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 toiletmei:倒數第二段，「游魂」應為「遊魂」 11/10 21:45
【文／王德威】
公元第四世紀中葉某年冬日，江南大雪。雪停之後，東晉氏族張容收到友人王羲之問候的
短簡：
羲之頓首，快雪時晴，佳。想安善，未果為結。力不次，王羲之頓首。
王羲之是書法大家，短短二十四字寫來筆意酣暢，揮灑自如。正因為是乘興為之，益發顯
示其人的真情流露。這封短簡流傳下來，世稱〈快雪時晴帖〉，歷經各個朝代的收藏，到
了清代乾隆皇帝的手上，已經貴為「三希堂」三件珍品之一。民國之後，〈快雪時晴帖〉
離開帝王家，幾經輾轉，如今成為台北故宮博物院鎮館之寶。
〈快雪時晴帖〉的收藏史觸動了編劇家施如芳女士，因寫出京劇劇本《快雪時晴》。全劇
的焦點正是書聖的這二十四個字——外加摹本的「山陰張侯」四字——如何經過一千六百
年時空洗禮，落籍台灣的經過。施如芳大膽利用劇場時空轉換的元素，以五個場次處理《
快雪時晴帖》在東晉、大唐、南宋、大清、「中華民國在台灣」的不同命運。一封偶然興
起的問候書簡，婉轉串連出歷史變遷的滄桑。戲中的書帖在園囿，在陵寢，在青樓，在皇
宮，在博物館中，被把玩、被埋葬、被談論，被觀賞，終引發歌詠者「看千帆過盡，水月
何曾有盈虧的」的感嘆。
但這齣劇也不乏現實寄託。〈快雪時晴帖〉只是一件書法文物，它的意義畢竟需要人為的
演繹引申。就此施如芳凸顯的是〈快雪時晴帖〉的原收信人，張容。張容是此劇不折不扣
的「靈魂」人物，他甚至是以鬼魂的形態穿梭全戲多半的時空場次。王羲之與張容平生知
己，兩人的家族都來自北方，也都在五胡亂華、晉室南渡後，遷至山陰（浙江紹興）。時
光流逝，王羲之一族已有落地生根的打算，張容的思鄉之情卻未嘗稍減。短信的關鍵是王
羲之稱呼張容為「山陰」張侯，而非張的原籍，「清河」張侯。這讓僑寓江左、心懷故土
的老友，情何以堪？
施如芳故事新編的用意，至此呼之欲出。張容一心北伐，畢竟壯志未酬。劇作家安排他的
一縷幽魂漂泊在不同的時間點上，見證改朝換代的暴烈，故國和正統的虛妄。而張容最後
的落腳點竟是台灣。我們知道台灣在歷史的轉折點上，曾經同時接納了移民與遺民。在不
歸與回歸之間，一向存有微妙的緊張性。談「花果飄零」的悵惘，或是「靈根自植」的期
許，台灣所經驗的兩難，正是古已有之，於今為烈。
施如芳的劇本以一件文物的流浪始，以魂兮歸來的詠唱終。借物喻人，舉重若輕，的確可
記一功。國光京劇團這些年來曾經推出多齣好戲，但以歷史眼光的擴展，抒情詩意的召喚
來看，《快雪時晴》均是上乘之作。此前的《閻羅夢》也有類似穿越不同時光生命的佈局
，但是《快雪時晴》的題材顯然更讓觀眾發出心有戚戚焉的聯想。有意無意間，施如芳觸
及了中國文化史中的重要命題：「南渡」。而她希望從藝術媒介——不論是書法還是戲劇
——找尋救贖的形式。從東晉到台灣，從南宋到明清，她所觀照的問題如此之大，以至於
在找尋答案時每有力不從心之處。即便如此，《快雪時晴》已經為京劇本身南渡的意義，
找到新的起點。
＊
哲學大師馮友蘭在抗戰期間曾有「南渡論」的說法。馮認為中國歷史上東晉、南宋、南明
皆因異族入侵，南遷偏安，且均未能北返，唯賴有志之士另起爐灶，延續漢族文明。準此
，國民政府領導的八年抗戰是馮所謂第四次南渡，終能「貞下起元」，一舉成功。從國民
黨的立場來看，馮友蘭的結論下得太早，因為抗戰勝利後的四年內，這個政權又被迫南渡
，跨海到了台灣。一甲子倏忽已過，北望彼岸的中國生意興隆，台灣領導人迫不及待另找
商標。所謂南渡，又如之何？
施如芳看到了南渡在歷史所產生的亂離與創痛，也同時看到了南渡為歷史所帶來的新意與
轉機。別的不說，《快雪時晴》所標榜的書法美學正是晉室南來後的文化結晶之一。相對
於北方沉重的碑碣傳統，書法輕盈曼妙、水墨潤澤，無不反映南方鍾靈毓秀的山水與妍秀
優雅的人文氣息。然而施如芳和她的劇中人都明白，這樣精緻的文化若沒有歷史意識積澱
，終將顯得輕薄。王羲之的〈快雪時晴帖〉寫得意興飛揚，但他也寫過〈喪亂帖〉——那
是右軍在得悉北方祖墳因為連年兵亂、毀壞殆盡後，疾筆寫下的書帖，字跡的沉鬱紛雜，
恰與〈快雪時晴帖〉形成對話。
《快雪時晴》的戲劇張力即在於書法顯示的這兩種南渡意識中。全劇其實有兩個主角，一
為無家國可歸的張容魂魄，另一為從未出場的王羲之。張容不以王羲之落籍山陰為然，他
苦苦上下求索，但歸鄉之路何其迢遠。他是京劇裡少見的存在主義式的人物，不，游魂。
王羲之雖然從未現身，但他〈快雪時晴帖〉的字跡無所不在，那帖上「想安善」的問候似
乎應和千古的迴聲越發顯得蕩氣回腸。全劇的高潮在於張容終於體悟：王羲之「隨遇」也
「隨寓」而安的意態是他解脫的開始，也是他藝術成就的突破點。於是歌詠者唱出：
飄飄何所似？
或沉重，或輕盈，
飛入大化中，
形骸落盡見從容。
相對於歷史改朝換代，出將入相的「大敘述」，劇作家意在點出藝術以其線條造像、音律
色彩，得以抽離人世的悲歡喪亂，賦予有情意義。而這樣的藝術又是有深厚的倫理關懷為
底蘊的。王羲之與張容藉短柬互動，一個瀟灑溫潤，一個擇善固執，豈不為那充滿危疑動
盪的南朝，留下了最足回味吉光片羽？這樣的人情之美，求諸今日，何可復得？順著這一
脈絡，施如芳又敷衍了數條劇情支線，包括虎狼兩國交兵，兄弟鬩牆，妻離子散，生靈塗
炭等等。她的底線應該是對任何堂而皇之的政治大話的批判，對民間日常生活的珍惜，對
南渡——尤其是一九四九的大遷徙——情境的反思。
【詳見276期《聯合文學》十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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