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場演唱，茁壯生根

[su06el (草包雞.)]

‧台灣光華雜誌 2007/01/12

【文／張世倫】

近年來，一股崇尚現場演唱的風潮逐漸風行，樂迷們對於音樂的偏好，
不再侷限於錄音完美無瑕的現成CD，而更渴求在現場與眾人一同吶喊，
親身體驗原汁原味、未經修飾的音樂魔力。不管是「The Wall」或「女巫店」
這類live house的現場演唱，或「野台開唱」與「春天吶喊」
這種萬頭鑽動的大型音樂祭，如今都已經是台灣流行音樂場景的一環，
並帶動了嶄新的「體驗式」聆聽文化。


晚間九點的舞台上，3個有些歲數的人正在放聲高歌，「紅紅青春燒呀燒！
自己的歌唱呀唱！」地點是台北目前設備最好的live house「The Wall」，
樂團的名稱叫做「搖滾東方」。這群中年人在17年前是「東方快車」
合唱團的成員，曾經因這首名為〈紅紅青春〉的廣告歌而紅遍大街小巷。
但在那個古早的1980年代末期，很多搖滾迷普遍質疑他們是
「徒具樂團外表、缺乏現場功力的偶像團體」。在當年，那樣的質疑無從檢驗，
因為坊間既無常態性的表演場地，大型演唱會除了指標性的歌手如羅大佑外，
則幾乎完全不存在光陰如逝，只見如今年華不再的他們，在台上唱的異常賣力，
彷彿直到現在，才有機會出一口氣。



老樂團努力緬懷青春的尾巴，新樂團則是前仆後繼，
搶攻台灣各地的live house舞台。這些表演場地，提供了獨立樂團成長茁壯、
培養樂迷的機會，並且是近年來「獨立音樂」與「樂團現象」崛起背後的重要因素。




現場魅力

文化評論人何東洪認為，台灣過去對於音樂市場的想像，
常只侷限在專輯銷售量的單一指標上；2000年前後，現場演唱文化興起，
才讓人們正視live house、音樂祭、樂器行、練團室、錄音室的重要性。
「在國外，這些機制不但是音樂產業鏈的重要環節，更是音樂文化能否多樣化的關鍵。」


台灣過往的歌手養成過程，常是唱片公司發掘到「賣相良好」的新人後，
便努力用廣告、MV，或花邊緋聞等宣傳手段，以期在最短時間內將歌手捧成
唱片公司設定好的制式化明星，好在發片宣傳期內衝刺銷售量。
但這對音樂文化來說，並非正常的「順序」。


在國外，歌手或樂團在被挖掘前，通常必須在live house等各類表演場地裡，
經過長時間的琢磨鍛鍊，增強其演唱實力與表演台風後，才有闖出頭的機會。
「live house與音樂祭的存在，就像是音樂文化的『根』，極其重要！」
何東洪如此強調。


究竟是什麼樣的魅力，讓現在許多人對「聽現場」這檔事趨之若鶩？
樂評人翁嘉銘認為如今科技進步，音樂的載體變多，
但CD、mp3，與手機鈴聲等雖然方便，卻也都是冰冷的。
他感性地說，「人們終究害怕寂寞，想在人群裡尋找溫暖，
並體會那種流汗、激動的現場感，藉此確認自己在這世界上並不孤獨。」


在現場表演裡，每一次歌者的狀態、場地的氛圍，乃至觀眾的反應，
都必然有所不同；每一個現場表演，因此都是無法被複製的「一次性經驗」
，形成與聽唱片截然不同的「體驗式」聆聽文化。
近年來，胡德夫、張懸，及蘇打綠三組音樂人，都是經歷了大量的現場表演，
累積了無數觀眾後，才成功地從非主流「反攻」主流市場，而蔚為美談。





音樂祭典

台灣目前有4個主題迥異、風格不同、觀眾群也不盡重疊的大型音樂祭，
從每年初春到盛秋接連舉辦，分別是「春天吶喊」、「海洋音樂祭」、
「野台開唱」，及「流浪之歌音樂節」，被公認為台灣「4大音樂祭」。


1995年春天，Jimi與Wade兩個玩團的美國老外一時興起，
在墾丁海灘以DIY方式舉辦「春天吶喊」，這個「同樂會」性質強烈的活動，
原意是讓樂團界的友人們，能在大海與陽光的伴隨下放鬆心情、暢快表演。
「春天吶喊」沒有政府財團贊助，主要收入來自一千多元上下的門票，
因陋就簡下，器材與表演都不是最頂尖的，卻有著難以取代的隨性感。


7月盛夏時分，台北縣貢寮海灘則有「海洋音樂祭」，
這個自2000年開始舉辦的音樂祭，最早是由台北縣政府與獨立音樂廠牌
「角頭音樂」共同發起，近年來規模與參加觀眾都不斷擴大，
是台灣4大音樂祭中知名度最高的。如今已頗有知名度的樂團如
Tizzy Bac、旺福、圖騰和歌手張懸等，都曾是海洋音樂祭的「畢業生」。


與「海洋音樂祭」相對的，則是7月底的「野台開唱」，
主辦者為「閃靈」樂團團長Freddy所領導的音樂團隊「TRA」，
最早始於1995年的北部大專院校音樂社團的搖滾活動，
近年來這個為期3天、參與樂團逾百、觀眾人數上萬的售票活動，
儼然成為每年度台灣樂團文化的總體檢，甚至有遠從香港、
日本等地慕名而來的朝聖者。



時序進入晚秋，10月初由「大大樹音樂圖像」所舉辦的「流浪之歌音樂節」，
參與觀眾的年齡群普遍較高，活動也較為知性，主要以世界各地的民族音樂風格為主，
輔以全球各地弱勢族群所面臨的重要議題如遷徙、土地、國界等，
希冀讓音樂祭不只是聆聽音樂的場合，更能讓聽眾藉此反思世界上不同文化的
人們所面臨的各種議題。



在這4大音樂祭的多年深耕下，音樂祭風潮已在台灣風行起來。
近2年間，連主流唱片業者都搶搭這股列車，跟進舉辦「台客搖滾嘉年華」
與「簡單生活節」，票房不惡。有些人因此將2006年稱為「音樂祭元年」，
並認為台灣是華語世界音樂祭文化的領導者。




Live House文化


假如音樂祭像是推廣各國非主流電影的金馬國際影展，那麼平時進行扎根推廣的
live house，就像是專門放映藝術電影的戲院了。這類空間，
讓醉心於創作的音樂人，有平時能夠表演的空間，而不至於孤芳自賞、
閉門造車，或只能把希望寄託在唱片公司的青睞上。


目前在台北地區，有越來越多的表演場所以live house自居，
主要集中在台大附近的公館區域，指標性的4家店是年輕樂團為主的
「The Wall」、藝文圈人士愛造訪的「地下社會」、
以民謠演出為主的「女巫店」，以及中生代音樂人時常表演的「河岸留言」。
而全台各地，目前這類表演場地已有二十多家，成為許多創作藝人磨練膽識、
訓練台風，增強表演經驗的基地。


live house雖然有如雨後春筍不斷出現，並成為許多樂迷鍾愛的場所，
但在過時的法令規定下，這類藝文表演空間卻被執法單位劃歸為
「餐飲店業」或「飲酒店業」，而飽受警方以臨檢特種行業的方式不斷騷擾。
有鑑於此，近年來業者也集結起來，希望政府正視live house對音樂文化的正面貢獻，
並希冀這種妾身不明的狀態能夠解決。





唱自己的歌

就像在金馬國際影展引起搶票風潮的藝術片，未必總會在商業院線票房長紅，
熱鬧滾滾的免費音樂祭雖然開發了潛在觀眾，但這股熱潮並未完全轉嫁到每
天都要開門營業、需自負盈虧的live house上。樂評人翁嘉銘便指出，
政府單位應該減少舉辦免費音樂祭，「不要急著與民爭利，搶著收割；
應該先讓民間業者把音樂祭與live house的商業市場開發出來，
對音樂產業才有長遠的實質助益。」


2006年12月3日，主流唱片業者與統一企業合作、耗資3,000萬元在台北華山
藝文特區舉辦「簡單生活節」，將流行音樂與中產階級追求的雅痞口味結合，
結果湧進上萬人潮，票房收入可觀。但活動中將國外風行的「樂活」精神，
簡化為刺激購物的消費美學，也遭致不少批評。


純屬巧合的是，同一個時間裡，一群年輕的樂團人卻以完全獨立自主的方式，
跑到偏遠的金瓜石山上的廢棄銅加工廠裡，以七萬多元的經費舉辦了名為
「山丘節」的免費音樂祭，形成另一種讓音樂回歸「簡單」的主張。



彷彿是冥冥之中的呼應，12月3日在台灣流行音樂史上，
其實是個意義非凡的大日子。1976年的這一天，當時正在淡江大學唸書
的學生歌手李雙澤，在學校的表演舞台上將象徵外來文化的可口可樂瓶當場摔碎，
然後大聲呼籲「我們要唱自己的歌！」自此揭開了民歌運動的序幕。
30年後的今天，生澀中帶著無畏神情的年輕歌手們，終於有機會在各式各樣的
live house與音樂祭裡，自在地面對台下聽眾，努力唱出自己的歌，
台灣的音樂花朵，也唯有在如此沃土下，才可能華美堅實、可長可久。



【本文出自《台灣光華雜誌》一月號】




來源:http://0rz.tw/4b2kv  ,   http://0rz.tw/542k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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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台灣好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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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justgogogo:恩 是我搞錯了X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