，我曾經寫一些有關台灣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報導，傳閱頗廣。其中有一篇採訪
稿，針對在台灣令人詬病的戒嚴法加以討論，而此文在國際前鋒論壇報刊出。我身為被台
北外國新聞機構聘用的第一位台灣出生、非大陸人的台灣人，當時由大陸人控制的新聞局
對我即心存懷疑。我對我的工作非常用心，表現也比同業競爭者好上許多；儘管如此，但
對一些人來說，我還是太偏向自由主義。
陳文成案並非我與新聞局的唯一一次不愉快經驗。稍早之前，當我安排一位台裔美籍政治
學家在外籍記者俱樂部的晚宴演講，此人如今是立法委員，而他的演講是討論台灣與美國
的關係，講題也直接以台灣來稱呼台灣，而非中華民國。為此，我接到新聞局嚴厲的警告
。演講那天，兩位新聞局官員來參加飯前的酒會。他們臉無表情，直接朝我走來，說政府
對我非常不快，因為我沒有以官方名稱稱呼台灣。他們傳達了這份口頭警告後就離席而去
，而這講題並非我所擬訂，連讓我解釋的機會都沒有。在驚愕困惑中，我認為他們其實可
以很容易地先打電話給我，以較輕鬆的方式來表示他們的關切。如果他們這樣做的話，我
就會盡我所能來與他們配合。我只希望將事情做好，並不想製造不必要的麻煩。很有趣的
是，20年後的民主台灣，如今正熱切地追求正名認同。
執政當局由於解剖驗屍的報導而對我懲罰，有可能是因為我過去不夠謹言慎行所致。何況
，此事件也可能另有所涉，並不只是一件謀殺案，抑或新聞自由的問題。雖然我不認為我
會得到答案；但是，寫了解剖驗屍報導而受此折磨，我承認這歷程至今仍是我的夢魘。
採訪證暫被吊銷
當我被新聞局叫去面談並要求自我更正後，我回到辦公室立即焦急地想設法挽救這看來不
妙的局面。至於地古陸特和魏契解剖陳文成的遺體，是否有違反台灣的法律，或是他們先
前與當局的約定，這對我而言，已不再重要。在我心中，要解決這問題，就是立即採訪一
位有參加機場記者會的當地記者友人，寫一篇後續的報導。我以電話採訪這友人，而這位
朋友已聽到我所捲入的麻煩，也害怕和我說話，要我不得洩露其名。果然如我所預期，這
兩位美國人說他們沒有解剖驗屍陳文成的遺體。
當我在打字寫一篇反駁我自己先前有關解剖驗屍報導的新聞稿時，我聽到當地一家國營電
視台晚間黃金檔的新聞女主播正提到我的名字。她說，由於我寫了一篇編撰不實的報導，
我的記者採訪證已經暫被吊銷。
我幾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自我離開新聞局後，在這幾小時內，政府當局與我之間並無
任何聯繫來顯示這嚴厲處罰的即將來臨。新聞局乃根據已離境美國人否認解剖驗屍的說詞
，來正當化他們對我所作的處置。看來，政府中的某位高層認為我並無悔意，剝奪我的採
訪證乃是應有的懲罰。
泛政治化變鬧劇
幾天後，再一次無任何預警，新聞局宣佈將我的新聞採訪證完全取消。我是從當地的媒體
得知此消息，而我個人或美聯社從未收到官方的正式通知。很顯然地，我已成犧牲的代罪
羔羊。
為了合理化他們對我的處置，執政當局告訴立法院，我的解剖驗屍報導乃是一家外國新聞
機構所蓄意編撰；而這正是外國殖民主義再一次想陰謀操縱中華民國的活生生證明。事先
通知電視記者有關此事對國會的說詞，這官員演說時又把昔日殖民主義在中國的侵略與干
預混為一談，誓言將保衛台灣，不讓外國得寸進尺佔到便宜。
到這時候，原本只是簡單的新聞採訪問題，如今卻演變成台灣與幻想中以美國為首的殖民
主義之間的大事。至於我是愛國的台灣人，早已被人忘記。
由於不滿政府所宣稱的理由，三位反對黨立委開始關心我這件事，並在國會中質疑政府對
此事的處置。這原本是出自一片善意，卻反而使事情更加複雜；我採訪證被取消作廢一事
，如今亦成為執政當局與反對黨之間的爭議。
至於事情的真相，地古陸特教授和魏契醫生已對外宣佈他們查證的結果，認為陳文成乃是
被謀殺的受害者，在他死前曾受到嚴重的毆打，這反而似乎不再是問題的重點。
為了讓我能由此困境脫身，美聯社曾嘗試所有能協商的管道，包括向台灣政府的最高當局
陳情。在台灣重新建立良好的工作關係，亦符合美聯社自身的利益。
我一方面眼看自己的案子戲劇化地轉變成可悲的鬧劇，我同時卻是無能為力來自救。我已
被禁止從事任何新聞工作。在某個角度來說，我乃是做我應做之事，卻為此而受到懲罰。
在一年毫無動靜後，有天我突然被告知，只要美聯社不將此事對外宣佈，而我也不和當地
媒體談及此案，政府就可以靜悄悄地將我的資格回復。是以，我就在此情形下，再度成為
一個新聞記者，好像先前沒有發生任何事的樣子。
幾個月後，在1983年，我被調到印度，而這職務的調整，我認為應是美聯社和台灣政府協
商後的決定。於1986年，在得到新聞局同意後，美聯社又將我調回台灣，擔任台北辦公處
的主任。
當我第一天上班時，我卻接到新聞局通知，告訴我不得從事記者工作，因為我的資格從未
被正式恢復。在澈底沮喪及萬分挫折下，我收拾行李離開台灣，不再回頭。
（作者為前美聯社駐台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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