徵兵制與募兵制的比較 (施正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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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kamoo (百萬人手牽手護台灣) 看板: politics
標題: 徵兵制與募兵制的比較 (施正峰)
時間: Thu Mar 11 14:20:09 2004

主張與反對徵兵制的理由

以美國的經驗來看，大體是在戰爭時期才採取徵兵制，平日則採用募兵制，也就是說，唯
有在國家安全面對重大威脅之際，才有必要進行大規模的兵役動員 (Oxford, 1994)。然

而，這種戰爭vs. 和平、以及徵兵vs. 募兵的二分法，逐漸出現例外。在越戰期間，由於
國內反戰呼聲高漲，尼克森總統在1973年斷然廢除徵兵制，迄今維持志願役 (All Volunt

ary Forces)。不過，儘管蘇聯解體、以及冷戰結束，美國轉而積極從事集體安全、維持和
平、營造和平、以及建構和平的任務，在兵源上漸有捉襟見肘的窘態，又開始有徵兵之議
(Bandow, 1999)。

其實，徵兵與募兵並非相互排斥的兵役制度，如果以光譜的方式來呈現，世界各國的兵役
制度 (military service) 可以分為六類 ：（一）採取徵兵制，而且沒有代替役，譬如

以色列、南韓、新加坡；（二） 採行徵兵制，但允許非戰鬥的軍事役，譬如俄羅斯、瑞
士；（三）採用徵兵制、不過，也有非軍事、或是非武裝的軍事役，譬如奧地利、芬蘭、

德國、台灣；（四）採取徵兵制，不過，並沒有真正實施，譬如薩爾瓦多、那密比亞；
（五）雖有選擇性的徵兵制，卻以募兵為主，譬如，阿根廷、中國、印尼；（六）採取
募兵制，譬如，澳洲、美國、加拿大英國。

一般而言，贊成徵兵制的人不一定反對募兵制，也就是說，有可能接受兩種並立（也就是
採混合制），也有可能主張以徵兵制取代募兵制。相反的，反對徵兵制的一定要接受募兵

制，也就是說，兩者是相互排斥的選項，除非是主張徹底廢除軍備的反戰論者，也就是連
防衛性國防也反對者。既然目前的爭議在於徵兵制的可欲性，我們大致根據Bandow (1999
, 1994, 1990a, 1990b) 的分析，將主張徵兵制、以及反對徵兵制的看法分述如下。


一、募兵制的員額、素質、流動率

主張徵兵制的人認為，由於一般社會對於軍方沒有好感，再加上職業軍人薪餉比起民間相
對偏低，往往招募不到好的人手，特別是隨著武器的精進，專業人士寧願選擇企業界（倪

岱峰，1997）；甚至於職業軍人延長服役年限 (retention) 的比率日降，高度流動率也
造成訓練成本高漲，特別是飛行官、電腦人才 (Bandow, 1999)。

其實，既然精簡兵員是國際環境的大走向，而且我國近年來也實施「精實案」，目標是在
如何提高軍方的整體效率、或是特殊專業人才的比率，而非員額的總數，也就是應該認真

如何思考素質的問題，而非數量 (Fallon, 2001)。如果說過去的常備兵並未被珍惜是言
過其實的話，目前軍方對於大兵則視為溫室的花朵，唯恐動輒得咎，反而造成看護上的負
擔。

相較於常備兵，不管是把當兵視為職業 (job)、志業 (career)、或是任務 (mission)
(Janowitz, 1971: 104)，志願役原本就比較穩定；此外，根據美國的經驗，不論是從教

育程度、學科測驗、還是家庭背景來看，職業軍人的素質都高於社會的平均值 (Bandow,
1990a)。因此，與其費心說服原本就不太願意當兵的常備兵轉服職業軍人，倒不如將心

血放在如何運用市場機制來吸引年輕人投筆從戎，特別是在經濟景氣衰退之際，三軍的廣
告行銷仍有相當的改進空間。如何再提高薪餉、改善福利，同時，正面檢討社會上對軍人
的貢獻，也可以增加志願留營的比率。


二、募兵制的成本

主張徵兵制的人認為，訓練職業軍人原本就所費不貲，再加上募兵日益困難，必須相對提
高福利，才可能將優秀的人才留在軍中，人事成本勢必水漲船高。Bandow (1999) 則以為

，常備兵原本就役期較短，再加上留營率比職業軍人大為低落，因此，訓練的總成本（而
非單位成本）反而較高。

其實，兵役制度的選擇不應該只是侷限於訓練成本，而是要擴及社會成本，包括為了拖延
入伍而念研究所，或是為了逃避兵役而尋求移民、甚至於肢體自殘；根據經濟學者孫克難

(1992) 的研究，表面上看來公平的徵兵制，由於每個人的機會成本不同，反而造成役男
付出不等的兵賦。Bandow (1999)

甚至於認為，保國衛民的重責不應該讓十八歲的年輕人獨力去承擔；如果役男在民間有適
當的職業、或是深造，而且女性同儕可以往前衝刺，卻沒有理由要求他們放棄自我實現的

機會。我國目前對於役男出國申請的制度雖有鬆綁，然而，還是建立在將當兵與忠誠等同
的假設；與其平日為了確保公平而堅持徵兵制，不如讓役男在國家有難之際來決定去留與
忠貞。

三、募兵制的市場走向

Charles Moskos 認為光是以市場價值來評判兵役制度，不免會將公民軍隊的理想矮化為
經濟人，也就是說，在消費者主義、以及享樂主義至上的情況下，職業軍人可能將當兵當

作上班打卡領薪水的工作罷了，或者是學習技能的職業訓練所，頂多是海軍可以有機會搭
敦睦鑑周遊列國；如此一來，原本報效國家的神聖使命感全失，又如何仰賴他們誓死達成
捍衛國土的任務？

Bandow (1990a) 不以為然，軍人如何來看待自己的責任，除了與個人的價值觀有關、也與
整個社會的大環境息息相關，並非單純決定於市場機制，也不會因為採取徵兵制而改變；

事實上，就一個志業來看，軍人與醫師、教師、記者、或是企業家一般，也有其專業上的
標準與道德 (Janowitz, 1971; Huntington, 1957)，因此，有些人可能是為了就業的考
量而選擇當職業軍人，不過，也可以是為了實現自我而加入武官的行列。

四、以徵兵進行社會工程

不少贊成徵兵制的人認為，既然當兵是公民的義務，更希望透過嚴格的軍中生活，以社會
實驗的方式，將年輕人訓練成具有現代公民的意識、社會服務的責任感、以及道德觀，也

就是杜魯門 (Harry Truman) 所謂的「社會工程」(social engineering) (Moskos, 1993
, 1990; Bandow, 1990a)。Bandow (1999) 質疑，如果經過家庭、或是學校的長期教化，

都不能培養青少年的身為公民的價值觀，又如何期盼軍隊能在短短的役期改變他們？Vill
ard (1916) 也認為不要把軍隊訓練當作治療社會病痾的萬能丹。

在落後的國家，軍隊也許是社會中少數具有教育功能的機構；然而，台灣已有多元的教育
機制，沒有理由對軍方的功能作過度要求。況且，我們一向對於國軍的國民黨化深惡痛絕

，反對軍中灌輸的教條主義，豈有以新的一套政治正確來取而代之的道理？即使這套「正
確的」價值觀是由民選的政府來定奪，也難免將軍對政治化，這是不利民主鞏固的追求。

五、徵兵與領導者的軍旅經驗

也有人認為，在募兵制之下，文人的國家領導者沒有當兵的經驗，不了解軍中的特有文化
、或利益，甚至於對於國防事務缺乏興趣，可能產生文武決策者之間的鴻溝，因而主張徵
兵制 (Bandow, 1999)。

誠如先前所提，徵兵制的實施與國家是否參戰有高度相關，也就是說，在參加世界大戰、
或是獨立戰爭的國家裡頭 ，政治人物多有軍旅生涯，譬如美國的艾森豪總統、法國的戴

高樂；在拉丁美洲，軍校甚至於是總統的養成所 (Johnson, 1964: 4)。然而，戰爭畢竟
非常態，大多數國家認為沒有大張旗鼓徵兵的必要，政治人物當然沒有當兵的機會。事實

上，軍事經歷與政治歷練並沒有絕對關係，否則，以色列的梅爾夫人、甘地夫人無力節制
男人為主的軍方？

六、以徵兵打破軍方自成天地

與先前的主張相仿，有人期待以徵兵來打破職業軍人與世隔絕的傾向 ，防止軍方坐大、
甚至於發動政變 (Bandow, 1999; Maniruzzanman, 1987)。事實上，在民主國家裡，效忠

民選政府乃最基本的專業自我要求；這種對軍方的猜忌是不公平的，因為軍人的最高要求
是捍衛國家安全，而非政治的仲裁者。其實，軍人是否會干政與兵役制度沒有明顯的關聯

，因為即使採取徵兵制，高級將領還是出身職業軍人，常備兵（或預備軍官）又如何制衡
有異心的上級軍官？

在第三波民主化的過程中，文武關係若要成功地達成以文人政府來節制武將的目標，就要
思考如何讓軍方專注確保國家安全的職責，不要讓內部的政治分歧延伸到武裝部門 (Diam

ond & Plattner, 1996)。具體而言，軍方對於民主的最大貢獻是維持政治中立，如果我們
期待政治議題不要武力解決，政治力量就不應該剝奪軍方高貴的武德、以及獨特的傳統。

縱然採取徵兵制，軍官依然自成一體，並不能保證上下之間能相互影響；即使內部彼此水
乳交融，也不代表能成功地與外部的文人達成均衡。

七、徵兵制與軍方的社會組成

對於募兵制的最大挑戰是職業軍人的組成失衡，也就是說，出身貧寒階層、或是少數族群
的比率較大 (Young, 1982)，因此，可能會造成弱勢族群必須分攤較重的國家安全責任，

特別是戰爭期間如果為國捐驅，公平性會被質疑 (Bandow, 1999, 1990a; Glick, 2000)
。如果對於某個少數族群的成員來說，從軍為最佳的就業選項的話，尤其是社會經濟居於

弱勢者，有值得我們擔心的地方嗎？其實，對於窮人子弟來說，不管是就業、還是技能的
取得，投筆從戎可能是尋求社會上升 (upward mobility) 的唯一管道，尤其是在非戰爭時
期；如果進入戰爭狀態，大家犧牲的機率就沒有差異。

更值得討論的是軍隊的組成是否應該與族群百分比相符。戰後，由於國民黨政權移入，除
了將中華民國負載於台灣，更將所謂的「外省族群」安置於軍公教單位，加上「本省人」

多選擇安身立命於國家機器外的民間部門，因此，高級將領的族群比例嚴重不成比例 。不
容諱言，國民黨過去的用人政策，除了刻意擢昇家境清寒者以外，在三個本土族群之間，
也有錄用提攜的優先次序，難免令人有選擇性排斥的想像 。

事實上，如果只是單純的政治權力的分配，台灣的民主化就不用擔心「安定軍心」的問題
（陳水扁，2001：90-91）。然而，由於族群認同、政黨認同、以及國家／民族認同之間

一向高度契合 (converged)（施正鋒，1993），從國家安全的角度來看，自然要費心如何
化解「為何而戰、為誰而戰」的疑問。

主張徵兵的人會說，在多元族群國家裡頭，軍方正可以扮演「社會整合」(social integr
ation)、或是「民族塑造」(nation-building) 的角色 (Johnson, 1964: 71; Nordlinge

r, 1977: 37-39; Janowitz, 1971: 204)，也就是將不同族群的人置於實驗室般的軍隊生
活，或可從袍澤之情培養出跨越族群的共同體感覺，尤其是如果社會本來就有一道有形、

或無形的族群隔離之際 ，在不得不同心協力的任務過程，常備兵之間或可有機會增加接觸
。儘管如此，軍官之間的隔閡、或是軍官與士兵間的差異，並不會因為徵兵制的引入而舒
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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